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月 夏天结束了。天气变凉,树叶也发黄了。1964 年收割季节的忙碌、对各农业 区的视察均已成为过去。1964 年预定进行的出国访问也告结束。 秋天,父亲希望休整一下,设法静下心来,想一想今后的打算。计划相当宏伟 :11—12 月份将举行例行的中央全会,会上要作出重要决定。中心议题之一是农 业状况。十年来农产品的产量增长了,但效率远未达到父亲所力争达到的预想水平。 国外购置的全套畜牧场设备不能保证在我国的条件下达到原生产厂家所许诺的产量。 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即干部政策。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老化:其大部分成 员均已年近60,而父亲本人则刚刚过完70 岁生日。他愈来愈多地考虑这个问题: 谁来接班,由谁来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斯大林一去世,大家就分道扬镳,出现分 歧,类似的情况决不能再发生,出路只有一条:通过法律程序实行领导人轮换制和 公开性。如果每个主席团委员知道他的任期比方说为两届、每届为两次党代表大会 之间的四年,那么他就会更多地考虑工作,做事更大胆,就会少一些左顾右盼。况 且中央和州委机关中的年轻一代也有个盼头了。 上一次即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党的领导人实行轮换制的决定,但这 只是第一步。需要继续往前走,在新的宪法中把这些原则固定下来。 早已决定准备制定新宪法,成立了起草小组,却始终没有时间着手进行这项工 作,老是有眼前发生的、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在分散精力。 起草新宪法工作的最佳时间是休假。那里,在皮聪达海角,“十万火急”的问 题的干扰要少一些。当然,电话不能掐掉,送来的文件要占时间,但无法同莫斯科 的忙乱相比。再说,在南方的松树下思考问题效果也更好一些。 我听说过父亲的计划。全会上打算增加中央主席团的组成人员。近几年来涌现 出一批年轻人:谢列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萨秋科夫、哈尔拉 莫夫、阿朱别伊。都是一些富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他们对新的建议反应很快,能迅 速捕捉新的思想,加以发展,并立即提出一大堆建议来。 有他们的参加,工作更有趣更活跃。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所起 的作用并不亚于中央主席团委员,应当把业己形成的状况通过正式手续固定下来, 也就是对中央主席团进行更新。况且这批年轻人也应该接班了。不过这一切需要再 三进行考虑。 遗憾的是,10 月以前无法去休假。视察新导弹设施一事从春天开始就拖延至 今,而马林诺夫斯基又一再催促;需要作出以新型洲际导弹装备部队的决定。到一 个试验场去观看各种新型导弹一事曾多次延期了,最后定在9 月份进行。陪同赫鲁 晓夫前往的有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部 长、军区司令员和设计师们将在试验场上迎候他们。 到9 月,一切准备就绪,诸如由谁来陪同高层领导人之类的细节也已谈妥。因 为想去的人数超过座位数目许多倍,名单经过中央委员会吹毛求疵的审查,国防工 业监督人伊万·季米特里耶维奇·谢尔宾毫不留情地划掉了多余的名字。 我很想进入幸运者之列,因为从前每次检阅我都是作为新武器装备的演示者出 现的。不久前完成了一种新型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现在正在决定它的命运,将要 听取赞成和反对双方的意见,并作出批量生产的最后决定。 我很高兴自己还留在名单上。开始了出发前的奔忙。然而命运却偏偏作出另外 的安排。出发前几天我的腿痛起来了。起初我对这类小毛病并不在意。 可是过两夭就行走困难了。只得向医生求助。 “出差绝对不行!”医生直挥手说。“我们必须让您住院。”经过时间不长的 争吵之后,住院的问题排除了,决定让我在家治疗。但我自己明白,以这样的身体 状况到了试验场也没有用。 我的同事们都已出发,并祝我早日康复,两天以后,父亲也走了。我躺在床上, 看书,心情忧郁地望着窗外:正是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偶尔有电话来,我便一瘸 一拐地去接。 几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试验场那边音信杳无,再说也不可能有消息: 大家全都在那儿。我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好,打算再过几天就去上班。 在列宁山上的小楼里我与妻儿占用了一层带洗澡间的两间房,这好象是一套单 独的住宅,门朝着过道。对面是个大餐厅。 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时间很少。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儿,多会儿方便多会儿吃。 只是到了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大家才一起吃着茶点,互相交换新闻。然后父亲拿 上文件,找个没有餐具的地方坐下,就开始看起来。全家人用茶点至此结束,夜间 的工作开始了。为了不妨碍他,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房间,或者默默地坐在这里的沙 发和安乐椅上,看书看报。 我有一部单独的市内电话和一部与这里的值班卫队长联系的分机。父亲用的几 部电话放在客厅挨着餐厅的角落里的一张小桌上。那分别是政府专线的市内电话和 国内长途电话,还有一部普通市内电话及一部直通卫队值班室的电话。父亲很少打 电话,只是万不得已时才用,他认为工作时间结束了,应当让大家休息,不应当用 本可在白天完成的事情去加重他们的负担。他不喜欢不遵守通行的休息制度,不喜 欢有人晚上加班。 那会使他想起斯大林时期的晚间值班。 “您晚上加班,并不说明您很努力,而是说明您不会好好地安排时间,”他经 常这样说。“白天的工作7 点结束。7 点以后去看戏,去玩儿,别在办公室里把裤 子坐破了。不然您第二天就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人们知道这个情况,晚上因公 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就特别少,除非出现紧急情况。每次政府专线的电话都算我们家 里的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在场者莫不竖起耳朵,设法从片言只字中弄清究竟发生 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在家养病的一天晚上“自动电话”忽然铃声大作,我就很吃惊: 父亲又不在莫斯科,况且人人都知道的嘛。 听筒里传来陌生的声音: “可以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电话吗?”“他不在莫斯科,”我答道,同 时感到莫名其妙:是谁会往家里打电话呢。凡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的人,都很清楚父 亲现在何处。 “请问您是谁?”问题随之而来。 声音里透出失望。 “我是他儿子。”“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对方赶快说道。“我是瓦西 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原先的卫队长, 我从夏天起就设法同尼基塔·谢尔盖维奇通话,我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可 是一直办不到。现在我总算可以用‘自动电话’通话了,我决定给他往家打电话, 谁知又不凑巧。”我很吃惊:伊格纳托夫原先的卫队长会找赫鲁晓夫说什么,他们 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情况非同寻常。 “请让我把话说完,”加柳科夫匆匆说道,他担心我会放下听筒,这种担心并 非没有根据,“我听说有人在准备对赫鲁晓夫搞阴谋!我想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本人。 这很重要:阴谋的事儿我是从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中听出来的,一大批人都参加进去 了。”“越说越离谱,”我想道。“这大概是个疯子。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会有阴谋 呢?胡说八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应当找克格勃,找谢米恰斯内。 这类事情归他管,再说您本人也在那里工作。他们会弄得一清二楚的,如果有必要, 他们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我说道,为想出摆脱困境的办法而自鸣得 意。可是高兴得太早了。 “我不能去找谢米恰斯内,他本人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等人一起搞阴谋,算 是最积极的一位,我想把这一切亲自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处境危。险您 说他不在莫斯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几天再来电话吧。他很快就要回 来了,”我试图安慰他。“我可能办不到。我能够用‘自动电话’而且能够一个人 留在房间里,这已经够幸运了。这种情况也许不会再出现,可事情又很重要。关系 到国家的安危,”他口气坚决。“要不请您听我介绍情况,然后再向尼基塔·谢尔 盖耶维奇转达?”“您知道吗,我……有点小病。”我说得又慢又不清楚,为的是 赢得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精力去管这种事。万一这位是疯子,他那些谈话、 毫无根据的猜疑、电话会搅得我不得安宁。我干吗往里掺合…… 可万一他是个正常人呢?万一他的报告中哪怕有一点真情可怎么好?哪我岂不 是为了个人的安宁把他拒之门外了吗?显然,总应当同他见面,弄清楚这是真情呢, 还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幻想游戏。当然,父亲最讨厌家里人介入他的国家大事。我要 是冒冒失失地跟他谈这个,肯定要挨他一顿痛骂,别看他对我有多么好。哪怕讨论 一下新型导弹、肥料或者转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都好。可我这时要介入的是神圣 的东西——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旁人绝对不能碰的禁区。 可万一这是真情呢?必须当机立断。 那边加柳科夫正等着答复。我略一迟疑,终于下了决心: “好吧。把您的地址告诉我,我今天晚上去,到时候您把情况全都给我讲讲。” “不不不!到我这儿不行。我这儿谈话很危险。咱们到外面谈谈吧。您知道库图佐 夫大街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吗?就是您姐姐尤莉娅住的那个楼。 告诉我您的汽车有什么标记,我在街角上等。”“我的车是黑颜色,车号是02 —32。您等着,我半个小时就到。”我说。 我们说了再见。 我忐忑不安地去换衣服,我边走边让自己相信,所谈的这一切都是近乎病态的 幻想结果,等我回来时只会为浪费了几个小时感到惋惜的。然而内心很不平静…… 我匆匆换好衣服后,就到大门旁边的车库。值班军官习惯地把高大的、涂有绿 色泊漆的铁制院门打开。一切如常。不寻常的只有此次出行和出行的目的。路途不 远,至多需15 分钟,我开始静下心来,为谈话作准备…… 我当时不知道,我姐姐拉达早已对正在酝酿中的事变有所耳闻。1964 年夏天 一名妇女给她打过电话。她没记住那人的名字。那位妇女坚持要见姐姐,声称自己 掌握了重要情报。拉达千方百计地回避见面,那位妇女感到绝望了,便在电话里说 她知道密谋策划搞掉赫鲁晓夫的那些人开会的住宅。 “您为什么要找我呢?这种事情由克格勃来管。您往那儿打电话吧,”拉达回 答说。 “我怎么能往那儿打电话呢,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也参加这些会议的! 要不我怎么会想起找您谈呢。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谢米恰斯内当时同姐夫阿 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很要好,常去他们家做客。 拉达觉得这个情报不够郑重,她不想浪费时间去进行不愉快的谈话,便回答说, 很遗憾,实在是无能为力,她是个私人身分,而这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因此清不要 再给她打电话趴此后就再没来电话了。 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瓦连京·瓦西里那维奇·皮沃瓦罗夫也向她提出过类似 的警告。为他的电话,拉达甚至还找我家的老朋友、当时的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亚 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马尔科夫商量过。他建议对这个情报不必在意,他认为这 是皮沃瓦罗夫疑心过重所致,拉达采纳了权威性意见,便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 现在才知道,这个情报也传到了中央委员会。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的原卫队 长、上将尼基弗尔·特罗菲莫维奇·利托夫钦科在过了许多年后讲到了这一情况。 这个情报传到了父亲的第一助手F ,T 。舒伊斯基手里,他颇有远见地把这一情报 “消解”了。其时舒伊斯基已经跟随赫鲁晓夫近20 年,差不多是从斯大林格勒开 始的,不过看来他当时已决定转向…… 我沿着莫斯科河的别列日科夫滨河街行驶。天空阴云密布。偶尔滴答两下。暮 色开始降临。前面就是乌克兰饭店那个街口。几分钟后,可以看见镶嵌着奶油色瓷 砖的中央委员会大厦。角落里孤零零地挺立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他身穿深色大衣, 帽沿压得很低。 我停住汽车。 “您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吗?”那人点点头,又环顾四周。看上 去有50 来岁。 “我是赫鲁晓夫。请上车。”他小心翼翼地坐到前排,就在我旁边。我开动汽 车。 “您都想说些什么?请讲吧。”我的这位乘客神色不安。他几次回过头去,仔 细看了看后窗户,犹豫不决地提议说: “咱们到城外去吧。找个小树林。那儿平安一些。”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看后 视镜,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库图佐夫大街上跟往常一样车水马龙。 “好吧,去城外就去城外。我们上环形路,到那儿再想想办法。”一路无话, 前面就是横跨环行路的高架桥了。我们往右拐,从桥下穿过,马路两边已经是莫斯 科近郊的森林。脑海里浮现出侦探小说中令人头晕目眩的情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 有朝一日竟会参与类似的事情,左边驶过一个宽阔的汽车站,旁边停了几辆小轿车 和一辆带拖斗的大卡车——看来,卡车司机决定在这里过夜。我同瓦西里·伊万诺 维奇交换了一下眼色:不,这里人太多,我们需要一个僻静的去处。又继续前行。 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马上就要到基辅公路了。 右边出现一条通往小松树林的乡间土路。我们拐到土路上。过了转弯处,一大 片林中空地迎面而来。已是暮色苍茫,低垂的云幕给周围宁静无邪的景致平添了某 种神秘的气氛。 我终于把车停住。我们下车,顺着一条小径行走。小径很窄,并排行走不大方 便:双脚老是踩到青草覆盖的小土坑里。 加柳科夫开始讲述。以下就是谈话的内容。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当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时候,我在他手 下任卫队长。您大概不记得我了,可我很了解您。我跟‘主子’到尼基塔·谢尔盖 耶维奇的别墅里去过,在那儿看见过您。 “反正生活使我老早就同伊格纳托夫在一起了,1949 年我就开始给他当办事 员。1957 年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我就成了他的卫队长。我们之间不 仅是工作上的关系,可以说是朋友关系了。我陪着他外出旅行时,就仿佛成了他的 伴侣和谈话对象,他拿我当‘缓冲器’,有时候对我讲一些不会对别人讲的话。我 对他也是忠心耿耿。 “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没有选进中央主席团,我同他一起为这件说得轻点是不 愉快的事情感到难受。除此之外,如今他按规定没有卫队长了,可我跟他多年,自 然有些恋恋不舍。 “‘别难过,’伊格纳托夫安慰我说,‘我来给你找个差事。你离开机关。你 已经干够了年头,可以领养老金了。我还有一些朋友,会给你找个好工作的。’ “于是我在1961 年办了退休手续,开始在采购委员会里当起主任科员来了。后来 又该找个新的工作了。我给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打电话,他答应帮忙。当时伊 格纳托夫已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很快就在手下的总务处给我找了 个工作不忙的职务。那儿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去休养或 者出差,我通常都陪着。他喜欢把一部分假期放在春天过;莫斯科还是白雪皑皑, 寒气逼人,我们却去中亚,那里已是真正的夏天。当地领导人按老规矩照最高的规 格接待我们,这使伊格纳托夫十分满意。他往往推推我说: “‘瞧,瓦夏,挺看重我呢……’“要是不到中亚,就去高加索——他对那儿 也很喜欢。 “我在他夏季休假时也陪着他,通常是在8 月份。我的任务是确保舒适,尼古 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对于他在哪儿住、怎么住和同谁住都很重视。他希望条件不要 与他以中央书记身份在国家别墅休养时已经习惯的条件有什么区别。 “今年也是如此。8 月3 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一进门,见他坐在桌旁 颇为得意的样子,他气色不错,象是刚从休假地归来。 “他对我说,决定8 号那天去高加索休养,并且好象有些犹疑地问道: “‘要不,你也跟我一起去?’“他打算去休养的事我已经知道,他事先就让 我作好一切准备。 “至于他提出一起去休养,我未作任何回答,由他拿主意。所以我只是汇报说, 休养所需的一切均已准备就绪,我已同索契的‘俄罗斯疗养院’谈妥安排在一处单 独的别墅。我们通常都住那儿。 “这一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忽然大动肝火: “‘商谈了,谈妥了……你谈话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感到莫名其妙: “‘要不,我就不跟您去了?’“‘到时候就清楚了,’伊格纳托夫嘟嘟囔囔 他说。‘你可以去。’“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分手时比往常冷淡,我走了,不明白 怎么会引起这样的反应。我没有过错——一切都是照往常那样办的。 “几天过去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那边没有动静。我想:‘他这是因为 什么呢,是生我的气了?’“8 月6 日,伊格纳托夫手下的秘书长给我打电话,转 达让我给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打电话的指示。 “7 日早晨我给他去电话,他若无其事他说: “‘你准备好了吗?明天我们飞索契。’“这种出发我已司空见惯。我很快收 拾好东西,并在第二无早晨给伊格纳托夫家里打电话。他和我住在同一幢楼里。我 带上他的箱子,便一起乘伊格纳托夫的海鸥牌汽车去伏努科沃。我们当天就到了索 契。 “我们下榻在给我们预备的别墅——它单独建在花园中,离主要的建筑物稍远 一点。饭后我们到疗养院的庭院中散步。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情绪极佳,有说 有笑。他喜欢这座别墅。 “‘别墅满不错嘛。够水平。’他对我说,又循着自己的思路补充说: “‘反正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出发前建议我住到第四国家别墅。’“‘ 那么要不要说我们占用这座别墅呢?’我问道。‘他们向赫鲁晓夫报告了吗?这些 别墅可是主席团委员专用的呀。万一让他知道了,再搞得不愉快可怎么办?’“伊 格纳托夫没有回答,我们默默地沿着小路走去。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转身往回 走,我在后面紧跟着他,保持半步的距离。 “伊格纳托夫若有所思地冒出这么一句: “‘凡事都有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不听赫鲁晓夫的。’“他骂尼基塔·谢尔盖 耶维奇是常事,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丢了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之后,不过那往往都 是在酒酣耳热和因为某项具体决定才开骂。伊格纳托夫认为,他要是处在尼基塔· 谢尔盖耶维奇的地位上一切都不会那样去做。不过,无论他对赫鲁晓夫如何说三道 四,可以觉察出他有点怕赫鲁晓夫。可这回他公开暗示根本可以不把赫鲁晓夫放在 眼里,这倒是个新动向。 “‘需要解决食品和汽艇的问题。您有何指示?您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离开这个话题,问道。 “‘全都没问题,我已经同谢米恰斯内谈妥了,什么汽艇阿,食品啊,在我们 的别墅里加设高频电话啊,都解决了。你去问问值班员: 他们已经接到命令。’伊格纳托夫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哈哈一笑。 “从前伊格纳托夫与谢米恰斯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伊格纳托夫恨 死他了,稍有疏忽就骂,不过当时他也害怕谢米恰斯内,知道此人同赫鲁晓夫关系 不错,特别是与阿朱别伊颇有交情。要他去求谢米恰斯内,就在一年前也是绝对不 可能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感到困惑不解。我给疗养院值班员和克格勃系统 的值班员去电话,两边的回答都是已接到关于提供食品和汽艇的一切命令。 “我向伊格纳托夫作了汇报。 “他十分满意。 “‘到底有这样的好人——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他们对我是有求必应。’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如此变化是令人费解的。为什么昔日遮掩得很不巧妙的势 不两立一下子成了如此的亲密无间呢?这里显然大有文章……接着伊格纳托夫让我 了解一下,附近还有哪些中央委员在疗养。 “我在别墅给索契市党委书记打电话,告诉他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 纳托夫正在‘俄罗斯疗养院’休养,首长很想知道哪些同志正在索契休养。这个问 题很平常:凡新来乍到的人第一关心的是左邻右舍。 “市委书记任何时候都对情况了如指掌。他当即回答说,有几位州委第一书记 在附近的疗养院疗养,其中有堪察加州、别尔戈罗德州和沃伦州的书记,最后这位 书记的名字好象是卡利塔。我全部向伊格纳托夫作了汇报。 “‘谢谢你,不必再给市委打电话了。我们自己会弄清的。”他回答说。 “几天过去了。伊格纳托夫再也不打听什么人了。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 我尽量少让他觉得碍眼。 “突然有人转告我,他有急事找我。几分钟后我到了伊格纳托夫那儿。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看见了车臣—印古什州委书记季托夫。当然,他当时 离得很远,也可能我认错人了。你给疗养院登记处打电话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他。 如果问你是谁,就说是州委机关的。’“原来季托夫确确实实就在旁边的‘特等’ 别墅中休养。我打电话到他房间去,却回答说他已外出。我请对方转达,是伊格纳 托夫让打的电话,首长已在这儿的别墅里休养,他请季托夫同志给他去电话。 “第二天,伊格纳托夫十分满意地告诉我,季托夫来过电话了,已邀请他来作 客。 “‘你来操办吧。’他说。 “举办宴会是我在我们一起休养中的一项任务,客人们到齐了。餐桌摆在凉台 上。白兰地、鲟鱼肉、鱼子酱、烤羊肉串——全是老一套。 “除季托夫外,伏尔加格勒州执委主席奇姆托夫也来了,还有几个人,具体是 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也应邀入席。 “在频频举杯祝酒的间隙,伊格纳托夫回忆起自己在列宁格勒工作时的许多往 事。奇姆托夫和其他人讲了关于赫鲁晓夫的笑话。在座者开怀大笑。 这次聚会并无任何可疑之处:大家聚在一起,喝上两口,闲扯一通,又各自散 去。 “伊格纳托夫对此次聚会十分满意。他在散步时几次提到同季托夫的谈话。 “‘季托夫这人挺不错,我们用得着,很有价值。’伊格纳托夫说。 “8 月快要结束了。 “29 日伊格纳托夫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这次谈话我也在场。 “勃列日涅夫说,既然伊格纳托夫在索契休养,就请他花上两天时间到克拉斯 诺达尔去一趟,参加向北高加索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克拉斯诺达尔油气联合休’授 勋仪式。 “伊格纳托夫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顺便再摸摸格奥尔基的底,’他允诺说(格奥尔基是指克拉斯诺达尔农业 边疆区党委书记格·伊·沃罗比约夫,伊格纳托夫的老熟人)。‘廖尼亚,季托夫 和奇姆托夫到我这儿来过。两杯酒下肚,便酒后吐真言。他们的话本身就能说明问 题。这些话反映了普遍的情绪。不过我对格鲁吉亚放心不下。9 月10 日我休假回 来,想到第比利斯去一趟。应当到那儿做做工作。’“‘格鲁吉亚有什么让你放心 不下的呢?’“‘我看报纸上登了一封120 岁女庄员致赫鲁晓夫的信。这不会是无 缘无故的。看来,他们在那边认不清形势。’“‘就这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 勃列日涅夫安慰他说。 “‘这么说那是你的工作范围了?那就另当别论,’伊格纳托夫喜出望外。‘ 还有个事儿。我跟亚美尼亚的扎罗比扬谈了,他的思想不错。是我们的人。廖尼亚, 不过我对你有个要求,一切都要在11 月份以前完成。’“他们又稍微谈了谈天气 及勃列日涅夫打猎的收获,伊格纳托夫放下听筒,他眉开眼笑:看来,谈话很对他 的心思。”“我忘了交代,”加柳科夫忽然想起来,“伊格纳托夫刚到疗养院就预 先告诉我,休假期间他打算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奥尔忠尼启则市和其他什么地 方。”“‘老呆在一个地方没意思。’他解释说。 “然而行期一延再延。 “‘再等等,不到时候。”每当我提醒说该张罗买票时他都这样回绝。 “我们是8 月30 日,就是与勃列日涅夫通话的第二天到克拉斯诺达尔去的。 住在边疆区委的别墅里。当天晚上客人们来了,他们是巴伊巴科夫、卡恰诺夫、丘 尔金等领导人。 “大家坐下来用晚餐。就餐中话题围绕着明天的授勋大会。对大会程序进行了 详细的讨论。最后人们各自散去。伊格纳托夫对这顿晚餐感到不满。 看来,是沃罗比约夫的缺席破坏了他的情绪,沃罗比约夫一直没来。 “‘骄傲自大。不来……’他嘟囔道。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8 月底,正是收割大忙季节,他们的粮食计划又吃紧。 大概是在各个区里跑吧。’我试图安慰伊格纳托夫,但他只是把手一挥。 “8 月31 日举行群众大会,伊格纳托夫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的身份颁发了勋章。按往常惯例,会后为当地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举行了盛大宴 会。我们在宴会后回到区委别墅。卡恰诺夫和丘尔金与我们同乘一辆汽车。他们一 直把伊格纳托夫送到门口,相互道别后就离去了。 “特鲁比林——边疆区执委会主席很快来了。他同伊格纳托夫一起等沃罗比约 夫,沃罗比约夫是去为当天启程的萨拉托夫州委书记希巴耶夫送行。 沃罗比约夫在晚上11 点左右才来。他们三人在屋里坐了几分钟,伊格纳托夫 就同沃罗比约夫一起到与别墅毗连的公园里去了。特鲁比林没有去,他留在屋内。 我去找他,见他一人在房间里坐着,心绪不佳。看来。他也想参加谈话。我同他一 起等伊格纳托夫和沃罗比约夫回来。每人喝了一杯白兰地。我谈起边疆区的成就、 授勋,可特鲁比林没精打采地应付着,看来他的心思在公园里。时间过得很慢。一 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伊格纳托夫和沃罗比约夫仍在散步。这对伊格纳托夫说 来是很不寻常的:他照例是11 点上床,只有非常特别的事情才会迫使他违背自己 的习惯。 “凌晨一点,特鲁比林开始坐不住了,他几次走到进公园的那个门口,试图看 清这两位散步者。后来实在按捺不住,便起身去找他们。他很快就折回来了,脸色 更加阴沉。 “‘还在散步,我明天要上班。我回家睡觉去。我已经跟他们道别了。’他对 我那无声的问题作了回答。 “特鲁比林叫了一辆车走了。我也去睡觉,宴会后我困得睁不开眼。伊格纳托 夫同沃罗比约夫仍然在公园的小路上徘徊。 “他们在谈什么,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沃罗比约夫又来了。我们刚刚起床。 他带来一位新客人——罗斯托夫的米罗诺夫。又过了一会儿,巴伊巴科夫来了。大 家一起坐下用早点。巴伊巴科夫饭后有事匆匆走了,其余的人则去公园散步。谈笑 风生。我可以看见伊格纳托夫在论证什么问题,其他人都在洗耳恭听。 “他们没有走出多远,值班员就报告说勃列日涅夫打高频电话过来,请伊格纳 托夫接电话。沃罗比约夫和刚到的卡恰诺夫同伊格纳托夫一起走进房间。 “我留在门外,不过隔着门可以清晰地听到谈话内容。讲的是授勋一事。 “起先听到伊格纳托夫的声音: “‘谢谢,廖尼亚,一切顺利。谢谢您的帮助,要没有您就困难重重了。’ “原来是勃列日涅夫帮助批了举办宴会的钱,因为禁止用国家的钱宴请,这条禁令 执行得很严。只有勃列日涅夫身为中央第二书记可以批准这笔开销。 “‘沃罗比约夫正好在我这儿,’伊格纳托夫继续对勃列日涅夫说,‘我跟他 什么都谈到了。我还跟萨拉托夫的书记希巴耶夫谈了。起初相互不理解,不过后来 找到了共同语言,所以他那边也没问题,我做好了他的工作。’“他们说了再见, 并相互祝福,又让沃罗比约夫接过话筒。先谈了谈授勋的事。沃罗比约夫感谢勃列 日涅夫对他们的劳动的高度评价,保证再争取得到新的成就。接下来,卡恰诺夫又 拿起听筒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通。 “通话后大家兴高采烈地来到门廊,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决定先顺道去边 疆区委,再从那里出发去滨海阿赫塔尔区钓鱼。 “沃罗比约夫在途中离开我们,留在边疆区委了,卡恰诺夫和丘尔金与我们同 行。一切都作了精心准备。丰盛的饭菜已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篝火上咕嘟咕嘟地炖 着鱼汤。第一件事是喝酒、吃点东西。这一切占去了几个小时。 大家在餐桌上争先恐后他讲捕鱼和打猎的小故事,一个比一个难以置信,而每 次举杯祝酒都要把过去的捕鱼量再往上抬高一点。 “大家稍事休息后便迎着晚霞出发了:有人拿着猎枪去打野鸭,有人带着绞竿 去垂钓。 “第二天照样如此,直到9 月2 日傍晚我们才回到克拉斯诺达尔。 “沃罗比约夫在别墅里等候。他和伊格纳托夫谈了谈,迅速作好准备又很快起 身走了。他到晚饭时回来,晚饭后又是故技重演:他们两人又一同散步到凌晨一点, 不知讨论什么问题。 “第二天,我们要走了。前来送行的是沃罗比约夫、卡恰诺夫、丘尔金、特鲁 比林。告别时伊格纳托夫邀请大家于本周六即9 月6 日到索契来赴便宴。 还特地强调了勿带夫人。 “9 月6 日,我们这里一共来了20 人左右。其中有巴伊巴科夫、俄罗斯联邦 文化部长波波夫、应邀前来的克拉斯诺达尔领导人及其他人。卡恰诺夫和特鲁比林 晚到一步:他们在途中耽搁了。 “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大家频频举杯祝酒。沃罗比约夫回忆起列宁格勒,回 忆起当时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伊格纳托夫坚持了多么正确的有原则性的立场。顺 便也刺了刺科兹洛夫。 “伊格纳托夫当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时,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强硬路线而‘著称’。 当时对他的粗暴和缺乏涵养颇有议论。中央收到了许多文艺活动家联名的控告信。 结果伊格纳托夫被免职,到沃罗涅什当州委第一书记去了——据说那里的人好对付, 工作起来容易一些。 “晚上10 时许,宴会已近尾声。最坚忍不拔的人留下来继续吃喝,其余的人 则各自东西。伊格纳托夫待客人全都散去后,把我叫去,吩咐我用高频电话给他接 波德戈尔内在雅尔塔的别墅。 “趁那边去叫波德戈尔内接电话的工夫,他用手捂住话筒,对我说: “‘快让格奥尔基过来,只是可别让其他人也跟着。’“我把沃罗比约夫请到 办公室。季托夫已经在场了。 “我去找沃罗比约夫的当儿,波德戈尔内在那边已经拿起话筒。他们的谈话内 容我不知道。好象是彼德戈尔内祝伊格纳托夫马到成功。伊格纳托夫却意味深长他 说: “‘主要的成功不取决于我们,就得看你的了。’这时他注意到我还在办公室 里,便冲我点头示意:你可以走了。我悄悄地退出来,把门关上。 “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夜深人静时的窃窃私议,吞吞吐吐的话语、暗语, 这些都引起了好奇心,使我产生了警觉。这回又把我撵了出来。隔着一道门听不清 所说的话,我也不想充当窃听者的角色。‘归根到底,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暗 自思忖,在过道里转悠了一会儿,便来到门廊上。 “右边,办公室的窗户亮着灯,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围在电话机旁的三个男人的 身影。我看到这时拿着话筒的是季托夫。他的声音听得相当清楚,不过要分辨清他 讲的话就困难了。 “我很想听听他们究竟同波德戈尔内讲些什么,为什么要搞这种秘密活动。通 常伊格纳托夫都喜欢炫耀自己同中央主席团委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冲着听筒大声嚷 嚷:‘你好,廖尼亚!’或是‘你好,科利亚!’“我刚刚走下门廊,就发现小道 上一个愈来愈近的身影。 “‘瓦夏,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哪儿?’陌生人冲我喊道。 “这是特鲁比林。他没有发觉伊格纳托夫、季托夫和沃罗比约夫上哪儿去了, 眼下正在满公园找他们。 “‘全都在那儿聚会呢。’我让特鲁比林看办公室那亮灯的窗户。 “他急匆匆地往里走,却马上又折回来了。 “‘老是躲躲藏藏的。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您在说谁?’ “特鲁比林猛地一哆嗦: “‘我不说了,去他的吧……离了他们我也什么都知道,所有的决定全得通过 我……’“他瓮声瓮气地咕哝着什么,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伊格纳托夫、季托夫和沃罗比约夫从办公室里出来。他们边走边小声地说着, 看来是在讨论同波德戈尔内的谈话。他们发现我在门廊上,便不作声了,开始道别。 克拉斯诺达尔领导人留下来在旁边的别墅里过夜。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家了。 “早上送走了克拉斯诺达尔领导人,伊格纳托夫邀我去散步。谈话围绕着昨天 的招待会。 “‘瞧见了吧,没有一个人为他祝酒。这太好了!’他颇为得意地说。 “‘为谁?’我不明白。 “‘赫鲁晓夫呗。’“他又没头没脑地加了一句: “‘季托夫是个好人。’“这是他对周围的人通常的评价:凡是同意伊格纳托 夫的意见、支持他的人都是好人,其余都是不好的人,这种人只有细微的差别。 “‘没关系,瓦夏,’他安慰我说,‘稍微再等一等。你也有前途的。 别着急。’“我没有去追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话题又转到了钓鱼上。 “此后索契再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了。休假即将结束,我再次提醒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原打算去亚美尼亚的。 “‘不去了。扎罗比扬到莫斯科见过勃列日涅夫了。该准备回家了,’他回答 说。 “我们于9 月19 日回到莫斯科。星期一我去他的别墅,为他料理各种家务。 伊格纳托夫经常把我当秘书使用,这次一见到我,就让我给他接通正在新阿福尼亚 休养的基里连科的电话。值班员拿起听简,问清是谁来的电话后回答说,安德列· 帕夫洛维奇正在洗海水澡,不能接电话。 “这一回答竟让伊格纳托夫紧张起来,我感到吃惊。 “‘是真的在洗澡呢,还是不想接电话?’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伊格纳托夫坐立不安,他一个劲儿地往中央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接‘自动 电话’的是个秘书,他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上班,今天不会来了。他有病。’“这下伊格纳托 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来回踱步,不停地说: “‘真病还是假病?他这得的是什么病?这病有没有必要生? “我感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便退出来。 “我大约在一小时之后回到办公室。伊格纳托夫坐在皮面安乐椅上,心平气和 地微笑着。 “没什么。一切顺利。他不过是患了流感。一切正常。’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得流感倒成了正常……? 不过我把这次谈话也 加到了近一个月来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的清单上“如果把所有这些细节凑到一起,就 成了一幅令人生疑的图画。吞吞吐吐的话语、暗语,同州委书记的个别谈话,突然 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要好起来,十分频繁地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 科通话……为什么提到11 月?11 月前必须做到什么?”加柳科夫开始转述足以 说明伊格纳托夫对我父亲的态度的各种事情:有的是前些年的往事,有的则刚刚发 生。 “伊格纳托夫的坏脾气已是尽人皆知,他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也不是什么秘密, 他对未能选入中央主席团耿耿于怀。过去伊格纳托夫也是几杯酒下肚就爱在自己的 圈子里说什么中央的工作全靠他一个人撑着,其他人全是平庸之辈,游手好闲,赫 鲁晓夫只会按照陈规旧套签署替他准备好的决定和发表演说……”一切都必须不慌 不忙地仔细斟酌,再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种事情急不得。 我看了看手表:我们散步已将近两个小时。天色完全黑了。我们转身回到车上。 我感谢加柳科夫提供了这些消息,并保证以充分信任和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他的这番话。我答应只要父亲一回来就立即向他全部转告。为防万一,我要了他家 里的电话号码,以应急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大情愿地说了号码。 “谢尔盖·尼基季奇,不到万不得已时别给我打电话,”他犹豫不决地说。 “请您在电话上什么也别说,只是约定见面。我的电话有人监听,我对此坚信不疑。 我甚至还核对过:我有意长期不交电话费。按规定应该停机子的,可没有停。说明 我的电话有人窃听。”加柳科夫最后说道。 我再次感到自己成了侦探故事的剧中人:又是监视跟踪,又是窃听电话,又是 密谋策划。这一切都很生疏、有点可怕、不够现实。迄今为止,我一直坚信克格勃 和其他机关都属于同盟者的营垒。他们值得信赖,可以依靠。打从我记事起,房子 四周就站着穿蓝制服的卫兵。我一向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交谈者甚至儿童游 戏的参加者。 转眼之间这个部门摇身一变。它已经不再起保卫作用,它在监视跟踪,你迈出 的每一步它都知道。一想到这里,背上就直起鸡皮疙瘩。 我在内心深处抱着希望,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恶梦会很快过去,一切都将水落石 出,生活又会沿着习惯的轨道往前运行。尽管如此,却老是有个什么东西在说:不, 这很严重,无论今后事态如何发展,一切都不会完全照旧了。 后来才知道,加柳科夫和我在对克格勃的本事的估计上都是同样的天真。他担 心家里电话有人窃听,其实只对了一部分。赫鲁晓夫家中的政府专线电话同样受到 窃听,而我同加柳科夫的会面则自始至终都被录下来了。后来我们每迈一步,都逃 不脱“主管机关”的火眼金睛。 可我们当初在约定“秘密联络”时,自然是对此一无所知。说得确切一点,加 柳科夫感到惴惴不安,我呢,口头上同意他的意见,内心里则觉得好笑:真是杯弓 蛇影,大惊小怪。不过我认为小心点也没什么害处。管他是真是假,这样他会放心 一些:他也是怀着一片好意而来。 该口去了。我们顺利地走到大路上,环顾四周:没有“尾巴”跟着我们。 天真可爱!…… 半小时后,我让加柳科夫在他家对面下车,答应必要时给他去电话。我再次对 他提供的消息表示感谢。 几分钟后,我驶入别墅院内。值班员把大门关上,我就同外部世界隔绝开了。 这里,在院墙内,一切都如此熟悉、宁静和稳固。大门外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看 来一点儿不真实、一点儿不危险。 父亲不在,他要过几天才回来,暂时可以干干别的事情。“阴谋分子”会等待 一段时间,他们跑不了的。等父亲回来,情况一弄清楚,就会使一切恢复正常。 发射场上传来了第一批消息。武器演示即将结束,然而对我所在的由弗拉基米 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梅任总设计师的设计局来说,结果不大令人乐观。我们刚 刚研制出来并进行过试验的洲际弹道火箭敌不住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利那个 设计局的同类导弹的竞争。这两枚导弹是同时进行研制的,所规定的使命完全相同。 早在试验过程中,军界人士就开始偏爱扬格利的导弹。他们受到季米特里·费 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的积极支持。尽管他当时已不直接主管国防工作了,但他作 为我国导弹技术之父中的一员威信特别高,他的话很有分量。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科兹洛夫患中风后,连同中央第二书记的职 务一起把照管军事工业的任务也接替下来了,他因性格随和,不发表十分肯定的意 见。几个月前,切洛梅设法求见了他,此人以其特有的能言善辩使勃列日涅夫相信 了他的产品的优越性,并且得到了全力支持的保证。然而8 月份发生了“不幸”。 乌斯季诺夫去找勃列日涅夫,他们关起门来谈了几个小时,勃列日涅夫的意见来了 个180 度大转弯。 这从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吞吞吐吐的话和他们对我们设计局总的态度中可 以感觉出来,这些人对于领导人好恶的任何一点改变都能十分敏锐地捕捉到。 勃列日涅夫与乌斯季诺夫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他们最初要好起来是战争刚刚 结束、勃列日涅夫还担任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的时候。 年富力强的武器装备部长在城市重建的工地上同招人喜欢的州委书记相互结识 了。自那时起,把乌斯季诺夫同勃列日涅夫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不算友情,也是连绵 不断的相互的好感。生活使他们各自东西,他们多年不曾见面,但只要见面就愉快 地回忆起40 年代末的事情。精明能干和目标坚定的乌斯季诺夫让以性格随和著称 的勃列日涅夫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8 月份乌斯季诺夫跟勃列日涅夫都说了些什么呢?没有见证人,现在可以推测, 主要的话题并不是切洛梅或者扬格利的导弹:看来谈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未来的安 排。导弹问题只是一带而过——眼下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 我们当时怎么也料想不到这次谈话的内容,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去琢磨: 乌斯季诺夫使勃列日涅夫相信了什么?(后来才弄清,我们没有猜到:这次是 勃列日涅夫劝说乌斯季诺夫。)列昂尼德·伊里奇会采取什么立场?切洛梅焦急不 安,没完没了地说: “我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脾气。乌斯季诺夫说什么他都同意。乌斯季诺夫 可以任意摆布他,他完全听从乌斯季诺夫的意志。 两种导弹的技术鉴定大体相当,因此最微不足道的论据都可以使天平向任何一 方倾斜。 这时消息传来了:赫鲁晓夫发表了对我们不利的意见。尽管我们设计局不久前 还得到一大笔订货,前途被想象得很美好,弹道导弹出师不利使大家感到忧伤。不 过这只是最初的消息:赫鲁晓夫和切洛梅都还在试验场上呢。我们迫不及待地等待 着他们的归来,想了解第一手的全部情况。 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加柳科夫所谈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了。那里一切都未必真实, 而这里眼下正决定着我们心血结晶的命运,决定着我们近几年顽强工作的成果的命 运。 这些天来父亲在沙漠地带秋天的阳光下稍稍晒黑了一点,显得容光焕发。他对 所见所闻十分满意,象往常一样急着要谈自己的感想。父亲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 已向自己的同僚作了介绍,回到家里他的交谈对象就是我了。我在设计局工作,懂 技术,父亲仿佛借助我来检验自己的感想,详细问到一些细节。 试验场上向他展示了三个座位的“东方号”新宇宙飞船,飞船将于近日内发射 至人造卫星轨道,向他介绍了机组人员——科马罗夫、费奥克季斯托夫和叶戈罗夫。 父亲简直充满了为我国在宇航方面超过美国而感到自豪的感情。周围的人一个 劲地随声附和,竭力维持一种错觉,似乎美国眼看就要落在后面,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将成为头号技术大国了。 父亲从试验场回来的第一天,他没有回家就逞直去克里姆林宫。他5 点多钟到 家,把公文包放在餐厅里,就唤我道: “出去散散步吧。”最近父亲把原来一直使用的皮制文件夹换成了锁上带有花 字图案的黑色公文包。这个公文包是一位外国客人送给他的。他不知怎么喜欢上了, 没有象往常那样交给助手并且过后就忘,而是留下来自己使用,直到退休从不离手。 傍晚的散步程序每天都要重复一遍:从小楼到大门,向行举手礼的卫队军官微 微颔首致意,往左拐到一条沿着高大砖墙的狭窄柏油林荫道上。小道两旁种满了小 桦树。拐角处是一小片草地,中间有一簇白桦树。到这里有一次小憩:不能不欣赏 一番白桦树。这也成了习惯。接下来再往左拐。右边的围墙那边是相邻的宅邸,和 我们所住的这幢宅邸一模一样,从前马林科夫住在那里,后来是基里钦科,现在空 着。围墙上有一道绿色小门,要是愿意,可以穿过隔壁的地段到沃罗诺夫家去,还 可再往前走,到米高扬居住的宅邸。 今天,我们从小门旁经过往前走,从右边绕着小楼散步。小桦树完了是樱桃树。 春天,这些树俨然是一个个郁郁葱葱、开满白花的大圆球,可眼下那纤细的枝头只 是零零星星地缀着一张张淡红色的小叶片——秋天已到…… 别墅已抛在后面,小径到莫斯科河的岸坡上就开始婉蜒曲折了沿着回头弯道可 以下到岸边,然后返回,正好兜完一圈儿。 我们一起散步,这已成为我俩的习惯。每天如此。有时拉达和阿朱别伊参加进 来,妈妈很少参加。我俩这个搭档则是固定不变的。有一段路彼此都一言未发,看 来父亲很累,不想开口。 我在他旁边走着,拿不定主意:开始讲同加柳科夫的会面呢,还是过后再说? 我不想谈这个话题——可能碰到粗暴的回答:“别管闲事。”过去提李森科和遗传 学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如今我的处境更加微妙:从未有人介入过高层领导人的相 互关系问题。这个话题是禁止接触的。连父亲自己也从来不当着我们的面谈他的同 僚。可我不但要打破这条禁令,而且打算指控父亲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在搞阴谋活动。 即使从人情的角度出发,我也很不想干这事儿。勃列日涅夫也好,波德戈尔内 也好,柯西金也好,波利扬斯基也好,他们全部经常在我们家作客,欢聚,说说笑 笑,许多人我是从小在基辅就记得。我一直尽量让自己相信的这一切万一统统不过 是那个不很熟悉的人的胡说八道、凭空捏造,那么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他们,他们对 我又会怎么想呢? 总之,我决定缓一步再谈。 我没提这事儿,却问起他的观感和武器展示情况。父亲开始说了,起初不大愿 意说,后来则愈讲愈入迷。两眼炯炯有神,脸上已毫无倦容。导弹是他的骄傲,他 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导弹的型号,比较它们的性能,回忆起同总设计师和军人的谈话。 父亲颇为自豪:如今我们在军事实力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他50 年代初刚刚当上 中央第一书记时,美国是可望而不可即,美国轰炸机可以击中我国国土上的任何一 个地点。可现在呢,连美国总统肯尼迪本人也承认苏美军事实力旗鼓相当。才不过 十年的工夫!确有值得骄傲之处。 我瞅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道: “你觉得我们的导弹如何?”父亲显然不想讨论问题,看来在试验场上对所有 问题都议论够了,他答道: “导弹不错,但是扬格利的更好。我们准备生产他的导弹。我们全都讨论过, 也作出了决定。这个问题不要再提了。”我不吱声了,其实心里对我们单位花了这 么大力气进行研制感到很委屈。 父亲仿佛觉察到了这一点,便补充说: “你们的许多建议很好。我们批准了作业计划。现正由斯米尔诺夫形成文件。” 一周结束了。星期六晚上,全家人照常来到别墅。生活按照早已成为惯例的程式进 行:星期天早上一起吃早饭,然后父亲浏览一下报纸,把他感兴趣的文章勾出来, 就去散步。 我们又两人一起散步了。小道在茂密的松树林中婉蜒曲折。一路无话,我一直 在选择时机,谈话迟迟没有开始。我们走近小门,穿出别墅的围墙,来到莫斯科河 水泛地中的一小块草地上。 眼下草地到处都挖开了。遍地是水泥桩、水槽、管子。访问法国的农业代表团 带回一样新东西——灌溉系统,水在水泥制成的水槽中流动,水槽则安在地里支着 的水泥桩上。父亲很喜欢这个系统:水不会在土壤中浪费掉,沟渠也不会夺走作物 的土壤。他十分热衷于新的想法,便决定在自己的别墅里搞试验。说到做到。一道 命令下去,一周后建筑工人就来了。草地变成了建筑工地。 此刻我们在林子的边儿上散步,父亲高兴地察看着这一切。他仿佛已经看见了 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水槽,离地面有一米五高,潺潺流水从水槽中通过。 每个小畦都可借助水槽内排列均匀的小孔得到灌溉所需数量的水,不多不少, 一点没有糟践。 我们在草地周围走了一圈,便往回折了。不愉快的谈话不能再拖下去了,散步 即将结束。回到别墅后,父亲马上就要看文件,然后是午饭,但主要的是周围有人, 我又不想当着别人的面进行这次谈话。 “你知道吗,”我开始讲,“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这也许是无稽之谈,但是我没有权利不说。”接着我简要他讲述了那次奇怪的 电话和同加柳科夫的会面经过。父亲一言不发地听我把话说完,我正讲到一半,我 们已经走到通往别墅的小门门口了。父亲略一迟疑,又转身往草地走去。 我讲完后便默不作声。 “你告诉我是对的。”父亲打破了沉默。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 “你再说说,这个人都点了哪些人的名字。”他说。“有伊格纳托夫、波德戈 尔内、勃列日涅夫、谢列平。”我边想边说,想尽量搞准确一些。 父亲陷入沉思了。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 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伊格纳托夫倒有可能。他很不满意,而且这个人 本来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会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他没有等待我的回答。我 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以后的事情不归我管了。 我们又转身回别墅去。一路无话。到了家门口他问我道: “你对谁讲起过那次见面的事情吗?”“当然没有啦!这种事怎么好乱说呢?” “这就对啦,”他表示首肯,“跟谁也别说。”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谈到过这个问题。 星期一,我是病愈后第一天上班。我听了一大堆试验场上的新闻,把加柳科夫 的事情完全置诸脑后了。晚上父亲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我已经在家。 我看见驶近的汽车,便出门迎接。 父亲还继续着昨天的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 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好把我挖苦了一通。 ‘亏您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我一下子心慌 意乱了。对我说来这还了得:在中央主席团委员中间去树敌!万一这一切都是无稽 之谈,那么波德戈尔内也好,他肯定要如实相告的其他人也好,永远也饶不过我。 我所讲的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向他们挑衅。 我开始向父亲说起时,就曾担心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怕消息走漏出去,却没有 料到会出这种事。 诚然,过去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前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反复询问我各种不同的导 弹系统的性能比较情况。我毫无保留地把所知道的情况全都对他讲了,并且尽量作 到客观公正。我不想为自己的“公司”充当辩护士。应当用最精良的武器来装备我 军,至于谁制造了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1941 年因为主观主义付出的 代价实在太大了,这些血的教训永远也不会忘记。可几天之后父亲在国防委员会上 发表自己对于发展兵器工业的见解时,忽然脱口说出:“谢尔盖给我讲了什么什么 ……”当有人把这事告诉我时,我心惊胆战起来!我当初就不该抢着发表自己的意 见,本来可以说,我不了解情况。我却“炫耀”自己在捍卫国家利益上的博学和热 忱。这下可好,那些同我一起共事的人,只要父亲对他们哪怕提出一条批评意见, 他们也不会饶过我的。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再不掺和这种事情。这回倒好——更糟糕,陷得很深,而 且对手是些什么人呢?!是中央主席团委员!!!“我星期三就照原定计划去皮聪 达,顺路去克里木,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田间走一走,”父亲继续说道。“为 了保险起见我请米高扬跟这个人谈谈。他会给你来电话的。让他去验证一下吧。他 也打算去皮聪达,他在这里稍微耽搁两天,把情况弄清楚了,到那儿再告诉我。” 我心情沉重。如果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那干吗去说它?如果并非无稽之谈,那又 怎么可以放掉手中的线索?既然要委托米高扬去调查,那怎么可以匆匆忙忙地交代, 而且当着可能参与了密谋策划的波德戈尔内的面呢?一切都显得极不认真,极其荒 唐。反正我是处于一种最荒唐可笑的境地。然而木已成舟,再难受也晚了。我对于 事态进程已经无能为力。 “要不,你晚走两天,亲自跟这个人谈谈?”我胆怯地建议道。 父亲皱起了眉头。看得出来,他不会干这种事的。 “不,米高扬是个满有经验的人。他能够把事情办好的。我太累了,想休息休 息。而且……咱们不谈这个了。”“要不,我也去皮聪达?今年我没有休过假。到 那儿跟你住一段,”我把话题引开。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毕竟还是他更清楚。 “当然可以!这样我还快活一些呢,”他喜出望外。“你把这位肃反工作者带 去见米高扬,请个假就来吧。”父亲飞往克里木,在那里呆了两天,然后途经克拉 斯诺达尔,到了皮聪达。我则留在莫斯科,决定不再采取主动了。 有几天都在日常上班的忙碌中过去了。没有人来电话。有时,一种危险的预感 向我袭来,不过我把它撵走了——没必要张皇失措。我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除此 而外的事情与我无关。 在我出发前夕的一天,我桌上的电话机突然铃声大作。我拿起听筒。 “我找赫鲁晓夫。”我听到一种威严的声音。 这称呼至少是非同寻常的,我有点慌神了。 “我就是。”“我是米高扬,”对方接着说道。“你跟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提起过同一个什么人的谈话吧,可以把他领来见我吗?”“当然可以,阿纳斯塔斯· 伊万诺维奇。您定好时间,我给他打电话,您说个地方,我把人领去,”我答道。 “别到我办公室来。今天晚上7 点到我家去吧。你亲自领他来,尽量别引起注 意。”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最后这句话不知是请求还是命令。 “我不知道能不能马上找到他。我只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也可能不在家。” 我没有把握。 “今天要是找不到,就明天带来吧。只是得事先通知我。”阿纳斯塔斯·伊万 诺维奇最后说。 我立刻拨了加柳科夫家的电话号码,算我走运,他正好在家,亲自接的电话。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是谢尔盖·尼基季奇,”我开始说道,故意不报姓。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想跟您谈谈。晚上7 点必须到他那儿,我6 点40 去接 您。”从加柳科夫的语气中可以觉出,他对我去电话并不怎么高兴,当我提到米高 扬时,他简直是感到惊恐了。 “我可不愿意人家把我认出来,扎哈罗夫认得清我,可能生出不愉快的事情来,” 他喃喃说道。 “您放心吧。我们坐我的车直接去他家,我亲自开车。7 点钟天已经黑了。卫 队都认识我,我经常去他们家,跟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很要好。他们不会来查问是 谁坐在我车上的,“我安慰他说。 不知道是我的这番解释对加柳科夫起了作用呢,还是他明白自己已别无出路。 反正他再没有表示异议。 我们差5 分7 点来到米高扬宅邸的门口。不出我之所料,卫兵从小门往外一看 是我,什么也没问就把大门打开了。我们驶近楼房的入口,迅速走进没有上锁的大 门。楼前的林荫道拐了一个弯,从大门口看不见我们。门厅里空无一人,这难不倒 我,我对楼内各个房间的位置了如指掌。我们宽衣后登上二楼,敲了书房的门。 “进来,”这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声音。 米高扬站在房间中央迎候我们,冷冷淡淡地寒喧了两句。他身着严整的深色西 装,只是脚上穿着便鞋。 我向他介绍了加柳科夫。 往常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对我都是亲切接待,询问我的近况,开开玩笑。 这次他却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冷淡样子,以此来突出表明他对我们的来访很不欢迎。 这样的接待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这就是我管闲事的下场。往后会怎样呢? 列宁山上的所有官邸都象孪生子一样地彼此雷同。甚至房间里的陈设也毫无二 致。同我家里一样,米高扬书房的墙壁都镶有胡桃木护墙板。一面墙让大书橱占满 了,橱内全是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在靠窗户的 角落里放着一张红木大写字台,旁边是两把包有棕色皮革的安乐椅。桌上一个挨一 个地摆了四部电话:一部笨重的“高频”电话,一部裹得紧紧的、带了一根新近问 世的卷曲电线的“自动电话”,一部较为简陋的市内黑色电话,没有拨号盘——专 供与卫队值班军官联系之用。紧挨着的一张小桌上是一张大幅照片,那是一位身着 革命前军服、蓄着卷曲的八字胡、胸前佩戴有四枚乔治勋章的士官——谢苗·米哈 伊洛维奇·布琼尼的赠物。 米高扬请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己则坐在桌旁。气氛极其正经。 “有钢笔吗?”他问我。 “当然有啦。”我不懂得他的用意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 米高扬指了指桌上的一摞白纸。 “这里有纸,你来给我们的谈话作记录。然后把笔记整理出来交给我。”此后 他比刚才略微和蔼一些,对加柳科夫说道: “把您对谢尔盖讲过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尽量准确一些。只讲您确实了解的 情况。推测和设想就免了。您明白您提供情况以后所承担的全部责任吗?”这时加 柳科夫已经完全镇静下来。当然他也紧张,不过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我完全清楚所承担的责任,我自己说话自 己负责。我只对您讲事实。”加柳科夫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我们在树林里见面时他 所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记录得很快,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加柳科夫讲述时,米高扬时而点头,仿佛以示鼓励,有时又微微皱起眉头。不 过他渐渐明显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 加柳科夫讲完了我已知道的那些事情,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米高扬。 “您很早以前就同伊格纳托夫在一起工作了吧?讲讲他的情况,也许过去就有 过引起您的警觉的事情?”米高扬问道。 加柳科夫开始回忆起多年以前的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同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不谋 而合。 “应当说,伊格纳托夫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随着他在仕途上的升降起伏而发生 变化的。而他的升迁又老是同降职交错在一起。降职期间开始恶狠狠地咒骂赫鲁晓 夫。我们从列宁格勒州委调到沃罗涅什时,伊格纳托夫极为不满:把他从第二首都 发配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州。 “记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曾到沃罗涅什来参加农业会议。他当时跑遍了主 要农业区,检查了播种工作,同积极分子进行了座谈。赫鲁晓夫走出车厢,他坐的 不是专列,而是普通的火车。周围熙熙攘攘,人们各忙各的: 有些在接吻拥抱,有些已经在往出站口搬东西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赫鲁晓夫。 不过谁要是拿眼睛死盯住他,身着便服的警卫就会客客气气地举手示意:请从 旁边绕着走。这一切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当地的领导人自然前来迎候赫鲁晓夫:照例是州委、州执委、军方人士都出 动。我们刚刚靠近,人就渐渐多了起来——都出于好奇,看看到底在迎接谁。这时 有人认出赫鲁晓夫,开始鼓掌、致意,响起了表示赞许的喊叫声。伊格纳托夫什么 都看见了,当我们把赫鲁晓夫送到为他准备好的寓所,又回到自己的汽车上时,他 十分满意地说: “‘没人喜欢他。你没见大家迎接得多么草率吗?’“会议开得挺热闹。与会 者不仅是沃罗涅什的人,还有邻近几个州的负责人。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经常打 断报告人的话,提出问题,插上一两句尖刻的批评意见。其他几个州都挨了批评, 他却表扬了沃罗涅什州。 “会议休息时,伊格纳托夫从主席团的房间里出来,我向他表示祝贺: “‘祝您成功,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单单只表扬 了我们。’“‘怎么,我费的劲儿还小吗?’伊格纳托夫挑衅地答道。 “‘往往你一个劲儿地干,挺卖力气,可领导人一来就把你数落得一无是处。 ’“‘哼,只要他敢这么干。看我不把他痛骂一顿。’他说完话就走了。 “又比如那年秋天我们同往常一样在索契休养。我得知赫鲁晓夫要来休假。我 向伊格纳托夫作了汇报,建议到阿德列尔的机场去迎接。 “伊格纳托夫骂了我一顿: “‘接赫鲁希?你跟他去吧……你要想接就自己去吧。’“这里要说明一下, 他在发火时从来不把名字说完整,而是蔑视地简化成‘赫鲁希’。 “后来我们又从沃罗涅什调到高尔基州委。伊格纳托夫到了那儿也仍然念念不 忘把他赶出列宁格勒的事情,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赫鲁晓夫后来不仅是中央书记,而且是第一书记了。伊格纳托夫马上评论说 : “‘瞧,他给自己加了个头衔。没什么了不起,他长不了。顶多再有五年干头。 他年岁已经不小了。’“一谈到讨论农业的中央全会和会议,他总是鄙薄地说: “‘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全是空话……’“后来一切都起了变化。赫鲁晓夫来 到高尔基州,他当时建议延长还债期限。他与伊格纳托夫谈了很长时间,伊格纳托 夫这时已判若两人——他开始逢人就大夸特夸赫鲁晓夫。我想,他们那次谈话的内 容是关于调伊格纳托夫到莫斯科工作。 “1957 年6 月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伊格纳托夫(他当时还在高尔基 市)和梅拉尔希科夫(苏共中央农业部长)到自己的别墅参观庄稼。他开始给我们 介绍所种植的谷子和玉米。当时赫鲁晓夫对谷子很着迷,希望能在我国的条件下种 植并获得高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弄清这一作物相当费工而且变化无常后, 便对它失去兴趣,此后再未提起大力推广的想法。 “赫鲁晓夫和梅拉尔希科夫稍稍走开时,伊格纳托夫招手让我过去。 “‘告诉梅拉尔希科夫让他走,别久留。我要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谈。 “梅拉尔希科夫很快就走了。 “这时反党集团起来反对赫鲁晓夫。伊格纳托夫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赫鲁晓夫同伊格纳托夫久久地散步,向他讲述,看来是在向他介绍中央主席 团内的现状,谈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其他人所采取的立场。 “我和赫鲁晓夫的卫队长跟在他们身后,稍微保持一段距离,自然听不清他们 的谈话,只是到谈话末了才有伊格纳托夫的一句话传进我们耳朵里: “‘……这事很有必要。应当作出决定。’“看来,他们讲的是马上就要召开 的讨论主席团内所出现的分歧的中央全会。在这次反党集团受到谴责的全会上,伊 格纳托夫进入了中央主席团。 他高兴得如登天堂,不过尽量不露声色,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很快就操心 起主席团内部如何分工以及他会分到什么职位的问题来。他不敢就这个问题去找赫 鲁晓夫,便让瓦连京·皮沃瓦罗夫去弄清这个问题,此人当时在赫鲁晓夫接待室里 当秘书。 “皮沃瓦罗夫很快就告诉伊格纳托夫说: “‘我找赫鲁晓夫摸了摸底。你是中央书记。’“伊格纳托夫喜出望外。他指 望会当上第二书记。他对此深信不疑。很快就大为失望:选举基里钦科为第二书记, 伊格纳托夫却成了主管农业的书记。 “他愤怒到了极点。 “‘我哪点比基里钦科差?怎么,我比他脑袋爪笨吗?’“对赫鲁晓夫的好感 又变成了几乎不加遮掩的仇恨。赫鲁晓夫仿佛成了他丢不开的念头。有一次他仔细 看我的脸,突然说: “‘瞧你长的这副嘴脸。你跟赫鲁希一样,也是个粗暴警察型的人物。’“还 有一次,他坐在安乐椅上,一言不发,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他真愚蠢……’“‘您在说谁啊,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我问。 “‘赫鲁希呗,还能说谁?我也可以当。有人对我说,让我担起领导责任。本 该让我上的。’“‘可是担子太重啊……’我小心翼翼地表示异议。”这段插曲引 起了米高扬的注意,他追问道: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说不准了,只记得是1959 年。看来,这种观点 是伊格纳托夫跟朋友们谈话中形成的,这些人是多罗宁、基谢廖夫、热加林、杰尼 索夫、赫沃罗斯图辛、列别节夫、帕托利切夫……”“加柳科夫同志,”米高扬又 插话了,“您亲口说的伊格纳托夫早就对赫鲁晓夫没有好感,可您到现在才来找我 们。这是怎么回事?您为什么会产生怀疑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加柳科夫早 有准备,看来他没少考虑这个问题,他答道: “怀疑可能出了什么事的想法,是今年在索契产生的。原先我对伊格纳托夫的 那些议论都不怎么在意:要饶舌就由他饶舌去吧。 我们一起散步,他骂开赫鲁晓夫了,骂起来就没有个完。他对于二十二大上没 有选入主席团耿耿于怀,抱怨说:‘1957 年的全会都是我的功劳,没有我他们成 不了。连‘二十人小组’也是我的功劳……我干了多少事啊!可他把农业给耽误了。 我只要有个两三年就可以把什么都搞上去,他只是空话连篇,不千实事!’“到夏 天议论就更有针对性了。此外,他同许多人的关系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去年夏天以前,伊格纳托夫对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其 他人的态度都不好。对他们连一句好话也不说的,可如今这些人个个都成了好朋友。 伊格纳托夫本人并没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什么事情把他们 都套在一起了。1957 年以后,直到前不久,伊格纳托夫一有机会就要说勃列日涅 夫的坏话:‘占了个位子,可他都干什么了?发个言都发不好。拉扎尔冲他一嚷嚷, 他就吓得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还算什么“斗士”。’“后来伊格纳托夫对勃列日涅 夫的态度稍微平和一些了,不过仍然十分嫉妒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伊格纳托夫 一直希望回中央主席团,而且满心希望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今年年初,听说勃列日涅夫很快就要集中精力抓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了,伊格 纳托夫开始起劲地四处打电话,探听打算让谁来填这个空缺,他的机会如何。这时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伊格纳托夫不想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但经常与波德戈尔内交 谈。波德戈尔内转述了自己在克里木同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给他吃了定心丸。两 人在谈话中曾提到主席团主席的问题,看来,赫鲁晓夫当时对于推荐谁还没有个准 主意,赫鲁晓夫对于波德戈尔内提出的关于计划让谁担任此职的问题未作任何答复。 “据波德戈尔内对伊格纳托夫说,他便决定直截了当地问: “‘也许伊格纳托夫合适吧?’“赫鲁晓夫未置可否: “‘再看看,再商量吧。’波德戈尔内就凭这次偶然的谈话要让伊格纳托夫相 信,他已经说服赫鲁晓夫,而且语气肯定地许愿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我的意见,他正在考虑决定你的任命问题。’ “伊格纳托夫曾经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 “‘万一是真的呢……? ’“他对于梦寐以求的理想能够实现这点是半信半疑。 因此就追问波德戈尔内,赫鲁晓夫还讲了些什么,这一切究竟准确程度如何? “波德戈尔内自然是什么也无法补充,谈话是很短促的,此行中再也没有回到 这个话题。他让伊格纳托夫满怀希望,后来则更感到大失所望。伊格纳托夫一得知 是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当上了主席团主席,他整整一个晚上把您和尼基 塔·谢尔盖耶维奇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年,从外面回到家里,经常仿佛是无意地说 : ‘今天我们在尼古拉(指波德戈尔内)那里呆了很久’,接下来便意味深长地 不作声了。有时候则随口说道:‘今天到勃列日涅夫那儿去了。谈谈很有好处。他 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应当说,自从波德戈尔内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受到 严厉批评后,伊格纳托夫就跟他打得火热,尽管从前他们两入关系冷淡。就拿去参 加阿塞拜疆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即大大地扩充了中央主席团和 书记处的规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书记。斯大林去世后这些机构又缩小成原来 的规模。只得给“失业者”找个差事。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主任,这对 他说来无疑是不大荣耀的职位。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自己命运的这个转折期心情很 不舒畅。形势稍微缓和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想起了自己的老战友,于是勃列 日涅夫再次当上中央书记,1957 年在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上,他是支持赫 鲁晓夫的少数人中的一员。辩论十分激烈。 轮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发言时,他开始讲一些为自己观点辩护的话,可是没人 听。卡冈诺维奇(“拉扎尔”系卡冈诺维奇的名字。——译者)更是粗翼地打断他 的话说:“你瞎掺和什么,你来教训我们还嫌太嫩了点儿,没有人请你发表意见。 你在海军里还没有呆够吗?小心着,再把你撵回去,可就没有出头之日了。”会上 的力量对比对赫鲁晓夫不利,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勃列日涅夫吓坏了,他力不从心, 挨了这一顿抢白后,竟当场昏述过去。只得把医生叫来抢救。——作者并入俄罗斯 150 周年庆典来说吧。伊格纳托夫很想以莫斯科派出的代表团团长身分到巴库去。 似乎满有把握,不料到最后一刻却让波德戈尔内来率领代表团。又是议论个没完。 ‘他到那儿去见鬼吧!……我们又成了次要角色……’伊格纳托夫数落道。到 了巴库他处处觉得不顺眼,尤其不喜欢阿洪多夫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讲话中多处引用赫鲁晓夫的话。伊格纳托夫很生气:‘这个阿洪多夫想干什么? 他干吗跟个鹦鹉似地跟他一唱一和?一点儿也不知道形势……’“我们在巴库与波 德戈尔内同住一处别墅,可伊格纳托夫几乎跟他不打交道。只是寒暄两句就各自东 西。波德戈尔内要准备讲话,伊格纳托夫则无事可做,他为了消磨时间,就成天围 着住处散步。他需要有听众,我必得陪着他。无论谈什么话题,他都要逐渐扯到波 德戈尔内身上来。似乎伊格纳托夫就不会想别的问题。他不知在担心什么,经常若 有所思地重复说道: “‘这个人危险。咳,危险……你们这些警卫员平常都是怎么议论他的?’ “记得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不谈这个。相互之间不接触这类话题。’ “‘好吧。也许这样做是对的。不过他这个人危险。十分危险。’“谈话到此中断。 “在巴库,伊格纳托夫寸步不离住处,看来,他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只同 扎罗比扬见过一次面,坐了两个来钟头,至于都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加柳科 夫不作声了,看来是在整理思想。 “还想起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断。我说不了太具体,反正伊格纳托夫经常提到军 人的不满情绪。他说:‘他们也因为裁减军队讨厌赫鲁希,讨厌透了。 他们一直盼着把他……’“伊格纳托夫当时话没说完,只是意味深长地把大姆 指一竖。”米高扬问道: “您以为他指的是谁?”加柳科夫一时语塞。 “不知道。他没有点名。他倒是经常同科涅夫元帅见面。他们曾一起去捷克斯 洛伐克参加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的葬礼,在那里关系近乎起来的。科涅夫退休后他 们的关系仍然热乎。他们相互通话,互致节日问候,但真正的亲近、友情谈不上。 其他人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件小事。勃列日涅夫出访保加利亚前曾给伊格纳托 夫来电话,讲什么问题我忘了,但是有一句话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已经在相互道别 了,伊格纳托夫提醒说:‘廖尼亚,你要注意,我1960 年去过那里,我和日夫科 夫曾作过单独的长谈。他也有看法,甚至对我说:‘你们那位的举止真奇怪……’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还有一件事。 “印度总统拉德哈克里什南来访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际联络部的维索 津给伊格纳托夫来电话,预先通知说贵宾去全国各地访问要由他陪同。伊格纳托夫 喜欢这样的旅行,这对他说来是个好兆头,说明还记得他,而且离了他不行。可是 这次落空了:维索津刚打完电话,晚上格奥尔加泽就给伊格纳托夫来电话。他先表 示歉意,然后说是受米高扬之托打电话的: “‘我们原来计划让您陪同拉德哈克里什南访问的。今天讨论了访问路线,阿 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建议访问亚美尼亚。您如果不反对的话,阿纳斯塔斯·伊万 诺维奇想亲自陪同印度客人。阿富汗国王很快就要来访,您就陪同国王访问吧。’ “伊格纳托夫没有表示异议,却十分扫兴。 “第二天早上我到他家去。大家都围坐在餐桌旁用早点。桌上放了一大堆早上 送来的报纸,看来是刚刚翻阅过的。伊格纳托夫的儿子列夫继续因我的到来而中断 的谈话,不满地说: “‘报上并没有说米高扬陪同代表团嘛……就是不想让你去。 你明白吗,这是个政治问题。’“伊格纳托夫沉下脸来,点头称是: “‘对,一切都没那么简单。他们想让我退居次要地位。’”加柳科夫在椅子 上坐不安稳了,他以疑问的目光看了看米高扬: “您让我畅所欲言,小事情也可以讲。也许这是件小事,不过我觉得它可以很 好他说明伊格纳托夫的总的情绪。’米高扬点头道: “畅所欲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接着说: “还有这样一件事。伊格纳托夫每天都要计算赫鲁晓夫在报上被提到多少次, 要是有照片,就仔细端详。看着看着,便得意地冷笑道:‘不管怎么说,反正这副 尊容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近来伊格纳托夫显得极易冲动,经常发火训人,尤其 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为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去休假。不久前甚至破口大骂 :‘他这个鬼东西,干吗不去休养?’我觉得,对赫鲁晓夫休假的这种异乎寻常的 关心同所发生的一切有某种联系。”加柳科夫补充说。 “您只讲事实,结论由我们来作。”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重复道。 “应当说,”加柳科夫又接着说,“伊格纳托夫对其他主席团委员的评价也不 怎么高。例如他对波利扬斯基只有一个叫法:‘滑头’。沃罗诺夫在他看来是目光 短浅。他给柯西金起了个绰号叫‘克伦斯基’,老是说此人不懂业务,干什么砸什 么。他对其他许多人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加柳科夫发现阿纳斯塔斯·伊万诺 维奇不感兴趣,便改变了话题: “最近几天伊格纳托夫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想,我同谢尔盖·尼基季奇谈话的 事情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显然,有人在监视我们,并且报告了伊格纳托夫。他如今 警惕性很高,再也不开诚布公地同我谈什么问题了,总之是对我敬而远之。我很难 举出具体的事实,不过我感到他再也不信任我了。 “前两天他在动身去参加第一国际成立100 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给我来了个电 话。那是4 点钟的事情。我不在,我晚上7 点回家,听说伊格纳托夫找我,就马上 给他办公室去了个电话。是他接的电话。伊格纳托夫过分关心地询问我近况如何, 有什么变化。 “我回答说,一切如常。 “‘我刚刚参加庆祝大会回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会上讲了话,他讲的 太好了。’伊格纳托夫夸起来没完。 “这番话我感到有些刺耳。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最近他一张口就是‘ 赫鲁希’,可这回居然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讲的太好了……’这样 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我很不喜欢。9 月30 日我又给伊格纳托夫去了个电话。心里 很不平静。是他亲自接的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他问道。 “‘刚才我看见窗户里有亮光,决定检查一下,也许屋里有外人。请让我进去 把计数器上的读数拍下来。’“‘行啊,行啊。明天来吧……’伊格纳托夫没讲完 就把电话挂了。 “他显然是想躲开我。唔……就是这些。”加柳科夫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沁 出的汗珠。 我放下笔,揉揉发麻的手指。我面前放着一堆写满缩略语、半截词的纸页—— 我很着急,尽量做到一字不漏。 书房里是一片怀有戒心的沉默。 米高扬陷入沉思,对我们丝毫未加理睬。他的思绪到了很远的地方。最后他把 头转向我们,面部表情坚决,两眼炯炯发光。 “谢谢您的报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忘了怎么称呼,他望着我。 “加柳科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我赶快低声地提示。 “……加柳科夫同志,”米高扬接着说“您所讲的一切都很重要。您不愧为一 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希望您知道这是在向我正式汇报,也知道这样做要负很大的 责任。”“我懂得责任很大。我在汇报前考虑了很久,也反复斟酌过,我对自己汇 报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肃反工作者,我只能这样做。”加柳科 夫坚定地回答道。 “这很好嘛。我毫不怀疑您向我们通报情况是出于一片好心,我对您表示感谢。 我只想说,我们认为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列昂尼德·伊里奇·勃 列日涅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们多年来为我国人民的利益、为共产党的利益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我 们仍然把他们当成自己共同斗争的战友!”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见我放下了笔, 便简短说了句: “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这一切使我有点慌神了:如此词藻华丽的宣言是讲给 谁听的呢?加柳科夫讲了自己的怀疑,米高扬这席话却把前面所讲的一笔勾销了。 加柳科夫困惑不解地看了米高扬一眼。目光中掠过一丝恐惧。而我则再次想道, 真是不该往这件事情里掺和。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到此结束。 “您要是有什么补充或者新的消息,就给谢尔盖打电话。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叫 您:”米高扬最后转身向我说道:“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我。我3 日去皮聪达。” “我也去,想到那儿度假。”我回答说。 “那就把记录带去。任何人也不让看,一个人也不让看。我全都告诉尼基塔· 谢尔盖耶维奇,再合计合计。”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向加柳科夫伸出子去。 “谢尔盖送您回去。”我们沿着明光耀眼的楼梯下来,到了空无一人的门厅。 匆匆地穿上衣服,免得有人发现我们。加柳种夫焦躁不安,他尽量掩饰自己的紧张, 因而就更加焦躁不安。我们上了汽车。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不相信我。我们根本就不该来。”加柳科夫伤心地 说。 我便安慰他说: “您做得完全正确。他最后那些话带有一般宣言的性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 维奇在情况尚未核实之前不想败坏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名声。”加柳科夫没有同我争 论,不过看得出来,他极其沮丧。我们约好必要时电话联系,便分手了。 此后我再未见过加柳科夫。事情很快急转直下,哪里顾得上见面。我很替他的 命运担忧:想必伊格纳托夫什么都知道,肯定要收拾这位“叛徒”的。也许他已被 捕。后来我从旁得知,加柳科夫遇到了麻烦,不过没有把他太当回事,很快就被撂 到一边儿不管了,直到1988 年秋天这个片断在《星火》杂志上登载后,加柳科夫 才打电话到编辑部去,我们又见面了。他安然无恙,在苏联部长会议机关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班。休假前需要把欠下的帐还清,象往常一样,许多 事情堆在一起:一些设计结束了,另一些设计又开始了。主要是得把谈话速记稿赶 快整理出来。 整理我倒是在整理。可下一步怎么办?我不会打字,而把这个秘密告诉局外人 又绝对不行。当然,我们有个打印绝密文件的打字室。要不,往那儿送?不,太冒 险了。只得用手写了。我的字写得实在太难看,却又别无选择。 我铺开稿纸就干了起来。写得工工整整,几乎成印刷体了。工作进展缓慢。我 回忆起每一句话,尽量做到一字不落。渐渐熟悉了,谈话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大号 的字母写满一页又一页。不知怎么产主了一种因介入国家重大问题的解决而飘飘然 的感觉。近日来的惶恐不安退居次要地位。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眼下米高扬 已到皮聪达,他们在那里会弄清来龙去脉并作出必要决定的。 只剩最后一页了。我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那段声明省掉了:它同前面 干巴巴罗列事实的整个文风有点不协调。我写的又不是宣言,而是备忘录。 我把写得满满当当的纸页整整齐齐地归在一起。还不错,读起来不费劲。 字母全都清晰、工整。闪过一个念头:“本该用复写纸多弄一份的。”当下就 打消了这个想法:“干吗?材料太秘密了。谁知道会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去?”当时 我想象不到这份记录的实际命运。后来正是根据我的速记稿来回忆这一切的,好在 多了个心眼,没有一把火烧掉…… 现在只需同切洛梅告别就可上路了。切洛梅马上接见了我。他满脑子全是最近 试验场上会见留下的印象,对我们出师不利颇为痛心。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季米特 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身上,说了乌斯季诺夫许多难听话。火气渐渐消下去 了,话题又转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上来。 “你应当多多帮助我。”他突然说道。 我有点不知所措,便讲起我们的工作、拟议中的决定、自己的想法。 切洛梅打断我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再不要在萨莫伊洛夫手下当设计局副局长了。这个设计 局应当由你自己来领导。这样对工作更有利,你就可以多多给我帮忙了。该有长进 了。”我同任何人一样,因这一提名感到很荣幸。夸奖的话总是叫人听着舒服。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很满意我的职务,我没有想过升迁,而且认为自己的上 司都很称职,也很在行。 我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 “您打算把萨莫伊洛夫往哪儿搁呢?”“会找到地方的,”切洛梅把手一挥, “这个你不用操心。”可我仍然穷追不舍。感觉得出来,他没有个准主意,便临时 现编。 “我们让他当零件生产负责人。让他去落实你的研究成果。再说你替他操什么 心呢?我不满意他的工作,该换人了。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就合适多了。”这样的安 排我无法同意。萨莫伊洛夫当了多年设计局长,工作干得不比别人差。又是我的好 朋友。我不想去占他的位子。 不过我不争辩。当时我无论说什么,无论做什么,同加柳科夫的谈话、他的警 告老是象一根尖刺扎在下意识里。于是我想到: “有趣的是,切洛梅要是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情况,他又会怎么说呢?他还会继 续自己的谈话吗?”理智和我们特种设计局内相互关系的实践回答说:不会的……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休假前讨论这些有什么意思?等我回来,要是 您没有改变主意,可以再说嘛。”我回答道。 “我已经反复斟酌过,定下来了。你就这么认为吧。等你休假回来,再正式任 命。”切洛梅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此后再也没有继续这次谈话…… 于是我就开始休假了。 经过短暂的飞行之后,我们乘的汽车已经停在皮聪达别墅熟悉的绿色大门前面。 别墅里一切都按早已定好的作息时间进行。父亲正忙着看午后的一批邮件。我们简 短地彼此问好。 “你去吃午饭吧,我得先把这些东西看完。看完咱们就去散步,”他边说就边 埋头看起带有红色通栏大字的薄薄纸页来——那是破译出来的驻各国大使的报告。 一切如常。 一两个小时后,工作完毕,我们踏上沿着海滨浴场延伸的林荫道。不过最先来 到隔壁的米高扬家。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却没有发问。如有必要,他们自会说的。 我终于按捺不住,插入他们的谈话: “我把记录带来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怎么处理呢?”“等我们回去 的时候,你交给阿纳斯塔斯,”父亲替米高扬回答。“昨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书 记沃罗比约夫来了,”他接着说。“我们问了他所有这些同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他 矢口否认。原来根本没这回事。他向我们保证说,这个人(我忘了他叫什么)的情 报是凭空想象的产物。他在我们这里整整呆了一天。带了两只火鸡来送给我们,漂 亮极了。你去后院看看。”父亲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谈完,又回过头去讲日常的工作 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这么说来,他们这几天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对策,而且甚至没 有试图弄清所得到的情报是否真实?! “同沃罗比约夫谈过了”,——可如果他确实同伊格纳托夫有过什么协议,了 解一些情况,那么毫无疑问是什么也不会对他们讲的。真有意思,他们原先想听到 什么呢?是承认正在策划搞掉赫鲁晓夫吗?这叫什么?天真? 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呢?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了父亲这番举动的缘由。他不相信。不愿相信事情会发 生这样的转折,受到指控的那些人,可都是同他有几十年交情的朋友啊!要是连他 们都信不过,那还信得过谁呢?此外,年满七旬的父亲十分劳累,心力交瘁。他既 无精力又无愿望去参加夺权的斗争。让一切都听其自然吧,我不往里掺和,显然他 当时是这样想的。 ……小路很窄,不能三个人并排走。我稍稍落后一些,沉缅于自己那不快的思 绪中。暮色将至。飘起了小雨点。我们终于回到别墅。米高扬说他要回去,晚饭后 再过来。父亲请他晚上来看莫斯科送来的新片。 趁他们说话的工夫,我跑回自己房间,拿来装有谈话记录的文件袋。诚然,我 已经弄不明白它在这里,在皮聪达还会对谁有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没有打 开文件袋,塞到腋下就回去于是我算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只需坐等事情的进 一步发展了,当然,假定事情会发生的话。但是没想到当天我注定还要参加一件诚 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晚上,电影放完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让我过去一下。我困惑不解地跟 着他走了,米高扬独自一人住在别墅里。我们登上二楼,他打手势请我进卧室。他 打开三开门的衣柜,弯下腰去,把手伸到底层一格高高的一摞衣服下面。摆弄一阵 后,取出了我那个文件袋。 “全都记得不错,只是在最后得加上我的那段话,就是我们完全相信而且并不 怀疑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正直,我们决不认为他们可能采取分离主义的 行动。”米高扬说“我们”是出于习惯,代表中央主席团,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我们从卧室出来到了餐厅,餐厅同我们别墅里的那个完全一样。甚至连家具和 罩子都毫无区别。 “坐下写吧。”我坐下来开始写。阿纳斯培斯·伊万诺维奇站在旁边,时而越 过我的肩膀看上两眼。我写完后把手稿递给他:他仔细地看完最后一段,满意地点 点头。他思索了一会儿,又把记录稿给我递了回来。 “把名签上。”我感到吃惊:这又不是正式文件。 “签名干吗?”“这样好一些。不是你作的谈话记录吗?”我没有任何理由反 对。我给父亲念过的许许多多速记稿上,下面总是标出:“谈话记录:某某人。” 我拿过来就把名签上了。 “现在一切都妥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把纸页理整齐,放进文件袋, 默默地朝卧室走去。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略一迟疑之后,也默默地跟着他去了,只见米高扬打开衣 柜,把文件袋塞到一摞衬衫下面。他转过身来,发现我那困惑不解的目光。 “这儿保险一些,”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而且 你领来的这个人看来编造得太多了。沃罗比约夫昨天全盘否认,有时候人们过分多 疑。”我试图小心地插言,说如果加柳科夫所讲的情况属实,那么自始至终参与其 事的沃罗比约夫未必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立刻承认。 “好啦,你回去吧。”米高扬回答道,他显然不想讨论问题。 我回来时,父亲已经回自己房内去看晚间的一批文件了。 10 月12 日早上,迎接我们的是个凤和日煦的好天气。初升的太阳温暖宜人。 别墅周围的防栅柱上鲜艳的大丽花风姿绰约,美人蕉鲜红似火——那是正在逝去的 夏季的最后一批花朵。没有人想起加柳科夫和他的警告。米高扬没有来,父亲在用 过早点和进行按摩之后,舒舒服眼地坐在游泳池露天凉台的安乐椅里,游泳池就修 在水边上。这里有一张藤制的小桌,桌上是高频电话。 我坐到旁边。 “咱们都有些什么东西啊?”父亲问助手道,助手一只手拿着今天收到的厚厚 一袋来自莫斯科的文件。另一只手提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包里装着正等排上号的 文件:与新宪法有关的材料、报告书、需要研究的决定草案。 “没有急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 答道。今天轮到他来呈送邮件了。 “好吧,现在就来看看。宪法材料的情况怎么样了?”“这几天就把您的意见 整理出来让您过目。”列别节夫象往常一样客客气气地笑着说。 “我们在这里趁有空的时候正起草新的宪法条文。这件事情拖下来了。 想在11 月份的全会前拟出一篇讨论稿。我口授了自己的想法,眼下他们正在 加工,”父亲对我解释说。 这番话并不需要我回答,我可以默默地听他们汇报,直到该讲秘密文件的时候。 到那时父亲通常都是简短地说一句:“你去散会儿步吧……”“明天您要接见法国 的部长哈斯顿·巴列夫斯基。他乘晚上的飞机到,”列别节夫提醒道。“这是有关 他的情况。”“好吧,先放下。客人的事情这么办:您两点来钟把他送来。我跟他 谈谈,然后在公园里散散步,再共进午餐,”父亲回答说。 列别节夫把装有简况的薄纸袋放在桌上,旁边放有几个厚厚的文件袋: 绿色的是外国报刊材料,红色的为大使密报译文,灰蓝色则是来自各主管机关 的文件。他本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准备汇报。近来由助手们念材料的情况愈来愈 多,父亲的视力不如从前了,眼睛很快就感到疲劳。只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文件才由 他自己来看。 今天父亲没有急于开始读邮件。这个日子不很平常:载有三个人的上升号飞船 应于早上发射并进入轨道。 父亲注视着每一次发射。火箭和航天技术是他所钟爱的事情,他对每迈出的新 的一步都极为关注,象孩子般天真地为成功感到高兴,为故障感到痛心。宇航员从 未出过发射事故,但是谁也不能保险不遇到事故。正是因此,他严禁把这样的发射 正好安排在节日进行:以防发生不幸。 “从从容容地干,不急不躁,别赶什么重大节日。一定要作好周密准备才送人 上天,”他不止一次地对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说。 发射的时间是知道的,父亲不时瞅瞅那块小小的长方形怀表,怀表是著名美国 物理学家列奥·斯齐拉尔德送给他的。他很珍惜这块表,谁想看他都很高兴给人看。 怀表装在一个钢制表壳内,表壳由向两边开启的两半儿组成。 表壳一开,就可看见表盘。一开一台,表就上好弦了,这点最受父亲喜爱,他 喜欢巧妙的技术设计。他对这个礼物系由斯齐拉尔德这样的世界名人所赠也颇感荣 幸。 父亲喜欢回忆斯齐拉尔德赠表时对他说的话: “我一直想送给您一件能给您带来愉快的纪念品。不想搞形式主义的馈赠,这 块表很方便,我自己也戴:它可靠地装在外壳里,掉在地上也不会摔坏的。还不用 每天早上上弦。我们上年纪的人往往戴手表嫌沉,手表也妨碍血液循环。我想您会 用这块怀表的。”这番披肝沥胆的话使父亲深受感动,并印在他的心中。此刻他坐 在安乐椅上,摆弄着怀表,时而把表盖打开,合上。 “发射完毕,”他宣布道,并看了看电话。电话却一声不响。 “还早,大概还没有得到消息。”通常是刚一发射,负责火箭技术的部长会议 副主席就要打电话向父亲报告结果,然后是科罗廖夫的电话,有时是马利诺夫斯基 的电话。每个人都想抢先告诉好消息,并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恭维话。父亲自己则不 打电话,从不问情况如何。 “让他们从从容容地干。我给他们一点帮不上忙,上级的电话只会使人焦躁, 大家开始赶工,就可能出错。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许出错。”父亲这样来解释他的态 度。 这一次电话却半天不出声。父亲看开文件了,但思想集中不起来。他时而瞅瞅 那部笨重的白色话机。没有人来电话。半个小时,40 分钟过去了,沉默愈来愈叫 人觉得离奇。 如果一切顺利,宇航员早已进入轨道,如果出现延误或者事故,也早已报告… … 我感到局促不安。看来,把赫鲁晓夫忘掉了,不予考虑了,而且已经没有人再 来关心他的意见、他的吩咐。电话机一声不响,这是个不祥之兆。心里觉得难受, 不禁又想起了加柳科夫,想起了近几周来的事情。 “不,这肯定事出有因。”我想。 看来,父亲也产主了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吩咐列别节夫: “给我接斯米尔诺夫的电话。”“斯米尔诺夫等着通话。”过了一会儿列别节 夫报告说。 线路畅通,父亲拿起话筒。 “斯米尔诺夫同志,”他有所克制地说,“科罗廖夫那里送宇航员上天的情况 如何?为什么没有报告?”声音里含有恼火的成分。斯米尔诺夫大概是回答说,发 射一切正常,宇航员已进入轨道,自我感觉良好。 “那您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恼火升级成了愤怒。 “您本该马上向我报告结果的!”斯米尔诺夫看来是说没有来得及打电话。他 当然已经什么全知道了,因而没有急着给父亲打电话。在他看来,权力更替实际上 已经发生…… 毫无疑问,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会引起父亲的警觉,可他身在皮聪达这个地 方也无可奈何…… “什么叫‘没有来得及’?!我无法理解您!您的行为令人愤慨!”父亲大发 脾气。 从反应来看,斯米尔诺夫在进行无力的辩解。 “斯米尔诺夫同志,请注意,我要求您提高办事效率!您解决问题老是拖拖拉 拉!”父亲马上换了一个话题。“试验场上就让您起草关于科罗廖夫新火箭的建议。 期限早过了,可没见到建议!请记住,我对您很不满意!”父亲扔下话筒。怒气渐 渐消下去了。父亲吩咐接通科罗廖夫的电话。热烈祝贺他又一次取得胜利,祝愿工 作集体再立新功。待平静下来后,他又干起了日常的工作。 “你干吗闲呆着,”他微笑着对我说,“给我读读塔斯社的电讯,让列别节夫 休息一会儿。”我打开厚厚的绿色文件夹,开始念塔斯社的电讯、外电的报导。列 别节夫悄悄走了。半小时后他回来报告说,很快就可以同宇宙飞船直接联系了。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您要向宇航员问好吗?”“当然啦。这样他们会很 高兴,对我说来同他们讲讲话也是一种乐趣。 通知一下米高扬,让他也来。”“最好把线接到小书房去,那就可以不上二楼 了。记者们很想照相。您不反对吧?”列别节夫事先就知道答案,却希望得到正式 的允许。 “当然不。什么时候全准备好了,给我打个招呼。”父亲很喜欢同宇航员进行 这种通话。他以孩子般的天真佩服这种从别墅书房即可十分简便地与飞船通话的技 术。他为这些成就感到骄傲,觉得其中也有自己的一分劳动。 “让他们高兴高兴,体会到我们的关心。他们在那儿也不易。”在有人同他谈 起向宇航员问好或者在莫斯科隆重举行欢迎他们的仪式时,父亲总是这样说。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来了。他们开始讨论工作,一边等着人们请他们去通 话。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终于来报告说,一切都已准备停当。 小书房是将近15 平米的一间位于一层餐厅旁边的房子。墙上罩有红木护墙板。 角落里放了一张写字台,也是红木做的,铺着绿色呢子,桌面上也放了一组电话机。 还有几只皮面椅和弧形靠背的长沙发,这就是全部陈设了。 家具这么一摆,房间就显得有点小了。书房的门正对着面向大海的大凉台。 原先这里是门厅。近来父亲爬楼梯有些吃力,而所有的电话都在二楼的书房里。 于是就装修了这间小书房,这样父亲在凉台上工作时,可以毫无阻碍地同莫斯科联 系。 应当说,父亲不喜欢利用书房,通常都是在二楼大餐厅的餐桌头上铺开他的文 件,再不就是在楼下露天里工作。不过他最喜欢的是游泳池旁边的那个露天凉台。 此刻房间里挤满了手持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的人们,角落里放着照明灯,向四周 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地上横七竖八地拉着粗大的电线。 父亲和米高扬从阳台门走了进来。照相机咔嚓作响,出现了这种场合下常有的 拥挤。值班通信兵报告说,线路一两分钟内即可接通,他并未放下手中的话筒,只 稍稍往旁边一闪,让父亲到桌旁的安乐椅上坐下。米高扬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列别 节夫挎着相机,同记者们站在一起。我留在门口,尽量不上镜头,里面已经没有地 方了。 “线路通了。”值班通信兵洋洋得意地宣布。 父亲拿起话筒。相机咔嚓作响,照明灯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电影摄影开始了。 谈话同过去与进入轨道的宇航员的交谈大同小异。相互祝贺和预祝成功中间穿 插着玩笑话。 “米高扬就在我的身边,他要抢话筒了。”父亲最后说。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走到电话机前。又是一番祝贺和预祝成功返航的话语。 “宇宙飞船快要失去联系了。”值班通信兵警告说。 问候至此结束。人们纷纷散去。 午饭时间到了。大家在一起吃午饭。饭后父亲留在餐厅里看开自己的文件了。 旁边坐着列别节夫。我捧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凑合坐下,列别节夫的话引起了我的注 意。他在递文件时说: “这是阿朱别伊所写的说明。”我丢下书,聚精会神地听起来。父亲默默地看 完了打印的文字,把那几页纸放在一边。 我感到困惑不解:出什么事了? 不久前阿朱别伊以赫鲁晓夫私人代表的身分访问了西德。阿登纳时代宣告结束,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探寻相互接近的基础。阿朱别伊的波恩之行就是相互之间迈出 的一步。他是个合适的人物:一方面是非官方人物,报纸主编,另一方面又是总理 的女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会传到预定应得到信息者的耳朵里。父亲对此行寄以很 大的希望。此行如果成功,他本人打算访问西德。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大声提问说 : “出了什么事情?”父亲抬起头来。 “我自己还不清楚。从谍报渠道传来的消息说,阿列克谢在波恩讲了一些不该 讲的话。我让他给中央主席团写个说明。也许是寻衅滋事吧……? ”原来事情是这 样的。对于苏联旨在建立两国之间直接接触的试探的结果各方都很感兴趣:苏联和 联邦德国之间的缓和必然会改变欧洲的整个政治气候。阿朱别伊的访问引起一些兄 弟国家的特别注意——对他们说来许多问题都要取决于苏联与西德之间的关系如何。 尽管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经常交换政治信息,这些国家的谍报机关却对阿朱别伊 在波恩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尽量做到一字不漏。 这种尽心竭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篇密报材料说,阿朱别伊在回答俄国与西 德的关系改善会不会对柏林墙的存在发生影响这一小心试探的问题时,似乎说过等 赫鲁晓夫来了,亲自看到德国人有多么好,那么柏林墙就会夷为平地了。 这个故事令人生疑,但我们的朋友报告说,谈话是录音的。情况特别微妙…… 谢米恰斯内把这一切都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 阿朱别伊在自己的说明中矢口否认。当然,也不排除联邦德国特工机关偷偷塞 上录音带、试图在两国关系中加进楔子的可能。不过如果加柳科夫的情报属实,那 么这盘声名狼藉的录音带就来得正是时候了。 这可不只牵扯到阿朱别伊,而是牵扯到赫鲁晓夫,是赫鲁晓夫把如此重要和微 妙的任务交给他的。 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弄清: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退休后再也没有人去过问。看 来,游戏已经结束,波恩的那段插曲谁也用不着了…… ……夜幕将临。又是一天平安地过去了,父亲和米高扬正沿着海边的林荫道从 容不迫地散步。走出去900 米,再往回走900 米。警卫人员在后面跟着,尽量不让 他们看见。天色已晚,天空中云彩的隙缝里亮起了最初的几颗星星。 散步让跑过来的值班员打断了: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苏斯洛夫同志请您接电话。”大家都转身往别墅走 去,父亲和米高扬走进安有高频电话的小书房。我跟在他们后面。卫兵留在花园里。 父亲拿起话筒。 “喂,苏斯洛夫同志。”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苏斯洛夫不知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父亲说。 又是一阵停顿。 “我在休息嘛。什么事情会这么紧急?我再过两星期回去,到时候再讨论吧。” 父亲开始急躁了。 “我一点不明白!‘全都到齐了’是什么意思?农业问题我们要在11月全会上 讨论。还有时间讨论一切问题!……? 苏斯洛夫仍然咬住不放。 “好吧,”父亲终于投降了。“既然事情这么紧急,那我明天坐飞机来。 只是我得了解一下有没有飞机。再见。”他把听筒放下了。 “是苏斯洛夫来的电话,”他对米高扬说。“说什么全体主席团委员都到齐了, 产生了一些农业方面的紧急问题,需要在全会以前讨论。他们坚持要我明天就乘飞 机回莫斯科。你听见了,我本来想拖到休假结束时再说,可他们不干。只得坐飞机 走了。你也走吗?”“那当然啦。”“好吧。要决定一下明天的会见怎么办,让他 们准备好飞机……值班员!”父亲往朝阳台开着的门外唤道。 卫队的军官进来了。 “我们明天要乘飞机去莫斯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也走。跟齐宾联系一 下,让他把飞机准备好。把接见法国人挪到上午。跟他谈半个小时。 午饭取消。谈完话吃点东西就走。起飞时间定在12 点左右,只要飞行员来得 及就行。就这样。”卫队军官转身出去,消失在树木中了。 我们又回到林荫道上来。散步继续进行。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 父亲最先开口。 “你知道吗,阿纳斯塔斯,他们并没有什么迫切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同 谢尔盖讲的那件事情有关。”父亲叹了一口气,扭头发现我正紧跟在他们后面。 “你忙你的事儿去吧,”他转身对我说。 我落在后面,底下的话没有听见。直到后来我才听说,父亲对米高扬大致说了 如下的话: “如果涉及到我,我是不会抗争的。”而当我独身自处时,我不禁想道:“开 始了……”……今天,以当年事件参加者的回忆为基础,可以相当准确地再现此时 此刻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是谢米恰斯内和谢列斯特的回忆录。谢米恰斯内9 月份在热列兹诺沃德斯克休养。杰米切夫也住在那个疗养院,而谢列平则在相邻的 基斯洛沃德斯克。他们经常见面,一起去栋巴和其他地方,也没有忽略打猎。他们 在一起共呆了一个星期。谢列平和杰米切夫匆匆回到莫斯科,谢米恰斯内则留了下 来。 几天后谢列平打高频电话来,要他立刻回莫斯科去。谢米恰斯内不想中断休假, 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但那几次都很快弄清了全是徒劳。勃列日涅夫害怕采取果断 行动。而当他得知父亲已对酝酿中的事变有所耳闻时,简直吓得魂不守舍了。 当年任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此事 是这样回忆的: “我只能补充一点,勃列日涅夫本人在10 月初听说赫鲁晓夫掌握了这方面的 一些情报后吓坏了,一点不想从民主德国回来,他当时正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团在德国访问。”勃列日涅夫最后还是回来了,却仍然害怕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 谈话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把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结局掂量来掂量去,“事情”却毫 无进展。 因此谢米恰斯内便追问说,这次的希望大不大。谢列平毫不动摇。 “这次就成了,”他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谢米恰斯内不再犹豫了,“我明天就去莫斯科。”这次谈话后的第 二夭,所有知情者在勃列日涅夫家中开会。几乎全体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都在场, 谢米恰斯内也从休假地赶来了。决定给赫鲁晓夫的皮聪达别墅打电话,叫他回莫斯 科,借口是讨论同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有关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勃列日涅 夫打电话,可他始终没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好不容易把他说服了,硬把他拉到 电话机旁边。”谢米恰斯内证实道。 勃列日涅夫到最后一刻还是怯场了,只得由苏斯洛夫来打电话。 应当考虑到,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让苏斯洛夫参与策划这次行动。看来是因为 他既不算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的“乌克兰帮”,也不算谢列平的“青年帮”。 请看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对此事的叙述: “苏斯洛夫直到最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有人对他说起时,他嘴唇发青,嘴直打 哆嗦: ‘真的吗?要打内战的……’他只能说出这两句话。”然而苏斯洛夫很快就认 清了形势,他在与父亲的上述谈话中沉着而坚定。 不仅苏斯洛夫是最后一分钟才通知的。照谢米恰斯内的说法: “事发前一星期去找柯西金谈时,第一个问题是: ‘克格勃态度如何?’当告诉他我们参与此事时,他说: ‘我同意。’”“马利诺夫斯基是两天前通知的,”谢米恰斯内证实说。“我 已经把莫斯科军区那些特别处处长集中到一起。我没有讲事情的实质,但是警告说 : ‘这几天只要有一名摩托兵带上武器、带上机枪等离开部队的驻地,那就当心 :拿你们是问……未向我汇报前任何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部长还不知道〔 酝酿中的事变〕。军区司令员不知道,却一切都作好了准备。 再过两天就开全会!!! 您能想象到吗……? ”我们在皮聪达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父亲同米高扬在松树下的小径上徘徊,我则留在岸边的小路上。瞥视了一 下海面。我的注意力被海天相接处的军舰轮廓吸引住了。“边防军的护卫舰,”我 无意识地暗自想道。在父亲休养期间,他的寓所也受到海上的保卫。左边,在离别 墅几公里远的鱼类罐头厂码头旁边,一直有一艘边防艇在守护:防备有人从海上登 陆。谁也没有去注意它,大家都习以为常,把停靠在那里的舰船当成了景色的一部 分。 我满脑子都是刚才的电话,便下意识地注视着愈驶愈近的军舰。军舰那动作迅 速的轮廓线总是引人注目的。这回护卫舰举动异常,它没有在海湾里绕个大弯子, 以便来个急转弯驶向码头,而是在几百米的距离内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行驶。军 舰在别墅的正对面停车,一动不动了。这里海水大深,无法抛锚,于是微风渐渐把 它的船头吹得朝向海岸。甲板上看不见人。不知是什么机器的声音在夜晚的宁静中 发出隆隆的回响。 这一切都很不寻常,而由于近来的事件——加柳科夫的警告、苏斯洛夫的电话 ——甚至看出一点不祥之兆。 我在不远处发现了值班员。他身为卫队军官理应什么都知道。 我走到他面前,让他看那个黑魆魆的轮廓。 “它在这儿干什么?”“我也弄不明白。我们询问过边防哨所,他们回答说, 军舰是根据谢米哈斯内的命令开来的。我要求边防军把军舰调回原处。它不该停在 这儿。它的位置在码头边上。”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漆黑的夜色融掉了不祥的轮廓, 只有舷窗的淡黄色小点闪着亮光。过了一会儿,军舰苏醒了,响起了口令声,不知 是什么东西发出叮当声和轰隆声。护卫舰慢腾腾地、似乎不大情愿地驶向码头,却 没有停留,而是掉转船头向着大海,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艘船开来的目的一直不清楚。在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中,谁也不再关心这类 细节了。未必会有人认为父亲决定泅渡到土耳其去或是同登陆部队一起在苏呼米区 内登陆吧。 然而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那黑魆魆、阴森森的轮廓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 一暗影同总的忐忑不安心情十分协调。“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暗影仿佛在 说。 父亲是否看见了这艘军舰,或者他并未察觉军舰的出现——谁也不知道。自然 谁也没有想到过去问这个问题。 父亲同米高扬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散步后各自回家了。我也走进别墅。天色已黑。 父亲站在餐厅角落里的小桌旁喝波尔若米矿泉水。一副疲惫不堪和心灰意懒的样子。 “别来缠我。”他见我张口打算发问,便警告说。 他喝完水后,又端着杯子站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桌上,转身 缓缓地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晚安。”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很想跟谁说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商量商量。我简直无法再把所知道的一切 情况留在脑子里了。应当采取行动。毫无疑问,除了父亲,谁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 动,况且我同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都没有联系。但是我必须采取哪怕是无法实现的 行动。 父亲不想跟我说,我也不抱这个希望。我在他的眼里是个娃娃,而这么重大的 事情是从来不找娃娃商量的。我又不想同助手或者卫队的人谈。不清楚他们掌握了 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他们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况且列别节夫早就名声在外,说他是“右派”,是苏斯洛夫的人。 我在几个房间里徘徊。我到了列别节夫那儿。他正默默地把文件装到一个个鼓 鼓囊囊的公文包里。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们互相说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诸如:走得真不是时候啦,尼基塔·谢尔盖 那维奇还没有休息好,他十分劳累啦。我们象事先约好了似的,都没有触及主要的 问题。我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闪现了给谢尔戈·米高扬打电话的念头。他是我的老朋友,跟他可以无话不谈。 况且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又直接参与了整个过程。需要把目前的事变给谢尔戈 通通气。 我知道谢尔戈不会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他跟我一样地无能为力。不过多一个 人多一个主意。我走进小书房,摘下高频电话的听筒,要求接通米高扬在莫斯科家 中的电话。谢尔戈正好在家。 我对他说,父亲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将火速返回莫斯科,发生了一些事 情。 “请你务必到机场来接我,”我说,“需要商量商量。”当然,我在电话上哪 怕一丁点消息也不敢讲。 谢尔戈满口答应,其实这毫无意义。他老是忙忙叨叨,见面总迟到,甚至压根 儿没去。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了。 我又说了一遍: “一定来接。”“是,是,那是当然。”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放下听筒就去睡觉了。…… 苏斯洛夫的电话不光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常规。据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说,连 勃列日涅夫也是寝食不安。 “勃列日涅夫每隔一个小时就给我打电话: ‘情况怎么样?’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因为〔赫鲁晓夫〕得通过我、通过我 的部门要飞机。 直到深夜12 点值班员才给我……来电话说,皮聪达来电话了,要的是早上6 点的飞机。要求飞机6 点就到那里。 我马上给他去电话。把情况讲了。这下大家才多少放心了一点。”“放心了”,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前怕狼后怕虎的勃列日涅夫、冷漠而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 审慎的柯西金、自以为是的谢列平,各人都有怕赫鲁晓夫的地方。 谢米恰斯内回忆道:“……他挫败了乌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的人,把所有的 人都挫败了。大自然和妈妈把什么都给了他。意志和力量,机智……思维敏捷、明 智。 我每次去向他汇报工作,都要作好充分准备。在廖尼亚面前我可以……闭着眼 睛瞎说。可以讲上两则笑话就算汇报了。”大家都认为赫鲁晓夫会采取迅速果断的 对策。皮聪达的沉默令他们提心吊胆。谁也想不到父亲居然……去睡觉了。 谢米恰斯内必须提供详细的情报和提供保证。可他那里来的消息很少。 “我……得到报告,他同米高扬乘飞机来。好吧……我接受了这一切。我…… 不知道他带多少卫队来。如果他想得到,他可以再想出新招。同马林诺夫斯基已经 谈过,因此他这个总司令已经不会向部队发布命令了。〔马林诺夫斯基可以把部队 冻结起来。〕因为万一出事,反正他也会受到追究。”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斯克大 街和卢比扬卡大街上10 月12 日至13 日的整个夜晚,就是在这样的充满戏剧性 的激动不安中度过的…… 10 月13 日是赫鲁晓夫“光荣的十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早晨是以温暖宁静 来迎接我们的。作息时间并未受到破坏。表面上父亲绝对平静。早餐的餐桌上,他 同往常一样跟女服务员说说笑笑,并抱怨自己的定量饮食。然后就同助手谈起了日 常工作。 早餐后父亲浏览了文件,尽管如今这无论对他还是对那些呈送文件的人都不需 要了。然而多年的习惯要求照章办事。却只有一样非同寻常:电话机全成了哑巴… … 值班卫队长报告说,飞机已准备停当,定于1 点起飞。父亲只是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游泳池旁边的露天凉台上已摆好藤椅,送来了水果和矿泉水——准 备接见客人。 我无事可做,又坐不住,便来到海边。海滩上空无一人。远处码头旁边耸立着 昨天那艘护卫舰。 父亲坐在即将接见客人的游泳池边的凉台上,懒洋洋地翻阅着什么文件。 助手们站得稍远一些,互相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小道上终于出现了一群陌生人。父亲已经发现他们。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 把搭在旁边安乐椅椅背上的西服上衣拿过来穿上,便带着好客主人的微笑迎上前去。 往常在正式谈话之前他都要介绍客人同一起休养的家人认识,带他们参观公园, 然后才谈正题。这次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他笑容可掬地同客人、译员及其他陪同人员一一握手,用手势邀请他们到凉台 上入座。大家都围坐在一张露天小桌旁。列别节夫在周围转来转去,待他确信一切 都安排停当后,便坐在一旁,随时准备听候召唤。 谈话很简短。不到半个小时,客人就走了,父亲则回别墅去。他一生中最后一 次正式接见宣告结束。该准备去莫斯科。行李已经运到机场。 备好了简单的午饭——菜汤、烧梭鲈鱼。父亲遵照医嘱最近在节制饮食。 餐桌上没有人讲话。象往常一样,与我们同桌进餐的是助手们和父亲的私人医 生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那维奇·别祖比克。 这是一次告别午餐,同父亲十分喜欢、既有松树又有大海的别墅告别。 任何告别都会使人感伤,这一次更加上前途未卜…… 这时午餐结束。该出发了。 身为主人的护士——别墅的“主宰”在门廊上等着我们,手里捧着一大束秋日 的鲜花。她总是这样来迎送高贵的客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却一切都显得 异样,更显得意味深长。 “再见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可惜您休养的时间太短了。欢迎您再来。” 她递过鲜花,把这句惯用的话又说了一遍。 父亲对她的好客表示感谢,把花束交给站在旁边的卫队长,便在吉尔牌汽车的 前排就坐。 汽车开动了。前面就是大门。左边那扇门边挺立着一名哨兵。出门后,有个人 朝汽车奔跑过来。 “停车。”父亲下令说。 卫兵把后面的车门打开。 “我是高加索军区司令员,”跑得有点气喘吁吁的将军说道。“尼基塔·谢尔 盖耶维奇,可以送送您吗?”“上车吧,”父亲漫不经心地答道。 肥胖的将军费力地爬到可以折叠的座位上。 “请原谅,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在莫斯 科的巴尔维哈休养,贾瓦西什维利同志又到各区视察去了。我们没想到您会走,无 法通知他了。”将军道开歉了。 “这是对的,让他工作吧。您也没有必要来,”父亲不满地嘟哝道。“既然来 了,那就坐着吧。”他把准备下车的将军拉住。 汽车开动了。 往常父亲来休养都是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和部长会议主 席贾瓦西什维利来迎送。父亲总是冲他们抱怨说: “我这是休假,你们却白白浪费工作时间。给你们记旷工。”然而从来没有真 正动过气,于是这个迎来送往的传统就保留下来了。 姆扎瓦纳泽当时用一句玩笑话敷衍过去: “那我们就加班加点地做工偿还吧!”这次他们没有来。这同走得急毫不相干, 将军的解释显得没有说服力。 看来,两个人(姆扎瓦纳泽和贾瓦希什维利)已提前去莫斯科以便参与后来的 事变了。将军则必须来圆圆场,顺便也可监视父亲和米高扬离开时的行动。 将军一路上向客人们通报了格鲁吉亚的农业情况。父亲沉默不语,不明白他是 在仔细听呢,还是在想自己的心事。 终于抵达机场。吉尔牌汽车驶到飞机旁边。机组人员在舷梯旁一字儿排开,父 亲的私人飞行员齐宾将军作了例行的报告: “飞机准备起航!没有故障。航线上天气状况良好。”他那宽阔的脸膛上漾着 笑容。父亲跟他握了手,就敏捷地沿着舷梯登上飞机。米高扬紧随其后。他们二人 都到了尾舱。政府专用的伊尔—18 型尾舱去掉普通的旅客座位,安放了一张小桌、 一张长沙发和两把宽大的安乐椅。 这是机上最安静的地方。 父亲不喜欢孤独,航行中“尾巴”上总是有一些旅伴:他要同助手们讨论问题, 修改自己讲话的速记稿,或是与陪同人员随便交谈。这次情况就不同了。 “让我们单独呆会儿吧,”他简短地吩咐说。 于是我们开始了空中航行。飞机空着一半座位。机舱里坐着这两位国务活动家 ——总统和总理的助手、卫队和速记员。精明能干的列别节夫打开自己那个其大无 比的黄色公文包,在无数的文件袋里搜寻。需要具有极强的记忆力,才不致在这片 文件的海洋中迷失方向。 空中小姐用托盘把瓶装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和小吃送到后舱,但一分钟 后又原封不动地端回来了。顾不上…… 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儿。对大多数人说来这是一次普通的航行:他们已经 随父亲跑遍了国内外不知多少地方。 在后舱里,两个人关起门来制订行动路线,摆出了各种方案,试图猜测在那里, 前方的伏努科沃2 号机场,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是热烈的欢迎吗?怕未必…… 是军队把机场团团围住吗?更加不可思议。时代不同了。不过肯定有事儿…… 而此时此刻在颤动的机舱内所作出的决策,又决定着未来。而且岂止是他们个 人的未来,还有国家的未来,事业的未来——这两位老人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这 一事业…… ……飞机开始降落。已经可以分辨出一棵一棵树木了。最后是一次轻微的震动。 着陆总是十分出色。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齐宾一起飞行了多少公里?真该算一 算了。包括战争期间乘“道格拉斯”飞机的全天候飞行、后来在乌克兰境内飞行以 及从莫斯科前往我们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飞行。 飞机滑行到了伏努科沃2 号机场的政府专用候机楼前面。马达最后的轰鸣声消 失了,周围一片寂静。下面阒无一人。飞机前面的广场空荡荡的,只是远处仁立着 两个身影。这里看不清楚那是谁。不祥之兆…… 最近几年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成群结队地前往迎送父亲。他假装皱起眉头,责骂 前来迎送者是“游手好闲”,嘟哝着说:“我怎么啦,没有你们就不认识路了不成?” 不过看得出来,这样的迎接使他感到高兴。 这回倒好,下面一个人也没有。 舷梯慢慢地驶了过来。神秘莫测的身影也随之来到跟前。这下就可以认出来了 :他们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和卫队局局长切卡洛夫。格奥尔加泽也匆匆在后面 跟着。 父亲为旅途愉快向空中小姐道谢,并率先走下舷梯。其他人跟在后面鱼贯而下。 谢米恰斯内走到父亲跟前,客客气气、却有所克制地问好: “祝您安全到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然后与米高扬握手。 切卡洛夫在两步开外的后面立正站着——这是他的职责。脸绷得很紧。 谢米恰斯内俯身向着父亲,仿佛表示信赖似地悄声说道: “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集中了。等着您呢。”看来,角色均已分配停当,并作 了过细的安排。 父亲转身朝着米高扬,沉着冷静,甚至有些快活地说: “咱们走吧,阿纳斯塔斯。”他略一停留,眼睛在搜寻着什么人。对我未予理 睬。他一眼看见齐宾,便微笑着往旁边跨出一步,紧紧握手——为此次航行表示感 谢。仪式就此结束。 最后,他向自己的同行者点头告别,就和米高扬一起快步走向候机楼。 稍后是谢米恰斯内,我跟在他后面,由切卡洛夫压队。他落在后面几米远处, 仿佛把我们同飞机上留下的一切断开了。 我们在空荡荡的镶有玻璃的候机楼里行走。脚步声在大厅里回荡。卫兵挺立在 远处的角落里。值班员事先把用整块玻璃制成的大门打开,门对面的人行道旁停放 着父亲的专车——车身很长的“吉尔Ⅲ”。广场上停放着一排黑色轿车:另一辆吉 尔牌——供卫队用的,米高扬和谢米恰斯内的海鸥牌轿车,还有几辆伏尔加牌轿车。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登上汽车。卫队军官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并在前排就座。轿车 飞快地启动并消失在拐角处了。其余汽车随之疾驶而去。谢米恰斯内跳上正在减速 的海鸥牌轿车,切卡洛夫从我旁边跑过。 “把您带上吧?”“不用了,谢谢。有人来接我。”“那就再见了。”他简直 可说是飞入自己的伏尔加牌轿车,又尾随着疾驶而去,但听得到车胎在拐弯处吱吱 作响…… 请看谢米恰斯内本人是怎样来讲述机场上的这次迎接的: 早上我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去电话。 ‘谁去接呢?’我问。 ‘没人去,你自己去吧。’他答道。 ‘什么?’我一时语塞。 ‘当前的情况下干吗要倾巢出动?’他拉长了声音说。 总的说来这是对的…… ‘那他不就明白过来了吗?’我不安地问道。 ‘你〔给自己〕带上卫兵就去呗。’勃列日涅夫最后说。 我带上‘九局’的一个小伙子。我带了一把手枪,他带上了‘家伙’。 问:您当时紧张吗? ‘不紧张……我了解赫鲁晓夫,我相信他不会采取对抗行动的。你明白吗,这 类轻率举动〔不象他的作风〕。这不过是我自己过分谨小慎微罢了。’飞机着陆了, 他下飞机时多少有些阴沉着脸。 他同米高扬上了一辆车。我跟在卫队的后面,我的前面坐着卫兵……而那些人 〔前面那辆车上的赫鲁晓夫的卫兵〕老是转过头来看:为什么我的前面突然坐了个 卫兵…… 他们有所警觉了。 在从伏努科沃到莫斯科的半路上,我对自己的司机说:‘在这儿停一下。靠路 边吧。’让他们开过去。我车上有电话。我打电话,说……”……我一个人留在机 场上了。一切都发生得异常之快,哪儿也见不着谢尔戈。他不在停机坪上,也不在 这里。我所有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请求都没有起任何作用。我挺难受。此时此刻我十 分需要他。要是他在家还好。 我登上汽车。刚才那阵紧张情绪稍稍缓和一些了。仿佛并未发生任何异常的事 情,我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大家都在抓紧这最后几个好天 儿。前面就到沃罗比约夫公路了。右边出现了一大片黄色砖墙。 我让司机在米高扬家的大门前停下:毕竟还得找上谢尔戈才行啊。 我运气不错,他正在二楼上忙合什么。谢尔戈脸上露出熟悉的、略带歉疚的笑 容,他说: “你明白吗,我给忘了。过后想起来也晚了。反正有车把你送过来。没出什么 事吧?”“把你的事情撂下,有件重要事情相告。我们到外面去吧。”我对他说。 人人都知道隔墙有耳,不能在房间里说话。诚然,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有人窃听 我们的谈话,脑子里没有这个念头,只不过觉得在户外谈要好些。 “走吧。”他随和地表示同意。 宅邸一幢接一幢:米高扬是34 号,我家是40 号。可以不走街上,迳直穿过 邻家的院子,可那样一来就得去找小门的钥匙。从大街上走要省事得多。 我从与加柳科夫的谈话开始,一直讲到在伏努科沃机场受到的欢迎,尽量不漏 掉细节。我越说越起劲,甚至开始觉得这是与我无关的旁人的事情。 近日郁积起来的惊慌不安心情仿佛有些缓解。现在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一连串令 人不快的事情了。可此时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只能凭猜测了。克里 姆林宫里的情况准也不了解。 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分析各种可行的方案。产生了给阿朱别伊打电话的念头。他 可是《消息报》主编。也许他知道点什么吧。至少这也是一种采取行动的幻想。我 们决定不进屋,为的是不把此事告诉亲人。没有必要不到时候就引起慌乱。我们在 卫队值班室拨了阿朱别伊的电话号码。我们是用政府专线电话打的,他本人接的电 话。 阿朱别伊回答说,他现在很忙,根本来不了。我便劝他。阿朱别伊愈来愈不客 气,愈来愈恼火。 我不想在电话上说明是怎么回事,何况又当着什么都能听见的值班员。 但我还是说: “父亲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从皮聪达被紧急叫了回来,参加克里姆林宫 举行的会议。我和谢尔戈都很担心: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是想找你弄清情况。”阿 朱别伊一无所知。 “过10 分钟再来电话,我设法打听一下,”他说。 10 分钟后他的声音变得叫人分辨不出来了。谁也没有告诉他任何消息,只是 克里姆林宫的值班员回答说,确实正在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却不知道会议的议题。 “我同谢尔戈一无所知,可我们有一些想法。如果你能来,就到家里来吧。” 我对他说。 阿朱别伊看来手头再没有国家大事了。 “我这就去。”他喃喃道。 20 分钟后,他到我们家来了。 我把那些情况又讲了一遍。阿朱别伊四处打电话。给塔斯社的戈留诺夫去电话, 他无可奉告;给克格勃的谢米恰斯内去电话,本人不在;给中央委员会的谢列平去 电话,说正在开会;给中央委员会的格里戈里扬去电话,答复是无可奉告。 阿朱别伊沮丧起来。很清楚,他帮不了什么忙,在这种情况下同他商量也是徒 劳无益。 与此同时,发生了以下的事情。父亲和米高扬顺顺当当地到达克里姆林宫,并 来到中央主席团开会的房间。他们刚刚进门,事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发展。 这里我再次利用一下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的叙述: “我们抵达克里姆林宫,他们进入会议室后,我立即换掉接待室的卫兵。住处 和别墅的卫兵也换了。我事先就已经让卫队长去休假。那是利托夫钦科,上校。 我让一名年轻小伙子接替了他。叫瓦夏·布纳耶夫。我在克里姆林宫的通道里 紧紧逼住他:‘听着!现在正开着中央主席团会议。什么情况都会出现。我代表主 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意愿。你是共产党员,对一切都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将决 定着你今后的命运。记住,不经我批准,〔不得执行〕任何号令、命令、吩咐。我 禁止你这样做。’”显然,指的是赫鲁晓夫可能发出的命令。然而后来并没有这类 命令。 至于我们,甚至没有发现门口值班室出现了新人。表面上一切如常。 再回过头来看谢米恰斯内的叙述吧: “我甚至没有对参观者关闭克里姆林宫。人们走来走去,可……会议室里正在 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克里姆林宫内凡是需要的地方我都部署了自己的人。作好了 一切必要的安排。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不放心。 我回答说:‘不用画蛇添足。不要造成政变的印象……’”时间在流逝。 我们直到晚上也一无所获。谢尔戈回家去了,我在宅邸周围漫无目的地徘徊, 尽管双脚已累得隐隐作痛。 晚上8 点许,父亲回来了。他的汽车按照习惯停在大门口。他顺着围墙里边的 小道走去,这是往常的路线。我追了上去。默默地走了几步远,我什么也没问。他 一副心灰意懒和十分劳累的样子。 “一切都和你说的一样。”他首先开口。 “要你辞去所有的职务?”我问道。 “暂时只辞去其中一项职务,不过这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开始……应当做好 最坏的准备……”父亲不作声了。 “别提问题了。我很累,还得想一想……”接下来一路无话。顺着围墙走了一 圈,又开始了第二圈。他突然问我: “你是博士吗?”我慌了神。 “什么博士?”“是科学博士吗?”“不,是副博士。”“好吧……”又是沉 默不语。 我们走完了第二圈,父亲便向楼内走去。阿朱列伊听到砰地一声关门,来到门 厅。他目光中有个无言的问题:出了什么事? 父亲默默地朝他点点头,就朝楼上的卧室走去。他让把茶送去。谁也不好再去 打扰。 谢尔戈来电话。过几分钟他就来了,但他的消息更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 奇回家后就同院士阿·阿·阿尔祖马尼扬一起散步。讲些什么不知道。 谢尔戈建议等阿尔祖马尼扬离去时紧随其后,到他家里再详细询问。大概他和 米高扬此刻正在谈当天发生的事情吧。 谢尔戈回去了。又得等待。时间过得实在太慢。阿朱别伊试图给谢列平家打电 话。没有人接。又往别墅打。没有回音。给波利扬斯基和其他什么人打电话的努力, 均以失败告终。过了几天我才得知,父亲走后所有主席团委员都约好了一律不接电 话:怕的是赫鲁晓夫万一挨个儿给他们去电话再把什么人争取过去就麻烦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心神不宁。晚上,他再次给谢米恰斯内去电话: “‘沃洛洼,我们刚刚开完会。赫鲁晓夫就要走了,他会去哪儿?’‘回家呗。 ’‘要是去别墅呢?’‘就让他去别墅吧。’‘那你呢?’‘我在那儿也行,这儿 也行,到处都作了安排。决不会有任何意外。’‘万一他打电话,向人求援呢?’ ‘他电话打不出去。线路都在我手里!……克里姆林宫专线,高频电话全在我这儿, 至于市内电话就让他打去吧。’”父亲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晚上9 时许,谢尔戈又来了,说阿尔祖马尼扬已经回去。我们赶紧跳上我的汽 车,冲出大门。我开足马力穿过沿沃罗比约夫公路延伸的林荫道,来了个左转弯。 一个身分不明的人从黑魆魆的树林里朝汽车冲了过来。我从他身旁疾驶而过。他不 想阻拦我们,只是聚精会神地从后面看着。他主要是想弄清车号。 我们直奔列宁大街。阿尔祖马尼扬住在那儿的科学院大楼里。没有想到检查一 下是否有人在后面钉梢。大家都太激动了。我们顺利抵达目的地。汽车就停在外面。 现在要找到单元门。人行道上空荡荡的。只是前面拐角处仁立着两个突出的男人身 影。我们从旁走过,他们未加阻拦,只是紧紧盯住我们的面孔。 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阿尔祖马尼扬对我们这么晚了去登门拜访并不感到 吃惊。他听到那些消息很是激动,也想一吐为快。我们围坐在餐厅的餐桌旁。一盏 罩着沉甸甸的布灯罩的电灯发出昏暗的光。 谁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谢尔戈打破了沉默,他在这里不算外人了。谢尔戈简要地讲了我们所知道的有 关此事的情况,并且问今天开会具体都讲了些什么。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要求对我们的谈话保密,”阿尔祖马尼扬犹豫不决 他说。“不过我可以对你们讲,情况十分严峻,给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提出了五 花八门的意见,主席团委员要求让他下台。会议经过精心的策划:除米高扬外,大 家形成统一战线,把赫鲁晓夫说得一无是处,又是农业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啦,又是 对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尊重、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啦,不一而足。但关键不在这里,人 人都有错误,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的错误也不少。”大家都点头称是,阿朱别伊 利用这个空档儿插了一句: “请您讲讲,会上都说我什么了?”阿尔祖马尼扬惊讶地抬起头来。 “您?关于您什么也没说。现在问题不在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的错误,而在 于他所体现和执行的路线。要是他下来,斯大林主义者就可能上台,淮也不知道会 出什么事。必须起来斗争,不能让赫鲁晓夫下台。可是我担心这很难做到。不过也 不能袖手旁观,咱们来试试做点什么。”他的话使人产生了希望:父亲并非孤身一 人。1957 年大多数主席团委员不是也要求他下台吗,中央全会却作出了截然相反 的决定。如今则一切情况都说明这种希望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把957 年的经验也考 虑到了,而且中央委员的大多数都不满赫鲁晓夫的许多措施。 我们在阿尔祖马尼扬家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想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得更透彻一 些,但他自己也知道得不是太多。对父亲提出的主要指责现在清楚了。 这些指责反映了领导国民经济的不同作法。赫鲁晓夫一贯主张领导人直接接近 生产者。为此他坚持实行分散的地区经营管理体制,搞起了国民经济委员会。他的 出发点是,地方领导人更了解本地区的需要和可能,因此解决起所出现的问题来就 会更加得力。至于那些大部分已改组成为国家委员会的各部,就让它们只去监督本 部门国家政策基本原则的执行情况吧。他建议把州委和州执委分成工业和农业两个 班子,是因为他在这方面也认为领导人应当更接近生产,而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 下任务变得复杂了,很难找到既通晓工业又通晓农业的人。还作出了其他决定。 自然,所有的建议事先都经过讨论,并且得到了主席团和中央全会的批准。 但是那些赞成按部门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的人虽未公开表态,却仍然反对新的 措施。眼下这种分歧公开化了,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 有关赫鲁晓夫轻视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对他们的态度有失分寸、不把他们的 意见放在眼里的指控是郑重其事的。这一切都属于党的高层的人际关系问题,不知 情的人很难对以上指控是否合理和是否言之有据作出判断。人与人之间什么事情都 会发生。不过这里看来是有相当的正确成分:我自己就曾亲眼目睹父亲不顾有人在 场就为某个主席团委员主管问题中的失误而对此人大加斥责。 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意见情况属实,不过我认为它们在严肃的争论中属于非原 则问题。这类意见甚多。只能略举数例。 父亲在力求使领导接近生产时,坚持让农业部迁出莫斯科,而且竭力迫使官员 们几乎是亲手种植试验田。又如在全国引起普遍不满的授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纳赛尔和副总统苏联英雄称号一事。 这类例子还可一直举下去。尽管所有决定都是中央主席团集体作出的,但赫鲁 晓夫确系起草人。 如今这些指控陆陆续续地全都落到他的头上。每个人都想起了旧怨新仇。有些 意见纯属无中生有,不过在不知情者看来却有相当的分量。 例如,指责父亲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时带上妻子或子女,而且他们的旅费由国 家负担,然而主席团委员都很清楚,这个问题上的倡议者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外 交部,外交部又受到“西方专家”,早在战前就曾周游各国的阿纳斯塔斯·伊万诺 维奇·米高扬的支持。这条建议的依据在于,它在西方已成惯例:家人一起出访可 使访问带有一点非正式的性质,并有助于造成相互信任的气氛。我国不用多花一分 钱,因为在国事访问中接待客人的费用均由对方负担,而任何一次出访的专机上空 座位相当多。尽管如此,这条指责表面上看起来颇为有力,后来更是广为流传。 阿尔祖马尼扬对我们说,数谢列平和谢列斯特跳得最高。谢列平代表与会者历 数父亲的错误,他把什么都混为一谈,其中既有原则性的东西,又有无稽之谈。 “对啦,”阿尔祖马尼扬对我说。“谢列平还说您没有经过答辩就被授于科学 博士学位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不禁脱口而出。 在座的都转过身来看我。 “今天父亲还问我是不是博士来着。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向他解释说我三 年前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还说明了副博士与博士这两种学位的区别。现在清楚 了,为什么父亲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至于博士论文嘛,我连想 也没有想过。”谎言固然卑劣,但我却因此感到十分难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 奇·谢列平总是在我面前表示友好,那即使不算友谊,也是明显的好意吧。他往往 最先打电话来祝贺节日,总是体贴入微地询问我的成绩。他在这点上与自己的同僚 不同,那些人对我的关心仅限于对同事的儿子的关心。一位中央书记的友好态度自 然使我感到快意了,不过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觉得谢列平有些虚情 假意。但是我始终把这种感觉压住,不让它发展。瞧这种毫不掩饰的叛卖。真是不 择手段…… “沃罗诺夫表现得十分粗暴,”阿尔祖马尼扬接着说。“他出言不逊。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主席团委员是自己的朋友,他打断话头说:‘这里没 有你的朋友!’这段插话甚至引起了格里申的反驳。他说:‘您说得不对,我们全 都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朋友。’其他人说话比较克制,而勃列日涅夫、波德 戈尔内和柯西金则始终一言不发。米高扬建议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 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但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决……”……时间不早了,我们起身告辞。只好等明天了。 阿尔祖马尼扬的话多少使人得到一点安慰,也唤起了一种似有却无的希望。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决定不作斗争自行告退。夜间他给米高扬去电话说, 既然大家都想解除他的现任职务,那他就不反对了。 “我已经老了,也累了。让他们现在就自己去干吧。我完成了主要的任务。我 们之间的关系、领导作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难道谁会异想夭开地认为我们可以 对斯大林说我们觉得他不合适、建议他退休吗?那样一来我们就得彻底完蛋。现在 一切都不同了。恐惧心理没有了,讲话都是以平等的身份。这是我的功劳。我不会 去斗争的。”电话受到了窃听,转眼之间他的话便传到了有关人的耳朵里。我们却 一无所知。 10 月14 日整整一个上午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下午2 点左右,父亲 在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值班员终于打电话来说,父亲已经往家走了。通常他白天从 不回家,为了节省时间,就在克里姆林宫吃午饭。我在大门口迎到了他的汽车。 他把自己的黑色公文包往我手里一塞,下面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断断续续 地吐出来的: “……完了……退休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没有跟他们一起吃午饭。”一切都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以后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一切都不取决我们,只好等 待了。 “我亲自写了因健康状况请求免除我的职务的报告。现在就只等着全会形成决 定了。我说了我遵守纪律,执行中央委员会作出的一切决定。我还说让我住哪儿都 行,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去外地。”会上还有些什么情况,父亲没有说,我也不 想拿问题去伤害他。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详情。 据说,1964 年10 月13 日和14 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速记记录没有找到。 看来是销毁了,为的是避免将来对它进行研究。1964 年10 月14 日晚上举 行的中央全会材料看来是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了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 会议期间所作的札记的片断: “赫鲁晓夫意志消沉,孤立无援。他已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却仍然有力量和勇 气说: ‘毕竟还有人对我的活动说了好话,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为主席团高兴,总的 说是为它的成熟感到高兴。我对达到这样的成熟程度也尽了绵薄之力。’这番话竟 出自一个挺住了两天骇人听闻的指责、精神和肉体都处于十分痛苦状态的人之口。”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根据谢列斯特的叙述,父亲在 自己最后一次发言中说道,“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她的功劳,党的功 劳。 我和你们的政治与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 斗争的。 我若是过去让谁受到了委屈、对谁态度粗暴的话,再次请求原谅。工作中什么 都可能发生。不过我想说,对我提出的许多指控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不可 能把所有指控都回忆起来并且一一答复。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 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 座的各位,也从来没有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 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控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 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客观地说,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兼任。回想一下吧,问 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你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要我兼任嘛。 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 做。现在你们却又指控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是的,我承认自己对艺术和科学工作者曾有过举止失当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我 对科学院的意见有失分寸。可我国科学在许多问题上落后于西方科技,这并不是什 么秘密嘛。 我们把大量人民的钱财都作为科学投资,我们提供了一切条件,以便进行创造 和把科技成果推广到国民经济中去。应当强迫,应当要求科研机关更加积极地行动 起来,做出真正的贡献。这可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真理。”谢列斯特写道,接 下来赫鲁晓夫论据充分地解释了当初为处理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加勒比海危 机所采取的措施。他在发言中说: “你们指控我撤走了导弹。那么怎么办,我们当时非得打一场世界大战不成?” (谢列斯特指出,撤走导弹也算作他的过错。)“你们为什么现在要异口同声地指 责我在古巴问题上采取了冒险行动,我们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大家一起商定的吗? 拿在柏林修建边界墙来说吧。当时你们也是全都赞成这个决定,可现在责怪开 我了。 我错在什么地方了?话说起来容易。可是要决定具体怎么办,你们谁也没有提 出过而且现在也未必提得出建议。又如我们同中国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关系相当复 杂,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你们再过四五年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麻烦。在所有的 相互关系上,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不要丧失阶级嗅觉,不要丧失政治灵活性和策 略灵活性。 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全会上我不想讲 话,不过我想对全会提个要求……”谢列斯特写道:他还没有说完,他想提出什么 要求,勃列日涅夫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后来他干脆哭了……看着真叫人难 受…… 我想,(谢列斯特猜测道)他想说:‘同志们,原谅我吧,要是有什么不周到 之处的话。 我们都一起共过事嘛,当然,没有做到事事如意……’我想。他不会说别的。 他可是孤掌难鸣啊,什么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但是勃列日涅夫害怕全会上有人会向赫鲁晓夫提出问题,只要他一回答就会展 开辩论。因此他当机立断:不提任何问题。 赫鲁晓夫接着说: “显然,现在是你们说咋办就咋办……也好,我是罪有应得。我作好了一切准 备。 你们知道,我本来就想过我该退下来了,问题一大堆,我这么大年纪了解决起 来很困难。 应当提拔年轻人。我明白,今天有些人缺乏勇气和诚实……不过现在不是谈这 个的时候。 至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有分量的公正的结论的……现在 我要求写一份关于我下去、退休的报告,我要在上面签名。在这个问题上全指靠你 们了。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有人开口了: ‘这又是何必呢?’大家全都支持这个意见……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按照设想,报告应由勃列日涅夫或者 至少是波德戈尔年来宣读。勃列日涅夫胆小怕事。波德戈尔内也推辞不干,他说: ‘这个反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不能作。我跟他一起共事多年。人家会怎么理解呢?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倒想把谢列平推出去,他能说会道,可是太嫩点。”于是就 决定:‘让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出面讲吧,他可是我们的思想家……’”另外 一位同样重要的见证人谢米恰斯内,尽管论级别不能出席中央主席团的会议,却对 围绕10 月14 日下午会议的形势自有一番见解: “阿朱别伊在文章里说,他〔赫鲁晓夫〕是被“秘密”免职的。怎么是秘密的 呢? 是在全会上免职的。没有讨论,但是这类问题是不提交讨论的。我第二天〔10 月14 日〕给他〔勃列日涅夫〕去电话,把他从主席团叫出来,说:‘惹出批评来 了。快收场吧。 这第二个晚上我可挺不过去了。列昂尼德·伊里奇,你们再这么开下去,不是 您进监狱,就是赫鲁晓夫进监狱。我不需要这个。一天来我两边的意见都听了个够。 有些人激动不安,他们想搭救赫鲁晓夫,另有一些人呼吁搭救您。还有一些人 间,你怎么在契卡里坐着袖手旁观?我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已用冠冕堂皇 的借口把人们从各地叫来了,让他们呆在跟前,这样全会说开就能开起来。这些人 焦躁不安。四面八方都给我打电话。 勃列日涅夫哀求道:‘亲爱的同志们,请再稍等一下。我马上去商量。’大约 30分钟后他给我来电话说:‘听我说,让大家放心。我们说妥了:凡是没有发言的 给他三四分钟。主席团委员全都讲过了,只剩下候补委员和书记。让每个人都表表 态。6 点开全会。’‘我觉得可以。可以宣布吗?’‘那就宣布吧。’接下来谢米 恰斯内简要他讲了自己参加全会的感受。 ‘……我甚至不知道取消了讨论……我对此感到愤慨,后来对谢列平和勃列日 涅夫都讲了。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动过脑筋的。他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生怕 会伤着其他人,可能已经商量过……我想,这些老家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担 心自己的…… 老骨头,便想尽一切办法不在全会上展开讨论,没有向大家把事情交代清楚。 会场里一片混乱。我坐在那儿从旁观察。 只见最狂热的马屁精喊道:‘开除党籍!交付审判!’那些较为沉着的人则一 言不发。因此,认真的、批判的、有分析的发言,让人感觉到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的 发言一篇没有。主席团替中央委员会包办一切,把决定好的、现成的、不知研究讨 论过多少次的东西抛出来:‘表决吧!’”以上的叙述显然有许多主观的成分,不 过我想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叶戈雷切夫也提到全会上取消讨论是事先设计好的,他说: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点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并非无缘无故地反对在全会 上展开讨论。讨论中因一时冲动可能说出许多以后会捆住他手脚的话。而列昂尼德· 伊里奇的脑子里显然当时已有另外的计划。”我想再举一件小事。 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奥莉加·伊利尼奇娜·伊瓦先科说,她于10月初已得 知酝酿中的事变,便试图用高频电话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打电话。却打不通。 赫鲁晓夫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了。全会没有让她参加,另一位中央委员济诺维·季莫 费耶维奇·谢尔久克也是同样的遭遇。主事者特别担心出事。不久,他们二人被解 除职务,提前退休。 ……还是回过头来讲10 月的那一天吧。 父亲午饭后外出散步。这一天一切都非同导常,有些生疏——无论是占用工作 时间的散步还是散步的目的或者说漫无目的都显得异样。过去他下班后散步一个小 时,为的是驱除一天的疲劳,稍事休息再看晚间的文件,这一个小时卡得很死,一 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 如今只有最后几份文件(中央主席团例会的材料、麦克纳马拉学说简述、塔斯 社电讯稿)留在公文包里。这些材料一直没有打开,被人遗忘地放在包内,直到父 亲去世。他再也没有往这个公文包里瞧过一眼…… 今天散步的时间不受任何限制,就是为了消磨时间,稍微摆脱一下连日来的神 经紧张状态。 我们默默地走着。阿尔巴特在身旁懒洋洋地慢步小跑,它是家里一只德国牧羊 犬。是我妹妹列娜的狗。先前它对父亲无动于衷,对父亲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兴 趣。它往往走过来摇摇尾巴,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今天却寸步不离左右。从这一 天起,他就老是跟在父亲身边。我终于耐不住沉默,提了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 “都任命了哪些人呢?”“勃列日涅夫当第一书记,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是个称职的人选,”父亲对人进行鉴定时拿某个职位去衡量的习惯仍然在起 作用。“早在解除布尔加宁职务的时候我就推荐过他担任这个职务。他对国民经济 了如指掌,肯定能胜任工作。至于勃列日涅夫就难说了:他太软弱,太容易受别人 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这已经与我无关,我 如今退休了,这不关我的事。”说着嘴角现出了痛苦的皱纹。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晚上米高扬上我们家来。午后召开的中央主 席团会议已经没有父亲参加了。米高扬是奉命来向他通报会上作出的决定。 大家坐在餐桌旁,父亲吩咐上茶。他喜欢喝茶,用一个薄薄的透明杯子喝,杯 子上带有一个象茶碗那样的把儿。这个带把的杯子是他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带回来 的。他很喜欢这个别出心裁的杯子,而且老在客人面前夸耀,并演示用它来喝热茶 是多么地方便、不烫手。 茶端来了。 “我是受人之托来向你转达下面几条,”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犹豫不决地 说。“这处别墅和城内住宅〔列宁山上的宅邸〕仍由你终身使用。”“好。”父亲 意思含混地答道。 很难弄清这是表示感谢呢,还是仅仅证实一下他听清了上面的话。他略加思索, 又把已经对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准备让我住哪里就住哪里。”“卫队和服务人员也留下,只是得换人。” 父亲表示理解地哼了一声。 “退休金将定为每月500 卢布,配专车,”米高扬踌躇起来。“有人想保留您 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职务,诚然,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还提议给你安排一个 中央主席团顾问的职务,不过我的提议被否决了。”“这个你大可不必,”父亲口 气坚决地说,“他们决不会同意的。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后他们还要我干吗?我的 建议和不可避免的干预只会捆住他们的手脚。再说同我见面对他们说来也不是什么 乐事。……当然啦,有个什么事儿干干倒也不错。我不知道我怎么过得惯无所事事 的退休生活。不过你不该提这个建议。但是要谢谢你,感到自己身边有个朋友是件 高兴事儿。”谈话到此结束,父亲出去把客人送到门前的小广场上。 这几天一直天气暖和,几乎跟夏天似的。此刻也是温暖而晴朗。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拥抱并亲吻了赫鲁晓夫。当时领导人之间没有接吻的 习惯,因此这次告别使大家都很动情。 米高扬快步向大门走去。只见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隐没在拐角处了。父亲目送 着他离去。此后他俩再没有见面。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