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退休 于是,父亲退休了。 这几天生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需要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主要是父亲需要确定一种目标,因为生活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习惯于大家都需要他,习惯于始终处于事变的中心,习惯于认为离了他不行。 在什么岗位上并不重要,职务的高低并不重要——居支配地位的是这种经常不断的 必需感。内战中大家都需要营政治委员,大家都需要区委书记,在长长的官职阶梯 的每一个台阶上、直到巅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泱泱大国的部长会议主席, 莫不如此。 他的时间是高度浓缩的。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当时十分普遍的那种类型的领导人, 这些人力求亲自去弄清一切问题的本质,力求深入了解细微末节,甚至是专业性很 强的问题,一直到弄清本质后,才不顾一切地前进,冲破横在贯彻某种思想或者技 术建议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住宅建设、垦荒、导弹、转炉炼钢及其他许多问题莫不 如此。 父亲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人,对于这一不算十分独到的见解的证明我是在意想不 到的地方发现的:在著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里,从大量的电报、语录、文件 中,可以看出他那种亲自弄清将在与希特勒搏斗中采用的新型大炮、坦克、飞机的 优点的渴望。因为只有他才有权作出最后的决定,全部责任也压在他的身上。 对事业的这种态度要求贡献自己的一切,一分钟的空闲时间也不能有。 一切想法总是服从一个目的,脑子始终只考虑主要的问题。 当然,需要具有出色的自制力和巨大的意志力,才能在如此充实的生活之后不 致在新的情况下迷失方向,才不致被震动搞得垂头丧气,才不会受对自己的怜悯和 对他人的仇恨所支配。 如今父亲要同所有这一切遭遇上了。 昨天,大家还在等待着最后拍板,正是他应当最终决定,向联合国提出哪些新 的建议,是否裁军,是否扩大播种面积,是修建水力发电站还是火力发电站,是优 先发展化学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钢铁工业。 可今天呢?去散步或者看电视?要不看看书?或是擦擦猎枪?不过,未必还能 有机会去打猎了…… 最初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什么也不想干。最近的事变所造成的精神压抑太严 重了。从前顺便讲一讲退休,把它当成必不可免、但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慢慢地作好 准备是一回事,而象这样全速前进中突然急刹车,突然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又是另 外一回事…… 无论朋友和亲人设法用谈话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塞给他一件什么事情,还是医 生别祖比克关切地送来的镇静剂,统统无济于事。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一个念头:没 用了,没用了,没用了。 退休后的第一个上午——1964 年10 月15 日上午就是这样开始的: 暂时还是大家都一无所知,莫斯科只有暗中的传闻,然而报纸上赫鲁晓夫签署 的贺词已经不见了,司空见惯的致宇航员、农庄庄员的电报没有了…… 10 月14 日夜间,宅邸中的父亲私人卫队换人了。最近几天值班室里出现了 许多新的面孔,但老熟人照旧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现在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干了。一 切都是高效能地悄悄地进行的,大家都一无所知。我们直到早晨才发现各个岗位上 全换成了陌生人。 难怪值班卫队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布纳耶夫晚上告别时带有某种特殊含义 地同我握手,并且小声地说: “瞧这搞的……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当然知道即将进行的换班了。 在斯大林时代,中央政治局(后改称中央主席团)所有委员的卫队都在特设的 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管辖之下,只有他可以支配卫队的行动。这种状况在酝酿 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引起领导人的极大不安。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其他人在讨论实际措施时,遇到了他们确确 实实完全被掌握在贝利亚手中的状况。因为他们的私人卫队只服从他这位内务部长, 只能通过他发布命令。贝利亚可以正式发布任何命令,大家当然都感到自己是置身 于陷阱之中了。 除掉贝利亚后,私人卫队交给受保卫者本人来支配。现在只有他们支配卫队的 行动,只有他们的指示才是保卫人员必须执行的。当然,克格勃设有卫队局,但它 只负责一般的组织问题和经济问题。最近以来谢米恰斯内所担心的,就是父亲的私 人卫队可能干预事变的进程。自然,第一步就是更换卫队和人员。跟随父亲多年的 契卡工作者不见了,他们被解除武装和转入预备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命运 也定了下来:有人退休,有人去了其他领导人的卫队,有的后来又重新出现在父亲 的别墅里。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而退休第一天陌主人的出现却引起了惊慌不安。 那么多电话机都不作声了。卡掉的不仅是政府专线的电话机,几部市内电话机 中只有一部能使,还有一部同卫队室联系的电话可用。那些哑巴的话筒不再发出低 沉的嘟嘟声,象是死去的一样海鸥牌轿车从清早就一动不动地停在大门口,也不再 鸣笛叫人,那辆大家都坐惯了,按规定国内只有三个人——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可以乘坐的吉尔牌轿车已经换掉。海鸥牌轿车没有 在门口停留多久。当天就悄悄地不见了,就象它悄悄地出现一样,半小时后原处来 了一辆伏尔加牌轿车——低一个“级别”的汽车。 当时这些变化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脑子只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停着海鸥牌, 开走了,又出现了伏尔加牌…… 这次神秘的换车把戏事后才真相大白。父亲退休后第一天给他拨来一辆海鸥牌 时,一位长官回忆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取消或者至少削减专用小车。父亲这一 小车倡议曾引起各级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如今轮到他们出气了。 甚至有人给我们转达了某位匿名长官的话:“他不是想让我们坐‘伏尔加’吗? 现在就让他自己来试试吧。”后来还有许多类似的卑劣的奚落话等待着父亲。 一天开始了。记得当天父亲下楼来用早点比平常晚,今天已经不必坚持他在斯 大林去世后自己定下的工作日规程——9 点前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夜之间面容消 瘦了,并且有些发灰,动作变得缓慢了。尽管医生别祖比克送来安眠药,他夜间几 乎不曾合眼。 父亲食而不知其味地用过早点后,来到院内,他习惯地绕过小楼,径直朝大门 走去。一位陌生人匆匆向他迎面而来。 “早上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陌生人停在两步开外的地方,开始说道。 那微微弯曲的半是鞠躬的身躯表现出敬意,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老天在个头上没有 亏待他。圆圆的俄罗斯人面孔使人不禁产主好感。 “我叫梅利尼科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您的新卫队长,”他自我介绍道。 “您不记得我了吗?从前我在体育宫的政府包厢里干过。我在那儿见过您。您有何 吩咐?”他半转过身去,指指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也许您想去别墅?”谢尔盖· 瓦西里耶维奇显示出一副愿意效劳和帮忙的样子,但是他身上决无半点巴结逢迎的 忙乎劲儿。他在保持尊严的同时,尽量表现出对离任总理的敬意。 父亲向梅列尼科夫伸出手去: “您好,”对方所提的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思想还停留在很远的地方。 “您摊上了这个无聊的差事。我现在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干 点什么。您跟着我会寂寞得生病的,”父亲顺着自己的思路答道。“不过咱们呆在 这儿干吗。走吧。”我们一行三人向别墅进发:父亲、梅利尼科夫和我。妈妈尼娜· 彼得罗芙娜尚未从她休息和疗养的卡尔洛维瓦雷返回。 车窗外熟悉的去处一一闪过。汽车在别墅紧闭的大门前停下来,不耐烦地响着 喇叭。 往常事先得知父亲要来的卫兵,都是在敞开的两扇门前垂手直立迎候。 这次听到喇叭声后,一个陌生人从气窗内探出头来。这里的卫队也换了。梅利 尼科夫招手示意:开门。 于是半边门微微开启,形成一道缝隙,一位戴着中士的浅蓝色肩章的年轻小伙 子探出头来,他不相信地仔细往车里看,一认出是父亲,就轻松地微微一笑,赶紧 把门打开。汽车驶过林荫路,停在楼前。 父亲从车上下来,在正门前来回转了一会儿。 “咱们到田野里去散散步吧。咱们这些退休的人还有什么可干的呢?已经干满 了年头。”他故作高兴地对我们说。 最近几年形成了一条习惯的路线:顺着铺上柏油的林荫道走到大门口,再往前 下坡。 下面的沟壑里,小溪潺潺作声。小溪两边杂草丛生,这里的草是不割的。 小溪上架了一座小桥,从别墅大门出来的路由此通过。过桥左边的小丘上,便 是一片田野。夏天,这里国营农场的玉米象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这块地侍弄得特别 精心:当地的领导想取悦赫鲁晓夫,博得他的好感,摄影记者经常来此采访,后来 《星火》杂志或者什么地方还刊登了一张几乎完全隐没在玉米丛中的骑马人的照片。 眼下地里光秃秃的。潮湿的土里露着一根根几乎贴着地面削平的玉米杆。 柏油路从大门往右拐向乌斯片斯基公路。我们沿着一条环绕田野的羊肠小道往 左走去。 梅利尼科夫起初照规矩离得较远。但是父亲招手让他过来: “过来吧,我们又没有秘密。”此后我们就是三人同行了。父亲想起来夏天这 里曾长着怎样的玉米,便愈来愈入迷他讲起了畜牧业、饲料单位来了。他凭记忆引 用数字,对比各种作物的产量,当即换算成每公顷饲料的肉类增重。他讲得引人入 胜,有说服力,生动准确的词汇随手拈来,比喻和例子一语中的。 这是原先的父亲,只不过此刻不是在某次堂而皇之的全苏会议上讲话——听众 只有上尉梅利尼科夫和我。梅利尼科夫很有礼貌地下住点头称是,提出问题——父 亲的热情不知不觉地感染着他。由尽管业已离任、毕竟曾是总理的人亲自作的有关 农业发展途径的讲演,可不是经常能够听到啊。 谈话兴致正浓时,父亲突然沮丧起来,目光黯然失色。 “现在我对谁都没用了。我没有工作可干什么去,可怎么生活——无法想象,” 他自顾自地说。 我们便故意显得信心百倍和非常乐观地反驳他,把休息——散步、读书、看电 影的乐趣说得天花乱坠。父亲黯然神伤,避而不答。 到了田野尽头,在稀稀落落地长着几颗松树的小丘下面,莫斯科河在粼粼闪光。 我们经过草地回别墅去。曾几何时,我还在这里同父亲散步,我曾绞尽脑汁地 考虑如何对父亲讲加柳科夫透露的那条不可思议的消息。如今灌溉系统的安装工程 停了,周围仍然是翻乱的土地,胡乱堆放着的水泥管。父亲的这一方案也永无实现 之日了。 有一段时间这样的散步成了我们主要的活动。我还在继续休假,我成天同父亲 呆在一起,不愿让他独自一人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别墅内新修的电影厅里有时放映新片,但是影片提不起父亲的兴趣,他脑子里 想着别的,银幕上发生的事情有如过眼烟云,没有留下印象。《农庄主席》多少引 起一点兴趣。影片肯定了近年来的农业政策,突出了我们的成就。当时这部影片被 当成对父亲活动歌功颂德的东西。上头对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是否公开放映? 我们全都期待着父亲的反应,可他只是发表了一条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意见: “片子不错。”我前面已经讲过,妈妈尼娜·彼得罗芙娜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 克的卡尔洛维瓦雷休养。今年她照常同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托里娅·彼得罗芙娜 一起去。 父亲开完全会回来,很是着急。 “得把妈妈叫回来,”他对我们说。“可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设法给她去个 电话吧。”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十分习惯的高频政府专线不通了,从前只要拿 起听筒,要卡尔洛维瓦雷,接尼娜·彼得罗芙娜·赫鲁晓娃的电话就行了,至于普 通的线路……谁也不会用。 我们向卫队求助,当时还没有换人,值班员过了一会儿报告说,尼娜·彼得罗 芙娜已经找到,她第二天乘飞机回来。 值班员对我们说,妈妈听了很着急,因为那里还一无所知。只是告诉她大家都 很健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她马上回来。 第二天,问题又来了,得去接机。可以派现在拉父亲的那辆汽车去吗? 梅利尼科夫保证决无问题。飞机晚上到达,天色已黑。 汽车终于开到,妈妈下车时手里捧着一大束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这是布拉格机场上捷克妇女送我的,”她仿佛辩解似地说。“我已经知道出 事了。”我们走进楼内,大家很快在餐厅里聚集,半年前的4 月17 日早上,中央 主席团全体委员曾坐在这里一个劲儿地向赫鲁晓夫道贺。墙边还放着里加的电唱收 音机——他们送的礼物。 父亲对所发生的事情讲得很简短,他显得神情沮丧。 “现在我退休了。昨天举行了让我离任的中央全会。我说准备服从任何决定, 他们认为我必须住哪儿我就住哪儿。所以你就做好搬家的准备吧。”父亲强颜苦笑 道,看来,他是想起了自己非常好动的气质和每次搬家老要给妈妈带来不少麻烦。 妈妈和往常一样处之泰然。她一点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颇有自制力,而且显 得沉着冷静。她说,她在机场上受到捷克妇女的欢迎,其中也有安托宁·诺沃提尼 的妻子,大家都祝她和父亲一切顺利。 父亲回自己房间去了。这时妈妈讲了她在卡尔洛维瓦雷最后一天所经历的一段 “趣闻”。 她和往常一样与维克托里娅·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住隔壁。尽管维克托里 娅·彼得罗芙娜双腿有病,她们仍经常在一起散步,当时任苏联驻捷大使的米·瓦· 齐米亚宁曾几次去看望她们,在妈妈面前极尽恭维之能事,还送去纪念品。出发前 夕电话机响了,接线员说,齐米亚宁同志请妈妈接电话。她当时一无所知,也想不 到这边会出事,不过接到我们从莫斯科打去的电话后十分不安,齐米亚宁寒暄两句 之后说,他刚刚从莫斯科回来,那里举行了撤掉赫鲁晓夫职务的中央全会,他齐米 亚宁在会上把赫鲁晓夫式的领导方法狠批了一通。妈妈没有答话:齐米亚宁毫无觉 察,便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向妈妈表示祝贺。妈妈 却依然一言不发,看来,这使他不安起来,他动开脑筋了,最后才明白自己是习以 为常地让接话员接通尼娜·彼得罗芙娜·赫鲁晓娃的电话,而本该要维克托里娅· 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的电话!……他支支吾吾地咕哝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真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儿!他本想抢头功向勃列日涅娃报告的,却搞得这么尴尬 ……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每天都大同小异。外面发生的事情几乎引不起父亲的注 意。 正式宣布高层人事变动的中央全会决定见报了。父亲只是若无其事地打开报纸。 把各版翻了一遍,看也不看就放到一边。 我曾几次去米高扬家。我不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讲话,却与谢尔戈长时 间地讨论时事。我们试图推测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米高扬家里也处处让人感到惊 慌不安。突然事先不打招呼就要清洗他家餐厅里那些其大无比的水晶玻璃吊灯。干 活的都是一些陌生人,他们把家具都挪到一起,在天花板下面鼓捣了半天。“安窃 听器,”我同谢尔戈得出结论,并且从此只在户外说话。 关于我的博士学位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据谢尔戈说,米高扬在一次中央全会上 提出一个问题: “谢列平对我们说,谢尔盖·赫鲁晓夫没有答辩就得到了博士学位。我问谢尔 盖了。他很吃惊,说根本没这回事。”有点下不来台了。柯西金又来个火上浇油: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究竟谁说得对呢?您的话有什么根据没有?”谢 列平狼狈不堪,他支支吾吾他说,这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过他可以进一步核查。下 一次会上谢列平说,他说得不确切:赫鲁晓夫的儿子没有被授予博士学位。据说报 告送到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去了,但是压了下来。 谎言花样翻新了,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从未收到过任何报告,不过这个问题自 然已经无人关心,也从不提起了。然而我却始终有一种沾上什么肮脏东西的感觉。 后来得知,当时中央主席团还讨论了另外一个同我本人有关的问题。我同加柳 科夫的接触并非未被发现,而且成了我党最高机关的注意对象。有人建议对我和加 柳科夫进行某种制裁,因为我们曾向赫鲁晓夫通报了酝酿中的事变,从而使如此精 心策划的行动有夭折的危险。 当时可能发生很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幸而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支持,因为已经大 获全胜,各位主席团委员更操心的是未来。与会者中甚至有人反驳说,儿子得知一 切情况后去给父亲敲敲警钟,怎么能够指责儿子呢?这可是天经地义的啊。 问题自行取消,加柳科夫也同我一起得救了。 正当这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三名字航员仍在轨道上继续航行。父亲在皮 聪达最后一次与他们通话时,曾答应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如今航行已告结束,在 发射场对宇航员进行了观察,但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仪式却一拖再拖。 终于报纸上宣布:仪式将在次日,好象是星期六(10 月23 日)举行。 日程安排已经知道:机场上的欢迎仪式,盛大的车队通过莫斯科,红场上的集 会和克里姆林宫的结束宴会。一切都同先前一样,只是……没有赫鲁晓夫参加。 从早上就开始了在伏努科沃机场进行的实况转播。妈妈打开电视机,如今这是 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从前父亲不爱看电视,再说也根本没工夫看。此刻他也 捧着一本书坐在隔壁房间里。可是读不进去,欢迎宇航员的仪式在牵动着他的心。 当机长科马罗夫上校作口头报告时,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加入了电视观众的行 列。他坐了不一会儿,嘴里咕哝着“不想看”就散步去了。他在小楼周围兜了几个 圈,却无法平静下来。我们仍然坐在电视机旁。恰在这时车队抵达红场,领导人纷 纷登上陵墓主席台。 父亲偶然注意到了停在大门口的汽车。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正 在同司机谈话。“咱们去别墅吧,”他对梅利尼科夫说。他们登车走了。自然除了 梅利尼科夫而外,谁也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行踪。值班员象往常一样马上用专线报告, 说赫鲁晓夫已离开宅邸,去向不明。 汽车正在滨河路上行驶时,消息飞快地逐级上报。在鲍罗金桥旁边,往右拐通 红场,往左拐去别墅。汽车会往哪边拐,谁也不知道…… 我们什么也没有料到,几分钟后我们从屏幕上看到勃列日涅夫背后出现了值班 员,附在他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勃列日涅夫脸色陡变,朝旁边那位俯下身去。 主席台上的人都动弹起来,没有人再听讲演者讲话了。谢列平匆匆朝领导人背后那 个在陵墓顶层专门修造的房间走去,室内除了一张在此种场合例行的放有小吃的桌 子而外,旁边小桌上堆放着电话机。需要采取措施,不许赫鲁晓夫出现在红场上。 谁知道这个容易冲动的人会冒出什么念头!…… 慌乱持续的时间不长,大概很快就传来令人放心的消息——父亲乘坐的汽车往 左拐了,他去别墅…… 傍晚,什么也没有料到的父亲回到家里。一天的游玩使他精神焕发、心平气和 了。然而对于因父亲突然出走而引起的骚乱,上面很快就作出了反应。 不出一个小时,梅列尼科夫就来到楼内。一副难受的样子。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让您从明天起搬到别墅去住,暂时不回城里的住宅,”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眼睛看着一边,小声地对手捧茶杯坐在餐桌旁的父亲说道。 “好吧,”父亲无动于衷地回答。 父亲面对接踵而来的刺激作出这种与他的惯用方式十分不协调的平平淡淡的反 应,我们对此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了。看来,再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激动的了:去别墅 就去别墅,到西伯利亚就到西伯利亚。 坐在一旁的妈妈却急了: “这怎么行,明天搬走就不再回来了?我们可是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父亲 对这番话未作反应,梅利尼科夫则解释说,这道命令只涉及父亲本人。家属多会儿 想来可以来,直到给我们在城里另外配房为止。 总之,命令父亲离开莫斯科,这个花招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从别墅到市区得花 一个钟头左右呀。这样一来,下台总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 了。 第二天,我们迁到位于戈尔基第二的别墅。父亲在那里足不出户地一直住到迁 往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为止,其间只是偶尔去过一两次医院。 1964 年11 月举行了例行的中央全会。父亲本来就是打算在这次全会上讨论 新宪法的,如今全会却将要通过完全与此毫不相干的决议。 对某些十月事变的积极参加者的命运进行跟踪观察倒是颇有意思。当年,凡是 同那些在决定我父亲命运中起过相当恶劣作用的人有关的每一句话,我都尽量不放 过。当时是蛛丝马迹,如今则是连贯的叙述。信息是一点一滴凑集起来,逐渐形成 一幅清晰的图画的。有时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相互印证,有时却互有出入。这时就 需要去伪存真了。因为要通过正式途径了解“高层”发生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我在叙述某些细节时也许有错误之处。不过仅仅限于 细节,决非人人都得到了最初希望得到的材料。 在策划领导人更迭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他 后来的命运如何大概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父亲离任后,原任中央第二书记的列昂尼 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自动成了第一书记。当务之急是把赫鲁晓夫搞下台,谁也 不想为可能出现的分歧创造先决条件。只要推荐其他任何人担任党内官阶的最高职 务,自然就会产生分歧。因为每个人在内心里都自认为配当第一把手。在这种情况 下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眼下,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最初几天或 者几个月,团结犹如空气一样地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赞成自然更 替:由第二书记接替第一书记,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接替主席。 然而这样的接替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首先是谢列平不会满意。谢列平认为自 己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只不过是通向党内高位的第一步罢了。 表面上似乎一切顺利。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性人物,暂时不能没有他,不过有 朝一日只需大喝一声,他就会自愿让出宝座的。 看来,谢列平在1964 年底就是这样或者说大致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国内许多重要的岗位上都安插了他的老朋友和追随者:谢米恰斯内控制了克格 勃,季库诺夫握有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其他级别低一些的岗位上也有自己人, 他们都是只等一声令下。 然而谢列平在主要问题上失算了。他在1964 年10 月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 的,其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人们事先就在提防着他,而这几乎就已预示着失败了。 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而且暗地里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很快结成了对付他的统一 战线。任何再次更替领导人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不过看来谢列平不明白这一点, 他还对未来充满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立足点开始动摇:人们巧妙地去掉了他的一个又一个支 柱。可起初似乎一切顺利。 十月事变后,谢列平最亲密的追随者、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当即大大巩固了 自己的地位:为感谢参加十月事变,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一名助手也戴上了将 军的肩章,然而这只是可悲结局的乐观的前奏曲。三年后安德罗波夫取代了谢米恰 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没有大轰大嗡,也几乎没有引起 人们的注意。 据当时的说法,有一天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同志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陪 同前来的是负责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联络事宜的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需要与克格勃的积极分子会见。对于眼下正在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情, 双方都不露声色。 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据谢列斯特回忆,冠 冕堂皇的借口是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逃往西方一事。谢米恰斯内在 辩解时证实,他当时坚决反对她去印度,是柯西金亲自拍的板。然而没有人要听他 辩白。 此刻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要完成一项颇不容易的使命——宣布 对克格勃机关的决定并介绍新任主席。中央委员会和克格勃的人都感到神经紧张。 谁也不知道谢米恰斯内会对自己被削职作出什么反应。他可是大权在握。情况与将 近15 年前的形势极为相似,只是规模稍小一些罢了。诚然,如今克格勃主席手中 已经没有军队,然而他手中还有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委员会的卫队。为防万一,根据 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莫斯科卫戍区的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主持者宣布由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讲话。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 声。苏斯洛夫登上主席台。 一上来他长篇大论他讲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经常加强警惕的必要性,套话 讲起来滔滔不绝。但是此刻苏斯洛夫开始讲到中央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 具有巨大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强这些机关的领导,并任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德罗波 夫同志为委员会主席。”苏斯洛夫谈明了来意。 他一时语塞,瞥视全场。下面的反应是有所警觉的沉默。与会者正在消化这则 早已料到、却仍然出乎意料的新闻。僵持局面没有持续多久:会场后面响起了羞羞 答答的掌声,很快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扩展开来,因为谁也不甘落在邻座的后面。 接着是安德罗波夫讲话。然后又是什么人讲话,不过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主 要的任务已经完成。 谢米恰斯内担任了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他在这里已经不能对莫斯科 的事态施加任何实际的影响。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这是继贝利亚之后第一次由一位很快升任政治局委员的 政治局候补委员来担任克格勃主席。 1953 年在父亲的倡议下作出决定,改变内务部(当时尚未分为内务部和国家 安全部)的作用,缩小其职权和性能,使之较易驾驭。 父亲是在设法限制这一具有无限权力的机关的权力,使之不可能再凌驾于国家 和党之上。 国家安全部从内务部中分出来,改组为委员会,论级别比部低。当时任命И. A. 谢罗夫将军为主席。无论他还是继任者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肯定从来没有想 过可能进入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班子。不过克格勃的威力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对国防部和外交部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这两个部的领导人不能进入党的最高 领导机构。 父亲提出这一建议的论据很简单: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手中握有大量兵力。 应当严格按照中央主席团和政府所作出的有关决定来动用兵力并被派去执行这些决 定。这两个机关的领导人应当向中央主席团汇报工作。否则一旦领导层发生意见分 歧,他们就会利用职务之便来达到自己的小集团利益。 谢米恰斯内本人在其回忆中谈到这一点时说: “……后来他把安德罗波夫塞进克格勃并让他当了政治局委员。这是从前没有 过的,也是一个错误。不能使这些机关〔不受监督〕。随时都可以告马利诺夫斯基 的状,告葛罗米柯的状,告他们所管的部门的状,事后谁也不会去追查。 如果说过去党中央的一个部可以把我的副手叫去,那么现在就叫不动了,因为 主席是政治局委员。他怎么会知道某项指示是谁发出的呢?他实际上甚至不必回答, 只需说‘是主席兼政治局委员给我布置的任务……’就行了,他可以不受批评……” 这样,勃列日涅夫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的传统。 当然,刚才提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和微妙,也可能存在颇有分量的反论据。 不过我是想追述同这个重要问题有关的父亲的论据。 因谢米恰斯内的调动而在克格勃内引起的变化当然不会就此结束。上校切卡洛 夫的命运十分离奇,他就是10 月13 日在机场上迎接我们的那位卫队局局长。他 刚刚戴上少将的肩章,就到坦波夫去当了威望不太高的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卡 洛夫在那里没干多长时间。发生了不幸。这位身体健康、面相年轻的男子汉在当地 运动场做早操时突感不适。照谢米恰斯内的说法,最后的结局是:“……护士来了, 打了一针,小伙子就死了……”许多克格勃的领导干部在短暂的提升后即各奔前程 :有的退休,有的被派去加强各部的人事部门。 调整并不是突如其来,也不是同时进行,而是逐渐完成的。实际上,只要是稍 微不配受到领导绝对信任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都无一幸免。 同时又向内务部门开刀。对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 季库诺夫,他原先也是共青团干部,对他则另有高招。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强大的全 苏内务部改成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治安部。当时的说法是随着向共产主义迈进, 该部的职能将愈来愈转入社会各界的手中。 父亲离任后,这种结构曾一度原封未动。然而有一天季库诺夫被叫到中央委员 会。谈话可归纳为几条:必须改正业已铸成的错误。内务部门的作用必须提高。有 一种恢复旧名称和恢复全苏内务部的意见。季库诺夫欣然同意,他喜欢这个建议。 谈话中当即请他上书中央,因为如果成立全苏的内务部,那么它也可履行俄罗 斯联邦内务部的职能。在莫斯科同时设两个部未必合适。当时建议他按照这个观点 来写报告。 几天之后,报告连同改组方案均已写好。季库诺夫等待着上面的决定,他毫不 怀疑自己会当上新内务部的部长。诚然,上面老是不见动静,这使他多少有些不安。 报告送上去不知为什么有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人叫季库诺夫去中央了,看来,那 里对这个问题已失去兴趣。 不久即真相大白,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一天早晨,季库诺夫打开报纸,我想,他看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解散 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和成立苏联内务部的命令,肯定大为吃惊。“苏联内务部部 长由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同志担任。”季库诺夫直奔中央委员会。这 次的谈话就显得冷淡多了。接待者颇为吃惊地责备他太不冷静,因为从国家利益出 发,建议成立苏联内务部和解散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的,恰恰是季库诺夫自己。 怎么会有意见呢?决定可是以他亲笔写的报告为基础的啊…… 在一阵与《钦差大臣》结尾颇为相似的哑场之后,季库诺夫被转为预备役…… 据谢米恰斯内证实,他在听说晓洛科夫这个人选之后,曾经同谢列平一起“大 吵大闹”,但为时已晚。勃列日涅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交表决,尽 管这次没有得到全票,建议毕竟还是通过了。 调整仍在继续。谢列平的战友们,当时称之为“共青团员”的那批人,陆陆续 续都离开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得来不易的莫斯科职位,奔赴全国各地,甚至奔赴世 界各地,其中有的人获得了特命全权大使的高位并前往赴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懂得,在力量搞得如此分散的情况下他很快 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成为所谓的光杆司令,却又无法改变或者稍微延续一下业已开 始的过程。中央政治局的同僚们一致跟他作对。 不久便轮到了谢列平本人。良机已到:迄今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又一名“共青 团员”尼·格·叶戈雷切失去荷兰当大使了。他的职务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接任。 出现了空缺。按照惯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一职应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 者政治局候补委员来担任。建议由谢列平出任。从位于列宁大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 事会大厦自然是更难对位于旧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正在酝酿中的决定产生影响了。谢 列平显然懂得这是又一次失败,却也无可奈何。政治局的同僚都一致赞成对他的提 名,如果公开拒绝,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然而他并未善罢甘休。他是政治局中最 年轻的委员,时间对他有利,只需忍耐,等待时来运转的那一天。眼下需要治好创 伤,重整旗鼓。 他象1964 年那样开始物色一名有威信的人物,此人可在幕后使劲,拼凑出一 个反对派,如今已经是针对勃列日涅夫了。1964 年是由伊格纳托夫来充当这个角 色,这次谢列平注意到了米高扬。米高扬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照谢列平看来,这 大概是个最佳人选。谢列平想必是认为米高扬离开政治局后肯定心怀不满,肯定对 新上台的领导人持敌视态度。而抓住这点就可以做文章。此外,米高扬在党内以至 全国都享有盛誉,他说话还是管用。事情一旦败露,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他当保护伞。 亲自去见米高扬太危险。还不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听了建议会有什么 反应呢。他会干脆把你轰出来,要是把你出卖了,把来访的事告诉不该知道的人, 岂不更糟。再说谈话的事情也未必能够做到保密:自己的卫队或者米高扬的卫队肯 定要向上面汇报这次奇怪的相会。需要找到中间人,当然还要找到能够给米高扬留 下印象的论据。他知道米高扬这个人极端墨守成规,便决定利用不久前勃列日涅夫 装修别墅耗资数百万卢布一事作为诱饵。 如果他“上钩”,就可以转而讨论政治问题,摸他的心思,接下来便可见机行 事了。 但是出师不利。老练而谨慎的米高扬当即觉出来者不善,并有所戒备。 他对为装修别墅而挥金如土不以为然,却完全拒绝了讨论和批评勃列日涅夫行 为的企图。据在此次谈判中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谢尔戈·米高扬说,他父亲的回答可 以归纳如下:“列昂尼德·伊里奇花这么多钱修自己的别墅当然不好。这样做不大 体面,我也不赞成他的做法。不过这是他的良心问题。但总的说来我同他在目前所 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我赞成这一政策,并认为总的路线是 正确的。”米高扬最后归纳自己的意见时,又补充说,他也不年轻了,自己的任务 已经完成。不再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也不打算重返第一线了。 可见,谢列平在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也许米高扬对让他退下来感到委屈,但 阴谋家的野心从来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已经打消了重返政治局的念头,更不愿意让 别人当枪使。这次谈话秘而不宣。米高扬当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谢列平可能不仅找过米高扬,他可能在不同的方向进行过试探。米高扬拒绝合 作未必会使他放弃自己的计划。谢列平为实现梦寐以求的打算所进行的其他尝试至 今仍然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都是无功而返…… 岁月流逝。曾几何时,1964 年十分强大的“共青团员”联盟已土崩瓦解。 登上党和国家高位的幻想愈来愈显得渺茫和不可靠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 工作也不顺手,这项工作显而易见的没有前途只能让人感到恼火。然而,当年人称 “钢铁般的舒里克”的谢列平却不肯放弃阵地,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亲自找勃 列日涅夫谈话。谢列平想不惜任何代价重返中央领导机关。 为避免空口无凭,他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书面报告。其要点如下: 他,谢列平,因不具备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能愉快地胜任全苏工会中央理 事会主席,也不能发挥在其他领域可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他请中央政治局解除他的 现任职务,调他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自然,他作为政治局委员,完全有理由指 望当上一名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仔细听完了所有的论据,答应考虑考虑,把他交来的报告装进自己 的文件袋。谈话毫无结果。 但是这次没有结果的谈话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线希望:勃列日涅夫病了。传 说他已不能重返工作岗位。 谢列平决定先找苏斯洛夫谈谈。此人在一旦同非正式的现任第二书记基里连科 发生冲突时是天然的同盟者。1964 年勃列日涅夫就是从第二书记任上接替赫鲁晓 夫的职务的。毫无疑问,苏斯洛夫也对可能出现的变化作好了准备。 谢列平去找苏斯洛夫。当然,这种微妙的谈话最好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进行, 但始终没有找到借口。只有将就着在中央书记的办公室里进行正式谈话了。 三言两语谈了日常问题之后,谢列平即小心翼翼地讲到主要问题,说他谢列平, 大概苏斯洛夫也一样,最关心的是党的命运,国家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由谁来统率中央委员会。现在列昂尼德·伊里奇重病在身,不知他能否重返自己的 工作岗位,至少最近这段时间是如此。况且我们人人都要死的。也许有必要商量商 量,考虑一下换班的问题? 苏斯洛夫对此反应冷淡,他说如果谈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病,那么消息很不 准确。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大有好转。因此所谈的问题至少是不合时宜。 这是又一次失利。只好寄希望于苏斯洛夫保持沉默了。 但是希望落空了。第二天苏斯洛夫就去探望病中的勃列日涅夫,并统统作了汇 报。列昂尼德·伊里奇当时毫无反应,却把这一情报牢牢地记在心里,看来是决定 等待时机。而这样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 英国要举行世界工会活动家代表大会。决定苏联代表团由谢列平任团长。这不 知是偶然巧合呢,还是蓄意安排,反正谁也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主席履历中一个微妙的情况:从前他曾担任过克格勃的主席。谁也没有提过这个问 题:既然如此,英国公众将会怎样欢迎我国的代表团。 自然,工会代表团到达英国的第一天就大丢其丑。舆论界定了调子。当过秘密 警察头子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工会运动呢?就这个题目做了各种各样的文章。要求把 谢列平撵出英国去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形势日益白热化。结果谢列平提前奉召回国 了。 回到莫斯科受到冷淡的欢迎。尽管如此,这里谁也没有象在我国驻伦敦使馆里 那样对那次丢丑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莫斯科习以为常的忙碌中英国之行变得十分 遥远,甚至不那么真切了。真希望谁也不要再去回忆它。 中央委员会打来的电话使谢列平又回到现实中来。通知他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 议程之一是访英汇报。 政治局会议象往常一样开始了。由勃列日涅夫主持。据见证人说,问题很多: 有些问题未经讨论就通过了,有些问题则引起了短暂的讨论。 最后轮到谢列平。他简要地介绍了代表大会的情况并强调指出,围绕苏联代表 团的叫嚣是某些势力怀着挑衅目的煽动起来的。 讨论开始了。大家依次发言,但每篇发言都围绕着一个主要的核心:代表团团 长未能圆满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在重要的国际活动中吃了败仗。 讨论结束,通过一条决议:确认我们的失利,认为责任全在代表团团长亚历山 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身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但勃列日涅夫并来就此罢休。照他的意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情况显然很 不正常。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取决于谢列平同志本人。时间表明,他无法 胜任这一工作。其实谢列平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勃列日涅夫说着就打开了放在面前的文件袋。其中有谢列平致政治局的书面报 告,他要求调他去做党的工作,就是他因一时疏忽交到勃列日涅夫手里的那份报告! 勃列日涅夫慢条斯理地宣读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但是快要念到要求调中央委员 会工作的那句话时就不往下念了,并抬起头来: “谁赞成满足谢列平同志的要求?”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 “大多数赞成,”列昂尼德·伊里奇说道,于是政治局转而讨论下一个问题… … 几天后,谢列平被正式免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让他担任劳动力资 源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小小的职务。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还不到退休年龄, 因此需要安排工作。例行的中央全会把他开除出政治局。谢列平的政治前程到此为 止了……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 他当然毫不怀疑他那热烈紧张的活动必将得到报偿,而且除掉赫鲁晓夫后他即 可重返中央主席团。同许多中央委员联络,向他们讲明酝酿中的变动的意义,正是 他承担了这一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啊。几乎要征得每个人的同意,以便全会上进行讨 论时大家都采取共同的立场。幸而一切顺利。待入选主席团委员之后就可以开始角 逐第一书记的职位了。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生活却作出了另一种判断。伊格纳托夫力图在党和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想法,如同他搞阴谋的癖好一样,都为许多人所熟知。伊格纳托夫已经完成了他的 使命,那么按照逻辑,现在就该把他甩开了。 他对赫鲁晓夫的恶感已是人人皆知。人们知道,自从1960 年解除了他在中央 的职务后,恶感更成了仇恨。凡出自伊格纳托夫之口的任何反赫鲁晓夫的言论都显 得十分自然。万一伊格纳托夫的“活动”败露,很容易把他当成单枪匹马的一个人, 当成反赫鲁晓夫行动的唯一主谋。赫鲁晓夫未必会认真地进行调查——他不是这种 性格的人。再说伊格纳托夫这个人物也太小,顶多把他撤职就完事了。 但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结果是一帆风顺。解除父亲职务后的十月全会只解决了 主要的问题:由谁来接替空缺的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至于主要的 调动,都推迟到11 月进行。届时伊格纳托夫将是中央全会上极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会挑起公开的争吵。而问题本来就一大堆。 办法可说是信手拈来。政府代表团要前往泰国和柬埔寨访问,便任命…… 伊格纳托夫为团长。他起初试图反对,但后来就老实了。 伊格纳托夫出发时愁容满面,尽管似乎还有缺席当选的一线希望,但他心里明 白:一切都完了。全会的结果伊格纳托夫是在曼谷听说的:谢列平当选为主席团委 员,伊利切夫和波利亚科夫被免去中央书记的职务,阿朱别伊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只是没有关于他的片言只语,仿佛压根儿就没有他这个人。回莫斯科没有受到热烈 的欢迎。伊格纳托夫阴沉着脸同欢迎者一一握手,他没有提任何问题。仪式刚刚结 束,他就登上自己的“海鸥牌”回家了。 他再没有机会同欺负他的人算帐。他始终未能从所经历的震动中缓过劲儿来。 病魔接二连三地向他袭来,药石无灵,机体已无抵抗力。伊格纳托夫于1966 年去 世,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这就是那起难忘事变的某些积极参加者的下场。 我们还是回到1964 年的秋天来吧。 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还很不平静,父亲却渐渐开始养成了新的习惯,他每 天早上浏览报纸,不过如今已不象原先那样标出国际国内生活中应予研究和领会的 文章了。他把报纸往旁边一放,就开始在公园里散步,朝下走到莫斯科河岸边。往 后还有十分漫长的一天。 “应当学会消磨时间,”这些天他老是重复这句话。 父亲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挑了一大堆书——从前根本没有时间去读书。 如今时间倒有的是,可读得并不入迷:不久前所经历的事情太刻骨铭心了,他 只是无意识地翻动着书页。书撂到一边,他又开始自己那没完没了的散步。 象往常一样,家里的生活都由妈妈来掌管。她样样不落,要让大家都吃上饱饭, 要让父亲总是穿上干净的白衬衫,要让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她在干这种事情时, 圆圆的脸庞上老是挂着满有把握的、慈样的笑容。仿佛并未发生任何意外的灾难: 不过是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例行的决定,这次是关于她丈夫退休的决定,她一如既往 地去执行这一决定。妈妈习惯于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始终规划着我们生活的决定。直 到若干年以后,父亲已不在人世,她才对我讲起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夜里对勃列日涅 夫的长时间独白。就是这样,她看上去沉着殷勤,却比我们都更善于掩饰内心的感 受。 妈妈性格的力量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初露锋芒。她还是个年少的中学生就成了红 军侦察员,曾经屏息静气地往来于白军的阵地:最近几年她作为大国的第一夫人, 也总是善于找到同从工人到总统的所有人打交道的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 于是,她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仿佛悄悄地把全家掌管起来了,大家二话没说, 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接受了下来。 没有人来看望父亲。先前那似乎永无尽头的川流不息的来访者突然减少了。有 的人如今已没有必要来找赫鲁晓夫,因为需要赶快结识新人;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害 怕,而且怕得并非没有根据,这种人占大多数。每个来访者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 尽管没有人问他要证件,但第二天谢米恰斯内的桌上就会出现详细的情报:来见赫 鲁晓夫的是何许人也,他的父母、朋友是谁,本人是干什么的,持有何种观点,这 种接触有无危险…… 一个星期天,我请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瓦列里·萨莫伊洛夫、尤拉·季亚特 洛夫和沃洛佳·莫杰斯托夫到别墅来玩。他们原先就经常到我家来。我想设法让父 亲散散心,排遣他的烦闷。 客人一到,父亲就活跃起来,大家一起出去散步。父亲象原先那样热情地领客 人参观别墅中不久前建成的水栽法温室。水栽法,蔬菜在营养液中无土栽培,是他 最近的一种爱好。父亲一进温室就神气活现,他又成了我们已司空见惯的那副样子。 “只有水栽法才能保证我国城市的全年蔬菜供应。否则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如 今全世界都在搞这样的农场。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使冬天的鲜菜不再是难得的美味食 品。”他热情地向听众论证说。 客人们很有礼貌地不住点头称是,纷纷扰摸碧绿的黄瓜和正在变红的西红柿。 父亲谈兴正浓时突然打住话头,不再作声,两眼失去了光泽。 “现在这已经不是我的事情了。你们也不大在行,咱们回去吃午饭吧。”说着 他就来个急转身,朝出口走去。 饭后客人们纷纷回家去了,星期一我们工作的那个单位即受到查询,要求指出 昨天我家客人的姓名并提供最详细的情况…… 赫鲁晓夫令人生畏。被废黜的他显得危险,大家都估计他会有什么意外之举、 某种未可预料的行动。谁也不愿相信他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很难想象精力异常 充沛的父亲会当个不想介入政治活动的退休老人。每个来访者都被当成可能的“联 络员”——似乎赫鲁晓夫眼看就要同支持者建立联系,结束幽居生活,如同当年波 拿巴王朝进军马赛一样胜利进入莫斯科了! 没有比这更脱离实际的了。父亲太沮丧了,而主要是当时,1964 年10月,他 主意已定:要是同僚们希望他下台,他就告退。 他一再重复这样的意思: “我的同志们无论做得对不对,他们能够要求我下台,要求中央第一书记和部 长会议主席下台,这就是我全部工作的主要成就所在。这说明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 已经得到恢复。难道我们在斯大林时代能够想象这样的事情吗?我们不得统统报销? 现在呢,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啥说啥,不受拘束。即便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就凭这一条也值得活下去。”父亲甚至把下台也看成自己的胜利,看成他在1956 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方针的胜利。 说到这种神经过敏的疑心很重的气氛,不禁想起一段插曲。那是1964年12 月 初的事情。 我因工作需要去列宁格勒一趟。我办好出差手续就和同事——我们的主要专家 谢苗·阿布拉莫维奇·阿利别罗维奇和阿列克谢·季米特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 一起登上了红箭列车。 我们次日早晨抵达列宁格勒,便直接去办事。一切问题均很快得到解决,午后 再没什么问题了,只剩一个小小的手续尚未办妥。我们打算留到次日再办,就去找 旅店。我们跑遍了所有知道的地方,却处处都是千篇一律的答复: “客满。”最糟糕的是天气很冷,零下10 度再加上波罗的海刮来的湿润的风, 足有零下25 度。是一起共事的雅沙·卡夫捷拉泽这位威武的海军大尉为我们解决 了燃眉之急。他在喷泉滨河街上遇到我们,便统统拉到他家里去住下。 这样一来,我们就从那些应当时刻盯着我们的人的视野里消失了,从而引起了 不小的惊慌…… 我们办完事情回到莫斯科。马上就碰到一种神经过敏的窃窃私语的气氛。原来, 批准我们出差的谢苗·鲍里索维奇·普兹林因丧失警惕已受处分。 阿利别罗维奇受到长时间的盘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列宁格勒,是否真有必要, 为什么以前不去,主要的是,他是否发现了我的异常举动。感到不安的谢苗马上把 一切都告诉了我。 往后的几个月我再也不出差了…… 别墅里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父亲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弗拉基米尔· 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定期来探视,开点镇静药,说说生活,讲讲新闻和“时 间是最好的医生”之类的话,临走时不忘提醒说,他过几天再来看望。 父亲的隐居生活突然让通过梅利尼科夫转达的去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打断了。是 勃列日涅夫本人要同他谈话。父亲仍然意志十分消沉。他根本没有精力进行辩论。 谈话中勃列日涅夫通报说,决定每月给父亲发个人退休金500 卢布,他原来领取的 是部长会议主席工资。决议还规定了居住的地方。 提供莫斯科市内住宅和一处别墅,还拨给一辆属于克里姆林宫车库的专车。列 宁山上的宅邸和戈尔克第二的别墅应当腾出来。附带也提到其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讲完后站起身来,示意接见到此结束。父亲简短地说了两句感谢的 话,二人就冷冰冰地分手了。此后再也没有见面。 我们开始忙于迁入新居。住宅很快就挑好了,现在我们要住在旧马厩胡同的19 号楼,离阿尔巴特街不远。肖洛霍夫一度曾在此住过。这是一幢旧楼,是30 年代 继“滨河街公寓”之后为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建造的。楼内连垃圾道都没有。 房子不大舒适,但父亲一贯对个人的舒适要求不高,仅仅为了应付差事才去看了一 看就表示同意。而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挑。此外,他现在对于他在哪儿住、怎么住 根本不大关心。 马上开始搬家不行,因为需要修理。我们很清楚室内要安装窃听系统,这当然 需要时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特工机关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在哪儿安装接收机,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和一月两月的事情,也许要窃听许多年。 父亲身体好看呢。特工机关只得在低两层的布尔米斯坚科家找了一间房子,此 人原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41 年从法西斯军队围困的基辅突围时牺牲。在 他家给父亲搞了个值班室,安上接收机。 别墅的事情遇到了一点阻碍。父亲的警卫是由保障中央主席团安全的克格勃第 九局负责的。政府别墅也是第九局的管辖范围。父亲本想不要卫队,借口是自己的 退休者身分,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 接谈的那位长官不放过刺一刺父亲的机会: “瞧您说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没有卫队可不行。您甚至都想象不到 周围有多少人在恨您呢。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赫鲁晓夫把手一挥,再也没有 重提这个问题,只是偶尔忧伤地开玩笑说: “叫你一下子都弄不明白究竟是保卫谁防备谁。不知是保卫我防备周围世界呢, 还是保卫周围世界防备我。”因为警卫局负责中央主席团委员的物质保障工作,它 所管辖的自然都是最好的别墅了。父亲目前就住在这样的一所别墅里。然而根据领 导人的意见,这些别墅中没有一所适合下台的赫鲁晓夫居住。要物色规格低点的。 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1964 年父亲解职后还有一些同他接触频繁的机关工作 人员被免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斯捷潘诺夫即落到这样的下场。 于是把他腾出的别墅分给了父亲。剩下来的事情就只是把它由苏联部长会议移 交给克格勃和安装窃听器了。 12 月底,我们去看新别墅。搬迁须在新年之后马上进行。 父亲喜欢这所别墅。这是一幢涂有绿漆的一层原木屋,它座落在小河伊斯特拉 那长满松树的高高河岸上,离伊斯特拉汇入莫斯科河的入水口不远。 房屋周围的松树早已砍掉,腾出的地方成了苹果园。苹果树之间蜿蜒着一条条 弯弯曲曲的小道,道旁花枝环绕。窗下长着一簇簇丁香和茉莉。一条柏油路从大门 通向原木屋,至门廊前面的长方形小广场为止。 房屋内部宽敞舒适。妈妈把我们这个人口多的家庭按房间进行了分配。 大台球室决定作为餐厅,全家人可以在此聚会,包括子女、孙辈、侄儿,人人 都有坐位。 看完房子,大家都穿好衣服来到院内。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想 让我们看看卫队住处和园地。门廊左边有几处建筑物:那是竖有高高烟囱的温室。 温室那倾斜的玻璃屋顶正好对着居室,透过一块块四方玻璃即可看见一排排放花的 业已变黑的架子。没有往里走。 “温室后面是夏天的厨房,”梅列尼科夫指着一座小板房说,“其实这就是没 有取暖设备的房子,里面有两间房,一间很小,一间稍大些。那边靠大门还有一处 小屋,有暖气。”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起我在别墅没有摊上一间房,就接着说 : “我们想在那儿搞个卫队值班室,还富余一间房。可以给谢尔盖住。”我们把 这处房子也看了,里面有三间房和一个不大的安有玻璃的凉台。 我对给我提供的这间房颇为满意。但是我始终没有住进去,其原因是梅利尼科 夫由于天真而没有估计到的特殊情况。当我们开始搬家、我拿着家什正要往自己的 “栖身地”走时,梅利尼科夫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窘迫得满脸通红,对我解释说, 这座小屋现在才知道是当成工作用房,按照领导的意思,我不能进去住。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一味坚持,并提到上次的谈话,不过最后我决定不低 三下四,便转身往回走了。 不久,一切都真相大白。其实,这是原先就可以料到的。我们当时还没有彻底 意识到父亲是个受到监视的人。自然,我们对别墅里安有麦克风这点毫不怀疑,至 于接收装置和录音机在哪儿,谁也没有去动过脑子。我们对此有点不感兴趣。后来 才知道,窃听装置就安在值班室里,我要是老在那儿呆着,任何时候都可随意进去 的话,那无疑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困难。 应当说,装置的运转相当一般,窃听也搞得马虎,尤其是父亲生前的最后几年, 接替梅利尼科夫的警卫人员经常不开录音部分,而是乱按摁钮,用来转录。于是从 父亲房间的墙内就传来压低了的乐曲声、器乐曲、舞台录音——麦克风竟成了扬声 器。 我居然开过两次玩笑。我在听到乐曲声后假装吃惊,提议找找神秘的声音来自 何方。转眼之间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看完新别墅后,我们又返回所谓的九号别墅。 我上面提到了,在向新生活过渡的艰难时期,最受父亲欢迎、来得最勤的客人 是他的医生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近几年来他俩彼此习惯了。 医生不仅在莫斯科给他看病,而且陪着他在国内外奔波。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应当说,父亲对许多医生,包括名医的话是注意听的,不过带有某种讥讽的成分。 他听到过许多忠告,便悟出了一条主要的道理——无论病人知道诊断结果还是压根 儿没有想到,医生都必须安慰病人。因此,医生就故意装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 而且不轻易说话,只是作一些预言——因为病人也并不简单。 别祖比克要聪明一些。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保护对象摸透了,并且采用了另外一 种口吻——友好的开诚布公。如果他没有彻底弄清病因,就公开承认,当然,他保 持了职业所要求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距离,讨论可供选择的方案,他并不规定如何 治疗,而是提出忠告。 这样的作风引来了父亲开诚布公的反应。他俩渐渐成了友好的交谈者,常常相 互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与医学毫不相干的题目。父亲喜欢用并无恶意 的玩笑话去挖苦别祖比克。对方幽默地作答,但话里总是含有深意。父亲很认真地 看待这些谈话。总之,别祖比克只要在场,就会对父亲起有益的作用。眼下父亲更 是特别需要他。医生一到,把信心和亲切温暖也带来了,在我看来,这是如今已被 遗忘的家庭医生、朋友、保守秘密者,在困难时刻可以指靠的人。 应当说,别祖比克同父亲相处多年,从来不贪图私利。他不但不削尖脑袋往研 究院里钻,而且连教授的学衔也没有奔上。他认为以这种方式向上爬不体面,所以 一直是个副教授。 在1964 年年底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别祖比克想尽各种办法来使父亲摆脱精神 压抑,丢掉思想包袱。他俩长时间地交谈,他时而开这种安眠药,时而又开那种安 眠药,并开一些镇静剂,然而眼药并不见效。显然,只有时间才能扭转局面。父亲 默默地散步,心事重重,一圈又一圈地沿着围墙把别墅走遍,我和梅利尼科夫也跟 他一起散步,时而并排走,时而跟在后面。 沉默令人感到难受。我们设法分散父亲的思想,谈起莫斯科的一些无关紧要的 新闻,但父亲毫无反应。他偶尔打破沉默,痛苦地重复说,他的生活结束了,说他 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曾经生活过,而现在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了。 往往说着说着就珠泪盈眶。我们当然感到紧张了,但别祖比克让我们不要惊慌。 “这是震惊的一种后遗症,”他解释说。于是没完没了的散步又继续下去,父亲仍 然孤僻冷漠…… 1965 年新年就在这样的不安和烦恼中来临了。 已经作好了搬家的一切准备,但新年我们却是在老地方——九号别墅光线昏暗 的大餐厅里度过的。餐厅的墙壁都照斯大林的风格甲柞本护墙板一直包到天花板。 自从原来的主人离开后这里几乎原封未动,只是窗间墙上挂的马恩列斯肖像少了最 后的一幅。那片光秃秃的墙壁格外引人注目。靠墙放着不舒服的黑色皮面长沙发, 中间是一张可坐30—40 人的餐桌,餐厅里有一个灰色大理石壁炉,壁炉禁止生火, 是出于防火安全考虑,而且照例又是凭空虚构的考虑。 12 月31 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到齐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家庭 新年聚会。 父亲一贯特别好客。直到退休前,我家星期天总是有客,他们是各级党的干部、 军人、设计师,有时甚至是美国大使。 斯大林去世后,父亲建议向人民群众开放克里姆林宫。当时最初的大型活动之 一是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吉耶夫大厅的青年新年舞会。克里姆林会议宫落成后,我上 面已经提到,那里开始举行新年招待会。父亲总是愿意接近人们,接近生活,接近 运动。赫鲁晓夫下台后新领导的一项新的举措就是取消新年招待会。当然,这已经 与我们无关,父亲是上不了应邀出席的名单的。 尽管那一年我们根本没有心思过节,大家还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量显得精 神和快活。大家一直等到11 点便纷纷入席。我们全家老小加在一起人数不少,也 没有占满那俨如飞机跑道的大餐桌的一半。大家举杯辞去旧岁,希望新的1965 年 会更加幸福。父亲心平气和地坐着,对眼前的一切都无动于衷…… 别墅的电话机都放在餐厅隔壁的客厅里。这些电话统统闲置无用,只有市内线 路的电话机还在响。祝贺的电话很少。我跑来跑去接电话,大部分是我朋友打来的。 偶尔有一些很久以前的老相识——顿巴斯的同事、妈妈在灯泡厂时的同伴请求向父 亲转达问候。但没有人给父亲来电话。 因此,当我拿起听筒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时不禁大吃一惊,那声音说: “我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我的思想正好调在“另一个波长”上, 因而就没有特别去动脑筋想,这个特别胆大的通话人是谁。我又认为不宜询问对方 是谁,便多少有点慌乱地冲着打开的门喊道: “爸爸,你的电话!”父亲抬起头来,没有马上起身。看来,他正犹豫:接还 是不接,而且这会是谁打来的呢。不过他并未发问,只见他慢腾腾地站起来,象老 人一样走路不抬脚地来到电话机旁。(如今他走路已成这样的姿势。诚然,不久就 复原了,父亲的步履又轻快如初。)“喂?”父亲拿起听筒。 我们都仔细听着。 “谢谢你,阿纳斯塔斯!”父亲的声音变得年轻了,几乎和先前一样。 “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代我祝贺家里人新年快乐……谢谢,我精神还好。我现 在的任务就是养老。我要学会休息……”他试图开两句玩笑。 谈话很快结束了。仿佛一下子青春焕发的父亲出现在门口。 “米高扬打电话来,祝大家新年快乐。”父亲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他的目光又渐渐地暗淡下来。老朋友的电话只使他精神振奋了一会儿。 我们全都为父亲感到高兴:对他说来,这个电话毕竟是件小小的乐事。可见, 并不是每个人都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我们也为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感 到高兴:为了给父亲打电话,需要有一定的勇气。 这个电话并非未被察觉。第二天谢米恰斯内就把关于这次通话的情报呈送给勃 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并未轻易放过: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表示了极度的不 满。 此后,凡是还会有所失的人再也不向父亲表示祝贺了…… 时针敲了12 响。香槟酒瓶打开了。这时几位在家中服务的妇女——厨娘、服 务员、清扫工来了。她们带来了特地为过新年烤制的大馅饼,摆在父亲的面前。他 多少活跃了一点,给每人斟了一杯香槟酒。妇女们说,她们是来辞行的——她们已 调往他处,但她们将始终保持对父亲的亲切感情,并且记住他这位善良的大好人, 她们在他身边工作得十分愉快。 这番令我们大家都颇受感动的话未了,她们已是热泪盈眶,父亲也落泪了。至 今我家仍对这几位妇女怀有最亲切的情感,妈妈在世时她们经常来跟她说说话,帮 她干干家务。如今我们则偶尔在新圣母公墓父亲的墓前同仍然健在的几位相遇。 新年聚会就这样在告别声中结束。半个小时后大家就散了1965 年初,我们彻 底迁入新居。整整那一年,父亲也好,我们也好,全都对他退休者的新地位习以为 常了。此外,由于神经震颤,他害了一场大病。起初医生甚至怀疑是胰腺癌,但未 能确诊——这不过是炎症罢了。别祖比克规定了治疗方案,父亲认真坚持治疗,后 来彻底康复了,只是得实行严格的节食,而且直到临终前滴酒不沾。不过父亲向来 不狂饮,尽管他并不虚伪:逢年过节不反对喝上一两杯上好的白兰地。1964 年4 月的生日礼物——存放70 年的一瓶白兰地他只在当时尝了尝,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那瓶酒一直在餐柜中放到1971年,在葬后酬客宴上才喝完父亲渐渐地平静下来,开 始对时事感兴趣,并且找事儿干了。 退休者通常的消遣似乎就是钓鱼。这是可以理解的:花掉的时间最多,而费用 和罗嗦事儿最少。父亲从来没热衷过这事儿。记得我们只是在基辅才曾经两次从位 于陡峭的第聂伯河右岸渡河到低矮的左岸去。一行有好多人,十分热闹。我们随身 带着渔网,当时还没有禁止使用这种渔具。大家吵吵嚷嚷地乘上小船尽量朝河心里 走,把网拉开,撒下网去,就开始拉。这帮渔人收获不多,不过晚上够炖一桶鱼汤 了。我们燃起篝火,谈笑风生,直至深夜。 记得还唱过乌克兰民歌。这些河滩、鱼网和最后一刻从网中溜走的鱼儿,我终 生难忘。 如今大家争先恐后地全部建议父亲去钓鱼。他对建议持怀疑态度,但决定一试。 在储藏室里找到了一盒钓线和带钩鱼形金属片——那是乌布利希早年的礼物,我拿 来钓竿和线轴。父亲用几天工夫拾掇渔具,看钓鱼的专业书。最后一切都准备停当, 他就到伊斯特拉河上去了。河的两岸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垂钓者。他们没有认出父 亲来,于是他顺利地在看中的地方坐了下来。 使劲把鱼竿扔了出去,便开始等待。咬钩照例很少,也咬得不好。他提起来, 检查一下诱饵,又扔出去。我不记得他是钓到了什么鱼还是空手而归,反正试验以 失败告终——父亲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闲坐颇为恼火。 “坐那儿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简直可以听见鱼儿在水下拿你开心呢。 这个我干不了。”他对自己的感想作了总结。 他此后再没去钓过鱼,只是在河边散步时问问垂钓者收获如何。钓竿就这样闲 置无用,直到他的生命终结之日。如今这些钓竿照样安安静静地放在我这里…… 他的新生活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本来是信息丰富,信息来 源也不少——国家渠道、党的渠道、经济渠道、外交渠道、侦察渠道、秘密渠道、 我国和外国的报刊,现在却只剩下报纸、电视、广播这条细小的、经过仔细过滤的 新闻渠道。这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同别墅墙外生活的联系。从前他一见我们看电视就 说我们游手好闲。今非昔比,父亲打趣地说:“我的任务是养老,让‘他们’去拍 板吧,我就看看今天有什么节目,给咱们看点什么。”他外出散步,“山鹰牌”小 收音机从不离身。他一大早就照老习惯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经常不满地 冷笑道: “味同嚼蜡……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这叫什么宣传?谁会相信这个?”父亲显 然觉得信息不够。他找出了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逊早在50 年代送给他的“顶峰 牌”全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西方的那些“之音”。消息并不令人高兴。他的所有 革新措施陆续都被取消。最初的步骤之一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统一管理。被取消的国 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纷纷到莫斯科来争部长的职位。人多房少,只得赶紧找必需的 地盘。柯西金注意到了新开通的加里宁大街上尚未竣工的住宅。下令改造为新的机 关。改图纸代价很高,因为住宅和办公处所在功能上是互不相容的。于是不惜耗费 巨资,新生的各部要有自己的地盘,现在该它们大显身手了。 父亲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并不是唯一的住户。这里还有几所别墅。部长会议副 主席米·阿·列谢奇科和弗·尼·诺维科夫、财政部长阿·格·兹维列夫住在那里。 他们一见面就尽量表现出对父亲的敬重,不过看来对于现在怎么跟他谈、都谈些什 么拿不准,他们还是照老习惯,又像汇报,又像介绍自己的工作,仿佛在等待着吩 咐或者建议。这些见面和谈话都让父亲觉得累赘。他便尽量避免同自己原来的部下 接触。 别墅区配备了一个小小俱乐部,其中的电影厅定期每周两次放映新片,不过父 亲实际上没有去过。区内的别墅与别墅之间用严实的绿色围墙隔开,围墙上都开有 木制大门,朝着同一条柏油路。别墅区的大门由一位非本部门卫队的老太太看守, 我们的别墅大门则由克格勃的官兵来把守。父亲散步是以别墅的大门为起点的。 迁入新居的几年之后,父亲就开始拄着拐棍散步。许许多多的拐杖——嵌花的 和过分装饰的,在不同时期赠送给他的,他统统不要:太沉。他自己用铝管做了一 根心爱的拐杖,将把手弯成半圆形,再裹上蓝色绝缘线。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带有 花条棉坐垫的折叠式铝制小椅,(这种椅子在体育商品里很多)——万一想坐一坐 或是心脏出毛病(如今这种情况愈来愈多)时就可以用。通常椅子由阿尔巴特用嘴 衔着,这只德国牧羊犬每逢父亲散步时均陪伴左右。阿尔巴特要是心绪不佳,就只 好由父亲自己拿了。父亲的胸口上老是挂着一副望远镜——阿登纳首相的礼物。可 惜这副望远镜也同父亲其他许多纪念物品一样不知去向,看来是永远不见踪影了。 林边的松树之间放着一把长椅——这是父亲心爱的休息去处。 从林中空地望去,附近的田野尽收眼底。田野从围墙开始,一直延伸到莫斯科 河畔。这片地上时而种燕麦,时而种大麦,产量都很低。河滩地灌溉成本低,广阔 的莫斯科市场就在眼前,应当种蔬菜。可以得到一笔很丰厚的收入。父亲是这么认 为的。经营不善使他难受和生气。起初他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后来憋不住了,就 开始注意人们在地里的走动。他想从中辨认出哪位是当地的领导。终于有一天走运 了:有个人是坐嘎斯车来的,父亲到地里去,试图开导这位不知是农场场长还是生 产队长的人(此人未作自我介绍)。 然而毫无效果。 “上面给我们下计划,规定什么地方种什么,还要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所以这里没工夫听什么建议,只知道叫你快点干。”他听到的答复就是这个, 此后,他再不提什么建议了,却仍然抱怨这骇人听闻的经营不善。 若是想看看高高的木板墙外面的情况,则可以登上一座不高的“游蛇山”。小 外孙这样叫,是因为爬出来晒太阳的游蛇很多。就在这里,“游蛇山”上,父亲有 一次让隔壁疗养院的一些休养者认了出来。疗养院是最普通的,因此休养者不必担 心同赫鲁晓夫见面会引起什么后果。起初是隔着墙彼此呼唤,后来父亲就要求在这 里开一道小门。通常大家都是成群结队地坐在空地的长凳上,摄影留念。至今还偶 尔有当年同他谈过话的某个人,怀着自豪的心情冷不丁地把一张父亲居中、周围是 一群休养者的照片拿给我看。父亲向他们讲述往事:战争啦,斯大林啦,逮捕贝利 亚啦,或是对当前国际问题发表评论。大家都屏息静气地听着:因为哪儿还再有机 会听到不久前亲自制定内外政策的人讲政策呢。 人们提出问题。父亲很乐意地详加解答。不过要是问起勃列日涅夫、勃氏周围 的人或是他的政策,赫鲁晓夫便用玩笑话搪塞过去: “我如今已经退休。我的任务是散步,而不是批评。让他们自己去分析吧。” 接着就转到别的话题上去。 这样的会见减轻了他的孤独感。他当着这些人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详细询问他 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自己也找到了他们这些知音的听众。不久,走访赫鲁晓夫就 成了疗养院文化活动计划的一个部分。应当说,恶意的带挑衅性的问题几乎没有, 即使有人提出不相宜的问题,政治活动家的经验也使父亲很快找到了适当的答案。 对这类问题他从不生气。父亲讲述的题目一再重复,可当我有一次问他老重复同样 的内容是否觉得厌烦时,他狡黠地眯起眼睛回答说: “我们都是老头了。这些东西都会同我一起作古的呀,而这样一讲呢,没准儿 会有人记住呢。我现在所讲的这段历史,现在有人真想把它隐瞒得再严实一些。但 真相是埋不住的,它早晚要冒出来……”我再接着讲房子、物品以及它们所勾起的 思绪吧。 走进双层(带外室)上端镶有玻璃的双扇柞木门,我们就来到前厅。一进门的 右边,是我妹妹列娜和她丈夫叶夫列英诺夫,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居住的房间, 她丈夫是个年轻的化学家,在院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苗诺夫的研究所里工 作。她同我其他姐妹不一样,在父亲离任后才出嫁,因此维克托在个人升迁上就不 可能指望得到帮助了。如今他是化学博士,仍在那个研究所工作。我同他经常见面。 房间不大,有点暗。左边墙下摆了两张床头靠墙的床,中间用床头柜隔开,右 边屋角上是一面用光泽很好的木头做的三扇镜,一进门的右边,在窗户的另一端放 着一个三开门的衣柜。房间显得挤。紧挨着列娜房间,有一道门通向一条小小的走 廊,从走廊向左拐,可以进储藏室,室内摆满了架子,架子上是各种用具和不大用 得着的东西。 进门的左边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一道双扇玻璃门进去是个不大的、十分明亮 凉爽的房间。因为有三道门通进来,在这里居住就有困难了。于是不常来的客人就 在角落处的长沙发上过夜。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大幅镶有金黄色镜框的格卢先科的画 《春到第聂伯河》,是用粉红和浅蓝的色调画的。这幅画是女儿尤莉娅祝贺父亲70 寿辰的礼物。 1971 年后,妈妈把画送还尤莉娅,如今她俩都已不在人世,那幅画则遗失在 基辅的某处了。 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大三扇窗下,是个其大无比的大柞木桌,上面摆满了信件、 照片和其他文件。这里是妈妈的天下。 父亲收到的来信很多:有本国同胞写的,也有国外寄来的。他本人实际上不管 信件:都由妈妈来整理,也是由她把认为有意思的信读给父亲听。 父亲在散步和谈话后,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 最后七年。房间不大——将近15 平米;两面墙几乎完全被窗户占据: 一面朝凉台,一面朝花园。 一进门的左边角落里,放了一个“办公用的”大保险柜,漆得象柞树,是按照 “最好的”办公室样式,也就是粗粗拉拉地绘有棕色花纹。保险柜是父亲让安上的,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安上干吗,很可能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得有个保险柜来存放秘 密文件和武器。现在保险柜里空空如也,连党证也放在桌子里,因为开一次保险柜 门得费好大劲。保险柜上有一帧木画。黄色的背景上是黑木镶饰,描绘的是一个姑 娘伸出一只手坐在树下,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手持弓箭的小伙子。 这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赠送的礼物。旁边墙上挂着一幅绿色色调的水彩画— —小河一瞥,还有画家波里亚·茹托夫斯基的一幅画——一头黑熊和一只红色的瓢 虫。画家为父亲75 寿辰送的这幅画。茹托夫斯基曾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一起 在马涅日受到父亲的激烈批评,但是并未怀恨在心:他明白当时的问题不在赫鲁晓 夫身上。父亲退休后,他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定期地、尽管不是经常地看望父亲的 人中之一。 唯一的一面没有窗户的墙下,头靠墙放了一张床。床的一侧是带小灯的床头柜, 另一侧是印度出产的椭圆形小桌,带有孔雀形状的象牙镶饰。这也是尼赫鲁的礼物。 桌上放了一台录音机,起先是基辅厂出的,那台坏了之后,就换上了它的原型—— 西德的乌赫尔牌录音机。磁带上录有早操节目。后来,这台录音机在口授回忆录中 大显神通。 桌上还放着一台盛在非洲木匣内的英国电唱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礼品。 父亲同他一度关系很好。旁边放着鲁斯兰诺娃、济金娜、什托科洛夫灌制的唱片。 有许多乌克兰民歌和现代歌曲的唱片。父亲很喜欢听,还一定要把客人拉到自己的 房间里来,飨以音乐。而且,他不知道分寸,没完没了地要人家听。 爵士音乐和现代音乐他根本不喜欢。他也不喜欢穆斯科姆·马戈马耶夫这位当 时的偶象。他认为此人的演唱风格过分矫揉造作。 角落里通往凉台的那道门边,放着明斯克工厂那台有些年头的电唱收音机。它 声音嘶哑,只能勉强“收到”莫斯科。屋角里窗间墙上挂着用光泽很好的木头做的 三扇镜,上面有父亲近年来使用的布劳恩公司出品电动剃须刀、花露水、药品—— 日常必需品应有尽有。 朝花园的那扇窗前,是一把红黄色的安乐椅——乌尔霍·吉科宁总统的礼物。 椅背一受压力就朝后仰,椅子底部也随之抬高,这样就可保持半躺姿势。坐在这把 椅子上看书或者膝盖上放一只西伯利亚猫打瞌睡是很惬意的事情。椅子旁边是带弯 曲金属腿的小桌,小桌上和背后又宽又长的窗台上,全都堆满了书。父亲退休后, 手不释卷,以补上他日理万机无暇读书那个时期欠下的帐。 我把最后一次送医院那天桌上和窗台上的书收集起来,如今这些书都放在我家 一个单独的书架上。书名五花八门:埃尔捷利的《斯捷普尼亚克笔记》,沙霍夫的 《在巴尔哈什芦苇丛中》,海明威的《节日与你永远同在》,哈利夫曼的《十字形 天线识别密语》,本特利的《工业水栽法》,《“绝密”。 只限指挥人员阅读。法西斯德国对苏作战战略。文件与材料》。这本书父亲在 回忆录中讲到战争初期时曾多次提及。还有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战略》,两 卷奥斯塔普·维什尼亚的作品,《19 世纪法国法庭演说家》,《苏联国民经济, 数字与事实》,图波列夫特别设计局的飞机广告说明书,以及其他书籍。 顺便说说,我当时同图波列夫院士之子阿列克谢很要好,我们都在一幢大楼里 住。 父亲一直对航空事业很有兴趣,从前他经常视察特种设计局,人们向他介绍最 新的研制成果。60 年代末,他有一次问我: “很想知道图波列夫现在有什么新东西。过去我了如指掌,现在是落后了。请 阿廖沙给我看看新飞机的画册吧。”我不知道他有何打算,但他的请求使阿列克谢 左右为难。由于我父亲同他父亲之间的老朋友关系,阿列克谢无法拒绝,要满足他 的要求吧又有些害怕。 出路找到了:过了一两天,他把一本飞机出口彩色说明书交给我,上面有父亲 当然十分了解的图波列夫特种设计局的客机的图片。我给父亲看时,他翻了翻,脸 上现出忧伤的神情,只说了一句: “替我谢谢阿廖沙。”他把小册子放到窗台上,直到临终前从来没有摸过。 总之,父亲这段时间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他最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战争 与和平》。这本书他看了几遍,每次都觉得有新意。顺便提一句,这是他当政时喜 欢在睡前阅读的不多几本书之一。他很喜欢列斯科夫、库普林的作品。他也读过高 尔斯华绥的《福赛特家史》一书。 当然,这几年他还读过其他许多书:我们尽量按照自己的口味给他带新书来, 但我们的爱好往往不一致。有时他自己也点上一两本书,照例都是经典作品。我还 给他带过“禁”书。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父亲读了很 久:铅字很小,字迹不清,纸又薄得几乎跟卷烟纸一样。 我不能说他不喜欢这本书,但是他也没有象对列斯科夫和库普林的作品那样同 人讨论或是摘引个别篇章。只是在一次散步时说: “我们不该禁这本书的。当时我本该亲自读读。书中没有一点反苏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稍微澄清一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悲惨遭遇:50 年代大家都 对把书交给西方出版社出版这件事特别气愤。这一今天看来很普通的举动使父亲马 上对帕斯捷尔纳克产生反感。还不应忘记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不错,不久 前举行了二十大,然而“外国人即敌人”的思想根深蒂固。是敌人就得当敌人来对 付。接下来一切都按照轻车熟路的斯大林方式发展了。“思想家们”只是火上浇油, 他们讲种种荒唐话,打小报告。 我记住了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 我记得有几页《日瓦戈医生》的打印摘录,是用来证明该书反苏倾向的,自然, 这个提要同任何有倾向性的摘抄一样,证明了摘编者所要达到的意图。 别的不去说他,我们有本事用摘录把任何荒唐的事情说圆。看来,父亲看了这 几页东西后,就批准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行动。 谢米恰斯内是反帕斯捷尔纳克最积极的斗士之一,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斗士。他 在自己的札记中提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悲惨经历。我对他的整篇文章不好妄加评 论,但所谓赫鲁晓夫亲自口授了谢米恰斯内的报告、其中加进骂帕斯捷尔纳克的话 之类的说法,却不大可信。说什么父亲把自己的评价加到别人的报告里,我感到特 别难以想象。况且就我记忆所及并非如此。许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老实说,我当 时对帕斯捷尔纳克只有很模糊的印象。 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中都是作为一种背景反映出来的,只是后来才成了重 要事情。 不过,我倒记住了一件足以说明“共青团员”一班人的情绪的小事。 阿朱别伊到别墅来,他刚刚同谢米恰斯内交往过,好象是一起讨论过足球。他 从那里带来了一则新俏皮话。 “您知道吗,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他打着哈哈对父亲说,“现在有个说 法,叫莫斯科有三个不幸——拉克、‘斯巴达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父亲的反应 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不喜欢听笑话。 ……父亲现在承认自己做得不对,这已经晚了许多年。然而在那个困难时期, 他尽管已到了最后一刻,毕竟停止了对诗人的迫害。他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后, 大致说了如下的话:“行啦。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停止吧。”要不然,那些热心 的积极分子就会象他们剪掉“穿奇装异服者”的裤子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帕斯捷尔 纳克驱逐出境。总之,父亲同艺术活动家的相互关系远非今天许多评论家所描绘的 那样单纯。这里我想再讲一件那些对我们的“纯洁性”十分热心的人未能得逞的事 情。 正在举行又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当时还没有形成把几项大奖只授给我国影 片的传统。评委会把大奖授给了意大利大导演费杰里科·费利尼执导的《八个半》。 这项决定是自然而公平的。却引起了我国的“思想家们”特别激烈的反应。主管宣 传的中央书记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利切夫持特别否定的立场。 论据很简单,而且归结为通常的公式:影片远离现实主义传统,并以其资产阶 级思想来毒害我国这个健康而纯洁的社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传统的结论:影片禁止 上映,大奖不给,解散评委会。 不难想象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仿佛又是在马涅日…… 他们照常决定借父亲之手来安排一切。 伊利切夫向他汇报了“挑衅活动”。建议看看影片并给予客观的党性评价。父 亲同意看影片,晚上就送到别墅来了,在餐厅里临时搞了一个电影放映室。往常别 墅放电影要把全家人都一一通知到,这次父亲却一个人也没叫。 当天我偶然去了别墅。别墅里不见一人。我问父亲在哪儿,回答是他正在看电 影,片子是中央委员会送来的,而不是象往常那样来自电影发行系统。 我顺便走进放映室。往银幕上瞥了一眼,大为吃惊。 应当承认,我同伊利切夫一样,都以为父亲对影片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样的作品要求具有一定的修养、阅历,普通观众往往很难弄清作者的意图, 有时上座率只有一半。不必隐瞒,连我都觉得片子不那么好懂。 情况比较复杂。我走进放映室,在长沙发上与父亲并排坐着,我等了几分钟, 便压低嗓门对他说:费利尼是怎样一个天才导演,他的影片在全世界怎样受到热烈 的喝采,他象征着什么……这时我讷讷不出于口,父亲却发怒了: “走开,别碍事儿,我这又不是图自己开心。”他嘟囔道。 我扫兴地走了。 电影不久就放完了。父亲出门来到公园,我们去散步。 “你觉得片子如何?这是个著名的导演……”我开始说。 “我不是说过叫你别烦人吗,”父亲打断我的话说,这时已经是善意的了, “我得把片子看完,它在电影节上得了大奖。伊利切夫反对,他让我看看片子。” “怎么样?”我稍微提了一下。 “我一点儿没看懂,可国际评委会给它授奖了。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他们最明 白,他们就是干这个的。一定要让我往里掺和……我已经给伊利切夫打电话了,让 他们不要干预。让专家们去评判吧。”我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这招没奏效。话 题又转到别的方面,我们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费利尼这个话题上来。 伊利切夫在当时我国意识形态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决不那么单纯,甚至可 说是一个谜,因为他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其他许多人 不同,他懂艺术。不久前电视上展示了伊利切夫院士向苏联文化基金会赠送自己的 藏画的情形。他的藏画决不仅仅出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之手…… 谈到电影,我想起父亲对《库班哥萨克》一片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为影片粉 饰现实,片中餐桌上充斥着美味佳肴,他简直对此片恨之入骨…… ……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讲父亲的阅读范围吧。 他还读过些什么呢? 他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初入炼狱》和《癌病房》,还有奥威尔的《1984年》。 这些书他都不喜欢。说起来挺让人吃惊,父亲居然不喜欢看回忆录。 我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让他爱上这类书籍,送来丘吉尔、戴高乐的书、瓦卢耶夫 的日记,维特的札记,但父亲只是翻了一下就不看了,把这类退休者十分爱读的低 级读物放到以后再看。 对于当时发表的军人回忆录,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描写战争的电影也是如 此。他一回想起当年的种种惨状就痛之入骨,而在阅读中我国所遭劫难便历历在目。 主要是他认为回忆也好,关于战争的文艺作品也好(他对这类文字也不大赏识), 都未能反映真相,歪曲了事实真相,要么是为了迎合读者,要么是为了迎合时代。 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历过撤退与进攻,曾经历过基辅、巴尔文科沃、斯大林格 勒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等战事的人,父亲又不能不回想起战争。战争始终活在他的 心中,直至他去世。所以他才在听说战友的“背叛”时如此痛心。他在言谈中不止 一次地寄语战友们,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辟出篇幅去讲他们。 一切都是从曾与父亲并肩度过战争中一半岁月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 将军开始的。有人对父亲说,在一次不知是战争胜利周年纪念还是纪念苏军节的会 上,有人向巴托夫提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问题,并具体问到赫鲁晓夫是 否到过斯大林格勒。 将军略一迟疑,犹犹豫豫地说,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去过斯大林格勒,而且 根本不知道赫鲁晓夫战争期间都在什么地方! 其实,类似的“健忘”是合乎情理的:如今赫鲁晓夫的名字不是处处都给抹掉 了吗。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只是为了做到能够提上一句赫鲁晓夫 曾任他们并肩战斗时所在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费了好大的劲。 当时许多“目击者的叙述”中有不少关于父亲的凭空捏造和似是而非之处。这 方面许多人都表现突出。甚至包括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他在卷峡 浩繁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赫鲁晓夫,第一次说他去父亲那儿,是因为那里可以美餐 一顿。可他们初次相见是1941年6 月在利沃夫近郊的前线,而且直到斯大林格勒大 会战和库尔斯克战役打完、强渡第聂伯河之后,朱可夫要西去柏林时才分手的。他 曾亲自向父亲许下战争结束后把被俘的希特勒装在铁笼子里带回基辅来的“诺言”, 却始终没有兑现。 朱可夫还有一次提到父亲,是瓦图京将军受伤一事,据说是用身体掩护赫鲁晓 夫时负伤的。朱可夫是在瓦图京负伤后一天接替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父亲当时根本不在该处。父亲曾作出多少努力来保护自己战友的身 体啊。瓦图京血液开始感染,出现坏疽,只有抗菌素方可奏效,可这时斯大林偏偏 不准用美国产青霉素给瓦图京治疗,理由是帝国主义者什么都可能往里掺。到后来 就晚了…… 父亲建议不要把瓦图京安葬在墓地,建议安葬在基辅市中心的公园里。 “让基辅人永远不要忘记是谁率领部队来解放他们的。”当时父亲这样说。 不错,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以为朱可夫的回忆录不是亲自写的。 他当然是搞错了。 在回忆录领域最为突出的是什捷缅科将军,不错,父亲也看不起他,认为他是 个平庸之辈,马屁精。 “他只会给斯大林拿拿地图。”他常常重复这句话。 所有这些缄口不提、卑劣的有意刺激都达到了目的。父亲很伤心,但尽量不露 声色。我记得他只有一次控制不住,那是在临终前的1970 年,他看见卫兵胸口上 戴了一个陌生的徽章。那个卫兵解释说,这是卫国战争胜利25周年纪念章,颁发给 曾在战争中服役的每一个人。 父亲一言未发,但是对于把他“忘掉”这点却耿耿于怀。他曾几次回到这个话 题。我们怎么劝他别往心里去也是枉然…… 总之,当时刺激父亲、对他妄加诽谤的机会实在太多。反正他也不能公开答复。 我上面已经提到关于他的种种无稽之谈。但编造者老是嫌少,他们杜撰出花样翻新 的“事实”,并且四处传播。 不久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科列斯尼克对我说,1965 年开始, 国内即广泛流传一则谎言,说我的哥哥列昂尼德(空军飞行员)在战争中被俘并出 卖军事秘密。“事件”原来是这样往下发展的:战争结束后他落入我方手中,他作 为叛徒即将受到无法逃脱的正义的惩罚。于是赫鲁晓夫向斯大林苦苦哀求给儿子留 一条活路,斯大林照例蔑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没有帮助过自己的英雄儿子,你的儿子是叛徒,就让他受到人民的惩罚吧 ……”这则故事清楚地勾画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根由,从而把领袖表现得庄严和 高尚。 幸而这则卑劣的谣言一直没有传到父亲的耳朵里。 我哥哥的真正经历同千百万与他同样在1941 年即开始卷入战争的人的遭遇一 样,既平凡,又悲惨。 廖尼亚(轰炸机驾驶员)当时23 岁,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前线。1941年年底 他受了伤。不久我们就听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出院后列昂尼德想方设法从轰炸机 中队转入歼击机中队。他嫌轰炸机飞得太慢。他生命的悲惨结局实在太典型了:他 在刚刚开始驾驶歼击机执行战斗任务时被击落。下面是一大片沼泽地:飞机也好, 飞行员也好,往往踪影全无。只是追授了一枚卫国战争勋章……这是1943 年发生 在沃罗涅日前线的事情。没有发刻板的“阵亡通知书”,而是由方面军司令员给在 附近作战的父亲发了一封唁函。唁函至今还保存在我们家里。哥哥的子女均已长大 成人。儿子尤里继承父业,成了一名飞机试飞员。女儿尤莉娅新闻系毕业后到新闻 社工作。后来我们曾设法寻找列昂尼德的殉难处,却未能如愿以偿。 ……我再来继续描写父亲的房间吧。靠门放了一个三开门衣柜,贴面板是红木 的。那里保存着父亲的私人物品。柜子上有一个红木匣,匣内是三支手枪:巴拉贝 伦手枪,瓦尔特手枪,另外一支不知是什么手枪。这是克格勃机关在父亲70 寿辰 时所赠的礼物。我们没有手枪子弹。梅利尼科夫离任后,接替他的卫队长康特拉绍 夫曾经提出让父亲交出武器,但父亲朝他瞥了那么一眼,于是这个问题再也无人提 起了。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小幅描绘流放中的列宁的画,系出自纳尔班尼扬之手。地 板上铺着漂亮的白色地毯,按照父亲的要求在上面加铺了亚麻布狭长地毯。 母亲住在父亲的对门。从前那是一个不大的凉台,可以穿过它绕过小楼,从台 球室下到花园里去。原先的房主人把凉台封起来,增添了取暖设备,便成了开着两 扇窗户的明亮的小房间。 要去原先的台球室、现为餐厅的大房间,需从走廊里向右拐弯。一拐弯,我们 就到了约有三四米长的又宽又暗的“澡堂脱衣间”。这里有一个长长的放猎枪的柜 子,带有可拉开的柞树花纹贴面的小门。 父亲在他一生中的积极活动时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爱好。打猎算是例外。他在 打猎中得到休息。他在基辅和莫斯科工作期间都定期去打猎。只是50 年代初期不 曾打猎。斯大林不喜欢他的战友们在一起扎堆儿。当时,这样的打猎会使所有参加 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父亲喜欢摆弄自己的猎枪。他有20 来支——那是战后途经基辅回国的将军的 礼物和外国客人的赠品。 打猎中,或者有懂猎枪的人来时,父亲喜欢夸耀自己的猎枪。连客人的猎枪也 当场拿出来看。所有猎枪都受到吹毛求疵的检查,每个在场的人都来瞄准和试用一 番。察看猎枪时往往相互交换。父亲并不吝啬,他要是发现客人喜欢猎枪,就主动 提出交换,通常都是客人占便宜。 然后他挖苦说: “瞧见了吧,他把我蒙了还挺得意!”父亲退休后已经不去打猎了。他偶尔取 出猎枪,仔细端详,爱不释手地抚摸枪管。擦洗完了再上足油,又放回原处。1968 年父亲决定把自己收藏的猎枪分送给大家。 “让它们都落到好人手里吧。他们可以见物思人,老念着我。要不然我死后就 得给偷光。”他有一次这样说——而且看得很透。 他把猎枪送给我,送给孙辈、医生、自己的卫兵。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主要是有 来复线的武器——造型漂亮、口径各异、来自不同国家的猎枪和马枪。 卫队长在同我们谈话时提醒我说: “你去领个枪证,再不就把枪交了。否则会惹出麻烦的。淮要是对你挑刺儿, 这是个绝好的口实。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判五年。”我们在葬礼后缓过劲儿来时,我 把所有猎枪的枪号都逐一进行登记,给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允许 我把这些武器作为对父亲的纪念保存在家里。我打听到电话号码后,就打电话到接 待室,把自己的问题讲了一遍。是晓洛科夫亲自接的电话: “明天5 点以前来吧,”他说。 5 点我到了奥加列夫街六号。穿过“将军门”。已经有人在等我,并陪我进去, 出入证也免了。 晓科洛夫十分亲切而客气地接见了我。他详细询问了父亲的情况,讲了一些关 于父亲的亲切话语,还问了妈妈的身体如何。然后转入正题。他看完我的信后说, 容他考虑考虑: “一星期后来电话吧。请放心,一切都会得到圆满解决的。”一星期后,秘书 接到我的电话便转告说,部长正等着我去。我于约定的日期和钟点到达,当即受到 接见。部长同上次一样地客气,却拒绝了我的要求。 “你有将近20 支枪呢。可以武装一个排了。你要正确理解,我们不能把枪放 在你家里。应当放在更为可靠的地方。”我反驳说,我这个地方可靠,我所在的大 楼里住有政治局委员。他们受到严密的保护。 “再说,枪可能弄坏,枪管一受虫蛀就不成其为武器了。”我最后说。 晓洛科夫不同意这个意见。 “我们把枪送博物馆,给你搞个摄影画册。”他末了说,并叫来几名工作人员。 我难受得落泪,却又无可奈何。 来了一名将军和一名上校。 “现在就跟谢尔盖一起去他家。把枪取回来。枪要送博物馆,”晓洛科夫吩咐 说,又加了一句:“只是一切都要干得漂漂亮亮的。”五分钟后我们就到了。我爬 到阁板上,开始把带皮套的猎枪、瞄准器递给他们。 “完了。”我递出最后一支可装十发子弹的小口径猎枪。 “好吧,”将军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他补充道:“把枪套 解下来。枪套就留着,瞄准器也留下。”“可那怎么行……? ”我很吃惊,因为说 过要送博物馆的。 “没事儿,”将军斩钉截铁地说。“这又不属于禁止存放的范围。可都挺值钱 的。”他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眼前发生的事情显然不对他的心思。 “我们现在就把东西搬到我们的车上去,您对哨兵说,我们是同您去打猎的。” 将军在执行部长指示的最后说。 答应第二天给我打收条。但我既未收到收条,也未收到晓洛科夫许愿的摄影画 册。我没有再给他去电话。后来我听说,他不过是把父亲的猎枪据为已有,也许还 要送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从前曾不止一次地欣赏过这些猎枪…… ……凹槽里放猎枪的柜子对过,摆了一个很大的结实的柞木柜。里面存放着父 亲的军服——既有战场上穿过的旧军装,也有他在苏军建军40 周年时缝制的新制 服,当时他身着中将服,在纪念大会上引人注目,还同我合影留念。 “看来是最后一次了。”他有一次去换装时忧伤地说。这确确实实是最后一次。 记得当时安·安·格列奇科元帅忽然想起要授予父亲苏联元帅军衔。 “您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我们的上司,”格列奇科狡黠地挑起话头说,“我们 军人可有自己的规矩。给军衔低的人当部下有点不对头。您要是有个元帅军衔,那 就另当别论了。”父亲不喜欢这个提议,他回答得相当粗暴: “眼下是和平时期,暂时也打不起来。所以我只要有将军军衔就可以对付您了, 万一发生战争,到那时候再正儿八经地授勋。别跟我提这种荒唐的问题。”格列奇 科微微一笑,以将近两米的个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把一切都当成玩笑了。他跟父 亲算老朋友了,既在战争中共过事,又在基辅一起工作过,当时格列奇科任军区司 令员。 ……就在这个澡堂脱衣间里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有一台16 毫米的幻灯放映机。 当最后弄清父亲不会去俱乐部后,我找出了长期闲置不用的南斯拉夫电影放映机和 德国银幕,并在大房间里东拼西凑地搞了个电影放映室。片子是向电影发行公司租 用的,一切都相当简单。有时朋友们给我提供外国新影片。父亲最喜欢迪斯尼公司 的《鸟》和根据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脚本拍摄的《7 月6 日》。在此之前不久, 孙女尤莉娅把沙特罗夫领到我们别墅来。 父亲陪他久久地散步,夸耀菜园里的作物。父亲精神振作一些了,看来他喜欢 这位客人,便尽量讨客人的欢心。沙特罗夫送父亲一本登有他的剧本的《戏剧》杂 志,上面写有恰如其分的题词,并邀请父亲去看《布尔什维克》一剧的演出。 当时父亲很少去剧院——他听力开始不行了,常常听不清演员的对白。 这使他感到恼火。观众对他的兴趣也搞得他很难堪——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稀 奇古怪的展品。总之,在他退休生活中文化活动较少。父亲偶尔抽工夫去马涅日看 画展,有一次曾去博罗季诺。 这回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喜欢这出戏。幕间休息和终场后的一段时间我们 是在剧团团长的办公室里度过的。父亲对演员表示感谢,并回忆往事,让大家开开 心。 就是在这次上剧院之后,他让我搞来《7 月6 日》影片。他喜欢这部片子,他 说,影片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后来他又把登在沙特罗夫所送的那本杂志上的剧本反 复读了几遍。 应该说,来拜访父亲的人并不多。罗曼·卡尔缅带上妻子迈娅和女儿阿廖娜来 过两次。他们在树林边上坐了很久。父亲对他讲了很多话。当时父亲说,很后悔在 马涅日讲的那些话和在几次会上所讲的粗鲁话,他承认自己那时是让我们的思想家 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牵着鼻子走了。 1970 年,尤莉娅把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领来见父亲。他们在 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天。谈话内容我不知道,当天维索茨基没有给父亲唱歌,他没有 带吉他。而且我觉得维索茨基的演唱风格未必对父亲的心思。 他们也不可能说“推上机画展”。父亲靠的是说服的力量,靠的是声带。 至于动用机器来证明绘画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优越性,他是不会想出这个主意的。 在同艺术上的不良倾向作斗争中动用机器的做法已经是赫鲁晓夫后时代的事情。 还想起父亲的哪些客人呢? 施特拉和彼得·亚基尔来过几次。战前父亲同他们的父亲过从甚密,对约纳· 亚基尔的被捕和遇害深感痛心。他很高兴见到老友的子女,为他们后来遭到的不幸 感到难过和同情,却又爱莫能助。 波兰共产党老党员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戈斯金斯卡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作客的时间较长。父亲在同她交往中讲述过去的经历,这样就把说话同工作结合起 来,把自己的回忆录到磁带上。她则不断提问,提起他的精神。 总之有许多东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20 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夫妇曾和戈斯金 斯基夫妇同住在基辅奥利金大街上几家合住的楼房里。后来命运使他们天各一方。 不久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判刑,在劳改营里颠沛流离。50 年代囚徒获释,什么证件也没有就把他们塞进火车往本国送。火车在边境线上被截 住了——谁也没有护照,既无苏联护照,又无波兰护照,签证就更不用提了。只有 释放证。他们在那里忍饥受饿呆了几天。直到请示苏共中央才放行,于是他们这些 过去的波兰共产党积极分子回到了祖国。 已故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女儿克里斯金娜·贝鲁特也有时来父亲这里作 客。 也出现了新的朋友。其中有著名苏联内分泌专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茹科夫斯基教授。起先他是来给同姥爷住在一起的外孙瓦尼亚看病。 米哈伊尔·茹科夫斯基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他向尼基塔·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 提出问题,仔细地听答案,并且作了笔记。父亲也多次去他家作客。至今茹科夫斯 基珍藏着父亲送给他的纪念品。 我们的朋友,主要是我和我两位姐妹的朋友,算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同父亲一 起散步,跟他一起久久地坐在篝火边,听他讲故事。这些客人同政治毫无瓜葛,没 有引起当局的不安。 但是对有的人就不讲客气了。这样便使父亲的飞行员齐宾将军无法来访,他原 先的卫队长利托夫琴科也不能同父亲保持联系。有些实际上根本不会因此遭殃的人 也忘记了到父亲家来的路。很多人不愿冒险来拜访曾一起共事数十年、现已下野的 朋友。有一次父亲最老的朋友、当初顿巴斯时期的伙伴叶夫格拉夫·伊万诺维奇· 切列波夫来莫斯科参加矿工代表大会。他们曾一起在尤卓夫卡的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一起在该校的执委会工作。他打电话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电话上说了几句,但 谢绝到家里来,推说时间太紧——要看女儿,还得赶回去,工作不等人…… 经常有人问我:米高扬来看过父亲吗? 不能忘记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1964 年10 月主席团会议上所采取的原 则立场。他在会上曾表现出不小的勇气。当时米高扬提出保留父亲一项现任职务, 一名与会者(据谢尔戈·米高扬说是谢列平)根本不顾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年 事已高,粗暴地一口回绝:“绝对不行!!!您还是免开尊口为好,要不保不齐连 您也一起捎上。”威胁并未奏效,米高扬庄重地说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我们又 不是在这儿瓜分馅饼,而是在决定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命运。赫鲁晓夫的活动是党 的巨大政治财富。请不要威胁我。”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来看过父亲。他们偶尔通通 话。后来连电话也中断了。 当然,米高扬自己也身处逆境,也许处境比父亲稍好一些,他不想再冒风险了。 这是情理中事。每个人都较多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但是我相信假如再次出现需 要捍卫原则立场或者捍卫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会义无 反顾的。至于因同老友相聚喝茶而冒风险,并且不知是什么样的风险嘛,那就…… 米高扬开始写回忆录了,就给他派了一名女秘书帮忙,当时他孤身一人住在别 墅,他妻子早已亡故,儿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于是这位妇女渐渐把家务也承担起来 了。毫无疑问,她也有一项监视被保护人行动的任务。 米高扬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友谊使新领导感到不快。他俩每个人的威望都很高, 所以就不能让他俩相互串连:谁能知道这两位下台的政治家会想出什么主意来呢。 大概因此就决定用最简单的,但是可靠的办法把他俩拆开,这办法就是散布流言飞 语。 据谢尔戈·米高扬对我讲,有人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打小报告,说父亲 的司机对米高扬的司机讲,赫鲁晓夫每次上车都要把米高扬骂得狗血淋头。这种场 面从物理上来说是不现实的:父亲坐的车属于克里姆林宫车队,米高扬坐的车则属 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车队。此外,就我记忆所及,父亲从未说过阿纳斯塔斯·伊万 诺维奇的一句坏话。然而这则谣言却起到了作用: 米高扬生父亲的气,具体行动就是不再给他打电话了。父亲自己是从来不给任 何人打电话的,他不愿意使对方和自己陷入窘境:万一他的电话不受欢迎呢?也许 还有其他的传闻或者流言飞语传到了米高扬的耳朵里。不管怎么说,反正米高扬退 休后没有同父亲见过面。 那些始终没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去看望过父亲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不是在 尽量忘记赫鲁晓夫的存在吗?在克里木,甚至把尼基塔植物园所在的古老的尼基塔 村也改名为植物村,以免途经该地前往别墅的勃列日涅夫联想起他的前任。 这一切父亲都默默地忍受着。 自然,退休后连外国友人也不再同他来往了。因此不难想象,有一次父亲收到 一箱附有亚诺什·卡达尔及其妻子玛丽亚热情洋溢的便笺的卓纳坦苹果时,是怎样 地喜不自胜。父亲爱吃这种苹果。卡达尔夫妇知道这个,从前每到秋天必定给他寄 苹果来。于是卡达尔这个亲身尝过斯大林铁窗滋味的人决定无视新任领导不成文的 禁令。 我还记得一位来访者,不错,此人的拜访并未实现。 理查德·尼克松在那场把他推上总统宝座的竞选运动开始前,访问了苏联。在 莫斯科逗留期间他来到旧马厩胡同父亲的住宅,但没有见着人。尼克松的名片和便 笺随着每天的邮件送到别墅来了,他在便笺中对未能晤面深表遗憾,并要求能在回 美国之前见上一面。其时尼克松已经离开莫斯科,见面一事就自然而然地告吹了。 但毕竟可以看出,父亲对美国国务活动家这番厚意感到高兴,尽管他对尼克松的评 价相当不高。 据我所知,对尼克松的不好印象是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形成的。父亲牢牢记住了 关于苏联火箭使用何种类型燃料这个不得体的问题,那是尼克松在他们参观美国展 览会时在厨房的谈话中提出的问题。 父亲很生气: “跟他谈什么呢?他当时在厨房里的表现不象国务活动家,倒象个小小间谍。 他身为美国副总统,竟问我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的洲际火箭用的是什么类型 的燃料!当然我不会对他说的,不该是他这个级别的人来打听我们用的是固体燃料、 液体燃料还是别的什么燃料。有专门的特工机关干这个。需要想想你提的是什么问 题。”当时父亲认为尼克松是个狡猾的政治家。总之,不管怎么说,尼克松未能实 现的拜访使父亲感到满足。不过,如上所述,来访的客人寥寥无几,因此对他说来 唯一了解世界的窗户就是电视机,这也是退休者共同的习惯。 埃及总统纳赛尔所赠送的收录电视组合机也搬到别墅来了。 里面是个黑白电视机,但图像很清晰。荧屏前放了一把带有放脚小凳的舒适的 安乐椅。除电视机外,组合机内还装有收音机和录音机。父亲正是用这个录音机开 始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很喜欢搞革新的他用小块木头做了个踏板,一踏就停,便 于他集中思想。组合机上面放了一台我国最初生产的速度牌彩色电视机。我知道父 亲多么喜欢各种技术上的新东西,便想到用彩色电视机让他高兴高兴,可以说,这 个主意奏效了:直到临终之前,这都是他心爱的“玩具”之一。但那都是后话了。 我们每年都要绞尽脑汁:4 月17 日给父亲送什么生日礼物?因为他实际上必 需的东西样样俱全,而小玩物、装饰品、丁当响的玩具他又不喜欢。于是我就决定 安排在生日前买一台彩电。父亲嘴上责备我乱花钱,但从眼神可以看出,他很满意。 最初几天他几乎象孩子般高兴和喜悦地仔细端详当时作为插图出现在屏幕上的色彩 斑斓的玫瑰花,还叫大家都去欣赏玫瑰花的各种色调。父亲在彩电旁边的屏风上挂 了一大幅世界政治地图——他每每在地图上搞清从新闻节目中所听到的事件发生的 地方。他对非洲的变革、新独立国家的诞生特别感兴趣。这个过程早在他执政时就 开始了。他对正在获得解放的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感同身受。他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都曾有过亲切友好的关系。 父亲对卢蒙巴之死深感痛心。下面这件事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有多么悲痛。 刚果事件发生时父亲正在休假,顺便去了基辅。该地领导人聚在一起,当谈话从讨 论经济问题转到别的话题时,奥莉加·伊利尼奇娜·伊瓦先科开了个玩笑,重复了 当时流传的一则俏皮话: 卢蒙巴 要是聪明, 乔姆贝 就一无所获。 父亲喜欢说笑,自己也很会讲笑话,这时却皱起眉头,面有温色。他讲了刚果 的形势,说卢蒙巴是个聪明的领导人,但他的时间尚未到来,刚果在经济上和政治 上都有待成熟。于是这则笑话便显得不大得体…… ……冬天过去了。时间多多少少抹掉了父亲的烦恼。生活中逐渐有了一定之规, 产生了新的习惯和爱好。 父亲早上7 点起床,跟着录音做早操,用早点。最近几年早上有几个小时用来 口授,然后是带小狗阿尔巴特散步,阅读报刊和书籍。午饭后又是口授。晚上看电 视,吃晚饭,读书和睡觉。 应当说,他退休后好不容易才适应了日常的规矩和习惯,他实际上还是个20 年代的人,退休前他在另外一个空间中生活。 起初,他忽然担心起来:他怎么进城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党支部会。我不明白, 就又问了一遍。 “难道现在党支部不是每周开会了?那日常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父亲感到很 吃惊。 他挂名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党组织,这些年来他一次也没有接到让他去开会的通 知。 按我们的标准看来极其普通的事情都让他觉得奇怪。而且有时难以预料什么问 题会触痛他。他对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好逸恶劳的事情最是痛心疾首。有个卫 兵在言谈中提到自己违反交通规则,只好花钱,给民警塞了张三卢布钞票才算了结。 这给父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多次提到此事,给客人们讲,最后痛苦地说: “难道可以想象吗!执法的人收受贿赂!我们可怎么建设共产主义……? ”卫 兵从邻近的工地上弄了一些材料到别墅来,父亲就坐不住了: “他身为克格勃的军官怎么能这样干……? 我们在往什么目标走?”幸而他对 自己原先的战友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逐渐地恢复常态了。他很想有个事儿干。他想起了水栽法。 早在离任前他就听人说可以用营养液而不用土壤栽种作物。他十分急切:他从中看 到了解决大城市首先是莫斯科蔬菜供应问题的一种办法。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从旁 鼓劲,介绍了古巴接受美国人的遗产时接受了一批大型水栽法设施。 “这简直是你们的金库啊,”父亲当时羡慕不已。 结果父亲便要求在我国也制订一项在莫斯科近郊修建水栽法蔬菜暖房网的计划。 作为试验,在总理别墅里也修了一个水栽法小暖房,父亲自豪地向客人们展示放满 石子的水槽里结出的黄爪。 现在,他又回到了他曾一度入迷的想法上来。 我姐姐列娜一生爱养花,甚至会侍弄兰花,她给父亲买了一本M ·本特利的《 工业水栽法》。父亲对该书进行了详细的研读(现在这本书放在我的书架上,书页 上画满了许多着重号、钩号和其他符号)。父亲在掌握理论后,开始修水塘,配制 混合液。当时塑料薄膜才刚刚开始应用(父亲在即将离任前,就曾以他的特有的毅 力设法使几家工厂投产)。因此没有材料修暖房,于是露天的水槽就摆在凉台上。 父亲把房前的水泥花瓶也装满了石子和溶液。我们全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加了 这项工作。栽种了黄瓜和西红柿。 并未收到特殊的效果。水栽法技术已经属于工业,需要有准确的规定用量,需 要搞自动化。在家庭的条件下搞起来很难。父亲的水栽法设施没有存在多久,一两 年后就化为乌有了。又换成了通常的菜畦。 春天,父亲决定练习练习摄影。他年轻时曾搞过摄影,战前他有一部莱卡相机。 当时的照片只有几张保存下来,因为我们家的全部财产1941 年全都留在基辅,当 然已荡然无存。 1947 年基辅的军械厂不造武器,开始用德国运来的设备生产相机。人们把第 一批相机中的一部送给父亲。当时他患严重肺炎刚刚勉强康复,那是十年来第一次 让他去休养。他在那里又重操旧业。可是假期结束后,相机又失业了。父亲退休后 想起了自己早年的旧业。我买了一大堆照相用品。父亲用泽尼特相机装备起来,开 始寻找照相素材。第一张底片是他自己在浴室里冲出来的。效果不错。 但是成天跟化学制剂打交道不合他的心思,我提出把底片送到店里冲洗,他欣 然同意。 不久相片又换成幻灯片,这时父亲真正是对拍摄景物入迷了。他忽而发现一根 奇妙的繁花似锦的树枝,忽而发现一簇艳丽的花揪,忽而发现一株银装素裹的优雅 的松树;他花了很长时间去选择需要的角度,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 他总是要把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子女、孙辈和客人看。在一个大房间里挂起窗帘。 父亲取出德国半自动幻灯放映机。先鼓捣半天。又挑选幻灯片。最后开始放映,应 当说,幻灯片质量不错。他学会了选择构图。 摄影毕竟不能真正地使父亲全神贯注。倒不如说这是在消磨时间。 那段时间他经常忧伤地重复一句话:“现在我只有一项任务:设法消磨时间。” 几年过去,父亲把周围的景物都反复拍照过多次,他便对摄影彻底地厌倦了。他把 照相机扔到一边,只在有客人来访的特殊情况下才拿出来。这时他自己拍照,或者 与客人合影。 给父亲带来最大乐趣的是篝火。他身披略带绿色的驼色斗篷,酷似一名法国警 察,无论天气如何,即使下雨,也要在林子里拣枯树枝点起篝火,一连几个小时地 凝视着火光。篝火使他想起遥远的童年、夜间放牧、马群、烤土豆、故乡卡利诺夫 卡。每逢假日我们全部坐在身边,但平日里他唯一的伴侣就是始终不渝的阿尔巴特 狗了。 春天来临,父亲就在菜园里找到了固定的事情。有了塑料薄膜,他着手修建温 室。他把乱扔在别墅地面上的水管集中起来,弄弯,上漆,砸进地里。 温室的骨架出来了。他干起活来忘乎所以,从来不会懒懒散散。子女、孙辈、 客人、卫队中的年轻人全部参加了菜园劳动。卫队长梅利尼科夫也积极参与这项活 动:弯管子、挖地。他的副手洛德金则与此不同:他自己不干,而且他值班时也不 准部下给父亲帮忙。 温室在小楼旁边盖起来了。结出了优质的西红柿和黄瓜。父亲是按照科学方法 来培育的:他搞了一个小型农业图书馆,注视着这方面的动态。在下面草地上的露 天菜地里种有土茴香、小洋萝卜、土豆、南瓜、向日葵,当然还有玉米。 父亲只是对白嘴鸦有些穷于应付。菜园旁边的树上栖息着它们的群落,它们绕 有兴趣地注视着作物。玉米和向日葵刚刚出芽,白嘴鸦一大早就从树上倾巢出动, 揪断嫩苗,啄尽谷粒,撂下一行又一行整整齐齐的茎杆。同它们的作战互有胜负。 有人建议使用火器,用猎枪捕杀白嘴鸦,父亲当即回绝。他可怜这些鸟。因此他尽 量采取消极的办法来自卫:在出土的小苗上方用带刺的树枝设置障碍物,支上稻草 人。白嘴鸦对稻草人不屑一顾,象小猫一样灵巧地在树枝之间穿行。 然而它们同父亲并没有“反目成仇”,他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捡了一只从鸟 窝里掉下来的小白嘴鸦,把它养大了。它简直被驯熟了。父亲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 从他手中啄食。如今他们成了三位同行:父亲、阿尔巴特和白嘴鸦,家里还有一只 西伯利亚猫、一只金丝雀,起初都是孙辈的玩物,后来全扔给爷爷了。花园中放着 蜂箱——那是列娜的产业。 活儿愈来愈多了。白天的时间已不够用,而且父亲又不能事必躬亲。精力已大 不如前。一星期下来攒上一些活儿,父亲预先作好准备,让子女们来干。星期六给 每个人都布置作业,父亲管这叫功课。并非人人都喜欢这个。 孙子尤拉,上校级试飞员,倒是乐于帮助干钳工活儿,可自从在菜地往往把黄 爪拔掉只剩杂草后,就被取消下干农活儿的资格。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常闹点小病。他患脊神经很炎,可惜不能干 体力活。听力也开始不行了,他不是听不见父亲叫他,就是自己提了问题后没听完 就走了。阿朱别伊一家渐渐到我们这里来得少了,自己搞了个别墅。 列娜和她的丈夫维佳为“逃避”父亲的功课,便拿蜜蜂作掩护。他们的蜂箱放 在房屋旁边,蜜蜂需要照顾。当然,我也千方百计地躲避,因为菜园的活儿无法使 我陶醉。 父亲见我们偷懒,只是笑笑,也不生气,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干起活来倒是 齐心协力。我们的“生产队长”对自己的钳工活颇为自豪。他指挥说: “我要让你们看看该怎么干。你们都号称工程师,可是不会弯管子。”最后他 搞了一套钳工工具,弄到麻刀、麻、油漆,干起活来象是个地地道道的钳工。当然, 这方面他也不遗余力。他成天搬运管子,用螺钉把管子连结起来,他决定把管子通 到下面草地上的菜园里。当时新来的长官已经不准卫兵给他帮忙了,于是年轻小伙 子们便从自己的“岗位”上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一根又一很地搬管子。 ……父亲去世后,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别墅当即拆除。据说现在那里盖了一所 寄宿学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