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东北 我到沈阳时,已是初冬,北国寒冽的冷风,跟四川迥然不同,何况我又交回了 学生公社借给的棉大衣。好在那时候有救济总署的国际救助物资,那是来自西方国 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我随着还没有毕业的同学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 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这是我到东北后第一件冬装。 我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收入,靠过去节俭下来的一点储蓄生活(其实我到后来 已加倍浪费,一天要买两支烟,而且升了一级,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 价实的美国烟。日本一投降,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十分便宜,司令牌完 全被市场扫地出门。后来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发现简直是世界上第一 美味,可惜价钱太贵,我发誓当有一天我有钱买上整整一盒时,一定把它一口气吃 光)。可是,到了沈阳后,面对自己身无一文的“闯关东”的抱负,忽然茫然,不 知道怎么闯法。一位同班同学被学校延聘为助教,那种感激欢喜的表情,真叫我惊 讶。有人也建议我到中学教书。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可是除了 这条路,只有饿死。于是在当初祖国学社负责人杨德钧等人怂恿下,在小西边门找 到一个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杨德钧运用什么关系,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 “祖国文化馆”的招牌,希望开一家书店。 不久之后,我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大学教授。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阳成 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大概看我是重庆来的外省人,在社会上又相当活跃,于是请 我当政治系副教授。稍后,我遇到“青干班”同学徐天祥,徐天祥又把我介绍到设 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 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情况开始好转,徐天祥取得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 给我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我们办一家日报。 我在沈阳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挂起《大东日报》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 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阳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 出报,包括向中央政府申请登记。 《大东日报》的登记,政府始终没有批准。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它严厉控 制报纸的登记,认为可以钳制新闻自由,所以四十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反映在 当时的杂志上,而不反映在报纸上。不过,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我们的 损失将更惨重。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整个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 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等,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 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内战,东北“剿匪总司令”从熊式辉到陈诚,从陈诚 到以饭桶闻名于世的卫立煌,甚至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也亲自到东北视察, 种种措施和声势,都不能挽救东北的局面。大家已经发现,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 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战。局势遂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各大城市 纷纷被共产党攻克。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还在国民党军手 中。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 纷纷搭飞机远走北平。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平的“华北 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 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 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 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的 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 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批 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 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 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 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 国民党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 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 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 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 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 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 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 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 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 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 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 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 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 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 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 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 (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平。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