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隐退香港走向红色北京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 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 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 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 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 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 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 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 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 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 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 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 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 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 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 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 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 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 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 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 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 人帮我做生意? ”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 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 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 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 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 产全军覆没。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 年3 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 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 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 后,恒生指数自17000 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 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 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 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 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 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 “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 时开始关注霍生? ”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 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 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 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 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 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 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 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 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 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 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 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 ”我问。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 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 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 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 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 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 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 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 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 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 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 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 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 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 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 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 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 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 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 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 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 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 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 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 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 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 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 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 月发生的,但我 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 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 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 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 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 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 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 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 习。”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 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 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 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 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 况且, 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 是否要求你 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 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 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 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 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 年都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 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 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 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成立东方石油公司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增强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扫清了道 路。1972年3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签署两国互 换大使的协议,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而英国驻中 国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随即撤掉。另外,英国为顾及中国的立场,同意中国向 联合国解除殖民地委员会备案,正式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不是殖民地,并将于 “时机成熟时透过适当途径收回”。 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霍英东虽仍未能完全消除受港英当局歧视、 排斥等的顾虑,但他与中方的接触却不需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因 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并且更加公开化,关系也更加密切。 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 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 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的原因。 由于与内地关系密切,霍英东与内地还有了生意上的往来。除了于1962年起, 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 那时,由于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造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也 深受影响,石油紧缺,油价攀升。1972年,香港耗油7.5 亿港元,当时有人预测 1973年会增至17亿港元,增幅达125%。霍英东于是联同刘浩清家族,于1973年成 立东方石油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90 万港元,两人各占一半权益。霍英东利用他 与内地的关系,成功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与霍英东合资经营“东方石油”的刘浩清是香港工商界的老前辈。他出生于 上海,16岁就到香港闯天下。40年代,他以“上海大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 时常坐镇香港。1949年,他卖掉自己的轮船举家回国,参与祖国建设;1954年, 他重返香江,再战商场,并成功为内地的水泥、钢材、煤炭等物品打开了香港市 场。他和中方关系非常友好,后来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自1973年起,中国石油正式对外出口。第一艘油轮“大庆210 号”停靠在观 塘蚬壳油库码头,亦即现在“丽港城”海边。 当时由于没有卸油经验,“东方石油”的工程师和工人,花了30多个小时才 卸完4000多吨煤油。 那时香港市面洋油充斥,蚬壳、美孚、半岛、德士古等洋油争霸,“东方石 油”代理的中国石油能在香港打开市场,主要是当时的石油危机令港府对中国石 油不甚抗拒。 到了1974年6 月,“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改由油龙( 列车) 运载,从 陆路运送到香港。湖南长岭炼油厂开出的36节油龙,每节装50吨柴油,在深圳分 成两列,每列18卡,分批驶入香港。 由于那时石油奇缺,市面掀起抢购煤油狂潮,因此港府不仅破例允许油龙在 晚上9 点钟以后进关,且安排警车、救伤车在现场待命。当电视台播出中国油龙 抵港的新闻之后,市面上的煤油抢购潮即告平息。 到了1975年,“东方石油”每年经销的中国石油产品已达40万吨,其下有40 家分销商。 时到今日,中国石油产品在香港市场的比率,已上升到40% 以上。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