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离开故园 我在上海码头下船之后,望着滚滚北流的黄浦江和人潮汹涌的黄浦滩,偌大的 中国第一大城市就摆在面前,我不知道往哪里投奔,不仅仅是落寞,而是绝望。十 四个袁大头现在只剩下了两个,而下一段的人生还没有开始。这两块钱能支持几顿 饭呢?吃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拎着小包,在黄浦滩徘徊流连,坐下来休息了 一会,起身走一会,再坐下休息。我焦灼愤怒,而又羞愧难当,一股勇气使我走向 江边,想索性跳下去,这一辈子就再也不用烦恼了。可是,就在我犹豫要跳的时候, 听到一个东北口音呼喊:“东北来的同学,快点上车,我们要去四号桥。” 我立刻跳起来,朝一辆已发动了引擎的大卡车奔去,车上插了一面好像什么救 济会的旗子。这个巧合把我拉在阳世这一边,直接送到设在四号桥警察公墓的难民 收容所。墓园里搭了一排草棚,里边有竹子扎的两排上下铺,我就在下面一排躺下 来,睡了一大觉,醒来后,正好难民收容所开饭,就吃了一个饱。 在难民收容所停留的十几天内,时局有大的变化,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彻底 击溃。国民党军的腐败和丧失民心,已经到了谷底,军纪荡然无存,军队既不知道 为什么作战,也不知道为谁作战。我在上海那段时间,翻阅几个月以前的旧画报, 画报上介绍蒋纬国领导的装甲部队,每辆坦克车上,竟都配有一位其貌如花、服装 入时的女服务员。而刚到任的广东省主席宋子文,第一道命令却是要各县修一个飞 机场,以便他前往视察。覆亡迫在眉睫,还在那里儿戏,使我悚然。相反地,人民 解放军的清新形象,却是有口皆碑。 那天早晨,我躺在竹床上,睁着眼发呆,忽然听到上排几个年轻的东北同学, 在那里谈话,大意是说,设在台湾左营的海军士官学校,正在上海海军码头招生, 招生主任吴文义先生是东北人,但对这些同乡的东北籍青年,却拒绝接受他们报名。 “什么?吴文义?东北人?”我抬头问。“是的。”“他从前在哪里做事?” “听说在战干团当队长。” “对了,就是他,”我大叫,“他是我的老长官,我可以做你们的保人,带我 去见他。” 这真是一个传奇,偶尔窃听到的一段话和一种喜爱帮助别人的天性,使自己命 运再起变化。当我在七八个东北籍同学簇拥下,见到吴文义的时候,吴先生接受我 的敬礼,听了我的陈述,愉快地说:“没有问题,你介绍多少人我都可以收。至于 你,你在干什么?”我老实报告我的窘境。“跟我去台湾吧!”吴先生毫不犹豫地 说,“明天一早就开船,你今天晚上以前,一定要来找我,我会把你带到台湾。” 这好像是梦中又做了一梦。就这样,我们上了登陆艇,在甲板上打下地铺。当 夜,海军码头一片清静,只看到市区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登陆艇缓缓驶出吴淞口,长江浩荡,心思万端,默默无语,渐行 渐远,终于海天一色。这样的缘分,使我离开上海。当我再回上海的时候,已在四 十年之后。 我从没有像这样一下子就爱上台湾一样爱过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 有什么口号,只是在很多细节上,体察出自己这份感情。高耸云际的椰子林,只有 童话书上才有,现在正到了童话王国。仿佛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水井,水井旁边都有 一个水池,装着满满的水,明澈而清凉,舀一瓢浇在头上,能使每一个毛孔都感觉 到舒畅。还有,到处都有潺潺溪流,包括台北市区街道两旁的排水沟,都清澈见底, 小鱼游来游去,还有小小的像小拇指般大小的可爱的螃蟹。我对黄澄澄、香喷喷的 香蕉尤其钟爱,对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香蕉的北方人来说那种诱惑力非常大。我 买了很多根,装在上衣两个口袋里,即使在左营那个严肃的海军基地,我也是一面 走一面吃,一直吃到口吐酸水,再也不能吃为止。至于凤梨,那更是仙果,北方人 不但没有吃过,也没有看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 真正使我爱上这个地方的是岛上的居民。那时候,我(包括几乎所有的外省人) 根本不知道岛上竟拥有三个族群:一是马来族,被称为山地人的原住民;二是华人 后裔的,被称为闽南人或福佬人的漳州、泉州人;三是同属华人的客家人。大家的 语言并不相同,但这对我并不重要,因为反正谁的话我都听不懂,因此也无法分辨 他们语言的差异。这时候国民党开始推行国语(北京话),我虽然不会说北京话, 但我那一口河南土话讲慢一点,也还可以让人听得懂。借着这样的交流,有生以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在外地被接纳。——在四川的时候,我是外省人(下江人);在东 北的时候,我也是外省人(关里人);现在来到台湾,身份并没有改变,照样仍是 外省人,可是,没有一个地方使我感觉到像台湾这样的,有一种气候、土壤、人情、 风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温暖。台湾中华人的两大族群——闽南人和客 家人,都有一种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从内地来的外省人,大致分为北方人 和南方人。北方气候严寒,冰天雪地,生存不易,对南方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有梦寐的遐思。和北方人比较,我觉得南方朋友的胸襟比较宽大,人和人相处尽可 能地维持礼貌,保持从容,为自己也为别人留余地。一个穷苦没落的朋友前往投靠, 他们总会善言接待,献一杯茶。而北方人比较紧张,朋友一进门,主人第一件事往 往就是哭穷,把自己形容成一级贫户,以使进门的朋友在听到主人即将饿死的惨境 之下,不能开口求援,只好起身告辞。这些以往的经历,很快就使我爱上这个番薯 形的岛屿,即使后来在这岛上受了很多苦,甚至几乎被枪决,但我的感觉没有改变。 从左营搭火车,我几乎一路吃香蕉吃到台北。我不知道吃香蕉和吐酸水之间有什么 关系,所以吃了又吐,吐了又吃,一直吃到实在吞不下去,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吃 伤了”才止,所以几乎足足有两三年之久,我一根香蕉都不吃。 到了台北,又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投奔。在火车上,我听到一群青年学生 说:台湾省教育厅在火车站前的七洋商行被腾空的大楼里,设立流亡学生招待所, 而且有饭供应。我就随那群人到七洋商行。一进门,只见有好几百人挤满在里面, 听候教育厅分发学校。我不是在校学生,连登记都没有办法去办,每天惟一的事情, 就是躺在床铺上,仰望着天花板,又回到上海四号桥警察公墓招待所那种绝望的日 子。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南京失守,接着上海失守,台北人心慌乱。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