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叶剑英对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早有察觉,多次说过,这伙人来头不 小,我们要警惕啊!所以,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很坚决。这是他的坚强 的党性和高尚品德的体现。 1 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同志。叶 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 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 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边听边作解释。他说,人民解放 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抓紧战备。军队要稳定,要团结, 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 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 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 行。”1 月24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 有个限制,要搞个条令和规定。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军委命令九条初稿,经林彪 同意,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周恩来找几位元帅反复研究, 定为八条,最后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 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 布全军执行。其主要内容是:“继续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 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 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 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 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 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有力地煞住了反 军乱军的歪风,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队。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 行这一项命令。 当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葛楚民回忆说:“叶帅当时的思想是军队不能 乱,其他几位元帅也支持他的主张。八条命令被批准后,叶帅指示,空军派飞机散 发到各军区,效果非常好。叶帅半年来苦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八条’,算 是解决得很好了。”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八条”命令及时制止了冲击 军队的猖狂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 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 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 他们就四处活动,鼓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有些人 竟然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 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 月6 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 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 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 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 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 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 2 月8 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 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 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2 月10日,周恩来 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 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叶剑英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 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这“七条规定”主 要条文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 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联。”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 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 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 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 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倾 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 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 阴谋。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 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古、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 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全面夺权”的冲击首先直逼中央,从1 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 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处于“靠边站”的 地位。 这种非常状态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周恩来提出了“碰 头会”的办法。他于2 月2 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 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 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 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 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 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 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这样,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 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1967年2 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 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室里,长方形会议桌中间坐着周恩来总理,一侧坐着军委副主席叶 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 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两军对峙,阵 垒分明。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 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 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 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 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 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 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 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 挥军队吗?”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 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 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 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 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 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 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促生产, 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 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 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 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 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 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 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陈毅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触到了三个“痛 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他说:“历史不 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 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 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 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 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群众中进行两条路 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 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总理气愤地说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嘛。”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 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 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2 月16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 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 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 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 “火上浇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 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 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 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 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2 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 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 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 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 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 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 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 月25日至3 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 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 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 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