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 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 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 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 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 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 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 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 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 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 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 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 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 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 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 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 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 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 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 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 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 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 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 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 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 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 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 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 体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 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 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 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 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 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 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 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 “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 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 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 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 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 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 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 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 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 “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 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 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 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 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 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 使用的‘Community ’(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 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 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 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 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 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 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 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 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 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 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 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 月,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 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 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 .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 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 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 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 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 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 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周恩来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他不仅成就了巨大的功业和高尚的人格,而且思 想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他与山河同在,也与我们同在。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 “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 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 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 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 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 “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 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 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 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 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 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 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 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 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 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 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 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 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 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 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 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 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 1927年3 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 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 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勇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 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 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 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 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