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8 月12日,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 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新党 章第一次写进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健全民主集中制。 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一起,为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大量工作。但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粉碎“四人帮” 之后,经过了两年徘徊时期,党面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结束十年浩劫,本应 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 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要结束两年 徘徊期间没有能做到这些,迫切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 折。但是按照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左”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一历 史转折。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经过有效磋商,并征得华国锋同意,决定先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是华国锋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 题是解决经济问题。结果,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 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陈云等许多老同志 仗义执言,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结果,中央工作会议理所当然地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议程。从11月 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 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中 央工作会议后,紧接着从12月18日到22日,5 天时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 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 三中全会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主题报告。他提出的“解放思 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 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 现。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完全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和“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会议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方针。他说:“这 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大家一致肯定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在会议整个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 求是的优良作风。”他特别强调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指出,为适应现代 化建设的要求,我们就要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认识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按 客观规律办事。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必须 坚持。列宁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 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 疑的。 这里,稍微回顾一下叶剑英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后, 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 教条主义方针,拖延和阻挠“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拨乱反 正、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工作难以进行。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真 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主张,反对华国锋的意见,批评当 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做法,公开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 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为了打开思想僵化的局面,彻底肃清“左”的 流毒和影响,叶剑英早在1977年3 月,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就提出要把“四人帮” 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 传统。为了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叶剑英在粉 碎“四人帮”后即提议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分期培训。1977年 10月在叶剑英支持下得以恢复。10月9 日,叶剑英出席开学典礼发表了著名的《坚 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 的科学体系。”针对林彪“四人帮”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骗人吓人”的罪 行,他强调说:“我们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 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 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 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 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他进一步阐述“理论联系实际”方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 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 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 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 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 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5 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转载。这篇 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文化大革 命”中被停刊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复刊号第一期发表了《掌握科学,破除迷信 》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 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在同期还刊登了《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错误的》专文。 编辑部还决定为1976年4 月5 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正名,在 青年革命诗抄栏内发表了天安门诗抄,以“革命何须怕断头”为题报道了四五运动 青年典型韩志雄的事迹。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主题,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刊物在 群众中竞相传阅,有的中央单位在大会上高声朗读复刊号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一时 间,“破除现代迷信”的声浪此起彼伏,在北京的上空传递着、涌动着。这严重地 冲撞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不出所料,禁令果然来了,正在印刷《中国青年》的 机器停转了,刊物被停止发行了。当时主管群团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看到这期刊物 立即打电话质问:《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并于9 月14日召集编辑部中层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进行严厉的批评。当时 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等同志写信给叶剑英反映情况要求解除禁令。叶剑英 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表态支持,最后还是同意复刊在全国发行。据关志豪回 忆:270 万份《中国青年》在全国各地被迅速争购一空。广大读者以赞许的心情, 接受了因“文化大革命”和他们阔别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 叶剑英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 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全会认真讨论了全 党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抓好经济建设,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 叶剑英在讲话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新形势,指出:“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 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苏修发动侵略 战争,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有利于我们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加速四个 现代化的建设。从国内来讲,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精神振奋,万众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 的事业将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 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叶剑英在讲话中专门讲了发扬民主、 加强法制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 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 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 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 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 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 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要教育我们的干部, 教育我们的群众,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 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法制造成的恶果,强调说,林彪、“四人帮” 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 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 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 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 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 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 流的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我们一定要动员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向任何个人 特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指“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遭到很大阻力。从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一直为其平反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12月,他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 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 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 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 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 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 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 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 月4 日清明节 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 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 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 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 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叶剑英利用耿飚 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 “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 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 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 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 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 命活动。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叶剑英 等积极支持下,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 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叶剑英在西山住地亲切接见了被诬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见面 后说:“你们辛苦了!”呜咽不止。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会议期 间,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 误,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强调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 的伟大功勋,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完全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事件下加以 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 决拥护。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不遗余力宣传和贯彻会议精 神,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 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 的精神枷锁中初步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但是一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到“左” 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 触情绪;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 “解放思想”的口号,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 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宣传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的重大意义。1979年1 月至4 月,他倡议,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消除思想分歧,统一认识。会上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如废除领 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 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议后期,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发表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为了深入宣传贯彻三中 全会精神,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9 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回顾和初步总结,指出,林彪、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时间很长,流毒很广,党内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认识不清楚, 需要继续深入批判这条极左路线。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 的方针重新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 拨乱反正。他强调说:“解放思想,归根到底,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 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 唯物主义,决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决不要浮夸,决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 空话。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 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 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 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坚持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等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真正做 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力求今后少走弯路,不走大的弯路,比较顺利地到达 目的地。”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逐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叶剑英以身作则,坚决支持和维 护中央新的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这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 中全会上,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组织调整,尽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为副主席,但实际上确定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正 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 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经过三中全会 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是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当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颇有自知之明,衷心维护邓小 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中央各种会议上继续极力推举邓小平,宣 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1980 年11月29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 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 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 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 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向中央多次提出将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他之前。 薄一波就叶剑英在历史重大转折时刻主动让位,敬佩地说:“在这个时候他主 动让位,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非常伟大!”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全力 支持邓小平,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中央和国 家领导职务,实现新老交替,作了很大努力,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980年11月10日—12月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和扩大会议,讨论 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关于中央领导的组织和人事问题,早在十 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就明确表态拥护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 以利于培养和造就中央的接班人,他在那一次会上发言,对书记处的同志提出要模 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善于学习、勤奋学习的三点希望。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不少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是有功劳的, 但在这以后,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主要 是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 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 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 批冤假错案的态度,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 的愿望。在1977、1978两年中,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 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同时,他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个人迷信,摆错了个人同 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位置。 与会同志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 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 现职是不适当的。 会议期间,叶剑英作了发言,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真诚 地袒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执行毛泽东遗愿,维护中央团结的处境和心情。他说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 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 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 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 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 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 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 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 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 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 我应作自我批评。“ 从这里看出,叶剑英确实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再一次证明, 毛泽东生前送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当之无愧的。 叶剑英确是一位为人宽厚、胸怀坦荡的政治家,更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没有 野心。他生前多次谈过,他没有“山头”,没有“嫡系”,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 跟着毛主席走,所以尽管常常受到排挤,也曾“三起三落”,有时被委以“收拾残 局”,但他总能捐弃前嫌,不计得失,泰然处之,这正是他伟大之所在。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提出要求辞去现任 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作出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 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 主席。 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为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总结历史经验,调整中央上层领导班子,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尽心尽力。 1981年6 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获得成功,会议还选举胡耀邦、 邓小平分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仍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他给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 次的排列,将他名字放在邓小平之后,但中央没有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