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 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 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 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 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 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 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 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 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 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 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 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 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 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 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 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 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 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 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 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 美。 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 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 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 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 “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 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 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 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 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 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 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 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 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 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 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写过一篇作文,名为《尚志论》,集中反映了 周恩来的立志观。 周恩来说:“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 计其将来,存一希望在。然后按此希望之路线以前进,则其结果鲜有与此希望相径 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简单来说,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是经过预先筹划,有预期 目标的。希望(志向)与事业,如影随形,“若不志乎始,而能成乎终者,则未之 闻也。”然而,志向有高远卑下之别。在周恩来看来,汲汲于名利而恒乐富贵,百 计钻营以求得官之类皆为“志之害也”。立志高远者,必超脱个体安乐之局限,有 民胞物与之量,经纶时务之心,标新立异之慨,呈现“一种叱咤风云之气”。若是 者,有立功异域的班超,忠心事汉的孔明,冒万险探新大陆的哥伦布,脱专制竖自 由旗的华盛顿,闻鸡起舞的刘琨,击楫中流的祖逖等。 志向之大小与事业之巨细成正比例关系,即所谓“取乎上得乎其中”。古往今 来,未有志趣猥琐而事业可大可久者。树有根,水有源,伟人巨子的功业,肇始于 其立身行事之志。周恩来写道:“论成汤之贤,不在乎祷雨桑林之时,而必观其三 聘伊尹之志。论文王之圣,亦不在乎三分天下之日,而必称其来朝于商之志。不然, 仅炫耀其功德于既成之日,而不追溯其所以成之之故,岂异南其辕而北其辙哉!” 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周恩来倡言:“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 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这就是说,一个人所选择的事业当力 求对历史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有一个盛传已久的故事,说明周恩来年少时便胸怀大志,不同凡响。那是他在 沈阳读小学时,有次上修身课,学校的魏姓校长问道:“诸生为什么而读书?”有 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时, 他操着南方口音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来他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毕业, 同学们依依惜别之时,他给一位同学留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有了大志,还需要有坚韧不拔之操,否则志向再远大,也不过是镜花水月。拿 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不因“坎坷屯蹇之备尝,辄易其倜傥不群之大”。周恩来在 南开中学读书时,靠远在沈阳的伯父维持生活,但因为伯父收入不高,膳宿费时常 接济不上,他便用业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纸,抄讲义,赚一点钱以弥补缺口。他夏天 只有一件白大褂,冬天则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袍,与富豪人家的子弟判若云泥。更令 周恩来难过的是,远离故土的寂寞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他。他在一篇作文中记述,有 一年除夕,别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他回不去,一想到家是那么远,又是那么穷, 他流的眼泪把枕头都浸湿了。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压垮周恩来,他反倒更加刻苦 自励,誓要做出一番事业。南开中学第十次毕业同学录记载:“君家贫,处境最艰, 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就斯绩。” 凡事关乎公众必引起毁誉褒贬。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提出,凡深识之士都应将名 誉视为人生“第二生命”,既要担当生前事,又要顾及生后评。但他强调,重视名 誉不等于“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名誉从实事 中产生,而不是从浮夸中产生;名誉不是自封的,而是要由历史来裁决的。所以, “举凡一切处理,窃勿幸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则一时之名誉,虽有 不恰于时议者,然千载之下,兰台执笔,固自有公论也”。周恩来正是以这种名誉 观来设计自己的人生的。他一生轻权位重事业,始终站在正义与真理一边。周恩来 逝世后,对他的评价毁誉兼有,但誉远远多于毁,这也足见历史是公正的。 周恩来一生行为取向表现为积极入世,乐于过集体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 周恩来十五岁时到南开中学就读,便表示“以学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乐 于为同学、为集体办事。他对个人与社会有这样的理性认识:“人之立于世,既不 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因而为集体“" 服役之事, 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周恩来在学生时代最提倡“合群奋斗”,认为爱国必先合群, 要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克尽成 己成物、立人达人之责任。南开《同学录》有关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 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承认 自己“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却觉得“倍有乐趣存 于中”。留学日本初期,周恩来饱尝怀乡思亲之苦,对前途也一度甚感渺茫。他在 期间的一篇日记反映,为摆脱苦闷,他曾研习过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思想,但 是,“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 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 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破不开“情关”,断不了“有缘”,反过来 又进一步印证了周恩来入世态度之执著。 周恩来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积极入世、宏济时艰的思想之影响,经常以此自勉勉 人。1921年2 月23日,他在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兄方中年,何竟抱悲观。 举目禹域,诚难说到乐观,然事亦在人为,吾辈丁斯时艰,只宜问耕耘如何, 不宜先急于收获也。“1939年,他来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时在绍兴抗战刊物 《战旗》杂志社工作的曹天风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可说无所不谈。有次,曹天风对 周恩来讲到唐代诗人贺知章隐居鉴湖一事,还吟诵了”欲向君王乞鉴湖“的诗句, 并说:”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也要像贺知章一样,隐居鉴湖不闻政事了。“周恩来 马上表示异议:”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中 国儒学标举的处世哲学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对周恩来来讲, 只说对了一半。他处于顺境时,固然有兼济天下之志,而处于逆境时,也不坠经纶 世务之心。周恩来一生精进之处、光彩之处大都在其受挫之时。他说过:”在最困 难的时候不要丧气“,相反,要有一种愈挫愈奋的气度,在隐忍进取中施展自己的 政治抱负。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宁愿选择令人感到屈辱的手法去应付时局,也不 愿意靠边站“独善其身”。他硬是以病弱之躯和风烛残年支撑危局到最后,用最大 努力来减少和弥补“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入苦海谁 入苦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 正做到了以一人共诸天下,将天下纳于一身。 1939年,曹天风在与周恩来交谈时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 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 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 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语出《老子》第十章,这三句话被老子称为 “玄德”,亦即道德的最高境界。其大意是,化育万物而不视为已有,有所作为而 不居功自傲,引领群伦而不专横弄权。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可说是周恩来毕生追求的理想的人格 境界,它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周恩来重视 群体义务的利他行为,绝少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于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他像中国古代圣贤如大禹、墨子那样,皆是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为民。 周恩来所索取的与他所奉献的相比反差巨大。他的一套睡衣是1950年和毛泽东 出访苏联前夕买下的,颜色都褪光了,破了又补,直到他去世前还是穿的这套睡衣。 他从不同意他人为自己做寿,更反对他人给自己送礼,凡是给他送去的礼物一 律退回,实在不能退的则如数付款。 淡泊明志、制欲适情被历代中国儒士奉为修身之要则,认为“人只一个贪字, 便销钢为柔,害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塞得物欲之路, 才堪辟道义之门;驰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朱子有“食色两关打不破, 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深受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他告诫中共干部要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 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 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 我们的美德。”讲到亲属关,周恩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而是要 依靠社会,让子弟在社会上去锻炼和改造。他援引历史经验说:“秦始皇能够统一 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 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周恩来认为,大凡天底下有真本事 的人,必都是有涵养、能虚心,认定一件事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这种认识揭示 了包括他在内所有伟人的共同品质。有大作为者必有大超脱,有真本事者必有大虚 心。周恩来一生功勋盖世,但在荣誉和功名面前,却是宁揽过不居功,宁埋没不张 扬。1961年他在上海同演员会面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 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 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修身上有一种 忧勤惕厉、严于律己的精神。海同演员会面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 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 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难看出,周恩来在 修身上有一种忧勤惕厉、严于律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