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一次入狱 我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李荷先生,他的一位朋友瞿绍华当教育厅人事主任, 一纸派令,我就成了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人事员。屏东在北回归线之南,比台湾北 部更接近热带。我的薪水,除了生活开销之外,添购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台可以 听短波的收音机,每晚上就收听一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戏,当然也附带收听几句 华南一带情况的报道。当时台湾已经戒严,收音机也不普遍,我每晚开收音机,除 了扰乱邻居的安宁外,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务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却 没有丝毫警觉。 于是,常常的,像在沈阳、北平时一样,向同事们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糟的是, 我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对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行 径,深恶痛绝。 有天晚上,快要入睡时,两个普通装束的中年人进来,很客气地要我前去谈谈。 “去哪里谈?” “你去了就知道。” 就这样,我被吉普车载到火车站,押上火车,一直驶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 没有语言,在火车的晃动中,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像木头一样,被夹在中间, 满腔愤怒,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们把我送到 设于青岛东路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进大门就听到从一排木栅里 面,发出哄堂的叫声:“欢迎新客人!” 我被推进其中一个像兽笼一样的房间,里面塞满了赤背穿短裤的囚犯,我爬到 房间的一角,在一个庞大的马桶旁边坐下。“你犯了什么罪?”有人问。“不知道。” 我说。 “哈!你明明是一个匪谍,怎么说不知道?”这时候我才有点害怕。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匪谍!” 他们指的“匪”就是共产党。以后四十年间,“匪谍”两个字成为台湾人民一 种最可怕的巫蛊,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 年龄相若的人,谈得非常投契,他叫杨启仲,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同事在他的宿 舍发现一本艾思奇编的《唯物论辩证法》,被送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问 过一次话。 押房拥挤不堪,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兽笼里,有时能塞进三十几个人,大家只 好蹲在那里,轮班睡觉。伙食既简单又肮脏,大多数人都泻肚,马桶就在我身边, 臭味还在其次,有时还有粪汁溅出来。我无法静下来思索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陷 入我从没有想过的困境,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没有人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也没有人指引我怎么自救。从每天不断塞进来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疯狂逮 捕,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 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我胆怯起来,万里渡海,难道为了到台湾断送残 生?早知道我应逃回辉县,或逃回息县,反正不过如此! 就这样,我受到漫长的囚禁,没有人问一句话。直到一天上午,守卫叫出去二 十几个人,带到大厅,接受审判,每个人询问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我进去后,台 上坐着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脸的不耐烦。我还没有站定,他就开始宣判 说:“阅读非法书刊,为匪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像五雷轰顶一样,我哀声 叫道: “法官明鉴,我从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本共产党的书,就是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唯物论辩证法》是谁的?”法官问。“法官明鉴,那不是 我的书。” “不要狡辩,带出去。”法官说。我挣扎哀求说:“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是你的书,”军法官说,“难道是我的书?” 一个书记官附身跟法官耳语,法官自言自语说:“杨启仲的判决书,怎么放在 这里?你叫什么名字?”我把名字告诉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语说:“又是一 个没有判决书的人,带回去候审。” 我回到押房,而杨启仲就再也没有回来。时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 台湾?终于有一天,我再被叫到军事法庭,另一位军法官宣布说:“窃听共匪广播,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而就在当天,我已被羁押了七个多月,我高兴得几乎要喊他 青天大老爷,可是面对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保人?全台湾恐怕没有一个人肯保一 个“匪谍”。押解我的那个班长(囚犯对看守法警的尊称)看出我的困难,告诉我 说:“如果你有八十块钱,我可以替你买一个保人。” 八十元是一个大数目,幸而我身上恰恰还有八十元,收押时被收去保管,言明 出狱时领出交付。就这样,我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当我跨出那个小门,仰 天叹一口气,发现又一次地四顾茫然,无处投奔,身无一分。 我捏造一个姓名打电话去屏东农业职业学校,对方直率地说:“郭衣洞已经被 开革了。”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总是不断地失败,而且是惨败。 失去了工作,我只好睡地铺度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真是艰难,尤其是台北的 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着湿淋淋的皮鞋到一些长辈家拜访,在玄关那里简 直无法脱鞋,除了袜子湿淋淋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袜子上的破洞,也使我难堪。 就这样,失业和破洞的湿袜子,就像连体婴儿一样的在我的记忆中不可分割。在台 北碰壁又碰壁后,忽然得到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学当人事员,于是投奔李 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学院(后来改制为成功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当人 事员的范功勤来信说,他可以介绍我到他们学校当历史教员。虽然,我对历史一窍 不通(事实上,学校的课程,我没有一门通),不过我已没有什么选择。 “附工”的生活,是我最安静的一年,认识了担任教务主任的戴瑞生、文兰华 夫妇,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收他们的儿子为义子。他们是一对非常厚道、诚实 的朋友,我漂泊半生,终于尝到一份温馨。而三十年后,当我从火烧岛回到台北, 他们夫妇立刻给我寄来一个月薪俸的巨款。 我住在“附工”教职员宿舍,只有六个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这样度完我 的余年,我太疲惫了。可是苦难不会这么轻松放过我,第二年,学期快要终了时, 大家下学期的聘书都已经发下,只我没有。范功勤暗中告诉我说:“你的名字报到 教育厅,教育厅一直没有批准,因为你有被屏东农校开革的纪录。最好还是早一点 离开,找一个县立的或私立的学校,他们教师的资历不报省教育厅,只报县教育局, 也许可以蒙混过去。” 于是,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踏上流浪的道路。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