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轰轰烈烈的初恋 我除了上学被功课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还有一项烦恼,就是找不 到女朋友。那时候,政府正在严厉禁止妇女缠足,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女学生, 经常被县政府聘为“放脚委员”,到乡下各地去宣传缠足的害处和天足的好处,还 挨家视察,发现有五六岁小女孩缠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这是确确实实为人民谋 福利的善政,而许多乡下人的回报,却是把那位任“放脚委员”的女孩暴打一顿, 眼看着她在邻居们叫好的吆喝声中,夺门而逃。 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中最精彩的景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识字的男人,也就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绝大 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文盲。设在辉县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 赏格:本族青年小学毕业的奖赏二十银圆,中学毕业的奖赏五十银圆,大学毕业的 奖赏一百银圆。那时候农村的雇工,一年工资才二十银圆。一百银圆能够购买年轻 人五年的劳力,这在乡下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从此我就发誓要拿这项奖学金, 来减轻日渐衰老的父亲的负担。可是终告失败,因为我一辈子什么学校都没有毕过 业。 我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县师范学校毕业,曾经拿到祠堂五十银圆的奖赏, 被乡下人尊敬为最有前途、将来可到县城跟县长平起平坐的年轻绅士。他师范学校 毕业的那天,媒人就不断到他家说媒,把她们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叶眉 啦,瓜子脸啦,面若银盘啦,三寸金莲端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莲端端正正”一 出口,堂兄就会像爆竹一样地跳起来,把媒人赶走,以致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娶 妻成亲。父母心焦愤怒之余,决定用强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说出他的最低条件:第 一,女方必须上过学堂;第二,女方必须是天足——从没有缠过足。这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是绝对不值一提的条件,在当时却是天大的难题。最后堂兄终于屈服,不 识字没有关系,但必须没有缠过脚。即令屈服到这种地步,仍然无法达成愿望。他 父母央求了好几个媒婆,到全县各乡去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全县天足的女子倒是 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她们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父母冒着家族或邻居 的嘲笑,而拒绝给她们缠足的)。天足的适婚女子全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这造成 了堂兄家里一个重大风波。 五十年后,我重返家园,才得知这件公案的结局,郭立生后来终于在新乡县物 色到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乡几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现 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获加县的女儿家里,常往返获加县与辉县之 间,从他脸上似乎还可隐约读出青年时代这段奋斗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社会,仅 仅使人明白缠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这么的不容易。因之,我从小就怀疑 中国人对美和丑的鉴赏能力。 女性知识分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里的小百合花,家里如果出现一个高级师范或 高级中学的女学生,那简直能轰动全县。我一直到十八岁,从没有见过一个高师或 高中的女学生。其实,倒是真的见过一个,那是辉县老宅邻居张老太太的女儿张少 。当我读初中的时候,少已经读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我们这一群孩子都叫 她五姐(她家有五个女儿),每次她从开封放假回来,那种城市女学生的打扮,真 叫我们这群野孩子们晕头转向,天天围绕着她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比我们这 群孩子其实也不过大三四岁,我有时候作成人状,仿佛大人的口气,不叫她五姐, 直接叫她的名字少,她也顺口答应,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也仅止高兴而已。 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没有把乡下小萝卜头看在眼里,有事的时候就差遣我们跑腿办 事,没有事的时候,想跟她多说一句话,她都不理。其实,即使叫我说话,我也不 知道该说些什么。而现在,我到了开封,而且读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 (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它是开封高中),气势非凡,勇气大增,自信心也大增。虽 然那时候,高中学生还没有听说有谁在谈恋爱,但是我自认为有顶尖的资格去交女 朋友。那时候的恋爱,都发生在表亲之间,一旦双方面关系是表兄妹,那简直是天 造地设的一对,非恋爱不可。这在民国初年畅销的小说书上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 情况下,我束手无策。我已经不想成为篮球健将了,而急于成为网球健将——进入 开封高中后,我才学习了几天打网球。因为我在练习打网球时,能把网球打到墙外, 我必须从门口飞奔出去,到马路上捡球,常使那些路过墙下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 叽叽喳喳地捂着嘴笑,这时候我就大为得意。 有一天,我在捡球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个书 包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学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统统不知道,而只知 道她的名字。回到学校,就在脑筋里构思,怎么样写一封信给她。 过了好几天难挨的日子,信终于写出来了,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我平生第 一封情书,可惜已不记得详细的内容。但只是坚信这篇文章如果正式地写在作文簿 上,老师一定会批一个“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投入邮筒。从此, 天天到学校信箱那里观望。为了避免同学对我的行动起疑,我就宣称并不是来看信 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没有信。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上课几乎全听不进去(其实 没有这封信,也听不进去),只好逃课去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面对 着墙打。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像当初看榜时候一样,从一排信中 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跳上去把它拿下来,不错,是我的名字,而且字迹写得那么 秀丽,信封又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 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不过,奇怪的是,信竟然没有封口,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 的大意是:“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 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是一个无情打击,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更羞愧难当——尤其是把我的 信公布在女子学校的布告栏里。我完全被打败了,当场把信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 坐在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我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害怕公布在 “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 手。同时我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 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我也渐渐地恢复正常, 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这使我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 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我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