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丝蒂安妮的母亲的谈话 在纳尔阔农戒毒失败之后,我的前夫把克莉丝蒂安妮接到了他那儿,以便像他 说的那样使她终于醒悟过来。可我却认为那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办法。且不说他 不可能不分昼夜地照料她,考虑到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我对让他来照管克莉丝蒂安 妮也有可以说是心理上的障碍。更何况她的妹妹前不久又回到了我身边,也就是因 为父亲对她太严厉了。 可是我知道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心里希望:也许他用他的方法能办到我没 能成功的事情。不过我也不想否认,我这样只不过是要说服自己,以便暂时摆脱我 对克莉丝蒂安妮的责任。自从她第一次戒毒以来,我不断地处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 之中。当我请求她父亲出面干预时,我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克莉丝蒂安妮和戴特列夫在家里痛苦地经历了第一次戒毒,然后仅只三个星期, 第一次反复就像当头一棒击中了我。警察给公司打来电话,说他们抓住了克莉丝蒂 安妮,是在动物园火车站,要我去接她回来。 我坐在我的写字台旁浑身直发抖。每两分钟我就看一遍钟,看看是不是快到四 点了。我不敢在下班之前溜走。我不能信任任何人。老板的两个女儿会臭骂我一通。 我忽然理解了戴特列夫的父亲,一开始确实是十分难受。 在派出所,克莉丝蒂安妮的眼睛相当肿,是哭肿的。警察给我看了她胳臂上的 新针眼,说她是处于“明确无误的情况”在火车站被抓到的。 一开始我对“明确无误的情况”想象不出什么,或许我也不愿想象什么。克莉 丝蒂安妮十分不幸,她又重蹈覆辙了。于是我们重新戒毒。没有戴特列夫。她还是 留在家里,似乎思想比较专注。我鼓起勇气在学校里告诉了她的老师。他很惊讶, 感谢我的坦诚,说这在其他父母亲那儿实在不多见。他估计在学校里还有更多的吸 毒者,也很乐意帮助克莉丝蒂安妮,只是不晓得该怎么帮。 总是这种话,不管我找谁商量——人家不是像我一样无可奈何,就是认为像克 莉丝蒂安妮这样的人没指望。后来,我又经常经历这种事。 慢慢地我也看到了,年轻人是多么容易搞到海洛因。在他们上学的路上,在诺 伊料化的赫尔曼广场上,就守候着毒品贩子。我想起一次逛商店,克莉丝蒂安妮甚 至当着我的面被一个家伙叫住了,不过我没听清楚。他们有一部分是外国人,但是 也有德国人。她曾告诉过我,她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他们正在谈生意,这个人 卖这个,那个人干那个。” 我觉得这一切十分荒唐。我想,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生活? 我想让克莉丝蒂安妮转学到劳伊策广场的一所初中去,这样至少能避开那条上 学的路。复活节假期在即,假期过后我要让她去上另一所中学。我希望由此能让她 交换一下环境,把她从地铁车站的危险中救出来。这当然是个天真的想法,反正是 没有成功。那所中学的校长马上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不愿意接收一个来自综合中学 的学生。作为一个例外,克莉丝蒂安妮的数学成绩太差了。他还出于好奇地追问她 为什么要转学。克莉丝蒂安妮说,班集体不好。校长微微一笑:“班集体?在综合 学校里根本就没有班集体。”他给我解释,由于学生们不断分化,根本就不会产生 集体精神。 我不清楚是谁更失望,是克莉丝蒂安妮还是我。她只是说:一这一切全都没意 义,只有戒毒治疗才能够帮助我。”可是,我应该在哪儿找来一个治疗的床位呢? 我漫无目的地给一个个部门打电话。他们顶多是指点我去找戒毒咨询机构。戒毒咨 询机构则坚持说,得克莉丝蒂安妮自愿去找他们。尽管他们彼此是那么不一致—— 一些人说另一些人的坏话——但是在这点上他们却十分一致:自觉自愿是进行治疗 的惟一前提,不然的话是不可能治好的。 当我恳求克莉丝蒂安妮去找一家戒毒咨询机构时,她马上耍赖:“我干吗去那 儿?他们没有空床位给我,我可不能在他们那儿浪荡好几个星期。” 我该怎么办?如果我硬把她抱到戒毒咨询处去,这就违反了他们的原则。一方 面,我今天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克莉丝蒂安妮此时此刻实际上还不具备条件接 受认真的治疗。另一方面,我又持这样的意见:像克莉丝蒂安妮这样吸毒成瘾的孩 子,别人有权利违背他们的意愿来帮助他们。 后来,当克莉丝蒂安妮情况越来越糟糕,以至于她真的自愿接受一次严格的治 疗时,人家又回答:没有空床位,得等候六个到八个星期。我听了总是惊讶得说不 出话来。我只能说:“假如我的孩子到那时候死了怎么办?”“哦,这段时间她应 当来找我们咨询,以便了解她是否真心想戒毒。”今天,在事后看,我不能责备那 些戒毒顾问。他们可以支配的治疗床位确实不多,这样,他们也许就有必要进行挑 选。 于是,我没有得到治疗的床位。可是,当克莉丝蒂安妮过完复活节假期回来时, 我的印象是她也不再需要治疗了。她看上去气色很好。我想,她真的实现了飞跃。 她也经常对她的女友芭布丝作出指责的评论,因为她为了海洛因而向老家伙卖 淫。她永远也不会去干这种事。现在她很高兴,她跟整个毒品黑市、这一切乌七八 糟的事情都没有关系了。她似乎对此确信无疑。我愿意赌咒发誓,她当真是这么想 的。 可是,过了不几天她又故态复萌了。我从她那小小的瞳孔看了出来。我无法再 听信她的遁词。“你总是多心,我只是吸了一丁点儿。”她冲我吼叫,一个十分不 愉快的时期开始了。现在,她开始当面对我无耻地撒谎,尽管我已经看透了她。我 把她软禁在家里,可是她不肯服从。我考虑是否要把她关起来。可是,那样她就会 从十二楼的窗口跳下去,我觉得那太冒险了。 我的神经几乎崩溃,简直受不了她那小小的瞳孔。自从我在浴室里当场抓住她,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每隔几天,报上就会登出一个海洛因致死者的消息,大多数仅 只几行字。人们计算海洛因致死者已经像交通事故致死者那样随便了。 我怕得不得了,首先是因为克莉丝蒂安妮对我不再心口如一,也因为她什么都 不肯承认了。这种遮遮掩掩使得我烦躁不安。每当她觉得自己被人揪住了,就变得 不要脸而且好斗起来。她的性格开始慢慢改变了。 我很担心她的生命。她的零用钱——每个月是二十马克——她只还是断断续续 地得到。我心里常有这种担心:我给她二十马克,她就会去买毒品扎一针,而这一 针就有可能太多了。她已经上瘾了——我只能是将就活着。总担心下一针就可能是 最后一针,这让我战战兢兢。她还能回家来,我就满足了。芭布丝的母亲经常含着 泪给我打电话,打听芭布丝在哪儿,而她与芭布丝相反。 我生活在不断的煎熬之中。每当电话铃响起,我就担心是警察或是殡仪馆,或 者是别的什么糟糕事。只要电话铃一响,到如今我还会从床上一跃而起。 跟克莉丝蒂安妮已根本无法再交谈了。如果我跟她谈起她的毒瘾,她就说: “别烦我了!”我的印象是克莉丝蒂安妮准备自暴自弃了。 她虽然坚持说她不会再注射海洛因,只是吸大麻,但就像我不愿再欺骗自己一 样,我也不再轻信她了。我把她的房间定期地翻个底儿朝天,有时也找到某些器具, 有两三次甚至是一支注射器。于是,我就把那玩意儿丢到她胸前,而她只是委屈地 冲着我大喊大叫,说这些都是戴特列夫的,是她没收了他的注射器。 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他们两个人坐在儿童房的床上,正好在加热小勺儿。我 被这种放肆的行径搞得不知所措,只知道吼叫:“你们给我滚!” 他们出去后,我号啕大哭。我一下子对警察和我们的政府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 的愤怒。我觉得自己完全被撇开了。《柏林日报》已经又报道了一个吸毒致死者。 今年,就已经超过了三十个牺牲者,这才刚刚到五月,我简直无法理解这一切。人 们在电视里看到,国家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去对付恐怖主义。而在柏林,毒贩子却到 处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兜售海洛因就像卖冰棍儿那样。 我越来越沉溺于这些想法之中。突然,我听见自己大声地说:“什么狗屁国家!” 我不知道自已头脑里还想了些什么。我坐在客厅里,一件件地打量着那些家具。我 相信,真应该把这些破烂儿都打个稀巴烂。总之,这就是我所努力争取的一切。接 着,我又号啕大哭。 在那个晚上,我狠狠地接了克莉丝蒂安妮一顿。我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等着她。 我的头脑里乱成了一锅粥。那是一种恐惧、负疚感和自责的大杂烩。我感觉到自已 是个失败者,不仅因为我的婚姻失误以及因为工作多而干了许多错事,也因为我长 时间太怯懦,不肯正视克莉丝蒂安妮的事实。 那天晚上,我丢开了最后的幻想。 克莉丝蒂安妮十二点半才回到家。我从窗口看到,她从一辆梅塞德斯车里下来, 就在家门口。我的上帝呀,我想,现在一切都完了,她已经丢开了自重。大祸临头 了。我完全垮了。我揪住她,狠狠地揍她,直到把手都打疼了。最后,我们俩都坐 在地毯上痛哭起来。克莉丝蒂安妮六神无主。我直截了当地斥责她卖淫,现在我知 道了。而她只是一个劲儿摇头,抽噎道:“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妈妈。” 我根本不想再仔细了解。我让她进了浴缸,然后又上了床。没人能想象我当时 的心情。她向男人卖淫,我相信,这比她的海洛因毒瘾更让我感到震惊。 那一夜我通宵没合眼。我考虑,你到底还剩下了什么?在绝望中,我甚至想到 了送她进教养院。然而,这只会使一切更糟糕。他们会把克莉丝蒂安妮安顿到奥伦 豪尔街的总教养院去。一个女教师曾恳切地警告过我千万别去那里,因为姑娘们在 那儿会互相引诱卖淫。 我只还看到一种可能性:克莉丝蒂安妮必须立即离开柏林,永远离开。不管她 愿意还是不愿意,逃出这个再三引诱她的泥潭,去她无法找到海洛因的地方。 我母亲住在黑森,愿意马上就接纳她,我的住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的 小姑子也愿意。我向克莉丝蒂安妮宣布了我的决心,她立刻就哑口无言和心烦意乱 起来。我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后来,克莉丝蒂安妮似乎很悔恨和沮丧,准备接 受治疗。她甚至找到了一个治疗的空位,在纳尔阔农。 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我没有把握,不知她没经过治疗在德国西部行不 行,她是否会从我的亲戚那儿逃走。 我对纳尔阔农并不了解,只知道那里要交钱。在她十五岁生日的前两天,我带 着她乘出租车去了纳尔阔农。一个年轻男子跟我们作了一次恳切的入院谈话。他祝 贺我们的决心,向我保证,现在我用不着再担心了。纳尔阔农的疗法通常都会成功, 我完全可以放心。我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然后,他递给我账单要我签字。每天五十二马克,预付四个星期的费用。这超 过了我的净收入,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此外,那个年轻人还向我许诺,将由当地 政府偿付这笔治疗费。 第二天我拼凑了五百马克,交到纳尔阔农。然后,我又申请了一笔一千马克的 贷款,在下一次开家长会时交去了。家长会由一个据说是以前的吸毒者主持。从他 身上根本看不出他的过去。他说多亏了纳尔阔农,他才变成了一个新人。这给我们 这些父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向我保证了克莉丝蒂安妮将会有什么样的进步。 实际上,他们是在给我们演戏,目的就在于我们的钱。后来我从报上得知,纳 尔阔农属于一个很可疑的美国教派,想利用家长的忧虑捞钱。 可是,不管怎么说,在孩子已经掉进井里以后,我才算明白过来。我误以为克 莉丝蒂安妮受到了最好的照料,希望她在那里呆得尽可能长久。总之,我需要钱。 我跑去找当局,可是没人愿意管这事儿。没人愿意告诉我纳尔阔农的真相。我 感到沮丧和动摇,觉得就好像是我浪费了这些人的时间。后来有个人对我说,我首 先需要提交一份克莉丝蒂安妮吸毒成瘾的卫生局证明,以便申请补贴治疗费用。我 认为这很可笑。每一个对这件事有些了解的人都能看出,克莉丝蒂安妮气色不好, 但这是正式的手续。只不过——两个星期之后当我终于跟卫生局的医生约好了时间 时,克莉丝蒂安妮已经又从纳尔阔农逃跑了。那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又一次号啕大哭。我想,现在又得从头开始了。每一次我都盼望,也许这次 她能戒毒成功。我跟我的男友动身去找她。我们下午找遍了哈森海德,晚上找遍了 内城和迪斯科舞厅,也包括各个火车站。凡是有毒品黑市的地方到处都找过了。每 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我们都动身出去找。我们甚至查遍了市里的厕所。我们向 警察报告了她的失踪。他们只是说,他们会把克莉丝蒂安妮列入缉捕的名单。她迟 早会出现的。 我真恨不得能钻到什么地方去。我只还有害怕,害怕来电话说:您的女儿死了。 我神经紧张极了。 我没有了乐趣,没有了兴致,不得不强打精神去工作。可是,我又不愿意让医 生给我开病假。我得了心脏病。我的左臂几乎动弹不得,夜间它总是麻木的。我的 胃里咕噜咕噜响。腰子疼,头就像是要炸开。我只剩下了一大堆不幸。 我去看医生。他又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全都是神经上的毛病,他在检查之后说, 给我开了安定。当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这么紊乱时,他说,几天之前也有一个年轻的 姑娘来找她,向他承认自己染上了毒瘾,问他该怎么办。“您对她说了什么?”我 问。 “她应当自己找一根绳子去上吊。”这就是他的回答。没有救了。他就是这么 说的。 当克莉丝蒂安妮一个星期之后又回到纳尔阔农时,我简直高兴不起来。就好像 有什么在我心中死掉了似的。我认为我已经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可是仍然无济 于事。恰恰相反。 整个不幸变得越来越大。经过了纳尔阔农,克莉丝蒂安妮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好 了。她在那儿突然变了,显得很粗俗,根本不再有少女的温柔,令人讨厌。 我已经在最初几次去纳尔阔农时就感到了诧异。我突然觉得克莉丝蒂安妮很陌 生。有什么东西被毁坏了。在此之前,尽管有那一切,她毕竟还跟我有一种内在的 联系。可是现在完蛋了。就像在洗了脑筋之后全都忘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我的前夫,请他把克莉丝蒂安妮送到百德去。可是,他却 宁愿把她留在自己身边,说他对付得了她。如果她不顺从,就揍她一顿。 我不反对这样。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错事,以至于突然担心 我再接着用西德来继续这一连串错误。 ※ ※ ※ ※ ※ 在我们离开纳尔阔农回家之前,爸爸拖着我进了“啄木鸟”,那是乌兹基大街 地铁站一家他经常光顾的小酒馆。他想给我要点酒,但是我只喝了一瓶苹果汁。他 说,要是我不想死,那就得彻底戒毒。我说:“对,正因为如此我才愿意呆在纳尔 阔农。” 音箱在反复地播放《庄稼地里一张床》。有几个年轻人站在柜台旁和台球桌旁。 爸爸说,这些都是正常的年轻人,我会在这儿很快就找到新朋友,自己发觉吸毒是 多么愚蠢。 我几乎没注意听。我非常烦闷和疲乏,只想一个人呆着。我恨整个世界,纳尔 阔农是一扇通往天堂之门,可爸爸现在把它给我关上了。我抱着小狗雅妮上了床, 说:“雅妮,你了解人吗?”接着我又替它回答:“你不了解。”雅妮见到每一个 人总是摇着尾巴跑过去。它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好的。我不喜欢它这一点。我宁愿见 到它冲着每一个人都发出唁唁声,因为它不信任所有人。 我醒来时,雅妮还没有在房间里撒尿。我想马上就牵着它下楼去。爸爸已经去 上班了。我想要打开门,可是它已锁上了。我猛拽门拉手,又用力推门,可它就是 不开。我强迫自己保持平静,别发火。我心想,爸爸不可能把我像一只野兽那样关 起来了。他毕竟知道,还有小狗呢。 我在房子里跑上跑下,四处找钥匙。我想,他一定是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了。 毕竟有可能发生火灾嘛!我搜索床底下,窗台上,还翻了冰箱。没有钥匙。我没工 夫发脾气,因为我必须在雅妮弄脏地毯之前给它想个办法。于是,我把它带到阳台 上,它懂了。 然后,我才细看这套关住我的房子。这里有了一些变化。卧室是空的,因为妈 妈把床搬走了。在客厅里摆着一张新沙发,爸爸现在就睡在那儿。还有一台新彩电。 那盆橡皮树不见了,以及橡皮树盆里的那根竹竿,爸爸过去经常用它来打我。现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盆猴面包树。 在儿童房里,依然摆着那个旧柜子。它只能打开一扇门,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垮 下来。那张床稍微一动就吱吱嘎嘎响。我心想,他把你关起来,想要你变成一个正 常的年轻人,可是,这个老头儿自己连一套像样的家具都买不起。 随后,我又与雅妮来到阳台上。雅妮把前腿搭在护墙上,看着下面的十一层楼, 以及格罗皮乌斯周围那些单调乏味的高楼大厦。 我得跟什么人谈一谈,于是就给纳尔阔农挂了个电话。这时传来了一个大喜讯: 芭布丝已经到了那里。也就是说,她是真心要戒毒。她说,她正巧分到了我那张床。 我很难过,无法跟芭布丝一起住在纳尔阔农。我们聊了很久。 爸爸回来了,我什么也没说。这样他反而更唠叨了。他已经安排好了我的生活。 我得到了一份真正的作息时间表。做家务,买东西,喂养和清理他的信鸽。 他在鲁多外面有一个鸽子笼。他要用电话监控我。闲暇时他给我安排了一个以 前的女友,卡塔琳娜,一个地道的少女流行音乐迷。 我的老爸还答应将来给我酬报。他要带我去泰国旅游。那时候他每年至少去一 次泰国。他最爱去泰国旅游。当然是由于那儿的妓女,也由于在泰国有便宜的衣服 卖。他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去泰国旅游。这就像是他的毒品。 总之,我听着爸爸的计划,心里想,我愿意先这样。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别的 办法。至少我不再被关起来。 第二天,我的计划马上开始实施。我打扫了住房,买了东西。接着,卡塔琳娜 就来了,陪我去散步。我跟着她疯跑了一通。当我告诉她,我还得去鲁多喂鸽子时, 她就没有心思再陪我了。 于是,下午我自由了。我很渴望做点什么,因为我还是那么不舒服。我不清楚 是什么。我想,我可以乘车去哈森海德玩一个钟头。那是在诺伊科伦的一个公园。 那儿有个相当棒的大麻黑市。我有兴致抽一支大麻烟。 可是我没有钱。但我知道钱在哪儿。爸爸把零钱都攒在一个大储蓄罐里。瓶子 里的钱有一百多马克。那是下一次泰国之行的储备金。我从罐子里倒出了五十马克。 我想再多拿一些以防万一。剩下的我还可以再放回去。然后,我可以再用买东西时 设法省下来的钱填满它,我这么想。 在哈森海德我碰到了皮埃特。皮埃特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吸大麻时在“中心 之家”结识的那个青年。他现在也吸上海洛因了。因此我问他,在哈森海德是否也 有海洛因。 他问:“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跟我来。”他带着我去见几个外国佬,我买了四分之一克,手头还 剩下十马克。我们朝公园前面的公共厕所走去。皮埃特把他的注射工具借给了我。 他现在也成了一个相当老练的瘾君子。我不得不给他一半毒品。就这样,我们俩各 扎了一针。 随后我觉得很舒服。哈森海德黑市是柏林最棒的黑市。不像库达姆大道的海洛 因黑市那么糟糕。它主要是一个大麻黑市,可是那儿也有海洛因瘾君子。吸大麻者 和吸海洛因者彼此相安无事。而在库达姆大道的黑市上,大麻被看成是幼儿毒品, 吸大麻是最差的。在选帝侯街上没有一个吸海洛因的跟吸大麻的来往。 在哈森海德,完全不在乎你吸什么样的毒品,也可以完全不吸毒。这无关紧要。 只须带着好心情,或者自得其乐。有些人用笛子或小手鼓奏乐。外国佬也东躺西卧。 所有人就像是一个十分平和的大集体。这儿的整个感觉让我想到伍德斯托克,那里 跟这儿大概很相似。 我在父亲六点钟下班之前准时回到了家。他没发觉我扎了针。那些鸽子什么也 没吃到,我心里有点儿内疚,第二天我会给它们喂双份。我想,以后我再也不用海 洛因了,因为我在哈森海德用一点儿大麻也挺好,吸大麻也同样受到承认。我再也 不想回到库达姆大道那个讨厌的黑市上去了。我真心相信自己能在哈森海德戒掉海 洛因。 现在,每天下午我都至少带着雅妮去哈森海德溜达一会儿。我很喜欢那儿,因 为那儿有很多狗,那儿的狗也都很温和,全都喜欢雅妮,亲近它。 我两天或者三天才喂一次鸽子。这已经足够了,只需让它们吃得快要把头胀破, 然后再给它们撒一些备用粮就行。 要是有人给我大麻,我就吸。也总是有人给我,因为这也是海洛因圈子和大麻 圈子之间的一个区别:吸大麻的人只要自己有,就总是分给别人。 后来,我也进一步熟悉了第一天皮埃特带我去要过毒品的那个外国佬。有一次, 我躺在他和另外几个外国佬闲坐的垫子旁边,那小子就邀请我也一起坐到垫子上。 他叫穆斯塔法,是土耳其人。其他人都是阿拉伯人,在十七岁和二十岁之间。他们 正在吃夹奶酪和甜瓜的煎饼面包,也给了我和雅妮一些。 我不知怎么觉得穆斯塔法很帅。他是毒贩子,可是我觉得他的贩毒方式十分洒 脱。他没有一点德国毒贩的那种慌乱和装腔作势。穆斯塔法先扯起草丛来,然后把 装有毒品的钱包塞到草丛下面,这样就不必担心大搜捕了。警察永远也找不到。要 是有人想买,穆斯塔法就心平气和地用他的小折刀掘进草里,直到又重新找出毒品 来。 他不像海洛因黑市上的毒贩子那样出售称过重量的小包。他总是用刀尖挑出大 约四分之一克来。一份份都挺均匀。然后,他用两根手指把粘在刀上的粉末擦下来, 让我吸。 穆斯塔法说,扎针不好。要是不想成瘾,就只能用鼻子吸。他和阿拉伯人都只 是吸,没有一个人成瘾。他们只是在有兴致的时候才吸。 我也不是总能吸掉小刀上粘附的药粉,因为穆斯塔法不愿意让我又上瘾。我发 现这些外国佬挺会与毒品打交道。他们完全不同于欧洲人。海洛因对于我们欧洲人 就好像从前烧酒对于印第安人那样。我曾想过,东方人同样可以用海洛因彻底消灭 欧洲人和美洲人,就像当年欧洲人用烧酒对付印第安人那样。 现在,我了解到外国佬其实完全不一样,并不是那种只求做爱的嫖客,而芭布 丝、施太拉和我原来总是最看不起他们。穆斯塔法和阿拉伯人都很高傲,很容易得 罪他们。他们接受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很自信。我很快就弄清了他们是怎么个情 况。比如,决不能向别人乞求什么。他们不知怎么很看重热情好客。如果你想要什 么,就自己动手拿,不管是葵花子还是海洛因。但是\也决不能让他们产生你利用 他们这种好客的感觉。我就从来没想过问他们,是否可以带点海洛因走。我自己拿 的都是马上就吸掉。他们也完全接受了我,尽管他们对德国姑娘的评价并不高。我 意识到,外国佬也有些地方胜过德国人。 我觉得一切相当快活,根本不去想我还是个吸毒者,一直到后来我发觉自己又 上瘾了。 晚上,我在爸爸面前假装是个改邪归正的女儿。我经常陪他去“啄木鸟”,为 了讨他欢心,喝一小杯啤酒。我不知怎么很憎恶“啄木鸟”里的这种酒鬼聚会。但 另一方面,我又很满意我的双重生活。我在“啄木鸟”里也想获得承认,在今后没 有毒品的生活中,我也想获得成功。 我像人了迷似的练习打台球。斯卡特牌我也想学。所有男人的游戏我都想掌握, 而且要玩得比男人更好。既然我不得不在这个“啄木鸟”团体里生活,那么,我就 要真正赢得尊重,不让任何人攻击我。我要在这个圈子里做个明星。我要感到自豪, 就像阿拉伯人那样。永远不向别人乞求什么。永远不感到自己低人一等。 可是,学打斯卡特牌没有收获。当我又一次毒瘾轻徽发作时,我有了别的担忧。 现在,我每天下午必须去哈森海德,这就需要时间,因为我不能从穆斯塔法那儿径 直拿了海洛因就走掉。我必须为他拉生意,心平气和地嗑葵花子,而爸爸的信鸽已 经是第三天没东西吃了。每天下午,我必须甩开我的女伴卡塔琳娜,然后是做家务, 买东西,到了爸爸通常打来电话的时候接电话。要是爸爸发现了我不在家,我就得 编出新的故事来搪塞,那时整个好心情就烟消云散了。 接着,一天下午在哈森海德,突然有人从后边捂住了我的眼睛。我转过身去, 是戴特列夫来到了我面前!我们热烈拥抱,雅妮在我们身边撒欢。戴特列夫气色很 好。他说,他已经戒了毒。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伙计,你戒了毒?你的瞳孔就 像两个磨尖的大头针。”戴特列夫在巴黎确实戒了毒,可是一回到动物园车站,他 就又给自己扎了一针。 我们一起回到我家,距离爸爸回家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床确实太摇晃了。我就 把毯子铺在地上,我们愉快地一起睡觉。然后,我们谈戒毒的事,从下个星期就开 始,当然不是马上。戴特列夫讲述他怎么跟他的朋友一起骗了嫖客,弄到了去巴黎 戒毒的钱。他们干脆把那个家伙锁在厨房里,十分从容地拿走了他的欧洲货币支票 本,在动物园把支票本卖给了一个窝赃者,得了一千马克。贝尔恩德已经为此进了 监牢。戴特列夫相信警察不会抓到他,因为那个嫖客不知道他的名字。 于是,我们每天都在哈森海德会面,然后经常是去我家,不再多谈戒毒的事, 因为我们彼此十分融洽。我只是越来越难以使所有事都协调一致。爸爸加紧了他的 检查,还给我不断地布置新任务。我需要时间应付那伙阿拉伯人,以便也为戴特列 夫偷偷摸摸地带回一点儿海洛因。我希望能有很多的时间留给戴特列夫,那种紧张 状态又从头开始了。 我找不到别的出路,只好中午去动物园拉客。这事我一直瞒着戴特列夫,可是 好心情越来越没了,因为瘾君子的日常生活又开始了。在每一次戒毒之后总会有的 那几天节日——不必害怕毒瘾发作,也没有那种必须弄到毒品的精神压力——在每 一次戒毒之后都变得更短了。 戴特列夫回来后大约一个星期,洛尔夫忽然在哈森海德出现了,就是那个给戴 特列夫提供住处的同性恋。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只是说:“戴特列夫给抓走了。” 他们在一次大搜捕时把戴特列夫关起来了,接着又马上指控他抢劫欧洲货币支票那 件事。是买下支票的那个人告发了他。 我走进赫尔曼广场的公共厕所,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才放声大哭。我们的美 好前途又告吹了。一切都非常现实,也就是毫无希望。接着,我首先是害怕毒瘾发 作。像我现在这样的处境,我无法心平气和地去找那伙阿拉伯人,陪他们嗑葵花子, 等着蹭下一点海洛因来给我吸。我乘车去了动物园车站。我坐在国有铁路陈列橱窗 的一个窗台上,等着拉客。可是,在车站上绝对没盼头,因为电视里正在转播一场 精彩的足球赛,连一个外国佬也看不到。 这时,一个我认识的家伙来到了车站上。是海因茨,施太拉和芭布丝的那个老 顾客。那小子总是用海洛因支付,给你扎针,但是要求做爱。自从我知道了戴特列 夫要在牢里久呆,我反正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我朝这个海因茨走过去,他却没有认 出我,我就说:“我是克莉丝蒂安妮,施太拉和芭布丝的朋友。”他终于想起来了, 马上问我是否愿意跟他走。他给了我两小包各四分之一克的海洛因。他总是支付实 物,这是他最受欢迎之处。两包四分之一克已经不算少,至少折合八十马克。我又 讨价还价地跟他额外要了买香烟、可乐等等的钱,于是我们就乘车走了。 到了雷宁广场的黑市上,海因茨先买了毒品,因为他的储备已经耗尽了。这个 商人的样子有点像从前的国防部长雷柏尔,看到他在瘾君子中间周旋不免显得很奇 怪。可是他很内行。他也有个熟悉的女毒贩,总是卖给他上好的毒品。 我急于扎针,毒瘾已经发作,恨不得马上就在车里给自己扎一针。可是,海因 茨不肯拿出药粉来。 我不得不先参观了一下他的文具店。他打开一个抽屉,取出好多照片,是他自 己拍的。全是一流的色情照片。至少有十几个姑娘。有的是她们的全身像,一丝不 挂,有的只拍出她们的下身。我只是想:“可怜的、愚蠢的女人。”我还想到了妇 科医生,但首先是想到了这个可恶的嫖客仍藏在衣兜里的海洛因。我认出了施太拉 和芭布丝跟海因茨交欢,这才仔细地观看了几张照片。 我说:“一流的照片。现在咱们干吧。我需要扎一针。”我们上楼去他的住处。 他给了我四分之一克,还有一个加热用的汤匙。他请我原谅,说他没有茶匙了。他 的所有茶匙都让吸毒女带走了。我把这四分之一克海洛因倒进去,他给我拿来了一 瓶麦芽啤酒。他又让我休息了一刻钟。他对瘾君子有充足的经验,知道在扎过针之 后需要休息一刻钟。 他的住处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商人的住处。芭布丝和施太拉总是说,海因茨是个 商人。在客厅的旧柜子里挂着领带,乱放着低档的瓷器杂物,还有包了韧皮纤维的 意大利葡萄酒空瓶。窗帘已脏得发黄,关拢了,免得让人看到这个邋遢的住宅。墙 边有两张旧沙发推到了一起,我们最后就在那上面随便坐下了。没有床上用品,只 有一床带流苏的方格旧毛毯。 这个海因茨并非不友好,只可惜他的最大长处是折腾人。他折腾了我好久,直 到我真的跟他睡过了,才终于得到安宁,获准回家。他还一定要我也有感受,随后 我也只好这么做了,因为他付的报酬不算差。 继施太拉和芭布丝之后,我现在也成了海因茨的常客。我觉得他挺实惠,因为 他省了我很多时间。我在阿拉伯人那儿不得不花费好几个小时,就为了吸一点儿可 笑的毒品。现在我用不着再去动物园旁边等嫖客,也不用再去黑市买毒品了。我可 以把做家务、喂鸽子、买东西等等全都料理好。 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海因茨那儿,其实,我对他没有什么反感。他以一种特有 的方式爱我。他不停地对我说他爱我,我也不得不说我爱他。他嫉妒心很重,总是 害怕我再去火车站。他确实挺可爱的。 最后,他成了我惟一还能随便闲谈的人。戴特列夫在监牢里。贝尔恩德也在监 牢里。芭布丝进了纳尔阔农。施大拉就像是突然消失了。我妈妈不愿意再理我,我 想。我不得不经常哄骗我爸爸。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只有对海因茨我几 乎可以畅谈一切,对他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惟一没有对他讲实话的就是我跟他的关 系。 有时候,海因茨搂住我,我感到很舒服。我感觉到他很尊重我,我对他很重要。 除了他还有谁尊重我呢?当我们不是躺在他那肮脏的长沙发上时,我觉得自己更像 是海因茨的女儿,而不是他的情人。不过,他很能折腾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厉害。他想要我时刻陪着他。我还得在铺子里给他帮忙,在他那些所谓的朋友 跟前露面。其实,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 为海因茨花掉的时间又使我陷入了困境,因为我爸爸越来越怀疑了。 他现在经常翻看我的东西。我不得不留心,不带任何可疑的东西回到他的寓所。 所有与我是瘾君子和卖淫女的角色有关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我都必须写成密码。比 如,海因茨住在森林街。于是,我就在我的记事本里画几棵树。门牌号码和电话号 码就写成算术题。比如,电话号码3954773可以这样写:3.95马克+47芬尼+73芬尼。 然后,我再像模像样地演算一遍。当时我还偶尔能算对计算题。 后来有一天,海因茨道出了施太拉的秘密。施太拉也坐牢了。我没得到一点消 息,因为我已根本没有时间和理由再去街头拉客或者去黑市上闲荡。海因茨被这个 消息吓坏了,这倒不是关心施大拉。现在他突然害怕起警察来,担心施太拉会供出 他来。我借着这个机会得知,警方早已对海因茨进行了调查,因为诱骗少女之类。 尽管他曾被判过刑,他迄今一直漠然置之。他说,他请了柏林最好的律师。但是, 施太拉可能会说出他曾向姑娘们支付毒品,这使得他很担心。 我也大为震惊,但不是担心可怜的施太拉,而是担心我自己。既然施太拉十四 岁就被关起来了,那么,下一次也会轮到我。我对坐牢可没有兴趣。 我给纳尔阔农打电话,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芭布丝。我差不多每天都跟芭布丝通 电话。她大体上对在纳尔阔农戒毒还算满意。她也已经逃走过两次,就为了能抽空 扎一针。当我打电话到纳尔阔农时,人家告诉我,芭布丝已经住在威斯滕医院了。 是黄疽病。 芭布丝不知怎么总是跟我遭遇相同,刚刚开始认真戒毒,就得了黄疽病。芭布 丝也已经尝试戒毒若干次了。最近一次,她甚至跟随一个戒毒顾问去了图宾根,为 了去那儿接受治疗。不过,在最后一刻她还是害怕了,因为图宾根那个戒毒所十分 严格。芭布丝也像我一样毒瘾很厉害。我们互相总是很仔细地观察对方。一个人可 以在另一个人身上清楚地看出,自己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俩的遭遇总 是相当近似。 第二天上午,我马上乘车去威斯滕医院探望芭布丝。我带上我的小雅妮,一直 坐车到了泰奥多尔一豪伊斯广场,然后步行穿过威斯滕。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城区。 漂亮的原野和大量的树木。我根本不知道在柏林还有这么美的地方。我发觉自己根 本不了解柏林。我这辈子看到的就是格罗皮乌斯及其周围的地区,还有我妈妈住的 克劳伊茨贝格,以及有毒品黑市的四个广场。大雨如注,雅妮和我都淋得浑身透湿。 可是我们俩都很快活。我们很喜欢那许多树,我尤其是盼着见到芭布丝。 到了医院,先遇上一个我没想到的问题:雅妮当然不能一道进去。不过,一个 看门人相当热心,把雅妮牵进了他的小屋。我四处打听才找到了住院部,向我最先 碰到的医生打听芭布丝。他说:“对,我们也很想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他告诉我, 芭布丝前一天已经逃走了。他说,要是芭布丝再沾毒品,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黄 疽病还没有治好,她的肝脏已经不中用了。 我带着雅妮又上了地铁。我心想,芭布丝的肝脏就像我的一样毁掉了。我们俩 的一切都是平行发展的。我想念芭布丝,已经忘掉了我们过去的所有争吵。我相信, 现在我们是互相需要。我也想让她畅谈一切,劝说她回到医院去。可是,接着我又 清醒过来了。我知道,芭布丝已经又吸了两天海洛因,反正不会再回到医院去。我 了解我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回去。芭布丝和我真是相像得要命。我也不清楚 该去哪儿找她。她正在不知什么地方阐荡,或者在黑市,或者在一个老主顾那儿。 我没时间到处去找她,因为我爸爸要打电话检查我是否在家里。我只好按照那条古 老的吸毒者道德行事了:每一个瘾君子都跟自己最亲。我乘车回家了。我根本没兴 致去黑市或者去拉客,因为我还有海因茨给的毒品。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去取报纸,《图画报》。每天早上我都要取一份报纸。自 从我妈妈晚上不再给我带有关柏林海洛因致死者的剪报之后,我总是下意识地先搜 寻有关海洛因受害者的消息。那些报道篇幅越来越小,因为死者越来越多。那种身 上扎着针筒在不知什么地方被发现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那天早上,我一边给面包片涂果酱,一边翻阅着《图画报》。那消息就登在最 前面,一个真正的大字标题:《她才十四岁》。我马上就明白了,根本用不着再读 下去。是芭布丝。我已经大致猜到了。我没有任何感触。我仿佛死了一样,就好像 报上登出的是我的噩耗。 我走进浴室,给自己扎了一针。然后,我才哭出声来,不清楚是哭我自己还是 哭芭布丝。我躺在床上吸了一支烟,才读完报上登的消息。这确实是个小小的轰动: “乳白色塑料制成的一次性注射器还插在这个年轻姑娘左手的静脉里,舍内贝格区 十四岁的女学生芭别特·D死去了。她是迄今最年轻的吸毒致死者,被一个熟人在布 洛特罗德街的一套公寓里发现。三十岁的纳迪·D告诉刑警,他在根蒂涅街的‘美声’ 迪斯科舞厅里认识了这个姑娘。当时,因为她没有住处,他就带她回到自己家里。 芭别特是柏林今年的第四十六个吸毒致死者。”如此等等。写得很明了,就这么简 单,像报纸上总是描绘的吸毒者那样。甚至在画报上也刊登了这些有关芭布丝的废 话,因为她是德国迄今最年轻的吸毒致死者。 将近中午时分我才恢复过来,心中只还有一种迷乱的愤怒。我相信,是某个黑 心的毒贩子把伪劣的毒品卖给了巴布丝,或许那是掺了马钱子碱的毒品。在黑市上 有越来越多的掺了马钱子碱的毒品。我乘地铁去找警察,没有敲门就闯进了施普克 太太的房间。我把情况全都说了出来,说出了自己对黑心毒贩所了解的一切,以及 那些从事海洛因交易的靠妓女过活的男人,还有“美声”。她似乎对我所说的根本 不感兴趣,最后,又说出了她的那句名言:“喏,下一次再见,克莉丝蒂安妮。” 我心想,若是有人卖掺了假的毒品,警察们反正是无所谓的。如果能再把一个 瘾君子从他们的案卷中一笔勾销,他们只会高兴。我发誓,我一定要自己去找出那 个杀害芭布丝的凶手! 不会是那个收留了直布丝的家伙。他那个人还可以。我比较了解他。 一个很有钱的嫖客,而且是一个很古怪的嫖客。他很乐意周围有非常年轻的姑 娘做伴。他曾经用他的快速赛车带着我在城里兜风,还请我吃饭,给我钱。但是, 他只愿意跟一个姑娘睡觉,而且,她也要真的有这种要求。他还说,他当然可以永 远等着我。 这小子虽然是个商人,却不明白,拉客也无非是一种交易。 总之,我到选帝侯街去汽车接客,为了挣多多的钱,以便从所有可能的黑心毒 贩那儿弄到毒品来检查。然后,我就在黑市上闲荡,向几个家伙买毒品,最后扎针。 无论如何,没人知道芭布丝最后扎的那一针是从谁的手里买到的,或者至少是没人 愿意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还自以为是在追踪杀害芭市丝的凶手,实际上却是在找一个借口,让自己不 受良心的谴责。总之,我可以这么对自己说:“你必须找到那个黑心的坏蛋,哪怕 你自己丧命。” 即使我碰得头破血流,我也不再害怕了。 我几乎不再花费力气哄骗我的爸爸。他反正早就已经猜到了。我相信,他只是 在等最后的证据。这个他后来也得到了。 一天晚上,我已经没有毒品留给第二天早上用,可是又不能 t外出,因 为我爸爸在家,于是就悄悄给海因茨打了个电话,跟他约好在格罗应乌斯见面。结 果,爸爸在“啄木鸟”门前把海因茨和我吓了一大跳。海因茨刚好来得及溜走,可 是,爸爸经过较长时间的搜寻终于发现了海因茨交给我的毒品。 我立刻向他忏侮了一切,尤其是向他说出了海因茨的一切。我没有力气再扯谎 了。爸爸命令我,让我跟海因茨约好第二天在哈森海德见面,要他再给我毒品。然 后,爸爸给警察打了电话,讲述了一切,要求在哈森海德会面时逮捕海因茨。警察 告诉他,只能在哈森海德进行一次真正的搜捕,而且,不能从今天推延到明天。总 之,他们根本没有兴趣逮捕这么一个“引诱儿童犯”——就像爸爸说的那样——因 为他们觉得这太费劲了。我当然很高兴,无需再扮演一个可耻的奸细角色。 我一直以为,一旦爸爸发现了我怎么欺骗他,就会把我打个半死。 可是,爸爸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相当绝望,几乎像我妈妈一样。他很和气地 规劝我,想让我明白,即使真心想戒毒,也不会那么容易地戒掉海洛因。但是他仍 然抱有希望,愿意跟我一起办成这件事。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里,带走了我的小狗雅妮。从此,我就再也没见到雅 妮。我毒瘾发作得很厉害,中午时分就以为挺不住了。这时,海因茨打来了电话。 我哀求他给我送毒品来,因为没有钥匙他进不了楼,我就想从十二楼吊一根绳子下 去。最后,我终于说服了海因茨。但是,作为回报,他要求我给他写一封情书,再 把情书连同我的一条内裤用绳子吊下去。他给人毒品从来都不能没回报,可真是个 商人。 于是,我就把能在房子里找到的一切都连起来结成了绳子。包装绳,塑料晾衣 绳,睡裙带,等等。我不得不打了好多个结,再三试验,直到这根接起来的绳子有 十一层楼那么长。然后,我又胡乱涂写了一封信,尽管毒瘾这时已发作了。 海因茨果然来到,发出了约好的信号。我从柜子里取出一条我自己亲手绣了花 的内裤,把它和那封信一起塞进我的电吹风套子里,让这件空中邮包从儿童房的窗 口徐徐降下。成功了!海因茨在楼底下塞人了毒品。当时,已经有几个人旁观我们 这场奇特的把戏。可是这似乎根本不打扰海因茨,也不打扰我。我只想要毒品。当 十楼的一个小男孩把身子探出窗口,总是要抓那根绳子时,我才忙乱起来。我大声 叫骂,尽量让他够不着绳子。我十分担心海洛因。 最后,我终于把东西弄上来了,正打算加热毒品,电话铃响了。还是海因茨。 发生了一个误会。他想要的是一条我穿过的内裤。可是我已经有了毒品,对什么都 无所谓了。为了让这小子别再烦我,我把放衣物的箩筐里那条最旧的紧身短衬裤从 窗口给他丢了下去。这东西落到了一丛灌木中。海因茨先是跑开了,随后又悄悄溜 了回来,设法去拿那条内裤。 这个海因茨真是一个彻底堕落的神经兮兮的家伙。后来我才得知,在我们演出 那首绳子的咏叹调时,对他的逮捕令已发出了差不多三个星期。警察们只是还没有 工夫来抓他而已。他的律师已经告诉了他,他的情况是多么糟。但是只要一涉及姑 娘,海因茨就完全昏头了。 后来在审理他的案子时,我不得不作为证人出了庭。那时我实话实说。我对海 因茨无所谓,就像对每一个嫖客一样。尽管如此,要我作证反对他仍然不容易,因 为我很同情他。至少他并不比其他嫖客坏,那些人付给吸毒女现钱,心里其实很清 楚她们是用钱买毒品。他只不过是个下流坯,因为他的嗜好就是追逐年轻的姑娘。 我相信,他更应该去找心理学家而不是进监牢①。 ①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因为给克莉丝蒂安妮和芭布丝海洛因,以及对另一个 孩子的性滥用行为,海因茨·G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处三年半徒刑。 海因茨的毒品已足够我在爸爸关我的几天里使用了。总之,戒毒一无所成。等 到爸爸不再锁房门的第一天,我就逃走了。我流浪了一个星期爸爸才找到我,又把 我带回家。我等着他揍我,然而,他只是显得更绝望了一点儿。 然后我告诉他,我一个人戒毒实在办不到。整天一个人呆着,这不可能戒毒。 芭布丝死了。戴特列夫在牢里。施太拉也进了班房。我给他讲施太拉的情况。她才 十四岁,在牢里会垮掉。我是听一个姑娘说的,她与施太拉住在同一间牢房,现在 被放出来了。施太拉经常想自杀。她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牢里的那些恐怖主义分子。 施太拉在牢里曾和红军派的莫尼卡·贝伯里希交谈过几次,完全被她迷住了。许多 吸毒者都觉得恐怖分子很了不起。也有些吸毒者在吸上海洛因之前曾试图参加恐怖 主义小组。后来,发生了施莱尔绑架案,这不知怎么也吸5!了我。本来我是反对任 何暴力的,永远也不会去伤害人,一看到暴力就难受,可是我想,也许红军派那些 人看得并不错,只能用暴力来改变这个混蛋社会! 施太拉的故事使得我爸爸大为激动。最后,他愿意保释她出狱,并且收养她。 我还说服了他,让我跟施太拉一起戒毒。这对于他也是最后的希望。一种愚蠢的希 望。但是,他又怎么会对此更清楚呢?爸爸在我去他那几度过的这段时间里肯定没 做对。可是他已经尽了力,就像我妈妈一样。 然后,爸爸跑到青年福利局去活动,果真做到了让施太拉摆脱牢狱之苦。她在 心理上和身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了,比坐牢以前的时候还糟得多。她来到我们家 时,尽管我已经下了决心,但是还没有戒毒,于是第一天又让她用了海洛因。她反 正会马上又开始吸毒。我们只是在最初几天一本正经地谈到戒毒。然后,我们就迅 速地商定了我们俩怎样近乎完美地哄骗我爸爸。我们给自己分配了所有的任务,就 连拉客也经常是倒班去。我们只还去选帝侯街上汽车接客。 我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已经不再害怕汽车接客了。我们四个姑娘在选帝侯街和 根蒂涅街的交叉处结成了一伙。除了施大拉和我,还有两个蒂娜,她们俩凑巧都叫 蒂娜。其中一个比我还小一岁,也就是才十四。 我们总是至少两个人一起干。要是一个人跟着嫖客走了,另一个人就把汽车牌 号记下来,而且要让那个小子看到,让他不敢跟我们恶作剧。这也是防范那些靠妓 女过活的坏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害怕警察。巡逻车驶过,警察们经常愉快地 朝我们招手。其中有一个甚至可以算是我的常客,一个相当可笑的家伙。他总是想 得到爱。给他解释拉客是一种工作而不是爱,总是很困难。 这一点我也得给其他嫖客解释。他们大多数不知怎么都愿意跟我闲扯,总是先 说同样的废话:一个像我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流落街头?我何必这样,等等。这 些都是最使我恼火的废话。接着,他们还想搭救我。于是,我就收到了真正的求婚 信。这时他们当然清楚,他们只是利用瘾君子的不幸来满足他们自己。那些嫖客虚 伪得要命。他们说能够帮助我们,可是自己却有足够多的问题难以应付。 他们大多数都是不敢去找职业妓女的人。不知怎么他们跟女人交往有困难,因 此就来嫖雏妓。他们讲述自己怎样被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以及一成不变的生活弄得很 失意。有时,他们甚至有点儿羡慕我们,至少是羡慕我们还这么年轻。他们想知道 在青年人当中到底什么最时兴,哪些音乐,哪些衣服,哪些说法。 有一个家伙已经年近五十,却一定要吸一次大麻,因为他认为年轻人都吸大麻。 于是,我为了挣些外快就带着他跑遍了半个柏林,想找到一个手头有大麻的毒贩子。 有一点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但确实怪,那就是每个角落里都有海洛因,可是哪儿 都没有大麻。为了买到一点儿大麻,我们花费了几乎三个小时。然后,这个嫖客在 汽车里吸了一支,后来对他吸过了一支大麻烟感到很得意。 在汽车接客时也有些古怪和黑心的主儿。有一个小子,就总是让人敲他腿里的 钢夹板。那是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后装上去的。有一个家伙拿来一张纸,看上去就 像一份正式的证书,上面盖了章,证明此人无生育能力。他只不过是希望不使用避 孕套。还有个最混账的家伙竟声称,他来自一家模特儿代理公司,要拍相片样本。 然后,他在汽车里掏出了一支手枪,要求得到免费的服务。 后来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学生,他们步行来嫖妓。这是一些相当窘迫的家伙。可 我跟他们还有兴致闲扯,议论这个混蛋社会。他们也是我惟一肯上门服务的人。我 跟其他人都是在汽车里或者在旅馆里干。那样,房间费又要花掉嫖客至少十马克。 人家在那里为我们架起一个专门的卧榻,而新铺的双人床不准我们使用。那些小旅 馆实在没意思。 我跟施太拉联系总是通过暗语,我们把暗语写在广告柱或者空白的广告墙上。 这样,我们在换班时就总是能知道对方正在做什么,知道我爸爸又想出了什么花样 来监控我们。如果我在选帝侯街上心情不好,失望和反感,有时就走进一家名为 “少年挑战”的店铺。他们就在“美声”和雏妓区旁边安营扎寨,以便教化我们这 样的人。在店铺里可以读到从美国运来的关于雏妓和吸毒少女的小册子与图书,她 们被“少年挑战”引上了通向上帝之路。我在那里聊天,喝茶,吃一种奶油三明治。 等到他们开始宣讲亲爱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在这家店铺里,他们也只是想利用 吸毒者,在我们走投无路时试图拉我们参加他们的教派。 就在选帝侯街这个教派的地下室旁边,一个左派小组也有他们的店铺。我有时 阅读他们橱窗里的广告。他们也想彻底改造这个社会。这一点我喜欢。可是,他们 的话在我现在这样的处境中也不能帮助我。 接着,我观赏那些大家具店的橱窗,它们都在选帝侯街和根蒂涅街上。跟戴特 列夫共同拥有一套自己的住宅之梦又油然出现了。但这一点只是使我随后觉得更难 受。 现在,我已大致落到了吸毒生涯的最低一级上。如果汽车接客没什么生意,我 也干犯法的事。都是些小事,因为我天生不是犯罪的料子,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勇 气干这种事。一次,吸毒者们愿意带我去破门盗窃,我就退缩了。我最大的一次成 绩就是喝了差不多一整瓶苦艾酒,然后戴着指节铜套打碎了一块汽车玻璃,偷出了 一台手提收音机。此外,我就是帮助吸毒者隐藏赃物。我把赃物存放在动物园火车 站的行李自锁寄存柜里,然后再取出来。这么做我顶多能赚到二十马克。这可比偷 更危险。不过,我反正已经搞不明白了。 在家里我对爸爸撒谎,跟施太拉吵架。我跟施太拉说好了平分工作所得,也包 括毒品在内,可是在这方面还是争执最多,因为谁都以为自己是被对方坑了。恐怕 再也没有人比我们过的这种生活更低下了。 我爸爸当然早就知道了我的事儿,可是他束手无策。我也是。而且我知道,我 的父母亲无法再帮助我了。 我无法再去上学,哪怕只是去那儿闲坐。我无法再忍受那种闲坐。我什么都无 法再忍受了。我无法再与一个嫖客胡搞,无法再在黑市上轻松地闲逛,也无法再忍 受我爸爸了。 总之,又一次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世界毁灭的气氛。自杀的念头。我已认识 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是我仍然太怯懦,不敢给自己扎金针。我仍然在寻求 某种生路。 于是我想,我可以自愿地住进精神病院,住进博恩霍夫精神病院,这个名称的 意思也就是“宁静牧场”。这大概是一个瘾君子所能做的最后选择了。“宁静牧场” 是每一个吸毒者极其害怕的地方。一直有这种说法:宁可坐牢四年,也不愿在“宁 静牧场”呆四个星期。几个吸毒者在一次心力衰竭之后被强制送到了“宁静牧场”, 后来,他们讲述了最为野蛮的恐怖故事。 可是,我却十分天真地想,如果我自愿去经受这种恐怖,那么就会有人注意我。 然后,青年福利局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就会发觉,这里有个年轻姑娘迫切需要救助。 姑娘的父母亲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她了。自愿去“宁静牧场”,这个决心就像是 一次自杀的企图,暗地里希望自己又能醒来,让大家以后都说:可怜的人儿,要是 我们原来能充分关心她就好了。现在,我们可不能再对她那么恶劣了。 我下了决心之后就去找妈妈。一开始她对我很冷淡,因为她已不再指望我了。 我马上哭起来,真哭。然后,我试图给她讲我的故事,如实地讲。于是她也哭了, 搂住我,不再放开。我们俩哭得很痛快。我妹妹很高兴又见到我,我们一起睡在我 原来的那张旧床上。不久,我就毒瘾发作了。 一轮新的戒毒开始。我已根本不记得这已经是第几次戒毒了。在这方面,我很 有可能是戒毒次数的世界冠军。总之,我不知道有谁能像我这样频繁地自愿戒毒, 却又毫无成功的希望。这次也几乎和第一次戒毒一模一样。我妈妈又请了假,给我 带回我想要的东西:安定,葡萄酒,布丁,水果。第四天,妈妈送我去了“宁静牧 场”。我真心愿意去,因为我知道,否则第二天我又会注射毒品。 在那里我不得不马上脱光了衣服,被推进一间浴室,就像最后一个麻风病人那 样。当时,在两个浴缸里正好有两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在洗澡。他们把我塞进了第 三个浴缸,我不得不在别人的监督下擦洗自己。我的个人物品我没能领回。我得到 一条内裤,从肋骨长至胭窝,我总得抓住它,免得它滑下来。还有一件相当旧的老 太婆睡衣。我来到诊察室接受观察。在那儿,我是惟一不足六十岁的人。那些老太 婆全都疯疯癫癫的。只有一个除外,大家都叫她普皮。 普皮整大都在诊察室里忙着干一些活儿。她确实帮得上忙,替护士们干各种各 样的工作。我跟普皮交谈。她并不给人疯癫的印象,只是不知怎么头脑很迟钝。她 来诊察室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前,她的哥哥姐姐送她进了“宁静牧场”。她似乎 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就一直留在了诊察室。也许是因为她肯帮忙吧。我想,如果 某人仅仅因为头脑有点儿迟钝就在诊察室一呆十五年,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对头。 第一天,马上就有一群医生来给我作检查。这就是说,大多数的白大褂很可能 是大学生。他们放肆地打量着只穿一件老太婆睡衣的我。白大褂的头头提了几个问 题,我颇为天真地说,我希望在几天之内接受治疗,然后去西德的一所寄宿学校, 在那儿读到中学毕业。他总是说“好,好”,就像对精神病人说“好,好”那样。 当我又躺在床上时,我马上想起了有关疯子的笑话。我考虑自己是否说错了什 么,因为不知怎么他们待我就像一个自称是拿破仑的疯子。我突然担心自己会像普 皮那样再也离不了诊察室,穿着我的老太婆睡衣和大内裤昏昏沉沉地打发时光。 不过,两天之后我就被转到了B病区,因为我不再有戒毒的反应了。我也领回了 我的衣服,甚至又能用刀叉吃饭了,而不是像在诊察室里那样只用一把儿童小勺。 在B病区,还有三个我在黑市上认识的吸毒女。我们四个人围坐一张桌子,那些老太 婆马上就称它为“恐怖分子专桌”。 其中的一个姑娘叫丽阿妮,已经颇有坐牢经验了。她也说,“宁静牧场”比监 狱糟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在监狱里还能随时搞到海洛因,可是在“宁静牧场”却非 常困难。 总的看起来,在“宁静牧场”还是很快活,因为我们现在是四个人做伴。尽管 如此,我渐渐又恐慌起来,因为我从医生那儿得不到合情合理的回答,不知什么时 候能接受戒毒治疗。他们只是说“再看看吧”,以及他们每天都向精神病人说的那 些废话。 跟我妈妈和青年福利局的人本来约好了是在“宁静牧场”呆四天,让他们确信 我已戒了毒,然后,我就得到一个治疗的床位。但是,我已经自己戒了毒,差不多 已经到了没有毒瘾的程度,治疗的床位却还是不见提起。 然后,过了几天,最沉重的打击就来了。他们给我拿来了一页文件,要我签字, 说我自愿要在医院里住三个月。我当然一口回绝了,要求马上出去。我是自愿来的, 因此,当然也可以想走就走。可是,副主任医师来了,他说如果我不同意住三个月, 那么,他就会强制我住院六个月。 我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心慌意乱。我突然明白了,现在我已完全受这些愚蠢 的医生摆布。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作出了什么样的诊断。他们可以硬说我患了严重的 神经官能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者别的什么病。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就不再有最起 码的权利了。我真的想,你现在像普皮一样了。 最糟糕的是我突然连自己也不知道我有多疯了。神经官能症我肯定有。因为我 在与戒毒顾问交谈时就已经得知,毒瘾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是一种强迫性行 为。我想到我已经做过的一切。我多次戒毒,然后马上又犯,尽管我清楚知道,我 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害死自己。我在自己这点生活里所做的讨厌事,我对妈妈所做的 事,我如何对待其他人,这些都肯定不正常。总之,我的命运真不赖。现在我只还 考虑,怎样才能对医生和护士隐瞒我真的不正常。 那些护士对待我如同一个傻子,就像其他傻子那样。我极力控制自己,不再对 她们做出激烈的反应。要是医生们来向我提问题,我尽量只作出通常我决不会作出 的回答。我尽量不像我自己,而是像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等到医生们走了,我 就想,我恰好说错了。他们现在肯定认为我完全疯了。 他们给我提供的惟一治疗就是干编织活儿。我对此实在没兴致。我也不相信这 能够帮助我。 窗户前面当然有铁栅栏,但不是像监狱里那样的普通栅栏,因为这不是监狱, 而是有漂亮花饰的铁栅栏。我已经查明了,借助一定的转动就可以让头穿过这些花 饰,然后就能从窗口往外看。有时我在窗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铁栅栏卡着脖子, 向外张望。渐渐到秋天了,树叶变黄变红,太阳已沉得相当低,每天都有大约一小 时从两棵树之间照射过来,正好照进窗口。 有时,我把一个铁皮盘子绑在一根毛线上,让它从窗口摇摇晃晃地垂下去,让 它不时地碰撞着屋墙。或者,整个下午我都徒劳地试图用那根毛线拽过一根树枝来, 以便摘下一片树叶。晚上,我心想:“假如你还没有疯,那么,在这儿你保险会疯。” 我甚至不能去院子里跟那些老太婆们一起转着圈子走。每一个恐怖主义分子都 有权利白天到新鲜空气中去放放风,而我却不行。我有逃走的危险。他们说得对。 我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个旧足球。我把它反复地射向一肩上锁的玻璃门,希 望把这扇玻璃门踢破,一直踢到他们没收了我的球。我又用头撞玻璃。可是,这里 当然到处都是用强化玻璃。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野兽。我一连好 几个小时沿着墙跑来跑去。有一次我想,我实在受不了啦,我得跑一跑。于是我就 跑起来,总是顺着走廊上上下下地跑,一直跑到我实在跑不动了,累得瘫下去。 我偷了一把刀子,夜里就跟丽阿妮一起从一扇已经封死但是没有铁栅栏的窗户 上撬油灰。窗玻璃纹丝不动。下一夜,我们拆散了一张床,试图扬断一扇敞开的窗 户的铁栅栏。我们预先唬住了房间里的老太婆们,使得她们不敢吭声,有些人真的 以为我们是恐怖主义分子呢。这次行动也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弄出了很大的响动, 夜间值勤的人抓住了我们。 就像我在这家精神病院的举止这样,我已不再抱希望放我出去,越来越潦倒。 我的身体只是在表面上戒了毒。我有了一个厚实的肚子。我的脸蜡黄、凹陷,同时 又浮肿,在镜子里觉得就像是一个已经在“宁静牧场”里过了十五年的人的脸。我 几乎失眠了。在病区里也几乎每天夜里都出点事儿。我总是想,我错过了一个逃跑 的机会。尽管一切都毫无希望,每天早上我还是梳妆打扮,就好像要去黑市似的。 我十分耐心地梳理我的头发,仔细化妆,再穿上我的外衣。 有一次,从青年福利局来了一个人。他只是说:“咱们再看看吧。”不过,我 至少通过他得知了戴特列夫是关在哪个监狱里,他有什么样的档案标记。我马上坐 下来写了一封几页纸的长信。等到我寄出了这封信,立即又开始再写一封新的。我 又能倾吐心声了。当然,我在信里不能什么都说,因为信肯定会被人拆阅。在“宁 静牧场”就可能已经拆看过,而在监狱更是肯定要检查。在信里我不得不起劲地撒 谎,说我根本没有了吸毒的要求等等。 然后,我也从戴特列夫那儿一下子收到了一大摞信。他写道,他偷那个嫖客的 欧洲货币支票是捅了个大娄子。但是,他那么做只是为了去巴黎戒毒。他是想让我 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在一起永远也戒不了毒。戴特列夫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 去治疗。我告诉他,我也很快就去治疗。我们俩约定,在治疗以后就一起搬进一套 住宅去。总之,在这些信里,我们再一次一起编织治疗之后我们那共同的天堂。这 时我想,要是没有给戴特列夫写信,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再从“宁静牧场”出去了。 我还有一次真正的机会。我的霉菌病又犯了,每天我都对病区的女医生说,我 必须去医院动手术,因为我疼得挺不住了。一天早晨,我果真在严密的监视下被送 进了鲁道夫·菲尔肖医院。在检查过后我不得不马上留下来住院,因为病情确实很 严重。我已经从吸毒者那儿听说了怎样从医院里逃脱。我设法给自己弄到了一张通 行征,有了证就可以去医院的花园。身为吸毒女,我得到这种许可当然不是那么轻 而易举。可是我有一个巧妙的花招。我去找一个十分和气的、眼睛细长的护士,告 诉她,我想推着那些跑不动路的可怜老奶奶在花园里遛一遛。她毫不疑心,觉得我 能这样做很好。 然后,我立即找了一位老奶奶,她也认为我是个很乖的孩子。我推着她进了花 园,说:“等我一会儿,奶奶,我马上就回来。”过了几秒钟,我已经翻过了栅栏。 我跑到阿姆鲁默街地铁站,再乘地铁去动物园。我感到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 我马上到了技术大学食堂旁边的黑市,在那儿转了一下,然后坐到一张长椅上,凑 近三个年轻的吸毒者。我告诉他们,我刚从“宁静牧场”逃出来。这当然使得他们 敬佩不已。 我很想扎一针。男孩当中有一个贩毒,我问他是否能赊给我一点儿。他说,如 果我帮他介绍生意,他可以给我一点儿。我说行,他就给了我一些。我马上就在食 堂的厕所里扎了针。 我只扎了四分之一克的将近一半。那毒品质量不大好。我虽然感觉还可以,但 头脑仍然很清醒。我也不能不清醒,因为我还得给那个小子介绍生意。他还是个很 年轻的家伙,我在哈森海德的大麻黑市上就有点儿认得。他还在上学,约莫十六岁。 我马上就发觉,他对贩毒不如我有经验,否则他不会马上就给我扎针,而是让我先 介绍生意。 我接着发觉,在食堂门前突然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根本没看出,于是我不 得不在他明白过来之前走过去,低声说了句“警察”。然后,我慢步朝动物园方向 走去,他也悄悄跟来了。这时,一个吸毒者从车站向我走过来,我说:“站住,伙 计,食堂那边正在大搜捕。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上好的毒品。”那个年轻的毒贩 子也马上过来了,真的从衣袋里掏出了他所有的毒品,说可以试一试。我心想,我 的天哪!三百米之外就在大搜捕,而这个傻瓜却从衣袋里掏出他的海洛因! 接着,马上就过来了两个便衣警察,他们已在那里埋伏多时了。跑已经没有意 义,这个贩毒新手把他的小纸包四下乱扔,到处都飞舞着淡紫色的锡纸。他大概以 为这样就可以把责任推给那个瘾君子或者我了,嘴里一直嘟哝着他跟这件事无关。 我们不得不背靠一辆大众车,两臂高举,被搜查有无武器,尽管我们谁都没有 超过十六岁。那个混蛋警察还趁机摸我的乳房!可是我很冷静。我已经扎过了针, 即使重回“宁静牧场”也吓不倒我。我马上装作是教养良好的孩子。警察登记我们 的情况时显得很友好。其中一个对我说:“哎呀,刚刚十五岁,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闲逛。”说完塞到嘴里一支烟。于是他生气了:“丢掉,丢掉烟卷儿。你 这个年纪,这纯粹是毒药!”我不得不扔掉了香烟。 我们被带到了恩斯特·劳伊特广场派出所,进了一间小屋。那个自以为了不起 的毒贩子马上慌神了,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脱掉外衣,把它卷起来 当枕头,躺到木板床上,睡着了。这么一次拘留休想吓倒我!我根本不去想警察会 查出我是从“宁静牧场”出来的,因为那里肯定还没有向警方报告我失踪。 后来,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出来了。我又去食堂那儿,路上感到很后悔。我哭起 来。总之,在戒毒之后我又利用第一个机会扎了针。我不知道去哪儿。我不可能让 瞳孔像大头针那样出现在妈妈面前,说:“我回来了,妈妈,是逃出来的。给我做 晚饭吧。” 我朝技术大学食堂那儿的戒毒咨询处走去。那儿有很能干的人,他们又使我振 作起来了,说我可以给我妈妈打电话。妈妈听说我是从大学挂电话,这才放心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发觉自己在发烧。我躺到床上时体温已经超过了四十度。妈妈叫 来了急诊医生,因为我开始说胡话了。医生要给我打一针,我突然恐慌起来,因为 这次是要在屁股上扎针。每天我可以在胳臂上扎两三次,可是,一旦往屁股上打针, 我就发脾气。 后来高烧很快就退了,但是我已经累垮了。“宁静牧场”使得我在身体上和心 理上濒临绝境。我躺了三天才起床,然后就马上乘车去戒毒咨询处。路上,我不得 不经过食堂旁边的黑市,但是我径直跑了过去,没有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去戒毒咨询处。在那儿,我终于又可以跟人闲聊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了什么地方而人家让我畅所欲言。原来我一直都是听人家唠叨。我 妈妈总是喋喋不休地教训我,还有我爸爸,以及纳尔阔农的人,全都是这样。在技 术大学的食堂里,人家让我自己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的脸上已经黄得像个柠檬 时,我仍去找戒毒顾问。在食堂前面我碰上了几个熟人,他们全都跑开了,叫道: “哎呀,你得了该死的黄疽病,快走开!” 我不愿意看到自己又得了黄疽病。也真怪,每当我已戒毒较长的时间,大有希 望时,就偏是得这种吸毒者的毛病。当肚子痛得受不了时,我就跟妈妈乘车去了施 泰格利茨医院。我愿意去施泰格利茨,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食堂。接着我在住院 处坐了两个小时,痛得在椅子上蜷缩成一团。每一个进来的护士都能从我那蜡黄的 脸上看出我到底怎么了,可是她们什么也不做。候诊室里挤满了人,其中也有不少 孩子。假如我的黄疽病传染,我会把所有人都传染上。 两小时以后,我走开了。我一直扶着墙走,因为我很虚弱,痛得厉害。我想要 找到隔离病房,见到一个医生走过,就对他说:“我想要一个床位。我不想在这儿 传染所有人,因为我有黄疽病,您或许看得出来。”他说,他也没办法,我必须先 去住院部。于是我又回去了。 等到我终于能跟一个女医生开口了,就马上告诉她,我的黄疽病很可能是吸毒 引起的,而她却冷冰冰地说:“对不起,这事我们可不管。” 没有人愿意管吸毒者,于是妈妈和我又上了出租车。妈妈对这些医生很生气, 因为他们对我什么也没做。第二天早晨,她带我去了鲁道夫·菲尔肖医院。我当然 很反感,因为我已经从那儿逃跑过一次了。 一个年轻的助理医生来给我抽血。我立刻给他看我的静脉血管,在那儿往里扎 反正已没有意义了:“这里形成了一个血栓,静脉已完全软骨化。您得在下面另找 一根,不能从正面扎进去,而是斜着扎,否则就扎不进去。” 那家伙显得很没有把握,随后就正好扎进了一根已经完全软骨化的静脉。他抽 啊抽,却抽不出血来。由于针筒里形成的真空,针头又从我的胳臂里退了出来。直 到下一次扎他才问我,应当在哪儿扎。 我足足睡了两天。我的黄疽病不传染。第四天,肝功能已恢复正常,小便也几 乎不再红,我的脸又慢慢变白了。 每天,我必须给戒毒顾问打电话,我也确实这么做了。我希望马上得到一个治 疗的床位。接着,又有一件大事,戴特列夫出狱了。到了下一个探视日,是个星期 天,我妈妈马上就带他来了。 喏,对,伟大的爱情,拥抱,接吻,幸福。我们想单独呆一会儿,就去了医院 的花园,仿佛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似的。我们一来到外面,就坐上了地铁,朝黑市 方向驶去。说来也巧,我们当即碰上了一个熟人,威廉,他来得正是时候。他住在 一个同性恋那儿,那是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兼作家。那个医生不仅给威廉绰绰有余的 钱,而且还送他进了一家私立中学。 于是,威廉马上就给我们扎了一针。开晚饭时我准时回到了医院。第二天下午, 戴特列夫又来了。这一次我们弄毒品遇到一些困难,直到晚上十点半我才回到医院。 其间,爸爸曾想来探望我,因为他第二天又要飞往泰国了。 我妈妈来的时候又露出了那种绝望的眼神。我发现自己被看得一钱不值。接着, 我的戒毒顾问也来了,说我大概没治了。我对自己和其他所有人发誓,我是真心想 戒毒。戴特列夫也大哭,说全都是他的过错。于是,他也去作戒毒咨询。当他星期 天来时,他已为第二天找到了一个治疗的床位。 我说:“你办成这事,我认为百分之百对头。现在真的一切都好了,我也会得 到我的床位。我办得到。咱们一起永远也不再干蠢事。” 我们走进公园,我说:“咱们赶快去动物园吧。我还得买一本恐怖小说《从骷 髅星球归来》呢,第三卷。前两卷我已经读过,我妈妈到处都买不到第三卷。” 戴特列夫说:“妙极了,伙计,你偏偏要去动物园买一本恐怖小说!你还不如 干脆说想扎一针呢。” 戴特列夫突然装成是坚持彻底戒毒的优越者,这使得我十分恼火。我真的没有 想毒品,真的是想买《从骷髅星球归来》的第三卷。我说:“你就胡编瞎扯吧。我 去扎针!用不着你陪我。” 戴特列夫当然还是跟我一起去了。在地铁里,我们又开始玩老把戏。我马上向 几个老太婆寻衅。戴特列夫显得像以往一样很尴尬,走到了车厢的另一头。接着, 我又像以往一样隔着整个车厢喊道:“嘿,伙计,你根本用不着装出这样,就好像 你不属于我似的。恐怕谁都看得出你并不比我好。”然后我又开始流鼻血。几个星 期以来,我在地铁上经常流鼻血。我十分烦躁,不停地把那该死的血从脸上擦掉。 幸而我在动物园买到了那本恐怖小说,心情好一些了,对戴特列夫说:“咱们 再去溜达一会儿吧。今天是你享有自由的最后一天。”我们当然是自动溜达到了黑 市。施太拉在那儿,两个蒂娜也在。施太拉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但两个蒂娜情况 却很不好,因为毒瘾发作了。她们与施太拉到了选帝侯街,可是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下午根本没有人嫖妓。嫖客们都跟老婆孩子外出了,没时间干这种事儿。 我很高兴自己挣扎出了泥潭。我用不着再担心毒瘾发作,也无需去拉客。现在, 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不再拉客了。我感到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很高兴,兴高采烈。 我还这么想:哎呀,这可是你第一次在黑市上闲逛而又不想扎针! 我们站在库达姆大道地铁站口的公共汽车站上,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不停地朝我 挤眉弄眼。我虽然有黄疽病,但看上去恐怕还是我们四个里气色最好的,因为我不 沾毒品已经有较长的时间了。我也没有穿吸毒女的衣服,而是真正的少女装。这是 我向妹妹借的,因为我想在外表上有别于那些瘾君子。我甚至在医院里把头发剪短 了。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挤眉弄眼。我问两位蒂娜:“我去给你们说说吧,即使你们 只能得到四十马克,至少也可以两个人分四分之一克药粉。”两个蒂娜反正对什么 都无所谓,她们毒瘾发作后就是这么糟糕。于是,我颇为自负地向两个外国佬走过 去,说:“你们想要这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问,五十马克,怎么样?”我指指 两个蒂娜。 他们傻笑,说:“不,要你,做爱,旅馆。” 我已经彻底放松了,根本不再好斗,就说:“不,这可不行。不过,那两个姑 娘确实是棒极了。十四岁,只要五十马克。”那个较年轻的蒂娜确实才十四岁。 外国佬很固执。我瞅瞅两个蒂娜,心里也理解了几分。两个蒂娜在毒瘾发作时 确实不怎么迷人。我走回到姑娘那儿说,没谈成。然后,不知怎么我就昏头了,把 施太拉拽到一边,对她说:“两个蒂娜这种样子反正也拉不到客,更别说是外国佬 了。咱们干脆一起去吧。咱们先勾起他们的火,再让两个蒂娜收拾他们。她们反正 总是跟嫖客做爱。咱们要一百马克,可以买半克药粉。” 施太拉马上同意了,外国佬是我们俩最瞅不上的。我们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曾经 跟一个外国佬搞过名堂。 于是,我朝那两个土耳其人走过去,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他们马上就兴奋起 来。只有戴特列夫很恼火,说:“你又拉客了。”我说:“住口!我什么也没干。 我们这儿可是四个姑娘呢。”我自以为做这事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同情。同情大概 也确实有点儿,不过,我很可能是在下意识地寻求一条转弯抹角的路,以便弄到毒 品吧。 我对其他人说,得去纽伦堡街上的诺尔马旅馆,因为那里有最宽敞的房间。在 其他旅馆,人家根本不会让我们六个人一起用一个房间。于是,我们走起来。突然, 这时又有第三个外国佬从身后凑了上来。另外两个连忙解释道:“是朋友,也去旅 馆。” 我们没说什么,收下了一百马克。施太拉带着一个外国佬去买毒品。她认识一 个毒贩子,此人在黑市上卖的半克装的毒品分量最足。等到她拿着毒品日来,我们 八个人就一起穿过陶恩岑。前边是我们四个姑娘和戴特列夫,胳臂挽着胳臂,把整 个人行道都占了。后头是三个外国佬。 不过,气氛有些紧张。两个蒂娜想要海洛因,施太拉不肯交出来。她当然是担 心两个蒂娜溜走。此外,我们想甩掉第三个外国佬,他根本没参与我们的交易。 于是施太拉转过身,指着第三个外国佬骂开了:“要是这个无赖也跟来,我们 就不干了!”她真的是用“无赖”称呼了一个土耳其人。 可是,那三个家伙手拉着手,根本不在意。施太拉说,那咱们就干脆甩掉他们 跑吧。我首先同意,因为我穿着平底鞋,三年来我是第一次穿着平底鞋跑来跑去。 这也是我跟妹妹借的。可是,随后我又有了顾虑,说:“咱们以后肯定还会碰上他 们,那时咱们就糟糕了。”当时,我确实忘记了那应当是我去黑市拉客的最后一个 下午。 施大拉很不高兴。她停下,再一次敦促外国佬。我们正好从“欧洲中心”旁边 的过街天桥下穿过。因为身后静悄悄的,我转过头,忽然发现施太拉不见了。她就 像是从地面上消失了,连同所有的毒品。外国佬随后也发觉了这一点,显得很激动。 我只是想:“真是地道的施大拉!”我大为光火,认为她肯定是进了“欧洲中 心”,就疾步跑上行人过街天桥。戴特列夫跟在我后面。两个蒂娜却走不掉了,外 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个疯子似的穿过“欧洲中心”。我拐向右边,戴特列夫拐向 左边,还是不见施太拉的踪影。我没能找到她,心里颇为两个蒂娜感到内疚。我看 见她们怎样被土耳其人拖进了一家旅馆,就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他们终于 干完了脏活儿。现在,她们至少应当得到她们渴望的那一针。我猜想能在哪儿找到 施大拉。两个蒂娜和我乘车到了库达姆大道地铁站。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黑 市这时迁到了“暖房”,在库达姆大道上面。可是我们要找到施太拉,就直奔地铁 站的公共厕所。我们刚一进门,就听到了施太拉的声音,她正在跟谁饶舌。这个厕 所里有好多扇门,但我马上就找到了施太拉所呆的那个小间。我用拳头使劲儿擂门, 叫道:“施太拉,马上打开门!不然会出事儿!” 门立刻打开了,施太拉走出来。小蒂娜打了施大拉一记耳光。施大拉已经扎过 了针,说:“在这儿,我把所有毒品都给你们,我一点儿也不要。”说完她就走了。 这当然是谎言。施太拉已经侵吞了那半克药粉的一半多,不让我们拿到。两个 蒂娜和我把那半克药粉剩余的部分和我们刚买的毒品放到一起,公平地分掉了。 在戒毒之后,这对于我已是绰绰有余了。我很吃力地离开了厕所。我们乘车去 “暖房”,施太拉又在那里。她正在为一个毒贩子拉生意。我们马上说:“过来, 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也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而且还表示了一点儿歉意。 我说:“你是最坏的坏蛋。我再也不愿跟你来往了。” 我进了“暖房”,注射了从施太拉那儿要回来的我那份毒品,又要了一杯可乐。 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整个下午我这时才平静下来,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希望戴特 列夫出现。然后,时间太晚了,于是我开始思索。 我的思索一开始很实在。我心想:“真倒霉。先是你惟一的男友甩了你,接着 又是你最好的女友哄了你。在瘾君子当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友谊。你完全是一个人, 永远孤独。别的都是幻觉。看看这一天下午为了扎一针所引起的整个恐怖吧。这没 有什么特别的。每天都是这种恐怖。” 我恍然大悟。有时候我神志很清醒,但总是吸了海洛因。要是我没扎针,那么, 我就会神经错乱。这一天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继续思索。这根本不算扣人心弦。我很平静,因为我己注射了充足的海洛因。 我没有回医院去,已经过十一点了。 我反正已经逃出来了,也没有哪一家医院愿意再收留我。医生对我妈妈说,我 的肝脏快要硬化了。如果我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继续活不到两年。戒毒咨询处那 边反正是没希望了。我根本不用再打电话去,因为他们跟医院有联系。他们不愿接 待像我这样的人也有道理。在柏林毕竟有许多吸毒者,他们乐意接受治疗却几乎找 不到床位。当然了,只有那些还有权势的人能得到治疗的床位,只有他们才有希望 戒掉毒品。而我肯定不属于这种人。为了重新脱身,我大概也开始得早了一点儿。 我心里很明白,相当清醒地作出总结,一边喝着我的可乐。我想得很实际,这 一夜我应当去哪儿?妈妈会把我拒之门外,或者第二天早上就报警,送我去管教所。 我如果处在她的地位,肯定也会这么做。我爸爸在泰国。施太拉那儿反正不行。我 不知道戴特列夫今天夜里在哪个嫖客那儿睡觉。或者,他真心戒毒,那就是在他爸 爸家里。然后,他反正是明天就要走了。总之,我连一张床都没有,这一夜没有, 下一夜也没有。 上一次,我清醒地思索时,面临着当时的两种可能性:要么彻底戒掉海洛因, 要么扎“金针”。第一种可能性可惜已经没有了。戒了五六次毒都没有丝毫成果, 这实在也够了。跟其他吸毒者相比,我既不好也不差。为什么就正好是我属于那百 分之几,能够摆脱毒品呢?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走到库达姆大道上,再乘车 到选帝侯街。夜晚,我还从来没有在选帝侯街上拉过客。吸毒女夜晚不去那儿,因 为在那儿转悠的职业妓女太多了。我不怕,很快就拉了两个客,又乘车回到“暖房”。 我有一百马克,买了半克药粉。 我不愿意去“暖房”的厕所,也不愿意去库达姆大道的厕所。那里晚上人来人 往太杂了。我又要了一杯可乐,寻思该去哪个厕所。我想起了联邦广场的厕所,那 里夜晚没有人,早晨也总是很安静。 我步行走到联邦广场,并不慌乱,很平静。这样一个空荡荡的厕所本来在夜晚 有点儿吓人,但是,不知怎么我却在这个厕所里感到很安全。它既干净又明亮。我 独自一个人使用它。联邦广场上的几个厕所是在柏林最好的。厕所里的小间很宽敞。 有一次,我们总共六个人挤进了一个小间。门的下面不是敞口的,而是一直挡到地 面。在隔墙上也没有钻洞眼。因为联邦广场上的公共厕所是柏林最好的,所以,已 经有好几个吸毒者在这里寻了短见。 没有老奶奶,没有望风的人,没有警察,没有忙乱的理由。我从容不迫,洗了 脸,梳了头,洗干净从蒂娜那儿借来的注射器。我有把握,这半克药粉就足够了。 经过最近的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药粉就足可以击倒我,现在我已经有了四分之一 克以上。我的身体想必已经被黄疽病弄得十分虚弱。我宁愿用一整克药粉,阿策当 时就是用了一整克。可是,我不能再去接两个客了。 我平静地挑选了最干净的马桶,真的很平静。我不害怕。我从来没想过自杀竟 是这么不紧张。我没有想戴特列夫,只是想我要扎的这一针。 像往常一样,我把我的随身物品散放在马桶四周,把毒品倒在从蒂娜那儿要来 的小勺上。我想了一下,现在我也欺骗了蒂娜。她现在正坐在“暖房”里,等着我 还给她注射器和小勺呢。接着我发觉,忘了带柠檬。不过,这毒品质量很好,溶化 得也不错。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一条静脉。其实,这就跟每一次扎针一样。只不过这次 是我的最后一针。第二次试时我扎中了静脉。血出来了。我把半克药打了进去。我 没来得及再抽一次,把剩下的最后一点儿药也推进去。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心先被撕 裂了,然后就是头上的颅盖彻底爆裂了。 等到我又醒过来,外面已经天光大亮,汽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喧闹声。我躺在马 桶旁边,从胳臂上扯下针筒和针头。我想站起来,可是发现右腿不知怎么麻木了。 我可以动弹,但是关节里痛得要命,尤其是大腿关节。我把门打开一些,先是爬, 然后撑起来。我可以用一条腿顺着墙跳跃。 在厕所前面有两个男孩,约莫十五岁,缎子茄克衫,紧身牛仔裤。是两个小同 性恋。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性恋。当我像一个幽灵似的从厕所里蹦出来时,他们扶住 了我。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其中一个说:“你搞什么名堂?”我不认识他们,但是, 他们在车站见过我。两个男孩把我扶到一张长椅上。那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十月早晨。 一个男孩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同性恋总是抽‘万宝路’或者 ‘骆驼’。这大概是广告上有同性恋的缘故吧。”我不知怎么挺高兴,用了半克药 粉居然没死成。 我告诉两个男孩,施太拉怎么骗了我,我怎么注射了半克毒品。他们很友好, 问他们该把我送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叫我心烦,因为我不愿意多想。我说,就让我 在长椅上坐着好了。可是我冷得发抖,他们认为还是得送我去看医生,因为我跑不 了路。 我不愿意去看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相当热心的人,是医生,也是同性 恋,可以送我去他那儿。那个人是同性恋使得我放心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信 任同性恋。男孩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到那个同性恋医生处。那个人确实热心, 马上让我躺到他的床上,给我作检查。他想跟我谈谈扎针的事,但是我不愿跟任何 人谈。我请求他给我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安眠药以及几片别的药。 接着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往后的两天,我大多是昏沉沉地睡。当我的头脑 第三天又开始工作时,我挺不住了。我不愿意思考。我尽量控制自己,不多想,不 发火。我集中心思在两个念头上:“亲爱的上帝还不想让你交出勺子”和“下一次 你肯定得要一整克”。 我想要出去,去黑市,弄一包药粉来,不去多想,直到真正的“金针”。我还 是不能跑路,那个同性恋医生很为我担心。他发觉我站不住,还给我弄来了拐杖。 我架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起来,走到半路上就把它扔了。我不愿意架着拐杖在黑市 上露面。要是我当心,没有拐杖我也能蹒跚而行。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车站,先拉客。马上就有个外国佬过来了。他不是土 耳其人,是个希腊人。其实,我并不反对外国佬。芭布丝、施太拉和我缔结的那个 古怪的君子协议,说我们永远也不跟外国佬打交道,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对什 么都无所谓了。 也许我还抱有希望,以为妈妈说不定会到车站来找我。只要她想找我,就肯定 会来火车站。因此,我也就没有去选帝侯街。但是,我又觉得不会有人再找我了。 我想了一会儿,这也好,比妈妈仍在等我好。 我买了毒品,给自己扎了一针。回到火车站,我需要钱,以防万一拉不到客没 处过夜,不得不去找旅馆。 后来,我在火车站碰到了洛尔夫,戴特列夫以前的那个老主顾。过去我常去他 家过周末。最近几个星期,戴特列夫又住在洛尔夫那儿了。不过,洛尔夫已不再是 嫖客,他也早就吸海洛因上了瘾,来火车站拉客了。二十六岁了还要拉客,他也活 得相当艰难。我向洛尔夫打听戴特列夫,洛尔夫哭起来。对,戴特列夫正在治疗。 没有了戴特列夫,真该死!总之,洛尔夫觉得活着没意思,也想戒毒,他爱戴特列 夫,想寻短见。总之,全是吸毒者的唠叨。关于戴特列夫的废话弄得我很恼火。我 不明白,这个穷困潦倒的同性恋到底对戴特列夫有什么权利。他一心希望戴特列夫 治疗失败,再回到他身边。他甚至给了戴特列夫一把房门钥匙。我听见这个就冒火 了:“你真是个讨厌的蠢货,给戴特列夫钥匙,好让他知道在治疗中不好过的话能 够去哪儿。要是你真的喜欢他,就应该竭尽全力支持戴特列夫戒毒。然而,你只不 过是一个下流的同性恋混蛋!” 洛尔夫毒瘾正发作,因而我能轻而易举地收拾他。随后我也和气些了,因为我 突然想到,我也可以睡在洛尔夫那儿。我告诉他,如果让我去他那儿睡觉,我就为 他拉一个客,还给他买毒品。洛尔夫很高兴我愿意去他那儿睡。他只还认得两个人: 戴特列夫和我。“ 后来,我就跟他睡在他那张法国式的床上。其实,我跟他挺合得来,因为戴特 列夫不在。他是个很可怜的家伙,尽管我觉得他很恶心。 于是,戴特列夫的两个相好就一起躺在那张法国式的大床上。洛尔夫每天晚上 都是那一套唠叨:他是多么爱戴特列夫。他总是在入睡前开始大哭。这使我烦躁, 可是我闭住了嘴,因为我需要洛尔夫床上的这个位置。当他胡扯他们戒毒后要给戴 特列夫布置一套漂亮的住房时,我什么也没说。我反正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此外, 我有时也对自己说,我们对洛尔夫的不幸也负有责任。如果他没有遇上我们,就仍 然是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同性恋起重机手,只是偶尔到酒家去借酒消愁。 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拉客,扎针,拉客,扎针,夜晚听洛尔夫的蠢话。然 后,清晨我很早就醒了,因为有人打开了门,在走廊上乒乒乓乓。我以为是洛尔夫, 就呵斥道:“哎呀,轻点声,我要睡觉!”可是,紧接着是戴特列夫进了屋。 热烈拥抱,喜出望外,一直到我忽然想起来:“哎呀,你是从治疗中跑出来的!” 他点点头,然后讲了为什么。 像每一个新招收的人那样,戴特列夫也得先值勤三个星期,叫大家起床,要准 时准点,这对于每个吸毒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清早,要总是在同一时刻醒来,然 后立即行动,也就是叫醒别人,这恐怕是要求一个吸毒者最难的事了。因此,他们 在治疗中就这样要求,以便把他们那为数不多的治疗床位留给真正有毅力的人。总 之,戴特列夫没有经受住考验,耽误了三次,不得不收拾行李走人。 戴特列夫说,在治疗中他其实挺满意,确实相当严厉,但是,下一次他会坚持 下来。现在,他要尽可能不沾毒品,然后再去申请一个治疗的床位。他说,我们在 黑市上很熟悉的几个人也在那里,例如弗朗克。他的朋友英戈死时刚十四岁,像芭 布丝一样。 我问戴特列夫,现在他想怎么办。他说:“先去弄一针来。”我请求他也给我 带点儿毒品。两个小时以后,戴特列夫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以前的嫖客,叫皮可。 皮可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放到桌子上。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竟是满满一 袋毒品!十克!这辈子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洛因。等到我停止了惊讶之后,我 就问戴特列夫:“你疯了?把十克药粉拿到住处来!” 他说:“当然没有。我现在开始做生意了。” 我问:“你或许已经想到过警察?要是他们抓到你,你准得坐班房。那么,你 就得坐好几年!” 戴特列夫说:“我现在没工夫去想警察。现在,我得先看看怎么渡过难关。你 就别再烦我了。” 他马上动手用小折刀把药粉分成若干份,再把它们堆放到小张的锡纸上。我发 觉锡纸裁得太小了,就说:“你注意,伙计,众人都愿意被人哄。你得用较大的小 包,装上同样多的毒品,再把它尽量摊开,那样看上去就会显得多一些。人们总是 看外观。你想想洗衣粉嘛。大袋包装,可是里面只装了三分之二那么满。” 戴特列夫说:“别烦我。我装得特别多。人家会觉察到这一点,然后就会传开, 说我这儿小包里的药粉特别多。” 然后,我才想到问他:“你说说,这些毒品到底是谁的?”当然是皮可的,那 个矮个儿小偷。以前他专门靠溜门撬锁维持生计,现在他刚从牢里出来,缓刑,想 利用乐于助人的傻乎乎的戴特列夫挣点儿外快。他从波茨坦街的皮条客那里得到毒 品,据说那是他的牢友。皮可按批发价买下来,只不过他自己不愿意去卖,就转让 给戴特列夫。皮可对海洛因黑市一无所知,他只酗酒。 等到戴特列夫分装完了,我们把他搞好的四分之一克、半克和一克的小包都归 拢到一起。在数学方面我从来就不能干,但我还是比戴特列夫先算出了所有的小包 加起来只有八克。他往小包里装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要是像他这样做生意, 自己就得亏损两克。 于是,他又把所有药粉都放回到透明的袋子里。这时,纸上当然沾了一些。这 点儿我可以刮下来自己享用。 然后,戴特列夫再包成较大的小包,像个疯子那样用啤酒瓶把药粉擀宽,这样 看上去才显得更多。他只包四分之一克的小包,最后实际上得到了二十五包。 随后,我们先试用了两小包,试试毒品怎么样。是真正优质的海洛因。 一到晚上,我们就带着药粉去“暖房”。我们把大部分货都藏好,把它们埋在 “暖房”后面的垃圾桶旁边。我们口袋里总是顶多只有三小包。万一碰上大搜捕, 他们不能把我们定为贩毒分子。情况很顺利,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卖掉了五克。而 且很快就传开了,说毒品质量好,分量公道。只有施太拉埋怨我们的毒品不好,但 随后她也跑来,要求为我们代销。我这个傻瓜答应了她,只要脱手五小包四分之一 克的药粉,她自己就可以得到一小包。结果,我们当然就没有剩余了。我们卖毒品 从皮可那儿根本得不到一分钱。每卖掉十克,我们只得到一克半药粉。可是,我们 还得付报酬给我们的代销者。也就是说,贩毒刚好能满足我们自己每天需要的海洛 因。 皮可每天早上来结账。我们大多是晚上结款两千马克左右。这对于皮可就是一 千马克的纯收益,因为从中间商到批发商的差价是百分之百。而我们却只得到一克 半海洛因。皮可几乎没有风险,除非我们去告发他。 皮可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威胁说,如果我们被捕,向警方说出一个字,那 就可以马上定购棺材了。波茨坦街上他那个同伙会办好这件事,即使在牢里也逃不 脱。他们到处都有爪牙。他还用他那些拉皮条的吓唬我们,以防我们不老实结账。 我们相信他的每一句话。我反正特别害怕那些靠妓女过活的男人,自从他们拷打了 芭布丝以后。 戴特列夫不愿意领悟到皮可在盘剥我们。他说:“你还想要什么?最主要的是 你不用再去拉客了。我不愿意你再去拉客,也不愿意再见到那些臭嫖客。总之,你 还想要什么?” 大多数街头小毒贩跟我们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他们也从来都凑不够钱向中间商 一下子买十克。此外,他们也没有关系。我们又怎么能接近波茨坦街上的那些皮条 客呢?街头小毒贩自己就有毒瘾,因此通常都需要一个中间人,只要用毒品付给他 们报酬就行。吸毒成瘾的小毒贩都是可怜虫,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坐牢。警察们不会 抓到像皮可这样的人。要是警察拘捕了一些毒贩,那些家伙从来都不难再找到新的 街头小毒贩。差不多每一个吸毒者都乐意为一天扎两针而贩毒。 在“暖房”贩毒几天之后,我们觉得太烫手了,因为不断有便衣警察来转悠。 我反正己几乎受不了那种紧张。于是,我们又重新组织了一下。我继续在“暖房” 拉生意,戴特列夫在施泰格利茨车站等候。要是我拉到了一个主顾,就打发他到施 泰格利茨车站去。 一个星期后,戴特列夫口袋里揣着毒品又在“暖房”附近晃荡,一辆汽车突然 停了下来。一个家伙问,去动物园车站怎么走。戴特列夫慌了手脚,拔腿就跑,把 毒品随便往灌木丛里扔。 等到我们又凑到一起时,戴特列夫说,打听动物园车站的那个人肯定是个警察, 因为没有哪个人不知道火车站在哪儿。 情况很糟。现在,我们觉得在每一辆汽车里都有警察,在选帝侯街上转悠的每 一个人都像是警察。我们不敢去找被戴特列夫扔掉的毒品。我们寻思,警察也许正 等着我们去找呢,正好给我们定罪。 我们走进阿膝涅一格里尔街去商量。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法跟皮可结账,因为 毒品全丢了。他反正不会相信我们说的故事。随后我想出个主意,告诉他,就说我 们被外国佬骗了。外国佬把我们的所有毒品和钱都骗走了。 我说:“反正是哄皮可,咱们可以把已经得到的钱也花掉!我们得不到一分钱, 而这个同性恋混蛋却每天靠我们净赚一千马克!我反正觉得这是卑鄙的行为!我至 少也得买点衣服穿嘛。我根本就没有暖和的衣服。我总不能整个冬天都穿着从医院 逃出来时的旧衣服东奔西跑!” 我们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戴特列夫却还是不想认识到这一点。最后他总算 明白了,我们到底是交给皮可两百马克还是连一分也不给,其实一个样。 第二天清晨,我们很早就去了跳蚤市场。如果我看上了某件旧衣服,先是戴特 列夫穿,然后是我穿。我们只想买一些我们俩都能穿的衣服,以便偶尔换着穿。最 后,我买了一件旧的黑色兔皮茄克衫,戴特列夫穿上它显得很秀气。然后我们还买 了香水、一个音乐闹钟和其他旧东西。不过,我们并没有把钱花光,因为我们不忍 心毫无理智地买回一些昂贵的废物。我把钱藏了起来。 我们刚刚回到洛尔夫家,皮可就来了。戴特列夫说他还没扎针,在他结账之前 必须先扎一针。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像往常那样一起床就扎过针了。戴特列 夫害怕跟皮可耍花招。 皮可说“行”,就读起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来。戴特列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药 粉。他马上就打起呼嗜来,没有能先把针头拔出来。 我想,他马上就睡着了并不奇怪,因为他先前已经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我把注 射器从他的胳臂上拔出来,因为如果让注射器留在那儿,血就会在针里凝结,然后, 就根本弄不出来了。我觉得那就倒霉了。这可是我们的最后一支注射器。当我用棉 团和酒精给戴特列夫擦干净针眼时,我发觉他根本没反应。我举起他的胳臂,一放 手,它又有气无力地落下来。我摇晃戴特列夫,想弄醒他。这时,他从沙发椅上滑 了下去。他脸色发灰,嘴唇发青。我扯开他的背心,试着摸他的心跳。可是,我己 经感觉不出他的心跳了。 我穿着内裤和背心从屋里冲到走廊上。皮可在后面喊:“别胡说!”我按铃叫 出了一位退休老太太,说道:“我必须马上打电话报警!”我拨通了报警电话就说, “我的男友没气儿了,是吸毒过量。”我把地址通知了警察,这时皮可进来叫道: “住口吧!他已经醒了。”于是我连忙对警察说:“不,谢谢,您用不着来了。报 警有误。”说完就挂断了。 戴特列夫仰面躺着,睁开了眼睛。皮可问我是否在电话里提到毒品并且说出了 地址,我说:“不,没直截了当说。我相信,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明白。” 皮可说:“你是个愚蠢的、神经质的臭女人!”他手忙脚乱地对付戴特列夫, 打他耳光,命令戴特列夫马上站起来。我说,让戴特列夫安静一下吧。于是他又叫 道:“住口,蠢女人,给我拿水来!”等到我从厨房回来,戴特列夫已经站起来了, 皮可正在催促他。我很高兴戴特列夫又站了起来,就想拥抱他。戴特列夫用力推开 了我。皮可把水泼到他脸上,说:“起来吧,小子,咱们现在得赶快走!” 戴特列夫脸色依然发灰,几乎站不住。我叫他赶紧再躺下,皮可又喊:“住口!” 戴特列夫说:“我没工夫了。”皮可扶着戴特列夫,他们走出了房子。 我根本闹不明白了,浑身抖得厉害。也真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戴特列夫死了。 我躺到床上,试图集中心思看一本恐怖小说。接着门铃响了起来。我透过门上的猫 眼窥视,警察就站在门前。 我完全昏了头,没有跳窗而逃,却打开了门。我说,是我打的电话。这套房子 属于一个同性恋,他出门旅游去了。今天早上有两个年轻人来,往胳臂里注射什么, 一个昏倒在地,我就给警察打了电话。 警察随后想知道那两个人叫什么,长什么模样,我就随便瞎说了一通。他们记 下了我的简况。过了不多久,来了回答,一个警察说:“喏,你也一起跟着走吧。 己经有人申报你失踪了。” 警察们还不错。我获准把两本恐怖小说装进我的塑料袋,又给戴特列夫写了一 封信。我写道:“亲爱的戴特列夫,你可以认为我先进去了。进一步的消息不久即 告。吻你,你的克莉丝蒂安妮。”然后我用粘胶带把它贴在了房门上。 他们先带我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派出所,然后又送我到了一个集合地点。在那 里我进了一个小间,就像美国西部片里那样,真的是用铁栅栏隔开而不是用墙。栅 栏门关上时也像《道奇市的治安官》那样发出同样的噪声,上锁时也同样发出“啪” 的响声。我站在那儿,双手握住两根铁条,气氛令人沮丧。我不愿去想这是多么令 人沮丧,就躺到木板床上睡着了,因为我还迷迷糊糊。不知什么时候给我送来了化 验小便的容器,还有一个垫在下面的桶,以免我把尿溅到外面。谁正好经过这里都 可以看到我怎么撒尿。这一整天我既没吃也没喝。 傍晚,我妈妈来了。她走过铁栅栏时没有看到我。她先跟警察说了些什么,然 后门就打开了。妈妈说“晚上好”的时候就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然后紧紧地挽住 我的胳臂。克劳斯,妈妈的男友,坐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妈妈从后面推着我上了 汽车,随后坐到我旁边。没人吭声。克劳斯显然是走错了路,我们纵横交叉地穿过 柏林城。我心想:“真笨,连去克劳伊茨贝格的路都找不到!” 我们在一个加油站那儿停了车。我告诉妈妈,我饿了,问能否给我买三个面包。 她下了车,给我买来了三个。 吃完第二个面包,我就难受起来。克劳斯不得不停下车,让我呕吐。我们开上 了北高速路,这时我才知道是开往别处。我心想,去一家教养院?那么我很快又会 逃走。随后,我看见了“特格尔机场”的指示牌,心想:“这大概是最严厉的措施 了。他们想把我赶出柏林。” 我们在机场下了车。妈妈马上又紧紧地抓住了我。这时,自从我们见面以来我 第二次开口说话了:“请你现在放开我。”我说得很慢,强调了每一个词。随后她 确实放开了我,但仍然紧贴在我身边。克劳斯殿后,也一直保持着警惕。我听凭他 们摆布。随他们做什么吧。我反正是不可救药了。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妈妈随后 领着我走向一个出口,那上面标着“汉堡”的字样。我四下张望,看是否有机会溜 掉。不过,我反正已毫无主见,无力逃走了。 汉堡,这是当头一棒。在离汉堡大约五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住着我的奶奶和 一个姑姑,还有一个姑父和一个表弟。他们在我眼中是道地的庸人。整幢房子干净 得就像是地狱,一尘不染。我在屋里一连好几个小时打着赤脚走路,到晚上脚还是 那么干净,用不着洗。 在飞机上我装作好像在读我的恐怖小说的样子。我也确实读了几页。妈妈依然 沉默寡言,还是没有告诉我到哪里去。 当空姐开始背诵她那些套话,祝我们航行愉快时,我发觉妈妈哭了。然后,她 开始极快地说话,说她完全是为了我好。她最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死在一个厕所 里,两腿扭伤,身边到处都是血。是一个毒贩子打死了我,让她去认尸。 我一直认为妈妈有特异功能。如果晚上她说:“孩子,留在这儿,我有一种不 祥的感觉。”那么,我就会正好赶上一次大搜捕,或者上当受骗,或者是别的什么 恐怖事儿。现在我不禁想到了皮可,我们坑了他,还想到了他那些拉皮条的朋友。 我想,也许我妈妈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别的我不想,也不愿意多想。自从那次扎 “金针”失败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多想了。 在汉堡的机场上,我跟妈妈和来接我们的姑姑进了餐厅。我妈妈得马上再乘下 一个航班回去。我要了一份“佛罗里达小伙酒”,可是这家豪华的餐厅里居然没有。 我心想,连“佛罗里达小伙酒”都没有,汉堡该是个什么样的穷乡僻壤呀!我什么 也没喝,尽管我这时候渴得要命。 然后,妈妈和姑姑一起给我上了一堂课。她们用半个小时描绘了我将来的生活。 现在我要好好上学,结交新朋友,然后当学徒,要是能找到职业,就回柏林去。总 之,事情对于她们就是这么简单。在道别时妈妈又哭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