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决定性的巴勒斯坦问题 当1982年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巴勒斯坦问题的困难性也突然加重了,而且 注定在我的任期内情况会越来越糟。我已经描述过黎巴嫩的悲剧——其中就包括居 住在那儿的一些巴勒斯坦人。西岸、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局势也在持续恶化。在 我成为秘书长之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被联大接受,承认其为巴勒斯坦人民的 唯一合法代表。因此,我感到有责任与“巴解”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以期这一 关系会促进中东地区的和解与和平的愿望。在上任伊始,我就写信给巴解组织主席 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信中,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会尽个人所能,为谋求一个公正、 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而工作。我确信,这样的方案必将充分照顾到巴勒斯坦人 民的愿望和合法权利。我还向他表明我们应保持个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希望,这个希 望被充分满足了。 一般情况下,我能够很快地对正与之打交道的人的性格特征作出评判——虽然, 可能井不总是准确,但对我而言,至少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阿拉法特则是少 数的例外之一,我发觉他属于令人难以琢磨的一类人。我知道他在极富于挑战性的 情况下维持着对巴勒斯坦人的领导地位,我也知道他一定有权采取巴解组织应为其 负责的恐怖主义行动。然而,他并没有显示出人们所期望的如同一个强悍的、必要 时甚至是无情的领导人所具有的魅力型或者强力型的那样的个人特质。从他的话语 中,你可以清楚看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有教养的人。他对国际动态的充分而迅速 的反应曾多次让我感到吃惊,很明显,他掌握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报系统。他 也因此成为可与以色列抗衡的对手。我不相信他的行为是出于无知,我似乎也不相 信他会出于仇恨而行事。他的行动大多基于他谋划的结果——即在某个特定时刻, 怎样才能最有利于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持他对巴解组 织的领导,并利用这种地位维持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最终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其说他是一个战略家还不如说是一个谋划者。对于大多数其他中东“游戏”的主 要参与者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准备遵守,安理会242 号决议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圣 经”。但对于阿拉法特而言却是联合国大会第181 号决议它把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 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后者注定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 1982年4 月,恰值以色列依据戴维营协议的规定正撤离西奈半岛之际,一起不 幸的事件在耶路撒冷发生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恐慌。一个男子——事后证明是一位 精神分裂、非犹太人旅游者——在穆斯林最神圣的圣地之一的阿克萨清真寺内制造 了一起爆炸事件,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色列士兵随即进入清真寺区域内,在随 后发生的骚乱中,以色列士兵向阿拉伯平民开枪射击。这只是此后由于针对以色列 人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连续冲突的开始,它表明了在我的任期 内,被占领土的局势正在持续恶化;到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时,以色列政府 的两项政策使本就充满不幸与风险的被占领土局势演变成孕育着灾难性结果的危险 局面。 第一项是关于“埃雷滋。以色列”——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的信条,她应包 括约旦河西岸,即最初是利库德集团,而后执政的以色列政府开始称作的犹地亚和 萨玛利亚——也就是圣经时代犹太王国存在的地区;第二项政策是在被占领土,特 别是西岸,支持大规模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早先的以色列政府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支持有限度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但是利库德政府却鼓励兴建大量的犹太人定居点,他们似乎正试图促使这一地区殖 民化:使犹太人在该地区的大量存在成为法律上的、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日益增 加的犹太人定居点,连同利库德集团关于犹地亚和萨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一部分这一 地理上的、而非理念上的明确界定,不可避免地导致巴勒斯坦人会假定:以色列政 府企图永久性地把西岸和加沙地区并人以色列。1981年8 月执政的第二届贝京政府 的外交政策指针,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目标。 我的许多与中东地区有直接联系的助手,如布莱恩。厄克特。马拉克。古尔丁、 让一克劳德。艾梅和莉萨。伯藤海姆,多次前往该地区对其形势作出评估,所有人 作出的报告都显示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和仇视正在急剧增加。随着1987年12月“圣战” 运动的爆发,报告所显示的被占领土的局势也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之中。巴解组织 不断向联合国提出申诉,控诉以色列当局侵犯当地居民的人权。1968年,联合国曾 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以色列侵犯被占领土人民人权的状况,但以色列 拒绝同该委员会合作。 被占领土的暴力事件不但给联合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造成了极为不幸的结果,而 且危害了联合国与其东道国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巴解组织本来就在美国被认为是 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中东地区频频发生的事件更加激化了美国国会反对巴解组织 的态度。1987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不顾国务院的强烈反对,通过了1987年反恐怖 主义法案,它禁止巴解组织在美国的主权范围内建立或保有任何机构。第二年的3 月11日,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通知巴勒斯坦观察员代表团团长:3 月21日以后, “再在美国保留巴解组织驻联合国的观察员代表团将是非法的”。这个举动使联合 国和美国处在了直接的对立状态中。 按照联合国合乎法理的解释,巴解组织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到联合国是因为联大 赋予了该组织观察员的地位。因此,根据美国与联合国之间达成的关于联合国总部 所在地的协议,美国有义务允许他们在联合国履行其官方职能。当这一议案仍处在 美国国会的拟议中时,我曾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农。沃尔特斯交换过联合国的 立场。美国国务院也把这一主张告知国会,试图阻止计划中的立法程序。沃尔特斯 大使告诉我,“除了米斯之外,华盛顿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观点”。沃尔特斯已经 致信国务院和白宫,强调指出美国将因为这一举动而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甚 至包括美国亲密的盟国;这一事件将被提交国际法院,或许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就不 会在纽约举行了。他向我保证,这件事已经直接引起了里根总统的注意。 当美国国会通过这一立法的决定已经显而易见之时,我正式写信给沃尔特斯并 要求他确认:即使拟议中的立法真的成为法律,有关巴解组织代表团的现有安排将 不会改变。我警告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美国与联合国在有关总部所在地协定 上的解释和适用上的争端就会成为事实,而且我也将被迫在原有协议下参与可预见 的争端解决程序。然而紧接着,司法部长还是通知巴解组织代表团“它必须停止运 作”。 一系列非常的法律性行动接踵而来,它们毫无疑问将从以往的判例中提供解决 这个争端的合适的方法。联合国秘书处在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菲尔 法官的协助下,试图为争端解决程序提出一些预备性措施。在就这一步骤达成协议 后,美国国务院不断采取拖延行动,其观点也逐渐倾向认为关闭巴解代表团办公机 构的立法胜过美国在总部协议中应承担的义务。美国认为这也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 当美国竭力反对将此事提交国际法院讨论时,联合国大会却恰恰这么做了。美国否 定了国际法院对它的司法管辖,并拒绝参加听证会。但是,国际法院还是一致裁定 (其中也包括美国法官)美国政府有义务执行关于解决其与联合国之间争端的仲裁。 1988年5 月13日,联合国大会以136 票对2 票(美国和以色列反对)、无人弃权通 过了42/232 号决议,要求美国“遵守其国际法义务并一如既往地按照国际法院的 建议性意见行动”。我致信美国务卿,提请他注意国际法院的建议性意见和联大决 议,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遵守其国际法律义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司法部显然是出于完全不同的意图也采取了明确的、 解决问题的步骤,按照新法律条款行事,司法部长试图得到法庭禁制令以授权他实 施这一针对巴解组织代表团的法律。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认为避免把这一问题提 交国内法庭是明智的,因为秘书处认定美国的义务来自于国际立法。然而,巴解组 织决定拒绝美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我认为最好是联合国不要成为诉讼中的当事一方, 而只是作为法院临时法律顾问出现在法官面前。在一个单独的行动中,许多非常著 名的美国人,其中一些是犹太人,就该立法的合宪性在同一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这两起诉讼于1988年6 月8 日被合并审理,纽约南部地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艾德蒙。帕尔米里负责审理此案。美国方面的代理人是地区检查官鲁道夫。朱利亚 尼(后来的纽约市市长),代表巴解组织的则是前美国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 帕尔米里法官已届81岁高龄,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仍然做了充分准备并严格控制了 整个诉讼过程。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之后通过的国内立法是否 可以僭越条约义务。当被邀请作为法院临时法律顾问出庭时,联合国的高级资深法 律顾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莱瑟毫尔说:“……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立法机构有 权阻止行政机构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但是,那样的立法行动不能消除已有的国际法 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在许多国家,在确定一项国内立法不会产生违背或妨碍所承 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影响之前,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测试。美国法院系统有自己特 别的、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此类标准和规范。当前的案例需要这些标准的司法适用。” 在听完克拉克所做的30分钟的精彩陈辞以及朱利亚尼有关国会的意图明显就是 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发言之后,法官作出不利于美国政府的裁决。他的结 论是:只有当条约内容与后来通过的法规发生冲突,并且国会表示了明确的意图要 取代原有条约的时候,法规才能具有优先权。法庭认为反恐怖主义法不能改变总部 协议下美国所应履行的义务,因为对于法庭而言,该法案并没有显示出必需的与总 部协议相违的明确的立法意图。这就使得美国政府不能再做出不利于巴解组织驻联 合国代表团的行动。 我对法官的裁决非常满意,这不仅是因为它使得联合国秘书处不必再代表巴解 组织同美国政府继续斗争了,而且还因为它再次显示了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与公正。 我没有机会会见帕尔米里法官,但我真的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 不幸的是,在有关巴解组织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制造的麻烦并未结束。1988年 7 月1 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巴解组织推动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为契机,拉开其与 巴勒斯坦问题的距离,决定断绝约旦与西岸在法律和行政上的一切联系。这意味着 约旦将不再提供财政支持一一像它到此刻之前一直所做的那样,那笔钱约占巴勒斯 坦政府机构开支的30%。不仅因为那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损失, 而且因为以色列对此将作出何种反应还不能确定,侯赛因国王的转变使巴解组织感 到了极大的担忧。在8 月27日日内瓦的一次会议期间,阿拉法特主席同我详细讨论 了这一局势。他说他的主要目标在于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赢得安全,切实保护 他们的权益。在约旦作出此种表态后,他真的不知道此后该如何进行;不过,他还 是提到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被占领土建立巴勒斯坦政权的可能性,或者“像纳 米比亚一样”将被占领土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他说巴解组织正在研究遵从联合国 大会第181 号决议宣布独立所应该采取的步骤。在宣布独立后,巴解组织将建立一 个流亡政府。 我向主席先生保证,联合国准备加强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 负责提供的帮助。安理会刚刚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以色列驱逐被占领土居民的行 为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要求有关各方保证尊重此公约。我想我能够利用安理会 的这一声明为巴勒斯坦人做更多的事。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告诉主席先 生,出于我个人对他的人民的爱戴,对此我将会非常欢迎。但是,我的行动空间是 极其有限的,因为一切事项都得依赖安理会及大会各成员国的反应。 从阿拉法特的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约旦的行为是导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 1988年11月12日至15日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耶路撒冷 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份宣言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称 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暴力和恐怖主义手段来争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他们也放弃使用这些手段威胁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宣言用了一段奇特的、极为晦 涩的话语来表达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无非是为了谋求实施联合国在1947年就通过的决 议。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也可以被解释为巴解组织已经明确承认了联合国242 号和338 号决议(虽然美国并不这么认为);这两个决议中包括以土地换和平的原 则,仅仅在有关难民问题的内容中涉及到巴勒斯坦,但却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国的问 题。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祖赫迪。拉比比。特里兹与我在纽约的一次谈话清 楚地表明,联合国181 号决议深深地扎根在巴解组织的心中。根据这个决议,与犹 太国家并存的新的巴勒斯坦国可以预见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这个决议现在终于到了 应该实施的时候了。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阿尔及尔会议的两天前,特里兹向我提到两件希望由安理 会来决定的事。第一是阿拉法特主席的建议:要求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就在阿尔及 尔会议上作出的决定采取行动。我的斡旋努力被要求为确保美国的人境签证提供便 利。第二是关于联合国大会应分派给巴勒斯坦的成员国席位。他坚持认为在联合国 181 号决议中被预见的国家中的一个已经拥有了一个席位,联合国大会现在应该给 予另一个国家——巴勒斯坦这一席位。 由于考虑到巴解组织给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造成的消极印象,我觉得这个建 议在一定时期内会是令人不安的。我敢肯定,为巴解组织所缔造的巴勒斯坦国谋求 完全的联合国成员资格的一致性努力会导致东道国(美国)对联合国敌意的增加, 而且不管怎样都会以失败告终。同样,我也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特里兹先生,并告诫 他说,如果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的席位问题上过于急于求成的话,那将使现有的观 察员资格也处于危险之中。 阿拉法特力图到纽约的访问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阿拉法特的签证申请于1988 年11月22日被提交到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根据他的申请,阿拉法特主席要参加第 43届联大的工作。在纽约的另一位巴解组织观察员纳赛尔。基德瓦博士——阿拉法 特的一个亲戚,通知秘书长办公室:阿拉法特将向安理会表达包括他是否准备接受 一个支持242 和338 号决议、巴勒斯坦自治的概念、保留以色列继续存在的权利以 及不使用暴力和恐怖主义这些原则的议案的意愿。纽约的美国代表团说,他们还不 知道华盛顿对于签证申请的决定将是怎样的。我从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匡特—— 他是美国政府与阿拉法特打交道的居间人——那里听说,巴解组织与美国已经达成 了一项安排。阿拉法特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接受242 和338 号决议作为 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基础;承认本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国的权利, 使它们能够在安全、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地生活,免除武力的苦难和威胁。 这样,签证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阿拉法特在1974年曾得到过美国的签证,了解到 这一情况,并且得知美国对在特定情况下开展与巴解组织的对话有兴趣,我很难想 象阿拉法特的签证申请可能会被拒。但我错了。由国务卿舒尔茨亲自决定,美国拒 绝了阿拉法特的签证申请。 我不认为在宣称巴勒斯坦独立以后,以及巴解组织正如火如茶开展“圣战”运 动的时候,阿拉法特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会有助于和平进程。然而,就我对总部协 议的理解而言,如果他的意图仅仅是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工作的话,在任何情 况下他都有权获得美国的签证。因此,“原则上我别无选择,只能对美国的举措表 示强烈的反对。在乔治。舒尔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这一决定的作出,部分是与 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政策有关,特别是与在阿齐勒。劳拉号游船被劫持期间一名名 叫利昂。克林霍弗的美国旅游者被杀有关。但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拒绝给阿拉法特签 证更本质的原因则是,从其战略考虑出发,为了迫使巴解组织满足美国为开始美国 与巴解组织之间的对话而设置的条件,有必要保持对巴解组织的强硬路线。当时我 并不知道这些原因,但是即使我知道,我仍会激烈反对美国的做法,因为美国违背 了他的国际法义务。 美国的行为激起了联合国大会的强烈声讨,接着在一项企图中止巴解组织观察 员资格的动议表决中,只有美国和以色列表示了支持。联大通过表决,几乎一致同 意把联大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移到日内瓦,以便阿拉法特能够出席发言。在日 内瓦,亚西尔。阿拉法特对大会各成员国的广泛支持作了长篇的和解性的发言。结 果一切风平浪静。把会场转移到日内瓦一事的后果仅仅是浪费了一定数量的金钱, 虽然也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呼吁把联合国总部搬出纽约,但那显然不是严肃认真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巴解组织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就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对话达 成了协议。乔治。舒尔茨认为,拒绝给阿拉法特签证是有助于这一结果最终出现的 步骤之一。无论事实是否如此,拒绝给阿拉法特签证一事终究为美国违背其应承担 的国际义务记录下了一笔。 保卫巴勒斯坦 随着有关巴勒斯坦代表团在纽约的遭遇、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及美国与巴解组 织双边对话的开始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主要集中于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年青人 中间,被称为“圣战”的暴力抗议运动也渐渐获得了生机。以色列使用了暴力措施 予以镇压,但并不成功。1987年12月,阿拉伯集团首次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情势。 1984年11月22日,安理会曾通过605 号决议对“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表示强烈谴 责,并呼吁以色列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中有关战争时期保护平民的规定。安理会要 求我“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调查被占领土的局势,作出报告并就应采取的手段和方 法提出建议,保障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使他们切实得到保护。” 为了获取必需的信息,我派遣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前往调查该地区的情况。 为了获得以色列政府对本地区形势的评估,古尔丁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 雷斯和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拒绝接见他)。两位部长告诉古 尔丁,他们会见他仅仅是因为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他们理应接见他,这与他们 已拒绝的安理会的决议无关,因为安理会无权过问被占领土的安全问题。他们承认 被占领土的情况是严重的。以色列国防军对大范围的骚乱感到吃惊,他们也未受过 充分的训练以对付社会的动荡。以色列政府对已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感到遗憾,并 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未来此类事件的发生。他们告知古尔丁,除了处于戒严以内的 区域和军事禁区以外,他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由于许多地区被封锁,要访问西岸和加沙被证明是困难的,所以古尔丁只能访 问一些难民营,目击了这块领土上的一些第一手情况。他带回来的对局势的描述令 人感到沮丧和震惊。我把调查结果直截了当地向安理会作了汇报。在我看来,我强 调的首要一点是必须采取更切实的措施和行动以确保本地区居民的安全、保护他们 的权益,但这样的行动只能是暂时性的缓解措施。要确保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以及 以色列人的安全,其唯一出路是使巴以冲突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许多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向古尔丁建议派遣联合国部 队保护当地居民免遭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侵扰,或者完全代替以色列安全部队。我对 这两种方案的可能性进行了详尽的考虑,但结果我认为,我不能就此作出建议。根 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占领方应为在被占领土维持法律与秩序负责,应为保护其平民 的安全负责。我感到以色列应该履行这一责任。而且,没有以色列的同意——这是 毫无疑问的——派遣联合国部队将是不现实的。 在我给安理会的回复中,我建议由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有关大国,包括美国和西 欧国家,来担保以色列对该公约的尊重。作为向保护被占领土居民提供附加帮助的 一项应急措施,我要求UN-RWA 的总干事再另外任命一些国际工作人员以帮助巴勒 斯坦难民。由一些不结盟国家提出的、作为对我的报告回应的一份草案,遭到了美 国的否决。但我关于为UNRWA 另外增加国际工作人员的要求却不必得到安理会的同 意。新的非巴勒斯坦籍的工作人员被雇用,他们将以难民事务官员的身份在西岸和 加沙执行使命,历时五年。他们的出现为当地人民提供了极大的保护,在我日后要 对被占领土局势进行评估之时,他们成为极为可靠的信息来源。 1988年3 月在给舒尔茨国务卿的信中,我提到了被占领土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 我承认因“圣战”引发的后果使以色列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同时我也提到了依据 日内瓦第四公约,占领当局有责任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但是”,我在信中写 道,“现在对武力的过分依赖、以及缺少对巴勒斯坦人的怨愤的政治回应,导致对 人道主义和政治领域事务的关注”。因此,国务卿在预期的以色列之行中,如果能 够促使以色列当局重新考虑其现有行动,并按照日内瓦第四公约来行事的话,我将 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写信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呼吁他以同样方 式运用他的巨大影响力,但这些措施未产生明显效果。 1990年5 月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这与我们对本地区的最坏预测不谋而合。5 月20日,当巴勒斯坦人穿越边境到以色列一边去上班时,一名神经错乱的以色列人 向他们开枪射击,致使7 人死亡,10多人受伤。这引起了波及整个被占领土的示威 活动,在随后与以色列国防军的冲突中又有7 人被射杀,数百人受伤。接着,在阿 曼、约旦发生的针对西方旅游者的袭击事件中,又有7 人受伤。一些国家呼吁安理 会召开紧急会议,巴解组织常驻纽约观察员写信给我,要求立即给予阿拉法特总统 入境签证,以便他能够向安理会说明5 月20日,星期日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 考虑到要让美国给阿拉法特签发签证不太可能,因此遵循联大的先例,安理会 成员的多数投票决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以便阿拉法特能发表意见。在安理会的历 史上,这只是第三次在纽约以外召开会议。谴责以色列、呼吁向被占领土派遣联合 国代表团以调查该地区的形势的草案被美国否决。美国代表汤姆。皮克林说,美国 愿意支持采取实际性的步骤,也愿意对此类事件的恶性循环作出反应,包括派遣一 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观察本地区的局势并向秘书长作出报告”。美国要求所有各 方在达成此项使命中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 就在此前的几个月,为了找到减少巴勒斯坦人所面对的障碍的出路,我曾经任 命弗朗西斯。布兰查德为特使负责协调有关被占领土的经济援助事务。布兰查德先 生是前国际劳工组织的总干事,许多以色列人都久闻其名。但是以色列政府却拒绝 其进入西岸和加沙去调查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鉴于近来大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 该地区的紧张气氛正与日俱增,在美国否决了安理会的决议之后,紧张局势进一步 加剧,我觉得采取行动平息紧张状态、促使和平进程重新启动是当务之急。我决定 采取两个行动:再次派遣布兰查德连同让一克劳德。艾梅前往这一地区对那里的情 势作出评价;再一次召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起讨论中东形势。 我于1990年6 月4 日在华盛顿与布什总统讨论了此事。在安理会日内瓦会议期 间,阿拉法特曾交给我一封秘密书信,要求我亲自交给布什总统。当中东问题恶化 的苗头一出现,我立刻把它交给了布什」总统。信中包含着有关继续保持美国与巴 解组织之间的对话、巴勒斯坦将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的提议等几项建议。阿拉伯恐 怖主义分子刚刚驾驶一艘快艇袭击了特拉维夫海岸,这一行动是由巴解组织的一个 派别干的。我说,“就我个人看来,阿拉法特与此次袭击事件无关”。总统和国务 卿贝克相互间也讨论了此事,认为依美国与巴解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并不需要 阿拉法特谴责恐怖主义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但是必须要公开表明他本人与这些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无关。布什总统说,阿拉法特的建议已经在考虑之中,他们会重 视信中提到的在快艇袭击事件以前就已发生的事实。 然后,我把派遣布兰查德先生和艾梅先生前往西岸和加沙调查那里人道主义的 有关情况的计划告诉了总统,并请求他帮助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支持。我计划等待一 个合适的时间,使以色列明白这次使命不是安理会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总统说以色 列人已经知晓美国支持这一使命。另外,他说他非常了解现任以色列大使贝比。内 塔尼亚胡,并把他当作朋友。然而,由于他把这一切归咎于美国的谎言和欺骗,布 什和国务卿贝克已经感到震惊和被冒犯。贝克国务卿说,他和布什总统已经在努力 关注以色列拒绝同意开始一个合理的和平进程的态度。巴解组织应该认识到,诸如 恐怖主义分子对以色列海滩的袭击等行动,增强了以色列的反对态度,要对以色列 施加压力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后来向我证实美国已在寻 求说服以色列政府同意布兰查德完成此次使命。也许是美国的介入以及与我自己反 复要求的结果,以色列当局虽然继续拒绝给布兰查德以人境签证,但却同意我的助 手让一艾劳德。艾梅可以前往该地区。艾梅被给予视察被占领土全境的全权自由, 他甚至被许可访问在以色列北部的安沙第三监狱——这一监狱关押着数千名巴勒斯 坦人,而且他还被允许接触最高级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理、外交部长和最重要的国 防部长摩西。阿伦斯。 通过与巴勒斯坦学术界、知识界、社区团体领袖以及难民营居民的广泛联系, 艾梅认定被占领土的局势甚至比他对于本地区的多年经历所熟知的还要糟糕。巴勒 斯坦人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完全处于以色列当局的控制之下,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没 有安全感。他们感到他们的基本人权和经济权利已经被剥夺。而且,他们对于陷于 僵局的和平进程以及美国和巴解组织双边对话的破裂感到失望。他们深信国际社会 知道以色列占领下的局势,但却忽视了他们所承受的深重灾难。艾梅发现在西岸和 加沙至今仍不存在任何所谓“权益”,类似的联合国报告或大会决议也不会发挥真 正作用。巴勒斯坦人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在两次与艾梅的谈话中,以色列国防部长阿伦斯意识到了被占领土日益增强的 对以国防军的敌意,他也提出在主要的居民聚居区减少驻军(后来他果真这么做了)。 阿伦斯也承认巴勒斯坦人应该可以发泄他们的愤懑、表达他们的渴望。他已经开始 对国防军在本地区的行动进行评价。但是他对实施联合国的监督这个主意却持反对 态度。 艾梅陪同我参加了后来在日内瓦与阿拉法特主席的会晤,此后又在华盛顿与我 共同会晤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然后就他在西岸、加沙和以色列的所见所闻提出报 告。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人能够获得某种程度保护非常感兴趣,他强烈要求联合国 承担这个责任。我一如既往地表示了我的同情,我将毫不推卸地担负起这一责任。 艾梅和我都建议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缔约国采取行动。阿拉法特担心这可能会取代他 尚无绝对把握的、由国际红十字协会所控制的行动。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对艾梅的报 告是否能证实有关“圣战”战士使用的武器装备正在实现升级的内容表示了特别的 关注。艾梅说那还未经证实。(有趣的是,阿拉法特坚持认为年轻的“圣战”抗议 者是根据他的命令采取行动,并且是不使用武器的。他对他的命令被服从的情况感 到吃惊。)我告诉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阿拉法特当时曾指示其同事不要给安理会辩 论或决议施加压力。我非常坦白地说,我正试图给阿拉法特以明确的支持,因为任 何取代他的人像他一样明事理,都是不太可能的。对于他所作出的让步,我觉得他 需要一些向他的人民作出交代的东西以作为报答。这就是我发起有关被占领土局势 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清楚那样的会议不会制度化,而且我 也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联合国机制来处理中东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赢得了我们的极大尊重,一般而言,他似乎也同意我与各常 任理事国的代表会面。他说他理解我所说的关于阿拉法特的话,“但是由于快艇袭 击事件,今天在有关阿拉法特的事情上,我们的行动已经受到了限制。”虽然他也 认识到阿拉法特处境艰难,但他还是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使沙米尔新政府重新开始和 平进程。 海湾战争的干扰 1990年8 月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人侵,使安理会和中东各国关注的焦点 从巴勒斯坦转移到海湾。萨达姆。侯赛因试图把他的行为掩饰成以解决中东问题和 击败以色列为目标。美国及其盟国恰恰希望避免在解放科威特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之间建立任何联系。就是在这种瞬息万变、高度紧张的情况下,1990年10月8 日, 耶路撒冷发生了圣殿山惨案。一群巴勒斯坦人明显是出于担心正统的犹太极端主义 分子计划占领阿克萨清真寺,开始向在哭墙朝觐的犹太人投掷石块。以色列军队以 毫无限制的暴力作为报复,杀死20名巴勒斯坦人,并给圣殿山圣地造成了极大的损 害。出于常驻于我心的竭尽所能保护巴勒斯坦人的责任感,我立刻决定派遣一个代 表团去耶路撒冷调查此次事件。但是,在我能公开表示我的意见之前,安理会于10 月12日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672 号决议,对此次事件深表遗憾,并呼吁秘书长向该 地区派遣一个代表团。同一检我召见了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嫩。本因, 向他询问在何种情况下,以色列政府会倾向于接受这样的一个代表团。我告诉以大 使,那将是一个短期的,且只包括与我关系非常密切的几个同事,如让一克劳德。 艾梅、加恩德曼西欧。皮科和莉萨。伯藤海姆。 3 天后,本因大使交给我一份以色列内阁声明的文本,它全面驳斥了672 号决 议,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在哭墙被攻击的犹太朝圣者。而且,耶路撒冷不论从哪 一方面来说都不是被占领土,因此,在任何与耶路撒冷有关的问题上都不欢迎联合 国任何形式的介入。基于以上考虑,声明说以色列这回不会接受秘书长的代表。我 告诉本因大使,我希望得到以色列政府有关这一决定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大使直截 了当地告诉我说:“一句话,我们不希望任何代表出现在以色列。”他继而说明以 色列已经组成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调查此事,在同一时间进行两个同样的调查没有 任何意义。我的回答恰恰相反,我认为两个委员会应该可以共同进行这一调查,联 合国的代表团将会关注以色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我强调指出,我希望避免通知安 理会,以色列拒绝接受联合国代表团。我也不愿意仅提出只反映一方意见的报告。 因此,我呼吁本因大使恳请以色列政府接受一个其成员都将是以色列领导人所熟知 的代表团。 美国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违背安理会可能会威胁到因为伊拉克人侵科 威特而建立起来的协调一致。皮克林大使告诉我,美国的担心源于两个假设:一是 以色列内阁的决定不可改变;二是安理会的决定也会维持原状。问题在于必须从两 块巨石中找到一条道路。美国希望有可能的话,推迟向以色列派遣联合国代表团, 直到以色列的委员会完成其报告。按照这种安排,也许就没有必要派遣代表团会见 以色列官员了,以色列只要能够提供一份可靠的报告的文本就可以了。如皮克林大 使所说,华盛顿已经通知以色列,它必须接受联合国的代表团。布什总统还将就此 打电话给沙米尔总理,撒切尔首相也将为此敦促沙米尔总理。皮克林大使问我,是 否愿意把以色列会交给我一份那个委员会的报告的承诺看作是以色列灵活态度的一 种表现。我的回答是“不”,我只会认为,以色列接受联合国代表团的意愿是其灵 活性的反映。 以色列没有表现出有多少通融。相反,以色列内阁授权其外交部长发表了致联 合国的照会,拒绝了安理会的决议,并重申耶路撒冷“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 是‘被占领土”’,以色列不会接受秘书长的代表。我向安理会口头通报了以色列 政府的决定。安理会仍然坚持要我提交先前的决议中所要求的报告。由于我不能派 遣一个代表团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在我提交的报告中,我只得回顾了安理会已 经通过的关于保护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许多决议,概述了以下巴勒斯坦人转达给 我的感受。我重点提到了几处在报告中多次出现的内容: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感到无 助、软弱和恐惧;国土沦陷的极度仇恨,尤其是对以色列居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土地完全被剥夺。我强调指出,要使任何保护措施得以有效实施,以色列政府的 合作是最基本的条件。对于众多要求以色列政府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呼吁,以色 列都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安理会能够召开一次缔约各方的会议,商讨 可能采取的履行公约义务的措施。 安理会用了几乎3 个星期的时间才就如何回应我的报告达成一致。1990年12月 20日,安理会最终通过了681 号决议,除了其他事务之外,决议要求我与国际红十 字会合作,进一步发展我关于召集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高级会议的方案。我诚心 诚意地征询了公约所有签字国,包括以色列的意见。大多数的答复是令人失望的。 那些接受这一提议的国家在一般都表示赞成的同时却总要加上一句“在合适的时候”。 以色列则对此予以断然拒绝。与此同时,11月在参加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礼时,我与 以色列总统凯姆。赫尔佐克进行了广泛的会谈。赫尔佐克总统是我的老朋友了,会 谈是在友好和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他明显带有为联合国代表团调查圣殿山 悲剧的问题找解决办法的任务。他的建议是以色列政府将邀请让一克劳德。艾梅重 返以色列对先前的使命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也将邀请我对以进行正式访问以便 于我能够事实上继续艾梅的使命,获得我希望得到的任何其他信息,唯一的条件是 这不应与安理会决议有任何联系。我已经临时计划在2 月出访埃及,所以能够很容 易在我的日程中加上以色列。我觉得这个建议最有可能真正给予巴勒斯坦人帮助。 于是我表示同意,但是申明,如果海湾发生了战争我可能就不能去了。当我在东京 的时候,艾梅在纽约接到一份邀请,请他作为秘书长的特使访问以色列,继续1990 年6 月的使命。由于海湾战争的介入,艾梅直至1991年3 月才得以进行这次访问。 在这段时间里,他又一次深入了被占领土,作为我的代表与以色列政府领导人进行 了深人的交流,而其他的一些危机事件阻碍了我自己对以色列的访问。 为什么安理会用了3 个星期的时间才就68号决议达成一致,一个主要原因是一 些国家一心想加进使联合国能够持续对被占领土局势进行监督的条款。这不是一个 新的想法,但由于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美国一直采取抵制的态度。但是,这一次又 发现一种新的方式,这一方案依靠已经驻扎在这一地区的人员,而不是什么特别代 表团,提供有关居住在那儿的巴勒斯坦人的情况的信息,不存在申请以色列人境签 证的问题。这一从无先例的监督条款是在68号决议中以如下言辞首先提出的:“安 理会也要求秘书长监督并观察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有关情况……并运用、 派遣或指定联合国和其他人员和那里——本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的有效资源, 完成这一任务——使安理会可以定期得到有关本地区的相关信息。‘” UNRWA 是联合国在被占领土真正存在的唯一机构。在准备我1991年4 月9 日提 交给安理会的522472号报告时,其国际工作人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报告描述了一 副令人沮丧的图景——用以色列当局在该地区实施宵禁的影响,以及不断的放逐、 拘禁和逮捕等详实的资料,阐明海湾战争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造 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到7 月时,报告的第二稿已完成。但是,美国政府施加了强 大的压力不让立刻提交给安理会。当时,因为允诺巴勒斯坦可以直接参与有关解决 中东问题的协商谈判,美国主导下的和平进程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华盛顿认 为,如果此时提交一份对被占领土局势明显持批判态度的报告会损害和平进程。我 也觉得这份报告的确也不会给巴勒斯坦人带来更多利益,于是我也就没有急在一时, 而且在我的任期内再也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报告。然而,原则已经被确立起来了, 即直到以色列结束占领,被占领土的局势顺理成章地受到联合国的关注并受它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