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十年杂文 专车游横贯公路的光彩,对我的贫穷没有裨益—————那时候还不流行付给 演讲费、撰稿费。公路局认为我既是局长的贵宾,地位崇高,岂可以现金论价,所 以并未支付分文,真是连煮字疗饥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报社命几位编辑分别撰写 专栏,专栏的稿费虽然很低,但不无少补,且很少拖欠。我就把分到的专栏定名为 “倚梦闲话”,每天写一千余字。这不是十分体面的开始,却把我悄悄地带进另一 个新的写作广场。 最早写杂文的目的,显而易见,只不过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 没有什么向专制暴政挑战之类的题材,所以最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的话题。 可是,到了后来,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 带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 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佣偷了钱,刑警队就把那女 孩带回警察局,双臂张开作“大”字状,铐在栏杆上。这是一种连军阀时代都不会 发生的暴行。又如红极一时的名鸨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举行记者招 待会,控诉警察索贿。而警察局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个老鸨怎么有资格举行记者招 待会? 社会的黑暗,反映这个社会的品质。传统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把人当人,尤 其不把女人当人。我见到这一类的恶行,多半来自警方,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杂文 中,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当时台湾全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有九 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想出 来的荒谬念头,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王, 我认为其心可憎,最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宽恕。所以我给警察先生取了 一个绰号,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回响,以致后来记者写稿写到警察时,往往 用“三作牌”来代替。这个绰号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在提出这个绰号后一年半左 右,警察局墙上的标语全部涂消;第二是全体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十年后我被捕时,政府组织了三人专案小组负责侦讯,警务处也指派代表的 原因。 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匕首或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 是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 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我控制 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杂文固 然是打击专制暴政的利器,但也是一种两头尖的利器,会同时伤害到自己。我心想 :幸好当时有一个《自由中国》作第一道防线。然而,某一天,蒋经国和他的家人 去碧潭游泳,从他温暖的笑容上,可看出他心情的愉快,似乎天下一切平安无事, 就像他的笑脸一样浮漾着和煦。因为就在当天,蒋经国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雷震 被捕时,还交代他的助理要继续出版《自由中国》;他实在应该知道蒋经国逮捕他 的目的,正是不允许他继续出版《自由中国》。 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是当时的一件大事,而比这个更大的事,像软 禁孙立人将军,以及肃清孙将军在军中的势力,都没有引起反弹,因为那都是在秘 密之下进行。国民党特务认为对付像雷震这样手上没有任何兵器的人,根本不需要 秘密进行,所以毫不避讳。当时和雷震、聂华苓非常接近的作家群中,公孙和他们 最为亲密。可是,雷震被捕后,公孙立刻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对雷震 痛加斥责。一时间,讨伐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声音,充斥所有报章杂志。 《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国民党的利剑之下,当时 我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警备司令部的人说,柏杨以后 该乖了吧?” 偏偏,我不但没有变乖,反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 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我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在气氛一天比一天肃 杀的那段日子里,读者把它十分看重。 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靠着胆大包天和一时的运气, 发挥了聋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断写下去。为了减少阻力,我用最不严肃的方式,讨 论最严肃的问题,幽默最容易凝聚读者群,也最容易引发更多人关注我们社会的病 态。 渐渐地,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 和政治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看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比作 “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阻挠传统文化革新的两项措施,全由蒋中正主导。一是罗家伦先生曾大力提倡 简体字,并写了一个小册子,用蒋中正的一句话作为书名:“这样的文字,非简化 不可”。结果这句话不过使罗家伦免于被捕,文化界大小打手,纷纷指控:凡是主 张简体字的人,都是“与共产党隔海唱和”之辈。那个时代,一旦被这七个字咬上 一口,非死即伤,我曾为此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魔匪》,因而也被再一次烙上印记。 我终于发现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难,全由于文化上的恶质发酵。因此我不断呼 喊,企图使酱缸稀释,来解除人们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这 份盼望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正是把我自己绑赴刑场的铁链。 除了执笔为文外,我还被邀到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兼任教授,教“文学概论”。 这使我不得不阅读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时我已经出版了十本小说,却直到 教文学概论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小说和小说应该怎么写。但我也发现,理论对创 作并没有太大帮助,而只对欣赏有帮助。这时我对杂文的写作,已较熟练,渐渐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文体。当然也受到过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称的时候,除了“我” 以外,还不时地自称“柏杨先生”和“柏杨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 有一次,编辑会议上,记者廖素雯女士要求报社用行政力量,制止这种不伦不类、 自高自大的写法。 我的杂文创作持续了十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过这么长期的安定日子,因为 倪明华和我逐渐建立起一个平静的家。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