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名郭衣洞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 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 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 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既 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地出现了。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50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 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 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 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 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 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 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 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 入我的脑海。我跳起来说:“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 扰了我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 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 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 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 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 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 发同级学校。郭立邦。”至于照片,我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 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 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 的中山装,把钉有补钉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 青木关。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 位官员接见了我,对我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他告诉我,郭衣洞已 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 书日内即行寄出。 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孜孜地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我上 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比较平 静,尤其是我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前途辉 煌,我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好。我还不敢宣布我又成为大学生了,惟恐是一场 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的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 学,“九·一八”事变后(我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 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 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 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我身子忽然发抖。我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我无所畏惧,其 实不然,我最畏惧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我 永记。 我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 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崔秀英和朋友们送我在两路口搭巴 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我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 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 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 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 教务长亲自向我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 提出问题,比如:“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 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我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 教务长说:“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 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一笑,挥挥手叫我出去,说:“快去报到吧!我们还要进行编级考 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 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 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 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 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受政府关 照,只能给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 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 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我对不能够进四年 级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三年级对我而言,已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我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 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 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 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假如我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