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决定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主要国家就面临着一个怎样同新中国发展 关系的问题。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由于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对抗,西 方主要国家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1954 年6 月,英国同中国 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同年7 月,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当时 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伯尔尼有过 接触,透露过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但是,仅隔几个月,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深一步的接触被搁置起来。不过,此后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有所加强,为进 一步发展政治关系打下了基础。 1957 年5 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夫妇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周 恩来总理热情会见了富尔夫妇。富尔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题名叫《龟与蛇》。 书中,富尔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外交联系”的想法。 富尔将书寄给了戴高乐。戴高乐看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看法”,但他又 补充道:建立这种关系的“条件是法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58 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据长期担任过法国外交部长的顾夫·德姆维尔回 忆,戴高乐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同他谈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两个人都有 一致的看法,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建立外交关系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1960 年,戴高乐还曾专门请富尔前往爱丽舍宫,给他讲中国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特别是由于法国当时面临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法中两国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直接 讨论建交问题。 1961 年5 月—1962 年7 月,戴高乐关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已基本 明朗,中法两国外长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又进行了多次会晤,顾夫· 德姆维尔外长和陈毅外长都表示了准备建交的愿望。到1963 年初,戴高乐已作出 了同中国建交的原则性决定。 1963 年10 月21 日,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埃德加·富尔为特使访问中国, 并让他将一封信转交给中国领导人。 埃德加·富尔这一次重访中国,显然负有特殊使命,他受命就两国建交的条件、 规格和方法作出试探,然后就总的印象向戴高乐提出报告。因此,当时的舆论都认 为这是一次“半官方性质”的访问,富尔在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热 情接待,11 月2 日,周恩来总理和富尔签署了“备忘录”。富尔在归国途中落脚 新德里,先将会谈情况及“备忘录”报告了戴高乐。 中法之间建交的关键问题,是戴高乐必须克服美国的压力只承认一个中国,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断绝同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当局的“官方政治关系”。 富尔也好,戴高乐也好,当然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在磋商和接触过程中已经解 决了的问题,戴高乐的态度也很明确。 在中法之间频繁来往接触过程中,台湾当局和美国都加紧活动,企图阻挠中法 关系中这一重要历史进程1963 年11 月、12 月,美国驻法大使波伦,美国国务 卿迪安·腊斯克,在会见戴高乐时都表示对中法接近表示不安,询问是否打算建交, 何时建交。12 月24 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询问法国是否打算改变现有关系 的形式,1964 年1 月7 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美国大使波伦, 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紧接着,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向美国国务院 通报了这一决定。1 月14 日,戴高乐复信台湾的蒋介石。信中仍然对这位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表示敬意和友谊,但明确通知:“的确,用不了多久我的政府将 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缔结外交关系。……法国再也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 实。”富尔回国后,法国政府代表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在伯尔尼就 建交的具体细节问题同中国驻伯尔尼大使进行磋商。由于主要环节均已取得谅解, 所以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1964 年1 月27 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了中法建交联 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很快将互派大使。 从此,中法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64 年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 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其所以重要,是因为这 一决定给美国长期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试图逼迫欧洲盟国长期听命于己的盟主 地位以沉重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 和平共处提供了范例。顾夫·德姆维尔在纪念两国建交20 周年时曾撰文指出: “1964 年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同北京的关系。这就 是法国的主动行动产生的效果。”当然,戴高乐作出这一重大决定,并不意味着他 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法中两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对中国有着中 国人民不能同意的评价和看法。但是,戴高乐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现实主义 政治家,他从不同中看到了“同”,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传统古话: “求同存异”。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