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1966年5 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叶剑英当时身负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 这位老革命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抵制过程。他依靠党和人民,砥柱中流,力 挽狂澜,越过一个个暗礁险滩,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 “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很突然,但出于 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 “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深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仅 是对毛泽东的感情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 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 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 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 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 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 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 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 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 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 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 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 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 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 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 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 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 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 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6 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 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 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 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 天,叶剑英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 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 集体领导。 6 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 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 “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 月8 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 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 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 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 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 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 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 月7 日,中共十一中全会 印发毛泽东8 月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还通过了《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于8 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 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 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 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 导干部的事件。8 月底,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联的决定后,红卫 兵运动一发不可收。全军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 于9 月3 日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 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遭到 林彪一伙的强烈反对。林彪、江青等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 “文革”、稳定全国局势、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惟恐天下不乱,多次密谋要 搞乱军队,破坏伟大长城,掀起更大的风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 日,在天 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 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 是林彪下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 按地方的做法搞,这就是10月5 日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 急指示》。这个“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 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 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批示:“这个文 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 10月6 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 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 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 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 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 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 并报告周恩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 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 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 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 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 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 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 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 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 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 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 扣压了。 在10月9 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 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 “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 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 线。 会议期间,周恩来采取措施,劝阻红卫兵揪斗刘、邓的举动;缓和工作组与学 生紧张关系;研究并实行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如限制红卫兵活动范围,宣布红卫 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体罚”,保护好档案, 等等。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全力支持周恩来,连续作了7 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 谬论,反复提出: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 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 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 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持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 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 恩来的赞同。 但是,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 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 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 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 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 江青一伙唆使并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 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 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 磋商并报告周恩来同意,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 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 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 陈毅、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 主任肖华主持。周恩来和陶铸绕场一周同代表见面。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几位军 委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 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极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要求同志 们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说:“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 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指出一些 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继续 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 情况。” 他引证毛泽东10月24日的话说:“鲁迅的《阿Q 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 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 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 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 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 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 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 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肖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 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 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 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 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 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爷爷。他希望递条子 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 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 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 “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 处”,准备批斗几位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在林彪一伙鼓动下,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系统院校和文体 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 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 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毅、叶剑英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 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 在会上,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 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挺身而出,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 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 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 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 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 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 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 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 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 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 领导同志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 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两次参加“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 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 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 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 接受了叶剑英等的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 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浪潮,诬蔑叶剑英是 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 “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油炸”、 “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十万人大会”批斗 叶剑英和陈毅。“请帖”发两种:中央文革成员发红的,给陈毅、叶剑英发的却是 白的,等于“最后通牒”。 叶剑英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他眼前看到的是满地满墙的“大字报”重重 包围,耳旁听到的是“造反派”指责“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但他稳坐 西山住所,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公开说:“大字报尽 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吗?好,这位著名 “儒将”,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 得到新的启示。面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 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革命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 :“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 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 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智慧和勇 气。陈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同志认真研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钦佩。 但是,叶剑英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人在西山,心 在山外。 12月8 日,他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 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 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 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 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 且经常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迎着漫天风雪,叶剑英和聂荣臻在西山常和陈毅、徐向前、刘志坚等在山上会 晤,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 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 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了双手说:“我 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 明的刘伯承元帅也来了。他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 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 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 见了更是糟心!” 糟心的事果然是接踵而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 来越猛烈的围攻。陈毅元帅首当其冲。周恩来出面保驾、“陪斗”也无济于事。在 极度的困境中,陈老总特致函老战友叶剑英,并亲手录寄1966年12月《冬夜杂咏》 中的《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叶剑英展诗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他十分钦佩老战友的正气侠胆、 青松品格。但他眼看着老战友遭此厄运,无力制止,心焦如焚。何以慰之?唯有诗 篇。他随即铺纸端砚,挥毫泼墨,作《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串联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 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 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 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他从《虞美 人》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十万人大会”余波未息,真个是“串联炮打何时了”。事情闹到毛泽东那里, 他只好出面调停,劝老帅们:“检讨一下,了此一案。”这一年的12月31日,年终 岁尾,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奉命作了一次违心的“检讨”。江青皮笑肉不 笑,又来讨好:“你检讨什么?”叶剑英愤怒地说:“我不欠账!” 但是,“检讨”归“检讨”,此案还是未了。造反派并未罢休,斗争锋芒继续 指向几位元帅和革命军队。他们酝酿再次召开“批资反路线斗争”大会,揪斗陈、 叶,只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出面制止,才未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