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1963年4 月24日,周恩来在同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谈话时,阐 述了中国人办外交的一些哲学思想,其中一条原则便是“退避三舍”。 “退避三舍”,按周恩来的说法,即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 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 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周恩来所阐述的“退避三舍”的思想,明显受到 中国道家哲学知雄守雌、以柔克刚和传统兵法中以静待哗、后发制人的影响,堪称 道家与兵家思想精华的综合。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和毛泽东便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当时,中 国政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超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 不理。美国不听,中国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中国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 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中国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 逼中国到了墙角,中国才进行抗美援朝,而且一打就发誓要把美国赶过三八线。 1962年,周恩来又将“退避三舍”的策略用之于印度。印度对中国人的办事作 风本来有经验,但轮到它自身却又忘记了。印度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 国也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实行睦邻政策的重点。但不 幸的是,由于边界问题,中印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走上了曲折的道路,直至发展 为公开的边境武装冲突。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一手造成的,中国方面曾一忍再 忍,直到忍无可忍才予以还击。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 旧中国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 线”。印度独立后,竟要求以这条“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两国的国界线,这当然 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一贯主张中印双方认清被帝国主义侵略的 共同历史遭遇,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求得合理的解决。鉴于印方态度强 硬,一时谈不拢,周恩来为表示解决问题的诚意,建议双方在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一定的距离,建立一个非武装区,使双方部队脱离接触,缓和紧张局势。中国政府 甚至还单方面地执行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三十公里内不打枪、不巡逻、不狩猎、不 越出边界活动警戒线的规定。 但印度政府置中国政府的一切做法于不顾。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频繁向中国 境内推进,在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陆续建立了四十三个侵略据点。 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离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 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气焰十分嚣张。印度想通过造成既定事实的办法,迫使中 国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对于印度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一忍再让,命令我边防部队战士不开枪, 不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军队向我们进逼时,我们退让。但印度置若罔闻,视 中国为软弱可欺。1962年9 月20日,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 区的印度侵略军,不断向中国军队挑衅进攻,打死、打伤中国几十名边防人员。10 月8 日,周恩来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 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总是防御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持 忍耐克制的态度。”但印度政府仍不醒悟,反而更为嚣张。10月12日,尼赫鲁宣布, 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17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 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度的入侵,并追击到传统习惯线附近。印度 这才意识到中国并非软弱可欺。中国人一向讲礼让,但同时也是不好惹的。11月24 日,周恩来在向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说:我们对印度有过四次忍让,但是,我们的 忍让是有限度的,原则不能让步。我们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退避 三舍,后发制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仗打赢了,中国政府又马上发表声明,宣布边界全线停火,并大度地将缴获的 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一造册登记,让印军打着绿旗而非白旗来领回。 为什么战败者不打白旗,而打绿旗呢?周恩来解释说: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 意味着和平,让对方打绿旗领回被缴物资,既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也是表明我们与 印度友好相处的诚意。将缴获的物资退回去,是显示中国始终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 远利益为重。 设身处地,理解为先,既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也是周恩来的外交谋略。这一 谋略的要点就是不仅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还要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理解他 人的处境和心态,不强人所难。 周恩来经常告诫他的同僚,强人所难只会失掉朋友,失掉进一步做工作的机会。 相反,不强人所难,则是对他人意志和人格的尊重。虽然他人的言行暂时还达不到 己方的要求,但留下一个互相理解的基础,就有可能在今后获得更多的共同点。 20世纪5O年代,文化部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根据日方提议,活动日程中 安排了要在某地“参拜”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到了那一天,有 几位客人一早就说要逛市场,没有去“参拜”,据此,文化部在接待总结报告中说 起这几个人不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行事,显然是有意回避,是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 罪行,还说其中一个人在侵华战争中当过随军记者云云。 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会上对文化部进行了批评,他说:评价一个人的一言一 行,先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对方的经历和处境。一个代表团中,每个人的阅历、思想 感情都不一样,这个人愿意的,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多数喜欢的,也可能有少数 人不欢迎,这种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 他具体分析了参观“万人坑”这件事,指出除了政治观点的因素外,还有一个 感情上能否接受的问题。不去参观“万人坑”,不讲“谢罪”和“反省”,也不能 断定他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征兵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可能比国民党“拉壮丁”还厉害。至于作家和新闻记者,有的是被强迫的,不得已 而为之,不能用这个来划线。他们不去访问台湾,而来访问新中国,总该算是中间 派吧,对中间派就是要团结,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先期定 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革命,这个逻辑上也是讲不 通的。他还说,我们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异也不让 人家存,那就不可能有对话的外交了。还有一种情形与上一种情形相反,有的外国 人对中国态度过于亲热,甚至超过了其政治状况所能允许的限度。周恩来对这种人 也并非一味持鼓励的态度,反而还提醒对方在态度上有所克制。这样做的好处是不 让这种人因被指责为“亲华派”而受到打击,以便他能长期地在他的位置上发挥通 好的作用。与其一鼓而竭,不如细水长流。如果钟摆向中国一方偏得太远,就会物 极必反,丧失其影响力。 1972年4 月,日本自由民主党三木派首脑三木武夫来华访问,周恩来多次接见 他,与之作倾心谈。三木反复申明,如他组阁,他将承认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 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发布永不再战宣言。第二次 会谈即将结束时,三木又介绍了他回国后对新闻界谈话的口径。 自由民主党是日本的执政党,其当权人物大多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所以三木 对中国的友好态度难能可贵。在一般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对三木这种人,应当尽情 鼓励表彰才是。周恩来却不这样做,他一方面对三木的友好态度表示敬佩和感谢, 另一方面又诚恳地对他说: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把你完全说成亲华派也不好。要 把话说得比较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 处,还要使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对我们放心。所以你不要太突出。这些都是为了促 使你成功,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的问题。 三木是日本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言行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国内国 外的多种关系。周恩来对他说的一番话,说明周恩来考虑问题有一种综合的眼光, 长远的眼光,这不是平庸之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听了周恩来的分析,三木一再表示感谢。离别时,他站在将要开动的汽车旁, 向周恩来鞠躬致意。周恩来逝世时,时任日本首相的三木立即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便 馆吊唁。他还超越一般外交礼节,出席日木各民间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悼念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