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生死问题是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而这个哲学问题又集中在对死亡的看法上, 对死亡的态度恰好是对生的态度的反证。惧怕死亡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忧 虑重重;而不怕死亡的人才能乐观进取,力争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事业。 周恩来对死亡的态度非常理性,也非常超脱。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自然法则,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 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进取,拼命工 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不害怕死亡,不企求生命的重复,他唯愿有限的生命迸发出最大的光和 热。如果把周恩来的人生观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尽心尽力”的原则,有义务有能 力去做的,就一定去做,争分抢秒地去做。尽心尽力了,就不枉为一生,就不会留 下什么遗憾。周恩来给世人的印象是,他像负重的“牛”,像一架不断运转的“机 器”,将身体和精神之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他所崇拜的偶像诸葛亮一样,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他给历史留下的是一个尽职尽责、辛勤劳作的“宰相”形象。 1975年9 月,距离逝世不到半年,周恩来接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 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宾主寒暄之后,话题自然地转到主人的 健康上来,周恩来开玩笑着却言辞令人辛酸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 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还欣慰地说:“邓 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充分相信,邓 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显然,他觉得把“接力棒”传给邓小平, 是他最后的“尽心尽力”,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可以直面马克思的请帖了。 许多同志和亲友为周恩来不久于人世感到痛惜,而周恩来则以自然法则和异乎 寻常的超脱来安慰他们。有次,他躺在病榻上同侄女周秉建通电话,周秉建对他的 身体忧心忡忡,但周恩来却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周 秉建后来说:“在那些无法与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 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做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 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 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 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在嘱咐自己的后事时,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 认为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其精神不能不令 人肃然起敬。周恩来彻底回到了他的本真状态,但他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人格, 一种永不消蚀的道德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一边。 “一边倒”外交政策有其产生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 美、苏两强对峙的冷战格局。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阻遏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 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又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实施敌视和封锁禁运政策时,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倒向苏联一边,否则就会 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 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对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取排斥态度。周恩来 从一开始就反对把“一边倒”绝对化。他的外交意图是在巩固和发展与东方阵营的 关系的同时,谋求与西方阵营的交往和和解,从中协调国际关系,以提高中国的国 际地位。虽然那时要做到和西方明显改善关系尚不可能,但他不愿把话说死,把事 情做绝,把通向西方的大门完全封闭起来,而是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作 出积极的姿态,一旦条件变更或成熟便不失时机地采取改善关系的实际步骤。他说 :“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 大新中国的影响。”这段话说得很灵活,没有片面性。 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截然对立,资本主义阵营是铁 板一块,而周恩来发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他将资本主义各国与我国的关系分成六类,提出 了“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的方针。这种区别对待、争取多数的方针破 除了将外交阵线简单划为“两个营垒”的僵硬作法,对中国拓展外交空间,打开外 交工作的局面开辟了道路。 周恩来在致力于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助于中 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机会。他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不因善小而 不为。有些事情在旁人看来无足轻重,他却格外认真。195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庆祝建校两百周年,邀请中国派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 订刚满一年,中美之间关系仍十分对立,两国之间即便在文化领域进行交往恐怕也 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谢绝邀请的同时,还是向该校发了一份贺 电。新华通讯社在播发这份贺电时,只提到郭沫若的名字,没有提哥伦比亚大学校 长格雷森·柯克博士的名字。从学术礼仪上来说,这是失礼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 造成这次失误的编辑。他说,看了这条消息的人不仅莫名其妙,会不明白为什么只 有被邀请人的大名而没有邀请人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做工作的机会。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美这两个死对头面对面地在那里讨论亚洲问题,全世 界的视线都集中在国联大厦。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是个死硬的反华分子,他发誓 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除非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他还规定 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不准同中国人握手。杜勒斯的副手比德尔·史密斯不像杜勒斯 那般顽固,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中间休息时, 周恩来正与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凑上来与周恩来交谈。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又 不便用左手同周握手,就拉了一下周的胳膊。1972年2 月21日,周恩来在与尼克松 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个有名的典故。 尽管当时中美之间的成见极深,但周恩来还是尽最大努力做美国代表团成员的 工作。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斡旋下,中美两国在1955年恢复了大使级会 谈。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 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 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还通 过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磋商,达成了双方互设外交代办处的协议,这又 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谋求与西方的和解不等于放弃原则,迁就对方,周恩来从不在美国的压力和挑 衅面前让步。日内瓦会议上,当美国代表团担任会议后期首席发言人的沃尔特·罗 伯逊反对中国提出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时,周恩来指着他说:“罗伯逊先生, 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 应战的。”罗伯逊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1954年9 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希望同“欧洲、南北美洲 和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他们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周恩来是一位 务实的外交家,信奉“朋友越多越好”的交际原则,他的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是民 族利益,而不只是国际共运战略。但周恩来在外交上首先考虑民族利益,并不是说 他对国际共运战略不感兴趣。否则的话,我们对周恩来外交谋略的理解就会产生偏 差。 日本学者鸟岛民在所著《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一书中,认为周恩 来在50年代的外交政策在谋求与东、西方阵营建立“对等”的关系,这个观点恐怕 有些言过其实。追溯周恩来的思想历史,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确实有过与东、西方 阵营建立对等关系的设想。如1946年7 月,他在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谈话 时说:“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 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但后来中国与美苏关系的实 际状况使周恩来改变了初衷,转而将中苏结盟视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1949 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外交问题时,强调要注重“新民主主 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划分”,从中不难看出他在外交上的倾向性。周恩来并不 是站在中间位置平视东、西两个阵营的,他主张两边来往是真,但在战略上还是靠 向苏联一边并以此为基础、为依托的。他的外交思维既非绝对的“一边倒”,也不 是什么“对等”外交。 对等外交必须基于以下认识:不把任何国家当作永远的同盟者,也不把任何国 家当作永远的对立面,但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不具备这种认识。在他看来, 中苏虽有矛盾,但毕竟是兄弟;中美虽可以交朋友,但总是貌合神离。 周恩来灵活的外交思维中潜藏着执著的东西,务实的外交活动中也有理想化的 色彩,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可能逼近周恩来外交谋略的本质。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之一,提出和平与战争是世界的主要矛盾,维 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只有维持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饱受战争离乱之苦后的中国才能休养生息,进行建设,逐渐地 强盛起来。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 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年6 月日 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时和这两国总理重申并确认“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1954年《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和1955年万隆 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都蕴含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以后它便成为许多 国家公认的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普遍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可行性,是因为它超越了政治制度 和意识形态的界线,从承认每个国家一律平等出发来考虑国家关系。其基本内涵是 每个国家既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又有不侵害他国利益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对等。 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愿望,有了广大 中小国家的支持,它就能长期地发挥影响,并取得国际法理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交往范围狭窄,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 变了外部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它首先就使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产生了突 破性进展。 中国的亚洲邻国大都是中小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与中国大相径庭,它 们担心中国会实行扩张主义,谋求地区霸权,因此对中国存在种种疑惧和不满。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首次出访缅甸,6 月28日到达仰光。对于这样一个“共 产主义大国”的总理,缅甸总理吴努不知如何接待才既不失礼,又能讲出自己郁积 已久的心里话。当他发现周恩来对接待工作很满意,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 没有“大国架子”时,才一改当初拘谨的态度,坦诚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吴 努在会谈中谈到,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政府一直担心中国对缅甸有领土 野心,因而十分恐惧。为不便客人见怪,他接着马上声明自己所讲的某些话只是一 种“友好的埋怨”。周恩来耐心地听了吴努的讲话后,首先感谢缅甸在联合国支持 中国,称赞缅甸拒绝接受美援,反对美国在缅建立军事基地。接着又说:我们的立 国政策就是把自己国家搞好,没有领土野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革命是不能 输出的,输出必败。吴努非常满意地说:“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大的作用,消除 了缅甸人民对中国抱有的恐惧的相当大部分。” 当年12月,吴努回访中国,在北京饭店宴会上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笑谈中缅关系, 他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 吊胆。”“但是又自信是蚂蚁虽小,也会爬到大象的鼻孔里,咬其柔软部分,使大 象感到麻烦不安!”这席话引起哄堂大笑,活现出一个小国对大国的复杂心态。当 毛泽东接见他时,他再次表示:“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惧的。但是周总 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1955年4 月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大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 诺中国不搞大国沙文主义,打动了它的亚洲听众。除少数国家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外,其他国家都开始相信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再把中国看成一个敌人或一种 威胁。于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尼、巴基斯坦等国的首脑接踵而至 地访问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56 年,周恩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回访,受到无以复加的隆重欢迎,人们像对待一位和平 的天使来一睹他的风采。缅甸总理吴巴瑞抬举周恩来说:“周总理以他的风度、礼 貌、殷勤和对我国福利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第一号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