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 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 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 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 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 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 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 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 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 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 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 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 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 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 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 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 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 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 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 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 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 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 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 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 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 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 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 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 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 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 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 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 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 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 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 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 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 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 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 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 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 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 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 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 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 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 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 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 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 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 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 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 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 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 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 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 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 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 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 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 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 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 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 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 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 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 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 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 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 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 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 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 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 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 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 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 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 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 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 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 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 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 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 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 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 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 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 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 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 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 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 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 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 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 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 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 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 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 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 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 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 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 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 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 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 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 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 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 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 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 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 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 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 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 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 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 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 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 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 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 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 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 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 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 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 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 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 (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 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 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 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 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 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 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 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 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 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 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 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 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 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 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 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 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 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 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 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 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 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 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 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 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 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 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 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 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 “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 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 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 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 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 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 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 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 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 “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 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 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 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 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 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 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 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 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 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 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 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 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 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 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 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 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 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 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 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 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 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 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 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 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 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 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 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 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 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 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 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 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 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 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 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 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 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 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 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 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 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 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 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 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 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 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 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 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 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 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 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 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 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 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 心中所感到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