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
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
1931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
家的整个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
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这里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
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某个职位对他“最具
吸引力”①。他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50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
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
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搞到房间的教员们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
皮特豪斯所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②。他在英国
———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经济学院流亡
剑桥时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
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
们也发现,自己成了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
对面的? 穴指导? 雪,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顿大街兔子窝
般的校园的时候,这种情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
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
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
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③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无尽无头,剑桥却是快要被
毁灭的世界上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是适合进行学
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作派,受到伦敦经济学院懒散的、
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迷人的优美
景色,而根本不管———尽管我们都看到了———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
④伊安·吉尔伯特曾于1942年到1943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
“在剑桥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让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
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⑤。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
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们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领导经济
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对他有点害怕。据我所知,他总是穿著短统靴,大步
从大伙儿中间走过”。⑥哈耶克在剑桥教过的一位学生埃利克·罗斯回忆说:“哈
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得懂他说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
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the
Peter-Outer)。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经济学院左倾得厉
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
比例增加了。这影响了课程的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
分专业的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了高级经济学理论
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
人数也不断减少,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可怜的几个外国留学生。
方法论(科学或哲学方法)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问题之一。哈耶
克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源于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从那时起,
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在没有发号施令者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会如何形成。这个问题
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提出来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
辩护的核心论点:它没有政府的具体指挥,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的
社会来说,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却更高。
哈耶克方法论的根本是个人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解个体的人的行
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的行为。在一篇为《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做准备的一
篇文章———后来扩充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或
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要发展,都是在持续运用
主观主义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⑧。根据行为效用最大化假设,个人的所有
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
的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光知道个人是自利
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
所能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透过法律所确立之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
———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等———传递
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所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耶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思想中强调了复杂性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
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只可能进行“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
tion)。他写过一篇《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本来准备收入《理性的滥用
和衰落》一书,这篇文章论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错误“信念,就是在谈到历史阶段或
历史事件时,人们普遍地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或‘共和国时期’(1649年
至1660年间,克伦威尔父子曾建立英伦三岛共和政体)之类的说法,用以描述
明确给定的对象,在这里,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被当做一个独特的个体,就如同于
我们描述生物样本或星体时这种自然界的单位一样”⑨。他的这一评论的意思是说,
社会事件要比物理学要复杂得多。
哈耶克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是“合成的”⑩。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时期
的法国”这样的事实,与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界的样本有质的区别,而是说它们之间
存在着量的区别,不能看成一回事。因为在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有多得多的因素,只
有可能做出模式预测,同样,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我们只能预测大致的方向和
框架的规则。几十年后,他在《复杂现象理论》(1961)一文的《社会结构的
诸理论》一节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事件经常依赖那么多具体环境,因而我们实
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它们;因而,预测并控制这些事件的理想,肯定是我们所
无法达到的。”{11}归根到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并没有区别,区
别仅在于其构成,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此,
就不要企图从一个点上集中组织管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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