19、“格廷根七君子” 格林兄弟所发生的事情以“格廷根七君子”事件而载入了史册。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王国宣布建立格廷根所归属的汉诺威邦与大不列颠合 并。1830 年,威廉四世做了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汉诺威联合体的国王。 19 世纪在德国各邦广泛开展了争取宪法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国王于1833 年批准了汉诺威宪法。这事实上意味着核准了不再保护国王专断和绝对权力的法律, 并且在君主和臣民之间建立了法律关系。人民完全不依赖于一个人的统治。国王也 应当遵守制定出来的法律的原则。可是1837 年6 月20 日威廉四世逝世,并且没 有指定合法继承人。随着国王的去世,大不列颠和汉诺威的合并也就终止了。威廉 四世的弟弟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做了汉诺威的国王。 新的、专横的统治者根本不考虑他哥哥在全国所确立的宪法自由。国家职员, 其中包括格廷根大学教授,当然也有格林兄弟,宣誓效忠宪法,国王对此不感兴趣。 他于他哥哥死去一周以后来到汉诺威,不愿意进行宣誓。相反,却延期召开根据宪 法所选出的代表大会。国王——大家了解他的性格是毫不受拘束的——的行为触犯 了大家。7 月初,仅仅一周以后,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发布命令,在命令中宣布: 在他看来,对于国王来说,宪法是不必要的。他还命令垂询民意,以了解修改现行 宪法或者恢复旧宪法的可能性。他以他所固有的狡猾的手法宣称:“朕相信汉诺威 人民依然热爱并忠于自己之君主,朕亦相信,朕所亲爱之臣民将以平静和对朕之善 良愿望抱充分信赖态度期待朕就上述问题之垂询,并将坚信,垂询之时,朕当顾及 共同之幸福与繁荣。”爱恩斯特·奥古斯特所称呼的是“臣民”,而不是国家的公 民。负有维护宪法使命的大臣们无所作为。他们没有予以反对,而采取了沉默态度, 从而牢固地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而且他们曾经宣布,国王有权取消宣誓。在这种情 况下,还谈什么维护宪法?国王预先得到了顺从他的人们的支持,这些人证实,1833 年制定的宪法好像是不合法的。尽管社会舆论表示愤怒,而且普鲁士和奥地利发出 了警告,但是1837 年1 月1 日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废除了1833 年宪法,并强令 实行对他更有利的1819 年宪法。职员们都没有宣誓。 这显然是君主破坏了法制。他当时讲的话是甜蜜的,可是这里包藏着欺骗和奸 诈:“忠顺于朕之臣民可以深信,朕对臣民之情即父亲对子女之情。”与此同时, 他明确而又严厉地宣称:“朕既然否认宪法于朕之可行与必要,故朕断然不可与依 照此法所选之代表举行谈判。是故,朕以为解散代表大会并宣布1833 年国家宪法 从此停止生效,乃朕之责任。”真是大失所望! 社会舆论为之哗然,难道国王有权取消人们对上帝的宣誓吗?愤怒的气氛也笼 罩了为学生讲授法学课的格廷根大学。正是在那里“大家都特别尖锐地认识和感觉 到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善和恶”。学生要求老师们以实际行动维护他们经常向他们讲 授的原则。 雅科布·格林为发生的事情所激愤,他写道:“公法教师和政治教师应当从自 己的信仰和科学研究的最纯粹的源泉中获得社会生活的原则;历史教师应当不惮其 烦地说明宪法和政府对于人民的幸福和痛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哲学教师经常研 究那些创作非常有趣的古代统治者故事的古典作家,他们应当以历史上的实例证明, 人民自由和压迫人民对于诗学的发展,甚至对语言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 于渴望揭开宗教和自然界秘密的神学,甚至医学,应当促进青年人对于神圣的、纯 朴和真正的事物的要求和向往,这是毋庸赘言的。因此,可以想象,听到废除国家 宪法的消息后,大学的震惊多么巨大。”于是雅科布·格林要求科学不仅教给人真 理,而且在必要时还应捍卫现实生活中的真理。否则,何以面对认真听课的学生! 要知道青年人能够特别敏锐地感觉到违法行为,能够正确地判断,他们的教授是否 愿望同新政权合作,或者他们漂亮的言论是否能付诸行动。 那么教授们是怎样表现的呢?当然,国王破坏法律,他们对此都是不满意的。 有几个年老体衰的人到底不愿望使自已经受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另一些人则表现出 完全冷漠的态度,而且只是关心个人的利益。也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失宠于国王 是难以忍受的不幸”。当然,这些卑躬屈膝的人们为了证实自己沉默的正确,向他 的同事们列举各种各样的虚伪的理由,有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的不 是整个国家,而是应当关心大学的威望。 不过大多数教师十分清楚,大学处于十字路口:要么屈从于国王的操纵,要么 理直气壮地起来反抗。总之,教授们的意见不一致,虽然在废除宪法的头几周“那 些愤怒而又羞愧得面红耳赤的人们,即那些要遵守誓言而不愿违背誓言的人们的意 见占优势”。 但是后来,许多教师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而另一些人则完全胆怯了。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几个人决定坚持完成自己的义务,不顾个人利益,忠于自己的原则。当 官吏们都在保持沉默的时候,七教授决心采取大胆行动——对国王的行为表示不满。 或者,像雅科布·格林所说:“在这个折磨人的、经过反复讨论而且持续下来的局 势中,几个保持着自制力的人终于决心冲破这个好像冰层一样漫无限制而且可耻地 笼罩着全国的沉默的僵局。”1837 年11 月18 日,七教授的抗议信送给了大学 国王监督委员会。学校的七大学者彼此各自得出确信的结论,法律应当依然是法律。 抗议信的作者非常明确地表示,国王废除1833 年宪法,犯有破坏宪法罪。签字人 不能允许根本法在强压下取消。他们写道:“而且,您的义务是公开宣布,今后将 始终不渝地遵守对国家宪法的誓言。”他们坚决宣称,不只他们的科学成就,而且 还有他们自己、他们本人,在学生的眼里是白璧无瑕的,学生始终信任他们,只能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够教育青年。如果他们(教授们)是作为异常轻率地背叛自 己誓言的人出现在青年学生面前,那么他们的劳动将是无益的。 那些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信念正确的人都是哪些人呢?这就是历史学家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达利曼,法学家威廉·埃杜阿尔德·阿利勃列赫特,雅 科布·格林,威廉·格林,文学研究家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盖尔维努斯,东方 学家格奥尔格·根利希·埃瓦利德和物理学家威廉·埃杜阿尔德·维勃——“格廷 根七君子”。 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公开回答国王?对于专横为什么不能提出抗议? 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不能警告君主,杜绝他准备作出的非正义行为呢? 历史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向国王说明真理,有时会带来好处。当然,教授们知道, 历史上也有另外的情况,有时,而且相当经常,真理的捍卫者遭受到残酷的惩罚。 但是,教授们引以自慰的是,虽然那些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不得不遭受痛苦,而他 们的名字却永远会活在后代的心里。 怒气冲冲的国王来到离格廷根不远的一个供打猎的城寨罗坚基尔亨,以便从这 里去开导那些难于驯服的教授们,并且“用对待不受赏识的属下的一切手段回击提 出抗议的人”。对于那些虽然没有签署抗议书,但是同情他们的人也施以种种压力。 那些签署抗议书的人们应当到负责调查这一案件的委员会受审。七个敢于反抗的教 授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签名。12 月11 日在给大学监督委员会的信里,他们 又一次证明了这一事实:“我们毫不隐瞒,相反,我们使我们的亲人、朋友和同事 们都相信,我们基于法律完成了我们最后的唯一的一步。”如果力量在国王一边, 法律又算什么?就在当天,1837 年12 月11 日,国王下达了命令:“抗议书之 作者宣称不臣服于朕,不臣服于其合法之国王与主宰。上述诸教授似全然不懂,朕 乃唯一之主宰,且就职宣誓一事唯与朕有关,而无关他人。唯朕具有全部抑或部分 免除宣誓之权利,该等以其声明彻底断绝至今与朕所存在之君臣关系;据此,该等 离开所委其格廷根大学国家教席之职位,当可视为必然之后果。据朕所负神圣职责 之天命,不允许忠于上述原则者继续占据所委其极负盛望之教授席位,故朕有充分 理由担心其逐渐而不遗余力地破坏国家之基础。”国王不得不一方面想起了“天命”, 以便掩盖其个人专断,另一方面故作姿态,似乎七教授的抗议书使国家的基础受到 了威胁。国王和国家是统一的。对于爱恩斯特·奥古斯特来说“朕即国家”也是不 容置疑的。 12 月12 日,又继续发布了命令:以下停职之教授,即以达利曼、雅科布· 格林与盖尔维努斯为主谋者,应于接到解职通知书之后3 日内离开汉诺威王国。倘 被放逐者违反此期限,据法律严格规定则有被追捕之危险,并必将其“置于王国之 某地”。其他被解职之教席:阿利勃列赫特、威廉·格林、埃瓦利德与维勃——倘 “其表现绝对安分”,准继续留居格廷根。 雅科布已经53 岁,威廉52 岁,当他们参加抗议之后,立刻失去了一切: 地位、工作和生活费用,并且成了被驱逐者。敬爱的教授在这样的年龄没有任 何人的支使和强迫,只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竟遭此横祸,真是难以设想。而没 有财产的人,在这样的年龄很难找到新的生活出路。况且威廉已有家室,而雅科布 没有学术研究工作是不能生活的。于是家庭,心爱的工作——一切都受到了打击。 格林兄弟以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向同时代人和后代人表明,他们不是脱离实际生 活的学者,他们研究严格的科学,并没有置身于社会生活现象之外。他们已经年逾 五旬,竟以自己的地位相许,这种勇敢献身精神是值得尊敬的。“格廷根七君子” 的抗议在当时德国学术界的史册上是一起光辉的事件,而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却成 了一个可耻的人物。 “格廷根七君子”充满了为法律观念献身的决心,此外,他们无所顾及。 达利曼代表全体被解职人员对学生所作的告别演说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刚刚 接到国王陛下解除我的职务的通知,因此我必须停止授课。如果诸位学生对我真正 怀有热爱之情——你们曾经常令人感动地证明了这种热爱之情,——那么我请你们 安静地散开并遵守法制,而且以此来证明你们非常珍重我在你们中间还要度过的几 天。”达利曼起初想在萨克森找一个栖身之地。盖尔维努斯前往达姆施塔特。 雅科布·格林为了避免已在威胁他的监禁,也决定在规定的期限之内离开这个 国家。他来到了自己的故乡卡塞尔。他的兄弟路德维希·埃米尔住在这里,在这里, 他可以暂且栖身。 1837 年12 月17 日,离圣诞节没有几天,一辆马车离开了格廷根。达利曼 也坐这一辆车。教授们只随身带了最必需的东西。大学生的同情是在被驱逐者一边 的,他们本想为离去的教授欣然送行。可是所有的马车主人在这几天被禁止把马车 出租给学生。于是有几百名学生冒着冬季的严寒,在老师们临行的前夜,已经沿着 通往边境的道路慢慢地走了。黑森的侯爵领地离汉诺威王国不远,贝拉河形成了两 国之间的天然国境线。大学生们就在贝拉河桥上等候教授们的到来。将近中午才看 到了马车。守信的学生们以宏亮的欢呼声迎接自己的老师们。青年人们卸下了马, 他们亲自把马车和坐在车上的老师们拉到边界。他们发表演说,投掷花束,高唱爱 国歌曲——颂扬大家的共同祖国。教授又一次感受到了表示感激和爱戴的力量。分 手的时间终于到了,精神振奋的大学生们泰然自若地踏上了归途——向格廷根走去。 马车继续进发。车上坐着两位教授。 雅科布,一方面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赢得了 人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感到痛心:他又回到了8 年前的住地,正是在那里他成 为侯爵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一个出版过《古代德国法律》的人,而自己却没有任 何法律保护。他不是作为“七品文官”或者额内教授,而是作为被驱逐者回到了坐 落在别列维尤大街上的家。“跟先生握手,他是一个逃难的,”当他越过国境的时 候,一个老太婆对自己的孙子说。当他回到家里,才明白,政府当局完全不愿意在 故乡接待他:为了他而招来汉诺威国王的愤怒值得吗? 对于那些失去职位的、被驱逐的教授来说,唯一的安慰是:他们的行为在所谓 臣民当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得到了同情。在德国广大范围内,对于当局行为的 不满意情绪发展起来了——“德国人民的政治良心已经觉醒”。 在格林兄弟这一国难的时期,他们的亲密朋友是和他们在一起的。雅科布来到 卡塞尔之后,想向他表达自己同情态度的人们马上就来找他。国外的朋友们也都表 示了支持。例如,莫伊泽巴赫从巴黎给威廉一家写信说:“我不能耽搁了,我想向 你们大家表示自己最热烈的、最亲切的、最真诚的同情。 在生活中无论发生任何情况,请你们信赖我的忠诚、爱戴和尊敬。如果你们, 我的亲爱的被驱逐者们,能够在我这里过圣诞节就好了!我会为您的孩子们点燃我 刚刚点缀好的圣诞树上的蜡烛。”当然,这种同情和了解帮助格林兄弟度过了这个 困难时期。但是,对于被解职的教授来说,某些身居高位的、在公众面前对汉诺威 国王的行为进行谴责的人的支持并非是不重要的。例如,萨克森国王发表声明,全 体七位教授是他的王国所期待的客人。在德国许多城市,像莱比锡、柏林、耶拿、 马尔堡,出现了“格廷根协会”。为了支持七教授开始募捐。雅科布是不是接受这 些协会的钱呢?开始,当达利曼还没有给他写信,告诉他不应当拒绝“为了不辜负 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真诚的、善意的同情”之前,他感到犹豫不决。达利曼继续 写道:“在德国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每一个参加我们事业的人,为此会感到自 己与我们亲近多了。”在卡塞尔,在亲弟弟家里,雅科布企图在书桌上找到安慰。 但是他的思想混乱了,很难集中起来,其实雅科布具有难以置信的集中注意力的能 力和控制自己的本领。他知道:朋友们的热情很快会过去,以后,新的事件和新的 问题将会把“格廷根七君子”的事件推到一边。前途未卜。威廉暂时还留在格廷根。 由于国王的“开恩”,他没有被驱逐出国,而且他也不需要急急忙忙地把家庭、什 物、家具和书籍聚集在一起。在格廷根,威廉和他哥哥一样,经常感到朋友们的关 怀和注意。研究加尔茨方言的神学家格奥尔基·舒尔茨曾写道:“我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帮助您,这事使我非常痛心。请不要认为没有在汉诺威王国为您组织募捐就是 对您漠不关心,监狱不是住人的最好的地方,而君主是永远正确的,因为他永远能 够借助刺刀证明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话指的是汉诺威国王。 还有这样一件事:威廉的儿子,8 岁的鲁多利弗·格林在格廷根跟一个改良主 义的教师学习。这样的教师是完全依靠给学生授课的报酬生活的。可是当小鲁多利 弗把父母给的应缴的马克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却亲自来到了教授家里,并且说,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接受这些钱。多尔特亨·格林把手伸给他说:“教师先生, 我们非常高兴,您是信任我们的。”“太太,我对你们的友谊至死不变!”老师答 道。这不是漂亮话,这是感激教授们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义务摆在个人 幸福之上。 几个礼拜过去了,而威廉仍然不清楚他今后怎么办。只有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 的朋友们的善意的同情使他产生了信心和希望。积极赞成和支持的热潮不只是表现 在某一个城市和某一个邦,而是遍及德国所有的邦。 1838 年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在社会舆论的鼓舞之下,威廉写道:“我感到这 个时期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从未想到过的爱和真挚 ;这一点在我的心里将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出现真正的 信念,而且我所了解的一切好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我痛恨的东西。”威廉怀着浪漫主 义情绪痛苦地感受到了同粗暴的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后果。他所不理解的是,怎么 能够只是因为他反对一个破坏法律的人,就这样把他和他的全家抛在街头!应当说, 统治者们的倒行逆施并不非常使雅科布感到惊讶。因为在以前,当他担任黑森驻巴 黎和维也纳的外交代表团秘书的时候,就多次看到老奸巨猾的政客们所施的狡诈的 伎俩。所以雅科布想描述所感受的一切,好像这就能够卸下这个重荷并开始探索未 来的道路似的。于是就出现了他在几天之内写成的文献性纪实《谈谈我的解职》, 他在这里准确如实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在书面叙述之前引用了《尼伯龙根之 歌》中的一句话:“宣誓又怎么样呢?”雅科布强调指出,他本想非常高兴地在 “不断地为科学服务”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同时他也表示遗憾,由于同有势力的 人物发生磨擦和冲突,“他的生活道路不止一次遇到障碍”。他写道:“只是在当 局强迫我熄灭我心中的火光,并且强迫在新的地方把它点燃起来的时候,我才引起 当局的注意。 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任何一个政府,任何时候,都没有给过我或者我的弟弟以 支持或奖励:至于说到支持,有时我感到需要,而奖励,则从来没有过。 这种独立的处境把我锻炼得坚强了。”在这里有必要引用关于他解职纪实中的 几句话,因为这些话说明雅科布不但是一个出色的掌握了语言的人,而且也是一个 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他写道:“雷电的打击震惊了我安静的住所,激动 了许多人的心。这是什么呢——是普通人的怜悯心,还是由于这种打击波及越来越 远,在许多人的心里产生了对于他们本人生活的危险感?不是正义的行为,而一种 暴力强迫我离开了那个我曾被邀请去并且在那里度过了8 年以及忠诚地为其克尽职 守的国家……世界上到处都有能够公正地思考并教给别人以正义的人,但是只要一 到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作了疑惑和胆怯的俘虏并且向后倒退。他们的疑惑好像大道 上长出来的杂草;如果有人把它拔掉,那么过不了多久,它又重新长满了所有的地 段……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来到我孤僻的住处,破门而入,然后又把我抛到街 头?全部原因在于我不愿意违背邀请我并且接待我的那个国家所赋予我的义务:当 有人强迫我去做那种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违反誓言,而是毫不犹豫地听 从自己良心的感召。一种从前我既不关心,也不曾思考的东西,突然引起了我的兴 趣,并且以确定不移的必然的力量吸引了我。好像一个平静的散步的人突然听到打 架人的呼救声,急忙跑到他们跟前一样,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参加社会事业的 人,而且一步也不能从这里后退。”雅科布以下述自白结束了自己的纪实:“现在 我把我的思想和行为公诸于世。我没有考虑这个纪实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果这 篇文稿能够传给下一代,那么就让他们读一读由我这颗早已冷却的心所写的东西吧。 然而,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为我所作的一切而感到高兴,而且如果我所作的某些 工作能够在我死后还继续存在,那对我就是巨大的安慰,这些工作因此不但毫无所 失,而且只有得到好处。”雅科布并不愿把自己被解职和被驱逐的历史纪实束之高 阁,社会公众应当了解他的自白。他不需要读者的掌声,他只是想“开诚布公和毫 不虚假地”说明自己的行为,并且认为它不仅对于各大学的历史,而且对于整个历 史都是有意义的。很快,雅科布又遇到了另外的困难:在德国任何一个邦要把他那 篇一个字也不愿改动的手稿印刷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之前,其他几位被解职的格廷根大学教授达利曼、阿利勃列赫特、埃瓦利 德也决定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达利曼的文章《关于我们的相互了解》, 萨克森的书报检查官不敢说一个“是”字,就把它转到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从 这里又把稿子送到内政部,然后又送到公共事务部。 推说由德国各邦联盟决定,根据这些决定,“手稿侮辱了德国各邦宪法和行政 当局,不宜发表”。“检查机关让我跑得好苦啊!”雅科布抱怨说。达利曼对雅科 布的稿子非常感兴趣,他虽然对这一措施能否成功也感到疑惑,但还是决定把它交 给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可是很快,他不得不通知自己的同事:“亲爱的朋友,从 附件您可以看出,检查机关处理您的稿子多么糟糕;我刚刚把它拿了回来,把解决 这类事件的权力交给如此低能和具有如此卑贱性格的人,实在可悲。”也许,可以 试试在德国其他邦发表这个稿子,哪怕在符腾堡也好。也许,那里的检查官不那么 严厉?终于手稿在瑞士和巴塞尔付印了,并于1838 年问世。雅科布和他的朋友们 期望,如果这个薄薄的小册子有几本落到南部德国,从那里再转到北方就好了。后 来,这个小册子真的在莱比锡、汉堡、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城市出现了。 在格廷根,开始,当局要求购买者把书都交出来,后来终于允许不交书,但有 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写一个由本人签字的特殊声明。政府当局想用这个办法把可 能的“国家敌人”暴露出来。可是谁敢走这一步呢? 在经受过这一件事之后,格林兄弟想休息休息,超脱这些事情。于是,于1838 年夏天雅科布就到法国去了,途中拜访了当时在巴德—基辛根疗养区休养的达利曼 夫妇。他曾到过法国许多古城——符次堡、巴姆堡、埃兰根、纽伦堡、菲尔特。他 坐着驿车,沿途的河谷、森林、牧场使他悦目怡神,这给了他以安慰,使他有了精 神和力量,在他的心灵上逐渐恢复了平静。当他同朋友和学者相遇的时候,到处都 感到所表现出来的友好感情。在旅行期间,他研究了法国的建筑术,拜谒了阿尔布 里希特·度勒墓。还是在1805 年第一次到巴黎旅行的时候,他就曾表示非常喜欢 纽伦堡的艺术家。在这里,在纽伦堡一种崭新的东西——在这之前不久,即1835 年通车的纽伦堡——菲尔特铁路在等待着这位旅行者。而雅科布,当然享用了这一 时代的最伟大的发明。 1838 年6 月他给弟弟威廉写信说:“午饭过后,我坐上了去菲尔特的火车, 10 至12 分钟就可以抵达。这是一个与旧纽伦堡迥然不同的新的繁华城市。 它在各方面都显得优越,我累了,在等待回去的火车的时候,我在菲尔特附近 的一个桦树林里休息了一刻钟。在火车上,车轮发出轰隆隆和咚咚咚的声音,走得 非常之快。”旅行结束之后,雅科布回到了卡塞尔,来到了路德维希·埃米尔的家。 现在应当考虑一下,他和威廉一起在什么地方定居下来。威廉的孩子们需要上 中学,科学工作需要图书馆。他们在卡塞尔见面了,这里有很多熟人,而且大自然 也好像是亲切的、如意的。威廉和多尔特亨一起来了。他们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就 来到了墓地。在格林母亲坟的墓石上早已爬满了匍行植物,布满了青苔,并且由于 风雨的侵蚀,墓石已经损坏。他们路过洛塔妹妹生前所住的房舍。他们真不愿意回 想8 年前他们为什么离开卡塞尔图书馆。在记忆里还保留着与他们的创造性工作有 联系的一切,他们回想起在家里所度过的日子。最后,他们终于决定租一所住宅, 在没有出现任何安排工作的可能性以前,先依靠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重新组织起共 同生活。 结果是这样,就在坐落在别列维尤什特拉斯的路德维希·埃米尔的岳母的那所 房子的一层腾出了一套房子。雅科布住在进门右首的两间屋子里,威廉一家住在对 面的一排门对门的房间里。格林兄弟从前,在1826 年到1829年也在这座房子住过。 1838 年10 月,他们把各种盒子和箱子都装满了,准备搬家。雅科布对于很 快有可能收到自己的手稿和书籍感到特别高兴。 10 月17 日多尔特亨和孩子们来到了卡塞尔。第二天,三辆马车运来了家具 什物和书籍。10 月20 日威廉也终于来了。大家都在这所住宅里安顿下来。 雅科布曾在笔记里写道:“为了在我的心里尽可能地感到轻松,我愿意勇敢地 与可能发生的一切相对抗。但愿我不会遇到任何贫困。”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