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计划经济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和应付紧急情况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但它并不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试想,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当局,通过各种环 节收集到来自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的数百万个数据,然后再列出几百万个方 程式求解后制定出计划时,现实的经济生活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计划经济对经 济生活反馈的迟钝,自然给计划的制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 义的金科玉律。周恩来再高明,也不可能避免当时的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尽管如 此,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还是创造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套办 法的基本点就是辩证地看待计划,即计划是必要的,但又不能把计划凝固化、绝对 化。他说:“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 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计划既然不是废纸,所以制定计划必须尽可能实事求是,反映经济活动的客观 规律和发展趋势。计划制定出来后就要认真执行,不能随意变动,否则计划就失去 了意义。计划既然不是法律,所以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堵塞漏洞,否则计 划就会把人框死。 计划包括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周恩来认为,编制长期计划时,由于难以预计 到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 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来加以调整。那么,如何使长期计划比较可靠呢?周恩 来的办法就是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获取可靠的资料数据,然后精打细算,不留 缺口,做好综合平衡,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 的新情况。 关于编制年度计划,周恩来说:编制年度计划时,应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 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编制年 度计划时,在有利的条件下,必须注意到当时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 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条件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 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再者,还要尽可能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 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发展。 上述有关编制长期计划与年度计划的论述,有点类似处理战役与战斗的关系。 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应通盘考虑,周密筹划,尽量体现出预见性和可行性,然后把 这个战役计划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战斗中。战斗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随时准 备应付各种情况,以争取胜利,扩大战果,保证如期或提前完成战役计划。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 业的关系、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重点建设与全面建设的关系、积累和消费 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呢?周恩来的主张是“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所谓“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就是既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又应抓住中心环节, 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齐头并进,要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使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做到基本平衡,互 相衔接,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综合平衡的关键是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苏 联为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不能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 既要重工业,也要人民。与人民当前利益最密切的是农业和轻工业,“轻视这两者 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他特别强调农业的基 础地位,认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谁忘记了农 民,谁就要犯错误。 经济上的各种关系环环相扣,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注意就会引起比例失 调甚至严重比例失调。周恩来认为,确立各种比例关系必须实事求是,左顾右盼, 尽量考虑安排得周到妥贴一些。上不去的指标“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 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职工一百 万人,财政信贷超支三十亿元,引起生产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周恩来下决心 纠正了这次“冒进”。 1956年1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在十二年内 开垦荒地一亿四千万亩。周恩来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 资五个亿,这笔钱是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指标后来被压缩到八千七百万 亩,比原计划减少40%。原来毛泽东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7 年达到年产三千万吨,周恩来觉得这个数字也要修改,因为按照1956年的速度及其 发展后劲根本上不去。如果硬定在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 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 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 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建议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钢 指标定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之间。 那时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许多工业项目,各个部门都希望提早建成,上报国务 院,都希望尽快批准。周恩来指出这种想法有点可笑。苏联设计的项目,要分清哪 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他举例说,汽车厂生产量大了, 就要进口器材,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 要减少汽车产量,更不能再建汽车厂。还有,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 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遍的民用机械 生产。 毛泽东在1958年头脑发热,随意改变国民经济指标。他提出“以钢为纲”,要 在1958年使钢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周恩来苦不堪言,他不愿看到的“两脚悬空” 的事实终于发生了。次年初,各省报来的钢铁计划汇总指标达三千万吨,陈云硬压 到一千六百万吨,又怕不好向毛泽东交代,数字左改右改,真是万般作难。结果到 1959年4 月八届七中全会上,稍微冷静了一点的后毛泽东也觉得指标过高,批评道 :“我怀疑你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否真正懂得经济。”言下之意,国务院没 有做好综合平衡。 周恩来何尝不懂综合平衡?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还得由他来收拾。 1961年初,即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他在制定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 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调整”二字即是 他的发明。调整什么?就是调整宏观经济上的重大比例失调,以农业、轻工业,重 工业为序确立新的综合平衡。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通俗地将其解释成“坚决退够, 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其中关键是“退够”。他又说高指标几年了, 这次允许我们试一试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 是了。明年调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 对于“大跃进”的失误,周恩来是刻骨铭心的。他在1961年5 月总结经验教训 说:那时按比例、综合平衡不讲了,两条腿走路不讲主导方向了,工农关系、城乡 关系也不认识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结果碰了壁。1962年3 月,周恩来在一次财经 工作会议上指出:“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 批是综合平衡。”这副对联正是周恩来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国在1956年匆忙中跨入社会主义的门槛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处理现代 化建设的目标和手段问题上随即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归结为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效 率与公平的关系。 周恩来的观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以承认一定差别为动力提高劳动生产 率,把最终消除社会差别寄托在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上。早在1954年,周恩来便尖 锐地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 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他认为供给制的办法在战争年代确曾产生 过重大作用。但是在建设时期它与按劳付酬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 害多利少了。到1956年,周恩来认为工资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要求来一个全面的解决。1957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便着重从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道理上为工人和农民收入的合理差距作辩护,强调空想的平均主义应该 避免。他在那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作了关于工资级别和推行物 质刺激的报告,但未能公开发表。他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已明显地表现了既关注目标 又清醒务实的政治风格。 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周恩来对他的观点的 合理性更有信心了。1962年秋,周恩来会见了英国高级外交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他父亲曾担任过第一届工党首相。周恩来对他说:一些人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 共产主义社会所要花费的时间一度持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些乐观主义者期待人们不 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毫不抱怨地接受同等报酬,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的 同胞服务。因此,这些好打如意算盘的人取消了农民在合作化早期被允许保留的自 留地。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是一些错误地判断了人类本性的 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接着说,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众, 使他们达到一个公平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在过渡时期,必须认识到群众 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先进,有些人落后,因此“物质刺激”是必要 的。鉴于某些人曾经一度认为中国十几年内就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周恩来预计 中国还将需要三十到四十年才能做到资金和消费品的自给自足,而要达到西方那么 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 林彪事件发生后,极左思潮受到了怀疑,周恩来乘机有计划地整顿生产秩序, 重建合理的规章制度,重申“按劳分配”的原则。那时有人把中国分配领域的状况 概括为四句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 干一个样。”周恩来认为这个概括得很好,并且还加上一句:“干难干易一个样。” 他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有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 他还比较说,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但我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太舒服,职工不断地增 加,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势必多发钞票,造成物质储备上的大缺口,引起各方面 关系的紧张。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虽然 周恩来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有效地贯彻他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却在他逝世后不久得 以复活,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