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印度是与中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都或明 或暗地策划西藏独立。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事件前后,印度的国会、政府和报纸更 是以极端言词大肆反华,并鼓吹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自治国家”,印度和西 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周恩来在西藏归属这个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强硬的。1956年l2月,他在访问印 度时,就坦率地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指出:印度政府下面一些官员在处理宗教问题与 政治问题上不注意,把印度与西藏称为两个国家,这有损中印关系。尼赫鲁表示印 度政府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些说印度和西藏是两个国家的人无知,不懂 得政治,但尼赫鲁一直对中国军队进驻西藏耿耿于怀。 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曾两次会见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 的达赖和班禅,对他们重申西藏改革一定根据他们的意愿进行,他们不同意,不改 革,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不谈改革。但同时警告他们说,现在拉萨有些人 想搞乱子,想搞“独立”,这是叛国的行为,我们一定不允许。如发生叛乱,人民 解放军一定要将其镇压下去。至于少数印度人挑拨中印关系和汉藏关系,我们可以 不加理睬。他们挑拨,错误在他们;我们是怀着好意的,我们就主动。 为阻止达赖参加佛事活动后滞留印度、周恩来还宴请了达赖的母亲、姊、弟、 经师等人,并同达赖主要随从人员进行了交谈。周恩来对他们说:现在拉萨有一部 分人想搞叛乱,你们也知道了,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有人想把达赖留在印度,并 搞西藏独立,这是行不通的。达赖可以留在印度,西藏不能搬到印度。西藏的面积 将近印度面积的五分之一,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害印度。达赖留在 印度就成了难民,各方面都要印度负责。这个责任,印度是不好负的,会有损它的 国际声誉。 1957年春天达赖还是回去了,但随后的西藏形势就日趋紧张,直至1959年3 月 西藏叛乱达到高潮。西藏驻军用两天时间平息了事态。 西藏叛乱事件后的1959年5 月2 日,周恩来接见奥地利《人民之声报》驻京记 者佛莱,就印度方面对西藏历史的歪曲进行辩解和纠正。 周恩来指出:现在有人说,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就 民族关系而言,印度人是雅利安种,而西藏人是黄种,他们和中国的汉族、满族、 蒙古族同属于黄种人;从宗教关系上说,释迦牟尼出生在尼泊尔而不是印度,佛教 在印度很衰弱,兴盛的是印度教,如果以佛教徒的人数讲,中国的佛教徒比印度的 佛教徒要多得多;从政治关系而言,这种说法更不符合历史。因为西藏从元朝开始 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因此连英国殖民主义者也不敢说西藏是印度的一部分, 而印度政府在1954年的协定中已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强调印度方面“不要 放出冷战的语言来激怒中国人民”。1959年5 月12日,针对印度把西藏说成是一个 “独立国”的错误言词,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他说 :西藏在唐朝的确“是一个独立王朝”,“但是1300多年以前的独立王朝,到现在 还要恢复原状,成为独立国……照这样的逻辑去算,世界就要大乱”,不仅“英国 本土就要四分五裂”,“印度也要分成好几个国家”,“所以曾经是独立国家就应 该恢复成独立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是站不住脚的。”周恩来认为,印度支持 西藏叛乱的目的,就是“希望西藏变成在它影响下的缓冲区”,或中印间的缓冲国, 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谛奥多·怀特曾 向周恩来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先生,你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居多呢?还是 共产党人居多?”周恩来回答:“我是中国人多于共产党人。”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为他的回答作了最好的注脚。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周恩来 是一个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早在建国初期,他便有针对性 地强调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这就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办外 交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说得更明白些,外交工作者必 须更多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办事,而不是更多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来办事。 由于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周恩来不会因为他国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 一致,便盲目地对其慷慨大度;也不会因为他国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不一致,便决 然与其分道扬镳。至于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他也 主张慎重对待,避免轻率地与之反目成仇。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在法国殖民者侵 入印度支那之前,便确立了对柬埔寨和老挝这两个小国的“盟主权”。日内瓦会议 上,北越领导人希望借助中国和苏联的帮助,恢复这种局面。可是,周恩来并没有 因为北越信奉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一致而去盲目附和它。 从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出发,周恩来在会上的外交意图是实现印度支 那的中立化,使中国从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冲突中摆脱出来,维持一个和平安定的 周边环境。而实现该地区的中立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 严格而明确的国家界线,将它们看作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要承认柬埔寨、 老挝宣布民族独立的政府,而不论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如果不是这样,那 实质上是以越南霸权取代法国霸权,以“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替代殖民主义的印 度支那,这将不仅无助于战争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严重打击柬埔寨、老挝的中立 化倾向,使它们寻求美国的庇护。一旦美国染指印支,在那里建立起军事基地,中 国的国家安全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同时对越南也不利。为此,周恩来赞同英、法 代表提出的将印支三国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解决的意见,主张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 国家,像缅甸、印度那样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尽管越南人对此非常生气,但周恩来 还是耐心地做越南代表团的工作,特别是严正说明了美国干涉可能引起战争国际化 的严重后果,终于让越南代表团的立场得以缓和并转变。会议也由此达成了有关方 面军事代表就老、柬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印度支那的中立化有了希望。 另据英国作家韩素音的分析,周恩来不主张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立即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有经济利益方面的现实主义考虑。 她分析说:“在东南亚国家里有大批华侨,他们富有,习惯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这些华侨每年都往国内汇款。华南各省的许多地区,许多村落,成千上万的家庭依 赖这笔侨汇。周打算吸引华侨资本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倘若他们居住的国 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就没有资金可以提供了。”美国是当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 头号敌人,堪称反共的急先锋,但周恩来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一直谋求与美国的 和解,只是由于毛泽东路线的支配地位,才使这种对美政策直到70年代才得以适时 复活。1969年初,他看到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便指示有关部门探讨同美国接 触的可能性,此后中美之间的接触行动,都是由他亲自安排的。 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因为民族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不断疏离。但苏联 专家撤走时,周恩来照例做了许多工作来挽回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在其指示下,中 共宣传机构广泛解释说:“苏联专家回国是由于苏联国内急需大量最熟练的干部以 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最紧急的任务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苏 友协主席宋庆龄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周恩来感谢这些在新中 国成立头十年这最困难的日子里,为恢复和巩固中国的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而做 了许多工作的苏联专家。 周恩来的痛苦心情在他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表露无遗。他说只希望两个共 产党的分歧限于理论和分析方面,同时又说:“一些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到中国来,总有一天要回去,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呆在中国。他们到中国工作一 定时期,已经干得好。也许因为今年回去的人多了,才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周 恩来对事情性质的刻意淡化,反过来更突出了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深重忧虑和无奈。 历史进入60年代,周恩来把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其目的首先也是为 了中国的现实利益,期望争取亚非拉国家取消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推动新中 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合法席位的斗争,其次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他绝对不会以 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去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和扩张。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海外拥有分布如此之广、人数如此之多 的同胞。中共执政后不久便发现,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客居在本国的华人 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华人 社团与当地其他氏族的矛盾,也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安定受到影响。还有, 华人如同聪明的犹太人一样,特别擅长于创造和积累财富,有的国家的华人在没有 与客居社会融合的情况下,便很快就主宰了当地的经济。显然,新中国如果不妥善 解决“海外华人问题”,不仅不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不能保障 华侨在所在国的安全和正当利益。 1955年4 月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先声明“海外华人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 的,新中国愿意与有关国家协定解决大约一千二百万华裔的地位问题,中国决无利 用华侨进行颠覆活动之意,“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 呢?”他特别援引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时新中国欣欣向荣,许多华侨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生怕因加入了外国国籍 而背上“忘掉祖国”的骂名。1955年4 月27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会见当 地华侨时说:“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百万外国侨民,他们也是双重国籍,我们政 府好不好办事呢?凡事都要推己及人。”为打消华侨们的顾虑,周恩来强调:“选 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周恩来解决“海外华人问题” 的办法有三个,一是放弃儿童国籍决定于父母国籍的惯例这一原则,从根本上避免 “双重国籍”的产生;二是劝说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学 习当地语言并与当地人通婚,加速华侨与客居社会的融合;三是承诺中国不在华侨 中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其他党派,华侨要参加政治活动,要么他们取得当地国籍,要 么回到中国去,那里有大量政治活动可以参加。如果既要保留中国国籍又不愿回到 中国,则不应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也不应该参加政党或投票选举。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签订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地位的协定,这是 史无前例的。依照这个协定的基本精神,周恩来随后与其他国家也签署了类似的协 定。这样就使“海外华侨问题”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极大地促进了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华侨与客居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