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丝蒂安妮的母亲的谈话 我这一整天不得不极力克制着自己。在飞回柏林的返程途中,我哭出了最近几 个星期以来我心头的紧张。我既难过又轻松,难过是因为我不得不离开了克莉丝蒂 安妮,轻松是因为我终于让她摆脱了海洛因。 这一次,我终于确信自己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在纳尔阔农治疗失败后我就认 识到,从长远来看,克莉丝蒂安妮只有一个幸存的机会,那就是让她去根本没有海 洛因的地方。克莉丝蒂安妮住在她爸爸那儿时,我获得了一点距离和安宁。我越来 越明白,她留在柏林会彻底堕落下去。虽然我的前夫向我保证,克莉丝蒂安妮在他 那儿已经戒了毒,我却不以为然。可是我设有想到,我对克莉丝蒂安妮生命的不安 还会进一步加剧。在她的女友芭布丝死后,我就再也没有片刻的安宁了。 我要把克莉丝蒂安妮立刻送到百德的亲戚那儿去,可是她爸爸不允许。因为克 莉丝蒂安妮正住在他那儿,他通过一项暂时的规定取得了居留决定权。我的所有话 都无济于事,他不予谅解。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我的体验,也许是因为他不肯忍受 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对克莉丝蒂安妮的起诉书。由于违犯了麻醉剂法,要对她起诉。 戒毒部门的施普克夫人在电话里已经跟我打了招呼。她安慰我说,千万不要因为克 莉丝蒂安妮而光是责怪自己。“吸毒者咎由自取,”她说,“每个人吸毒都是由自 己决定的。”她认识许多出身于良好家庭的吸毒者,他们也同样出庭受审,我用不 着折磨自己。 在起诉书中作为指控克莉丝蒂安妮的证物,也包含了一小包我在她的房间里找 到的海洛因,我觉得这是卑鄙的。当时,我在激动之中给施普克夫人挂了电话,施 普克夫人假惺惺地请我把这个小包寄给她化验。我当然没料到我发现的东西会用来 指控克莉丝蒂安妮。当时她还说:“您在信上别写邮寄人,那么,人家就证明不了 什么。” 像克莉丝蒂安妮这样的年轻人由于吸毒成瘾而被审判,我认为不对头。克莉丝 蒂安妮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她只不过是毁了自己。谁又愿意对此进行审判呢?更不 用说,还没有一个吸毒者在监狱里被治好,这是谁都知道的。 起诉书使我又多了一个理由,赶快把克莉丝蒂安妮送到西德去。我突然变得果 断了。我去了监护权咨询处,给他们详详细细地说明了整个情况。第一次有人在一 个公务部门里仔细地听我讲。那位主管的公务员蒂尔曼先生也同样认为,最好是让 克莉丝蒂安妮去百德得到很好的照料。他也想设法为克莉丝蒂安妮安排一个治疗的 床位,因为很难预料,要多久他才能帮我重新要回对克莉丝蒂安妮的居留决定权。 他能比较容易地迫使我的前夫同意让她去治疗。这些我明白。这些都不是空洞的许 诺。我感到了蒂尔曼先生在积极地为克莉丝蒂安妮尽力。 在我与蒂尔曼先生商谈之后不久,下午,克莉丝蒂安妮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她 又是刚从戒毒咨询处来。她完全垮了,注射了海洛因,大谈自杀和扎“金针”。我 只是安慰她,送她上床。然后,我马上给蒂尔曼先生打电话,他迅速赶来了。我们 与克莉丝蒂安妮一起制汀了一个具体的计划:克莉丝蒂安妮应当先到精神病院戒毒, 随后再在治疗机构得到一个床位。戒毒咨询处答应给她安排。此外,蒂尔曼先生也 为了克莉丝蒂安妮的事与治疗机构进行了联系。 克莉丝蒂安妮显得一切都听天由命。蒂尔曼先生很快就办妥了必要的手续。我 们在青年精神病医生和签发住院证明的官方医生那儿安排好了预约。 然后,蒂尔曼先生带着证明去找克莉丝蒂安妮的爸爸,对他施加压力,直到他 同意了我把克莉丝蒂安妮送进医院。 两个星期以后,克莉丝蒂安妮被转送到鲁道夫·菲尔肖医院,因为她的霉菌病 要在那里动手术。我的出发点当然是这样:把一个有毒瘾的孩子在监护下从“宁静 牧场”送到菲尔肖医院去动手术,继续在那里照料一切。可是,他们只是把克莉丝 蒂安妮送到了那里,别的就全部不管了。这样,克莉丝蒂安妮就得以不受阻碍地溜 之大吉。 我对这种可能会使一切都成为泡影的漫不经心非常痛心。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对这些机构失去了最后的信任。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的 孩子和你,我对自己说。蒂尔曼先生试图给我鼓起新的勇气,我也对他很信任。 幸而,克莉丝蒂安妮出走的时间不算长。第二天晚上,她就回到了我这儿。她 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她已经又注射了海洛因。我没有厉声责骂她。我对她已 经不再那么凶了。先前,我经常对克莉丝蒂安妮发泄我的怒气,因为我对自己没有 能力帮助她感到绝望。现在她又来到了我身边,我拥抱她,我们平静地交谈。 克莉丝蒂安妮愿意无条件地继续遵循我们跟蒂尔曼先生制订的计划。我说,那 好,咱们就这么做吧。不过,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要是她再做一回蠢事,就没 有商量地让她去西德。她对这点已铭记在心,向我作了保证。 这些天,她一直按时去戒毒咨询处。 她真的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治疗的前景上。有时她要等上几个小时,然后才轮到 她。在家里,她就坐下来为办理治疗手续写她的简历。 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治疗的床位似乎已经万无一失,应当接纳她的医疗机构 也已经确定下来。我们已在谈论她可能无法在家里欢度圣诞节,因为这时候已经是 十一月初了。 她爸爸也认识到了他的努力不成功,不再阻挠了。真是曙光在望。偏偏在这时 候,克莉丝蒂安妮的第二次黄疽病发作了。一夜之间,她突然发高烧到差不多四十 一度。第二天上午,我送她去施泰格利茨医院。克莉丝蒂安妮脸色蜡黄。她站立不 稳,在走廊上慢慢挪步。女医生在检查之后说,克莉丝蒂安妮由于滥用毒品已经患 有肝阻塞,但可惜无法留她在这儿住院,因为施泰格利茨医院没有隔离病房。这话 不对,后来我打听到:施泰格利茨医院有一个二十五张病床的隔离部。实际上是这 家好医院不愿收治吸毒者。那个女医生总算为我们安排了第二天上午去鲁道夫·菲 尔肖医院的住院预约。 克莉丝蒂安妮的黄疸病在几天之内就消退了。她很快又活泼起来,期待着接受 治疗。甚至连技术大学戒毒咨询处的顾问也来看望她。我们依靠团结的力量使她坚 持下来了。我已很久没有这样满怀自信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克莉丝蒂安妮的女友施太拉来看她的那一天。尽管我恳切地请 求过病房的护士,除了戒毒顾问之外,不要出于好心让任何人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 下看望克莉丝蒂安妮。 可是,我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带着戴特列夫去过一次。克莉丝蒂安 妮非常希望见到他。戴特列夫从他实行戒毒的那所监狱里保释出来了。现在,他也 弄到了一个治疗的床位。我准许了这两个人再见一次面。他们彼此相连,我想,如 果他们知道了对方也在治疗,或许能互相支持吧。唉,我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克莉丝蒂安妮很快就溜出去了一个下午。晚上下班后我去看她,她刚刚回来。 我看出她已注射了什么。光是这个还不至于气坏我。可是,她竟想欺骗我,说她只 是想在纪念教堂那里吃点儿面条。她又撒了谎——我的两条腿简直站不住了。 我请求病区的护士让我留在克莉丝蒂安妮身边,愿意交纳陪床费。护士说,可 惜这不行,以后她会留神的。三天以后,下班后我又去看她,那个护士却迎着我走 过来说:“您的女儿不在。” “哦,我可以知道她去了哪儿吗?”我问。 “这我们可不知道,她得到允许去公园里散步,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实在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回到家,我躺到客厅的电话机旁。晚上十一点 二十分,医院打来电话,说克莉丝蒂安妮又回去了。护士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 震惊,她们代表着这一立场:“如果她要逃,那就逃走好了,这是她的事。我们这 里治过的吸毒者已经够多,他们全都跑光了。”第二天,我斥责那个护士,人家就 是这么跟我讲的。 那个女医生似乎也对这一切相当冷漠地听之任之。她仅仅向我解释,她对此也 无法施加影响。如果克莉丝蒂安妮再一次违犯院规,她就会由于不守纪律而被打发 出院。肝部穿刺的分析结果已经得出,要是她再这样继续下去,顶多只能活到二十 岁。她想要就此严肃地劝劝她,此外,更多的话可惜就不能多说了。 第二天晚上,从医院打来了一个电话,克莉丝蒂安妮又不见了。于是,我整夜 都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度过。克莉丝蒂安妮根本没回来。她消失了两个星期,一点 音信也没有。 开头两三天,我还跟我的男友一起出去找她,穿过所有的迪斯科舞厅和地铁车 站。然后,我不得不把她的物品从医院取了回来。当我带着她的包回到家,取出我 送到医院的书籍和杂物时,我第一次到了只能对自己这么说的地步:喏,现在你让 她自个儿去碰个鼻青脸肿吧。 我对自己说:好吧,既然她不愿意改变,那就让她看看会走到哪一步吧。我停 止了再搜寻她。我委屈得无法形容,她应当感觉到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到底还能 坚持多久,不得而知。 我向最近的派出所申报她失踪,并且给警官留下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不知哪一 次大搜捕时,他们就会抓住克莉丝蒂安妮。然后,我要陪她登上下一个航班,送她 去百德。 十四天之后,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接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派出所打来的重 要电话。电话里的警官非常友好,尽管克莉丝蒂安妮在派出所里大吵大闹。我请求 那个警察,请他扣住克莉丝蒂安妮,下午我就去接她,然后马上乘飞机送她去百德。 我订好了机票,一张给我自己的往返票,一张给克莉丝蒂安妮的单程票。当我 说出这话时,心里感到一阵刺痛。然后,我又跟亲戚们通了电话。 下午,一切都办妥了。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捎上了我的男友。我想,如果她 坐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她就无法跳下车去。 克莉丝蒂安妮一言不发。我也不做声。我说不出话来。 在机场上,我膝盖发抖,心跳到了喉咙眼儿。克莉丝蒂安妮仍然一声不吭。她 根本不理我。一直到飞机起飞,她都是默默地坐在她的座位上,咬着手指甲,看她 随身带的一本小说。她一点儿也不打算逃走。 我们已坐在飞机上,我才松了一口气。起飞时她从舷窗往外看,天已经黑了。 我对她说:“喏,现在结束了,吸毒这一章结束了。你去埃弗琳姑姑那儿。我希望 你能在那儿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 ※ ※ ※ ※ 在姑姑和奶奶那儿,我的毒瘾发作了四天。等到我又能爬起来,就马上穿起了 我那套行头,从兔皮茄克到超高跟的靴子,打扮成吸毒女的模样。我化了妆,牵着 姑姑的狗走进树林。每天早上,我都打扮成像是去黑市的样子,然后跑到树林里去。 鞋的高跟陷在沙子里,我跌跌撞撞地走不了几步就摔跤,把膝盖碰得又青又紫。可 是,当奶奶要带着我去买东西,想送给我一双“跑鞋”时,我一听到“跑鞋”这个 词就感到厌烦。 我渐渐发现,刚刚三十岁的姑姑挺能聊天。但我不能跟她谈我实际遇到的难题。 不过,我也不想谈这些,我根本不愿意去想它们。我的真正难题就是毒品海洛因以 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戴特列夫,黑市,库达姆大道,过毒瘾,无需动脑筋,自 由自在。没有海洛因,我也尽量不去想得太多。我所想的一切,就是很快我就要逃 走。可是跟以往不同,我一直没制定一个逃走的计划。我让这事儿往后拖。我心想: 总有一天你会逃走。很可能我并不想真的逃走,因为我对过去两年里我所理解的那 种自由很害怕。 姑姑把我完全束缚在禁令之中。我已经十五岁了,可是,如果外出就必须在九 点半钟准时回到家。从十二岁起,我就没受过这个了。这些禁令使得我十分烦躁, 但奇怪的是我几乎总是遵守。 圣诞节前我们去了一趟汉堡,去买圣诞节物品。一大早就出发了,纯粹逛商店, 真让人厌烦。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们挤过那些由庸人组成的人群。他们到处抢购物 品,在他们的厚厚的钱包里翻寻。我奶奶、姑姑、姑父和表弟不停地穿上衣服又脱 下。给赫德维希姑姑和伊达姑姑,给约亨,给某某先生和某某女士,他们怎么也物 色不到合适的礼物。我的姑父还需要买几双鞋底自己动手钉,也需要买一些汽车上 用的物品,这些在商店里都比较便宜。 奶奶个子矮小,在商店里东奔西走,不断地消失在人群里。然后大家就开始寻 找她。有时我找不到大伙儿了,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溜走。我已经核实了,在汉 堡的蒙克贝格街有一家黑市。我只需从一家商店跑出去,再跟几个瘾君子扯几句, 然后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不知怎么没那么做,因为我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 么,尽管我对自己说:“在你变成像他们一样,只知道购物和逛商店之前,你还不 如死在某个厕所里。”我相信,要是这时候有个吸毒者过来,跟我攀谈,那么,我 就走掉了。 不过,其实我并不想走。因此,我对我的亲戚们说了好几遍:“我已经受不了 啦。现在回家去,然后,你们甩下我再来买吧。”这时他们盯着我,好像我是个疯 子似的。要知道对他们来说,圣诞节购物大概就是这一年的高潮了。 晚上,他们发现汽车不见了。我们在停车场里一层层地查找,还是没找到汽车。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突然成了一个集体。大家七嘴八舌,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建议,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重新找到那辆该死的汽车。我 跟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我觉得这整个事儿很滑稽,总忍不住笑,而其他人却越来越 恐慌。当时天气相当冷,大家都冷得直哆嗦。只有我不在乎寒冷,因为我的身子已 习惯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最后,姑姑呆在卡尔施塔特商厦入口处的暖风下面,一步也不愿意再挪动了。 姑父不得不在暖和的风口下面把她用力往前拖。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汽车,大家 都喜笑颜开。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很舒服,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个也包括我在内 的家庭之中。 我有点儿适应了,至少我尽量这么做。但是这很不容易。我在说每一句话时都 得十分留心自己说了什么。在说每一个词时都得小心。如果“他妈的”这个词脱口 而出,我奶奶马上就会说:“这么好一个姑娘,却说这么脏的一个词。”接着也许 还会展开一场讨论,就因为我感到厌烦,直到最后我发起火来。 圣诞节到了。这是两年来的第一个圣诞夜,我重又在一棵圣诞树下庆祝。前两 次圣诞夜我都是在黑市上度过的。我不知道是否该为圣诞树而高兴,但是,我决心 振作精神,至少对圣诞礼物表示高兴。后来,我真的为那些礼物感到心花怒放。我 还从来没有在圣诞节得到过这么多的礼物。但是我不知怎么就算起账来了,就像我 粗略估算的那样,这一切都花了多少钱,然后再换算成四分之一克的海洛因。 我爸爸也来一起欢度了圣诞节。像以往一样,他在家没呆多久。在圣诞节的那 两天,他晚上带我去了一家青年迪斯科舞厅。每一次我都灌了六七杯可乐甜酒,然 后在吧凳上睡着了。爸爸很高兴我现在能喝烧酒了。我曾经对自己说过,你在某个 时候会习惯村里的青年,也会习惯这里的迪斯科音乐。 第二天,爸爸飞回了柏林,因为那儿晚上有一场冰球赛,那时我爸爸已成了冰 球迷。 圣诞节假期过后,我就得去上学了。我进了初中的九年级。我害怕上学,实际 上我已经有三年没好好上课了。去年,我只是去了几个月,因为其他时间都是在生 病,或者正好在戒毒,要不然就是旷课了。不过,上课的第一天我还算满意。全班 同学在教室里往一面空空的白墙上画一幅画。我当即获准一起参加。我们画了漂亮 的老房子,就像我的梦中新居那种样子。房子前面全是快乐的人们,在路上还有一 棵棕榈树,村旁拴着一只骆驼。一幅很出色的画,我们在画的上头写道:“大路下 面是海滩。” 后来在青年俱乐部,我发现了一幅类似的画。画的下面有另外一条说明文字: “不要悲伤和喝酒,拿起镰刀和斧头!”在青年俱乐部里是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 定调子。 我很快就发觉,乡下和我们村附近小镇上的青年人对现实也不是很满意,即使 在表面上跟柏林有许多不同。在学校里早已没有那么多喧闹。大多数老师都还能贯 彻自己的意图。大多数青年人穿衣服也还规规矩矩。 我要完成学业,尽管我缺了很多课。我一定要做到至少读完初中毕业。自从小 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做了作业。过了三个星期,我在班上已经适应了,感觉到自 己能坚持到底。 一天,我们正在上烹调课,我忽然被叫到了校长那儿。他坐在他的写字台后面, 正在一个文件夹里烦躁地翻找什么。我很快就看出了这个文件夹是我的档案,大概 是刚从柏林寄来的。我明白了,在这份档案里装着关于我的所有材料。青年福利局 在某个时候通知了我在柏林就读的那所学校。 校长先是轻轻咳了一声,然后说,很抱歉,他不能留我在这所学校里继续读书 了。我不符合这所中学的要求。我的档案想必使得这个家伙很不安,他竟然叫人把 我从课堂上直接找来了。为了把我从他的学校赶出去,他甚至不能等到放学的时候。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说不出话来。这位校长要我马上就走人,在下一次课间 休息时就去找另一所职业中学的校长。我完全麻木了,就像失去了知觉似的到了那 所学校。等我见到了那位校长,我不禁放声大哭。那位校长说,这一切没那么严重, 我应当坐下来埋头学习,争取顺利毕业。 我到了外面,终于作出了总结。我并不可怜自己,对自己说:“很清楚,现在 你为你所做过的事受到清算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对没有海洛因的新生活的所 有憧憬全都是废话。其他人并不是像我自己想的那样看待我,而是根据我的过去来 判断我。包括我妈妈,我姑姑,还有那位校长。 我还明白了,自己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理也在 受着越来越新的清算。那严重受损的肝脏使我不断地想到我对它做了什么。情况也 并非是我一下子就完全适应了在姑姑家的生活。我碰上琐碎的小事就会发火,不断 发生一些争吵。我受不了紧张和忙乱。当我又一次处于一个低谷时,我甚至想到了 可以用毒品很简单地解脱自己。 在被原来的学校赶出来以后,我不再有信心做什么,又一次毫无主见了。我无 法保护自己不被除名,尽管那位校长在过了三个星期之后并不了解我是否已经戒了 毒。我不再有对未来的计划了。我其实可以再去综合学校。那里有一所综合学校, 乘公共汽车就能到。在综合学校我可以证明自己有什么本事。可是,我的忧虑实在 太大了,在那儿也可能出毛病。 我慢慢明白了到职业学校去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儿有两家迪斯科舞厅,也就 是青年俱乐部。去其中一家的几乎全是文科中学的学生。去另外一家的全是职业中 学的学生和学徒工。我先是加入了文科中学生常去的那家俱乐部。可是,在我从那 所学校出来后,我有了一种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我就去了另一家迪斯科舞厅。 这对于我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柏林没有这种区别,在综合学校里没有,在吸 毒圈子里当然更没有。而在新的学校里,这种区别在课间休息的院子里就己经开始 了。横穿校园有一条白线。在课间休息时,一边是重点班学生,另一边是普通班学 生。禁止越过这条白线。也就是说,我跟重点班的同学只能隔着白线说话。在青年 人当中进行这种划分,把他们分成在生活中也许还有出息的青年人以及反正已是废 品的青年人,这实在是最厉害的了。 总之,这就是要我适应的社会。“适应”是我奶奶经常说的词。我从原来那所 学校出来后,她还说,我在校外不应当与职业中学的学生交往,而是去找文科中学 的学生结交朋友。我对她说:“现在,你的孙女已经成了一个职业中学的学生,你 也将就吧。我已经适应了,在职业中学找到了我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次大 吵大闹。 起先我想在学校里自暴自弃,但随后我就发觉,新的班主任很威严。这是个上 了点年纪的人,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十分过时,也就是相当保守。有时我甚至有这 样的印象:他从纳粹那儿也能找出优点来。可是他很有威信,从不大吼大叫。他是 惟一能在走进教室时使我们自动起立的老师。他从不施加压力,确实关心每一个人, 对我也一样。有些年轻的老师无疑有好多理想主义,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却无 法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像学生们一样。有时他们对一 切都放任自流,要是完全乱了套,他们又大叫大嚷,尤其是他们对困扰我们的问题 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总是说“如果”和“但是”,因为他们很没有把握,自己也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班主任让我们对今天当职业学校的学生不抱任何幻想。他告诉我们,我 们会十分艰难,可是凭着勤奋,我们也可以在一些方面胜过文科中学生。譬如在拼 写方面,今天,已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在拼写方面完美无瑕了。总之,只要我们能 用完全正确的德文来写求职信,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机遇。他尽量教我们怎样与自以 为了不起的人打交道。他肚子里总是有一些妙语,大多是上一个世纪的处世之道, 令人捧腹。大多数学生也确实笑了,可是我发现,其中总是蕴含有真理的核心。我 常常跟他意见相左,但是,我喜欢他还能分辨黑与白。 大多数学生都不怎么喜欢这个班主任。他们大概觉得他太努力了,他那不停的 说教使得他们心烦。大多数人反正是全无兴趣了。有几个人力求弄到一份良好的毕 业文凭,以便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还能当上学徒。他们还老老实实地做作业,按照 老师的布置。而阅读一本书或者对没有布置的事情感兴趣,他们是不会的。如果我 们的班主任或者某个年轻的老师试图开展一次大讨论,那么,大家都只是呆呆地发 愣。我们班的同学都跟我一样,很少有对未来的计划。一个职业中学的学生又能有 什么计划呢?如果他走运,他就会得到当学徒的工作。总之,他不能再去争取使他 开心的工作,而是必须看到能给他提供的是什么。 许多人也确实不在乎他们以后干什么。也许当个学徒或者作为没有知识的人挣 钱,或者靠救济生活。于是,这种意见很通行:我们这儿没人会饿死,一个职业学 校的学生又没有什么机遇,干吗那么努力呢?有一些人己经看得出将来会犯罪,有 一些人已经在酗酒了。姑娘们反正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照 顾她们,这一点是肯定的。在那之前,她们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卖东西,或者在传 送带旁边干活,或者在家里闲住。 并非人人都如此,但这是职业学校里的基本气氛。十分清醒,没有幻想,更没 有理想。这使得我颇为消沉。我原来对没有毒品的生活想象得完全不同。 我常常冥思苦想,年轻人为什么就这么难。他们对什么事都高兴不起来。十六 岁有一辆轻型摩托车,十八岁有一辆汽车,不知怎么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要是到时 候没有,那就是低人一等。我也是如此,在所有梦里都是理所当然地希望拥有一套 住宅和一辆汽车。为了一套住房,为了一套新沙发,就像我妈妈那样辛苦操劳,我 是办不到的。这是我们的父母亲过去的理想;活着,就为了能够置点什么。对于我, 我相信对于许多人也一样,那几样物质享受只是生活的最低前提。接着还需要有点 什么,那才是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可是,在哪儿都看不见它。有一些人,我也在 其中,一直在寻求能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当我们在学校里谈到国家社会主义时,我有非常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我一想 到人竟能干出那么残忍的暴行就觉得恶心。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从前还有人们信仰 的东西毕竟是好的。于是,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说:“不知怎么,我情愿做个纳粹时 代的年轻人。那时候年轻人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有理想。我相信,对于一个 年轻人来说,有错误的理想也比根本没有理想好。”我这么说并不是完全认真的, 但是,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在我们乡下,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毒品了,因为他们不满意老一 辈人为他们提供的生活。甚至连暴力也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小村庄。主动出击而不 是逆来顺受。就像两年前在柏林那样,一些男女青年被嘣克①运动迷住了。要是我 发觉平常很规矩的人把嘣克看成时尚,我总是吓一大跳,因为那其实只是野蛮。音 乐也干脆没有了想像力,只还有嘣嘣嘣的粗野节奏。 ①西方一些青少年以其服饰、发型古怪骇人为特征,其摇滚音乐强烈,表现出 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我很熟悉我们这儿的一个嘣克,可以跟他闲聊,只要他不把别针刺在脸上,不 把钢制短棍别在身上。后来,在我们村的旅店里抓到了他。他们打他时把两把椅子 都打坏了,然后又用一个破瓶子砸伤了他的肚子。他在医院里勉强脱离了危险。 我觉得,在青年男女之间关系中的粗暴最为严重。所有的人都在奢谈解放,可 是我几乎相信,小伙子对待姑娘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粗野。这时候,这些人的本 性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盼望权力和成功,要是他们得不到,就去向女人索取。 在那些迪斯科舞厅里,我对大多数这样的人极为憎恶。因为我看上去也许跟其 他人有点儿不同,所以总是不断被他们骚扰。那种口哨声,那句“喂,小妞儿,跟 我们玩玩怎么样”,不知怎么比我在选帝侯街汽车接客时嫖客的装腔作势更使我恼 火。当嫖客在柏林招呼一个人去车子旁边时,他们至少还笑一笑。而这里的痞子们 却根本不用笑。他们就这么以为。我相信,大多数嫖客都比这些迪斯科舞厅里的小 痞子对待他们的女伴更友好甚至更温柔。这些人想要做爱却没有丝毫的亲切,没有 丝毫的温柔,当然也不付钱。 我对那些家伙的厌恶发展到了根本不让别人碰我的程度。我觉得那里的狂吻习 惯实在是反常。一个小伙子刚刚是第二个晚上陪一个姑娘,就自动地开始狂吻。姑 娘们也跟着做,尽管她们没有丝毫的兴趣跟这个家伙拥吻。就因为这是习惯。还因 为她们担心那个家伙不再陪她们,担心以后那些小伙子胡说她是个性冷淡的蠢婆娘。 总之我做不到。我也不想胡来。即使我很喜欢一个小伙子,跟着他走了,我也 是有言在先:“千万别碰我。别动手动脚。如果事情顺利,我就会带头。”在我离 开柏林的半年里,我从来没有带过头。要是哪个小伙子企图跟我睡觉,那么,友谊 也就终止了。 这时,由于我的过去而不得不付清的一笔账当然也起着作用。即使我认为自己 从来就跟拉客没多少关系,那只是吸海洛因成瘾的一种无可避免的并发症状,我跟 小伙子们的关系也还是受到了影响。这些人的态度只是让我增强了又有人想要利用 我的印象。 我试图向班上的姑娘们传授我与男人交往的一些经验,却又不能向她们清楚地 说明我与他们到底有哪些经验。我传播我的信息总是不成功。我在班上就像一个读 者来信栏的主持人,不得不倾听她们与小伙子交往的所有问题,并且提出建议,因 为她们觉得我经验更多。但是,她们从来都没明白我打算告诉她们的真实意思。 大多数姑娘都只是为了小伙子活着。她们完全接受男女交往中的所有粗暴举动。 要是一个家伙抛弃了他的相好又跟另一个姑娘走了,她们不是恼火这个家伙,反而 指责他的这个新女友。于是,她就成了一只老母猪,最坏的妓女,我不知道还有什 么。最强有力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就是最粗野的人。 在我们举行一次班级旅游时,我才完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乘车去普法尔茨, 在我们的住处附近就有一家迪斯科舞厅。大多数姑娘大概是第一天晚上就到了那儿。 她们回来时,如醉如痴地谈着举止潇洒的帅哥们,也就是那些摩托车手们。举止潇 洒的帅哥是她们崇拜的对象。 我后来去看了那家迪斯科舞厅,很快就明白了那儿怎么样。附近的男人都开着 他们的轻型摩托、摩托车和汽车赶来了,勾引参加班级旅游的女生们。我曾试过向 我们班的女生说明,她们在这家迪斯科舞厅只会被人利用。可是凭着我那点智慧, 我根本就说服不了她们,在那家迪斯科舞厅开门之前一小时,女生们就站在镜子前 梳妆打扮,拾掇头发了。然后她们就不再活动,以免又碰乱了发型。 她们在镜子前面抛弃了自己的整个自我。她们只还是自己的面具,想要讨那些 举止潇洒的家伙喜欢。我看到这一点时总是很不快。这也提醒我想到了自己。我也 曾梳妆打扮,为了取悦那些先是大麻圈子后来是海洛因圈子里的家伙。我也是不知 怎么就丢掉了自我,只是为了做一个吸毒女郎。 整个班级旅游都是围绕着这帮讨厌的男人,尽管大多数女生在家里都有一个固 定的男友。跟我住一个房间的埃尔珂,第一天晚上还写了一封信给她的男友,第二 天晚上就进了那家迪斯科舞厅,然后十分沮丧地回来了。她告诉我,她刚才跟一个 家伙拥吻来着。我相信,她这么做是想向其他女生证明,也有这么个家伙对她感兴 趣。她对自己的男友深感内疚,甚至哭起来,可是,她又自以为是爱上了那个摩托 车手。她原来的男友当然还没有摩托车。再下一个晚上,她精疲力竭地跑回来,一 个劲儿哭。那个家伙竟然问班上的另一个女生:“你说说,那个妞儿可以干吗?或 是我跟这个试试?” 还有另一个姑娘叫罗茜,她的情况更糟。一位女老师捉住她跟一个家伙呆在汽 车里,两个人正在偷情。这里叫偷情。罗茜喝醉了,几乎走不了路。那小子给她灌 了一杯又一杯可乐甜酒。 罗茜还是个处女,这时自然累坏了。其他女生开了一个会,商量拿罗茜怎么办。 她们对那个灌醉了罗茜然后又或多或少强暴了她的家伙并不气愤。大家全都要求把 罗茜送回家去。我是惟一发言表示反对的。她们很恼火老师宣布禁止她们再进迪斯 科舞厅。总之,她们只想自己狂吻和偷情。 在女生当中根本没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这不知怎么让我烦死了。只要那些 家伙一搀和,友谊就吹了。这也跟海洛因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海洛因干扰芭布丝、 施太拉和我之间的友谊那样。 尽管我没有直接参与,却感到失望和厌倦。在班级旅游的最后两天,我的老毛 病又犯了,从早到晚都喝得酩酊大醉。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与这个现实的世界和平相处,不想再逃避。我明白, 逃避又是逃到毒品之中去。我反复告诉自己,那样会使我一事无成。我想,肯定有 一条折中的路,不完全适应这个糟糕的社会,又能对付它。接着,我也找到了一个 男朋友,他使我感到很安宁。我跟他很谈得来。他似乎总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既会幻想,又对什么事都有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也觉得有许多事很糟糕,可是他 认为,只要努力去做,就总有一天可以向这个社会赎回自己。他要先做商人,挣大 钱,以后去加拿大的森林里买一幢木屋,去那里生活。加拿大对于他就像戴特列夫 一样是个伟大的梦。 他是文科中学生,后来他真的带我去学习旅行。我发觉,要是为自己学习,而 不是为了那可笑的、毫无价值的毕业文凭,职业学校对于我也还是有可学的东西。 我读了很多书,不加选择。歌德的《维特》和民主德国作家普连茨多夫①的《维特》, 赫尔曼·海塞②,尤其是埃里希·弗罗姆③。埃里希·弗罗姆的著作《爱的艺术》 简直成了我的《圣经》。我能整页整页地背诵下来,就因为我反复阅读。我还从书 中抄下一些片段,挂在床头。这个了不起的人真是大彻大悟。要是按照他写的去做, 生活就肯定有意义,因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只是按照这些准则去生活也十分困难, 因为其他人并不了解它们。我很乐意跟埃里希·弗罗姆谈谈,了解他是怎么在这个 世界上按照他的原则生活的。总之我发觉,现实情况也未必总是能跟他的妙论对得 上。 ①普连茨多夫著有小说《少年维特的新烦恼》。 ②赫尔曼·海塞(1877~1962),德国作家,后入瑞士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弗罗姆(1900~1980),在德国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 不管什么情况,这本书在学校里都肯定是最重要的读物,我想。可是,我却不 敢在我们班里说这些,因为其他人很可能又来讥讽我。有时,我带着这本书到学校。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也埋头阅读它,因为我以为是对课堂上正在谈及的一个问题找 到了答案。老师看到了,瞅了瞅书名,马上就把书收缴了。课后我想把书要回来, 他说:“你竟然在课堂上读淫书!这本书先没收!”这句话他确实说了!他对弗罗 姆的名字居然一无所知,或者他只是联想到了“虔诚①”。而《爱的艺术》这个书 名对于他当然是淫秽的。爱情对于这个失意的家伙来说还能是别的什么呢?总之他 认为,原来吸过毒的小妓女想要用淫书来腐蚀班里的孩子们。 ①弗罗姆这个词在德文中有“虔诚”之意。 第二天,他又把书还给了我,说这本书没问题,尽管如此,还是别再把它带到 学校来,因为书名容易引起误解。 有些事比这个关于弗罗姆的书的无关紧要的故事更使我沮丧。我跟我们的校长 产生了麻烦。他也是个十分失意和没有自信的人。他没有一点儿威信,尽管他是校 长。于是他企图用训练和呵斥来弥补这一点。要是清早有他的课,我们就得先唱一 支歌,然后做体操。为了头脑清醒,他说。要想从他那儿得到好分数,就只有原原 本本地背诵他说过的话。 我们也跟着他上音乐课。于是,他想讨我们喜欢,就谈起了我们很感兴趣的音 乐。他开始不停地讲“今天的爵士乐”,我简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想,他也许 是指流行音乐吧,于是就说:“您说‘今天的爵士乐’到底是指什么?流行音乐和 摇滚乐可是跟爵士乐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许是我又一次发出了错误的声音吧。我 肯定是又乱放炮了,没有先想想我这话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总之,校长马上就发 火了。他厉声呵斥,把我赶出了教室。 我到了门口还试图让步,说道:“咱们大概是误会了。”这时他又叫我回去。 但是我不能再回去,就在外面呆到这堂课结束。我毕竟还是克制了自己,没有马上 就跑回家去。 下一节课,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我一进去就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我来到他面前,明白这又是从柏林寄来的我的档案。他在文件夹里翻个不停,装出 在阅读的样子,然后说,我在这里不是在柏林。此外,我在他这所学校里只是个客 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随时可以轰我走。我的举止应当像一个客人那样。 随后,我发火了。我根本不愿意再上学。我已经在许多不重要的场合多次失去 了心理上的自制。我无法面对这一切,无法对自己说,这个笨蛋根本不能影响你。 要是他只能用那些档案来反对你,那就是他比你还虚弱。 总之,在这次冲突事件之后,我又被穿了小鞋。以前我也曾在男友的影响下决 心好好学习,争取以良好的成绩在职业学校毕业,再去综合学校,尽管我知道,继 续升学对于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是十分复杂的。后来,我就不愿意再听学校的 事儿了,我已确信自己办不到。心理健康测试,教育局的特别许可,以及如果你不 想光是做个职业学校的学生就还需要搞到的所有材料。我知道,从柏林寄来的档案 无处不在,我走到哪里就会跟到哪里。 我有十分通情达理的男友,也渐渐与村子里的年轻人熟悉了。不知怎么我很喜 欢他们的举止。他们跟我很不一样。可是,他们大多比从小城镇来的人好。在村里 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真正的集体。他们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一个小俱乐部,那儿没有 追逐女人的家伙。那儿的一切都有一种很传统的秩序,尽管小伙子们有时候喝得太 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我,虽然我相当不一样。 我思索了一段时间,认为我可以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或者像我的男友那样的 人。可是,这次我也没能坚持多久。当我的男友最后要求跟我睡觉时,我就跟他吹 了。这种事我永远也不会干。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跟戴特列夫以外的另一个人睡觉。 总之,我仍然爱着戴特列夫。我常想他,尽管并不愿意想他。有时我给他写信,想 把信寄给他以前的老主顾洛尔夫,他最后就是住在洛尔夫那里。不过,我每次都足 够理智,并没有把信寄出去。 然后,我听说,他又坐牢了。施太拉也在牢里。 我常想戴特列夫和施大拉。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年轻人,我感到他们比圈子里的 同龄人更吸引我。我可以跟这些年轻人更好地交谈,更自由地闲扯我的问题。我得 到他们的肯定,用不着担心他们了解我的过去。他们见世面比我多。我用不着伪装 和适应。我凭感觉跟他们谈话比较投机。尽管如此,我暂时还是不愿跟他们建立过 分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全都尝试过毒品。 我妈妈、姑姑和我,我们全都以为我到了德国的一个没有毒品的角落。至少是 肯定没有烈性的毒品。即使报纸上提到海洛因,那也总是说柏林或者法兰克福。我 也这么想:你是这一带惟一吸过毒的女孩子。 在我跟姑姑一起第一次外出购物之后,我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是一九七八 年初,我们去诺尔德施太特购物,那是汉堡附近的一个新建筑小区。我像往常一样, 在新环境中乘车时观察那些看上去有点怪异的人。我暗自寻思:他们也吸毒,他们 吸大麻或者仅仅是大学生?在诺尔德施太特,我们走进了一家快餐店,想吃一份咖 喱香肠。在一张桌子旁坐着几个外国佬。其中的两个突然站起来,然后坐到了另一 张桌子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马上就感觉到了跟海洛因有关。我不知怎么懂 得外国佬跟海洛因打交道时的举止。我催促姑姑赶快离开这家店,没有跟她说我的 怀疑。 接着走了一百米,在一家卖牛仔裤的商店前面,我们无意中闯进了诺尔德施太 特的海洛因黑市。我当然是马上就注意到了有吸毒者在闲荡。接着,我感觉到他们 都在望着我。他们也马上就认出了我曾是个瘾君子。我着实慌了,惊恐失色。我拽 住姑姑的胳臂对她说,我得马上走。她也发觉了什么,说:“怎么啦?你与这些根 本没关系嘛。”我说:“别说啦。我还无法面对这些。” 总之,这是我己不想再逃走,确实认为自己将永远不再沽海洛因的时候。可是 他们认出了我,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回到家马上脱掉了我的衣服,擦掉了脸上的脂 粉,也不再穿我的细高跟靴子。从那一天起,我尽量看上去像班上的女生一样。 可是,后来我在俱乐部里还是越来越经常地跟那些吸大麻的人混在了一起。有 时我也吸一支,有时又躲开。我加入了一个很不错的团伙,团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 徒工,他们来自邻近的村子,全都很有能耐。他们不像我们学校里的大多数人那么 迟钝。他们真正思考问题。跟他们谈天我觉得很有收获。但主要是这个团伙里没有 粗暴,所有的好斗表现都留在了外面,十分平和。 有一次我傻乎乎地问,为什么这一切都离不了烦恼。他们说,这真是个愚蠢的 问题。人又怎么能跟日常的所有烦恼隔绝呢? 除了一个人之外,他们在工作中全都很失意。而那个人是在工会里,是他那个 企业的青年干事。他认为自己在白天干的事很有意义。他为企业里的其他年轻人尽 力,这给了他一种认可。他还认为这可以改造社会。他不需要大麻烟来麻醉自己, 只是偶尔喝几口葡萄酒。 其他人在他们所干的事中看不到有什么意义。他们不停地谈论不想干了,只是 不知道此后该怎么办。他们下班回来时满怀失意和好斗。当我们坐到一起时,一个 人就开始讲述他跟师傅生气之类的事,接着另一个人就说:“你就不能别再说工作 中的事儿?”然后一支烟依次传递,此后,他们才真正开始下班之后的休息。 我比他们幸运一点儿。有时候学校甚至能让我很开心。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跟 他们一样。自从我明白了我不能参加高中毕业会考之后,我不清楚在学校里学习这 么紧张有什么用。我发觉,即使我能以良好的成绩在职业学校毕业,作为从前的瘾 君子,我也不可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我在职业学校毕业时的成绩相当好,可是没有工作。按照一项避免让失业青年 流落街头的法令,只能做临时工。我已经几乎有一年不再注射毒品了。但是我当然 知道,要彻底戒毒还需要几年的时间。眼下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晚上,我们团伙里的人坐在一起,喝葡萄酒,传递着吸烟,所有日常的烦恼就 消失了。我们谈论我们读过的书,探讨巫术、灵学以及佛教。我们寻找处在较高水 平上的人们,为了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自己是处在相当糟的水平上。 团伙里有一个女孩是护士学校的学生,她后来也带着药丸来。有一段时间我又 服用了安定。我不碰毒品,因为我害怕恐怖。其他人通常都服用迷幻药。 在我们的小镇上,没有烈性毒品的黑市。谁要吸烈性毒品,通常都是去汉堡。 当地也没有卖海洛因的毒贩子。总之,不像在柏林或汉堡或诺尔德施太特那样容易 吸上海洛因。 但如果你想要海洛因,那当然也并不困难,有人有门路。有时毒贩子也路过, 随身带着毒品。你要是问这么个家伙,问他有什么货色,他就说:“你想要什么? 安定、瓦列隆、大麻、迷幻药、可卡因还是海洛因?” 在我们这个团伙里,大家都相信,毒品的事儿受到了控制。至少与三四年前在 格罗皮乌斯有一些不同。 我们这个团伙用毒品寻求的是另一种自由。我们不需要“美声”,用震耳欲聋 的音乐来麻醉自己。在库达姆大道的广告闪光灯下自由自在,对于这个团伙的人来 说是最坏的。我们全都憎恨城市,喜爱大自然。周末,我们开着汽车纵横穿过石勒 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然后在随便什么地方开始漫步,直至找到一个绝好的地方。 我们经常到沼泽地去,到平时无人光顾的地方去。 但最妙之处还是我们的石灰矿。在田野当中有一个巨大的矿坑,差不多一千米 长、两百米宽和一百米深,坑壁垂直。在坑底下很暖和,没有风。下面生长着我们 平时在别处看不到的植物。极为清澈的小溪流过这个奇妙的谷地。从岩壁里流出瀑 布,水流把白色的岩壁染成了褐红色。到处都是白色的岩块,看上去像已经绝种的 动物的骨头,或许真的是猛犸的骨头。巨大的挖土机和传送带,平日发出一种可怕 的噪声,周末看上去就像是已经沉寂了千百年。石灰早已把它们染成了白色。 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只有我们,周围是垂直的石灰岩壁与世隔绝。没有声响从外 面传来,只有瀑布发出仅有的声音。 我们总是设想,等到开采停止之后就买下这个石灰矿。我们要在矿坑下面盖起 木屋,开辟一个大花园,饲养动物,拥有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们要炸掉那条走出矿 坑的惟一的路。 反正我们没有兴趣再回到地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