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重返文坛 罗祖光的汽车间在台北敦化南路复旦桥东,而我原来的家,则在复旦桥西。被 捕的时候,东边只有几座稀落的房舍,常带佳佳横过复旦桥到东边游戏,如今那里 已经大厦林立。我住西边的公寓名“光武新村”,是六十年代台北第一座新式社区, 很多电视、电影,都利用那里的街景。我搬到祖光的汽车间后,早上起来散步,常 常走到旧宅,站在十字巷口,仰望三楼我被捕时的住家。被捕前刚装上不久的冷气, 仍然嵌在原处,木制门窗原来漆着白色,现在改成赭红。调查局的箱型汽车停放的 地方,依稀可以辨认。而当时倪明华凭窗下望,陈丽真一直送到车旁,她们忧伤而 惊恐的眼神,仍凝聚在那里。现在,我伫立在十字街头,好几次,有一种直接奔上 三楼敲门而入的冲动,我会告诉住户,我就是原屋的主人,只想看一眼故居,一个 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个家,在被迫离开十年后,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克制自己, 一则是怕对方严辞拒绝,二则怕看到的仍是当年模样的陈设,三则害怕家具全都换 新,无法辨认。倪明华和她的男友住在另一个地方,这个房子已被租出去了,我不 愿再承受一次不必要的伤害。朋友们对我孤单的情形一目了然,热心地为我介绍女 友,最后,在文化大学教授史紫忱先生做东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诗人张香华。当 我听到张香华名字的时候,忽然呆住,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就在这一刹那,感觉 到佛教“缘”的热力。两年前还在火烧岛囚禁时,在《青年战士报》的副刊上,曾 经看到几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可以听到地下种子抽芽的声音!” 这是一种很玄秘的宁静,心灵上如果没有某种频率,写不出这种诗句。我曾经 拿给难友们看,可是,诗不是狱中宠物,没有几个人注意。那首诗的作者就是张香 华。这简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巧合,“缘”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这个土壤, 自然迅速长出果实。 就在出狱后的第二年,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和香华结婚。当我们要结婚的讯 息传出来时,调查局曾击出最后一拳,派人到香华教书的建国中学,用一种惟恐天 下人不知道的声势,调查张香华的忠贞资料。可惜没有把人吓倒,反而激起香华的 反弹,对一个“老”、“丑”、“穷”俱备、而又绝对没有什么前程的政治犯,完 全接纳。这对特务们是一项强烈挑战,于是,有人就肯定地说,我们的婚姻不会超 过三年。而到现在,一九九五年将尽,我们结婚已十八年。香华是一个智慧型女性, 我身经百劫,有幸娶到她,是上帝总结我的一生,赐下的恩典。 我和香华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们互相勉励、警惕、责难、规劝,我复 杂的生活背景和她无从询问、我也无从回答的心路历程,使一个醉心于红尘外诗世 界的单纯女性,难以承担。过去发生的事,她全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肯相信。但她 有异乎寻常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她的理性面有时候使她能冷静面对问题。尤其在做 人上给我很大启示,她任何时候都给对方留下余地,从言辞到内心,使我在六十岁 以后,仍奋力成长。 我生命中累积下来数不清的创伤,有些已经结疤,有些还在淌血。是香华终于 使我安静下来,专心写作。我们不久就搬到新店和乌来之间、当时最美丽的山庄之 一的花园新城,远可以眺望二十公里外的阳明山,近可以俯瞰就在脚下的新店溪的 缓缓流水。我们住的公寓,海拔二百米。 香华有语言的能力,这对我是天大的帮助,相较之下,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因我是语言白痴,连国语的发音都不标准,所以到了外国,或接待外国朋友,香华 成为我契合最好的翻译。而在台湾,到南部的时候,她可以脱口而出地用闽南语替 我讲演。至于去香港时,她更如鱼得水,因为她出生在香港,广东话是她的母语。 灾难化成跳板,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整个时代发生巨变。台湾每一个人, 都可以隐约地听到统治结构支解时所发出的咯吱咯吱响声。无论是言论或行动,陈 旧的国民党迅速消退。台湾销路最广的两大报纸之一的《中国时报》,举办一次读 者和作者联谊会,发通知要我参加。我受宠若惊,打电话问副社长杨乃藩先生有没 有弄错,他说绝对没有弄错。当天晚上,我紧张地前往参加,遇到了很多坐牢前的 文化界好友,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出现的惊愕。发行人余纪忠先 生主持开会,致词中宣布说:“我们这次聚会,最重要的意义是欢迎柏杨归队!” 余先生这项宣布,使一些根本不知道我是从火烧岛回来的年轻记者,把我围住, 希望问出一点“归队”讯息。第二天,报纸登出报道,我也开始重新恢复写作生涯, 《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特别开辟“柏杨专栏”。他是一位杰出人才, 把报纸上的传统副刊,由静态变成动态,使他被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中国 时报》在当时不足两千万人口的台湾岛上,发行一百余万份,平均不到二十个人就 有一份,影响力可以想象。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牛仔裤和长头发》,小心翼翼地试 探反应,先求“柏杨”两个字,能在报上出现。 就在“归队”的两个月前,《中国人史纲》在星光出版社出版,在《中央日报 》上刊登广告,闯下大祸,接下这份广告的马锦文小姐,哭哭啼啼找到星光老板林 紫耀,告诉他她不知道《中央日报》绝不许出现“柏杨”两个字,报社现在要开除 她,请林紫耀出面营救。我打电话给《中央日报》总编辑赵廷俊先生,说:“连警 备司令部都不反对柏杨可以上报!”赵廷俊回答说:“我们的婆婆太多!” 那时候我才发觉“柏杨”两个字原来有这么大的震撼力,竟会使有些人妒恨交 加、血脉贲张。 在台湾,作家的言论一旦受到钳制,或当局决心兴起文字狱,很多知识分子, 不是闭口自保,就是索性纵身投怀,希望分一点渣汁。或是在旁鼓掌称快,甚至认 为暴君、暴官下手太轻!以鬼故事闻名的司马中原先生,当我被捕受刑之际,他奉 命到美国宣传柏杨恶行,自称是我的朋友。一次会场上,在联合国服务的夏沛然先 生站起来告诉他:“柏杨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已不需要敌人了。”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夏先生,后来,我去纽约,才发现他夫人王渝女士,正是 当年我入狱前一天,来家中访问我的台北市立一女中学生。当时她正编辑校刊,没 想到翌日我就被逮捕,真庆幸她的访问稿还来不及发表,否则她一定受到牵连。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