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1948 年8 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 月召 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人 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280 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 争初期的1 : 3.4 上升为1 : 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 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 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4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 68 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 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 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50 万人,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365 万 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 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 个战 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 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过禹门 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全部解放的大 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 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 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财会、统计 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 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 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 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 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 “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一 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应该让这 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老总,这件事由 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 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 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4 个人负责 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 个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 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 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 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 至少要招1000 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 不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 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 月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 人,重要工作人员10 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 年左右时间(从1946 年7 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 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 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500 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 年左右的时间 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 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 万至4 万名各级干部, 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 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还预定在1949 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 确了前进方向,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5 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地区的 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 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 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 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 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 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 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 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 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部 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 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 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 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 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 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他决 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贺龙 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 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 月24 日呈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 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1948 年3 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 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 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土 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 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 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 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 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 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 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 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 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 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 面,也是这样。”他写道: “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 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 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 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 是、严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 10 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 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12 月初返回延安。 1949 年2 月17 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延安 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 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 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 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 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 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乎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使绥远问题 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 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对李井 泉说:“你一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绥蒙的党政 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 党军主动进攻,从现地后撤60 公里。”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 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送走李井泉后, 他动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 “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了一致 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会上,贺 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 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组,共同 协商。”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为代表。最后,双方商定,在北 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的实质性工作。到了4 月份,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 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 中央华北局。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 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 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 月20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 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 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 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 月24 日,贺龙到 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 击破,纠集了11 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 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 天内,就发生了170 余起抢劫 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 西安市内仅驻有1 个师,力量单薄。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 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 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 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 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 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 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 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 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 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 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 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 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 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 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 年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 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 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 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 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 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 “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 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 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己停止运转的国民 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 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 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 “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 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 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 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 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 万纱绽,800 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 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 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 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 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 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在会上,贺龙指定由中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 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 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 体职工的积极性,6 月27 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 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 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 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 “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 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 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 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 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 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 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 兵游勇,还有近10 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 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 月中旬,胡宗南企图 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 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 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 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 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 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 存着一种“神秘观念”。 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 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 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 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 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 这样一来, 20 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 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 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 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 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 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 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 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安置失业人员和难民,也是件很难办的事。贺龙指示说:“难民和失业市民问 题,市委应该负责进行调查研究,给他们找个出路,审慎地处理好。 民政厅、农业厅应予帮助。”根据这一意见,人民政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10 万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工人、店员和 文教人员,随着工厂复工、学校复课予以吸收;一部分经过集中训练后,分配到新 解放区工作:对于大批河南难民,主要是资助他们回乡或到黄龙、马栏山区垦荒, 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贺龙说:“西安有60 万人向我们要吃穿,但 我们的财政厅长接收时只带1 名通信员、1 匹马、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其他什么也 没有。”不仅如此,刚解放时,由于人民银行未成立,人民币未运到,人心浮动, 商业陷于停顿状态。总之,财政金融、生产流通面临成堆的问题。5 月25 日,人 民银行成立,公布了银洋收购价和各地物价情况,于是,市面上开始有了交易。但 是在胡、马企图反扑西安的影响下,物价大幅度波动,有的商人甚至拒收人民币、 银元贩子推波助澜,情况十分严重。贺龙和贾拓夫等军管会领导人分析,银无在西 安流通的数量并不大,因为胡宗南逃跑时,用收税、抛售物资、盗卖公物等办法劫 走了一大批银元,但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排斥人民币,促使物价 上涨,并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他们经过协商, 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贺龙签署公告,取缔银元贩子,不准银元流通,打击投机 商人。二是大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贺龙要求物资部门大力组织四乡的粮食、棉花 人市,一律以人民币交易,成为人民币的物资后盾。贸易公司奉贺龙之命,两个月 内向市场发售了价值5 亿人民币的粮食、布匹、棉花及油料。三是贺龙亲自在西安 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稳定金融的动员。他说:“稳定金融,是各界人民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做好这个工作。希望各位代表对人民说清楚人民 币和敌市的基本区别,使他们知道人民币是有充分物资基础的,是可以在全国流通 的唯一合法的永久货币,同时,人民币本身的作用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经 过这样的努力,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 个月工作时说 : “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在接管和治理西安工作中,贺龙极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 在粉碎了胡宗南反扑西安的企图以后,贺龙邀请西安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座谈。 贺龙说:”西安已经永远属于人民所有,再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占去了,但要把西安 管理建设得很好,把一个旧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新的人民的生产城市,就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40 余天来,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 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恢复、发展 生产、安定民生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得很好。”“希望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与我们很好合作”,“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 对当前和今后各方面的工作多多提出意见,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给以 批评和指正。只要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人民事业有利的,我们无不欢迎和接 受。”贺龙真诚的态度,使在座的各界人士甚为感动。他们说:“共产党善于接受 真诚正当的意见,是很好的风度。”他们在会上就接管、肃特、稳定物价、执行政 策等工作纷纷提出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这样的聚会,在西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 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 个单位,人员达25675 人。 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共交通迅速恢复,陕西境内的铁路很快分 段通车,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 流通市场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西安市共提供军用物资6 万余吨,粮食8000 多 吨,供应部队,并且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大量民工随军支前,为保证第一野战军 解放西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9 月上旬,贺龙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西安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0 月1 日,贺龙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 国大典。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从参加护国讨袁斗争以来,他 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 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内心激动万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10 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 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了新的任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