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维生素C 普通感冒的终结 鲍林对医生并不讨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不怎么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圣地亚哥医学协会举行的一次 宴会上,谈论分子型疾病的问题。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些医生不时地谈笑和碰 杯,使他有一点恼火。随后,他和爱娃出席了在一位协会官员家里举行的招待会, 他在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说,因为鲍林事先同意免费作讲演,所以他们可以集资去 请一位真正有本事的医生下一个月来作一次演讲了。鲍林夫妇俩感到这是对他们的 轻慢,从中看到了医学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贵贱的标准。“无意中听到这些议论后, 我下定决心,自此之后,任何医学团体要我去讲话,如果我认为给我的津贴和酬金, 与他们给医生支付的相应酬谢不相称,我就一定会拒绝这一类邀请,”他说道。 医学界在金钱上的态度还是问题的一方面。在鲍林看来,有些情况下,医生们 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价值。这种现象促使鲍林决定就维生素C 问题展开一场公开的讨论。 60年代末,在一般情况下,鲍林对抗坏血酸及其作用一直采取沉默的态度,只 是偶而谈到这种物质与其他营养成分一起可以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 69年下半年,鲍林感到斯通在理论上进行的论述是正确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 方面成功的经历,他开始就抗坏血酸与一般健康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 对西奈山医学院的医生们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他本人运用维生素C来预防感冒, 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收到了维克多·赫伯特博士写来的一 封“言辞非常尖锐”的来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临床营养师,曾经帮助过制定维 生素日荐量的美国标准。他在信中攻击鲍林说,他用维生素C的所谓优点为江湖骗 子提供了帮助和安慰。赫伯特质问鲍林:哪里可以找到处于严密监控下临床研究的 资料,可以用来证明抗坏血酸的确对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鲍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从来就没有查阅过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仅仅读了 斯通写的几篇论文的摘录。于是,“在赫伯特这位老兄尖锐言辞的刺激下,”他开 始像以往习惯的那样,一头钻进有关的科技杂志里,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小姐》杂志的一位作者与鲍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写一篇关于 维生素C有益健康的文章。鲍林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一般性结果,认为“维生素C 的最佳用量将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进”。他还请读者阅读他用分子矫正法治疗精 神病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1月号《小姐》杂志上。文中的论点遭到 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驳。斯戴厄说,鲍林“不是营养学权 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维生素C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预防;事实正相反,二十年前 在明尼苏达大学对五千名学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使人确信,维生素C对 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可刺痛了鲍林。他很快找出了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斯戴厄说明的事实是错 误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一共调查了363名学生,在为期28周 的时间里,有些学生服用的是安慰剂,有些学生则服用了过量的抗坏血酸。的确, 论文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维生素C没有“重要的作用”。然 而,鲍林对文中的数据作了更加严密的研究,发现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鲍林 认为试验者给学生服用的剂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鲍林现在讲的是要 用3000毫克——这些研究者在事实上还是见到了作用:过量服用维生素C的学生中, 感冒减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剂的学生相比,其严重程度要 轻30%。维生素C既不是预防药,更不是特效药,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 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C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 况——维生素C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 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 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 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 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C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 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 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 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C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 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 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 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 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C——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 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 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 着基线标明维生素C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 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 (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 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 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 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故意的失察或无意的盲目视而不见有关的结果——但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认真进行的临床研究支持鲍林和斯通关于维生素C 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论:服用的维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剂量的标准,患病的概率就 越小,即使患病,症状也越轻。鲍林查阅文献后得知,抗坏血酸对其他方面的一些 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过,在文献中,有更多的实例涉 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鲍林打算将自己的发现分之于众了。 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 容易买到的营养品,至少可以用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过千百万人的一种 疾病。再说,也许会带来比这更有意义的结果。鲍林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在 冬天为大雪封闭的几个小村庄,村民们谁也不会生感冒,因为此时根本就不存在呼 吸道病毒源。但是,当春天来临时,有客人造访,他们也把感冒带进了村庄,每个 人都将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维生素C,许多人增强了抵御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将是 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着两百多种感冒的病毒,它们复制自身的地方会减 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况会缓解;感冒病毒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在世界范围内 降低感冒的发病率,”鲍林心里想,“那么普通感冒也会像英伦三岛的天花一样彻 底地消失。我可以预测,也许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达到这一个 目标。”广泛而又适当地应用维生素C,也许就意味着普通感冒的终结。 当然,这不但会大大减轻这个世界上人们承受的痛苦,而且也会使莱纳斯·鲍 林的名声更响亮。鲍林已经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发现阿尔法螺旋并获得诺贝 尔奖,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从那时算起,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此时,已有人开 始谈论,因为他在镰状细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给他颁发第三个诺贝尔奖,也就 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兑现。在这几年中,他的精力都 投入政治了,而他近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已置 身于科学发展的门外,成了一个历史性人物。 鲍林可不甘心做这样一个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虚名的荣誉位置上,仅仅在一 些礼仪性场合露露脸,让年轻人去摘取一顶顶桂冠,而没有他鲍林的份。他身体仍 健壮有力,头脑仍机敏聪慧,他仍然是一名战士。分子矫正医学是他发挥雄心壮志 的最新阵地。他主张为身体和大脑创造最佳的分子环境,至今尚无人能表明这一思 想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发现了坏血病与维生素C之间的关系,表明人体大量摄入维 生素C具有增进健康的作用。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众,不但 有利于公众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实例证明他的一般理论是正确的。 1970年3月引日,他与长期来一直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 正式出版一本关于普通感冒的小册子。这将是一本科普性读物,书中,他要通俗地 介绍他的思想,沿着《不再有战争!》一书的思路,直接地向公众传授有关的知识, 读者也许会从中得益。在接下去的两个月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大苏尔牧场,潜心 著述这本书。与此同时,他又草拟了一篇学术性更强的论文,准备将自己的发现向 《科学》杂志投稿。 鲍林这本书的名字为《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书中,他力求体现概念清晰、 结构紧凑、通俗易懂的惯常风格,详细阐述了他研究有关文献资料得到的结果。全 书综述了其他学者精心设计的五次试验,有关结果都证实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文 中还介绍了医生们多次用维生素C治疗感冒的经过,从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表 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鲍林的书满怀信心地宣称,每天服用几克维生素 C,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引起轻微的腹泻,这与药店里很容易买到的阿斯匹灵可能 产生的毒性相比,应当说是非常安全的。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关于分子矫正 的设想,阐释了斯通关于进化的概念。许多篇幅用在个体的生化特征这一课题上, 说明各人对维生素C和其他营养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1970年11月18日,即将付梓的几份清样送到了有关的报刊,一场规模空前的公 开争论沸沸扬扬地开始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引述鲍林的话说,为了处于最佳 健康的状态,为了预防感冒,每人每天需要服用1至4克维生素C。鲍林则借此机会 抨击医药界——从医药公司一直到医学杂志和广大医生——企图抹杀有利于抗坏血 酸的证据。他们干吗要这样做?记者向他问道。鲍林回答说:看一下生产感冒药物 的厂家吧:这是每年五千万美元的生意,有人愿意在医药杂志上刊登铺天盖地的广 告。 这就迅速地招来了医生的反感,同时也触犯了医药刊物的编辑,因为他们不喜 欢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把利润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医学界看到了鲍 林的想法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感到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反应,而且必须迅速地作出 反应。 这本书非常畅销,维生素C也因此身价百倍了。至少在公众方面来说,鲍林选 择的时机可谓是恰到好处。60年代又再次出现了崇尚“自然健康”的热潮,许多人 凭着自身的经验,相信人的肉体、精神和灵魂是合一的。汇入这一时尚洪流的有各 种各样的因素:归真返璞、选择天然食品的倾向;对瑜树修行的迷恋;对针灸、闭 目养神和其他东方医药的信仰;早已失传的西方自然疗法和顺势疗法的新生。鲍林 关于维生素C提供的信息回荡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医学走上了公司化、程式化和 命令化的道路,过分依赖于药物治疗,许多人开始对这种情况产生了反感,希望把 自身健康的责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要尽量采用顺其自然的做法。鲍林发出 这一信息的时机,正好是在美国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许多天然食品 商店的时刻,几乎每一家商店都有供应草药的专柜,陈列养生和健康刊物的书摊, 出售各种维生素的一个个庞大的货架。 鲍林这本书的出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一阵维生素C热。维生素C的销售量直线 上升,一个星期里就翻了一番、两番、三番。药品店老板接受各地报纸记者的采访, 鼓动人们到他们的商店去购买维生素C。批发店里的库存很快就出空了。“维生素 现在已供不应求,需要量甚至超过了现有的生产能力,”一位药品公司的发言人在 鲍林的书面世不到一个月时这么说,随后还补充了一句,“不过,提高生产能力并 不合算,因为我们可以断定,这只是一时性的抢购风潮而已。” 这也招来了有关方面的迅速反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主任医师查尔斯·爱 德华兹向报界宣布,全国范围内的维生素C热是“荒唐可笑的”,“尚无科学证据, 而且从来就没有人做过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维生素C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鲍 林发现,这个管理局曾在1966年提议,没有医生处方,不得出售每粒超过100毫克的 维生素C片剂,因此,鲍林用讽刺的口气反驳了爱德华兹的说法:如果管理局坚持 这一做法,那么,要是有人不到医生那里开药而想服用10克维生素C来治疗感冒, 此人至少就得服用100片。“我想,吞咽那么多片维生素C碰到的困难,决不会亚于 吞咽管理局在制定这些规则时所用的某些言辞,”他这样说道。 医药界报刊对鲍林的批评也同样激烈。《美国公共卫生导报》称,鲍林的书 “只不过一种理论推测而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在评论鲍林的书时说道: “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作出的论述,而是一个为 了推销某种货物的广告商声嘶力竭的叫卖……甚至那些吹捧莱纳斯·鲍林的人也不 希望他写这么一本书。”《医药信函》的攻击则最为尖刻,指摘鲍林的结论“是根 据胡思乱想或者很不严谨的临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同时,它还指出, 尚未找到确凿证据可以表明,长时间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 鲍林对书刊评论界就写作艺术发表的看法只能闭口不言,但对事实方面的偏差 则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你们对我的书刊登的虚假而有欺骗性的言论,破坏和 诋毁了我的名誉,我要求你们在报上正式更正和收回,并向我公开道歉,”鲍林在 给《医学信函》编辑部的一封长达12页的公开信的开头这样说道。接下来,他逐点 驳斥了他们的文章,强调他引用的都是非常严谨的试验资料,其中既包括瑞士和明 尼苏达大学的两份研究报告,也包括1970年爱尔兰学者对100名女学生进行的双盲试 验[注]作的总结。这份总结报告表明,冬季每人每天服用抗坏血酸200毫克,就可以 显著地降低感冒的发病率、病程的长度和严重的程度。至于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C 的安全性,至今可以得到的全部证据表明,大剂量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是轻微的胃 部不适或腹泻,再说,通过调整剂量,使人逐步培养起耐药性,这类症状就能得到 缓解。鲍林还向这家刊物提出挑战,敢不敢到法庭上出示这方面的任何实例,说明 到底有没有人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后身体健康受到了伤害。 谁也没有站出来应战,然而也没有人向他公开道歉。与此相反,《医学信函》 刊登的那篇文章为一些大众化杂志竞相转载。其中就有一家名为《消费者报告》的 刊物,重申了《医学信函》的几个观点,严厉抨击鲍林的书,并且声言说,在没有 更多关于维生素C的安全性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行动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 鲍林一家订阅《消费者报告》已有几十年了,因而深为这篇文章的粗暴语调所震惊, 鲍林将其称为“肆无忌惮而又毫无根据的攻击”。在主办该刊的董事会主席和会员 的联席会议上,鲍林夫妇为自己的论点作了辩护,不过该刊同样没有作出相应的更 正。 从《科学》杂志传来的消息也不妙,鲍林关于人体发育需要维生素C的论文被 退了回来。鲍林将这篇论文立即寄给了《国家科学院学报》,他知道,作为国家科 学院院士,他这篇文章毫无疑问能在这家刊物上发表。 围绕着鲍林这本书进行的争议源出于这样的一点:他本人没有作过有关方面的 调查和试验。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分子矫正医学的看法,作出了人体发育需要抗坏血 酸的推断,这些结论是很有意义的,但毕竟没有理论的证明。另外,他只是选用了 少数几例的研究,表明维生素C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预防感冒或缓解感冒症状的作用。 这些内容作为会议论文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主张全体国民根本改变饮食习惯, 理由就很不充分了。批评他的人指出,鲍林既没有找到清晰无误的理论来说明维生 素C作用的机理,又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根本就没有亲自进行过研究——表明 长期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医药界当时崇尚的信条是,为了保证饮食的 平衡,才需要摄入少量的维生素,每天服用数克维生素C可能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 诸如胃部不适。胆结石等等,谁敢保证不会带来其他毛病呢? 为了发表自己的看法,鲍林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抛开让科学家同行审 稿的通常渠道,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读物,这就招来了猛烈的批评。他的行为更像是 趋附健身法时尚的人,不像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大多数医生对于新出现的治疗方 法一般都比较保守,非常看不惯那些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健身运动。他们受到的教 育也使他们死抱着这样的信念,也就是维生素C只能用于防治坏血病。因此,在他 们眼里,鲍林更像是一个玩弄营养学概念的江湖郎中,鼓吹使用维生素,但终究是 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人。 不错,他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大多数医生对他辉煌的科学生涯了解得 不多。他已上了年纪,已经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疏了;他这个人迷上了维生素C, 然而又固执地相信自己不会错。维克多·赫伯特甚至在电视上为他作了这样的诊断: 鲍林生了一种类似于老年性夸大狂那样的疾病。 让鲍林闭上嘴,这成了医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这本书的争议,在1971年这一年里始终是一个热 点。鲍林对来自医学界的每一种指摘,都有他自己的答复。是的,他并不清楚维生 素C是怎样起到预防感冒作用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它具有抵御病毒和增强免 疫力的能力。正如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许能用经验所表明的那种 办法,应用抗坏血酸来增进人体的健康,尽管我们对其作用的机理还缺乏具体的了 解。”已经发表的文献都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具有良 好的效果。实际产生的最坏结果仅是临时性腹泻或胃部不适,而且只要慢慢地加大 剂量,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还未见任何真正的胆结石病例证明是由维生素C引起 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大肆宣扬服用抗坏血酸纳这一种形式会带来危险,它可 能造成饮食中含有过量的纳,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避免的,只需使用更加普通 的抗坏血酸的非盐形式就行了。除此之外,鲍林还指出,内科医生可以毫不费事地 嘱咐病人服用阿斯匹灵,这是另一种药理尚不清楚的物质,而且事实证明,它比维 生素C具有更强的毒性。至于说到发表文章的方式,鲍林曾经试图在《科学》这家 权威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这家杂志拒绝刊登他的文章。但是,维生素给人 类带来的希望实在太大了,而且鲍林的确上了年纪,因此不能再通过平常的渠道来 传达这一科学信息了。他是想通过公众的力量来帮助公众,医生们也许会想到采取 同样的行动的。 鲍林在进行反击时,强调了两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兜售任何一种医 治普通感冒的灵丹妙药,他只是提倡控制感冒流行的一种可行的策略。他从一开始 就强调指出,各人对感冒的抵抗力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对维生素C的需要量也各不 相同。有些比较幸运的人,不管体内有没有维生素C,从来不会生感冒;也有些人, 无论服用了多少维生素,感冒还常常不断。这两种人各处于钟形曲线的一端,大部 分则处于这条曲线的中间部分。鲍林相信,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正是维生素C可 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他希望改变一下这条钟形曲线的形状,使千百万人 能感到好一些,帮助人类减少一些所受的痛苦。 鲍林认为,在这一点上,医学界向钱看的风气和墨守成规的陋习成了他们的绊 脚石。他说,医生们忙着挣钱,顾不上读一读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他们一味依赖 于自己专业领域里诸如斯戴厄和赫伯特那样的专家发表的声明。“他们三番五次重 复那些陈词滥调,不愿意回过头来看一看实际的情况,”鲍林对一位记者这样说。 “他们或者是相互吹捧,或者是迷信权威,得到的是一鲜半瓜的知识,甚至是错误 百出的信息,就是不愿核对一下实际的情况,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换句话说,这一争论不仅局限于对科学事实的认识,而且已经涉及到人们的世 界观了。在此期间,这本书已经十分畅销,以至很快就安排出了纸质封面的简装本、 在新版中,鲍林又专门针对医学界的批评增写了两章一此时,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 已更加深信不疑。事实上,为了回答某些批评,他又更加仔细地研究了有关的资料。 他发现,即使他接受医生们为了证明药效而为试验规定的条件,也就是双盲试验 (在这种试验过程中,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试验性药物,谁服用的是安 慰剂),再加上他本人所作的限制,也即每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C要超过100毫克, 随后再跟踪观察一段长时间内发生感冒的病例,所得的证据也是“无可辩驳的”: 见诸于报刊的四次试验都符合有关的规定,其结果表明,维生素C在预防感冒和缓 解感冒症状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医学界现在应做的事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 是要进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试验,全面认识大剂量维生素C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 1971年12月,这本书的简装本正式面世。此时,由于冬天寒冷的季节已经来临, 维生素C的销售量又再次扶摇直上。然而,试验所得证据并非全都有利于鲍林。马 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一批犯人注射感冒病毒,然后让其 中11人服用抗坏血酸,采用的是鲍林建议的剂量,也就是每天3克,连续服用两周; 另一些犯人则服用了安慰剂。结果,这11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患上了感冒。马里兰 大学的这一研究很快就得到广泛报道,成了鲍林观点错误的一个证据——尽管没有 迹象表明,这一小型调查是一次双盲试验,有关结果也是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公 之于众的,没有首先发表在一家权威刊物上。鲍林对此提出质疑,还有其他方面的 原因。比方说,事先人为地对这些犯人注射病毒,这就可能超越人的免疫系统能够 承受的程度,此时,即使服用维生素C来增强免疫力,也都会无济于事。 一般公众仍然相信鲍林的看法。1971年,对维生素C的总需求量上升了15%, 这比人们先前估计的要高三倍。到1970年年中,维生素C的销售量在欣欣向荣的维 生素市场上已遥遥领先。据估计,大约有五千万美国人每日都要进补一定数量的维 生素C。维生素C的制造厂家不无欣喜地将这一现象称作“莱纳斯·鲍林效应”。 莱汶谷 对于鲍林的工作,医学界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提出的论点,至少在 部分医务人员中引起了共鸣。鲍林不断收到一些医生的来信,从中可以得知,有些 医生给病人服用过量的维生素C后,看到了积极的效果;有些医生还发现,一两克 维生素C有助于战胜他们自身患上的感冒。 甚至还超出了感冒的范围。1971年11月,鲍林收到了一位名叫伊万·卡梅隆的 来信。这是一位外科医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家名为“莱汶谷”的小医院里行 医。他在信中介绍了用大剂量抗坏血酸医治癌症时自己看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结果。 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用10克或10克以上时,癌症的发展似乎就慢了下来,在某些病 例中,肿块甚至还缩小了。他只是在少数几位晚期病人身上进行了试验,但是他想, 鲍林也许对他所作的初步研究感兴趣,因为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机理持有自己的看 法。卡梅隆早在五年以前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维生素C可能具有增强细胞间质的作 用。细胞间质是一种黏胶状的富于胶原蛋白的黏多糖,这种物质在体内具有黏结细 胞的功能。卡梅隆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细胞间质良好,就能有效地制止癌细胞的扩 散,因为肿瘤人侵人体时,首先要破坏黏结正常细胞的间质。黏结细胞的作用越强, 癌症人侵的能力就越弱,癌肿就更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疗。 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指出,癌症在瓦解这种天然的免疫功能时,产生了一种 酶,称作透明质酸酶。这种酶具有溶解细胞间质的作用,从而为癌症人侵人体打开 了道路。维生素C有助于形成一种不利于透明质酸酶的分子,因而能抑制癌症的发 展。虽然这一理论框架还有待于详细的研究,但卡梅隆对自己的发现和从晚期癌症 病人身上观察到的临床结果感到很高兴。他和鲍林一样是使用维生素C的热情提倡 者。“在您的帮助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表示乐观,我们不久就可以征服癌症,” 他在给鲍林的信中写道。 鲍林对卡梅隆的发现颇为重视,并且急于利用这一新的线索探讨维生素C的作 用机理。维生素C有助于增强黏结细胞的物质,这一概念不但能用来解释几次研究 所证实的结论,也即维生素C具有抗癌的作用,适用于治疗人们已经知道的坏血病 (其症状是组织坏死和牙床出血等等),而且也符合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观察得到的 结果,例如,维生素C对椎盘移位的人似乎也是非常有益的。维生素C很可能是一 种人体组织的增强剂,一种有助于身体处于完好状态的物质。 鲍林开始与这位苏格兰外科医生建立起通讯的联系,并且很快就断定卡梅隆决 不是一位异想天开的人。卡梅隆举止随和,精明能干,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 是爱丁堡的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有效地治疗癌 症已有多年,并且在癌症冶疗力面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1966年撰写了一本书,名 为《透明质酸酶与癌症》,曾受到读者好评。鲍林阅读了这本书后,写信给卡梅隆 说,“我颇有兴味地了解到您观察所得的结果……我感到,您的思想的确很重要, 而且是很有根据的。” 过了一个月,从苏格兰方面传来了一条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消息。“过去几天里, 我们这里在临床治疗方面似乎陷入了灾难性后果之中,”卡梅隆写道。在接受他进 行维生素C治疗的几个病人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三个病人已死去。其中一人 死于大出血,也许是因为维生素C的作用很强烈,造成肿瘤自身的坏死而引起出血 的症状。因此,他当初的热情很快就冷了下来,怀疑的情绪开始占上风。卡梅隆写 道:“事情已经愈来愈清楚,虽然抗坏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体运用于临床, 还会碰到相当大而且目前还无望解决的问题。” 鲍林回信劝说这位同行坚持自己的努力。“据我所知,您在治疗癌症方面需要 攻克的将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问题,”他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首先, 最为关键的是要进行透彻的研究来弄清楚抗坏血酸的价值。”关于这一令人激动的 新理论,也应当写一点东西正式发表。他致函卡梅隆说,最好的办法是对身患晚期 癌症的病人进行双盲试验,让其中一些人服维生素C,另一些人则服安慰剂。但是, 卡梅隆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有少数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维生素C疗法的其他病人, 无论是他原先的支持者,还是后来新列入这一名单的人,病情仍比预料的要好。他 感到,只给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维生素C,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是 有损于道德的事。 鲍林心里想,即使不进行双育试验,也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表了。他认为,为 了促使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应当将卡梅隆在维生素C与癌症问题上所作研究 的结果尽快地公之于众。 鲍林帮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炼了关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全面回顾了他在治疗癌 症患者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并著文在美国发表。两个人决定联名向《国家科学院 学报》投稿。这家刊物是发表这篇论文的最理想的场所,不但是因为该刊发表文章 的速度比大多数刊物来得快,而且是因为这样做决没有退稿之虞。该刊长久以来遵 循的方针是,如果某人有资格进入国家科学院,那么此人撰写的文章就可以不经同 行审稿而直接发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有两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录用,那是因 为它们直接地攻击了其他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工作——这被认为是缺乏君子风度的事 ——还有一篇没有完全成稿的论文是例外,因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风病倒了。除 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来, 因此,几个星期以后,鲍林收到《国家科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埃德塞 尔的来函,通知他这篇关于癌症的论文不予录用的消息,他被惊呆了。埃德塞尔写 道,决定是在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作出的,大家认为,在诸如癌 症治疗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里,提倡某种治疗方法的论文,属于医学杂志刊登 的范围,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加适当的评价。埃德塞尔本人是作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 素。他认识鲍林已有四十年,对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在1952年英国皇 家学会的会议上,正是埃德塞尔为鲍林的阿尔法螺旋进行了辩护——但是,他也是 一位医生的儿子,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前,务 必要不厌其烦地对其疗效进行透彻的检验。他从鲍林和卡梅隆的论文中没有看到这 种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烦恼而又深感痛苦的决定,”埃德塞尔后来回忆起 这件事情时说道。 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鲍林在听到上述消息后, 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要将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我已无计可施了。我从来 就没有在医学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东西,因此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最后,鲍林和 卡梅隆对论文作了小的修改,对维生素C用于临床的建议作了低调的处理,然后又 再次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这一次还得到了科学院理 事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科学院学报》异乎寻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学界传开 了,《科学》杂志在8月初对这一争论又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因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 广泛的注意。这件事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鲍林在热情地鼓吹使用维生素 C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科学的目光,否则的话,从不退稿的科学院学报怎么会拒绝 刊登他的论文呢? 在最近发生争论的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来自一家专门供癌症医生阅读的 杂志——《肿瘤学》,该刊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编辑主动提出要刊登这一篇文章, 鲍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这一风波似乎并没有使鲍林的热情冷下来。卡梅隆仍不断发现,维生素C对晚 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命、减轻疼痛、增强体力的效果。维生素C提高了他们生活的 质量。甚至少数病例还显示了更好的疗效,病人在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后,癌肿完 全消失了。听到这类趣闻式的报告,鲍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继续搜寻一些以 前发表过的报道,说明抗坏血酸疗法在医治其他疾病时也有一定的疗效。现在,他 更加确信,大剂量维生素C“几乎对每一种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价值,这也是 他写信给卡梅降时表达的意思。“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灵丹妙药,”他又补充道, 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但是选择最佳的剂量,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组织结构和 免疫系统,从而有可能战胜疾病或缓解其症状。这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分子矫正型的 治疗方法,它有助于克服体内遗传性缺乏抗坏血酸的现象。对患有维生素C饥饿症 的动物来说,维生素C是一种补品。 鲍林相信维生素C是有效的。现在他要做的事是进行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鲁滨逊还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年轻有为的一年级新生, 学的是普通化学。那时,该班的上课教师是尤格·华塞,但鲁滨逊有时也看到鲍林 应邀来为学生讲课。大家对鲍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声很大,一直与 美国政府作斗争。此时此刻,鲍林大步走进教室,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杆,一副 堂吉诃德式化学家的模样,后面跟着他的潘沙[注]——华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着 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成了一个传奇式人物。一天,他们知 道鲍林来讲课,有人就在讲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鲍林是 上帝,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 鲁滨逊记得,鲍林看到了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就把“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 知”这几个字擦去了,然后又继续讲他的课。 在场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鲁滨逊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两年以后, 他找到机会在鲍林手下从事麻醉这一课题的研究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位年轻 人虽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但他已经显示出在实验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帮助鲍林 进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丰年虫代替金鱼来测定麻醉的作用。为此,他得以在《科 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得到鲍林的青睐。 鲁滨逊后来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物理学家马丁·卡门的指导 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卡门的记忆中,鲁滨逊是他带过的最聪明的研究生——正因为 这一点,他在研究生院毕业时立即就被学校聘任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这里,他和 鲍林又再次相逢,此时正值60年代末,鲍林来到圣地亚哥作短暂停留。在圣地亚哥 分校,两人谈论起分子矫正医学的精神分裂症问题,谈论起跑林先前为寻找精神病 的生化机理而对血液和尿样进行筛选最终却遭到失败的原因。两人构成了奇怪的组 合:一个是年迈的理论家,另一个是年轻的实验师。两人的政治观点正好是两个极 端。鲁滨逊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萨斯休斯敦,自我标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 但是,科学超越了任何观点的分歧。鲁滨逊认为,在鲍林的精神分裂症课题中,自 己懂得怎样把问题的头绪理清楚。可以采用一些非常灵敏的方法,辅之以色谱分析, 对人尿那样的生物学复杂混合物中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和测定,并利用计算机贮 存和比较从成百上千人身上测得的大量数据。鲁滨逊很高兴有机会与鲍林在一起工 作,并且有志于进行有关的实验,因此,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调整,以适应 鲍林研究的需要。两个人在圣地亚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来了。不久,鲁滨逊将大部 分时间都用来改进测定各种疾病造成的生化改变的方法。鲍林和鲁滨逊从国家精神 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资助,专门用于精神分裂症尿样分析的研究课题。鲁滨逊的父母 就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故世,因此,他将鲍林夫妇看作为自己父母的替身,后来成了 鲍林夫妇在大苏尔牧场的常客,甚至圣诞节也是与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当鲍林转到斯坦福大学时,鲁滨逊竟然也跟着他同行,帮助他安装日益复杂的 用于尿样分析的设备。他向圣地亚哥分校请了假,着实使他的导师们感到很惊讶。 1972年初,鲍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维生素C和癌症,鲁滨逊感到鲍林交给他的建 立在帕罗·阿尔托的小型临时实验室太小了——此时,已有16台气体色谱分析仪, 还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设备——因此,他和鲍林要求斯坦福大学提供更大的场地。 校方不大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再说,鲍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 的教师。尽管1972年联邦调查局最终认定鲍林对国家安全不再是威胁——结束了这 个机构对这位科学家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调查,将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达2500 页的档案,得出结论说,最终未找到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曾是共产党员——但鲍 林继续进行政治方面的活动。他攻击尼克松总统所做的每一件事,从轰炸柬埔寨到 他在巴基斯坦执行的政策,他接着还对记者说,尼克松应当服用维生素C;他用尖 锐的言辞批评了斯坦福大学校方解雇了一名员工,这位员工曾发表演说,要求学校 停止在军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还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起来反对越南的战争。 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鲍林在维生素C问题上的执着达到 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鲁滨逊对一些精神病患者进行维生素配方的试验,给他们服用 大剂量维生素C,然后观察他们尿液中维生素C的含量(其用意是,体内缺乏抗坏 血酸,将会导致摄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 鲍林不断要求医学院的人帮助他测试维生素C在病人身上产生的作用。医学界对鲍 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抨击,使斯坦福大学的校方开始感到很尴尬。 鲍林要求将实验室搬到一个更大的场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绝。他又提议为他和 鲁滨逊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规模的建筑,学校拨出一部分资金,他本人再筹集 一部分钱款。此时,校方开始认真起来了,他们提醒鲍林说,他已过了斯坦福大学 为教授规定的退休年龄。最后,1972年年底,他们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楼是不可能 的。 鲁滨逊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和鲍林已经筹集到一笔资金。出资人名叫基 恩·迪米克是一家制造气体色谱分析仪的公司已经退休的老板,同时也是热心支持 鲍林维生素思想的信徒。这笔资金一共是5万美元,原本可以充当在斯坦福大学拟议 建造的大楼自筹资金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告诉斯坦福大学,事情到此为止了,迪米 克的资金将在校外租一个地方用作实验室?鲁滨逊和鲍林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从根本上摆脱校方的干预,建立他们自己的研究所。 两个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谈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们正式宣布,从此以后, 他们将在门罗公园的一个新的研究机构里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个地方离斯坦福大学 有好几英里远,他们将其称为“分子矫正医学研究所”。 鲍林现在已经72岁了,但他还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 开始的事业。过了几个月,他就辞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职位。鲁滨逊也和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割断了最后的联系。两个人又开始向各方面寻求研究的资助。鲍林首先 劝说他的朋友和同行参加研究所理事会——这是一种象征性职位,这些头面人物的 名字将出现在信头上,有利于提高研究所的身价,更便于筹集资金的工作——一共 有30个人接受了这一名誉,其中包括克里克、威尔金斯和另外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够支付研究所新大楼的租金,除此之外,鲍林和鲁滨逊只有 原来那一笔国家医学研究所提供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资金,因此,两人不得不用自己 的钱来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和某些购买设备的费用。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两个:一个 是鲁滨逊的尿样分析的课题,另一个就是鲍林新近提议进行研究的维生素C。在鲁 滨逊方面,取得更多资助并没有碰到多大的麻烦,但鲍林筹资的活动就不那么成功 了。 1973年3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鲍林和爱娃带 着卡梅隆在苏格兰最早给予治疗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历,抵达贝塞斯达,并将其交 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几名官员查看。鲍林提议说,也许现在美国就应当进行一些 对照试验了。但是,这些官员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声称必须首先在动物身上 作试验,如果表明这种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鲍林心 里想,这些医学专家同样是把维生素C当作一种药物而不是当作一种营养品来看待 的,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愿意照他们的要求作分阶段试验。他迅速提出了申请,要 求资助10万美元在他新开的研究所里对动物作试验。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估 人员对这一建议投了票,结果赞成票很少,资助一事未得到通过。鲍林后来根据评 估人员指出的缺点进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请,申请书照样被退回。 1975年和1976年又两度申请,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国旅行,顺道和鲍林一起走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 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 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们的态度与其他医生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一家苏格兰小医院 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病例,还不足以证明可以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资助。卡梅隆在给鲍 林的信中读到了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在贝塞斯达,医生 们使用着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手段,他考察了这些“的确使人失望” 的办法,“我真不清楚他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这些方法毫无疑问会造成许多 细胞变异的现象,病人也随之承受了许多痛苦。” 1973年夏天,鲍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国精神病协会的课题攻关组发表了一 份篇幅很长的报告,批驳了分子矫正精神病学的概念。文中还特别提到霍弗和奥斯 蒙德提出的思想。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他们的实验结果缺乏普遍 性,试验的时间也太短,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资料,他们公布结果的方式也是“可 以探讨的”。鲍林给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杂志写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驳了这份报告所 作的攻击,他谴责了攻关组成员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的报告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采取 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我在1968年论文中提出的矫正分子精神病学的一般理论, 对于抗坏血酸价值所作的具体的论证,这份报告既不作介绍,也未作郑重其事的讨 论,”他这样写道;因此,他接下去说道,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然 而,等到他这篇文章在第二年见诸报刊时,攻关组报告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 些医学界人士再次发表了看法;人们再次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跑林关于分子矫正的 思想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应当说,要理解医生实在太难了,”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习惯于接 受人家的说法……他们只相信权威。显然,他们难以理解世界在发生变化。” 1973年夏天,为了促使人们注意维生素C和癌症的关系,鲍林和卡梅隆又尝试 了另一种做法。他们避开了卡梅隆难以证明的透明质酸酶理论,强调维生素C是一 种免疫反应的增强剂,有助于缓解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可以作为 现行癌症治疗方法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取代这些方法。这是非常高明的一 步,对治疗和研究癌症的机构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且更加有实验事实作基础。事 实上,人们已经观察到,维生素C有助于改进吞噬细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 在抵御癌症的过程中发挥的免疫力。 但是,这为时已晚。此时,鲍林几乎已经被医学界完全置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虽然他继续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为自己辩护,甚至愿意在诸如《国民调 查》和《午夜》那样的马路小报上,发表记者撰写的访谈录。现在他说的是,适当 使用维生素的最佳剂量,并少吃食糖和禁烟,就可以延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20年左 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C剂量则已增至6克。在医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显得愈 来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位伟人堕落为一个江湖骗 子,实在太可惜了。 时间到了1974年年中,鲍林的声望和他开张不久的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同时到达 了最低点。也许是先前的麦卡锡时代在医学界留下了阴魂,原来安排鲍林对加州大 学圣克鲁斯分校学生作一次关于维生素C的报告无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于,作为 报告会发起者的一个当地的癌症学会,对邀请鲍林作报告的学生们说,他们将不会 支付有关的费用。分校校长认为,任何校外团体都无权决定本校学生听讲的内容, 因此,他用学校的钱支付了鲍林这次访问的费用。1974年,似乎是对鲍林作出的一 个回答,美国为维生素C推荐的日摄入量从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两篇关于用维生素C治疗癌症患者的论文,被美国的重 要癌症刊物作退稿处理。主要的批评意见是,他没有同时作一次双盲试验,而且在 测定其疗效时,用于对照组的类似病例是从医院病史档案中选来的——用医学上的 行话来说,这是“历史性对照组”。他得到的结果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他的 大剂量药方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障碍, 这种情况也许与维生素C无关,然而会严重干扰统计的结果。鲍林和爱娃在6月份乘 飞机抵达莱汶谷医院,亲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还帮助他修改了论文 的手稿。鲍林从理论的角度强化了有关的论点,并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保证卡梅隆的发现能通过有关人员的审查,最后发表在《化学与生物学的相互 影响》杂志上。 这至少是一件好事,鲍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鲁滨逊在向科研机构筹集 资金用于维生素C与癌症问题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由此带来的财 政危机已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有关的活动。显然,是应当采取 一些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会决定作一些重大的变革。医学科学机构也许不 会资助他们的工作了,但是还有一个资金的来源:社会公众。与医生相比,公众对 鲍林关于维生素C的思想一直是比较支持的,他们可以直接呼吁公众向研究所捐款。 事实上,各种各样负责癌症捐款的慈善机构这样做已有几十年了。如果募捐顺利的 话,那么不但不必让研究所关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设一所小型的诊所来 进行直接的试验。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将它改了名,从中删去 了“分子矫正”这个词。一方面,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攻击而败坏了这个名称 的声誉;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使用这一个名称,对一些可能的捐款人毕竟需要 作很多解释。从此以后,研究所的正式名称为:“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 ——这一名称得到鲍林的认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筹措资金问题上,将我的 名字与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看来还是有利的。” 鲍林对研究所的感情包含着多种的因素,一方面,为了使维生素C的研究走上 正确的轨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的确是一件 令人头痛的事。就职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长,但他不喜欢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 对日常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不想在无谓的细节上浪费掉 时间,”有一次他对一位采访的记者不无自豪地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这也是 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旅行和谈论科学问题和维生 素C的讲演上。他一直坚持对化学键和其他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发表若干篇论文, 余下的时间则是与爱娃一起度过的。 此时,他比过去更加关心爱娃了。几年来,爱娃的健康不时地成了他一块心病; 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风——这是一场令人可怕的经历:午夜时分叫来 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不过她很快就痊愈了——随后,在1972年, 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切除的手术。在她眼睛生病期间,他俩在牧场度过了一段 较长的时光。第二年,两人又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 此期间,他们访问了那里的公社,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手工制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 农民送给他们的礼物。 鲍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欢与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 机,这一切使鲁滨逊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找一个对研究所日常事务更加有直接兴 趣的人来掌管工作了。对鲍林来说,研究所也许在自己的漫长生涯中是一种荣誉的 标志;但是对鲁滨逊来说,研究所干系到自己长远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办下 去。“鲍林作为所长并未做任何事情,”鲁滨逊说道。“我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 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样鼓起勇气对他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过,有 一天,我对他说,‘你瞧,干嘛您不干事?这使我们都感到很为难。’他看了我一 眼,说,‘嗯,干嘛你不干?你当所长吧。’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所长。” 这就是研究所办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鲁滨逊当上了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 学研究所所长兼经理,而鲍林木人则充当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证明,鲁滨逊也不是做这一工作合适的人选。鲍林继续东奔西走地 作关于维生素的讲演,同时还接受了一些荣誉的称号——1975年秋天,福特总统在 白宫给他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这是几乎将近30年以前杜鲁门给他颁奖以来,他第 一次接受以总统名义授予的官方承认的荣誉。鲁滨逊则劳累和奔波,力图为研究所 找到稳定的财源。钞票就是不够用。研究所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 减再减,鲁滨逊和鲍林带头捐献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到这一年年底,鲍林就完全 不领工资了。 然而这并没有给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鲁滨逊不善于行政事务的管 理,形势也就雪上加霜了。鲁滨逊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师,擅长于撰写书面的报告和 设计有关的实验,但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内行。此外,就本质而言,他在筹集资金方 面的能力并不强,因为他在与潜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对 面交谈时,又没有鲍林那种说服对方的本领。他很快发现自己担任所长一点也不轻 松,一半时间都花在来来去去的飞机上,身边总带着一只公文箱,向人家要钱,而 不是将时间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实验室里最出色的人,”他在回忆中 说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实验室里。” 对于理查德·希克斯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是旧金山迪恩·威特股票 经纪公司董事长的行政助理,浑身上下一副光亮时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 算,意向是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鲍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会谈论维生 素与健康的关系,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见到这位科学家。希克斯本人就热中于维生 素C。1975年下半年,他与鲍林和鲁滨逊接触,提出了一个帮助他们筹资的方案。 他说,他们可以开展一个直接邮寄的运动,他本人愿意出力,条件是,在他筹到的 资金中,抽出15%作为对他的回报,他的职务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也是他对 筹资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对企业界可谓是了如指掌, 知道怎样观察和行动,他将会支付各方面的开支,15%的回报不算多,”鲁滨逊说 道,“这样,我就可以回到实验室干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 马上任了。 研究所在艰难的处境里挣扎,鲍林则继续为维生素C进行公开的战斗。《美国 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现状的文章,认为维生素C在防治感冒方面的 效果非常小。鲍林则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双盲试验指出了其中的缺点,同时也 强调它的重要性——他用满意的口吻提到,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 定他有关的思想——但事实表明,每天服用1克维生素C而患上感冒的人较少,患上 感冒的程度也不那么严重。《现代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责骂鲍林之类的科 学家是“自欺欺人”,指责他们会首先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论点,然后要求他人证 明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鲍林威胁要以诽谤他人名誉罪控告该刊,同时还为该刊起草 了一份收回言论的声明,要求在杂志上刊登。这家杂志的社论的确走得太远了;编 辑不得不正式道歉,说明自己未更认真地阅读鲍林的书,然后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 了鲍林为他们草拟的收回言论的声明。 但是,这些毕竟是无望真正取胜的被动应战。鲍林希望使用新的证据,特别是 关于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的证据,向前走一步。鲍林和鲁滨逊在1975年开始用维生 素C对动物进行试验。他们购买了几百只无毛鼠,让它们服用不同剂量的维生素C、 维生素E和其他抗氧剂,并用X光照射的方式促其患上皮肤癌。一组老鼠服用的配 方中,使用了大剂量维生素和名为“莱纳斯‘鲍林超级营养片”的矿物质,市场上 有些人将这种营养片说成是为研究所筹资的手段。另外还有一组老鼠接受海水喂食。 这一想法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校友写给鲍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海洋无脊椎 动物很少有患上癌症的,也许海水中有某种微量元素对它们具有防癌的作用。鲍林 决定遵循这一线索作一次试验。 1976年春天,国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个现场考察组来到鲍林的研究所检查工 作。考察组及时地了解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很少,鲍林经常不在所里,员工们抱怨 鲁滨逊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组的报告对研究所今后提出资助的申请还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鲍林收到了从莱汶谷医院传来的一些好消息。进入初夏时节,卡梅 隆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维生素C的癌症病人,与历史性对照组病人相 比,存活期要长三倍——前者是210天,后者只有50天。鲍林帮助他把这些结果写成 了一篇论文,并且同时向《国家科学院学报》和《国家癌症研究所学报》投稿。 “看一下这次会有怎样的结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鲍林写信给卡梅隆这样说。 两家杂志的编辑很快就说出了他们对试验设计的关注,特别想了解对照组是怎 样选取的。论文审稿人怎么能保证,在确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对照组以及他们的癌症 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时,使用的是相似的标准?论文声称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 晚期”,但是谁又能保证,对于历史性对照组中的病人,始终如一地使用了同样的 规定呢?《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审稿人签署了“严重保留”的意见,认为论文 在选取对照组病例时没有遵循随机性原则。 整个夏季,鲍林一直与这两家刊物交涉,说明卡梅隆使用的对照组规模是很大 的——对于每一位服用维生素C的受试者,对照组就包括了10个病例——而且,卡 梅隆选取对照组病例的办法保证了随机性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在此过程中,卡梅 隆试验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英国《新科学家》杂志采访了卡 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许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 激”),并且报道说,接受维生素C治疗的100位病人在被断定为处于癌症晚期后, 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而在对照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 达到了这一指标。卡梅隆说,服用维生素C的病人中,将近有10%的人显示出肿瘤 缩小的明显证据。这篇文章还引述了其他癌症专家的意见,认为如要在权威刊物上 发表这一篇文章,一定会碰到麻烦,原因在于关于对照组还缺乏足够的信息。正如 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学流行病专家理查德·皮托所说,“历史性对照组这一概念作为 胡说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为甚。” 为了反驳这些批评的意见,鲍林采取了直截了当和以攻为守的策略。“我现在 开始认识到,肿瘤学家对待新思想的态度应当对肿瘤治疗现状负主要的责任:尽管 在过去20年时间里,用去了几十亿美元,但是癌症病人的存活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 变化,”他这样说道。 使鲍林惊恐不安的是,爱娃的健康继续在恶化,她为某些不明的疾病所困扰, 甚至在鲍林外出期间也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使她错过了1976年加州理工学院为鲍 林75周岁生日举行的盛大庆祝会。 几个月以后,她的病根终于诊断出来了:她患了胃癌。7月中旬,她接受了切除 肿瘤和大半个胃的手术。她和鲍林不顾肿瘤专家的劝告,擅自决定不作化疗和放疗, 而是采纳卡梅隆的建议,每日服用10克维生素C。似乎也真的起到了作用,没有多 久,她就恢复了体力。她感到自己已足够健康,又可以经常陪同鲍林外出发表演说 了。 鲍林实在不想知道要是没有她他将会怎么办。他俩比以前更加亲密了,生活中 谁也缺不了谁,要把他们分开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两人也有争论不休的时候,而 且是‘撮为激烈的争论”,爱娃有一次就对记者这样说。但是,“与一个永远是唯 唯诺诺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要是那样的话,肯定其中一个是 傻瓜,另一个是暴君。要不两个人就都是骗子。” 鲍林和爱娃可都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头脑敏捷,友爱仁慈, 幽默大方,才智过人,谈笑风生。1970年年中,一家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为鲍林拍 摄一部短片,准备作为科学节目《新星》放映。从中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亲密无 间的关系。 记者:他是否有一点以我为中心的味道? 爱娃:唤,一点不错,完全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转向鲍林)你看呢? 鲍林:是的,肯定是这样。 记者:与他生活在一起,难不难? 爱娃:难,他是(大笑)…… 鲍林:难吗?我还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随和的人呢。 爱娃:嗯,也许是,巴——也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但和他住在一起仍非常难。 鲍林:啊,在某种意义上,我倒认为与你难相处。你的原则性那么强,你的标 准又那么高,我就只能整天循规蹈矩了。 爱娃:(大笑)你感到吃不消了吧? 鲍林:有一点。 爱娃:那么,下一次你想越轨的话,得让我知道。 鲍林:一言为定。 爱娃:那我们倒要看一看了,看一看倒底是怎样的…… 鲍林:不过,我仍然希望和你在一起。 鲍林看到她生了癌症,经过手术后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心里很害怕。她的精 神开始恢复了,但因为切去了胃的大部分,因此饮食习惯就有必要改一改。她突然 看上去比以前矮小了,人也更瘦弱,脸上的皱纹也比以前更多了。不错,她仍然陪 鲍林外出,但她似乎更加珍惜在大苏尔牧场度过的时光,在那里,她再次迷上了音 乐,在吉他的伴奏下学习唱民歌,并且还购置了一台大钢琴。她还经常根据自己的 意愿让儿女和孙辈们过来看望她。小莱纳斯领着全家人,正好在离主房不远的地方, 帮助建起了一幢迎宾的小屋,这样,孩子们看望老人就更加方便和自由了。70年代 末,在大苏尔牧场的那些岁月是十分美好的,洋溢着友爱的气氛和音乐的旋律。有 几个星期,鲍林和爱娃单独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对情深意笃的老伴,静静 地倾听着大海的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