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 历在目……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 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 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 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 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 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 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 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 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 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节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那3 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 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 :“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 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 谈一谈……”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 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 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 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 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 霍的另一位秘书) 说影印了一份稿给 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 ”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 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 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 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 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 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 他也提到《霍英东全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 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 才这样写。( 我) 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 不) 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 我们在一个地方( 不记得是在哪里了) 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 的一个儿子( 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 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 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 唔知你有无事? 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 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 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 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 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 恭恭敬敬( 或唯唯诺诺) 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 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 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 ……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 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 霍在北京的秘书) 、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 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 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 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 本书? ”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 ”我反问他。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 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 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 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 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 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 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 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 清楚了。”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 让我参考。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 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 月,我曾 躲在中山温泉7 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 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 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 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 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1997 年4 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 号的私 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 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 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 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 月底,我们在北京 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 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 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 世纪的演变历史。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 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 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 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 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 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 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 的认识回应对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 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 当然,真实的霍英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于我而言,写人物传记不存在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传主批判贬毁这个问题, 因我总喜欢把人物当作历史来写,希望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一个地区、 一个时代的变迁。史诗色彩始终是我写人物传记最高的追求。当然,要达到这种 效果,那又谈何容易? 但我还是期望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 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 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我注重历史感,因而内容的真实是我写传记作品时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但由于种种原因,作品内容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华早报》一名记者较早前访问我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写人物传 记,涉及到人物的阴暗面时,怎样处理? ”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 事情的真相,我就不会回避。” 这本《霍英东全传》是否做到这样呢? 那还须由读者来评说了。但有一点, 我可以大胆地说,关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 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时常对自己讲:如果不奉行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 的言论,那又何须辛苦抓笔、惨淡为文? 冷夏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