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伟人和凡人 戴高乐是真正引退了。尽管还有人期望他发挥作用、对某些事施加影响,尽管 还有人害怕他在科隆贝双教堂遥控巴黎的政治,但是戴高乐自己是感到一切都结束 了。他拒绝接待无论直接或间接与政界有关的人士,拒绝参与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 活动,拒绝答复任何政府成员的有关问题。他不愿使人感到他还在“幕后操纵”。 戴高乐希望很快就渡过“被法国人抛弃”后的那一段痛苦时期。1969 年5 月 10 日,戴高乐前往爱尔兰访问,他想换一个环境,暂时离开这个生他养他,给他 荣誉和信念,他终身为它奋斗而又最后使他陷于忧伤的法兰西。而且,他有意想躲 开“六·一八”这个纪念日,这是他自法国解放后第一次在国外过这一天。 1969 年6 月18 日,是“六·一八”号召29 周年纪念日。戴高乐和夫人在 都柏林法国大使馆,参加埃马纽埃·达尔古大使举行的午宴。达尔古大使是抵抗运 动的老战士,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是解放功勋团的理事。 达尔古举杯缅怀“六·一八”,戴高乐却平静地说:“你在这一天感到光荣, 因为你是达尔古,而且你是在向戴高乐致词。我也感到光荣,因为我是戴高乐,而 你是达尔古。”达尔古请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上签字留言,戴高乐在书的扉页 上与了尼采的几句格言:“一切都毫无价值。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而什么都遇到 了。但这也无关紧要。”还有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 “从这本书里你们将了解我,那就为我祈祷吧!”还有一句“吃苦多的学到的 也多”。 6 月19 日,戴高乐回到科隆贝。他也知道时日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将他 计划中的《希望回忆录》写出来,以便像《战争回忆录》展现他的大半生一样,将 他最后20 多年的所作所为留给历史去验证。他说:“到84 岁我将完成我的作品 和生命”,“这部回忆录,我多么想在死前能把它写完呀。 我要加紧,我要加紧……我希望在不到一年内写完第二卷。这是我死前的使命”。 《希望回忆录》计划写三卷。第一卷《复兴》写的是1958—1962 年的事,内容包 括阿尔及利亚问题,1962 年关于总统普选修改宪法,以及这些年他所经历的重大 国际问题,于1970 年出版。第二卷题为《努力》,只写了头两章,后五章未来得 及动笔即去世了。第三卷《终点》,原想写的是1966—1969 年的事。 《希望回忆录》虽然未能终稿,但同《战争回忆录》一起,已经较完整地叙述 了法国当代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将一些重 大的史料通过戴高乐优美流畅的文笔留给了世人,而且通过叙述一生奋斗的经历, 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实质和实践活动留给了后人。因此,戴高乐的回忆录,无论从 文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 义的传世之作。与此同时,戴高乐还与普隆出版社商定,出版他的《言论书信集》。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分为五卷,时间跨度从1940 年到1969 年,第一卷的第一 篇是他著名的“六·一八”号召书,第五卷的最后一篇是他1969 年4 月28 日的 辞职公告。1970 年4 月,戴高乐还同意成立“戴高乐研究所”的建议,由他原来 的助手之一皮埃尔·勒弗朗负责,在“戴高乐将军著作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筹建。 1970 年6 月18 日这个“六·一八”纪念日又要来临了。这是30 周年纪念 日,戴高乐周围的人都希望并劝告他参加今年的纪念活动,那怕是将过去的官方纪 念仪式改为私人活动仪式。但是戴高乐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六·一八”虽然是 个历史纪念日,但无论如何会带有政治色彩。而他是一个脱离了政治的人。看来不 完全是避“政治嫌”,戴高乐是真正地因被抛弃而感到伤感了。 6 月3 日,戴高乐夫妇动身去访问西班牙。这个月份是有意选择的,他要在西 班牙过“六·一八”。整个访问共25 天,西班牙政府把他当客人接待,佛朗哥会 见了戴高乐,并满足戴高乐不要张扬、随意逗留的要求。25 天里,戴高乐在13 处留宿。他在一个最荒凉、交通不便、一派乡村风味的胡阿那尔山区的“小客店” 里过了6 月18 日。不会客、不访友,戴高乐上下午都在工作,没有人谈起历史上 的“六·一八”,唯一与此有关的,是在午餐时客店经理送上了一个印有洛林十字 图案的蛋糕。 1970 年中戴高乐有生之年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平淡得很。戴高乐按他自己 的计划工作:撰写回忆录,整理出版言论集,准备1971 年访问中国的计划。然后 是同家人团聚、休息、散步…… 死亡是有预感的,但又是突然到来的。 11 月2 日,亡灵日。戴高乐夫妇在女儿女婿陪同下,来到早逝的长女安娜的 墓前默哀。他曾多次说过:“这就是我将来要安葬的地方。”这一天,他重复了这 句话后又补充说:“墓地的门太窄了。将来我到了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客人,应该 在墙上再开一个门。”(他死后照办了。)这是他同儿孙们的最后一次相聚。他同 儿子菲利普·戴高乐的最后见面是在这之前的9 月27 日。 11 月8 日星期天,戴高乐参加了科隆贝教堂举行的弥撒,主持弥撒的克洛德· 若盖教士看着身穿黑外套的戴高乐,感到“我发现他很苍白……”,“好像很不好, 我感到时间不长了”。 11 月9 日,戴高乐上下午都在工作,抽空到花园散步。晚上6 时半以后,戴 高乐同夫人在他的图书室里像往常一样等候开饭,他在玩纸牌,戴高乐夫人在一张 小书桌前写东西。在离7 时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戴高乐突然惨叫一声,低声说道: “噢!太痛!”他用手指着背,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1970 年11 月9 日19 时25 分,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去世,离他80 岁生 日整差两个星期。 11 月10 日9 时40 分,法新社播出新闻快讯:“戴高乐将军逝世了。”下 午1 时整,蓬皮杜总统发表电视讲话: 法国的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 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 誉。1944 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 1953 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 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 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 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唁电中称:“美国知道,戴高乐将军在战争时期是坚定的盟 友,在和平时期是真正的朋友。他的逝世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 损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在联名唁电中称戴高乐为 “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戴高乐 将军”。 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 战士”。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唁电中说:“戴高乐将军以战斗的精神和不倦的精力闻名, 他强有力的个性给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英国首相希思称戴高乐是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许多伟大人物中“最伟大的人物之 一”,“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袖,是法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化身”。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唁电说:“戴高乐将军在欧洲与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是永 垂不朽的。他在黑暗的年代里,担当了拯救法兰西的任务。……他领导他的国家回 到了世界大国的行列并给欧洲以新的重要性,他成了法德谅解和友谊的象征。”在 法国,人们听到的反映是:“我的孩子们,父亲去逝了。”“他退出了政治生涯, 但在国家不幸的时候,人们还会想到他。”法国共产党承认,戴高乐在法国和国际 上“起了重大作用”,由于这一点,他的去世不能使“任何法国人无动于衷”。曾 激烈反对戴高乐的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谁也不比戴高乐更加热爱法国”。60 年 代与戴高乐决裂的戴派老人苏斯戴尔说:“不能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自 由法国人的领袖,他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一位普通百姓说:“我不同意他的政治 观点,但我没忘记他是法国的解放者”。 全世界都在悼念戴高乐。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北京到莫斯科,从非洲之角到加 勒比海湾,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沉重地降到了旗杆的中段,各国领导人都前往当 地的法国代表机构,向戴高乐表示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11 月12 日上午11 时,法国全国4 万多个教堂钟声齐鸣,政府在巴黎圣母 院为戴高乐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共有120 个国家的著名人士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仪 式,其中约有80 名原任或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小时的仪式使来自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有些甚至是交战双方的头面人物汇集到一起,像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 像北越人和南越人,他们在巴黎圣母院竟近在咫尺,暂时忘却了他们硝烟弥漫、炮 声隆隆的战场,默送着戴高乐的灵魂安息在天堂。 巴黎圣母院的仪式结束后,巴黎民众几十万人响应市长的呼吁,经爱丽舍田园 大街,过爱丽舍宫,来到凯旋门。他们在《马赛曲》声中向戴高乐致敬,在寒风冷 雨中寄托哀思。从此,凯旋门下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1990 年,是戴高乐诞辰100 周年、逝世20 周年。这一年,在法国被称为 “戴高乐年”。当年11 月,深秋的巴黎迎来了戴高乐将军诞辰纪念活动的高潮— —法国戴高乐研究所发起的“戴高乐在他的世纪里”国际讨论会。60多个国家的2000 余名代表云集巴黎,探讨戴高乐的一生以及他对法兰西民族乃至世界的影响和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杰出历史人物,像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 还有铁托,谁也没有像戴高乐享受过如此场面的殊荣。且不问千秋功罪如何评说, 也先不必深究发起如此规模、声势的纪念活动是否另有它意,就此芸芸数千位世界 各地的名人隐士、专家学者汇聚巴黎,已足以证明戴高乐真正是个值得研究和剖析 的人物。 1990 年夏天,在中国学者和法国驻华使馆官员参加的戴高乐诞辰100 周年学 术讨论会上,关于戴高乐是法国伟人,是欧洲伟人,还是世界伟人;关于戴高乐主 义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是一种理论指导思想,众说纷纭,难以统一。也许,这正是 伟人的博大精深之所在,是他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推敲、体味、探索的有价或无价之 物。 蓬皮杜在戴高乐逝世第二天发表的讲话,精辟地总结了戴高乐一生对法兰西的 贡献,勾画出了戴高乐的伟人形象。 戴高乐这个伟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应国际、国内 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的历史人物。早在评价拿破仑时,马克思曾引用过爱 尔维修的一段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也指出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 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 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这就是说,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政治 舞台上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戴高乐,也会有另一个人出现适应历史的需要, 没有戴高乐主义,也必然会有另一种主义的产生。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 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 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原理在世界现代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无产阶 级的杰出人物还是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应当说都是适用的,关键在于杰出人物如 何对待历史赋予他的职责和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 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戴高乐毕竟适应了40 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 历史需要,适应了60 年代整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势,而且为 法国置身其中创造了条件,如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艰难创业,国内新政治体制的建立, “非殖民化”的实现,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等,这些都是戴高乐克服困难创造的条 件,也正是戴高乐个人的历史价值所在。 当然,戴高乐是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指导思想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他不 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难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 不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伟人最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什么?当然是他们的功绩和瑕疵。 对功绩,人们会颂扬、崇拜,有时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还会近于发狂似地吹捧 ;对瑕疵,人们会猎奇、惊叹,甚至难以容忍。可是,伟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戴高乐也是这样一个人。 戴高乐热爱法兰西,一生以法兰西的独立、光荣和伟大为奋斗目标。可是他心 底里看低法国人民的自我优越感,使他无法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去解决法国的问题, 最终导致他1968 年五月风暴后在政治上被法国人民所遗弃。 戴高乐从民族利益出发,不能容忍超级大国的主宰和控制,他不服,他挣扎, 他拒绝,他在困境中毫不妥协地走自己的路。可是他对付美国的态度和手段又往往 施之于他人,欧洲邻国不能不对他强加于人的野心报以戒心。 戴高乐主张独断专行,他行使权力的准则是“只听你自己的!”“握有实权, 这很重要!”靠着这些,他振兴了法兰西,创建和巩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初 竭力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咒他为“独裁者”、“波拿巴分子”的一些人,至今仍 沿袭他那一套治国方针和政治体制在领导法国,只不过他们不像戴高乐那样有权威。 戴高乐在他的《剑刃》一书里,主张领袖人物应具备神秘品格和威风的素质。 他一生以此为准绳塑造自己的形象,成就了他的独特处世才能和领导风格。他为显 示自己的“正式权威”,每次公开演说前都要将讲稿默记在心。 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他坚持在电视转播时不戴眼镜,在旅途中不解领带。 戴高乐性格刚强,他有惊人的毅力,有使不完的精力,他顽强不息,毫不退让。 他使对手退避三舍,他使部属敬而畏之,可是,他对先天残疾的女儿又有着一颗凡 人常有的慈父怜悯之心。 戴高乐一生为法兰西,功高盖世,他以报效法国为己任,他以报效法国为荣耀, 他以报效法国为己欲。当他意识到法国已不需要他时,他像以前果敢地挺身而出那 样,明智地悄然而退。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都有过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 但有哪一位是像他这样,两次主动挑起重担又主动卸下呢? 戴高乐对法国终身无所求。他为法兰西付出的是伟人的智慧、伟人的才干、伟 人的力量,而索求的仅是凡人之所需。在最善于从生活轶事中攻击对手的西方政治 斗争中,又有几位能像戴高乐那样以清廉之身始终严于律己呢? 戴高乐1944 年8 月以胜利者身份返回巴黎以后,作为临时政府首脑,他将办 公地点设在圣多米尼克路的布里安宫,而没有选择有传统象征意义的爱丽舍宫。他 认为那样会增加开支,“与全国的困难处境很不调和”。他以个人名义在布洛涅公 园附近租了一所私人住宅,同夫人、两个女儿住在一起。 1959 年1 月担任总统时,戴高乐仍不想住在爱丽舍宫。迁往哪儿呢?凡尔赛 宫“太浮华”,万森宫修缮费昂贵且有珍贵文物,大特里亚农宫有倒塌的危险,还 有人建议罗丹博物馆、荣军院、军事学院。方案一个个被否定,戴高乐只好还在爱 丽舍宫。 1945 年8 月访问美国时,杜鲁门总统曾送给戴高乐一架非常漂亮的DC4 型飞 机。1946 年戴高乐辞职后,他将飞机交给了军方。当时报界曾有传闻,戴高乐辞 职后仍支配军队的五辆汽车,并接受汽油补贴。戴高乐的所有车辆实际上都是私人 财产,他的夫人在科隆贝开一辆普通的小轿车外出采购必需品。只有当戴高乐外出 时,才有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提供的保安司机和副官乘坐的汽车。1969 年辞职后, 除去帮助戴高乐写作回忆录的工作人员外,戴高乐身边的后勤人员只剩下一位厨师、 一位服务员、一位司机。 戴高乐从来不看重金钱。1946 年辞职后,按照规定,他应该领取将级军官的 退休金。但是,在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官员发现,1940 年戴高乐是临时被任命为准 将的,于是,这位显然对戴高乐有偏见的官员咬定:“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只是一 个上校”,只同意付给上校军衔的退休金,被戴高乐严辞拒绝。他宁肯不要,也不 接受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待遇。 1946 年4 月,政府总理费利克斯·古安要求国防部长,考虑将戴高乐的军衔 提到国家能授予的最高一级。8 日,国防部长埃德蒙·米歇勒给戴高乐一封征询意 见的信。12 日,戴高乐回信:“亲爱的部长:我回答您8 日的来信。自从1940 年6 月18 日我离开军官的岗位,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已 使人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作出合法规定。况且,在五年七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内,显然没有人曾想到要改变。因此,今天想用一项行政措施来改变这个地位,会 令人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真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 解决的。”戴高乐靠其他私人收入过日子。 1959 年当了共和国总统之后,戴高乐年薪75000 法郎,这个标准低于其他主 要领导人。十年任期内,他拒绝增加自己的薪金。他按年资总额交纳所得税,而部 长们却享受10%的减税优惠。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外出,包括出国访问,戴高乐随 身携带着私人支票本,随时支付私人开支。1970 年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西班牙当局招待他,从第一站起就不送帐单。戴高乐推迟不掉,只好在每一地留下 一笔相当的费用,作为各项开销。 1969 年辞职以后,戴高乐如同1946 年放弃准将退休金一样,宣布不接受原 共和国总统应享受的年金和宪法委员会成员的薪俸。他靠自己的稿费和一个农场的 收入生活。 戴高乐将他稿费的大部分,用于设立以他残疾女儿安娜的名字命名的“安娜· 戴高乐基金”,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个慈善保育院。 戴高乐历来坚信荣誉和威望是靠自己的努力产生的,它是客观存在的,无须任 何人以任何形式赐予。因此,他拒绝任何荣誉称号。1946 年8 月在华盛顿,杜鲁 门知道如果先告诉他,他不会接受任何功勋荣誉,于是给戴高乐一个突然“袭击”, 在会谈结束时,突然打开办公室的门,在一群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记者面前,出乎意 料地给戴高乐披上了“功勋”绶带。1947 年1 月,新当选的第四共和国总统决定 授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戴高乐军功勋章,戴高乐写信拒绝,他说他所做的 一切是以国家的名义做的,“国家不能给自己授勋”。 戴高乐不仅生前拒绝任何荣誉称号和勋章,而且死后也拒绝接受。1970年11 月10 日,在戴高乐的亲属坚持之下,政府于蓬皮杜总统讲话之前播放了戴高乐生 前遗嘱,这份遗嘱立于1952 年1 月16 日,一式两份,分别由戴高乐亲属和蓬皮 杜掌管。其内容如下: 我希望在科隆贝双教堂为我举行葬礼。如果我在别处去世,应将我的遗体运回 我家,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 我的墓地就是安葬我女儿安娜的地方,日后我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碑文是: 夏尔·戴高乐(1890— )。别的都不要。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在我的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安排,务 必使之极其简单。我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和公共机构代表参加。只有 法国军队可以以军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哀乐,不要军 号,不要教堂的钟声。 在教堂和其他地方不要发表演讲。在议会里不要念悼词。 举行葬礼时,除给我的亲属、解放功勋团的战友和科隆贝镇议会留出席位外, 不要留别的位子。 法国的男女同胞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我的 墓地,以此作为对我的纪念。但我希望在静默中将我送往墓地。 我事先声明拒绝接受法国或外国的勋章、晋升、称号、表彰。无论授予我什么 都将违背我的遗愿。 11 月12 日,巴黎圣母院的仪式盛大而隆重肃穆。但是,下午在科隆贝举行 的葬礼,按戴高乐的遗愿却极其简单。 戴高乐的遗体安放在一具只值350 法郎(合63 美元)的橡木棺材里,这是科 隆贝双教堂材木工为他赶制出来的。这一天从早到晚,约有两万多人从四面八方赶 来为戴高乐送葬,还有数万人因交通堵塞不得不停留在他们的汽车里,而科隆贝双 教堂村只有394 位村民。下午约4 时,12 位本村农民的儿子抬起戴高乐的棺木, 在15 位戴高乐亲属的护送下,静静地将戴高乐送往墓地,与他的女儿安娜安葬在 一起。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硕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毛泽东、周恩来 的名字。 戴高乐去了。他同一个凡人一样无法抗拒死神降临,他又同一个凡人一样悄悄 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是,这样一个凡人却使法国人难以忘怀,他在法国史和世 界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个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凡人,毕竟是一个伟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