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十年《通鉴》 自从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粗略地分,大概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 十年牢狱之后,是五年专栏;五年专栏之后,是十年《通鉴》。 司马光先生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好的两部史书之一(另一部是司马 迁先生的《史记》)。可是这么一部全民推崇的史书,近百年来,却几乎成为死书, 因为它是用一千年前的古文撰写,现在已没有几个人可以看得懂了,更没有几个人 愿意浪费时间去咀嚼。 有一天,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到我家做客,我谈起把《资治通鉴》 翻译成现代语文的宏愿,他热烈赞成。我打算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杨曰”, 写出我读史的心得。有文化界金头脑之称的詹宏志先生,是王荣文的总编辑,在他 规划下,将译本定名为《柏杨版资治通鉴》,分册发行,每月一册,使这项庞大的 出版计划,得以实施。远流还特地成立“柏杨版资治通鉴杂志社”,以杂志的形式, 每月一册的速度,预计三十六册,三年时间把它完成。 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王荣文一看,暗暗叫苦,他说: “糟了,这种书卖给谁?”幸好,口碑还不错。开始的第一年,一直维持每月一册 的速度,但不久就发现,我根本无法预估文言文译成白话文之后膨胀的系数。于是, 只好由每月出版一册,延长为每两个月出版一册,由三年三十六册,延长为十年七 十二册。这种单方面的违约行为,有的读者充分同情支持,也有些读者严厉谴责, 甚至来信破口大骂。但是即使再把我投入监牢,也无法三年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 这项苦衷最后获得读者谅解,但这十年也几乎成了我的另一场新的监狱生活,书房 成了囚房。每天晚上连做梦都梦见《资治通鉴》,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 然惊醒。 《柏杨版资治通鉴》每册印刷一万本。在台湾这个两千万人口、而读书人口更 少的环境中,像《通鉴》这种不易获得普通消费市场青睐的书,能够以这样的销售 量行世,使我充满感谢。一九八五年,《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 销的一部书,同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一 生岁月中,没有几次能像这样的欣喜。 我出狱后,曾收到海外几封邀请函,结果当然不准出境,连在报上登广告都不 准出现“柏杨”二字。 然而,天下事难以预料,在很多邀请函中,新加坡共和国《南洋商报》的邀请 函,发生了力量。 这次去新加坡,除了香华同行外,还带着佳佳和比佳佳小一岁的香华的女儿碧 心。我们受到新加坡读者热烈的、迎接英雄式的欢迎,人潮汹涌,中英文报纸全幅 报道。这对一个刚刚从屈辱的监狱出来、还不太习惯自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而言,简 直不可思议,只有青蛙变王子的童话里,才有这种强烈对比的奇遇。蒋家王朝加到 我身上的迫害,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竟还给我百倍的温暖和百倍的荣誉,使我终身 难忘。 而我的和香华的女儿,更被当地读者宠昏了头,以至碧心要求佳佳说:“你可 不可以跟你妈妈讲,在新加坡多玩几天?”佳佳惊讶地叫起来:“那是你妈妈,不 是我妈妈。” 我们当然不能多作停留,因为行程早已安排。不过,这一趟欢乐的旅行,却种 下了佳佳永远离开的种子。她在飞机上认识一位在澳洲航空公司工作的青年,回台 北后,决定放弃她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已读了三年的学业,前往澳洲结婚。我劝她先 完成学业,她一心早日离去,父女更生龃龉。佳佳远嫁后,音讯渐少,终于一年不 过一封信。 过去,我总以为东南亚各国华人,是一个强势族群,现在我亲眼看到的,却不 尽然。各地华人在经济上、商业上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却忽略了文化、政治上的发 展,以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会造成不安。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华人身负“好男 不当兵”的传统文化,拒服兵役,拒进军校,自己阻止自己成为社会主流。我回台 北后,写了一系列的“新马港之行”,口吐真言,说出我的忧虑。在马来西亚,有 些朋友说:“柏杨是老几?竟跑这么远来教训我们!” 新、马回来半年,我接到将于七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诗人大会邀请函。 这是我第一次美国之行,除了发现“大人小孩都会说英语”外,使我最惊讶的是, 美国人礼貌多端(后来才发现日本人的礼貌更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条不紊,并且 了解:斑马线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车礼让的功能,而台湾的斑马线却是专门引诱行人 深入埋伏,以便汽车撞死的陷阱。 诗人大会后,我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柏克莱大学,以及在洛杉矶,各作一次 演讲。最后纽约一站演讲,安排在孔夫子大会堂,当我再一次把传统文化形容为 “酱缸”时,听众中一位先生提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 骄傲!”“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说,“应该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 的脏、乱、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 一位听众激动地一跃而起,斥责说:“你从台湾来,原希望你带来鼓励我们的 好消息,想不到你却来打击华人的民心士气。” 我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谎。但这项行动立刻引起严肃 的关切,纽约《华语快报》在社论上呼吁华人社会对我不可提出尖锐的问题:柏杨 来纽约市,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卷起了一个热潮。不管是右派、左派,或自由派 的知识分子,都争着和他谈话,都争着邀请他举行座谈会,于是柏杨夫妇忙得团团 转。但是也有很多真正爱戴柏杨的读者,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的原因很简单,纽约市华人社会,是一个五花八门的社会,在政治上 有左、右、中、独,各种派别,这些人各有各的一套想法,都希望能和柏杨交换意 见。从好的地方来看,这是我吸收新看法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如就我本身的安危来 看,这也可能包含有使我回台湾后再坐九年监狱的危机。 我在台湾,也曾被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员,戴过红帽子。这一次我接触了那么多 各种政治意见的人,在公开场合说了那么多的话,如被断章取义,要戴他红帽子, 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