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在中国 戴高乐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戴高乐在中国并不使人感到陌生。 正如戴高乐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出发,不能赞同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制 度;正如因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会有偏见一样,中国人民也 不能赞同戴高乐的政治信仰和他维护的政治制度,对戴高乐的看法也难免会有值得 重新研究之处。 不管在不同条件下对戴高乐有过什么不同的评价,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对历史上的事情人们的认识不见得完全一致,后来的人首先不能改变历史,但 他可以重新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找出指导现实的依据来。没有这种重新认识,也就 不会有历史,更不会有将来。中国人民对戴高乐最精辟的重新认识,当属毛泽东主 席在戴高乐逝世后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 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毛泽东主席几十年献身中华 民族、献身中国革命的思想反映,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 分歧,在自己和戴高乐之间寻找到的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点。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一样,都是历史伟人。不过,他们一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一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门有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胸怀。但是,他们首先都 是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这两个具有悠久文明 史的伟大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的毕生理想,如果简单地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要使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要使中国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地 位,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戴高乐也有类似的崇高理想。这两个历史伟人不仅在 志向和理想上有共同之处,而且在为实现各自的崇高理想进行的斗争实践中,也有 惊人的相似之处。 1940 年6 月法国投降之前,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大声疾呼, 到处奔忙,反对以贝当、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这时在中国,抗日战争己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 自从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一直坚持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 针。1937 年10 月25 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投降主义时,明确指出 :“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 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 是将来胜利的基础”。1939 年6 月,针对国内投降派“战则亡,和则存”的投降 主义论调,毛泽东以“反对投降活动”为题发表文章,指出“战则存,和则亡”。 戴高乐同毛泽东一样,在民族危亡、国土沦丧的紧急关头,坚持反对民族失败 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不过,毛泽东的任务比戴高乐更重,除去反对民族投降 主义之外,他还要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而然地以民族大义和国家 为重,响亮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将有限的兵力率先投向抗日 前线。戴高乐孤身一人,在伦敦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大旗。 戴高乐在自由法国时期,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政权地位,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毛 泽东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团结人民坚持抗战为宗旨,迫使国民党中央政府 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戴高乐在抵抗法西斯、解放法国的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要以法国人自己的 力量亲手打开通向解放法国的大门。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惧压力,完成了解 放国土和民族统一的事业,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国际援助看成抗日战 争最后胜利的一个必须条件,但不看成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条件。毛泽东反对把抗 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他认为在众多条件中,中国人民能否团结一 致抗日,是最主要的条件。毛泽东坚持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 早在1940 年6 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就用焦虑 关切的眼光,密切注视着欧洲战场的局势变化。关于戴高乐1940 年6 月18 日号 召的消息,第一次见于报端,是在1940 年6 月20 日。上海《晨报》以“戴高乐 将军在英国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为题,报导说雷诺政府原国防部次长戴高乐将军, 在伦敦电台发出号召继续进行战争,并摘要报导了“六·一八”号召的部分内容。 1943 年6 月,当戴高乐到阿尔及尔同吉罗握手,共同组成法兰西民族解放委 员会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已度过了1941—1942 年最艰苦的阶段,正当中国人民 更需团结一致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在精心策划第三 次反共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6 月21 日的《新华日报》以“法兰西的曙光” 为题,报导了戴高乐与吉罗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消息。8 月1 日,中国中央政府宣布 断绝同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于8 月27 日宣布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 时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都报导了这个消息。 1944 年8 月巴黎解放,蒋介石以中国总统身份致电戴高乐以示祝贺。8 月29 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以“蒋介石总统致电戴高乐将军祝贺巴黎解放” 为题作了报导。 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与法国人民是息息相通 的。作为两国的民族英雄,作为两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领导人,毛泽东同戴高乐 之间肯定会有许多共同的感慨。 1958 年戴高乐执政后,历史条件又将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历史人物,在更多 的问题上沟通起来。由于中国和法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它们的作用不相称,由于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侵犯他国权益,由于中国和法国都执行一项独立的 外交政策,由于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领导人都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所 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着一致 或者相近的看法。 戴高乐从1958 年起同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联盟闹独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不顾还未解除的美国封锁的压力,带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了反对苏联“老子党” 的霸道行径、反对苏联“指挥棒”的斗争。在面临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紧张局势, 中印边界战争,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援助,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多重压 力下,毛泽东却在大讲“不怕鬼的故事”。 当戴高乐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机构中撤出飞机、调回舰队,将美国的战略 武器赶出法国领土时,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要在中国设长波电台、两国组建共同 舰队的建议。 当法国不顾美国的技术封锁,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时候,毛泽东领导下的中 国也在遭受同样的处境;苏联拒绝提供情报技术资料。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 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不服输、不怕硬的历 史伟人,一个在1964 年,一个在1960 年,终于使他们的国家成为核大国。 应当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面临的困难,要比当 时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面临的困难严重得多。这不仅因为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中 国是一个刚刚发展的穷国,而且因为中国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来自好几个方面。因此, 在不同程度的困难面前要取得相同的,甚至更大的成果,毛泽东自然要比戴高乐具 有更大的胆略和魄力,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智慧。但是,中国人民仍然非常钦佩戴高 乐,因为他不仅为法国和世界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而且在困难时直接给予中国人 民支持和帮助。他不愧为“不屈战士”。 马纳克曾经多次向戴高乐转达过中国人民对他的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不 仅是私下里的,而且是中国领导人多次公开表达的;不仅是戴高乐在世时如此,在 他去世后仍然如此。 1964 年1 月27 日中法两国宣布建交后几天,周恩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公 开赞扬道:“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采取了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态度, 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树立了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独立自主的榜样。” 1984 年,在为庆祝中法建交20 周年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中,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耀邦指出:“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 家,20 年前,戴高乐将军代表贵国人民作出这个重大外交决策时所表现的勇气和 远见卓识,中国人民至今深为敬佩”。 1990 年7 月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 江泽民指出,1964 年,戴高乐将军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法国成为同 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他在回顾中法关系时称颂戴高乐将军 的远见卓识。 反法西斯战争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共同经历,使戴高乐同中国人民的 距离拉近了。当人们今天重新回顾这些历史时,就愈加感到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 戴高乐同中国人民之间无形的友谊和相互支持的珍贵。 1993 年在上海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 周年国际讨论会上,法国前总统吉 斯卡尔·德斯坦说:“现在的社会变化很快,许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 数人还被记着。在法国,比如戴高乐将军,人们知道他,敬重他。 在中国,对毛泽东也是一样”。 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话应该补充的是,戴高乐将军不仅法国人民知道他,敬重 他,而且中国人民也知道他,敬重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戴高乐对法国和世界的贡 献,更不会忘记他为推进中法关系作出的贡献。不管是在什么环境和形势下,始终 如一珍惜这个事实,这个友谊。因为中国人民坚信一点,促使戴高乐当初决策的共 同基础始终存在着,它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法关系的有利因素。记着戴高乐,中法关 系就有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和困难,健康地、友好地发展下去。这也是本书作者将这 本书献给读者的主要目的。后记戴高乐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还是在我的少年时代。 那是50 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期间,在我居住的小县城的街头,看到一场活报剧。记 得有三个身穿条纹西裤、戴着长筒高礼帽、安着大红鼻子的洋丑角——艾森豪威尔、 麦克米伦、戴高乐,在手持大刀、长矛、步枪的世界人民面前发抖。我自己也没有 想到,20 年后,当我步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后,会将戴高乐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课 题来研究。至今,我还常常想起那幕活报剧中的戴高乐,他与我今日所理解的戴高 乐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呀! 本来,给一位当代国外资产阶级政治家立传就有若干难处,何况在“传”字前 又加了一个“评”字。我曾多次自问:是否忒胆大了?可是,自己又架不住要尝试 一下的强烈愿望。因为——恕我寡闻——极少见国内学者评述国外当代资产阶级政 治家的专著。 由于自己的学识水平,也由于许多档案材料未到50 年才能开封启用的年限, 更由于这的确是一种尝试,书中难免有点评不到,或是点评有误之处,还望读者批 评见谅。 作者在撰稿过程中常得陈乐民同志指教和帮助,脱稿后又蒙其欣然作序;人民 出版社王德树同志为本书付梓问世做了许多工作,初时因作者工作冗杂交稿时间一 拖再拖,待交稿后又急盼出版见书(这是一般作者之常见心态)。在此,向给予充 分理解和支持的同志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周荣耀 1994 年4 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