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来到台北 一个外省人,在那个时期,曾入过狱,有被开革的不荣誉背景,根本不可能找 到工作。 在炎炎烈日下,我不停地一间学校一间学校访亲问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一样 的:“没有空缺!”最伤感的一次是去埔里中学,那个美丽的镇和优雅的学校,使 我爱不忍离,可是教务处商主任却无力帮助。但他告诉我,东北大学校友杨德钧, 在南投县政府当教育科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急急赶往南投,杨 德钧义不容辞地把我介绍到草屯初中当国文教师。 草屯是那么美,尤其是教员宿舍建在小山丘上,上、下课时要走十分钟的马路 或田径,悠然自得。夜晚,山丘上只有风声,我就在孤灯下,读了不少学校图书馆 有关文学的丛书。 但我的心并不能安定下来,一直到证件被县教育局批准,薪饷被核定之后,才 长长地舒一口气。 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我的一位老师胡先生,从台北来信,叫我抽空北上。我 遵照指示去了,心想要到台北去,我这个南部的土包子,应该注意一下穿着,于是, 临去前,特地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一套蹩脚西装,这是平生第一次穿西装。胡老师原 来在东北资源委员会当处长,我以为他可能介绍一个永远可以摆脱假证件阴影的其 他工作。 我在应胡老师之约到了台北后,踏上做梦都梦不到的另一个历程。 我满怀期望地到了台北,才发现胡老师并不是介绍工作,而是介绍女朋友—— —齐永培女士。当然,没有人知道我在老家还有婚姻,我更不会自动宣扬。不过, 事实上,大家也并不是全不知道,来台湾的外省年轻人,连同年长的老一代,几乎 都包容一件事,男的能婚就婚,女的能嫁就嫁。 和永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齐家有位客人在座,他是台北仁爱路浸信会的长老, 兼“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教务主任。他发现我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 我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 革职等坏消息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三十美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 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有新台币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 我和永培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我们曾经过了三四 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 冲突,我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第二年,珞珈山“青干班”同学包遵彭,出任蒋经国成立的一个组织的文教组 组长,邀我参加。我始终没有东北大学文凭,来台湾后,一直用同学们保证的“证 件遗失”证明。在树林中学,虽然通过了核薪这一关,但台北县政府曾用公文催促 我补缴正式毕业证书,并且告诉我,教育部现在已经开始颁发正式毕业证书,担保 证明不能再用。我当然不敢申请正式毕业文件,因为明知教育部有开除我的档案, 只要申请,就等于自投罗网。仅这一点,就够我欢天喜地地转向这个组织。从此, 大家把我归类为蒋经国的人。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特务组织,其实,当然不是,它只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 势力的迷你王国。总团部设有若干组,最初以数字为顺序,以后取消数字,直接标 出工作的内容,像青年活动组、青年服务组、文教组、妇女组……具有政党组织的 雏形。蒋经国是主任,胡轨是副主任,李焕是主任秘书。这是一个单调的团体,被 外人称为太子门下,但绝对不是特务,因为特务是一种专业,他们不够资格当特务, 况且蒋经国另有特务系统,不需要他们介入。 不久,总团部搬到峨嵋街,发生了《自由中国》事件。《自由中国》传播民主 自由思想,对社会弊端直言不讳,在五十年代,成为台湾社会惟一的一座灯塔。《 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人们从腐败、独裁、封建中觉悟。我到台北后,不久 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 来往密切,我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 《自由中国》对国民党的抨击非常激烈。 不久,爆发了另外一个重大的“祝寿专号”事件。蒋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欢 庆祝生日的一个人,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发动了献机运动, 所献飞机排出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飞翔,报上登出照片。到了台湾,每逢 他生日那一天,都要举办一次祝寿活动,所有的媒体像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刊 出“普天同庆”、“薄海欢腾”标题。最有趣的是,蒋中正一面欣赏部属为自己祝 寿,一面又下一个“手谕”,交给各媒体发表,“手谕”上说:听说要为我祝寿, 值此困难期间,实不可行,希望转告各级单位,确切遵照。 大意是这个样子,原文已不记得。结果是祝寿场面越来越热闹,花样也越来越 令人叹为观止。 一九五六年十月,台湾全岛各机关、学校已经开始筹备庆祝。蒋中正忽然颁发 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征求直言诏”一样,要各方面不要顾忌,尽量对政府提出批 评。 《自由中国》服从蒋中正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祝寿专号”,惹下大祸。 国民党发动四面八方全方位围剿。 国民党自从到台湾,一提起共产党就心胆俱裂。那时候有一部索菲亚·罗兰和 马龙·白兰度合演的电影,最后,男主角拿破仑退到一个岛上,索菲亚·罗兰给他 送换洗的衣服,这部电影相当轰动。而在一次会上,蒋经国严肃地询问大家看过没 有,大家说看过。 “那么,”蒋经国问,“说说你们对这部片子的意见。” 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因为不知道他的意思何在。这在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法则, 当你不知道顶头上司是什么意思的话,千万不要发言。当你被逼非发言不可的时候, 那就要看你的聪明了。于是,逼到最后,大家只好讲演技、景色、音效。蒋经国脸 上逐渐露出厌烦,他说:“你们完全没有深度,没有政治警觉。”在大家惊愕的眼 神中,他继续说:“这明明是讽刺我们,讽刺我们退到一个小岛上,孤立无援,只 剩下一个女人给我们送来破旧的衣服。” 第二天,场场爆满的电影就突然下片。这是我第一次从高阶层那里得到启示: 越是有权柄的人,他的神经绷得越紧,盲点也越多。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