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十八春 张爱玲在她熟悉的生活范围内构思了另一部名为《十八春》的长篇小说,写了 沈世钧、顾曼桢十八年中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虽然小说中曼桢的家庭还是旧家庭, 她的命运还是悲惨的,但已露出新的曙光,他们由旧家庭踏入了新的时代,改变了 原本的命运。看来张爱玲一半迫于政治形势,一半还是真心地要了解现实,改变自 己的风格了。 在她还没有完全构思好的时候,报社的朋友便登门催稿,等着她赶快拿出来发 表。她写稿写得很慢,但报纸却是逐日地赶着连载,只好先送一部分,然后再往下 赶写。这次,她破例放弃原名,改用了“梁京”这个笔名,不知是不是为了避嫌, 她在上海沦陷时太出风头了,提起“张爱玲”,人们难免把她与汉奸文化人挂了钩, 这是当时社会最忌讳的政治问题,她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沦陷区出过风头 的人大多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发表作品时都改了笔名,像苏青这样泼辣大胆的人也 改了笔名,何况她这个敏感小心的人呢? 她取“梁京”为笔名,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只是把“张爱玲”的“张”和 “玲”的声母韵母互换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张”的韵母为“梁”,再用 “张”的声母(古音)切“玲”的韵母为“京”,与政治并无牵连③。 但“梁京”的出现显得很神秘,在《十八春》发表的前一天,桑弧也仿照了这 种“反切”化了个“叔红”的名字在《亦报》上神秘地渲染“一向喜欢梁京的小说 和散文,但最近几年却没有看见他写的东西”,又说:“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 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以前人们从未见过梁京这个名字,原 来竟是写小说散文的高手,这肯定是个笔名,但这到底是谁呢?一时弄得人们如坠 五里雾中,很想知道这位小说写得这么好的人倒底是谁。这时《亦报》的文人们不 失时机地出来卖关子,化名“传奇”的写了一篇《梁京何人》,说他和他的“内人” 猜来猜去,“觉得《十八春》这个题目有点怪,只有两个小说家想得出,一个是徐, 一个是张爱玲。”这篇文章半掩半露,简直呼之欲出,但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最 后说“管他还是她,《亦报》有十山(周作人的化名——引者)之文,子恺(丰子 恺)之画,梁京之小说,可拿到任何文评画展大会去矣。”张爱玲不愿出头露面, 但她的文章却引起了轰动④。 小说中的曼桢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爱着沈世钧。她的姐姐曼璐是舞女出 身,年长色衰,嫁给一个流氓无赖祝鸿才。祝鸿才本来就对曼桢存心不良,到处刁 难曼璐,用离婚来威胁。曼璐为了笼络住祝鸿才,两人设一个又个圈套,使曼桢的 朋友误解,再骗曼桢来,被祝鸿才奸污,还把她关在屋里,她的母亲被蒙在鼓里, 经曼璐的花言巧语,她母亲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就顺着曼潞这个恶人的意思,要曼桢 与祝鸿才结婚,这样曼璐笼络祝鸿才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曼桢这个善良的女孩 子,陷入了更深的苦海…… 小说在《亦报》上连载,曼桢的悲剧牵动着读者的感情,揪住了读者的同情心。 当连载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一位胖太太忍不住了,把报纸愤然摔在桌上,大叫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声称要找梁京,“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 当着别人的面,这位胖太太愤慨说:梁京不应该把这样悲惨、残酷、丑恶的事体来 博得读者的感动。她说她不知道曼桢以后将怎样活下去,说着说着,呜呜地大哭起 来⑤。 有的读者上门去找张爱玲。一个女青年从报社打听到化名梁京的张爱玲的地址, 找到她住的长江公寓,倚在她门前痛哭,说她就是张爱玲小说里的曼桢,想来见见 她。张爱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由她姑姑出来劝说。《亦报》报社也接到无数 读者的来信,为曼桢共洒同情之泪,有的呼吁张爱玲,非要把祝鸿才与顾曼璐这对 狗男女枪毙不可,也请求作者对曼桢行行好,“笔下超生”。 张爱玲没想到读者对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的遭遇竟会这样关心,这使她高兴,也 使她惶恐,她担心人们会误以为她故意狠心把曼桢陷入这绝望的境遇中,用廉价的 手法来博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 在《亦报》社的同仁与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应下,张爱玲也似乎觉得文学与政治 有关系了,这些好心的读者对曼桢的遭遇的同情,曼桢在旧社会旧家庭所受到的坑 害,说明还是有社会根源的。她在与叔红(桑弧)谈起她的感想时说,如果读者读 到曼桢被辱的一章有一种突兀或不尽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 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 社会的一个牺牲者。曼璐自己不懂得劳动,在风尘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 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这个女人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希望借此拴住鸿 才的心。当然,曼璐为了慕瑾,对曼桢也有一些误会和负气的成份,但曼璐陷害曼 桢,最主要的理由还应该从社会上或经济上的根源去探索。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 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 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⑥张爱玲这一番话是桑弧和她谈话后所记录的,十 有八九是张爱玲的原话。说明张爱玲还是在心理上试图从社会根源上来解释文学的。 她并且告诉桑弧,曼桢的结局并不是很悲惨的。 曼桢后来与祝鸿才离了婚,她和张慕谨、沈世钧及妻子石翠芝来到东北参加祖 国建设,成了“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她会有好的前途的。 最后这光明的尾巴,曲终奏雅,张爱玲借慕瑾的话,抒发了慕瑾的感想: 我从前那个想法是不对的。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 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会理想。我宁可 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不管是慕 瑾也好,张爱玲也好,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话,虽然对作品或对作家来说都稍显得 有点空洞。 1950 年7 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 请她出席上海市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帖,她有点不知所措,是谁出面要邀 请自己呢? 她不知道,邀请她的正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战胜利后 由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文坛出了个张爱玲,他找来张爱玲的许多作品读 了,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又看到报上连载的《十八春》,以及张爱玲编剧的《不 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众议,邀请 她来出席会议⑦。 张爱玲首次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大会。大会在上海一家大电影院举行,她穿着 紧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衬衫,这对她自己来说是极平淡朴素的装 扮,与她自己从前的绚烂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说是脱尽铅华了。 但是在这黑压压一片灰蓝的会场上,她的这身装扮还是显得很醒目突出的。 那时流行的是男女一律的中山装,而且不管男女,上装与下眼颜色一概是蓝色 或灰色,这种装束代表了政治的倾向,似乎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张爱玲坐在最 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言。但是她不难感受到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 的政治激情。所有到会的文学艺术家们,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还是国统区的,都 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头脑中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以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来严格要求自己,洗心革面,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做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家。 张爱玲虽然没有这样高涨的政治激情,但即使她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 在努力使自己的感情与时代精神不背道而驰。她很想参加些实际工作,可以在实践 中增长阅历,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好处。再则上海刚解放不久,动荡时期的通货 膨胀还没有抑制,她除了给《亦报》写文章连载外,没有其它经济来源,手头也很 拮据。文代会后,夏衍让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两个多月,她很乐意地参加了⑧。她对这些政治的东西陌生,但这些活动也确实使 她了解了旧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农民被剥削与压迫的生活现实,对农村有了 感性的认识,所以这段时间不长的实践,使她的小说中带上了一点新的时代气氛, 比如后来写的《小艾》就有这样一些新的内容。 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她写出了与以前风格很不同的时代氛围,《十八春 》的后半部,表现了一些明显的政治倾向。世钧新婚的妻子翠芝也改变了少奶奶的 脾气,换上“列宁服”,与世钧一道到东北参加建设。世钧与她同是在“旧社会里 糊里糊涂做了半辈子的人,掼不下的包袱不知有多少,这回到东北去要是去得成, 对于他正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世钧与慕瑾虽然在过去里有点个人的小恩小怨,但 现在同到东北,“同是革命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所以也觉得十分亲切”。 一个旧时代的悲剧,跨过解放的门槛,忽然柳暗花明。张爱玲为了安慰那些关 心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梁迷”们,违背了她小说本身的艺术逻辑,这对于小说虽 然是不幸的,但对于读者却是大幸,满足了人们善良的愿望与同情心。 张爱玲为此赢得读者的热烈欢迎。《十八春》刚刚连载结束,就有读者给《亦 报》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上刊载? 其实,报社编辑比读者还要着急,早在一个月前就再次催促张爱玲写新的作品 了。唐大郎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 是《亦报》同人,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 “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 容。 《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 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 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她心里老是有个疙瘩,花了一段时间来弥补 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⑨。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