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自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发表后,“多、快、好、省”四个字逐渐被广 为人知,以后又被写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中“多、快”指速度,而“好、 省”则指效益。在这四个字中,许多人所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 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 来在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将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 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 了。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1957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扫 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 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 有些同志叫‘冒’了”。自此以后,“多、快、好、省”这个口号才被恢复。 周恩来曾在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思想提出以后,针对1956年初以来经济建设中严 重存住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宣传十大关系思想时加进了速度与效益的论述,纠正冒 进倾向。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批评道:“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 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 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 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 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远景规划中一些指标定得 太高时,周恩来忧心忡忡:“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 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定到三千万 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 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针对农业问题,周恩来也坦 言:“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 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 最后还得退下来。”在周恩来看来,没有经济效益的所谓高速度是没有意义的。 周恩来虽然没有使用过“效益”一词,但他多次提到过“经济效果”、“投资 效果”这样近似的词汇。他虽然主张工业建设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但提出在 规模扩张时要“全面计算投资和经济效果”,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争取投资获 得较高的回报率。后来周恩来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还进一步论述了速度与 效率的关系。他说:“这几年贪多、贪人,不算经济效果,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 原则。”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他们的分歧 仅是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速度。对于周恩来来说,如何把领袖的激情与国民 经济的实际需求协调起来,常常成为他苦思焦虑的问题。他们的性格和才能无疑具 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在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取得共识的条件下才能获致较好 的互补效应。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没有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的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本身也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生产力各要素的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着重 要的影响。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前,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决定于自然环境和劳动力资源。而 在此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神奇 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 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新的工业 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正因为在近代社会生产力中, 以劳动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日益与科学相结合,新的生产工具几乎都来自科学的物 化,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在内。 周恩来青年时代由于直接受到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加上所担任职务的性 质,所以他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特别富有远见,而且能在实 践上切实地加以贯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敏锐地洞悉了世界现代科技发展的新 形势、新趋势及其在进一步推动现代化方面的作用,确认“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 千里地突飞猛进”,以自动化、原子能、生物工程、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最新成就, “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就其意义来说,这个革命 “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从世界返观中国,周恩来认为,由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决定,“在社会主义 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 和利用科学知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 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 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他又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 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 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把科学技术视为生产力 发展中”有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已十分接近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革命和建设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其间虽有联系,但在方式方法上还是有重大的 差别。古人云:“以武定乱,以文兴邦”、“马上打天下,《论语》治天下”,都 说明一个道理,打江山与治天下是有区别的。战争状态下为打倒敌人采用群众运动 的办法是合适而有效的,但和平时期发展生产力则需要采取新的措施,不能简单移 植过去的经验。 许多材料表明,周恩来十分重视革命与建设两个主题的区别。早在1939年3 月 7 日,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 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只 是过去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了。”周恩来不否认过去的政治军事经验对经济建设仍 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他说过:“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经验应用到经济上,也 是两条腿走路。”可是他并不主张过分依靠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觉悟,用人海战 术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1953年9 月29日,他在阐述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基本任务时就强调:“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高就不够了,还必须要 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1962年11月1 日, 他针对煤矿开采指出:“机械化水平要继续提高,不能靠人海战术。有些小煤窑用 人工开采是允许的,但大矿必须从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周恩来也不赞同用群众 运动的方式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革命。他说:“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 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 能解决问题的。” 换言之,科学研究和技术革命要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办事。专家应与群众相结 合,但专家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当然,鉴于经济建设中群众运动的巨大惯性,周 恩来有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但他对如何开展群众运动却有独到的煞费苦心的解 释,认为群众运动的要求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 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 实验,逐步推广。” 在理论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关系方面,周恩来反对那种轻视理论科学的近视倾向。 他提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 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 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为了 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利技术工作之间, 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 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科学技术发展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周恩来关于加强 理论科学研究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经济时代,正是以基础科 学、理论科学的创新为起点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对当代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影响 的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激光技术,来源于量子力学理论;而核能技术则来 源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哈恩的实验室核裂变技术。诺贝尔物理学奖偏重于理论科 学的重大突破,其理由也正在于此。 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上,周恩来主张迎头赶上,尽量采用最新科学 技术来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认为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利 用后发优势,“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 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而“不应 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 周恩来关于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想,是对西方发展理论中 为发展国家设定的中间技术战略和适宜技术战略的超越。所谓中间技术,是指“既 比过去各个时代的原始技术优越得多,又比富国的高技术简单、便宜和实用”的技 术。而所谓适宜技术,则指依据本国的物质条件,引进各种类型的经过检验的技术, 其核心是慎重地选择和管理技术使技术与本国的情况相宜。这两种战略虽在技术引 进中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引进的中间技术和适宜技术往往 是发达国家已淘汰的二流技术,因而无助于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未来学家托夫勒 形象地将这两种战略称为“急救绷带”,是失败战略。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按照周 恩来所说的迎头赶上的办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工业文明改变了世界生活的样式。早在1848年马克思便指出:“过去那种地方 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 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随着20世纪以来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对外开放成为每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和动力。 周恩来是胸怀世界、深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为中共争取 外交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就表达了在战后与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 泛合作,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强烈愿望。1944年8 月,由周恩来草拟、毛泽东批准 发出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 国投资与技术合作。”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 本的援助才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指出:“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白主。 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土 义屈服。”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管理者和战略活动家,周恩来又为 中国经济建设争得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和尽可能多的经济技术交流机会,以及获得对 外开放和向外国学习的条件而竭尽全力。他提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 等外交思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垒障,是对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 战对峙的否定,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成为国际关系中普 遍承认的基本准则,并有助于中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1956年3 月4 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11个专业会议的代 表作报告时,阐述了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开门建设的思想。他说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 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 把它学来。”这是对此前只能借鉴苏联经验,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向其他国 家学习的错误倾向最早的批评。随后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 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学习“资本主义生产上的 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并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 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56年9 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所作“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说,那种认为 经济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中国不仅在实行 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 术和文化交流,而且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 万事不求人了”。由于国际局势日益趋向缓和,“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 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针对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周恩来 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出发,自信地宣称:“这个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迟早是会被 扫除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继续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 确认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和相互 援助。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尤其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在现代,每个国家都 不能闭关自守、孤立起来。”1964年4 月23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日本经 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 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他坚持 不懈地发展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民间贸易往来,为70年代初实现中美、中日关系的 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美国合众国际社的一篇评论认为,周恩来经济计划中“有一个 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就是要引进更多的外国设备和技术。这样做的时候周就把中国 的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不可避免地拴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导致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如履薄 冰,动则得咎。周恩来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仍一直与对外关系上存在的那种“左” 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他顶住“四人帮”把对外交往斥为“洋奴哲学”的极左思潮, 尽力为中国引进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1973年,他痛心地指出,有的 出国考察代表团考察回来,不敢讲外国人的长处,好像一讲就给我们脸上抹黑。既 然如此,又出去干什么?“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在周恩来看来,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 破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 经济才从对外交往中获得更为强劲的动力,中国人也才真正了解到这个多姿多彩的 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