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 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 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 “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 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 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 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 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 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 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 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 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 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 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 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 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 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该如何解释?父亲认为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领导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孝 子贤孙。究竟是叛逆,还是孝子贤孙?她成了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切为什 么?谁能说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着了。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刚回来了,手上却戴着一副 手铐,铐子上还吊着一串叮当响的铁链。像是戏台上苏三起解带的那种锁链。她说 : “这是怎么了?”心中一惊就急醒了。醒来听见母亲正在厨房里做早餐,铁铲 敲得锅叮当响。自己便为自己解梦,这是由于声音的联想,才使自己做了这个噩梦 吧?不会是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没出事儿,为什么人 不来信也不来呢?到底为什么?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笼罩着她,驱也驱不散。 吃过早饭在母亲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 她不由地站在树下看起这匆匆而过的人群来。步行的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的飞驰而 过,不管奔向哪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个家,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她曾经视这个城市为自己的城市,为 了它的解放,她和他们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曾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 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这个城市里却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前后加 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数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离开了这个 城市到外地农场改造去了。 就在这个城市里,就在这些马路上,警车日夜呼啸的黑暗年代里,她冒着生命 危险,接受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她曾乘人不备在大街小巷里贴传单,也曾伪装成 农村来的小妇人,坐上叮当响的白牌环城有轨电车,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员会署名发 出的各种信件投入各个角落的邮筒里。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志们抄写的给 父亲的信,当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劝他不要跟着国民党去 台湾,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赎罪等等。 父亲每次接到这种信件时都惊慌失措,悄悄对母亲说:“共产党怎么对我的情 况了解这么清楚?连我这几天心神不安,夜里12点还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 以为这是佣人中有人通了共产党,因此把一个干零活、买菜的小勤务员无缘无故辞 退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写给他的。 这些信起了作用,虽然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但终究没走逃往台湾的那一条路。 而且由于这些信终日惶惶不安,不久终于决心辞去官职,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解放后她参加了党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是在一个连一个 的运动中,她却总是重点。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只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投错了 胎。审干、镇反、肃反,都受了严格的长时间的审查,但由于原来地下党组织的那 些领导人都给她写了评价很好的证明,总算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党组织的那些人,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一次以思想划分阶 级的运动,他们想保也没法保了。而且他们也不能保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 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难逃了。 尽管她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鸣放中也只是对丈夫在“肃反”中被长期看 押批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却被批判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肃反”。她 曾幻想“交心”就会得到谅解和宽恕,结果却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恶”越多。 终于成为劳改队伍中的一员,不是犯人的“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