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没有尽头的两伊战争 1980年9 月21-22日,伊拉克部队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命令下,悍然越过 边界,侵人伊朗,从而揭开了两伊战争的序幕。在随后的数年中,整个世界都认为, 除非伊朗或伊拉克两个国家中有一个或者两国都彻底崩溃,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确 实,最后正是因为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双方才不得不接受了和平。在这场战争中, 人类早期战争中的一些悲惨的场面又出现了,例如:伊朗甚至使用包括儿童在内的 人海战术和伊拉克所进行的化学战,这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萨达 姆。侯赛因曾试图通过这场战争来抑制什叶派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但事与愿 违,战争反而壮大了它的势力,从而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稳定产生了威胁。战争也 严重影响了世界所非常依赖的来自海湾的石油供应,并对国际航运业造成了破坏, 更为危险的是,它有可能引起超级大国的直接干涉。这场始于冷战期间的对抗,是 由理智和疯狂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两个政权之间的意志和力量的较量。 伊拉克军队侵人伊朗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内没有任何国家试图去阻止它的行动。 其余的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拉克的行动,而非阿拉伯的国家又不愿损害它们与巴格达 的关系或在这一点上给别的国家以可乘之机。只有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 姆采取了行动,9 月22日,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向伊朗和伊拉克政府提出,愿意帮助 他们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次日,根据以前很少引用的联合国宪章第99条的授权, 他以威胁到“国际安全的维护”为由将此事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同安理会成员国磋 商之后,安理会主席发表了一个声明,支持秘书长向两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争端 的倡议。但是,只是到了9 月25日,在秘书长要求安理会考虑到局势的紧迫性之后, 安理会才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而在此期间,伊拉克军队在伊朗境内顺利挺进, 占领了无数的伊朗城市和村镇,其中包括对伊朗具有重要经济和象征意义的胡宁沙 赫尔。 最后,在9 月2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479 号决议,呼吁伊朗和伊拉克“立 即停止军事行动,用符合国际法和公正原则的和平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此 外,决议呼吁实行停火,但并没有要求伊拉克军队撤出伊朗。它也没有谴责伊拉克 的行动,而是用同样的言辞,呼吁两个国家接受“任何适当的调停和调解建议”。 因此,伊朗坚决拒绝接受该决议,认为它偏向伊拉克。此后,一直到战争的结束阶 段,伊朗固执地拒绝同安理会进行合作,因为,伊朗认为安理会是由支持伊拉克的 国家所操纵的,因而不可能采取公正的行动。在随后的几年中,安理会也很少采取 行动去获取伊朗的信任。 在通过调解结束两伊冲突的过程中,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任命瑞典当时的前首相 欧罗夫。帕尔梅为联合国特使。在中东地区享有很高声誉的帕尔梅,于1980至1982 年间对巴格达和德黑兰进行了穿梭访问,他所设想的结束这场冲突的“全面和平方 案”以停火为前提,随后进行撤军,并就两个国家的分歧进行协调。由于伊拉克坚 持认为撤军应为调停协议的一部分,而伊朗则要求在调停之前就完成撤军,帕尔梅 的和平方案走入了死胡同。但在僵局之下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伊朗希望消灭萨 达姆政权。伊朗非常不愿意与萨达姆政权进行协商,并且长期如此。这一时期所取 得的唯一成果,是双方原则上同意释放在阿拉伯河所抓获的63艘外国船只,并交换 数目有限的受伤战俘。在这一时期及其后的时间里,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国家组织 以及其他一些单个的国家也曾试图寻找解决方案,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或国家比联 合国更成功。 这就是我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所面临的情况。以前,我在联合国服务时,虽然 并未卷入这场冲突,但我已经意识到了这场冲突的巨大破坏性,以及这两个专制的、 秘密政权的冲突的更广泛的含意;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联合国有责任结束这场战 争。不久,我就发现我将在这场冲突中起中心作用,因为我是唯—一个被双方都认 为公正的调解者。这就要求我将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行动与安理会的行动作一个 明确的区分。然而,我仍旧需要同安理会紧密合作,因为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有 可能的话——的手段掌握在安理会及其常任理事国的手中。这就是直到1988年达成 停火协议之前,我的调停活动的主要背景,在这期间是数年的失望和挫折。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向公众表达我对这场已经持续了15个月 的战争的深切关注。我请求帕尔梅继续担任联合国伊拉克和伊朗问题特使。1982年 2 月,他进行了又一次(他的第5 次)对巴格达和德黑兰的访问,以便观察关于双 方的立场有所松动的传闻是否确实。答案是否定的,很明显,在推动“全面和平方 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3 月15日,我在联合国总部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的交谈中指出, 帕尔梅访问的唯一积极成果是表明我们仍旧同双方保持接触。我认为谨慎地前进, 注意不损害联合国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国务卿赞同我的观点,他提到苏联在向双 方提供武器。像此前和此后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最好结果,是在不存 在明显的胜利者的情况下实现停战。 其后不久,伊朗对人侵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成功地将伊拉克 人赶出了他们所侵占的大部分地区。5 月24日,伊朗人收复了胡宁沙赫尔。这对伊 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军事上和心理上的胜利,而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则是一次 沉重的打击。我觉得,这是联合国提出包含一些新内容的动议的机会,但是事实证 明我错了。 1982年5 月25日,在伊朗收复胡宁沙赫尔一天之后,我向萨达姆总统和哈梅内 伊总统发出了正式信件。我在信中坚信“新的阶段已经到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开始 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体面的解决办法”,我将尽全力帮助调解。萨达姆。侯赛 因一直到7 月6 日才给我回信,在此之前,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6 月6 日,伊拉 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宣布单方面停火,伊朗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于是,萨达姆于6 月20日宣布,伊拉克从伊朗境内的全面撤军已经开始,并将在10天内完成。伊朗最 高精神和世俗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并不理睬这一行动,他宣称,即使伊拉克军 队撤出了所有的伊朗领土,战争仍将进行下去。很明显,伊朗决心消灭萨达姆政权。 萨达姆指出,在战前,伊朗就可能试图用非军事手段去达到同样的目的。在对我5 月25日提议的回复中,哈梅内伊总统重申了伊朗原先的政策。简而言之,要求伊拉 克全面撤军;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共和国(驱逐萨达姆);伊拉克赔偿1500亿美元; 被驱逐到伊朗的伊拉克人回国(数目非常大的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允许伊朗军队 自由通过伊拉克去同以色列作战。 哈梅内伊总统要求,任何的调解努力都应该是促使伊拉克接受这一政策。伊朗 保证——就像伊朗即使在其军队占领了伊拉克领土之后所一直所做的那样——伊朗 无意占有伊拉克的领土。 在7 月6 日的回信中,萨达姆表示他一直愿意坐到谈判桌边,同伊朗人一起寻 找争端的解决办法。然而,无论是在信中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伊拉克都没有显示 出任何愿意修改他们原先提出的对阿拉伯河主权的要求的意图。 这时,伊拉克试图通过在不结盟运动中的朋友促使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提出 几点方案以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最终,伊拉克成功了。当圭亚那驻联合国大使于 1982年7 月就任安理会主席后,他推动原本犹豫不决的安理会通过了514 号决议。 该决议呼吁停火,立即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并将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以 内。此外,安理会乐观地决定派遣一批联合国观察员去监督停火和撤军。决议要求 秘书长以一种协调的方式继续调解活动。 我曾经希望这个决议能够消除伊朗对安理会的不信任,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决议呼吁将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以“内,正像伊朗早先所要求的那样,但 是,现在是伊朗占领着伊拉克的领土,除非有一个对这场冲突的全面解决办法,否 则伊朗将不会撤军。从伊朗的观点来说,更重要的是决议仍旧对双方持同样的态度, 而没有任何表示一方比另一方对这场战争的发生负有更多责任的言语。 伊拉克立即接受了这一决议,而伊朗则同样迅速地拒绝了这一决议,;并表示 将不会同安理会进行合作。1982年10月,伊拉克要求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军 队越过伊拉克城镇曼代利附近的边界线,对伊拉克发动袭击的事件。安理会举行了 会议并通过了第522 号决议,决议再次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并将军队撤退到国际公 认的边界线以内。然而,这一次,安理会表示欢迎“双方中的一方已经表示,愿意 同国际社会合作来实施第514 号决议这个事实”,并呼吁另一方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这一呼吁只能更加激怒伊朗人,尤其是在当时,伊朗的军事态势处于比以往更为有 利的位置。在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中,我坦率地指出,这一决议不可能使双方走到 一起,并将使我作为调解者的工作更加困难。但是,决议还是通过了。 伊朗在回信中(信是写给我的,因为伊朗拒绝与安理会对话)指出,苏马尔地 区,即伊拉克提出的遭到进攻的地区,是伊朗的领土。伊朗并且骄傲地向全世界宣 告,“在安拉的帮助下,……我们对侵略军所进行的反击战已经获得了全胜”。伊 朗继续指出,他们有权利“怀疑这个声名显赫的机构(安理会)的公正和客观性, 因为在伊拉克军队占领我们的领土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它一言不发,而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开始迫使侵略者撤退后,它立即开始了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 为安理会通过的有关伊朗与伊拉克局势的决议,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没有约束力”。 几天之后,我同伊朗外交部长韦拉亚提进行会晤时告诉他,我认为安理会的新决议 是于局势无益的,而他应该理解我是无法控制安理会的。 1982年10月,欧罗夫。帕尔梅的党再次在大选中获胜,他又一次成为瑞典首相。 尽管他将承担很繁重的国事工作,我仍然请求他继续担任联合国特使。虽然调解的 前景依然暗淡,帕尔梅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考虑到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员所 承担的外交使命的失败将会影响到他在国内的地位,所以我在向安理会通报帕尔梅 首相同意担任联合国特使的时候提出,除非双方都表示愿意就结束这场战争进行具 体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全面谈判,否则我们不应要求帕尔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遗 憾的是,一直到帕尔梅遇刺时,这一条件仍未达到。 陷入僵局的地面战争 到1982年底,地面战争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军队的地面进攻遇到了占有优势地 位的伊拉克空军的日渐加强的反击,并且伊拉克军队还使用了化学武器。我的斡旋 努力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伊朗人暗示我应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我认为,这意味 着要求伊拉克承诺尊重关于领土问题的阿尔及尔协议,并进行战争赔偿。而这样的 承诺是不可能得到的。1983年5 月,伊朗政府请求我派遣一个使团,去视察遭到伊 拉克军事攻击的平民地区。一个月之后,伊拉克请求我派遣一个类似的使团,去调 查在两个国家的战俘状况。我感到,即使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我也应该积 极地回应这些请求。并且,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会促使两国进行对话,还有可 能劝说伊朗恢复同安理会的接触。因此,我派遣了一个使团去视察两个国家的平民 地区,并就派遣使团调查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战俘状况,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进行 了磋商。 视察平民地区的使团的报告指出,由于受到飞机、大炮和导弹的袭击,伊朗境 内的平民区遭到了巨大的和严重的破坏,而伊拉克境内的平民区遭到的破坏要小得 多。伊拉克虽然对这个报告感到不快,但是并未进行反驳,或因为我派遣了这个使 团而对我表示反感。伊朗很显然对这个报告感到满意。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告诉我, 他的国家希望安理会随后能采取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行动,这将促使他的政府重新考 虑对安理会的看法。安理会对此的反应是于1983年通过了第540 号决议,该决议谴 责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动,呼吁立即停止对平民目标的军事行动。决议请求我继续 进行调解活动,并在同各方磋商的基础上,找出中止双方敌意并加以维持和监督的 方法。最后这一点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已经明白地指出没有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告诉我,因为这一决议没有谴责伊拉克,所以更加使伊朗确信, 安理会对伊朗采取了歧视的态度。 虽然在军事上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伊拉克在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却是富有成效 的。伊拉克利用他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约旦的友谊,以及伊拉克是其中一员 的不结盟运动的支持,影响了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措辞。虽然这些 外交活动使伊拉克免于因发动战争而受到谴责,但他们却无助于伊拉克同伊朗谋求 和平。战争一直在进行,伊朗显示出他们有意且有能力不断发动有限的进攻,而伊 拉克也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去遏止这种进攻。我感到安理会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包括对战争起源的判断和对阿尔及尔协议的支持,以便推动双方进行谈判。 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一7 但不是最后一次——我考虑追随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 先例,利用宪章第99条的授权,以威胁到国际安全为由,要求安理会开会严肃地对 待这场战争。然而,考虑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安理会即使开会也不会采取比以 往3 年所采取的行动更为有效的行动,我没有利用这一授权。仍旧处在冷战的敌对 和疑虑之中的美国和苏联,没有显出任何愿意利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来结束这场战 争的意愿,至少在战争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胜利者的情况下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不 久就达成了一项协议,认为不能让任何一方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看起来唯一的选 择,只能是让屠杀和破坏继续,直至双方或其中一方被彻底拖垮。 1983年夏,当法国决定并最终提供给伊拉克5 架可以发射飞鱼导弹的超级军旗 式战斗机之后,这场战争的前景显得更加不祥了,因为伊拉克可以使用这些飞机攻 击伊朗设在哈尔克岛上的石油中转站。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伊朗威胁要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这时公众已经知道以色列卖给了伊朗大批武器。8 月底,伊朗指责伊拉克 对平民目标使用化学武器,并请求联合国派遣一个专家团去调查这件事。 建立谈判的基础 1983年9 月底,我同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和伊朗外 交部长韦拉亚提分别进行了会晤,同样参加这次大会的欧罗夫。帕尔梅也参加了这 些会晤。两位外长都对联合国提出了抱怨。阿齐兹认为联合国没有积极地促进这场 冲突的解决,我向他保证我们没有忘记这场战争,问题在于虽然所有的会员国都认 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悲剧,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准备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帕尔梅先生愿意提供帮助并随时准备前往这一地区,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对于我作 为联合国秘书长来说,还是对于帕尔梅作为瑞典首相来说“在空池塘里跳水”都是 没有任何益处的。重要的是把水注到池塘里去,也就是说要产生一些能取得成果的 主意。 伊朗外长说他的国家对我和帕尔梅的努力表示感谢。尽管伊朗并不期望伊拉克 政府“接受审判”,韦拉亚提外长提醒我注意,虽然伊拉克在15个月以前就宣布要 从伊朗领土全面撤军,但它仍旧占领着1000平方公里的伊朗领土。“这不是善意的 表示”,他说,“把蛇放在袖子里的话,它终究是要咬人的”。我只能将这个比喻 解释为伊朗政府的又一个暗示,即只有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的情况下,伊朗才会 寻求和平。 谈判的基础 尽管气氛不是很好,我还是给两位外长提出了可以作为双方直接谈判的基础的 建议。如果能取得进展,下一步就可以进行直接谈判。这个建议在于使双方的会谈 更加容易,而不是为结束这场战争开出一个全面的处方。 与协商谈判有关的讨论要点如下:。停火并将所有军队撤退到双方同意的界线 内;。必要的监督和核查安排;。对发起战争的责任问题进行调查;。战争损害的 赔偿应依据国家责任原则和已有的国际实践;。遣返战俘,允许难民和被驱逐的人 重返家园;。协议的结论要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重建和平和睦邻关系,应包括不干 涉他国事务的条款;。划分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国际边界的安排。 这些要点后来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安理会第598 号决议中得到了反映,而战争又 延续了5 年,在此期间,战争的危害范围日益扩大。 当时,这一建议并未能导致双方的对话,鉴于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的不妥协态 度,有必要采取另一个步骤,这一步骤将着眼于努力限制战争的效果,以作为结束 这场战争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在整个战争期间,阿齐兹和韦拉亚提都是他们各自政府的主要发言人和谈判者, 后来在海湾战争期间我同阿齐兹还有大量的接触,在促使黎巴嫩的西方人质获释问 题上,我同韦拉亚提也有不少的交往。他们都非常能干、理智并具有高超的专业本 领。韦拉亚提是一个儿科医师,他在美国接受的医科训练,即使在担任外交部长期 间,也经常不忘本行并操练一番。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友善、外向和精力充沛的。 有时,他早晨5 :30起床,以打网球开始一天的生活。我经常感觉到他倾向于更具 灵活性并寻求妥协,但是他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也没有其他的伊朗领导人所表现出 来的那种狂热。 阿齐兹给我的印象是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才干。他的英语非常棒,并且他对他所 参加的每一次会谈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想说什么,并能恰如其 分地表达出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显示出任何不赞同他的总统的迹象。阿齐兹和韦拉 亚提都能不厌其烦地谈论数小时去捍卫他们的立场。两个人中间,阿齐兹看起来更 愿意为克服谈判中的障碍而超出他原来所提的建议,这可能反映了他在国内的权力 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地位。 直到今天,虽然没有显赫的成绩,这两个人却仍旧是他们各自政府中的高级官 员。两个人一定都获得并保持了他们捉摸不定的上司对他们的完全信任。我猜测他 们每个人都有对他们所代表的事业的使命感,每个人都准备着对他们的政府的政策 中的弱点和矛盾(他们都非常聪明因而不可能感觉不道)或忽略或使之更加合理。 由于不断地收到伊朗关于平民居住区受到袭击的报告,并且伊朗威胁说要对海 湾地区的航运业进行报复性打击,安理会于1983年10月底作出反应,通过了第540 号决议。决议再次呼吁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目标的军事行动,并第一次要求交战 的双方立即消除一切在海湾地区的敌意行动,“包括该地区的所有可航行航线和水 路、中转站、沿海设施和港口……”我认为这个决议的措辞是不妥的,因为它指出 的敌意行动的限定词是“海湾地区”,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反对伊朗而非伊拉 克的决议,更糟糕的是他再次要求我核查双方“敌意的消失”,而这是伊朗从没有 同意过的。最后,对“海湾”前面的形容词“波斯”的省略必然会激怒伊朗人,尽 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措辞是最有可能被沿岸的其他国家所接受的。 欧罗夫。帕尔梅公开在斯德哥尔摩指出,安理会通过这个决议时太过匆忙了。 我不能使我自己摆脱和这个决议的干系,但是我能够并的确证明了自己独立于安理 会的身份。 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伊朗人的反应是否定的。伊朗政府首先请求我帮助他们 从安理会得到解释:决议中所提到的海湾是那一个海湾?(安理会未作出解释)在 书面的回函中,伊朗指责安理会的行动遵循了“它自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所一 直采取的不公正的传统……” 伊拉克欢迎这一决议并提出它准备同安理会合作,以“寻找一个有效的方式来 确保停火并确保有关各方都能平等地从这一结果中获益。”然而,伊拉克此时提出 的一个条件为结束这场战争的努力构成了一个长期的障碍。它指出伊拉克接受这一 决议的前提是,它是一个包括具体内容、时间表和程序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 体”。所有各方都能以平等的方式从它的立即实施中受益。 排除万难,建立信任 欧罗夫。帕尔梅是在欧洲建立安全和信任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他对那种不顾横 亘于国家之间的重重困难而建立信任和减缓紧张局势的建立信任措施给与了高度的 评价。他和我就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建立类似的措施的可能性进行了深人的探讨 (部分是通过越洋电话,因而很难保密)。我们认为如果双方能被说服停止对对方 的平民区的袭击,就有可能开始这一建立信任的过程,并进而可能为结束这场战争 所必须的更广泛的谈判打下基础。从1983年夏到1984年底,伊朗不断地指责伊拉克 发动了这样的袭击并要求派遣第二个联合国使团去确认这些袭击的发生。伊拉克反 对这样的要求并提出如果派遣一个使团的话,使团必需被授权讨论结束这场战争所 必须的政治步骤,而这又是伊朗所反对的。 我建议派遣一个具有双重使命的使团,这一使团将被授权既要视察任何由于轰 击而造成的对于平民区的破坏,又要就我先前向两国政府所提出的与结束这场战争 有关的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双方最初都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不久伊朗又发动了一 次新的进攻,因而撤回了它原先的同意。 同时,伊朗人指控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变的越来越紧迫了,随着日见增 多的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被送往欧洲接受治疗,伊朗人的指控得到了证实。许多民间 和官方的组织要求对此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向联合国发出了同 样的呼吁。但是,安理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而,联合国大会于1982年12月13日 通过了37/98D 号决议,决议要求采取措施以确保1925年日内瓦公约(该公约禁止 使用化学武器)的权威得到尊重。 1984年3 月6 日,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在同我举行会晤时指出,联合国大会的决 议使我有义务在资深专家的帮助下,调查任何由联合国会员国提请我注意的有关可 能会违犯这一公约的情势。这个决议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考虑到这不是一个所有 会员国意见一致的决议,我决定不按决议的要求做,而以秘书长的名义派遣一个专 家团去调查这一情况。 这个由来自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四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团,于1984 年3 月前往伊朗。他们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落下的炸弹中装有双硫化物、芥子气 以及一种俗称“塔崩”的化学神经毒剂,这些化学武器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 提供给他们的有限时间内,专家团无法确定这些化学武器来源于那些国家,但是专 家们表示有的炮弹的内径上有西班牙文的标记。当我将这些发现提交安理会后,安 理会随即强烈地谴责化学武器的使用以及一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并再次呼 吁停火和和平解决争端。然而,它并没有点名指出伊拉克在这次化学武器的使用上 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航运战 使许多人惊讶的是,在1984年春季,伊朗尽管空军力量明显弱于伊拉克,却仍 然增加了对海湾中驶往阿拉伯国家的船只的空中袭击。安理会随即通过了第522 号 决议,在没有提到伊朗的名字情况下,决议谴责“最近对前往和离开科威特和沙特 阿拉伯的商业船只的袭击,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类袭击。”它进一步决定在决议不被 遵守的情况下,安理会将再次会晤,“以视局势的严重性而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被要求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这个决议如果说发挥了作用的话,那么它的唯一作 用就是增加了伊朗对安理会的藐视。 在政治僵局打不开的情况下,我越来越被这场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的问题所困扰。 1984年6 月5 日,伊拉克人野蛮地袭击了伊朗城镇巴奈;随后,对双方城镇所进行 的报复和反报复袭击在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遵循我和帕尔梅早先提出的想法,我决 定独立行动。我以个人的名义呼吁伊朗和伊拉克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庄严承诺, 停止并在将来克制对纯粹的平民聚居区进行蓄意的攻击,不管是使用航空炸弹、导 弹、穿甲弹或任何其他武器”。我向双方政府呼吁,要求他们在1984年7 月11日之 前给我回答。双方政府都在规定的时间前给了我确定的答复。1984年7 月11日,双 方关于停止对纯粹平民聚居区的袭击的承诺开始生效,这是我所期望的积极的进展, 但是并没有使我过分乐观。在同舒尔茨(他高度赞扬了这一积极的进展)会晤之后, 我向华盛顿的新闻界指出,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夸大这第一个积极进展的意义。我 补充道,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我非常谨慎。 双方的承诺最终被破坏了,双方都指责对方背信弃义。我也无法判断事情的真 伪。但是,在袭击停止的九个月里,双方都有数以万计的生命免于死亡,这得益于 我作为秘书长在环境要求时独立行事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秘书长可以在不通知安 理会,或者与安理会意见相左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样做将会影响安理会对秘书长 的信心,并将对秘书长作用的发挥产生毁坏性的影响。这一次,就像在我独立行事 的所有其他情况下一样,我向安理会及时并全面地通报了事情的进展。虽然没有要 求安理会成员国的允许,但我还是经常通过秘密的、非正式的磋商确保没有对我的 行动的激烈的反对,尤其是来自于任何常任理事国的反对。 同欧罗夫·帕尔梅的夏季会晤 1984年7 月,我前往瑞典首相在哈普松德的夏宫,同他一起对局势的发展做一 个回顾。我是乘坐直升飞机前往这个建在农村地区的避暑地的。为了标明降落地点, 一个大单子被捕到了草地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巨人在为野餐做准备。瑞典盛夏的 美丽景象为会晤提供了良好的气氛,使我们可以积极和愉快地讨论已经被采取的和 将来可能采取的一些人道主义的措施。帕尔梅先生列出了一个供讨论的单子:狭义 的人道主义的措施,正如他所说的,包括对平民居住区的袭击的终止、战俘问题、 化学武器问题和海湾航运问题。虽然许多年过去了,这次会晤仍旧不时清晰地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帕尔梅巨大的人道主义的热忱和对和平的献身精神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创造性,聪明过人,充满了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对 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对话的前景从来都没有失去信心。 我怀疑帕尔梅先生有时会感到他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和有一些重要的情况没有通 知他。后一点有时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秘书处内负责伊朗/伊拉克冲突的高级官员 是助理副秘书长哥德沃兹,而他喜欢自己掌握情况。即使帕尔梅藏有这个疑问,他 也从来没有让它影响到他对联合国的友善和他与我的友谊。最能显示这一点的是, 当1986年联合国面临财政危机时,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并马上做 出了安排。帕尔梅无疑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力量,终其一生,他为了一个更好 的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的缓和努力 1985年3 月,我收到了伊朗外交部长韦拉亚提的一封信,韦拉亚提在信中表示, 由于“伊拉克置所有要求停止对非军事区和平民居住区的袭击的呼吁于不顾,虽然 我们真诚地希望并无数次地做出努力以确保6 月12日的协议得到尊重,但是现在, 为了制止伊拉克的袭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伊拉克的每一次袭击进行报复性的 打击。”收到这封信之后,不加区别的轰炸和炮击又开始了,对海湾中的船只的袭 击也加剧了。在这种使人失望的环境下,我向双方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最终归 纳成8 条。其中7 条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期望能缓和双方的敌意。这个“8 点建议” 成为随后的两年半的调解努力的焦点,它建议双方:。停止一切对平民居住区的袭 击,遵守1984年6 月12日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停止一切对另外一国领空的民用飞 机的干扰行动;。遵守1925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停止一切对悬挂任何国旗或任 何国籍的没有武装的商业船只的袭击;。戒除对指定的港口、中转站和相关设施的 袭击;。就安排战俘的交换问题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合作;。同秘书长在遵守 协议问题上保持接触,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局势正常化。 这7 个实质性的步骤包括了所有可能减轻这场冲突的致命性影响的措施,但是, 它们并不试图去解决这两个政府之间在基本问题上的争端。伊朗最初同意这一建议, 但是不久之后即表示,它只能接受在建议所列的条款和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停 火两者之间没有紧密联系的建议,而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我所要求的。伊拉 克仍旧持原先的立场,即,这样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只能有利于伊朗而无助于加速冲 突的解决。 尽管我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我还是向双方表示我准备随时前往巴格达和德黑 兰进行直接的谈判,我要求的唯一保证是他们准备进入以结束这场战争为目的的实 质性谈判。巴格达立即同意了这样的访问,德黑兰没有回答。很明显,我不能只访 问一个首都而不访问另外一个。因此,我决定访问海湾地区,我希望在我这样做的 过程中——同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邻居举行会谈——我可能会促使伊朗政府决定邀请 我访问德黑兰,后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尽管在最后一分钟我才接到邀请。 1985年3 月底,我起程前往海湾地区。我很清楚,作为一个调解者我的这次行 动将面临很多困难。最重要的是我缺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尤其是苏联和美 国的支持,这两个国家虽然经常呼吁停止战争,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支持这一 呼吁。虽然我经常宣称,除非安理会采取行动满足伊朗的要求;即对这场战争的侵 略者进行确定,否则任何进一步的调解活动都是无意义的。我还在每一个海湾国家 表示,同伊朗和伊拉克的领导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马斯喀特 的时候,我向伊朗大使暗示,我已经接到了伊拉克政府对我访问巴格达的邀请,当 我留在海湾地区为这次访问做准备时,很明显,我不希望只访问两个交战国中的一 个的首都而不访问另外一个。在我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之后,伊朗有关官员通知我, 他的政府考虑了我在马斯喀特的讲话,他并且奉命说,德黑兰将会欢迎秘书长为了 进行严肃的讨论而进行的访问。这个伊朗官员表示确信,一旦我观察到这场伊朗是 牺牲者的战争中的血腥场面,我会对我作为“和平卫士”的责任有更好的理解。 访问的计划很快就安排好了,卡塔尔埃米尔为我前往巴格达和德黑兰的访问提 供了他的飞机,伊拉克保证我将能安全通过伊拉克宣布的战争区域。在旅途中,我 们先是有伊拉克的战斗机护航,随后是伊朗的战斗机护航。这是一次令人紧张的经 历,因为无法确认到底是那方的飞机在护航。1985年4 月7 日,在到达德黑兰一天 后,我在24小时内会见了除阿亚图拉霍梅尼本人外几乎所有的伊朗主要领导人。首 先,我同我已经相当熟悉的伊朗外交部长韦拉亚提举行了会晤。我建议说,有迹象 表明安理会将采取更开放的步骤,而且,现在是制订出一个时间表来执行我的8 点 建议的好时候,或许我们能在一个3 个月的停战问题上达成一致,以便有时间来制 订出一个详细的时间表。韦拉亚提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他仅仅表示八点建议中的条 款的执行不应同“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 伊朗共和国总统赛耶德。阿里。哈梅内伊不是一个容易建立融洽关系的人。因 为受到恐怖主义分子的炸弹袭击,他只能使用一条胳膊,这就更加增加了同他交流 的距离感,我发现他是我所会晤的伊朗领导人中间最好争论的和最强硬的,如果给 你一个清真寺中暴躁的宣道者的形象,一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伊朗总统的形象。 他指出,只要萨达姆。侯赛因还在掌权,就不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案。伊朗无条件地 接受了我的八点建议,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内容。但是,正如韦拉亚提已 经说过的(反复说过),它们不应与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 伊朗总理侯赛因。穆萨维也是一个困难的谈判对手。他也提到了其他的伊朗领 导人所提到的那些观点,但是,他尤其要求我告诉伊拉克人:最近击中巴格达的伊 朗导弹不是像报道中所说的,是伊朗的最后一枚,伊朗有能力发射更多的同样的导 弹。如果萨达姆认为他可以通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包括使用化学武器来拯救他自 己,他就错了。这么做只会促使伊朗继续进行战争,并进一步使伊朗人民团结起来。 在这紧张忙碌的时间里我所会晤的最后一位伊朗高级官员是伊朗议长拉夫桑贾 尼,他在未来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中和更后的释放在黎巴嫩的西方人质问题上都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他的样子初看起来是让人吃惊的,他的胡子 实际上是几束挂在脸上的长头发,这使他看起来像是老式学校中的中国人。在当时 的场合中,他的举止是生硬的,他的整个态度是伊斯兰寺院中的原教旨主义的神学 家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主要是做给我们第一次会晤时到场的众多记者们看的。 我有一种感觉,即在这一点上,他不希望被哈梅内伊胜过。 拉夫桑贾尼首先希望我“服务于人类”的使命能够取得成功,随后,他评论说 革命使联合国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革命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又补充道, 在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中如果有“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将会对这一情况有所帮助。 很明显,我不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我们没有继续讨论他的评论。我回答说,如果 革命代表着公正和发展的话,我是支持革命的。为了强调这场战争是强加到伊朗头 上的,拉夫桑贾尼说伊朗和以色列所处的环境没有可比性(我从来没有这么做)。 因为以色列是被与其处于战争状态的邻国所包围的,而反对伊朗的战争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伊朗的革命,革命本身就要求不能放弃对侵略者的惩罚。议长直率地指出伊 朗拥有制造化学武器的先进能力,但是伊朗不希望使用它们,即使伊拉克继续进行 化学武器袭击,伊朗也不会使用化学武器。这时,外交部长韦拉亚提插话进来,说 议长的话应该翻译成伊朗不希望生产化学武器。但是议长坚持说他的意思就是刚才 翻译所说的:伊朗不希望使用化学武器。 拉夫桑贾尼对安理会持一种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安理会甚至没有胆量指出 “伊拉克是侵略者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就袭击平民居住 区问题和战俘问题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是公正的。按照他的观点,我是唯—一个讲 出事实真相的人。我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结束对平民居住区的袭击和化学武器的 使用,但是我的任务不仅仅是减轻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而且还应该找到一个解决这 场战争的和平的方法。我所提出的八点建议应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我没有什么神 奇的方案,只是希望能帮助双方寻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议长的回答是僵硬的, 他说他对我有一个劝告:我不应该重复别人的错误,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应被相同的 对待,这场战争的唯一解决方案的要点就在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将祈祷我能取得 成功,我则说成功取决于有关各方的决心。 次日,我抵达巴格达并立即会见了萨达姆总统。虽然我和萨达姆总统曾在国际 场合多次握手,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同这个在这一地区具有巨大影响的人进行实质性 的会谈。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会晤中,我都没有发现萨达姆具有领袖的气质。 会谈时,阿齐兹、伊拉克外交部副部长基他尼、一名翻译以及一名笔记员在场。就 像随后我同萨达姆举行的多次会晤一样,在伊拉克人中间,只有总统发言。他在没 有提纲和提示的情况下流利地发言,;很明显,他非常清楚他想说什么。他并不唱 高调,但是他看起来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在同他进行会谈的时候,我清楚地感觉 到他是一个领导者,他以一种说教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策,他对他的对话者的话仅 有表面上的兴趣。他的使命看起来是把他对真理的理解宣传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 并且仅仅在这一点上,萨达姆。侯赛因和他在边界对面的阿亚图拉对手有那么一点 相似。 萨达姆照例地强调说他希望和平。作为秘书长,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他不 希望和平。他期望,既然他是希望和平的,我将不会迫使伊拉克接受将会影响这个 国家的尊严和主权的任何东西。他谴责说伊朗一直想吞并伊拉克的领士,伊朗现在 的领导人蔑视他的政府。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时,伊拉克曾发出贺信,但是伊 朗回信时使用的称呼是在伊斯兰世界中称呼异教徒时才用的。虽然他曾经建议海湾 国家尊重伊朗的革命,但是,伊朗即使在前总统萨德尔时期,也明白无误地表示他 们要使其势力到达巴格达。在伊拉克军队进攻伊朗之前,伊朗就袭击了伊拉克的边 防哨所并干预了伊拉克的航运。既然伊朗长期以来一直明确表示要颠覆他的政府, 他将仔细考虑我从德黑兰带来的信息。伊拉克政府将尽自己的责任,以合作的态度 参与任何缩短战争的行动,该行动是一个消除敌意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的政府仅仅 要求将双方的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以内和双方承诺不于涉对方的内部事务。 他,萨达姆。侯赛因,准备给伊朗走向和平的机会,但是他不会赞同任何可能延长 战争的行动。 萨达姆最后以骄傲的口吻谈到了他的政府给伊拉克带来的经济成就。他说,当 他的政府刚掌握权力时,“巴格达不过是个有着传奇般的历史的小村庄”。现在, 曾经蹂躏伊拉克的营养不良。文盲和贫穷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很明显,他的政府得 到了人民的支持,否则,他们不会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经历了五年的战争之 后仍旧在战斗。他认为伊朗政权希望战争是因为他们没有建成任何东西因而也不会 丢失任何东西。 我建议说,问题的政治方面可以用某种方式解决,而消除敌意的问题可以用另 一种方式解决,但是,我认为除非安理会采取行动向伊朗显示出它的公正性,我的 建议才有可能实现。萨达姆没有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而是再次表达了他的信心, 即“秘书长将不会提出可能侵害伊拉克主权的建议”或与国际法不符的建议。他在 结束谈话时以一种恩赐的口气宣称,伊拉克准备拯救伊朗人民——只要它不危及伊 拉克自身的安全。 我随后在巴格达同阿齐兹进行的两次全面的会谈并没有改变我的感觉,我觉得 这次对德黑兰和巴格达的访问是一次失败。 战争的加剧 萨达姆。侯赛因希望通过加剧在海湾地区的战争,尤其是对伊朗在哈尔克岛上 重要的石油中转站的空袭升级的举措来压迫伊朗接受他的政策。这个战略没有成功。 1985年的35次空袭中只有两次造成了巨大的损坏,而且伊朗人能够迅速地进行必要 的修复并恢复石油的装船,但是对海湾中的船只的袭击有使这场冲突国际化的危险。 1985年12月27日,我向安理会报告了61起对海湾中的商业船只的袭击和拦截。1986 年,105 艘船只,包括80艘集装箱船遭到袭击,其中有88次是致命的袭击。 在战争的早期,伊拉克首先发起了对海湾中的船只的袭击,伊拉克官方宣布了 一个“隔离区”,在隔离区内的船只在遭到攻击前将不会得到警告。伊朗在没有宣 布的情况下,于1984年开始采取了类似的报复性措施。伊拉克宣布他的政策是以国 际法中有关海洋武装冲突的条款为依据的,这些条款允许攻击在武装冲突的情势下 同交战的一方做生意或从事非中立行动的船只。我的观点,同时也是联合国的观点, 是伊拉克的行动是得不到国际法的支持的。 1986年初,地面战争也加剧了。在抱怨伊拉克发动了新的化学武器袭击的同时, 伊朗对伊拉克的阵地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进攻并威胁要夺取巴士拉。我将我对局势发 展的深切关注传达给了安理会,后者随即通过了一个没有建设性意义的决议(第582 号决议,1986年2 月24日)。我还派遣了一个专家团去调查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调查团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说明伊拉克在使用化学武器。7 月, 我再次呼吁停止对平民居住区的袭击,双方都表示愿意遵守我的呼吁。对平民居住 区的袭击在一段时间里减少了,但是考虑到冲突的加剧,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这些月里,我感觉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然支持那些呼吁各国不要采取有可 能使战争延续的行动的重复的决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的行动却在使战争延 长。法国对伊朗的态度出人意料的热乎起来,而且法国开始向伊朗出售先进的武器 系统(就像它早先向伊拉克所做的那样)。公众也逐渐了解到美国也在向伊朗出售 武器。除了媒介上所揭露的,我对美国进行这场交易的原因和程度都不知道。我的 推断是华盛顿为了国家的利益执行了一项长期的政策,其目的是当战争结束时同伊 朗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同苏联相比)。我发现一些媒介评论说奥利弗。诺思和罗 伯特。麦克法兰的行动是古怪的,是违背了他们的信仰的。在我相对比较深人的同 伊朗官员的交往中,我获得了一个印象,即一些伊朗官员比另外一些更通情达理一 些,我认为外交部长韦拉亚提属于这一类人,到后来,拉夫桑贾尼也属于这一类人。 但是,只要阿亚图拉霍梅尼还在世,他们就不可能采取他们可能采取的一些更合理 的措施。因此,伊朗的权力结构中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区别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思。 伊朗的政策是僵硬的、缺乏变化的。而同时,伊拉克明显的既拥有其他阿拉伯 国家充足的财政支持,又拥有来自于西方的充分的武器供应,这使它能无限期地将 战争打下去。应该指出,虽然我一直谴责伊拉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到1985年夏, 我已经开始谴责伊朗,因为他使战争持续了下去。 随着美国、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军舰在海湾地区的不断增加,其他国家卷人这 场冲突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了。1986年10月3 日,我非常直率地致信安 理会指出:除了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人员损失外,国际社会应该关注战争扩大的危险。 伊朗关于要在军事上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图的公开更增加了局势的紧迫性。我在八点 计划中所提出的一步一步结束这场战争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响应。六个安理会决议可 能算是一部分成果,但是没有一个决议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我继续提到,伊拉克 已经表示它愿意遵守所有的决议,而另一方面,伊朗清楚地表示如果安理会不能满 足伊朗的基本要求,它将不会接受这些决议。因此,安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 必要去建立一个基础,使双方同联合国进行合作以寻求冲突的解决。 随后不久,1986年10月8 日,安理会作出了反映,通过了第588 号决议。该决 议基本上是重复早先决议的内容,该决议最后要求我更加努力地寻求冲突的解决并 向安理会作出报告。虽然安理会迅速通过了新的决议,但是这并不能提高我对安理 会工作的评价,交战双方对决议的反映,也显示出它们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转变之风 每年年初,秘书长按惯例都要举行新闻发布会谈论世界的基本状况和联合国面 临的一些问题。1987年的新闻发布会安排在1 月13日,这个不吉祥的数字立刻使我 联想到了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恢复和平的灰暗前景。牺牲者的数字当时无法精确统 计出来,而且恐怕永远也无法统计出来。但是,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随着越来越 多的军舰到达海湾附近海域,战争升级并波及到该地区之外的危险大大增加了。除 非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采取一些新的行动,这种以人员和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军 事上的僵局看来还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在将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我同一些亲近的顾问们进行了磋商,以便决 定我就这场战争应该说些什么。顾问组长达雅尔,新闻发言人朱利亚尼以及我办公 室中的索托、苏特林和皮科在场。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由秘书长再发出 一个要求双方结束战争的呼吁是无益的,并且还会造成一种印象,即秘书长已无力 解决这场冲突。只有安理会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才能打破和平进程中的僵局。但是 安理会在伊朗人的眼中没有信誉,并且安理会看起来也不能采取一些措施来结束这 场战争。我知道在莫斯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在从根本上调整苏联的外交政 策,并赋予利用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以新的重要性。我同样知道,美国和苏联的外 交部长曾经就伊朗和伊拉克局势进行过会晤,但是就我所知,他们唯一达成一致的 一点就是这场战争不应该有胜利者。 随着对各种情况的讨论,一个想法出现了。即,我们认为,促使安理会作为维 护和平的机构去重新表现自己的权威与自信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在这一点上还应 该促使五个常任理事国去履行他们的特殊地位所赋予他们的义务。遵循苏特林的建 议,我决定呼吁安理会举行外交部长级别的会议(在其以前的历史上仅仅出现过两 次)来处理两伊战争,并指出常任理事国应发挥特殊的作用。 正像我们所期待的(新闻发言人采取了一些行动以确保我们的期待实现),在 1987年1 月13日的新年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记者问到“(在两伊战争问题上)联合 国将要做些什么?联合国的无为是否表明联合国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我回答 道:我个人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所需要的是“高级政治层面上的思想交流, 促使这一地区的悲惨局势得到解决的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 外交部长们举行一次紧急会议。我认为,我们目前非常需要的是思想的交流,因为 局势已经非常的危急,不仅仅是因为许许多多的悲惨事件,而且还因为一直存在着 冲突扩大的威胁,这就是安理会要尽可能紧急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别的记者反复提及我的建议,一个记者问到:“你怎么期望安理会的成员国举 行这样的一次会议,尤其是使苏联和美国参与这次会议,他们两国关于伊朗和伊拉 克战争的政策是众所周知……且是难以调和的?”我说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假设, 我认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清楚他们的义务,而且一定意识到……他们要承担联 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义务,以及他们对国际社会所肩负的责任。他们是两个最强大的 国家,他们应该显示出他们有能力解决安理会面临的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义 务就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他们的责任。当然,他们开始时 可能会有分歧,但这正是为什么他们要在一起工作,直到他们找到国际问题的解决 办法的原因,这正是他们拥有否决权的原因。否决权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大度地交 给他们的,否决权暗示着他们要努力为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达成协议。 一个思维敏锐的联合国新闻机构的记者提到了报道中所提及的向交战双方或一 方供应武器的问题,他因而问到由于这个原因,一次外交部长们的会议是不是会让 人感到尴尬。他说我怎样才能使有关政府同意召开这样一次高级别的会议?我回答 说,这样一次会议可能会“提供给我们一个解决向双方供应武器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成员国将会意识到他们的责任不是为交战者提供武器,而是提供和平解决争端 的建议。” 安理会的月度午餐会在两天后进行。1 月15日,我利用我发表祝酒辞的机会进 一步指出,“在最近的日子里,当我们看到战争加剧时,我们必须诚实地问一间自 己,采取新的行动以使各国的政策和行动与安理会所反复表明的意图相协调的时机 还没有到来吗……”次日,我邀请安理会主席以及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到我的官 邸进行会晤,讨论可以采取哪些新的措施以结束这场战争。这是五大国在我的鼓励 下,为了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建设性的、和谐的磋商的开始,它标志着联 合国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个组织所赖以建立的集体安全概念,意味着常任理事国 在处理威胁到国际安全的问题时协调合作。只是在1987年的这个时候,在联合国建 立45年之后,这样一种合作才暂时的,第一次的成为现实。 在推动原先处于敌对的各方达成一个多边协议的奇异的过程中,常任理事国的 大使们的个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一个混合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他们都是很谨慎的,并且共同拥有一个愿望,即找到一个方法来结束战争。大 使们感到他们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我从来都不怀疑他们致力于找出令人满意的恢 复和平的条件。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韦农。沃尔特斯,他的朋友们称他为迪克。沃尔特斯是一 个职业军人,有少将军衔,他属于那种很少见的军人一外交家。他的举止和态度在 我看来没有好战的成分,他拥有大量的信息,并且在他从翻译(服务于艾森豪威尔) 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任职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他是一个出色的 语言学家,非常健谈。因为他看起来非常快乐,言辞也不尖锐。所以,我很难理解 为何数届美国政府都将驻联合国大使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职位交给他来担任,可能 是因为他的乐天派性格,他在数种语言上的能力是他最好的条件。你很容易把他看 成是一个丑角,而不是他经常描述的美帝国主义的秘密代言人。但这种看法也是错 误的,他以自己的方法使自己成为美国在联合国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代表。此外, 当联合国在美国国会遭到猛烈攻击时,他还是联合国的强有力的捍卫者,因为他在 国会,尤其在那些倾向于把联合国描述为“共产主义间谍的隐蔽所”的保守派议员 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工作得很好,很努力,与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同行们一 道,他很快就看到了同苏联在安理会的框架内合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 英国大使约翰。汤姆森爵士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类人。如果沃尔特斯可以被认为 是军人一外交家,那么汤姆森可以被认为是学者一外交家。他是一位教授,身上总 散发着教室的气息。沃尔特斯总是像在讲故事,而汤姆森则总是像在讲课——但是 不具有说教性,并且经常是温和的。他同样很快就意识到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进 行合作所带来的新机会的价值——甚至比他的同事们还快。因此对始于伊朗一伊拉 克战争的这一过程抱有很大的热情。毫无疑问,他在促使大国们在后来通过的第598 号决议的主要内容上达成一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在“五大国俱乐部”中的代表是李鹿野大使,他是一个亲切的、具有中国 传统的谦恭美德的人。他像中国其他的外交官一样,总是习惯于简短地表述一项政 策,并且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出:当他 不能灵活执行中国的既定政策时,他得到指示,要在不阻碍合作进程向前发展与最 终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坚持原有的政策。 苏联大使比隆诺哥夫和法国大使布兰克都没有很强的个性。他们和他们的同事 合作得很好,而且不坚持要发挥领导作用,这有助于这一群体内的建设性关系的发 展。 在第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我说到我们需要尝试,看看各国走到一起来结束这 场冲突是不是可行。如果是的话,我们将尝试为下列各种特殊的问题得出各国一致 同意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建立一个特殊的小组调查哪个国家应该对发动这 场战争负责;采取措施对船只在海湾中的自由航行提供保护;切断向交战双方的武 器供应的可能性。我强调指出,不管达成什么协议,首先应该考虑到它的执行,而 不是仅仅为又一个决议或主席声明提供素材。 五个大使的反应是沉默的,但也是积极的。所有人都赞同举行外长会议的提议, 但是所有人坚持认为这样一个会议应该仔细地准备。不知是否巧合,恰在这时,美 国总统里根发布了一个声明,表达了他对战争可能扩展并威胁到该地区安全的关注。 他说,美国“认为任何此类的战争扩张将是对我们自己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总 统谴责伊朗夺取和占领伊拉克领土的行为并呼吁伊朗同伊拉克一道寻求一个迅速谈 判解决冲突的方法。 同样在这个时候,我按计划访问科威特以参加伊斯兰国家组织的首脑会议。在 我出发前,约翰爵士代表安理会五大国这个群体邀请我到他的官邸,同他们就整个 问题举行非正式的会议。我相信,约翰爵士将这一次会议视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两 伊战争进行合作性磋商的开始。确实,这是我同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就这一问题 举行的第一次单独会议。在约翰爵士在比克曼广场的官邸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成员 国的立场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在我们第一次举行会议时的立场保持了一致。所有人都 在原则上赞同我召开安理会外长级会议的提议;所有人都觉得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达 成停火协议;所有人,除了英国大使外,都赞同武器禁运,虽然大家对此明显缺乏 热情。除中国外的所有的国家认为,强制性制裁将取决于交战方对这一揽子建议的 反映,中国代表表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我警告说,伊朗必然会拒 绝一个与解决方案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停火建议,而这可能将促使安理会采取制裁 措施。 在科威特,我引用了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穆罕默德。培巴尔的一段 话。他说,“伊斯兰发现人类统一的原则,不是存在于鲜血与尸骨之中,而是存在 于人们的心灵之中。事实上,它对于人类的社会意义是:必须消除你的种族观念, 否则将在两败俱伤的战争中毁灭。”鉴于穆斯林世界在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促进和 平的努力非常不成功,我感到我有义务告诉聚集在一起的穆斯林的领袖们:两个穆 斯林国家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毁灭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为了能有一些效果,我冒 险以谴责的口气说出我的主要观点,那就是“这种国家之间的争端不会产生有益的 后果,剧烈的冲突不会为双方带来胜利。对于你们的共同使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这 种争端和冲突更为讨厌了;没有什么比这种争端与冲突更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违背 了;没有什么比这种争端和冲突更有害于你们各自的国家目标了”。当直接谈到伊 朗和伊拉克战争问题时,我直率地指出了到当时为止存在的障碍和调停努力的失败, 我接着说道,将要面临的挑战在于“至少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以使调解的努力得到 双方的认可,而这种调解努力将在把双方分开的裂痕之上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这样一个努力可以获得成功,只要双方清楚地承诺:他们将接受一个特殊机构关于 战争发动问题的调查报告”。 我希望用我的言语,将解决方法的中心内容告诉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们。尽管 伊朗拒绝出席这次首脑会议,我还是在随后不久被告知,伊朗政府对我的讲话表示 满意。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告诉我,伊拉克接受关于举行安理会外长级会议的建 议,并对我在讲话中表达的意思表示一般的赞同。然而,他明确指出,任何停火协 议都应该和撤军问题联系在一起,战俘问题也应该得到解决。只有在采取了这些措 施之后,关于具体的和长久的解决方案的谈判才可能开始。 与此同时,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五大国的大使们继续进行广泛的磋商。 他们的高度保密自然引起了安理会其余国家的怀疑和关注。3 月11日,当我再次同 五国代表会晤时,约翰。汤姆森爵士首先说,虽然他们的磋商是建设性的,但是在 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他们唯—一件一致同意的事情是,联合 国秘书长是双方最有可能接受的调解人。我回答说我准备随时效劳,但是如果安理 会把球踢给我而又没有采取行动,我将认为这是安理会在放弃责任。同一天,伊朗 大使通过安理会主席通知五个常任理事国,伊朗的政策可以被解释为以下三点: (1 )萨达姆。侯赛因必须下台;(2 )伊朗无意夺取伊拉克的领土;(3 )伊朗 准备接受任何建立在秘书长2 月26日在科威特的发言基础上的安理会建议。 为了回应伊朗连续不断的关于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抱怨,我于1987年4 月又 派遣了一个专家团。调查结果是惊人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以 抵消伊朗在地面部队方面的优势,并且伊拉克还将继续使用化学武器以对抗任何伊 朗部队的进攻威胁。化学武器已经成为伊拉克防御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合作中的五大国 1987年5 月,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已经就一个解决方案的主要部分达成一致, 它的要点如下:。作为走向谈判的第一步,伊朗和伊拉克立即实现停火,停止所有 的军事行动并把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以内;。在停火后的一个短的时间段 内完成交换战俘的工作;。伊朗和伊拉克应该同秘书长合作,以达成一个全面、公 正。体面的解决方案;。在同这两个国家协商的基础上,秘书长应该探索建立一个 中立的机构以调查战争责任问题;。这场冲突所造成的损失的程度应该得到确认, 同样,在适当的国际援助下进行重建的需要也应该得到确认;。在同伊朗、伊拉克 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协商的基础上,秘书长应该寻找一些措施以促进这一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如果需要,安理会将再次开会以保证决议的被遵守。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唯一重要的分歧,在于决议中是否应包括当一方不遵守停 火决议时应执行强制措施的条款。四个成员国同意,但是中国反对,所以这样一个 条款没有被采纳到决议当中。此后这个决议草案被非正式地传达给安理会的其余成 员国以供讨论。1987年6 月30日,里根总统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要求安理会在7 月 中旬前举行会议以通过一个强硬的、全面的决议。他列出的计划要点,同五国大使 在纽约所达成一致的计划要点是相同的。总统说,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 尔“支持这一努力”。 总统声明还指出,美国将在联合国内进行广泛的协商以便通过第二个决议,这 一决议将对拒绝接受拟议的停火和撤军条款的任何国家施加制裁。从这一声明可以 看出,里根政府在波斯湾地区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使温和的阿拉伯友邦能够保护自己 ;显示伊朗的威胁政策不会起作用来增加和平的机会;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 求得一个公正的、保证双方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解决方案;结束苏联势力和影响在这 一战略性区域的扩张;防止海湾的石油输出被干扰。声明中没有包含对伊拉克的批 评。 里根总统发表声明的这一天,我正在莫斯科进行官方访问,因而有机会同米哈 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讨论两伊战争和相关的海湾地区的 问题。戈尔巴乔夫仍旧像以往一样信息灵通并善于思考,他提出有没有可能性通过 联合国,就确保海湾地区自由航行的安全展开协商。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而言,最重 要的前提是两个主要的大国之间应该达成谅解,这对于安理会决议的前景也同样是 重要的。两个主要大国的全力支持是能够使它生效的重要保证。我引用了最近伊朗 领导人的固执声明来指出,德黑兰不会注意国际社会的声音,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表 明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在携手合作。 戈尔巴乔夫说我的呼吁是“非常适时的”,他刚刚收到资料说伊朗革命卫队的 领导人表示,美国在海湾的存在相当于正式的宣战。毫无疑问,我们将不得不同伊 朗的狂热分子打交道。而且,戈尔巴乔夫提到,伊朗总理似乎觉得美国和苏联都害 怕伊朗的革命。使这个局面更加复杂化的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不久前表示,对美 国来说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是重要的。报道中说舒尔茨表示,美国不可能接受这 样一种可能性:即苏联能够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说, “苏联将以一种负责的态度采取行动”。当时,他认为最紧要的事情是关注安理会 的决议。 在随后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单独会谈中,他提到了我所提出的在美国和苏联之间 进行合作的提议的重要性。他说,他曾经同舒尔茨国务卿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讨 论,他们曾想就这场战争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但是“随着伊朗门事件的曝光,所有 的提议都化为了泡影。” 持续的海上战争 在1987年的头几个月,5 个常任理事国开始寻找解决方法。两伊之间的陆地战 争仍旧处于僵局,但是对海湾中的商船的袭击增加了,军舰向这一地区的移动也增 多了,这些都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在1987年的头5 个月,有48艘商船在海湾地区 遭到袭击。美国海军驱逐舰斯塔克号被伊拉克导弹击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1987年6 月4 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刚同伊朗总统哈梅 内伊派遣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进行了会晤。通过会晤,他得出一个印象,即伊朗非常 乐于执行我在前年提出的确保海湾航行安全的建议。齐亚。哈克总统说他问伊朗代 表团,伊朗是否准备看到联合国参与到以此为目标的行动中来,答案是肯定的。齐 亚。哈克总统还得到暗示说,如果在这个目标上取得成功,伊朗可能会愿意就更大 的问题进行协商,但是只有由秘书长担任调解人的协商才是可以接受的。 6 月底,里根总统宣布,美国政府允许11艘科威特油轮悬挂美国国旗,美国将 对这些油轮提供美国海军在历史上为航行在世界各地的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所提供 的保护相同的保护。7 月初,苏联建议所有的外国军舰撤出海湾,美国对此的反应 是冷淡的。白宫主管詹姆斯。贝克表示:如果苏联撤出他的军舰,美国将有可能以 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但是美国仍将继续执行他的计划。安理会在这个问题 上所采取的唯—一个特殊的举动是1984年通过的第552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停止对 前往和离开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港口的商业船只的袭击,事实证明该决议是完全没 有效果的。 鉴于局势的危险性,秘书处在1987年早期开始进行秘密的研究,以便决定联合 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商业船只的安全。6 月初,秘书处建议我说可以采 取两种方法。一种是雇佣一些军舰,让他们悬挂联合国的旗帜并对商业航行提供保 护,这些军舰将作为海上维持和平的力量来运作。秘书处提到这将是一个高冒险性 的举措,会碰到巨大的政治、法律、军事、后勤和财政上的困难。秘书处的建议是 不采用这个方法,当我向法律顾问咨询时,他也反对这个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允许船只悬挂联合国的旗帜而给予它们象征性的保护,秘 书处总结说这个方法不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的成功将取决于交战双方尊重联 合国旗帜的意愿和安理会对任何不尊重联合国旗帜的国家施加惩罚的决心。为执行 这个计划,一个详细的方案已经设计出来。然而,我对这个方案有保留,主要是我 觉得它将受到伊拉克的挑战,可能不被安理会采纳,并且可能阻碍安理会结束战争 的重大努力。我相信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只有结束战争。我现在要说出我当时 没有说出的想法:我同样确信海湾地区的持续紧张局势将是一个促使两个主要大国 共同施加影响,以使交战双方结束战争的重要因素。允许海湾中的商业船只悬挂联 合国旗帜的建议从来没有在安理会正式提出,然而,这个问题在海湾战争中又重新 冒了出来。 通过第598号决议 1987年7 月20日,在我提出建议6 个月后,安理会举行了关于两伊战争问题的 部长级会议。法国外交部长雷蒙担任会议的主席,除了苏联外长之外的所有常任理 事国的外交部长都出席了这次会议。5 大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已经事先咨询了安理 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意见,所以,第598 号决议获得了全体一致的赞同。舒尔茨在他 的回忆录中评述到,“在联合国以前的历史上,在这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和困难的 问题上的投票从来没有出现过全体一致的情况。……通过联合国采取建设性的行动 现在成为可能。”我认为这是安理会出现的这一情况的深层次的意义。五个常任理 事国第一次承担了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他们的特殊义务,即齐心协力、共策和平。这 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在冷战期间曾经影响安理会发挥作用的大国之间的斗争烟消 云散的开始。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称,安理会的行动“不仅仅标志着解决这场 冲突的希望,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标志着未来的希望。”我完全理解通过第598 号 决议的的积极意义,因此我提醒大家要结束战争,会员国的国家政策和行动应该同 反映在决议正文中。的安理会的意愿相一致。 在第598 号决议获得通过一周之前,1987年7 月13日,里根总统寄给我一封让 我感到非常温暖的信。他期待着决议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沃 尔特斯大使的保证),他写到,“通过这次行动,联合国实现了它的创建者们几十 年前为它设立的目标,我希望私下向您表达我和全体美国人在这个决议的问题上对 您的支持。”他继续写到,非常正确的,通过一个强制性的决议仅仅是第一步;没 有有效的执行决议,以及“如果必须的话,进行强制执行”,安理会所做出的这个 历史性的决定将毫无意义。执行这个决议的主要责任,包括劝说双方接受决议的重 担落到了我的肩膀上。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他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更加信任的 人”。他向我确保美国的支持“包括我个人必要的帮助”,将比决定性的前几个星 期更加有力。 我很少从美国总统那里得到这样的赞扬和支持,这使我非常感动,尤其是因为 我知道我将面临的任务是最困难的一个。 3 个星期之后,9 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同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 长们共进午餐。席间,我再次回顾了结束两伊战争的努力和现状,我指出,仍旧存 在着一些恶性循环,它要求安理会采取一些新的举措。舒尔茨国务卿遵循他一向惜 墨如金的习惯,将局势总结为以下几点:。我们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我们都支 持第598 号决议;。我们都充分信任秘书长,并全力支持秘书长执行他的使命;。 我们相信他应继续努力,以使双方达成协议并接受决议;。同时我们需要在安理会 继续设计强制执行计划(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此时点了点头)。 我询问是否所有的人都赞同美国国务卿做的总结,没有人表示反对。 执行中的问题 第598 号决议的任何一项条款都不可能自动实现,每一项都要得到这两个国家 的赞同,并且在此之前,他们双方还都要接受决议。在原则上,正像我告诉里根总 统的,安理会的决议是具有强制性的,有关各方只能接受,没有其他选择。但是, 安理会以前要求双方停火的决议就被双方故意忽略了。尽管现在的决议通过时的情 况是独特的,但期望不通过调解和说服就能实现停火的想法仍旧是不现实的。正像 美国所反复建议的,我们可能需要制定强制执行条款,尽管除了谢瓦尔德纳泽的点 头外,我发现中国和苏联还不准备走那么远。 我将安理会的决议解释为停火和撤军应该是第一步,随后采取其他各步行动。 因此,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同双方建立接触并就第一步行动的时间和安排达成一致。 我立即将决议条文传达给两国政府并要求他们早日答复。伊拉克政府在两天内做出 了答复,它表示欢迎决议并准备在决议的执行过程中提供合作。然而,伊拉克的答 复中包括一些言辞晦涩的条件,其中最麻烦的一条是伊拉克对决议的接受“建立在 认为决议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基础上,这包括决议的内容,它的时间 表和关于执行决议的所有条款的程序”。伊拉克建议在停火后十天完成撤军,在停 火后八周完成交换战俘的工作,但是伊拉克坚持认为:如果伊朗不同意执行决议的 所有其他条款的程序,那么停火就不可能开始伊朗官方没有立即给予答复。然而, 在7 月29日于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外交部长韦拉亚提提出了关于决议 的3 点看法——都是否定的。按照伊朗的看法,这个决议是美国的一个计谋,它只 反映了伊拉克的观点;它将使安理会成为冲突的一方,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扩大冲 突;最后,它限制了秘书长独立、积极地提出建议的行动。 部分是因为一批狂热的伊朗朝圣者在麦加被沙特阿拉伯安全警察所杀,通过第 598 号决议后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伊朗抱怨伊拉克不停 地使用化学武器,伊拉克则指责伊朗重新开始对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长取消 了原定在日内瓦同我举行的一次会晤。苏联和德国官员与不同的伊朗代表会谈时被 告知,德黑兰欢迎我的访问,但是不准备讨论第598 号决议。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在 纽约告诉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伊朗人在浪费时间,不可能对这个决议做出 理智的回答。因此她相信,应该仔细考虑采取“强制执行行动”,并且安理会应该 达成一致,通过实行武器禁运的第二个决议。我当时强调,正像我在随后的几个星 期中也经常指出的,保持五大国的团结是最重要的。 最终,伊朗人作出了回答,他们的回信看起来是由伊朗领导集体中的两个不同 的部分所起草的,其中一个对598 号决议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另一个则认为它可 以作为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的基础。在对美国和安理会发表了长篇累犊的指责之后, 信中表达了伊朗人对决议中所包含的以下4 点的关注:(1 )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 稳定,自由航行以及石油的自由输出;(2 )到确定这场战争中的侵略者(伊拉克) ;(3 )结束对平民地区的袭击和化学武器使用的实际行动;(4 )战俘的交换。 信中没有提到认可或者接受第598 号决议,也没有提到安理会所要求的停火。相反, 伊朗政府赞同我在1985年3 月提出的8 点计划,并准备继续同我在我“独立地作出 努力并创始的”框架内进行合作。信的最后一段与上面是完全不同的,它提到了 “安理会中的某些公正的成员国作出的建设性的和值得赞许的努力”,并宣布基础 已经打好,“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继续合作以使安理会更加公正。” 去掉所有的废话和看起来自相矛盾的部分,我觉得伊朗政府在赞同停火协议之 前准备同我就第598 号决议的各个方面进行谈判,在目前不表示接受或拒绝这个决 议是符合伊朗利益的。在一次非正式的磋商会议中,我向安理会报告了我对伊朗立 场的解释,并要求安理会给出建议。然后我同5 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举行了单独的 会议,我表示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他们所起草的决议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还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可以挑出来单独执行?我介绍说,我被授权去促使伊 朗政府明白,我准备同他们讨论他们准备解决的问题,但前提条件是伊朗接受停火 将是协议执行过程的第一步。我不希望被拖进一个被看作是为继续进行战争寻找借 口的谈判。安理会的解释是决议应当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随后,这 个沉闷的、有时极具破坏性的谈判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同时,残酷的、危险的战 争也在继续进行。无论是战争,还是谈判,实际上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确定执 行第598 号决议的各项条款的时间顺序。 谈判开始 1987年8 月24日和25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拉里亚尼到纽 约同我进行会晤,真正的谈判进程也就从这时开始了。在我同伊朗人进行的众多会 晤中,伊朗人第一次表示,反对第598 号决议是不必要的。正如拉里亚尼说的,仅 仅期待一个是或否的答案有些太简单化了。在根本上,伊朗的看法是停火先于执行 决议的其他条款的协议的达成将会有利于伊拉克,并将使决议的其他条款永远也得 不到实施。我尽可能地向他表明,安理会的意图是:停火协议作为第一步是同随后 执行决议的其他条款的协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同安理会的意见是 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反复争论了几个来回后,我最后有些生气地指出,伊朗看起 来认为停火协议限制了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如果决议没有得到执行, 伊朗可以重新发动战争。拉里亚尼争论说,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伊朗会处于一种军 事上的不利境地。我同意,伊朗接受停火协议作为“第一步”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应 该先于决议中的其他条款而执行。拉里亚尼坚持要知道“第一步”的确切意思,是 否存在着许多个第一步?我说是的——例如,我将立即着手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调 查战争责任问题并处理安全和重建问题。拉里亚尼认为这是一个他可以带回德黑兰 的积极的信息。我向拉里亚尼确认,在我们讨论的基础上,我是否可以告诉安理会 :伊朗接受这个概念,即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将包括把停火作为第一步的措施。我 们最后同意,在作出任何对于实际停火的正式承诺前,我将同双方讨论执行第598 号决议的各项条款的可能措施,拉里亚尼将把这些建议提交给德黑兰当局。 伊朗外交部官员穆罕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从外交部给我发出了回信,信中 首先邀请我访问德黑兰,“讨论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波斯湾局势和两伊战争的 方方面面,包括安理会第598 号决议。”然后指出,伊朗对我告诉给拉里亚尼的看 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我回复马哈拉蒂说,我将告诉外交部长,而且,鉴于我对他的 信的理解和我同副外长的谈话,我将访问德黑兰和巴格达,‘在双方政府都接受第 598 号决议的基础上,讨论执行决议的各项条款的可能措施。“马哈拉蒂反对”在 双方政府都接受第598 号决议的基础上“这个提法,因为伊朗从来没有说过它接受 了第598 号决议。我向安理会通告了局势的发展。安理会同意,我访问德黑兰的目 的是讨论执行第598 号决议的问题,这一点依然是十分明确的。 在德黑兰和巴格达,我再次受到了隆重和高级的接待。当时我同双方首都中的 领导人都已经熟悉了——在德黑兰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议长拉夫桑贾尼和外交部 长韦拉亚提,在巴格达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齐兹。 我注意到的唯一的改变就是拉夫桑贾尼的权威的增加。 我在双方首都都提出了完全一样的计划,它包括以下重要内容:。从一个双方 商定的特定日期(D 日),停火将得到遵守;。在D 日后的一个双方商定的特定日 期,开始将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以内,撤军将在一个双方商定的时间内完 成;。在D 日,一批联合国观察员将被派出以检查、确定和监督停火和撤军;。在 D 日或其后一个双方商定的日期,将开始释放和遣返战俘;。在D 日,我将同伊朗 和伊拉克展开谈判以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对所有突出问题的全面、公正和体 面的解决方法;。在D 日或另外一个双方商定的日期,一个公正的机构将开始调查 战争责任问题;。在一个双方商定的日期,这个公正的机构将结束它的工作;。在 D 日后的一个双方商定的日期,我将派遣一个专家团研究重建问题;。在D 日或一 个双方商定的日期,我将开始同伊朗、伊拉克以及有关国家进行磋商,以寻找促进 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措施。 我建议在双方政府同意这个计划的基础上,双方政府商定出D 日的具体日期。 随后将进行关于执行决议中所列各项条款需要的各项准备工作的谈判,谈判应该在 D 日前结束。我建议说,如果双方没有就一些所需的准备条件达成协议,双方应该 尊重秘书长的决定。 这个关于在D 日同时采取诸多行动的概念,同在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战争 中发展起来的方法有相似之处。我觉得它体现了安理会的意愿,即第598 号决议应 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执行,这同样是伊拉克的政策。同时,它也给了伊朗 人他们需要的保证:一旦停火协议达成,他们感兴趣的条款不会被不执行。 所有的伊朗官员都着重指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他们并要求对战 争责任问题的调查应该置于一个优先的地位。实际上,伊朗的立场是博守停火协议) 之后必须进行战争责任问题的调查。如果这个措施被双方所接受,在确定战争责任 问题期间就会有一个未经宣布的敌意停止时期。虽然这后一点是伊朗外长曾经表示 过的立场,但是拉夫桑贾尼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固执地要求在停火生效之前,这个 公正的机构就应该开始工作,并且安理会也应该作出它的判断。我问他在这个机构 开始工作的时候,前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冷静地回答说没有必要停止战争,它 可以像在过去7 年中那样持续下去。 在巴格达,伊拉克政府认为我提出的计划,是符合他们准备作为一个整体来执 行的第598 号决议的。按照他们的观点,伊朗人的政策——执行决议中关于确定战 争责任问题的第六款应该先于停火的宣布——明显是对决议的拒绝。任何情况下伊 拉克都不会接受一个未经宣布的停火。停火应该是正式的,随后应立即进行撤军行 动。 几周之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和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在纽约又向我重申了他们的 政策,我通知安理会说,我们面临着一个解释决议的根本性问题。战争将继续进行 是十分令人苦恼的,对双方政府来说都无益,而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双方在一个其大 部分重要性是象征性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我告诉安理会,依我的观点来看两个国 家都对这个决议不满意,尽管他们都宣称,自己是这个决议的胜利者并谴责另一方 不遵守决议。 在1987年的后几个月里,我只看到了倒退而没有看到成绩。10月15日,我给予 双方政府一份详细文件,涉及关于执行我早先向他们提出的建议要点的措施,并要 求他们在30天内给我回答。鉴于双方都对陆地和海上的战争升级负有责任,我同时 呼吁安理会成员国促使两国政府保持克制,以便为这样一个谈判培养良好的气氛。 德黑兰和巴格达的回答显示,他们之间关于决议的执行的分歧比我在访问双方首都 时所觉察到的还要大。新的先决条件和解释的提出,表明了从接受我原先建议的立 场上的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两国政府派遣代表到纽约进行广泛的磋商。然 而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伊朗表示他准备同我而不是伊拉克进行谈判,双方代表同 时出现是不必要的。说得直接一点,伊朗不会接受直接谈判,双方的代表可以在同 一个城市里,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一个中间人来进行。我告诉伊朗驻联合 国大使,我并不是在推动直接谈判,我的目标是在集中精力解决D 日问题的基础上 执行第598 号决议。由于伊拉克接受了随后提出的谈判建议,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会谈开始时,我告诉伊朗代表说,伊朗和伊拉克送给我的关于我所提出的执 行第598 号决议的措施的观察资料显示,冲突的早日解决碰到了巨大的障碍。双方 再次清楚地表示,他们接受我的计划草案对于取得可能的成绩是必不可少的。我说 双方应该就四点达成一致:确定D 日,停火的方式,撤军的时间表和对调查战争责 任问题的公正机构的工作的评价,我们的磋商应该集中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当我 在12月9 日同阿齐兹举行会晤时,我说了同样的一番话。在同双方的会谈中,关于 这些问题都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双方并没有走得更近,实际上,新的分歧又出现了。 在同伊朗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之后,伊朗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拉里亚尼 要求同我进行一次密谈。在这次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在正式会议上所发表的观点是 得到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认可的,这是我在同伊朗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第一次被告知 这样的消息。拉里亚尼解释说,并不是政策的所有细节都要提交给伊玛姆决定。然 而,伊朗领导人相信在这个时候,霍梅尼的声音是需要的。拉里亚尼继续就德黑兰 领导人中间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猜测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领导人中间的强硬派 认为继续进行战争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而另一部分人,包括拉里亚尼自己、议长拉 夫桑贾尼、可能还包括外长韦拉亚提,认为在第598 号决议中已经包含了达成一个 合理的解决方法的充分因素,因而希望在该决议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在这种环境下, 霍梅尼对现在的立场的认可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如果立场观点需要得到 最上层的认可的话,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是很困难的。 在决议通过5 个月后向安理会总结局势时,我说伊朗已经强调了几个内容,例 如公正机构的确切定义,确定“国际边界”的需要,赔款的要求以及它和撤军的联 系。伊朗强调这个联系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是与确定战争责任问题相关联的。因此伊 朗的考虑已经超出了决议的措辞范围。伊拉克继续坚持逐步前进的计划,尤其是涉 及到决议的头3 个部分的执行时(包括停火、撤军和交换战俘)更是如此。伊拉克 不能接受任何这样的建议,即,将伊拉克的领土和战俘的命运仍旧操纵在伊朗人的 手中,并听任伊朗人对决议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决议第六款关于战争责任问题进行 解释。伊拉克重申接受以往的条约、协议和公约所确定的“陆地”边界,但是这不 涉及到阿拉伯河的边界划分。在同安理会举行会议以将伊朗的答复告诉他们之前, 应美国和苏联代表的要求,我同他们举行了联席会议。我将我同拉里亚尼的谈话全 部告诉了他们,包括秘密会谈的内容。 1988年1 月8 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赫伯特。奥根通知我,五个常任理事国 在前一天举行了会议。会上,美国和法国第一次提出了武器禁运决议的一些重要内 容供讨论,中国和苏联都没有表明立场,但是苏联代表建议说,使用海军力量强制 执行武器禁运的问题应该交给军事参谋团进行讨论。 停火协议露出曙光 联合国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秘书长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媒体和五个常任理事国 就某些重要事件所提供的情报。作为制订调解战略的基础和决定在一场危机的某个 紧要关头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依据,上述两种情报来源都有其明显的弱点。外交使 团经常认为秘书处的安全措施是不严格的,许多提供给秘书处的秘密情报很快就广 为传播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秘书长办公室,任何交给 我的秘密情报都会得到谨慎的处理。由于这个原因,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时,我主 要依靠一小部分我非常信任的幕僚的支持。美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定期交 给秘书长办公室一些牵扯到联合国和美国利益的情报分析资料。1988年4 月早期就 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当时,美国国务院情报处的一个代表交给我的幕僚长,达雅尔, 一份详细的关于两伊战争局势的评估。这份情报使我有理由认为,在经过几个月的 停滞之后,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这份情报包括5 个主要内容:尽管伊朗威胁说要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地面战 争的规模在过去的一年里还是有了巨大的缩减。虽然伊朗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一片相 当大的伊拉克领土,但是,这些领土的战略价值却是有限的。伊拉克的战术是保存 有生力量,避免损失,同时使用化学武器反击真正具有威胁的伊朗的进攻。伊朗也 使用了化学武器。 当阿亚图拉霍梅尼仍旧对一般的战争行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时,议长拉夫桑贾 尼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据认为,拉夫桑贾尼反对以伊朗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人海战术。因此,伊朗在南部战场围绕巴士拉发动的进攻可能会采取新的形式。 在海湾地区,伊朗将冲突限制在双边范围内的战略已经失败。随后伊朗采取的 水雷战术只是使很多商船,而不是具有危险的西方军舰离开了该地区。因为在袭城 战中处于劣势,伊朗曾试图加剧在海湾地区对伊拉克的报复性攻击,但是伊朗人又 一次算计失误。由于双方在导弹技术上的进展,双方都变得更易于受到攻击了,但 是优势在伊拉克一边。伊拉克的导弹曾经击中了德黑兰的富人区,造成了中产阶级 的巴扎商人的巨大损失,而这些巴扎商人已经对战争表示了不满。 尽管不能控制来自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武器供应,美国在限制伊朗从西方国家获 得武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苏联曾经告诉美国说在“某一天结束”的时候, 他将投票支持武器禁运,但是看来这个“某一天”并不可能马上到来。美国人估计, 伊朗对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最近表现出来的团结是感到害怕的。 美国的结论是要使战争结束:(1 )伊拉克要充分显示出伊朗人胜利的前景是 不存在的;(2 )继续战争的代价将会使伊朗更痛苦;(3 )安理会通过第二个决 议,减少对伊朗的武器供应;(4 )国际社会的压力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继续存在 下去。 这份情报是我将同伊朗副外长拉里亚尼和伊拉克副外长扎哈维在纽约进行新的 一轮会谈的前夕交给我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安理会有采取行动实行武器禁运的真 实前景,但这份情报中所提到的其他条件却都实现了。继续进行战争已经不再有任 何的意义,我不认为霍梅尼是理智的,但是,我仍然觉得伊朗和伊拉克领导人中的 其他人应该还是有理智的。 1988年4 月18日,美国对海湾中的一些伊朗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 舒尔茨传送给我的声明指出,美国坚持不寻求同伊朗发生对抗的政策,但是他不能 接受伊朗在国际水域布雷的行为,尤其是因为其中的一颗水雷击中了美国船只萨缨 尔。罗伯茨号。显然,外部大国直接卷人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我认为我应该 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因此,在我同各方代表会谈的开始,我都复述了一遍我以前 提出的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但这一次我建议说,我将确定一个日期作为D 日,从 这一天起,双方将实现彻底的停火。在D 日,调查战争责任问题的公正机构将开始 工作。双方应该在D 日的次日开始撤军行动。我还将为讨论第598 号决议的其余部 分确定一个日期。 双方对我的建议的反应是矛盾的,但不像以往那样否定了。伊朗仍旧避免正式 接受第598 号决议,但是伊朗准备“同秘书长在一个短期的。可操作的时间框架内, 就连续执行决议的所有实质性条款进行合作”。他仍旧坚持说,确定谁对战争负有 责任是一个正义的要求。伊拉克表示,只要伊朗正式接受第598 号决议,伊拉克就 将毫无保留地接受它。现在,球踢给了伊朗,拉里亚尼先前在日内瓦通知我说,伊 朗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在言语上接受了第598 号决议。伊朗对决议的正式接受 将为我打开方便之门,使我可以为停火确定日期,而停火将结束战争。 和平终于来临 1988年7 月18日中午12:3o,伊朗驻联合国代理代表阿米尔。马哈拉蒂在我的 寓所向我递交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德黑兰对第598 号决议的 正式接受。“作为接受这个决议的一个理由,哈梅内伊总统引用了一架伊朗客机被 美国军舰文森斯号击落的事件和伊拉克继续对伊朗进行化学武器的袭击来表明对伊 朗的侵犯行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甚至无辜的平民也无法避免“。然而, 我认为,尽管伊朗不会承认,影响它作出这个决定的真实原因是它在这场战争中的 目标不可能实现,以及继续进行战争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这一积极的发展事态显 示了和平力量的胜利,它是联合国以及许多国家努力的结果。同日,当我在一个新 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是什么促使伊朗政府突然作出这个决定时,我引用了一句谚语, 即”胜利有很多父母,而失败却总是个孤儿“。 巴格达在两天之内作出了反应。阿齐兹于7 月对日发信给我,建议在我主持下, 两国代表举行“直接和正式的”会晤,讨论“在与可操作的条款顺序相符合的情况 下”实施第598 号决议的问题。他进一步请求联合国承担起清理阿拉伯河航道的任 务,并且,在阿拉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的自由航行权应该得到保证。 同一天,我通知安理会说,我已经派遣一个专家团制定立即实行停火的方式, 这个专家团配备有一名资深的政治顾问。我希望这个专家团在一周内作出报告,随 后我将能宣布D 日的确切日期,与它有关的各项行动也将可以开始。 鉴于长期的冲突和互不信任的历史,所以不可能期望事情会一帆风顺。伊朗外 长韦拉亚提在赞同派遣专家团的同时,坚持认为调查战争责任问题的公正机构的建 立应包括在“执行第598 号决议的几个第一步中”。他指出,这个行动应在不损害 “遵守立即停火……”的情况下实施。伊拉克人则坚持停火要由官方正式宣布,在 接受专家团之前,他们要求伊朗对他们提出的、在我主持下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作 出明确的答复。为了保持和平的势头并规避伊拉克的要求,我邀请伊朗和伊拉克的 外长尽早到纽约来展开讨论。在缺乏直接谈判的保证的情况下,我尽我所能地劝说 阿齐兹到纽约来,他最终答应了,韦拉亚提也是如此。 因为伊朗继续拒绝同伊拉克进行直接谈判,我首先于7 月26日同伊朗外长及其 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我给了他一个文件,建议说我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两部分问题 上:时间框架以及执行决议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使决议生效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我列出了执行决议中所有可操作条款的顺序和方式,清楚地表明我将在D 日公开指 出,我已经开始为调查战争发起问题的公正机构的建立做准备。 次日,我同阿齐兹外长举行了会晤,给了他同样的一份文件。当我表示我将乐 意将伊朗对这份文件的反应告诉伊拉克方面时,阿齐兹说他被授权只能在直接谈判 中同伊朗谈论具体问题。我随后再次同伊朗人举行了会晤,并交给了他们一个极为 详细的执行决议的所有条款的操作计划,包括日期的相互关系,在交换战俘问题上 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合作的程序等等。伊朗人说将研究我的建议并给出他们的 评价,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细致。韦拉亚提谴责伊拉克人,说他们坚持直接谈 判的建议,只不过是阻碍我结束战争努力的一个借口。韦拉亚提表示伊朗总统哈梅 内伊已经说过,伊朗“乐意为秘书长效劳,当决议被成功地执行到一定阶段——例 如,在停火和撤军之后——如果秘书长决定伊朗和伊拉克应该直接谈判,我们将非 常乐意地准备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个场合中,韦拉亚提秘密告诉我说,他由于强烈主张结束战争而在国内政 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最近关于来自于阿富汗的武装对伊朗边境发动大规模袭击的 报道纯粹是造谣。然而,前线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哈梅内伊总统和拉夫桑贾尼议 长都在慰问国家的守卫者。 几分钟之后,我同阿齐兹举行了会晤,他仍旧坚持说,他只准备在直接的谈判 中同伊朗方面讨论具体的问题。我说德黑兰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但条件是在停火得 到遵守并开始撤军之后。阿齐兹立即表示反对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伊朗人的一个计 策。阿齐兹坚持说,韦拉亚提一旦得到停火协议将立即回家,而且“您将再也见不 到他”。他继续说道,“如果韦拉亚提认为通过欺骗、施压和打一些牌,例如人质 牌,而可以使他的建议行得通的话,他就错了。如果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话,他也 不会从华盛顿得到它。他应该同巴格达讨论和平,他应该同巴格达的代表坐在一起 谈判。” 这是第一次,伊拉克人提到伊朗试图利用在黎巴嫩的西方人质问题迫使美国支 持它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我确实呼吁伊朗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帮助在黎巴嫩的 人质获释。但是,我没有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证据表明, 德黑兰在结束同伊拉克的战争问题上利用人质施加影响,第598 号决议中同释放人 质有关的是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第六款。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一边同伊朗方面就执行方案的细节和合法性进行紧张的磋 商,另一边使用各种方法以迫使伊拉克同意达成停火协议,以及随后立即进行的直 接谈判。我在向安理会非正式地简要汇报局势时十分明确地表示,按我的观点,伊 拉克要求同伊朗进行直接谈判是在要求一些不包含在决议中的东西。我建议说,来 自安理会的对决议将得到完整执行的某种形式的保证将是有益的。我同5 个常任理 事国的代表都进行了单独的会晤,向他们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苏联代办洛金斯基通 知我,苏联已经告诉伊拉克在莫斯科的代表,苏联认为伊拉克坚持同伊朗的直接谈 判要先于停火的立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洛金斯基暗 示,如果5 个常任理事国作出保证,即直接谈判将会举行的话,可能会对局势有所 帮助。在我随后同其余的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们的会谈中,我向他们转述了苏联的这 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同。 我的同事和我将这个保证传达给了伊拉克,同时告诉他们非常有可能的是,安 理会将确定一个开始停火的确切日期并要求双方遵守。但是,伊拉克的立场仍旧很 强硬。当被新闻界问及如果秘书长不顾伊拉克的反应而宣布一个停火日期的话,伊 拉克将会怎么做时,伊拉克大使回答说,伊拉克不会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不管它来 自于何方。 然而在8 月6 日,当僵局看起来仍无法打破时,萨达姆。侯赛因发表的一份长 的声明标志着伊拉克立场的转变,伊拉克大使在送给我声明的副本时强调了这一点。 像往常一样,声明开头引用了古兰经上的一句话。这一次引用的是,“人们设计, 安拉设计,而安拉是最好的设计者”。当人们知道安拉站在那一边时,这句话无疑 是很恰当的。在数页伊拉克对于这场战争的立场的说明和对伊朗的谴责之后,伊拉 克总统指出:我们宣布准备实现停火,条件是伊朗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和正式地宣 布它将同我们进行谈判。鉴于这个提议,在能够使我们进行谈判的停火实现之后, 我们应立即达成协议并执行第598 号决议中所有其他条款。首先应该是将军队撤退 到国际边界线以内,随后执行第8 款和所有的可执行条款。 作为对萨达姆。侯赛因声明的反应,伊朗政府声称,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同 伊拉克进行面对面直接谈判的建议将得到积极的考虑。使我惊奇的是,德黑兰没有 重复它原来提出的条件,即撤军也应该在同伊拉克进行直接谈判之前开始。我立即 行动,确定8 月20日为停火开始的日期,并邀请伊朗和伊拉克于8 月25日派代表团 到日内瓦,以便开始进行关于如何执行第598 号决议的其余条款的谈判。 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间,为这场看起来没有尽头的战争宣布停火日期 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停火将意味着杀戮的终止,对军事和平民目标使用化学武器 所造成的恐怖将消失,战争升级的危险将大大的减小。不管前面还有什么困难—— 我当时低估了它们——我的感觉是战争已经结束。8 月8 日早晨,当我到达秘书处 时,一个记者问我感觉如何,他补充说,“我的意思是,这是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 行动”。我真心诚意地回答说,为了和平而工作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并且它是值得 的——值得作出任何努力,付出任何牺牲。 在伊朗和伊拉克开始谈判的协议宣布以后,使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我收到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手写的一封信笺,日期是1988年8 月10日。我必须承认这封信笺 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它的内容如下:亲爱的秘书长先生:您可以从我写的书《1991 》中知道,我过去对服务于联合国的人员的素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在外 交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从来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因为这个原因,我非常荣幸地祝贺您,因为您在促使伊朗和伊拉克实现停火问 题上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成功地实现和平的同时,您也赋予了联合国以威望。 致以亲切的问候,理查德。尼克松 最后的直接谈判 在我的主持下,伊朗和伊拉克在日内瓦的直接谈判于1988年8 月24日开始了。 伊朗代表是外交部长韦拉亚提,伊拉克代表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齐兹。这两个经 历了长达八年之久战争的国家的代表以握手开始了会谈,这一被广为传播的握手场 面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它饱含了人们的希望。我这时已经非常了解这两个人了。尽 管我发现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是破坏性的、极其顽固的和有时是不理性的,我还是认 为这两个非常职业化和聪明的人是比较容易沟通的。这些给了我希望,即直接谈判 将能够导致一个第598 号决议所期望的全面的解决方案。然而,从谈判开始就显示 出和解将既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可能迅速达成的。 在向安理会描述头两次会议的气氛时,我所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将会议描述成 “相当积极而温和”;不使用外交语言的话,这就意味着会议是“没有成果的和冷 淡的”。最激励人心的发展是停火已经得到落实,而且联合国两伊军事观察团已经 到位并开始监督和观察撤军过程。然而,在直接会谈中,很清楚的是,双方在停火 协议内容的解释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当然,这又是一个次序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实 质性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牵涉进去了。伊拉克坚持,除非达成关于自由航行和清理 阿拉伯河航道的协议,否则将不会进行关于执行第598 号决议的其余部分的谈判, 包括撤军的谈判。伊朗的立场是既然停火协议已经达成并开始生效,它就不应该包 括在双方直接谈判的问题范围之内,而且更重要的是,双方应该寻找关于决议的其 余条款的共同理解。按照伊朗的观点,将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的行动已经 开始了。在接受基于国际法的自由航行的原则的同时,伊朗拒绝承认搜索和停泊权 在缺少和平条件下的优先地位。它承认清理阿拉伯河航道的需要,但是坚持这一行 动应该与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议相一致。伊拉克则拒绝考虑涉及到阿尔及尔协议的 建议。在对会谈做总结时,双方都发表了具有敌意的声明,这对局势的发展是没有 好处的。 我决定在即将于10月1 日在纽约举行的下一次双边会谈中,提出一个特殊的建 议作为在下列4 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基础,这4 个问题是:自由航行;撤军;释放 和遣返战俘的程序;清理阿拉伯河。会谈开始前,我邀请5 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 长同我举行会晤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都支持我的建议,随后签署了一个共同 声明,呼吁双方“显示出克制、灵活和寻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诚意”。 美国国务卿和苏联外交部长尤其支持我的建议。看到舒尔茨先生和谢瓦尔德纳泽先 生在谈到一个他们在不久之前还处于彼此敌对状态的地区问题时使用着或多或少相 同的口吻,这使我意识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我为10月的会议所提的建议并没有带来积极进展,唯一明显的成果是双方答应 在11月1 日恢复会谈。在那次会谈中,我再次使用了我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 战争的调解中曾经使用过的技巧,即列出我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我提到, 双方都准备继续真诚地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双方都在原则上接受在公海和霍尔木兹 海峡自由航行的观念;他们都承诺要在一个短期的时间框架内将军队撤退到国际公 认的边界线以内。而且,最后他们都认识到保持阿拉伯河的通航能力对双方的实际 价值。我感到欣慰的是,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但它需要得到巩固。我希望在双方已 经达成一致的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更快地执行作为一个整体的第598 号决议。 在同双方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之后,关于释放和遣返大约 15to名生病和受伤的战俘的备忘录终于得到签署。双方都乐于看到一个将包括双方 代表,并将由联合国两伊军事观察团的团长担任主席的混合军事工作组的建立。这 样一个工作组不久之后就建立了,它对于解决仍不时发生的军事冲突是有益的。然 而,在次序和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缩小。 在随后于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中,我和我的特别代表让。埃里亚松一一作为一个 调解者,他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技巧和耐心——努力寻找解决分歧的方法,我们重 新安排了执行决议的不同部分的顺序;我们表示清理阿拉伯河的技术准备工作已经 作好;我们访问双方的首都并进行直接的磋商;我们寻求通过安理会和5 个常任理 事国对双方施加压力。然而,几个月过后,双方代表的态度变得更加圆滑了,而且, 随着战斗的结束,国际社会的兴趣和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地下降。我经常感到害怕, 怕停火局面被打破。当伊拉克谴责伊朗鼓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造反时,尤其是 这种指控并不缺乏可信性时,我尤其感到担忧,幸运的是萨达姆。侯赛因选择了直 接打击库尔德人,而不是重新挑起同伊朗的战争。 海湾战争的介入 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人侵科威特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 变化。明显是为了减少伊朗参加联合国授权的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 拉克在同伊朗进行的直接接触中,在一些阻碍联合国的调解努力取得成功的原则问 题上作出了让步。1991年2 月20日,联合国两伊军事观察团确认,在国际公认的边 界线上的最后一个有争议的军事单位已经撤出。关于停火和撤军的第598 号决议的 第一款和第二款终于得到了全部执行,因此,从这两款中得到授权的联合国两伊军 事观察团的使命也宣告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安理会建议说,应该派遣一些驻在德黑兰和巴格达的文职 官员取代联合国两伊军事观察团,他们将能够帮助我完成由决议的其它可操作的章 节所规定给我的任务。我尤其希望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以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要求官员们随时告诉我可以用来开辟建立信任进程的措施。海湾战争使我们的行 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无论如何,我认为保持在这一地区的连续的政治存在是有价 值的。我的继任者有与我不同的价值标准,而且,鉴于联合国所面临的严峻的财政 状况,他决定关闭在这个地区的两个办事处。 第598 号决议的另一款,第6 款——即关于决定战争责任问题的一款——在我 仍在位时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在我执行第598 号决议的第一个计划中,我建议在D 日,当停火开始生效时,我将开始组织一个独立的机构以确定谁应该为发动战争而 受到谴责、因为伊朗和伊拉克在决议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执行的问题上的分歧, 我无法按计划实施这个步骤。我同双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磋商都是没有建设性的。 伊朗政府从来没有减轻在执行这个条款上施加的压力,而且,最后还将其作为释放 在黎巴嫩的西方人质的复杂谈判的一个内容。就像在第五章中所叙述的那样,我向 伊朗人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将尽决议第6 款所赋予我的义务。 我知道任何公正的调查都将得出结论,伊拉克是负有责任的一方。但是,随着 撤军的完成,我感到执行第6 款将不再可能危及已经生效达3 年之久的停火。因此, 1991年8 月,我要求伊朗和伊拉克政府提供给我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观点。同 时,我咨询了一批包括一名杰出的比利时法学家在内的独立专家。他们的结论是, 在战争的过程中,双方都违反了国际法。然而,由于伊拉克侵犯了伊朗的领土,因 此,它负有发动战争的最初责任,并且应该为伊朗所遭受的一切损失负责。 考虑到这些独立专家们的意见,以及我在这个问题上从各个方面收集到的信息 和联合国所掌握的资料,我于1991年12月9 日向安理会提交了报告。我总结道, “这场战争的发生是违反国际法的,对国际法的违反引出了战争责任问题……因此 ……最突出的事件是1980年9 月22日对伊朗的袭击,这个行动是无法从联合国宪章、 任何被承认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任何国际道德规范中取得合法性的,它使行动者 承担了责任。”我的结论明显的是谴责伊拉克的。说完这些之后,我表示,任何对 第6 款的进一步深究都是没有意义的,目标应该是在双方之间建立和平的关系,以 及在整个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 进行这场悲剧性战争的动力——对双方都没有带来好处——在这场长达八年的 战争中有过明显的变化。如果不是荒谬的理由的话,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侵略 伊朗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希望获得对于阿拉伯河的完全控制并将其作为伊 拉克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海上生命线。考虑到伊朗军队的混乱状态和伊朗在国际上的 孤立地位,他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时机是恰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伊拉克国内有 人数众多的处于少数地位的什叶派教徒,萨达姆希望在来自于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威 胁到他的政权之前,消灭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自认为是福音的政权。在遭到超出其想 象的抵抗之后,他迅速决定减少损失并通过联合国的调解寻求和平。随着伊拉克军 队在这场战争中的处境的逐渐改善,萨达姆的和平立场变得强硬了,但消灭德黑兰 的原教旨主义政权的目标则消失了。 伊朗人的目标,除了明显的抵抗外国的侵略外,还包括消灭萨达姆。侯赛因; 使国际社会承认是伊拉克发动了这场战争;获得对由于伊拉克的袭击而遭受的损失 的赔偿。只有在经过数年的损失惨重的军事僵局之后,尤其是看到伊拉克的军事能 力正在复活,德黑兰才不得不放弃了第一个目标。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掌权,以及随后出现的美国与苏联在解决地区争端问 题上的合作,这场战争的外部动力也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不同意在这场战争的早 期阶段,即冷战仍旧存在时,安理会所采取的行动是受到东西方矛盾的极大影响的 看法。美国为它在霍梅尼革命时的痛苦经历所困扰,一直到伊朗门的奇特的冒险行 动前,它对伊朗是抱有敌意的,因此,它不会支持安理会采取的任何可能有利于德 黑兰的行动。苏联由于同伊拉克的长期的紧密联系,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最后,在 安理会内的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因为他们各自的原因,也是支持伊 拉克的。结果当伊拉克发动侵略时,安理会所采取的首先是无为的态度,随后它所 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也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没有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而将伊朗和伊拉克同等看待。一直到五个常任理事国意识到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更大 危险时,安理会才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随后,在 5 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下,安理会采取了卓有成效的行动,这显示出如果五个常任 理事国准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行动时,安理会将是多么的有效率。 最后,是联合国,而不是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或是牵涉到冲突中的任何国家,因 为两伊战争的经历而得到了加强。我相信秘书长作为一个公正的联合国机构的调解 潜力已经获得了信誉,它在将来的地位必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安理会显示了作出 决策的能力和权威,这对于解决其他危机是有帮助的。尽管联合国不能完全解决导 致两伊战争爆发的根本起因,但它确实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一创新的事件标志着联 合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附件 第598 号决议安全理事会1987年7 月20日第2750次会议通过安全理事会重申第 582 号决议(1986) 深切地关注到,虽然安全理事会呼吁停火,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持续如前, 并造成了新的重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 谴责战争的发起与继续。 同样谴责:对纯粹平民居住区的袭击;对中立船舶和民用航空器的袭击;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以及其他武装冲突法的行为,尤其是同1925年日内瓦公约的义务相违 背的对化学武器的使用。 深切地关注到战争可能进一步升级和扩大。 决定结束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一切军事行动。 确信伊朗和伊拉克应该达成全面、公正、体面和长久的解决方案。 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尤其是遵守所有会员国应该用不威胁国际和平、安全和 正义的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国际争端的义务。 认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破坏了和平。 遵照联合国宪章第39条和40条。 l 、要求,作为走向谈判解决的第一步,伊朗和伊拉克立即实现停火,终止所 有陆地。海洋和天空的军事行动,不拖延地将所有军队撤退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之 内;2 、请求秘书长派遣一批联合国观察员去核查、证实和监督停火和撤军,进一 步请求秘书长在同各方磋商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安排,然后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 ;3 、敦促在主动的敌意行动停止之后,应该按照1949年8 月12日第三次日内瓦协 议不拖延地释放和遣返战俘;4.呼吁伊朗和伊拉克同秘书长合作以执行决议,并配 合秘书长的调解努力以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全面的、公正的和体面的解决方 案。其中所有突出问题的解决都应该符合包含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和精神;5 、 呼吁所有其余的国家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进一步升级 和扩大的行动,并帮助执行现有的决议;6 、请求秘书长在同伊朗和伊拉克磋商的 基础上探索授权一个公正机构调查战争责任问题,并尽可能早地向安理会作出报告 ;7 、承认战争期间所造成的损失程度和在适当的国际援助下进行重建的需要。一 旦战争结束,将请求秘书长选派一个专家组研究重建问题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8 、 进一步请求秘书长在同伊朗和伊拉克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磋商的基础上,寻找 促进这一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措施;9 、请求秘书长时刻通知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10、决定,如果局势需要,安理会将再度开会,以考虑采取新的措施以确保决议 被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