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恩来把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悬为自己人生之鹄的,为之刻苦励志,孜孜以求。 在他眼中,人格为宇宙之“大物”,皎若明星,清如流水,“现则世界承平,家国 齐治,社会安良,亿兆之幸也;隐则奸究立朝,盗贼蜂起,强凌弱,众暴寡,兵革 不息,水旱频仍,群黎之祸也”。人类向全盛之境、大同之世迈进,全恃此一线之 人格。 人格张而广之,有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回之十诫,宗教之所谓上 帝,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但人格之字义毕竟漫无限制, 周恩来认为,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有属性,是宗教家所谓“灵”也,“德”也, “仁”也的统称。 人格何以造就?周恩来采用归纳法,得出“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的结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事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方 安,“良心安,人格立矣”。他援引历史事例说:“大禹下车泣罪,商汤祷雨桑林, 是圣人以背于正道,而引以为良心未安。放太甲于桐,避成王于东,是伊尹、周公 之未安于良心也……博浪之椎,张良义击;黄龙痛饮,武穆忠怀;文天祥、史可法 国仇未复,饮恨九泉;玛志尼壮志已申,光荣祖国;路德以宗教之黑暗,创为新派 ;苏格拉底以愚民混沌,揭以哲学;其他若汉之党锢,明之东林,美之花旗之战, 要皆能发以正义,补其良心之所未安。”周恩来青年时代即为改造社会而奔走,从 大的方面讲,是由于爱国爱群,担当大义,从小的方面讲,未始不是出于“良知” 和“良心”。他在1916年10月的一首诗中写道:“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 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卿唧不堪闻。”举国昏沉,内外交困,稍有血性良心者 都不忍坐视。良心既未安,只有起来改造社会,方能补良心之未安。 周恩来一生既按照“党性”办事,也按照“良心”办事,所以他比一般人更有 责任感,更有正义感,更有同情心,也因此展现了崇高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境界。在 “文化大革命”这场疯狂的浩劫中,周恩来在风烛残年之时以抱病之躯纠偏治乱, 尽力减少损失,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对于那些没有被保住的 人,周恩来仍不免在“良心”上自责。1974年,他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老泪纵 横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薛明啊,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啊。”面对此情此景,稍 有良心的人都会为之感动,都会认为周恩来是最有“良心”的人之一。 没有人能像周恩来那样更多地端正和改变了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他向 人们昭示: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激烈的,又是人道的,这正是周恩来的独特之处。在 世人看来,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深富情感,从心底里 自然流淌出人性和良知的道德先师。 儒家经典《中庸》把“诚”视作天下之本。诚者,物之始终,不诚不物,天道 与人道相通,故修齐治平亦必以“诚心正意”为始基,在“诚心正意”上下功夫。 周恩来修身养性,也最推崇一“诚”字。学生时代,即以诚实慎独自勉自励, 发于言,著于行,力争“无丝毫假借,无智利相扰”,以诚待人,以诚感人,塑造 完美的道德人格。 中国古代圣贤对“诚”的力量有极大的信心,主张“遇欺诈的人,以诚心感动 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气熏蒸之;遇倾斜私曲的人,以名义气节激励之”,如此, “天下无不入我陶熔中矣”。周恩来的看法与此若合符节,在他看来,“诚”乃人 固有之天性,而“欺诈”不过是后来养成之恶习,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虽然 欺诈私曲之徒比比皆是,为争霸窃权纷攘角逐,但未有以作奸欺世之术能范围世界、 统领人心者。相反,“诚”则能够感动万物,包容天地。他追溯历史,认为能以一 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 之释迦。这三人虽然论贵比不上天子,论富比不上陶朱,论权比不上将相,寿命也 只是个中等水平,但却能炫耀于当时,照耀于后世,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 “何哉?岂非以三子之诚能动物也耶!不诚无物,孔氏之言也;守诚坚信,耶氏之 旨也;勿诳言,勿欺骗,佛氏之戒也。守真抱璞,感人以诚,秉天道,尽人事,又 三子之同行也”。孔子、耶稣、释迦为以“诚”动物之最者。除开以上三人,周恩 来还列举了许多一本至诚、成就大业的巨子贤人,他们中有大禹、商汤、周文王、 诸葛亮、王阳明、华盛顿等等。周恩来把诸葛亮与曹操作一比较,指出“武侯治蜀, 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不仅功勋盖世,而且品格长青。曹操虽然也有功业,但不 乏“作奸欺世”之病,“伪礼贤士,卒贻奸恶之讥,”无法跻身圣贤之林。 于是“诚实”与“虚伪”的优劣已一目了然,以“诚”为本,“大之垂举后世, 小之造福一生”,而“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 他强调:“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惑人类于一世,而决无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 期也。”世人不懂“诚为贵”,而相率“自炫诈术”,殊不知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大则祸国殃民,小则损名败誉。 周恩来有句名言:“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 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周恩来自己信奉以诚待人的原则,不虚与委蛇,不文过 饰非,许许多多与他交往过的人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为他的品格所吸引。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在接待他们时,其中一位出人意料地征求周 恩来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说:“在许多国家里,一般地说,青年人总 是对他们的长辈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应当让他们有寻求真理的自由,我们年轻的 时候也是这样。”接着他又补充说:“靠近人民,就不会走错路,但是如果你发现 走错了路,那就要及时回头。”周恩来这番坦诚真挚的语言,博得了美国客人的阵 阵掌声。 有次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找到澳大利亚著名新闻记者贝却敌,特意询问他对周恩 来的看法,贝却敌脱口而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 么做。”并自信地认为这是对周恩来一个方面的品格的准确概括。日中经济协会常 任顾问冈崎嘉太平自称,他从小就在寻找像孔子、释迦和耶稣那样伟大的人,但一 直未能如愿,直到结识周恩来,他便确认周恩来正是他所要寻找的人。周恩来真诚 致力于中日友好和亚洲和平的精神令他无以复加地崇敬。 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周恩来以诚待人的品格也十分钦佩和赞赏。周恩来在1972年 会见他时,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的巨大悬殊,说:“我们的领导层中, 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当周恩来陪同尼克松 游览北京十三陵时,中方一个低级官员特意嘱咐一些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还教他 们在尼克松一行到达时应该怎样做。周恩来对此表示歉意,说:“有人带了一些小 孩来这儿,是为了点缀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这一点, 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愿意文过饰非,而且已经批评了当事人。” 尼克松后来在追述了上述两件小事后感慨万千:“在我们访华的过程中,我情 不自禁地想起赫鲁晓夫的高谈阔论是多么装腔作势,而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么 平易近人。其实,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 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我知道,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 但在事实上,这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凭借这一优 势,他们总有一天会战胜我们和其他人。”周恩来非常反感虚伪奸诈之徒,他认为 蒋介石就是这种人。蒋不仅言而无信,而且专靠玩弄权术起家,他用人喜欢“奴才”, 维系队伍不以诚孚众,而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用一个牵制另一个, 互相提防,互相掣肘,以求“平衡”和防止异端。所以蒋介石虽然能在表面上形式 上维持内部的统一,但实质上他们之间是各不买账,各怀鬼胎,平时口角相参,遇 事互相推诿,这样当然“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 周恩来对那种出卖朋友、投机取巧的人是不能容忍的。1946年10月底,正当国 共停战谈判进入关键期,梁漱溟、罗隆基等几位中间派人士背着中共,把一份中共 根本不能接受的停战方案单方面交给了蒋介石和马歇尔。周恩来愤怒地指责他们违 反事先达成的“君子协定”,出卖朋友。他还对其中的一位说:“以前有人说你是 伪君子,我看你是真小人。”在周恩来义正辞严的批评下,这几位中间派人士羞愧 难当,慌忙收回了方案。 古往今来,总有人认为似乎只有“阴谋诡计”才称得上是谋略,才是受用于人 生的,不说这是浅见,甚少也是一种偏见。以诚为本,可说是最高层次的人生谋略。 人做到极处,不过是“全真保璞”,正如写文章一样,不管你如何讲究章法机巧, 而文章之极品不过是自然本色。 明代学者洪自诚著有一本《菜根谭》,专讲应物修身、为人处世之道。其中有 云:“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人可从。” 作为政治家,免不了面责人过,折冲争锋,但如果攻人之恶太严,或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势必到处树敌,引人嫉恨,也不利团结他人,教育他人。周恩来终其一 生,从不在自己阵营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自己推向与他人誓不两立的 境地,而是事事留有余地,考虑后果,适可而止,不走极端。周恩来之所以在中共 权力空间生存如此之久,并获得良好的身后评价,与他的这种处世之道是紧密相关 的。 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对张国焘阻挠起义计划十分气愤,拍桌子大发其火。当时 有人建议把张国焘绑起来,但盛怒之中的周恩来并不以为然。他说,张国焘是党中 央的代表,怎么能将他绑起来呢?他坚持用争辩说理的办法解决问题,最后张国焘 熬不过,只好软了下来。 周恩来对待李立三也是留有余地的。中共六大后,周、李合作共事,两人逐渐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组织工作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1930年春, 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陈述了李立三“左”倾盲动的危险性。周恩来一走,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并凭借这一点加紧实施其冒险计划。他 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严厉谴责周恩来,认定“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 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向忠发等人也随声附和,强调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 须是很坚决的”,“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 上负严重的责任”。1930年8 月,周恩来衔命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错 误,改组中央,在一般人看来,周恩来对李立三定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彻底搞 垮李立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严肃批评了李立 三“左”的错误,但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是轻描淡写,仅仅将其错 误界定为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即“过高地估计了局势的发展速度”。会上周恩来 仍同意李立三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要李立三会后去莫斯科认错,李立三 不愿去,周恩来于是写信向共产国际通融,只是未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简述一下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关系,更能说明周恩来的为人。 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要求解除毛泽东的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把他召回后方,由周恩来取而代之。周恩来虽在口头上承 认了“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 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 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 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供会议讨论 :一、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二、由毛负指挥战争之责,周恩来 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 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为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 信任,坚决不同意后一种办法。结果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 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后方同志对毛泽 东的批评太“过分”,并在行为上力求对毛泽东保持尊重的态度。 与“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相对应的,是“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 可从”。周恩来教育他人很讲究方式方法,不用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和工作 问题,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婉转灵活,耐心感化,强调自省和自觉。 著名教育家、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周恩来的老师。1945年后,张伯苓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重 庆,未随蒋介石去台湾,但也一直未公开发表声明,对蒋介石表示谴责,对共产党 和新中国表示拥戴。周恩来没有勉强他作此类声明,而是把他接回天津,在尽师生 之谊的过程中给以政治上的引导,让张先生在对比中作出政治上的明判。1951年, 张伯苓病逝前夕写下遗嘱,尽吐衷肠,盛赞新中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下属的教育,周恩来也讲求方式方法,力求符合人的接受心理。1952年,周 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谈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项目问题。抵 苏后,他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逐字逐句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草案,连标点符 号也不放过。定稿付印前,又专门叮嘱一位同志负责最后核实。当周恩来发现核对 后的稿子仍有差错时,并未直接批评校对的人。第二天,周恩来到代表团驻地与大 家共进午餐,特去和这位校对的同志碰了杯,笑着说,罚酒一杯吧!既亲切,又严 肃,批而不露,使这人内疚又不觉难堪,“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比板着面孔说教 自然要好得多。 人人都说周恩来人缘好,人缘好重要的是宽以待人。周恩来关心事物的本质, 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人身攻击上,也不是仗势逞权上,所以他无论是 批评他人还是教育他人,都有较好的分寸感,也容易得到他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