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的现实与理想 体现在东西方关系、欧洲观、非殖民化以及同第三世界关系中的维护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高尚目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 主要内容和实践。这种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为主线的戴 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于战后的60 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自己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思想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是什么?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就是法兰西民 族主义。 戴高乐出生在1890 年的法国。此时的法国,已告别了它那历史上纵横捭阖、 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 年的战争虽然过去了20 年,但那耻辱仍像一个 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间。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土被 践踏,人民受蹂躏。 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都哪里去了? 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贝当和赖 伐尔。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 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养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弗朗索瓦·德雷弗斯在分析戴高乐思想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 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不是个别现象。甚至 可以说那时候法国大部分政党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一洛林之 后,复兴法国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想法,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 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欧内斯 特·拉维斯的《法国史》成了最畅销的教科书,在1880—1960 年间出生的孩子中, 几乎80%手里都有过这本书。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在压抑下 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 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1969 年12 月11 日,已辞去公职,在家安享晚年的戴高乐曾问过马尔罗: 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 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 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因为马尔罗没有点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 反法西斯主义可以照搬在众多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那不是抹杀了戴高乐主 义的本质了吗?戴高乐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米歇尔· 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 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 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 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可见,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 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戴高乐的思想中,他谈论国家, 国家后面就是法兰西民族,他谈论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植根 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待到开花结果之后,他又将 它奉献给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 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 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他说,产生于1940 年戴高乐的“六· 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 的斗争就开始了。这种斗争,在战争期间主要表现为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 义,即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但又不 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地位,为恢复 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戴高 乐不同意马尔罗看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这一 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了,显然,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突出出来。 戴高乐历来认为,法国的地位问题,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地位问题,任何歧视法 国、阻挠法国发挥世界作用的行为,都是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侵犯法国主权的行 为。他说道:“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 ;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 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正当戴高乐想乘战争胜利,去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时候, 他却无力战胜围绕内外政策角斗的政党政治,只好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这一退就 是12 年。在这12 年里,戴高乐主义的实践似乎停顿了,但是,戴高乐主义的精 神实质,却通过戴高乐著书立说得到总结提高,为他1958 年重新执政后全面实践 戴高乐主义奠定了基础。 那末,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可以完成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 主义的历史使命,到战后,直至差不多整个50 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 戴高乐主义呢? 翻翻戴高乐战后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把这一切原因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都 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戴高乐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 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除了外国命令我们做的事外,自己什 么也不做”。这个外国,当然指的是美国。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 的顾夫·德姆维尔也说过:“从1946 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 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 的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执行了一条亲美大西洋政策。在这一政策下,法 国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民族利益和愿望不能得到最惬意的满足。 就连当时的法国总理拉马迪埃也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 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但是,戴高乐将这一切原 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 就有欠公允。 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及政治家们,也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更不是 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在战后对德政策问题上,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 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同美国都有着尖锐的分歧,甚至皮杜尔在私下 先戴高乐五年提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而在美国的核技术封 锁下,法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也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制定并实施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的客观历史条件,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一项亲美大西洋 政策。 1946 年初戴高乐辞职下野,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曾说道: “很多实业家对我的行为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行动扰乱了他们依靠美援的前途。” 戴高乐被迫下野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戴高乐虽然当时仍有继续推行戴高乐主义 的雄心,却不具备推行戴高乐主义的能力。退一步作一个设想,如果1946 年戴高 乐没有下野,继续执政下去,他是否就能按他的设想去实践戴高乐主义呢?历史总 归是历史,谁也无法对假设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它却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 以肯定说明的是,即使戴高乐当时继续实践戴高乐主义,那时候的戴高乐主义,决 不会像他重新执政后实践得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具有份量,那样意义深远。 不应该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舞台就被美苏两个大国所支配。 这两个大国无论从其国土面积还是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看,都在其他国家之上。 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既发“政治财”又发“经济财”的国家,它利用战后 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军事上的虚弱困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将西欧 国家控制在掌心,在西欧独霸一方,形成了同苏联在欧洲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 家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和安全上的考虑,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全方位地依 赖美国,整个西欧对美国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第四共和国正是在这 种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选择。这个历史条件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法国从外交 到军事都与公认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趋于一致。许多迹象表明,当时的法国各 种传统政治势力(除共产党之外)以及社会舆论,都是赞同这一选择的。因此,戴 高乐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扭转法国的对外政策方向,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实际 上是不可能的。 进入50 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美国与逐渐成为一个松散 整体的西欧在实力对比上慢慢在起变化。这种变化到50 年代末已比较明显,进入 60 年代更甚。美国从原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变为相对优势,西欧国家已不是战后初 期对美国那种全方位的依赖者,经济上对美国有了竞争性,政治上也开始提出自己 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导致了西欧国家要求摆脱 长期依赖美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矛盾给国际形势带来了新的特点。维护民族 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尖锐突出而又复杂的问题。说 它尖锐突出,是因为涉及面广,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说它 复杂,是因为不仅在不同国家或敌对集团之间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各集团内部盟 友之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非常激烈。也就是说,战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 主权的斗争,既反映为战后新独立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反映为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还反映为在美苏两极体制内, 不满美苏控制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 很明显,在战后新形势下,除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不管意识没意识到, 不管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一个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因此, 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是个普遍问题,它并不被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限定在 某一部分国家之间。这就是戴高乐开始全面实践戴高乐主义的客观历史条件。 应肯定的是,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与这个客观历史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 说,它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才得以发展并取得成功。戴高乐主义的实质主 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罗—玛丽·德拉戈斯曾经说,在戴高乐的历史 观中,“民族性高于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和社会制度”。 他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世界,去考虑问题, 去制定法国的行动战略。 戴高乐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同美国的关系,因此,他认为从政治上法美是 一致的,但法国不能允许美国压制法兰西民族意志的表现,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 不能阻挠法国去争取大国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他曾表示:“必须指出,如果美国 ——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能够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有若干 世纪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他也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苏联,因此 估计到苏联集团内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他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美苏两霸,认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 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因而断定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霸权主义会给世界也会给 它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决不能向霸权屈服。而美国却仍然从两个阵营的争夺来看待 国际关系。他不希望美国出来做“全世界的法官和警察”,他认为法国同样也可以 在世界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因而终于作出决策实行非殖民化, 允许法属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 通过法国对外政策反映出来的戴高乐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戴高 乐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的霸权,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法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利益。特别是在西欧国家中,他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 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便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的盟主地位, 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作出决策了。因 此,无论怎么看,戴高乐在60 年代实践戴高乐主义的行动,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反 霸潮流的一部分,它绝不是孤立的。 戴高乐实践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 努力下,战争结束时法国终于争到了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戴高 乐的理想,也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目标。经过60 年代的努力,法国的地位不一样了, 它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地位,往往能在国际事 务中起到一种独到作用。由于法国的独立自主,法国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 友谊,在第二世界国家中赢得了领导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苏对它另眼相看。照戴高 乐的说法是:“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了,以前人家总是把它当作 一个跑龙套的。至于各国政府,不管是属于盟国一方的,属于东方国家的,或是第 三世界国家的,都懂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法国重 新和它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了,再也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了……”,“最近这几年, 法兰西在世界上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面目和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重 新卓立于世界。”当然,法国的形象是改变了,法国的实力是增强了,法国的地位 也改变了。但事实与戴高乐追求的“大国地位”仍不一样。时势已非,戴高乐终日 难忘的,法国历史上那种称雄一世、独霸一方的“大国地位”是决不可能再现了, 法国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二流的地区强国。 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的一种理想,是 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 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曾给予戴高乐极大帮助,并将戴高乐引向政坛的保罗· 雷诺,在60 年代成了戴高乐主义的最坚定的反对派,他曾作为宪法咨询委员会主 席通过了第五共和国宪法,但在1962 年他坚决反对戴高乐修改宪法和扩大总统权 力的措施。他曾写了一本《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全面抨击了戴高乐主义。他 在书中反驳戴高乐关于法国地位的看法。 ……所有这些话都是要法国站在最前列。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 科学和艺术方面处于前列。但是它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了。 在美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美国与法国相比,经过了四次大发展,它的农业 和工业在一个大陆上依赖两个大洋而向外开放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俄国自战后以来在莱因河东岸扩展了100 公里,在太平洋上占有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它横跨欧洲和亚洲,它的人口据大数学 家们统计比美国还多,它的老百姓在贫困中生活,它在为实现一个贪婪的超级强国 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雷诺的反驳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他据此要求改变法美关系 是另外一回事)。在美苏两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下,法国怎么可能争 取到同它们平起平坐呢? 戴高乐之所以顽固地抱着这个想法不放,还要从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去找 原因。 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法兰西民族主义历史悠久,它同任 何民族主义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在另 一种条件下,它可能是退步的,甚至反动的,表现为排外性的或扩张性的。民族主 义是近代历史现象,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以全民族的名 义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斗争胜利时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后, 资产阶级的扩张性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使民族主义又具有了另一种属性。 拿破仑也是法兰西民族史上的一位伟人。拿破仑以他辉煌的业绩在法国史,甚 至欧洲史上创造了一个“拿破仑时代”。他靠的是什么?除去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 人的才干之外,是他以法兰西民族为后盾,将民族的命运和利益与个人的志向与抱 负融合在了一起,才能顺应法国大革命的要求,才能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才会有 那么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拿破仑获得击溃反法联盟的胜利、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 之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扩张性与他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终至野心和权欲 膨胀,超出了客观历史条件对他的要求,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戴高乐主义虽然植根于悠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中,但它却是萌发在反法西斯战 争中,形成和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条件下 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自然不能与战后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仍处于被压迫 地位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甚至不能与战后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 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它们既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不会有同一种归宿。戴高 乐主义中体现的这种法兰西民族主义,一方面,它在强调抵制外来影响时,往往表 现为排他性。另一方面,在强调自身发展时,又往往带有扩张性。 在战争时期,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为解放、独立和自由而战,反对法西 斯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是进步的,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 但是,在争取法国战后地位的斗争中,戴高乐主义展现的蓝图仍然是陈旧的法 兰西帝国,这种将老殖民主义权益作为国家主权来捍卫的做法,显然是保守的、退 步的、不合历史潮流的。 在60 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 洲国家反对美苏霸权、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 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 戴高乐主义的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 的,是欧洲问题。戴高乐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 了要取代美国在西欧的地位,首先是控制西德,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的领导,然后 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他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 “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 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 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 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将军和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 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为“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 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 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 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 戴高乐当然也了解欧洲盟国的看法,他说道:“我们的邻国拒绝接受法国关于 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言,在某种 程度上害怕我们称霸。”正因为这个原因,共同体其他成员国拒绝了他的政治联盟 建议,不想完全放弃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赞成接纳英国。 因为他们不情愿法国像美国那样来控制自己。 戴高乐主义中另一个引起轰动和怀疑的事例,是戴高乐1967 年7 月访问加拿 大时在蒙特利尔市政厅阳台上的即席演说。 17 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印度、加拿大开始发展殖民地贸易,1608 年建立 了魁北克城。1763 年2 月10 日签订的巴黎条约,结束了“七年战争”,标志着 英国在争取商业和殖民地霸权斗争中的胜利,法国被迫把加拿大和北美其他地区, 以及几乎全部在印度的属地割让给英国。当时根据条约留在加拿大的法国人约有6 万,但却保持了法兰西人的传统、语言和宗教信仰,到20 世纪60 年代,加拿大 的法裔已增加到600 万人,魁北克城成为主要集中地。在这个过程中,法语居民和 英语居民一直没有解决好民族矛盾问题,加拿大的法裔长期以来就有一种要求独立 的倾向,致使魁北克地方政府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常处于不和之中。 1961 年10 月,魁北克地方政府总理访问了法国,并以魁北克的名义在巴黎 设立了代表处。1967 年7 月24—26 日,戴高乐赴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当他到 达魁北克时,官方乐队演奏的乐曲是“上帝保佑女王”,而欢迎人群中却齐声唱起 了“马赛曲”。加拿大法国后裔的激动情绪使戴高乐也激动起来,这位77 岁的老 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在蒙特利尔的最后一天,戴高乐在市政厅阳台上发表即席演说。他公开许诺, 法国将对魁北克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给予支持。当人群中“戴高乐万岁”,“法兰 西万岁”,“自由法国万岁”,“魁北克属于魁北克人”,“自由魁北克”的呼声 一阵高过一阵时,戴高乐也高呼:“蒙特利尔万岁!魁北克万岁!自由魁北克万岁! 法兰西人的加拿大万岁!法兰西万岁!”“自由魁北克万岁!”显然侵犯了东道国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主权。 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为此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声明不能接受戴高乐的 言论和态度。这等于宣布戴高乐不再是受欢迎的人,戴高乐只得取消了访问渥太华 的计划,提前回国。迎接他的,是法国铺天盖地而来的批评和指责。 “自由魁北克万岁!”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年迈的戴高乐的一时失言,“如同 他面对穆斯塔加奈姆的穆斯林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一样,这一切都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戴高乐仍然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加拿大的民族矛盾,但是他 的出发点是站在法兰西民族主义立场上,无视世界上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与 欧洲民族国家的区别。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种言行只能说是戴高乐主义的思 想基础中,利己主义、排外性,甚至扩张性的流露和表现。 当然,戴高乐主义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抹杀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在欧洲,乃 至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戴高乐推行戴高乐主义,他为维护法兰西民 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不妥协精神,使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使法国起码在 “二流强国”中站到了最前列。由于戴高乐主义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 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当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仍然 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新戴高乐主义”或者 “半戴高乐主义”,成了戴高乐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的最好说明。而在法国, 不管是戴高乐派执政,还是曾激烈地反对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派别执政,虽然 其对外政策有过适时的调整,但体现戴高乐主义实质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方针,却始终继承下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