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观望香港前途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文革”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 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 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文革”,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 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 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 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文革”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 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游行、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 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 人、伤100 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工罢 市,澳门出现开埠400 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 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香港,受内地“文革”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 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 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 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 入其中,行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工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 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 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 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1967年5 月6 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 生冲突,警方出动200 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 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 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 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 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 秘和迅速。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 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 久……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 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 也参与大罢工。5 月22日,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 多人受重伤,多人 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 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 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 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 等一切公职。进入8 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 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 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 乱,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 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 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 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 提及这段经历。 1995年7 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 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 “六七风暴”的事。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 ? ”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香港? ”我接着问。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 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文革’,不 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 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 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内地搞‘文革’,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问。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别人,剃 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 是有一些担心‘文革’会波及香港……”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文革”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 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 ”我又问。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 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 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 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 解雇一个工人, 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 壮士断臂,几乎 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 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坐着一些人, 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 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 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 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 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 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 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 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 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做爱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 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 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 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 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 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 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 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 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 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 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 “半年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 ” “去英国之后,又去了日本,最后一站是经加拿大去美国。那时,我还有儿 子在美国、加拿大读书。那么多地方当中,在英国和加拿大住的时间最长,差不 多有半年。”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后来也买了房子。其实,本来并不想买的, 我有一个同学很热心,一定要带我到温哥华去看一间屋,看完之后,不讲价也不 好意思,于是随口还了一下价,不想买。但我去了美国,我儿子打来电话,说对 方同意卖给我。当时,那间屋只是几十万港元,小数目,但买了以后又怎样? 于 是,我叫儿子叫人去装修一下。” “半年间,你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 “起初是,后来我老妈子也出来,我顺便带她到处去游埠……说起来,我跟 董浩云真是有缘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凑巧,那 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 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 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 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 仓库拆这条船……之后,还一度想合作发展货柜码头。” 当然,霍英东与董家的缘份也不止于此。80年代中期,董浩云一手创办的 “东方海外”濒临破产时,正是霍英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助“东方海外”一臂之 力。但这是后话,后文自有详述。 “半年生活怎样过? 是不是深居简出? ”我问。 “都不是深居简出,照样打球。那时,有一个洋教练教人打球,我就与他打。” 霍英东答道。 半年间,霍英东与母亲结伴同行,其间曾有过不少有趣的事。以下两则趣事, 就是来自霍氏集团一位职员的讲述: “那时的霍老板,虽然已经富甲一方,但样子并不显眼。他个子不算太高, 皮肤有些黑,头发也开始稀落,到外国去,站在那些高大威猛的洋人中间,自然 更不起眼。一次,他和几个洋人同搭一家高级酒店的电梯,他被洋人夹在中间。 突然间,有个洋人掏出几块钱递给霍老板,霍老板一时反应不过来,拿着钱,不 知如何是好。原来那些洋人认为霍老板就是酒店电梯的侍应生,那几块钱是给他 的小费。等霍老板反应过来,正想把钱还给对方,向对方解释的时候,洋人已经 走出了电梯。 “他母亲霍老太也闹过笑话。霍老太喜欢赌钱,霍老板就带她到美国赌城拉 斯维加斯玩,并陪她到赌场赌几铺。霍老太有吐痰的习惯,她一边赌钱,一边就 地吐痰,很不雅观。每吐一次痰,她就拿一些钱给身旁的侍应生,叫他们打扫干 净。霍老板站在一旁,很尴尬,但也拿她没办法,只好多拿些小费给侍应生……” 听到这些趣事,我问这位职员,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杜撰的? 他笑笑说, “是霍老板和霍老太以前同我们讲的,你下次向他证实一下。” 当时,除了霍英东,香港还有一个超级富豪在加拿大隔海观望香港时局之发 展,此人就是被人称为“金融天才”的冯景禧。他和霍英东也较为熟络,时有往 来。香港动乱初期,冯景禧还对香港抱有信心,并在地产市场趁低吸纳一些楼盘 ;但进入6 月,当事态进一步恶化 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于是举家移民加拿大,静观其变。 我曾问霍英东:“冯景禧那时也在加拿大避风头,那段时间,你有没有见过 他? ” 霍英东想了想,说:“好似在加拿大见过他的,但具体的情况就记不清楚了。” 遥控公司的生意 “外出半年,你们公司的生意如何处理? ”我问霍英东。 “我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 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好像继续兴建星光行和珠城等 几栋大厦。有些工程,其他合伙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出钱,我自己还帮他们出钱, 把工程继续兴建下去,一天也不耽误。” “所有的业务是否还是按你的主意进行? ” “是的,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 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一些问题。另外,我还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 给我有关业务的资料和文件,向我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我的遥 控之下进行。但海沙生意却无法控制,进入6 月份,我们公司的淘沙船全都参与 大罢工。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因为我们和政府之间有合同,要保证供应海 沙给政府,如今工人罢工,那怎么办? ” “对香港事态的发展,是否也知道? ” “其实,我一直很关注香港的事。当知道费彝民( 大公报社长) 、汤秉达( 中华总商会负责人之一) 等人到港府请愿,汤秉达还被警方抓走,我自己也很担 心。那时,我天天都在留意香港时局的发展。尤其是8 月份,港府查封《香港夜 报》、《田丰日报》、《新午报》之后,形势更危急。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下来,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 生涯。 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选择“远走高飞”,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为一个 万全之策。其一,他若留在香港,处境将会十分尴尬。虽然霍英东从未介入“六 七风暴”,但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港府暴力镇压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文 革”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那时,几乎香港所有的亲中人士都站出 来,支持“左派”工人,反抗港英当局。霍英东当时的亲中色彩已经比较明显, 社会上已把他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此时,他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 不支持“左派”势力,自必招致亲中力量的不满;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当局的 “左派”阵营,那必然会招致港府的敌视,双方的对立更加大。在这种左右为难 的情况下,选择离开香港,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 其二,当时,霍英东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不知道时局 怎样发展下去,故而远走高飞,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资,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 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财在香港,人在 他国,才是处变不惊的最稳妥的保障。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