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这里本来是只供一户住的三居室的单元房,因为大学的房子太紧,现在却住了 三户人家。吴玉萍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住房却是这么个情况。一家一间屋, 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半小间的储藏室两家合用,虽堆满了东西,但实在 挤不下时,还可以睡人,就像睡在货堆上一样。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下,奶奶妈妈早已睡下,她也躺下了,黑暗中睁大了 一双眼睛。睡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现在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安宁。然而以前,她却把 睡在母亲身边过富裕的日子视为羁绊。宁静的夜,难眠的夜,她的思绪一下子退回 到二十年前。 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她在全国有名的一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 织地下“民青”,从此成了家庭的叛逆。她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一天她正在后 院的椅子上看书,吴妈站在餐厅的门口向她招手:“大小姐!老爷请你上楼去!” 她的心咯噔一下,什么事?刚才吃饭的时候不说,单单让吴妈来叫?她和爸爸说不 来,爸爸向来是不找她单独谈什么的。 她的潜意识里忽然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升旗的事让爸爸察觉了?她把书放 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上楼去。爸爸一个人黑着脸坐在屋里,见她进来,一句 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 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 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 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 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 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 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 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 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 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 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 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 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 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 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 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 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 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 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 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 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 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 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 他们之间成为既是父女又是敌对的关系。在这以前这种关系是有时清楚有时模 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亲说了莫怪他无父女之情以后,她骤然明白 了父亲和自己在关键时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亲是不会以他的职位 来庇护她的。那时她并没有想到父亲或许有为难之处,而只是认为这是父亲的反动 立场所决定的。 父亲的话并没有使她退却,倒像是挥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从难以割舍的 父亲身边赶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时还存在的模糊变得更加清楚了。行动更加小心, 活动也更加隐蔽。一直坚持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时,她成了胜利者,心里抑止不住地欢呼雀跃。而父亲 成了失败者,整天垂头丧气,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冲破了牢笼,毅然离开了家,离开了那舒适的小楼,抛弃 了美丽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别了柔软的席梦思,睡在了稻草铺成的地铺上。 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她经受着革 命的锤炼,也接受了后来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学习和政治运动里,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和资产阶 级家庭的界限。为的是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 把她知道的父亲的一切向组织作了毫无隐瞒的汇报,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怀疑。在 她离开家的数年里,虽然离家并不远,但她一直没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