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艰难的爱情 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风景明媚的日月潭,举办的一个以大专学生为主的冬令营 上,我认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静宜大学)的学生倪明华。这是我一生 中,又一次被切成两段,一切归零。爱情足以使年轻人着迷,但对中年以上的人来 说,只不过一句虚话———尤其是男人,事业居于无可动摇的第一位,爱情不过逢 场作戏。可是,对我不然,这一场爱情,使我跟永培仳离,和整个社会作对。 对这件事反应最强烈的是明华的父亲———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先生。当时我 在成功大学教书,倪渭卿先生对成功大学校长阎振兴先生警告,成功大学如果再继 续聘我教书,他们夫妇将去闹个天翻地覆,阎先生遂立刻把我解聘。倪先生又发电 报给蒋经国,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职权勾引他的女儿,要求严办。蒋经国并没有立刻 下令把我撤职,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轨先生警告我说:“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 夫。前途重要,怎么可以这样胡闹!”我不是胡闹,而是认真。我仍继续和明华来 往,她父亲的反应也越发强硬。那时的报纸虽然对这件事没有一个字的报道,但已 成为轰轰烈烈的话题。我平常树立了不少敌人,现在,更成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 不到的一些丑闻和足以致我于死地的一些传言,越来越严重。我完全孤立,没有一 个人和我说话。也有一些朋友前来劝解,站在事业和前途的立场上,指出我半生辛 苦的成果,将为一个小女人而毁于一旦,不但不实际,也不聪明。 然而,我完全听不进去,我把爱情置于第一位,把事业、前途置于第二位,不 在乎任何批评和阻碍,这正是我的盲点。“青干班”同学张忠渠感慨地说:“你已 经着迷了。” 是的。迷,是我的致命伤。 蒋经国叫李焕转达他最后一次警告:“主任说:郭衣洞不是被俘过吗?如果他 再继续惹事,我就叫调查局调查他这件事。”“调查就调查,”我说,“我根本没 有被俘过!”李焕不说话,沉默了一会,说:“好吧!你辞职吧!” 多少年后,回想起这一段对话,忽然惊出一身冷汗。那年我已四十岁了,虽然 经过那么多灾难坎坷,可是,仍不知道“调查”的恐怖含意。直到十年之后我被逮 捕,才发现一旦“调查”,即使以皇太子之尊,也会被“调查”出“叛国”的罪行。 不过,虽然当时蒋经国已十分不耐,但他却不为已甚,并没有真要“调查”。而李 焕先生,以他当时的影响力,如果不包容、担当我的荒唐的话,蒋经国可能会被激 怒,采取行动。而发生在十年之后的被捕事件,将提前十年发生,那才是我最大的 悲剧。 辞职后,又恢复了当年的孤独,接着,深怀内疚地和永培分开,孑然一身在临 江街找了一间房子暂住,没有薪资,没有工作,身上只有一点点零用的钱。而明华 却如石沉大海,她被父母软禁在家,不准上学,也不准出门,根本不知道我的去向, 两人无法联络。感情在沸腾了以后,又归平静,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时,朋友们开始讥笑说:“你被一个小女子耍了,这么大的男人,就这么轻 易地断送自己一生。” 我并不后悔,但事实硬是使人不得不相信。有的朋友甚至建议我写信给蒋经国, 承认错误,要求再被录用。使我懊恼的是,他们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 不久,《自立晚报》总编辑李子弋先生邀我到报社工作,使在饥饿边缘的我, 有一个饭碗。《自立晚报》在长安东路,那时报社经济十分拮据,几个月发不出薪 俸,所有的职员又无他处可以投奔,只好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地苦撑。 那时的公共汽车票价是一块钱,很多次我因为没有那一块钱,而步行一个小时上班, 再步行一个小时回家。生活是那么样的艰苦,但仍一直有信心,怀着希望。 忽然有一天,正在报馆上班,倪明华在她的同学汪道霞陪伴下,悄悄地在我面 前出现。这像是一场梦境,而梦境也确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感激明华为我所作的牺 牲,她履行她的承诺,我付出后半生的全部代价,包括难以挽救的跟城城、垣垣二 儿的父子之情。明华父母最后接纳了我们,不过,二老的接纳,并不表示二老的学 生也接纳。前面提到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是倪老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 的学生,傅正这一辈子都不原谅我娶他的师妹。大概是结婚之后的第二个月,他冲 到临江街的家,我刚把茶奉上,他就开始辱骂。辱骂了足足一个小时后,他站起来 呼唤说:“明华,你现在跟我走!” 明华劝他坐下来,我则索性下逐客令,叫他自己走。傅正果然走出大门,走到 对街,等候明华的答复。明华过去劝他回家来坐,他当然不肯,把倪明华的手甩开, 怒冲冲而去。 一年以后,傅正因《自由中国》案被捕,囚禁台北县土城的“生教所”(生产 教育所)监狱,倪明华还炖过好几次红烧肉给他送去。我鼓励她这样做,从买肉到 雇车,都是我出马。 不久,台湾中部横贯公路通车,公路局局长林则彬先生约我作一次通车前的访 问,为通车典礼写一本小册子。我和明华由台北飞到花莲,由公路局总工程师胡美 璜先生陪同,乘一辆吉普车,从太鲁阁直到东势。路面大部分还没有铺上柏油,车 子过处,黄土漫天。我曾为此行写下《宝岛长虹》,并为沿途名胜取下了十二景。 十二景在《中央日报》上刊载过,也常被人们引用。然而,我入狱之后,就没有人 (包括我自己)再提了。 最怀念的一件事是:“柏杨”这个笔名,就来自这趟横贯公路之旅。全线当时 除了一两处塌方外,其他地方全部通车,只有最后的一个隧道,鹰架还没有拿开。 我们的车子到了隧道的东口停下,徒步从鹰架间穿过,走到隧道西口,再坐另一辆 接驳的专车西上。就在等候西口专车的时间,招待人员把我们引到隧道附近高地的 原住民村落里喝茶。这个村落的名称以原住民的马来语发音叫“古柏杨”。我非常 喜欢这三个字的发音,回到台北开始写杂文时,最初本来想用“古柏杨”做笔名, 但看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的作者,就索性改用“柏杨”。 至于那个地方现在名叫什么,位置又在哪里,若干年后,我重游横贯公路时, 好像《桃花源记》里的男主角刘子骥,已经无法寻觅。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