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山崩地裂 倪明华主编一份报纸妇女版,这当然是一个好工作,可是,她身兼三职,早上 出门后,晚上回家总在十一点左右,疲惫不堪,但仍勉强支持。 一九六七年夏天,报纸向美国金氏社订购《大力水手》连环漫画,交给家庭版, 每星期刊出五天。明华要我翻译。以我的英文程度,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却接 下这份工作,因为漫画上的对话十分简短,更重要的是,又多了一份稿费。 《大力水手》漫画是连续性的,金氏社每次直接寄来两个月的稿件。大概十二 月初,一天晚上,倪明华刚进家门,就接到报社的电话说,《大力水手》已没有存 稿,明天一早,会派专人来取。明华这时候才紧张起来,一面坐下来赶工,一面催 促我,一定要快点赶出译文:“译稿完成后,请放到送稿袋里,我不再看了。”《 大力水手》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漫画,没有政治色彩。可是,那一次的稿件,画的却 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 波派说:“Fellows ……” 就是这个Fellows ,引爆使我毁灭的炸弹。我如果译成“伙伴们”,大难降临 的时间或许延后,可是,我却把它译成“军民同胞们”,心中并没有丝毫恶意,只 是信手拈来而已。译完后,蹑手蹑脚走进卧房,把它轻轻地塞进送稿袋,舒了一口 气,上床就寝,没有一点恶兆。历史上说大人物灾难发生之前,总会有点不祥的预 感,这也恰恰证明,我不是一个大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平凡作家而已。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日,报纸刊出这帧漫画,没有人注意它,连我和明华也没有 注意它,它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刊出的连环漫画罢了。可是,虎视眈眈的特务们像发 现新星球一样,奔走相告———假如我的耳朵敏锐的话,会听到他们的阵阵笑声。 报社叫倪明华到报社去,告诉她说,调查局认定《大力水手》漫画打击领导中 心,在精密计划下,安排在元月二日刊出,更说明用心毒辣。尤其出自柏杨之手, 严重性不可化解。 我被这可怕的罪名吓住,一时间,头昏目眩。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特务会对我 下此毒手,只模糊感到莫大的压力而已。现在,焦急而茫然,所认识的朋友没有一 个人在实质上能有所帮助,尤其使人心都撕裂的是:佳佳天真无邪地继续她的顽皮, 我对她更百依百顺。 整个下午,在佳佳不断问“妈妈哪里去了”声中度过。晚上,佳佳好不容易入 睡,我跪在床头,大声向上帝祷告,祈求明华能被释放,我自己是祸首,一切应由 我承当。午夜之后,明华回来。我们离别虽只有一天,但心情却仿如隔世,她第一 句话就说:“事情很严重,明天会约你谈!” 就在三月四日,吃过晚饭,我在灯下交代后事,心神不宁。调查局调查员高义 儒先生和刘展华先生,按铃进来,要我随他们前往调查局谈话,向明华保证说,天 亮以前一定把我送回来。全家人都不说话,只有在走过佳佳背后出门的时候,她回 头向刘展华噘一下嘴,发出一个单字的声音:“嘘!”明华靠着窗子,面无表情地 盯着我的背影。 这是重要一刻,此次一去,就是十年。等我出狱后,房子已经不归我有,妻子 已是别人的妻子,女儿虽然仍然是我女儿,但已变成另外一位少女。 到了三张犁调查局招待所,我被带进一间六个榻榻米大的审讯室,主审员是刘 展华。第一件事就是叫我撰写自传,从出生之时,写到被捕之日。而另一个房间, 科长刘昭祥先生为主的研判小组,听取刘展华侦查的摘要,联合判断案情。 刘展华一开始就问到整整二十年前(一九四八年),他单刀直入说:“你被俘 是哪一天?”“被俘”这两个字十年之久都没有再听到过,今天忽然被提起,使我 看见面前的陷阱,除了挣扎着不被推下去之外,没有方法保护自己。“我从没被俘 过。” 刘展华掀起他的嘴角一笑,重复说:“你是几月几日被俘的?”“我从没被俘 过。” 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惩治叛乱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被俘过的人,不 论军官或士兵,一律判处重刑———从五年到无期。“我没有被俘过。”我说。 “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从没有被俘过。” 刘展华的声音渐渐地凌厉。“你是哪月哪日被俘的?”“我从没有被俘过。” “好硬嘴,”刘展华大声说,“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拒绝承认被俘过,并不是我聪明地知道一旦承认被俘,就全盘瓦解,只是因 为确实没有被俘过。可是,刘展华用一种得意的眼神盯住我,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 情,不断地翻转着拿在手上的米达尺,问说: “好吧,那你逃出沈阳的路条是哪里来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刻印。” “怎么刻印的?”“用肥皂。”“是谁刻印?”“孙建章!” 苍天在上,我的供辞牵连出来孙建章,因为图章确实是他刻的,而且他可以为 我挺身作证。这时候,孙建章在苗栗警察局当督察长,但想不到,我请他作证,不 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把他也拖进火坑。孙建章立刻被免职,逮捕归案。调查局正发 愁缺少人证,是我亲自把一个活证人送到他们的手中,因为法律上规定,同案被告 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 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 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 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 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 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 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 直流的时候,惟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 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 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六十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 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 她后来被宣布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一座矮坟。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