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入革命大潮 1.暴风雨前 风雷骤起的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黎元洪政治生涯的转 折点。 武汉在清末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号称“九省 总汇之通衢”,很早就被西方侵略者看中,被辟为通商口岸。清末行自强新政,武 汉又成了洋务建设的中心之一。到二十世纪初年,武汉已成为清统治的一个重心, 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武汉又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反清 民主革命的重要城市。 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遭到了清政府湖北地方当局的镇压和破坏。但是,革命风 潮一日千里,清统治风雨飘摇、危机日蹙的现实使一些地方大吏、新军高级将领在 处理此类事件时不敢过分认真、大事诛求。他们或忧虑大兴党狱易激众怒,反酿巨 变,无法收拾局面;或担心惹动风潮,朝廷震怒,自己反落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 碍宦途。因而在查讯时,他们往往敷衍塞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反清革命的 雷电在天际隆隆响起、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的时刻,清王朝这条漏船上的大小乘客们 不得不时时窥测方向,以免与漏船同归于尽。湖北党人最初在武昌花园山聚会,被 清政府侦知,张之洞既怕星星之火会演成燎原之势,又担心朝廷闻讯深究、罗织大 狱,遂渐将参与活动的党人骨干分子分别遣离,“激烈者”派往西洋,“纯谨者” 送于日本。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使这一事件消弧于无形。1904年10月武昌科学补习所 响应湖南华兴会起义事泄,因科学补习所成员主要是各学堂学生,督署学务处主持 人梁鼎芬担心由此兴动大狱,于己不利,就向张之洞表示:“事涉学界青年,不可 穷追究治,以免事态扩大”,请求从宽处理。张之洞也惟恐风声所播引起朝廷注意, 遂同意梁鼎芬的请求,只将欧阳瑞骅、宋教仁等数名学生开除学籍了事。[注] 身为新军协统的黎元洪也是这样的心态。此外,他平素治军以“开通”著称, 对于那些敏于接受新思想的文人偏爱、刻意联络,也使他在类似事件的处理上较为 温和,较少采用狂暴滥杀的凶残手段。1904年7月,身为黎元洪护弁的党人刘静庵因 谋划响应长沙华兴会的反清起义而与黄兴等人联络,但不巧黄兴的来信误投文案刘 稚辛之手。虽然信里黄兴用了“张守正”这一化名,而且多用隐语,但刘稚辛阅后 仍然十分怀疑,就报告给黎元洪。黎也心生疑虑,但无其它凭据,又对刘静庵有爱 惜之意,不愿穷究,就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并将黄兴的来信销毁。[注]1907 年,日知会成员季雨霖等人因准备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入狱,也由黎元 洪与标统曾广大二人将其保释。1909年,在汉口租界任《楚报》主笔的党人张汉杰 因撰文揭发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不得民心,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的行 为获罪,由湖北陆军执法处审讯。黎元洪利用他与陆军执法处长的私谊进言,称张 汉杰不过一介书生,因言辞刻薄而触怒当道,如严加惩处,必遭舆论的谴责,劝处 长不要因取媚一人而犯众怒。[注]最后,张汉杰仅被判一年轻刑。不久陈夔龙离鄂, 黎元洪又设法将张汉杰保释出来。1910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社长 杨王鹏、文书兼庶务李抱良、标营代表廖湘芸、祝制六等人均是黎元洪所辖的第二 十一混成协的士兵。第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对革命组织多方掩护。黎元洪 渐渐听到风声,便传唤潘康时申斥说:“你的部下有人组织会党,你怎么像一点也 不知道的样子?”潘回答说:“只是些文化程度高的士兵在一起研究学问,并不是 组织会党。”黎听后更为恼火,对潘大发脾气:“革命党现在都是这样的手法!你 不加严禁,反要庇护他们吗?”下令将潘康时撤职,改派亲信施化龙充任队官。施 化龙到任后不久,就以特务手段查出振武学社的情况,密报给黎元洪。黎元洪对施 化龙说:“这件事不可声张出去。如果被瑞囗得知,就更不好办了。”为了不将事 态扩大,黎元洪最后只将杨王鹏、李抱良等人开除军籍,将潘康时以吸食鸦片罪名 革职,了结了此案。黎元洪不赞同革命,因而对自己的部下刻意严防,一发现有党 人活动,就坚决清除“隐患”。但他也不愿兴大狱、广株连,对上能瞒则瞒,以免 影响自己的官运。这样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正如后来潘康时回忆时说的那 样:“因伊等保全红、蓝顶子之故,生命幸赖以保全。”[注]这样也使得黎元洪与 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不那么尖锐,甚至一些党人还对黎元洪有好感。同盟会的居正 曾评论说:“元洪素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文士,众望归之。”[注] 1911年春,同盟会调集东南一带精英力量,筹划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并派人 赴各省策动响应。党人谭人凤到了武昌,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同盟会干部居正商 量在武汉发难,响应同盟会的举事。但尚未定议,便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 湖北革命党人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变附从为主动,承担起首义的重任。 1911年5月,清王朝的“皇族内阁”成立。为了维持朝不保夕的统治,皇族内阁 竟然将已收回的路权以所谓“干线国有”的名义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帝国 主义国家对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输血”。这一倒行逆施使两湖及川、 粤四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激烈。在革命党人的活动下,四川保 路风潮正在向反清革命方向发展。为应付变局,清政府急令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 武汉的清军事力量因之空虚。保路风潮造成的有利于革命的局势使湖北革命党人倍 受鼓舞,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革命团体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有关起义的事宜 与安排,也讨论过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政权的人选问题。。据党人万鸿喈的回忆,在 这些商讨中,黎元洪在考虑之列: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三月间),蒋翊武托刘九穗来邀我到洪山宝通 寺开会,据说此会是各标、营、队有代表性的重要分子会议。我和刘走到 长春观门口遇到蒋翊武,蒋小声告诉我说:“今日开会,是讨论推举黎元 洪为临时都督的问题。”我当时回答:“黎非同志,何以推他为都督?” 刘笑对蒋说:“早知万同志反对此事,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知, 我们可找一草地休息,详谈一下。”在休息时间,刘对我说:“革命党中 间并非没有人才,蓝天蔚在三十二标的时候,大家即有意推蓝为都督,但 他远在奉天,一时不能南来。最适合都督之选的是吴禄贞,但他也在北方, 我们已决定先派人去和他接洽,恐怕他也一时赶不到。至若现在军队里的 一些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 足以资号召。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 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 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 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我们只要 能推翻清朝,何情给他一个都督名义,俟将来吴禄贞领兵南下,再推吴为 正式都督,给黎一个其他相当位置,有何不可?”蒋并笑着说:“将来推 你为大东门及通湘门司令时,你还得好好注意黎的行动呢。” 在这次会议上,蒋翊武正式提出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代表中有人反对,经刘 九穗的解释,各代表表示赞同。[注]共进会在同年5月28日于长清里51号机关开会讨 论起义问题时,也曾提议推举黎任都督。 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却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党人的拥戴,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历 史事实后面却有着决非戏剧性的历史原因。由于门户之见的作祟,武汉的两大革命 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一直存有芥蒂,起义前夕的联合只是缓和了冲突,远非泯 灭了矛盾。都督人选问题,一直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人希望以“开 通”的黎元洪任都督,来平衡矛盾,避免冲突纠葛。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革命党 人政治上的幼稚、狭隘。他们在反清斗争中可以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甚至慷慨悲 歌,献出热血生命,但在权力面前却畏首畏尾,谦让未逞。不少党人或认为自己主 要是革命进行的力量,而革命的领导必须由“学识名望”世所推重的“大人物”来 承担;或机械地信奉“党人不争权利”的信条,“自命清高,轻视政权,鄙弃官禄”, 把勇于掌握政权视为不光彩的行为。种种因素交相作用,使黎元洪成了党人“属意” 的人选,为黎元洪在武昌首义中突然发迹又埋下了一个伏笔。当然,以黎元洪为都 督只是党人的一种设想,并非议定的成案。在共进会、文学社于9月14日召开的会议 上,党人还通过了另一种方案:以共进会的刘公任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总理,孙 武任参谋长,文学社的蒋诩武任总指挥,并派人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 来湖北“主持大计”。会议还派定了军政、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 等部的正、副部长及政治筹备员的人选。这一方案比推黎为都督的方案具体明确。 这表明,如果武昌起义依党人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不是猝然发动的话,实行 的很可能是后一方案。但是,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人意料的,历史的曲折 性和复杂性也在这种出人意料中表现出来。偶然与必然的因缘际会,把黎元洪由一 名普通的清军协统变成了一颗耀眼一时的政治新星。 席卷川、粤、两湖的保路风潮、蜂拥而起的抗粮抗捐等“民变”,预示着清王 朝封建庙堂的坍塌已计日可待。1911年7月下旬,汉口由党人主持的《大江报》发表 时评称:“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 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这 一时评如同激越的号角,吹响了决战的序曲。早已惊恐不安的清湖北当局查封了该 报,逮捕了两名主编。但扬汤止沸,根本无法遏止住革命怒涛的澎湃向前。党人加 紧举事的准备工作,至9月中、下旬,“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古老传说已传遍了武汉 三镇的大街小巷。人们满怀期待,统治者惊恐万端,气氛沉郁而紧张。正在这时, 又有南湖炮八标士兵暴动事件发生。9月23日晚,炮八标的士兵汪锡九、梅福清请假 离营,同营的党人士兵数人为二人设酒进行。席间行令劝酒,酒酣耳热之际,不免 慷慨激昂,声达户外。排长刘步云前来干涉,与士兵发生争执,刘遂向管带报告。 次日,管带杨起风将参加饯行的士兵召到营部,下令重打军棍,并罚下跪。杨起风 的重刑责打、滥发淫威激怒了士兵,他们一哄而起,捣毁营房,拖出大炮,准备暴 动。但炮中无弹,急切中又未能打开弹药库房的大门,只好夺门而出。部分士兵跑 到城内革命机关,要求就势起义。刘复基等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认为仓促起 事会打乱整个计划,没有成功的把握,而在目前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敌人色厉内茬, 尚不敢深究穷治。因此还应按原部署进行,同时让参与暴动的士兵中的为首者赵楚 屏、霍殿臣二人暂时避匿,其他人仍回营地,倭“过”于赵、霍二人,来麻痹敌人, 缩小事态。事情果然如刘复基所预料的那样,张彪等清官僚心虚胆怯,不敢遽兴大 狱,仅以“酗酒闹事”的罪名将赵、霍二人开除。事件平息。[注] 南湖事件使已如惊弓之鸟的清统治者更感到草木皆兵,防范也愈加森严。张彪 下令将各营的枪、炮机纽拆下,连同子弹一起缴送军械局。从排长到标统必须每日 在营歇宿,不得擅离。张彪也经常去营房巡查,搞紧急集合,按册点名。军官不在 营者撤职,并永停差委,士兵不在营者革职严办,并处罚该士兵的上级军官。大街 上,军警巡逻频仍。瑞囗等人还密布鹰犬,加紧侦稽。一时间武汉三镇阴霾蔽天, 大有山而欲来风满楼之势。 10月2日和3日,惶惶不安的湖广总督瑞囗连续召开会议。先是与黎元洪、张彪 和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人密议防务,继而又召集首县、司道以上文官和管带以上武 官会议。会上瑞囗称他已有确报,党人将在中秋起事,问众人应如何防范部署。有 人答以楚望台军械库最为紧要,如被党人夺得,后果不堪设想。瑞囗又问何部守卫 楚望台?答称工程第八营。但工程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却起身报告说工程八营中党 人众多,能否守住楚望台无有胜算。铁忠提议以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士兵换守军械 所。对此黎元洪不赞成,他说:“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 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 满、汉界严,始有革党,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 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昌)黄(陂)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 果,感情融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黎元洪的主张得到了张 彪的赞同,因为工程八营隶属张彪的第八镇,他当然不愿承认他的属下多是革命党 人,授人以柄。 随着中秋的临近,清湖北地方当局也愈加惊慌。瑞囗除了在督署行辕增设大量 卫兵外,还在江中的楚同舰上设置行辕,以备不测。全城实行戒严。黎元洪亲率二 十一混成协的步兵沿街巡逻。旧例规定的中秋停操放假也被取消,提前发放中秋 “犒赏”,禁止士兵出营。 然而,被视为劫难的八月十五却在草木不惊中平安渡过。原来,湖北革命党人 派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的居正等人尚未返回,黄兴是否到鄂也未 确定。加之起义准备还不充分,原来初步议定的中秋举事的计划只好延期。但是, 10月9日突发的汉口俄租界内宝善里炸药爆炸事件,猝不及防地将革命党人与清反动 力量提前推上了决战的战场。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宝善里14号屋内赶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孙武 受伤,被抬入医院救治。其余请人赶紧善后。先是泼水灭火,准备待火熄后将重要 文件名册带走,却找不到钥匙,无法开锁。这时俄国巡捕已闻声赶来,众人仓猝中 只有一逃。结果,已制好的炸弹及起义用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均被搜去,几 名来不及走脱的党人和有关人员也一并被捕。随后,俄租界当局将这批文件及一干 人犯移交江海关道,收禁于武昌府。被捕的人中有人经不起酷刑,供出了党人的机 关及活动情况,清湖北当局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风云突变, 局势非常严峻,积蓄多年的革命力量,确有一朝倾覆的危险。 炸弹失慎事件发生后,逃出的党人立即向机关报告。势若累卵,迫使党人立刻 作出决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马上举义,遂决定在当晚夜半发动起义,以南湖炮 队党人的炮声为号,全城响应。正当蒋翊武、刘复基等起义领导人在小朝街85号机 关内焦虑地等待作为起义号角的南湖炮声时,楼下传来军警的叫门声和砸门声。刘 复基手执炸弹投向清军警,却因炸弹未上闩钉,没有爆炸。清军警拥入,将刘复基 等数人逮捕。蒋诩武乘乱脱身,彭楚藩逃到街上又被敌人识出,复遭逮捕。同时, 其它一些机关也遭破坏,党人身陷囹圄者近百人。 清湖广总督瑞囗见破获了党人机关,抓住了党人首领,不禁喜出望外。他饬令 铁忠和武昌知府、司道陈树屏、双寿等人即刻提审,企图逼出口供,将党人一网打 尽。瑞囗还发下口谕:只要讯明为革命党,就可就地正法。但是被俘的刘复基、彭 楚藩三义士不仅坚不吐实,而且在大堂上痛斥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大义凛然。恼羞 成怒的铁忠禀明瑞囗,下令将三人处死。次日清晨,瑞囗命令将武昌各城门一律紧 闭,派张彪率军警到各革命机关、学校、营房、客栈等地搜捕党人。中午,瑞囗又 召集巡防水师及军宪警长官开会,严令对党人“尽力搜捕,以绝根株。”要各营长 官对士兵严密监视,各营房门均由亲兵把守,不许士兵出营一步,甚至士兵大小便 也不准如厕,各在棚内“自便”,兵营内一时秽气冲天。“细雨昏迷,征象凄惨”, 江流呜咽,阴云低垂。10月10日的武昌完全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 一时的得手使瑞囗等人得意忘形。陶醉在覆灭前的“胜利”之中。当日,瑞囗 即电奏清廷: 此次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将以鄂为根据,沿江各省皆将伺隙而 动。……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即时扑灭。……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 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 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 均已严饬保护,堪已上慰宸廑。[注] 瑞囗以为,破获了革命党的机关,革命党的“巨魁”也已伏法,勘乱于祸患初 萌,可以安稳地等待朝廷的封赏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料到,狂捕滥杀不但没有吓 倒革命党人,反而激起了党人极大的愤怒和仇恨。“按名捕杀”的传言迫使党人破 釜沉舟。在清廷表彰瑞囗等人“办事尚属迅速”、“奋勇可嘉”的上谕未及发出之 时,一场大火喷突而起,迅即燃遍了中原大地。 在瑞囗的请功报捷电文中,对武昌省垣的军政要员均有提及,但独独没有黎元 洪。这并不是瑞囗的疏忽。黎元洪与瑞囗。张彪等人素来不睦。张彪是旧军人,鄙 视学堂出身的新派军官,又有张之洞为后台,恃其资深阅广,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 瑞做对黎元洪也颇有成见。据说瑞囗继陈夔龙任湖广总督后,湖北文武官员例须到 署呈递手本谒见。张彪先递上手本,瑞囗看过后说:“你跟张相爷(之洞)很久, 咱们信得过。”到黎元洪递上手本时,瑞囗掀起眼镜,反复审视,然后说:“你是 学堂出身,又有兵权在手,咱们信不过。学堂惯出造反的人。”后来瑞囗曾向清廷 专折参劾黎元洪,但清廷将此折留中未发。[注]这样的关系,使黎元洪对瑞囗等人 也敬而远之,不赞成瑞囗与张彪的一味高压政策。黎以知兵著称,他的知兵不仅是 他有治军的学识才干,还在于他较多地了解军中的情况。虽然黎元洪不知道新军中 党人的具体活动,但依他的观察,深知党人人数定然不少,仅靠杀戮非但无法平息, 反而会激成巨变。因此,在防范党人的具体措施上,他主张采用缓和一些的手段。 党人在小朝街的机关被破获后,张彪召集新军军官开会商议如何镇压,黎元洪提出 所获名册牵涉过多,应缓办,以免激变。军事参议官铁忠对黎颇不满,称武昌“为 国出力之兵,至少在八、九千人,”“何愁两三千之乱兵造反?如不赶快扑灭,按 照名册拘获,依法惩办,让乱党猖狂,不惟无以对督帅,其将何词以对皇上!”并 指斥黎元洪说:“刚才黎统领说和平缓办,不要过急,怕激动军心,而生大变,我 不能苟同这种怕的主张。”黎被说得面红耳赤,起身申辩说:“我说的是和平的缓 办,不是不办,如拘获有证据确实者是要严办,不是姑息养奸,铁参议不要误会, 我向来是奉命办事,不敢违抗的。”[注]在瑞囗召见时,他又一次提出对党人搜捕 过急、株连过广会酿成更大事端,请求瑞囗“别图办理”,消祸患于无形。但瑞囗 却怀疑黎元洪另有异志,严词申斥。黎元洪不敢申辩,默默退下。回到家中,他忧 心忡忡地对家人说:“昨夜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的名册,其中有很多是 新军士兵,恐怕要出乱子了。”[注]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正是这个“乱子”,改变 了他后半生的道路、身份和社会地位。 2.当民军都督:枪口下别无选择 10月10日晚,夜幕低垂。武昌城内,笼罩全城的阴森恐怖的气氛并未因黑夜的 降临而减退。街上行人寥寥,不时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巡警驰过,嗒嗒的马蹄声更加 重了人们不安的情绪。连续两天的搜捕和处决,表面上看已将党人的举事计划挫败, 局势渐趋平静。但黎元洪觉得,这种平静下面似乎酝酿着更大的风暴,涌动着更猛 烈的暗潮。他早就风闻他的二十一混成协中党人不少,此时更为提心吊胆。这一日, 黎元洪回到中和平正街的宅中略略休息一下,就匆匆回到设在驻左旗营房第四十一 标的协司令部,戎装坐镇,以防不测。 约在晚上8时,城北灰黑的天空突然被焱焱的火光映红,这正是二十一混成协辎 重队的驻地方向。黎元洪恐慌不迭,还没来得及弄个究竟,就有混成协炮队管带张 正基打来电话,告知辎重队已纵火起事。他急忙将情况汇报给铁忠,紧接着又响起 令人心惊胆战的电话铃声,张彪又通告他工程八营和驻右旗部队也兵变附“逆”。 原来,在机关被破获、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的情况下,武昌下层革命党人仍暗中串 联,约定按起义指挥总部在9日制定的计划发动起义。驻城外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的 辎重队和驻城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八营的党人几乎是同时动作,打响了起义的 第一枪。枪声划破了暗夜的长空,迅速得到了武昌城内外党人的响应。一时间枪声 骤起,火光憧憧,紧接着,又传来隆隆的炮声,南湖炮队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革 命党人举事后,直扑楚望台,将军械库占领。然后又向代表着清王朝在湖北统治堡 垒的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等军政机关发起猛攻。 党人发难后,瑞囗急忙下令,要各协、标、营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派可靠部 队会剿。但多数管带以上军官虑及身家性命,不但不敢带兵会剿,而且纷纷逃离营 房,惟恐祸及其身。此时黎元洪也早已六神无主。率队弹压,与起义党人对抗,他 不愿也不敢,因为他对士兵能否听从他的指挥根本没有把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 尽力阻止属下加入革命,以示对朝廷尽忠。黎元洪先是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 下令禁止出入,继而又将四十一标留营的全部将官聚合在会议厅,下达三条命令: 一、严阵以待。二、来则还击。三、去不追击。然后即不发一言,借以拖延时间。 这时城内枪声已响成一片,不时有炮弹从营地的西南、西北上空掠过,射向督署衙 门的方向。至11时左右,督署的电话已无法打通,黎元洪更加焦躁不安。大约在11 时半的时候,工程八营的党人周荣棠到四十一标联络,见营门紧闭,便攀墙而入, 被两名巡逻士兵抓住,押送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刚一开口讯问,周便高喊:“革 命成功,同胞速出,去进攻督署!”黎元洪气极败坏,一反“谨厚”常态,竟抽出 军刀,将周荣棠砍倒在地。周荣棠负伤唇,仍大呼士兵响应革命,黎的护兵乱刀齐 下,将周荣棠杀死,弃尸沟中。黎元洪想靠杀一儆百的手段震慑四十一标的士兵, 但却压不住自己心头的恐惧。这时,与四十一标相邻的三十标营地已枪声大作,他 强作镇定,命令士兵沿墙防守,“如有人进攻,则开枪还击。”过了一会又改令 “如来进攻,不还枪,好言相劝。”再过一会,又下令:“如来进攻,退守营房。” 已完全乱了方寸。午夜时,党人设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开始向四十一标营地轰 击。四十一标的士兵也不顾黎元洪的阻拦,准备冲出营房。黎元洪自知已无法阻止 士兵投向革命,便命令军官各自回营,带兵出外避炮。他悲凄地说:“如能维持, 不负皇恩,是所至盼。若能维持到底,将来定予重赏,否则听其自便。余不能为汝 等负责。”军官们如逢大赦,登时走散。四十一标中的党人也趁机率士兵冲出营门, 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 黎元洪的几个亲信见局势危殆,劝说黎元洪潜离营房,以避革命锋芒。于是黎 在参谋刘文吉、管带谢国超、执事官王安澜的偕同下乘乱来到黄土坡刘文古家。望 着西南督署方向映红天际的火光和从四面八方冲向督署的起义队伍,黎元洪知大势 已去,他对刘文吉说:“你是我的亲信参谋,人又诚实。我身居协统地位,部下兵 变,如果革党失败,我必定会受到朝廷的严厉处分;如果革党成功,我能否活命也 不得而知。我的金钱存于某处,田地房产也有契据,随身只有一些钱和一只金表, 现在都托付你为我保管。如果我有不幸,还请你照料我的家小。”刘文吉劝道: “方今大局变迁无定,每每出乎意料。万一不测,决不敢辜负协统付托之重。”[注] 这时,东方已微露晨曦。一夜的紧张、惊恐,使他难以定下心来,虑及今后的去路 前途,更是黯然神伤。但是正如他的参谋刘文吉所说的那样,一个“出乎意料”的 职位正等着他。 正当黎元洪为自己此后的命运不安时,革命党人也在为“群龙无首”而焦虑。 起义爆发后,党人公推曾参加过日知会的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任临时起义总指 挥。11日晨,武昌城内的战斗刚刚结束,吴兆麟与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诩东等 便在楚望台召集会议,商量建立军政府问题。蔡济民发言说:“起义已初步成功, 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不行,必须马上通 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 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但是此时共进会与文 学社的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都不在武昌,一时无法联络。党人属意的黄 兴、宋教仁等又远在上海,缓不济急。现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只是队官,资历不足, 在党人看来难孚人望。于是新的革命政权的领导人选便成了问题。他们商议后,决 定上午在谘议局召开有党人代表、资高望重的绅耆及原湖北谘议局议员参加的会议, 共同筹商。 约在上午9时,工程营的士兵马荣等人向吴兆麟报告,发现了黎元洪的下落。原 来马荣等人在巡逻时,在中和门黎宅附近发现一人肩挑三只皮箱,怀疑是趁乱打劫 的匪徒,就上前执住讯问,答称是黎元洪的伙夫,黎在刘文吉家派其回宅中搬取平 日积蓄。马荣等人又继续讯问黎元洪的匿处,伙夫不得已告之。马荣马上向临时指 挥部报告。本来黎元洪就曾是党人在起义前酝酿过的都督人选之一,而其他人选又 一时无法联络,正为都督人选问题而焦虑踌躇的党人知道这一消息后,愁眉立解, 他们认为黎元洪“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于是, 吴、蔡等人当即派人前往黄土坡刘宅迎黎。 党人士兵迅速来到刘文吉宅,一起涌入。黎元洪不明底里,又自知无法再躲避, 就迎上前去说:“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事还要为难我?”士兵回答: “我们来是特请统领出主大计,不是恶意。”黎方知生命无虞,又说:“革命党人 才济济,还用我何为。”士兵答:“统领平素而得人心,今举事之党人都属袍泽之 谊,统领极孚众望,还请统领出面领导一切。”黎仍固执不从。一名党人颇不耐烦, 厉声喝道:“你若顺从就有活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统领请自择。”[注]黎元洪 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刘家。 黎元洪到达楚望台时,吴兆麟指挥一排士兵举枪吹号,以示次迎。黎身着青呢 马褂,灰呢长夹袍,头戴瓜皮小帽,一脸愁云。因吴兆麟与黎元洪同在参谋学堂学 习过,有同学之谊,接谈之时,黎即哭丧着脸向吴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全 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在 军队晋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自回营。事情闹大了,更不得了!”话音刚落,在 旁的党人马荣大怒,他愤慨地斥责黎元洪:“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而不受抬举, 叫我们各自回营,待瑞囗派人来杀!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 尚未向你问罪,今请你来,又公然反对我们,你就是一个汉奸!我们就要杀你!” 说罢伸手抽刀。吴兆麟连忙喝止,并向马荣劝解说:“黎统领素来是很爱护我们的。 刚才说的话,是关照我们,看见我们同志太辛苦了,暂请大家回营休息。”然后又 低声对黎元洪说:“请统领暂且容忍,因昨晚杀人太多,此时都怀着一股奋激之气, 稍不如意,即动起手来,反而对统领面子不好看。”黎元洪见势头不对,遂默不作 声。接着,吴兆麟向黎讲明了用意:“瑞囗自督鄂以来,措置乖戾,激起湖北军队 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今闻瑞囗与张统制等均已出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 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黎 元洪说:“总署虽下,瑞囗、张彪在逃。一旦水陆进攻,既无援军,又无粮饷,你 们有何准备?我曾学过海军,如海圩等军舰,武昌仅三炮即可全毁。你们不知利害, 我劝各自回营休息,再作商议。”见吴兆麟未作声,黎以为已经说动,又建议说如 党人回营,他将说服瑞囗、张彪不究党人的“大逆之罪”。黎元洪的这番话激恼了 不少党人,党人何竹山上前高声向黎喊道:、实告统领,革命事本无万全之策,生 死成败,在所不顾。援军饷糈固所必需,然不能期其必备,要看我们的办法如何。 我们此时已是天与人归,也是统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劝统领不要游疑吧!”[注] 吴兆麟、李诩东等即请黎元洪去谘议局。黎也不置可否。吴派出百余名士兵护送。 黎元洪骑在马上,面容沮丧,前有两面铁血十八星旗帜先导。当行至西营门原第八 镇十五协二十九标营地时,管带何锡蕃以“‘献茗”为由将黎元洪迎入营内,并将 其队伍拉上操场,暗示他的队伍可听命于黎元洪。随行的党人看出有可疑之处,就 以去谘议局开会火急为由,挟黎迅速离开何锡蕃的营地,直奔谘议局。 此时,蔡济民等人已将原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榕及若 干议员召到谘议局,经商讨,初步议定以谘议局为军政府驻地,汤化龙出任军政府 的职务,以谘议局接收清湖北当局的财政机关,并提出黎元洪为都督人选。立宪派 议员们见党人没有推举自己的领袖,而是找了一个与革命并无渊源、却与立宪派交 谊颇深的旧军官作都督,当然求之不得,欣然同意。[注] 下午一时,黎元洪在吴兆麟、邓玉麟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谘议局。一进门,就有 人高喊:“都督到了!”黎元洪仍板着面孔,不作一言。会议开始后,汤化龙首先 发言,他说: “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 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囗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 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本人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 请诸位筹划,本人无不尽力帮助。” 接着,吴兆麟发言: “汤先生所说极是。武昌既已首义,瑞囗弃城而逃,必图报复,此乃必然之势。 然武昌业已光复,军政学商各界,均表同情。即以军事而言,湖北兵力虽不甚大, 而在中国已为先进,声威所至,清廷必闻风破胆。只要能稍假时日,天下亦必闻风 兴起。我们财政充裕,武器甚足,从速扩充兵力,以武汉军资丰足之地,努力整备, 即清廷派兵来与我为难,比较上我方胜算亦多,请诸君不要畏惧。此次革命,非从 前之无根据地可比,我们既据武昌形胜,为天下中心,具有独立资格,不患不能达 到目的。但起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向在座诸位同志提议,公举黎元洪统领 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长。黎、汤两公为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 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吴兆麟的话音刚落,众人一齐鼓掌表示赞成。黎元洪慌忙不迭地站起来说: “此事体太大,务须谨慎,我不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吧!”汤化龙与吴兆 麟见状,从旁苦苦劝说,但黎元洪仍无动于衷。连声推辞。与会的党人哗然。蔡济 民悲愤地说:“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诸先 烈!”[注]另一党人朱树烈甚至抽刀断指,用鲜血淋漓的残指指着黎元洪说道: “你要再说个不字,我同你拼命!”[注]空气骤然紧张。黎元洪见众怒难犯,便不 再出声,但也未应承。无奈,蔡济民只好说:“将他软禁一室,慢慢劝他。”这时 党人李诩东手持已写好的安民告示走过来,要黎以都督的名义署名,黎元洪连连摇 手,颤声说:“毋害我!毋害我!”执意不肯接笔。李诩东十分愤慨,便举枪对黎 说:“我们不杀你,要你作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党人陈 磊忙拦住李翊东。李见黎仍不执笔,便拿起笔来在布告下面一挥写就一个“黎”字, 然后恨恨地对黎说:“我代你写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 10月11日下午,在武昌的主要街口,都贴出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 名义发布的大字安民告示: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军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 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救尔等于水火,拯尔等之疮痍,尔等前受此虐,甚 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汉家 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 为民除害,与众戮力驱驰,所有汉奸民赋,不许残息久之。贼昔食我之肉, 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急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兹,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 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士民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 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例敬听我词。[注] 布告张贴之处,万头攒动,群情振奋。许多人流下了泪水。有人高声诵读,也 有人杜立静听。随着抑扬顿挫的节律,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掌声。“都督黎元洪” 的大名不胜而走,传遍了武昌城内的大街小巷。 一夜之间,黎元洪由清军协统一变为革命军政府的都督,革命党人竟然要用枪 杆子逼迫这位旧军官作自己的领袖,确实令人有不可思议之感。就连黎元洪自己也 难免莫名其妙。 尽管后来黎元洪违背党人拥戴的初衷,渐与旧势力沆瀣一气。给革命造成了严 重损失的事实,不少人(包括党人在内)为首义后的这一失著扼腕叹息。但是,黎 元洪戴上都督桂冠却不能仅视为某种偶然的机缘。下层党人猝然打响第一枪后,尽 管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但也确实是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在攻克督署,顽 敌尚未彻底溃败、占领武昌,汉口汉阳仍在清军控制之中的情况下,确需一名有号 召力和军事才干的人出任都督,以稳定军心、民意,迅速组织起革命政权,以统驭 全局。而党人中,无论是共进会还是文学社的干部,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望,即 使如孙武、刘公、蒋诩武等主要的党人领导者,也由于长期秘密从事革命的发动与 组织工作,其学识才力只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多数人则不很了解,何况首义之时, 他们并不在前线。与蒋翊武、孙武相比,参与起义的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诸人 就更是如此。这样,党人把拥戴的对象放在平素开明、以知兵“谨厚”著称的黎元 洪身上,就是很自然的了,何况在首义之前党人还正式酝酿过以黎元洪为都督。而 且,在党人中种族革命和单纯排满的思想还很盛行,不少党人认为“黎元洪虽无革 命思想,然党人与彼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注]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 并不是党人无可奈何之举,相反,黎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是一着好棋,甚至一 些党人后来也认为当年举黎的计划“不谬”。 尽管黎元洪是革命党人以枪胁迫、逼上都督座位的,黎元洪还不肯接受这个对 他来说尚不知是祸是福的“礼物”,但这一名义的公布却产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巨大 效果。一位亲历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这样记述: 当元洪未到诏议局前,群龙无首。……一筹莫展。……消息沉闷。然 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势紧张,较十八、十 九两日更为难堪。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 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 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 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注] 也有记载说,武汉三镇商店“自安民告示出后,知都督为黎元洪,黎素忠厚,有名 于时,商民均欢欣鼓舞,启门照常营业。外国人亦赞美不止。其一种壮严悲壮之现 象,实非笔墨所能形容。”黎元洪出任都督,不仅在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壮大革 命声威上起了作用,而且对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来说,更犹如雪上加霜。黎出任都督 的消息传出后,原来隐匿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出来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的风闻响 应,特别是一些清官员将领或立宪派人士附从革命,也与黎元洪作为“榜样”不无 关系。 3.由“木偶尸居”到信誓旦旦 在10月11日下午谘议局会议上,黎元洪在党人的逼迫下不敢再坚辞都督一职, 却采取了另一种拒绝方式,即“木偶尸居,不划一策。”[注]他不相信党人能成气 候,担心一旦清军剿灭“革匪”,自己会因“附逆”而大祸临头,就采取了这种方 式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时,武昌城内的残敌也在策划偷袭军政府,劫持黎元 洪。就在11日傍晚,残敌第三十标一营的旗兵百余人突袭军政府所在的谘议局。因 民军主力为防瑞囗、张彪的偷袭都部署在平湖、汉阳、武胜等城门及沿江一带,谘 议局只有测绘学堂的80余名学生军守卫,形势危殆。枪声一响,黎元洪乘乱逃离谘 议局。军政府警卫司令甘绩熙、党人李诩东率学生军据墙抵御,恰逢陆军中学及陆 军小学的学生军赶到,将敌军击退,随即又寻找黎元洪,发现黎已溜回自宅。党人 程正瀛迅即率一排士兵赶往黎宅,以保护名义将黎元洪监视起来。 约晚10时,程正瀛赶来向吴兆麟报告,称黎元洪已由其宅转至原二十一协司令 部,而且据探报,黎元洪已作了让家人前往上海的安排。因有士兵监视,他未表明 自己将如何行上,但明显看出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没有转向民军一边。所派的 一排士兵除部分留在黎宅任保护外,其余已随黎元洪到了原协司令部。程正瀛担心 人数过少,易生不测,请示如何处理。吴兆麟即与党人张振武、陈磊、李作栋商议。 大家认为瑞囗、张彪还在作最后挣扎,如果黎元洪走脱,与瑞囗、张彪合流,会给 革命造成极大损害,因此决不能让黎元洪逃遁。[注]张振武本不赞成举黎为都督, 见黎元洪此时还如此首鼠两端,冥顽不化,不禁气愤地说:“我们此次革命,虽将 武昌全城占领,而清廷文武大员,均已潜逃一空,未曾杀掉一个,以壮声威。革命 军对于满清大员,未免宽容过度。但革命军若非彻底将清廷余孽大杀一次,将来必 为国家之祸!革命将仍是有名无实。依我愚见,黎元洪既不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 抬举,放其出走,恐其害人。好在我们用黎元洪所拟之通电,尚未发出,不如先将 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之神威,使一班忠于异族之走狗,皆为胆落,实为最直 接了当。”他提议由吴兆麟任都督。陈磊等人支持张振武的主张。但吴兆麟坚执不 肯,他认为必须借用黎元洪的资望来吸引清新军归附革命,以黎元洪之名号召天下, 各省易表同情,外人也不敢轻视,对革命有利;自己官卑职小,难以承担都督重任。 他提出:“仍以黎元洪为都督,明日就请其到谘议局,派兵将其看守可耳。即彼不 做一事,亦无妨碍。”众人只得赞成。于是,吴兆麟命程正瀛于天明即将黎元洪请 回谘议局予以软禁,不得外出。 12日清晨,黎元洪被“护送”回谘议局,被安置在前楼东端的房间内。由测绘 学堂的学生军严密监视。曾断指劝黎的朱树烈佩刀挎枪,与黎形影不离,黎行走, 他紧随其后,黎睡觉,他守在一旁,俨若“关云长身边的周仓”,极为负责。黎元 洪不言不笑,终日正襟危坐,形同偶像,[注]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处于激烈的矛盾之 中。 一方面,革命党人虽据武昌,汉口、汉阳也在11日、12日收复,但瑞囗仍率三 艘兵舰游弋江面,汉口方向还有张彪残部据守刘家庙一带伺机反扑,清政府正在调 兵遣将,革命前途未卜,他不敢贸然加入党人一方;另一方面,他也耳闻目睹了革 命的迅猛发展和民众对革命的热烈支待,清统治如漏船泛海,没发可危。他也不愿 作旧王朝的殉葬品。何去何从的矛盾使他忧心如焚。 这时,隐藏在武昌城内的敌人奸细的活动也很猖狂,其中有些明显地以黎元洪 为活动目标。就在12日上午,参议厅参议陈雨苍接到清官僚梁鼎芬致黎元洪的电报, 称黎元洪如能率队归降,梁鼎芬愿以全家性命担保黎元洪的平安,并向朝廷为黎洗 刷“罪名”。陈雨苍马上与其它党人一起商量处理这封电义。甘绩熙说:“假若这 电报落到老黎手里,那还了得。幸亏老黎没有正式任职,假若他手握实权,而又有 这些勾结的电信,更了不得。”[注]为了不使黎元洪对清廷产生幻想,秘书厅将这 份电文付之一炬。13日晚,军政府中又发生了方定国通敌事件。是夜一大汉提灯进 入军政府中,将一封信交给了都督府卫队司令方定国。方定国与蔡登高、张振标三 人常在黎元洪身边,而且不时鬼鬼祟祟地交谈,已经引起党人李诩东的注意,此时 李见大汉形迹可疑,遂喝令拿下,回视方定国,发现方正把信塞入口中吞下。审问 中大汉供认是旗人,替张彪送信到都督府。又严审方定国,方也供认通敌,蔡登高、 张振标是其同党,于是三人被处以死刑。[注] 黎元洪拒不合作,革命党人只好组织了以蔡济民为首的谋略处,负责军政大计。 谋略处组成后,立即开展工作,决定了一系列要务,包括定国名为中华民国、都督 府设于谘议局、改年号为黄帝纪元、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全国、照会各国领事 要求中立、宣布清廷罪状、议定军政府建制等。其后,谋略处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发 布了《布告全国电》、《致各国领事照会》、《宣布满清罪状檄》、《告汉族同胞 之为清军将士者电》、《致满清政府电》等文电,并制定了一系列革命政策和措施, 也以黎元洪的名义公布。 黎元洪自被推为都督后呆若木鸡、不划一策的态度,使党人十分焦虑。文学社 领导人蒋诩武从外地赶到武昌后,与另一党人张难先共赴都督府见黎,黎仍一言不 发。蒋诩武见此情形,既愤且痛,几乎失声,他说:“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 [注]吴兆麟又托黎元洪的亲信、执事官王安澜劝导,其它党人也多次苦口婆心、晓 以大义,但黎仍默不作声。这时,武昌城内盛传黎元洪与清土膏捐局督办大臣柯逢 时暗通消息,策划反叛的流言。于是又有党人提议以很快来鄂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 任都督,取代黎元洪。但遭到李诩东的反对。他说:“现在黎元洪名为都督,实际 上形同俘虏。以黄兴取代他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我以为不妥。黎元洪厚重知兵,很 有威望,一旦免其都督职务,会动摇人心,招致内乱。如果为敌人所利用,其害甚 大。而且黎元洪是我们同志所推举,现在马上又将他赶下台,出尔反尔,如何取信 于人,吸引人们归附革命呢?况且蔡登高等奸细已被处死,柯逢时这些人也已作鸟 兽散,黎元洪现在无拳无勇,就是让他搞阴谋,也成不了气候。”这个提议也作罢。 这时的黎元洪,表面上虽然依旧一副苦脸,内心却在紧张地窥测着风向,盘算 着利害。13日清晨,革命党人的炮队一营及步兵一队到两望、青山一带布置阵地, 向瑞囗所统率的楚豫、楚村、江清三舰射击,双方炮战达两小时之久。革命党人的 炮队弹不虚发,楚豫、江清两舰被击伤,逃向下游。这一炮击打出了党人的威风, 汉口租界的外侨观战时,都称赞革命军炮兵技术优良,作战勇猛。黎元洪得知这个 消息后,很受震动。他一直以为革命党人无法抵御清海军的炮击,但事实却是清海 军被党人打得狼狈而逃。看来革命未必一定失败,对清政府的幻想渐渐破灭。他觉 得与其既被党人当作囚徒,又被清廷视为叛徒,孰若附从革命,寻得一个新的前途。 因此,当吴兆麟向他说明所拟的一道命令的内容时,他便开口说:“由你做主好了。” 并且开始与监视他的党人聊天交谈。[注] 这天下午,黎元洪的执事官王安澜因黎数日不言不语,时而不食,担心会把他 的前主人饿死,就向党人报告情况。党人陈磊、甘绩熙等人对黎元洪这种“一似新 嫁娘”的态度十分气愤。陈磊说:“我想黎元洪是故意作模作样,彼以为革命难以 成功,一旦失败,彼则求清政府原谅,或者再谋官做。如革命成功,彼又可坐享元 勋。此时假装愁闷,其心正在计算。不然,彼果忠于满清,何以十九晚间不死?” 甘绩熙恨恨地说:“黎元洪这个态度甚是可恼,我们真看不惯,依我愚见,不如用 手枪扣了完事。”说罢即提枪在手,向黎元洪的住室奔去,众人连忙阻拦说不可过 于激烈,以免予人借口。甘绩熙依然怒火冲天:“我纵不用枪扣死他,亦要他有决 心!”说罢便闯入黎元洪的屋内,高声问道:“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 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以来,太对我同志不起! 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以做个拿破仑,事着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 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了!” 黎元洪见甘绩熙气势汹汹,连忙说:“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 并没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陈磊说:“黎都督很对得起我们的,但你的辫子尚未 剪去,你即身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陈磊明白地告诉 黎元洪,既被推为都督,就已无退路。不要再心存他想,“我今有一言奉问,现在 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你就该早天尽节,二 者必居其一。何以你如此这般模样?我们实在不解!进而言之,你不过在满清做个 协统,现在得此机会,做了大都督,你非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 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望你三思,不然,恐怕同志们不会容许你。” 这番于理于利于势都说得十分透彻的话使黎元洪极为尴尬。他只好说:“你们 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前 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自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 剪去就是。[注]但人们已等不及明天,就由丁仁杰、刘度诚二人将黎的辫子剃去。 剪掉了“腿尾”后,黎元洪心情也转为轻松。他知道已逼上梁山,而且革命的 形势看好,面对“首义元勋”这一动人称谓的诱惑,他不禁跃跃欲试。在同日召开 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不仅主持会议,还慷慨地表示:“我对于革命,自二十日 (10月11日)至上午,犹未决心,此际心已决矣。”“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 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黎的这段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甚至有人 为此燃起了鞭炮。会后,他与汤化龙一起,接见了前来拜访的美国驻汉口的领事。 他对美领事说,革命后将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以共和为政体。[注]从这时起, 黎开始转向革命,要真正做都督了。 在13日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还发表了他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上、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 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 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 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必须有充分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 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即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 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开会 时拟即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们为我等之长官。张如执 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理由有以 下几点:一、我省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旗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陆续 前来受命。二、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三、长江下 游以及云、贵各省军队中之军官,多是由我军发迹去的;北洋军队中,吴 禄贞统制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调 升去的约五十员之多,下级军官更不待说了。以上军官都是素报革命大志 的,把握着这些事实,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 回去,尽其职责,这召集旧同学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脱逃思想, 这是目前要紧的任务。[注] 由不言不语、终日戚戚的“泥(黎)菩萨”变为信誓旦旦。慷慨激昂的黎都督, 就黎元洪来说,这个转变虽过于迅速,却也非毫无基础。黎的转变,除了有外在的 诸种有利条件,如革命发展迅速、人民拥护革命、士兵志气高昂、党人有一定的抗 击清军的物资装备等外,黎元洪自身也有一定的内在因素。在起义前他虽然是一名 封建营垒中的高级将领,但与张彪等封建顽固派又有区别。黎元洪毕业于新式学堂, 又曾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政治与军事,耳濡目染,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也略有所知,对清统治的腐败,也有不满的表示。封建纲常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不 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具有接受共和方案的思想基础。在党人软硬兼施的争取之 下,黎元洪实现了初步的转变,由消极抵制变为积极附从。但是,黎元洪的转变又 很不彻底,他接受了共和主张,但并未把共和制度作为追求奋斗的理想;开始站在 清统治的对立面,但并未把清统治作为一种制度来反对。他的选择,是势与利的选 择,不是情与理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在此后的岁月中,黎元洪不会完全与革命党人 同心同德。加之立宪派的居间影响及党人在处理与黎关系上的失误,黎元洪与党人 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对首义后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祭天大典·光环·权力 辨明了大势、决定了去从之后的黎元洪变得积极主动起来。13日,黎元洪致信 张彪,称“种族之界,严于君臣,大义之行,可以亲友,”劝说张彪不要“辅不足 有为之满奴,以残我同胞。”在信中他表示,如果张彪能归附革命,就是黄帝之肖 子,复汉之伟人,就会与华盛顿、拿破仑齐名,否则就是以卵击石,“生为鼠子, 死为妖魔”。张彪见此信后,气恼异常,大骂黎元洪不是东西。 在对外方面,黎元洪也频频亮相。17日,驻汉口英领事葛福特代表英、法、俄、 德、日五国领事拜访黎元洪,称各国赞赏民军的英勇与文明,感谢军政府对外侨的 保护,宣布各国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各国要严守中立。黎元洪回答说:“此次武 昌首义,对于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当尽保护之责。但湖北军队之革命,亦属出于 万不得已。庚子之役,满清政府大无知识,很对各国不起,近来对于国内人民,愈 为猜忌。今年又派瑞囗来鄂,遇事压迫,所以人民都不愿意,力谋自立,故有今日 之举。既劳阁下之驾,又承各国严守中立,甚为感激。”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 者艾德温·丁格里时,黎元洪更是侃侃而谈。他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 治,以美国所确立的原则建立共和制度。满洲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 只是镇压、屠杀,因而激发了革命。他自己虽然早就知道新军中有党人进行革命活 动,但他并未参加,也不曾想过会成为党人的领袖。他将尽量减少革命中生命的牺 牲。共和后的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的资本、劳动力 结合,以开发中国的资源。这番高谈阔论说得这位记者十分佩服,称“如果没有黎 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将证朋,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注] 黎元洪的转向,令党人兴高采烈。但是他们却不曾料到,黎元洪附和革命后, 革命营垒中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不开口的都督一旦开口,摆在党人面前 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积 极拉拢黎元洪,协助黎元洪掌政,通过黎元洪向党人争权。 在清末预备立宪中,湖北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活动的一个大本营。汤化龙为首的 立宪派本不赞同革命,但清政府冥顽不化,使他们对清统治者彻底失去了信心,开 始向革命靠拢,以求在势不可免的革命中,找到新的位置和政治出路。所以在首义 枪声打响后,立宪派也积极附和参与。他们的响应,对革命的发展也起了不小的作 用。但是,立宪派投身革命,并不意味着他们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宿怨与分歧冰消瓦 解,而是革命大潮泛起的泡沫暂时掩盖了双方的矛盾。因此,当革命政权初步建立 后,围绕政权问题,双方的斗争也开始或明或暗地进行着。作为资产阶级上层的政 治代表,立宪派对他们素所鄙视的下层革命党人在一夜之间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不 服气,对因革命而引起的暂时的社会失序也看不惯,认为党人“秩序纷乱,行同草 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党人枪杆子在握,无拳无勇的立宪派又无可奈何。所以, 当同属社会上层、与立宪派有一定渊源的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立宪派比党人更为 高兴。就在黎被举为都督的次日,汤化龙、胡瑞霖。李国镛等立宪派头面人物就聚 会商议,认为革命由保路运动而起,他们与黎都曾是铁路协会成员,现黎被举为都 督,则与黎已成荣辱与共之关系,事成则生,事败必祸,必须同舟共济。讨论一番 后,决定去见黎元洪,看一下能否借重这位都督大人。[注]但见面后,见黎元洪面 色暗暗,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向他们拱手低语:“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 又起仓猝,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汤化龙等 人得到的印象是,黎元洪的都督不过是徒有虚名,形同傀儡,实权还在党人手中。 要使立宪派争得权力,首先必须帮助黎摆脱傀儡的地位。 谒黎回来后,汤化龙等人连夜起草了一份《军政府暂行条例》。这份条例规定 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条例虽然也规定各部均受命于都督,但对 涉及军事的三部条文细致,操作性很强,而政事部的规定则笼而统之,只定下设若 干局,细则另定。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黎元洪掌军政大权、汤化龙掌民政大权 的方案。 为了提高黎元洪的声望,立宪派又展开了舆论攻势。他们在军政府和党人中四 处宣传:武昌起义顺天应人,是历史上汤武革命的重演,因此应举行隆重盛大的仪 式,昭告天地、祭把汉族的先祖轩辕黄帝,这样才能昭示光复大义,振奋民心,号 召中外。 但是,立宪派的计划还难以马上实现。党人中,原本就有一些人不赞成举黎为 都督,黎元洪任职后,不少人瞧不起黎元洪,加之首义后一些下层党人骤然成为风 云人物,少年气盛,不理会革命前官场上的繁文褥节,因而不把黎放在眼中。不仅 在见黎时慢不加礼,有时甚至“插刀拍案,嘲弄辱骂”。也有些党人对黎能否真正 站在革命一边将信将疑,保有一定的警惕。汤化龙等人创成《军政府条例》后,兴 冲冲去见黎元洪,将条例呈送。黎元洪看后非常高兴,连声夸好,但在黎元洪身边 的党人却接过条例,顺手扔入废纸篓里。[注]汤化龙等人黯然而返。 正在立宪派意兴索然之时,同盟会员居正、谭人凤自上海来到武昌。居、谭下 车伊始,见胸前挂着写有职衔白布条子的人出进都督府,熙熙攘攘,军政府俨若商 市,便觉得应整顿军政府,特别是要加强都督的权威,否则“主帅徒拥虚名,无以 整肃三军”。这种想法立即被立宪派窥出,汤化龙等人马上登门拜访,乘机向居正 等人游说。结果,居正不仅同意由他出面疏通,劝说党人接受条例,也同意按立宪 派的建议设坛场、具礼仪,由黎元洪登台誓师。当然居正等人与立宪派立意有所不 同,居正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形式,使黎元洪公开明确地宣示天下,愿意承担推翻清 统治的重任,从而断绝退路,不再瞻循,安心革命。[注]而立宪派却是要借此来巩 固黎元洪的地位,避免大权旁落。于是党人和立宪派出自各自的意图,共同组织了 这场设坛誓师活动。 10月17日,武昌阅马场中央的空地上,一座祭台突兀而起,台上正中设立着黄 帝轩辕氏的牌位。台的两侧分列着旗与剑,黄帝牌位前摆列香案,供奉着所谓的 “玄酒太牢”。香案两侧,站立着身着礼服的赞礼官和读祝官。祭台的东、西、南 面,布列着整齐的民军队伍。气氛庄严肃穆。黎明时分,黎元洪戎装佩剑,在军政 府官员的簇拥下来到台前,军队举枪致敬。在军乐声中,黎元洪率众将官登台。仪 式开始,先由黎元洪亲自上香,献牲酌酒,然后率众将校跪下免冠叩礼,台下军队 立正举枪。继而由黎元洪宣读《祭告天地文》和《祭告黄帝文》,读毕成礼。祭告 仪式完成后,由谭人凤向黎元洪授旗与剑。最后由黎元洪宣读誓词。在祭文与誓词 中,黎元洪慷慨激昂地表示: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 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麻,以数十年群策群力 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 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 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对黎元洪的宣誓,台下报以如雷般的掌声,士兵们举枪高呼万岁。最后,黎元 洪下台检阅队伍,巡视一周。[注] 这场祭天大典,振奋了民心士气,对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即将开始的阳夏之战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大典给黎元洪戴上了“开国 元勋”的桂冠,加强了黎元洪的个人权威,几句轻轻巧巧的誓词,就把党人浴血牺 牲所取得的功绩算到了他的身上。据时人记述,仪式过后,黎元洪非常兴奋,士兵 对黎元洪的“爱戴”也大有增加。这不免刺激了黎元洪攘权野心的进一步膨胀。后 来有党人对此总结说:“这样庄严隆重的场面,突出把武昌首义的功劳记在和革命 无关的黎元洪一人身上,不但助长了黎元洪的气焰,立宪党人更是暗自庆幸。这样 正完全符合他们‘集中权力’的主张。但这些过场,都是在革命党人并且是党内有 相当地位的如谭人风、居正等所参加之下进行的。因此,也就麻痹了一般革命同志, 使黎一步一步地把革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把革命同志逐渐地排除在革命阵营 之外。”但在当时,这种后果是党人无从认识的。 与祭天同一日,立宪派起草的《军政府条例》也在居正等人的疏通下通过。在 党人会议讨论时,被立宪派搞得晕头转向的居正竟然诡称这一条例是同盟会所订。 由于有同盟会的名义,再加上党人还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条例也就无异议地通过。 立宪派助黎计划初步得手,又开始了下一步的安排,即从人事上进一步排斥党 人。条例颁布后,立宪派又与黎元洪一起,将谋略处改为参谋部,将党人组织的汉 口军政分府改为后勤补给性质的“总粮台”。在拟定的军政府各部正、副部长和政 事部各局长人选中,属党人的只有孙武、张振武、吴兆麟三人。其余非旧军官即原 谘议局议员。蔡济民、刘公、蒋诩武等对革命发动和首义成功作出突出贡献的党人 领导者,有的被置于闲散,有的干脆没予安排。即令是居正、谭人风等同盟会重要 领导人物,也大都有职无权,或无职无权。另一方面,黎元洪与宪派通过“招贤馆” 招兵头马。文如孙发绪、绕汉祥、李国镛,武如张景良、杨开甲、何锡蕃等,都成 为黎元洪自己班底中的重要角色、夹袋中的人物。 但是,立宪派与黎元洪也有失著,欲速不达。攘权过急,排斥党人的企图过于 露骨,反倒激起了党人的疑心和反对。居正对立宪派的用心也有所警觉。10月25日, 在党人的要求下,军政府又开会修订了条例。修订后的条例规定都督执行军政一切 事宜,除关于战事的命令外,其它的命令必须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才能施行。将各 部权限扩大,将政事部权限缩小,并在各部人选上增加了党人,并设立稽查员,以 加强党人对军政府的监视。这样,革命党人暂时挫败了立宪派的计划,保住了对军 政府的控制权。然而隐患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尽管在军政府中,党人在数量上占优 势,却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核心,相反,却在立宪派和黎元洪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 分化,孙武渐与黎亲密,吴兆麟也由于与黎元洪的特殊关系而多处维护黎元洪。作 为限制黎元洪权力的机构军事参议会始终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就黎元洪来说,不仅 对民主革命十分生疏,对党人也是隔膜重重。所以当环境许可、权力又膨胀到一定 程度时,黎元洪必然要与党人分道扬镳,党人便很难驾驭局面了。 5.阳夏之战 黎黄联手 武昌首义的胜利和武汉三镇的光复,对清政府来说是平空一声惊雷。10月11日 上午,清政府刚刚发出嘉奖瑞囗“弭患于初前、定乱于俄顷”的上谕,就收到了瑞 囗关于“叛军”已占领省城,要求火速派重兵剿办的急电。惊惧万分的清统治者感 到,这次非是一般的“兵变",而是决定大清王朝命运的一场风暴,是一把刺向心 脏的尖刀。因此,从惊愕中定神之后,清政府马上调兵遣将,企图将革命之火一举 扑灾。 10月12日,清政府下令将瑞囗革职,带罪立功,仍暂署湖广总督,同时命刚摆 开阵式的永平秋操即行停止,参加秋操的第二、四镇星夜驰援,陆军大臣荫昌衔命 率一镇兵力赶赴湖北,指挥湖北各军及援鄂各军。北洋悍将冯国璋率一镇为预备。 为救燃眉之急,清政府下令河南新军张锡元部先兼程赶到汉口,与张彪的残部会合。 在陆路围剿的同时,清政府又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甲午后残存的几艘海军舰只和 长江水师迅即开至汉口江面,对民军形成水陆夹击之势,以图一鼓成擒。10月14日, 清政府任命三年前被赶回家“养菏”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13日到 18日,各路清军抵达前线,海军也开至汉口江面。而此时,袁世凯为攫夺更大的权 力而做势不出,北洋军不肯卖力,所以清军一时还未能形成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 这样,就给党人保卫武汉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个机会却因黎元洪的犹豫与消极失之交臂。当得知清政府重兵云集、 围剿武汉时,黎元洪非常紧张,他担心清海军如炮轰武昌,“党人无法抵御,而北 洋军久经训练,装备精良,湖北新军恐非对手。[注]因此,他态度消极、布置不力。 本来盘踞在刘家庙的张彪残部是革命政权的肘腋之患,应及早廓清,谭人凤来到武 昌后,即向黎元洪提出建议,立刻出击,消灭刘家庙残敌,击退刚刚来到、尚未站 稳脚跟的部分海军,然后扼守战略要地武胜关,以防敌人由河南进入湖北。黎本知 兵,知道谭人凤的建议切中肯綮,遂表示赞同,但正要下达命令时,亲信王安澜悄 悄地对他说:“这些人都不体恤你的处境,要把你推上险地,你为何不考虑考虑呢?” 这番话触动了黎的私心,遂改变了态度,以领事团禁止在租界附近十里以内开战和 新兵装备不足、战斗力差为由,拒绝了谭人凤的建议。 17日,领事团送来了表示“中立”的照会,黎元洪才转忧为喜,不再紧锁眉头。 其他一些党人也精神大振。因为他们一直担心西方列强会对革命进行干涉。自此算 是一个包袱放下。在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焦灼万分的谭人凤和其它党人再次坚 决要求黎元洪下令出击。这时黎元洪才最后下定了决心,正式发布了进攻命令。 10月18日晨,担任主攻的第二协步兵一标、炮队一队会同汉口的部分民军一千 余人,向刘家庙发起攻击。驻守刘家庙的清军张彪残部及河南清军一部约两千人在 江中清海军的火力支援下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清军以刘家庙附近的树林为掩 护,布横线阵,民军的炮队难以发挥作用,上午10时,民军曾一度失利,退到了大 智门一带,阵脚渐乱。这时,革命党人毕钟振臂大声疾呼:“同胞何处去?何处是 同胞的去路?”詹大悲等党人更是“涕泣劝阻,”稳住了队伍,然后重新组织进攻。 下午,民军援军赶到,士气大振。下午4时,一列满载清军的火车向刘家庙开来。伏 在铁路两侧稻田中的民军士兵和铁路工人多人将火车前方的路轨拆下,同时民军炮 队施展威力,猛轰敌车,结果火车倾覆。车上的清军纷纷弃车丢械,狼狈逃命。民 军奋勇追击,附近的百姓也奔赴驱敌,一时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清军犬奔豕突, 被打死400余名。汉口商民同仇敌汽,箪食壶浆,到前线犒赏民军。19日,民军增至 5000余人,士气更旺,一鼓作气,攻克刘家庙,追敌至三道桥。溃逃的清军丢下了 装有大批军需物资的列车数十辆,被民军缴获。民军士兵将铁血十八星旗插上车头, 浩浩荡荡地驶回汉口。汉口商民热烈欢迎凯旋的民军将士,处处结彩张灯,燃放鞭 炮,武昌、汉阳也遍悬旗帜,以示庆祝。刘家庙大捷揭开了阳夏之战的序幕,坚定 了武汉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自然,黎元洪的声望也因之增加。 初战告捷,党人士气高涨,但轻敌情绪也蔓延开来,“人人兴奋,自以为个个 知兵,寝且议论风生,谓今而后应如何筹划,应派兵一支往何处,何处用奇兵,何 处设伏兵,……理想一动,即迫参谋部要依样施行。稍拂其意,即咆哮痛哭”, “大有指日可以收复北京,将满清扑灭之慨。”[注]刘家庙之役后,民军与清军隔 三道桥相持。三道桥是一极窄的隘路,左侧是湖,右侧是长江,易守难攻。此时清 军已在桥北筑起工事,以机枪防守。大队清军正向孝感、黄陂、摄口等地开来。清 海军也在长江阳逻一带江面梭巡,其火力可及三道桥。任指挥官的二协协统何锡蕃 认为不宜正面强攻,如从右翼包抄,又要大迂回运动,所带队伍多是新兵,能否令 行禁止没有把握,供给也较困难,因此不如在桥南设防固守,再徐图进攻。他将这 一意见报告黎元洪,黎表示赞成。但一些年轻气盛的党人乘战胜之余勇,指责何锡 蕃胆小畏敌,主张乘胜进攻,拿下武胜关。黎元洪虽不赞同这种冒险的主张,但慑 于党人的气势,又不便过于固执己见,只好听从。这时敢死队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 要率队冲击三道桥,何锡蕃同意。20日,敢死队在徐少斌率领下向三道桥发起突袭, 遭清军机枪扫射,徐少斌当场中弹牺牲,多人阵亡。何锡蕃也被击伤左臂,只好退 回。次日民军增加兵力,再度进攻三道桥,也终因敌人火力过猛,未能成功。 两次进攻失利后,何锡蕃因受众人指责,引咎辞职。军政府改派张景良任汉口 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原本是新军标统,武昌起义后曾任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但他 也同黎元洪一样,首鼠两端,不视一事,不与一谋。党人李翊东曾劝他认清大势, 尽心于革命,他口头应允而旷职如故。在军政府会议上,当黎元洪同意下令进攻刘 家庙残敌时,他突然大喊狂叫,以头撞黎元洪。居正、蔡济民等人大声喝斥,竟不 能制止。李翊东认为张景良此举居心叵测,要以军法从事,但有人为其说项,称张 有精神病,黎元洪也趁势打圆场,说张确是精神不正常,遂将张监禁起来。[注]此 时张景良突然表示要到前线杀敌立功,并以全家人为质。一些人信以为真,便向黎 元洪举荐,黎送下令委任。这时大批清军已源源南下,北洋陆军主力已到达孝感、 滠口一线,不仅装备精良,而且饷糈充盈。同时,清廷又抬高价码,授袁世凯为钦 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的清水陆各军。这预示一场恶战势不可免。但张景良到汉口 后却消极怠工,既无部署,更无计划,只是把军政府的命令原样传转,而无具体的 战斗命令,因而布防迟滞,局势变得分外严重。 自10月26日起,清军大举进攻,清海军也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民军的阵地。民军 在得不到有力指挥的情况下仍与敌人殊死战斗,许多民军士兵入伍仅数日,甚至连 射击尚不熟练,但仍凭一腔热血和旺盛的斗志抵抗优势敌军的进攻,战斗悲壮激烈。 刘家庙、大智门等地都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民军多次与清军短兵相接,展开肉 搏战。在两天的战斗中,民军伤亡达2000余人。战事中,张景良的真实面目逐渐暴 露,他先是下令将刘家庙的军用物资烧毁,继而又与张彪的参谋官刘锡祺密谋,暗 通声息。汉口军政分府派人将张景良与刘锡祺抓获,经审讯,证实刘为清军密探, 张景良与刘锡祺确有勾结,遂报告黎元洪。黎元洪接报后,命令将张、刘押送武昌 军政府。但党人詹大悲考虑到黎与张都是原新军的高级军官,有同僚之谊,有放纵 张景良的可能,就自作决定,将张、刘处死。 当汉口鏖战正急之时,久为革10月28日由上海抵达武昌。孙中山与黄兴的大名 早已为各地的革命党人所景仰,因此黄兴的到来使武汉的革命党人人心大振,欢呼 声与爆竹声齐鸣,军民兴奋。黎元洪也喜形于色,感到可以稍予息肩。在与黄兴会 见时,他对黄兴的到来表示极为欢迎,然后谈及汉口战守情况,提出请黄兴主持战 事。随后,黄兴就去汉口前线视察,黎元洪派蔡济民、吴兆麟等人陪同前往。经过 视察,黄兴感到汉口已成颓势,敌强我弱之局已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但考虑 到民军士气高涨、党人积极主战,不便下车伊始便挫伤同志们的积极性,就不计个 人利害,承担起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于是军政府给黄兴总司令的名义,组织进攻。 29日,黄兴率援军千余人过江赴汉口。黎元洪派人赶制了两面一丈二尺的大旗, 上书一斗大的“黄”字,命人高举前导,以安人心。同时又告诫民军将士服从黄兴 的指挥。过江后,黄兴在“满春茶园”设总司令部,随后检查了汉口所有民军队伍, 发现仅有兵力6000余人。27日,清政府已将陆军大臣荫昌召回,任命袁世凯为钦差 大臣,29日,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率军到达汉口。随后袁世凯也南下孝感,亲 自督阵。汉口周围的清军兵力已达万余人,而且装备有新式机枪和重炮。敌我力量 对比悬殊,局势更为危殆。黄兴指挥战事虽对民军的士气大有鼓舞,但终因强弱不 敌,无法扭转战局。29、30、31日三天激战,民军伤亡惨重。凶残的清军为迫使民 军后退,竟在汉口闹市纵火。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繁华市区竟成一片瓦砾。黎元 洪担心黄兴死守汉口不退,致生不测,就以会商汉阳防务为名,坚请黄兴回到武昌。 11月1日,民军被迫撤离汉口。 汉口失陷后,战事沉寂了十余天。但在军政府内部,却进行了一场微妙的斗争, 斗争的核心问题是黄兴的职位问题。 汉口失陷后,军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汉阳。为了统一事权以指挥赴援的 民军,布置反攻汉口、守卫汉阳的军务,宋教仁、田桐、居正等同盟会人员和湖北 文学社的蒋诩武、杨玉鹏等人提出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南方军总司令。但是这 一提议遭到军政府中部分人的反对。他们主张黄兴仍属鄂督名下,只可称战时总司 令,不可加南方二字。这部分人主要是共进会成员,如孙武、刘公、蔡济民、杨玉 如以及吴兆麟和一些旧派人物。在开会商讨时,吴兆麟提出有六不可:一、黎元洪 的地位已获外人和独立各省承认,一旦更动,中外必生疑团。二、黄兴为革命巨子, 将来革命成功,再由同志举为全国首领,前途远大,不应计较区区都督名义。三、 黄兴抵鄂时即由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已属黎统辖,现忽然以大都督名义节制 黎元洪,会立起争端。四、如果黎元洪因此而辞职,无法向中外交待,易使人疑我 偏狭不能容人。五、首义以来,众人一心一德,对黎绝对服从,若更换都督,易启 疑虑,恐怕有人借机挑拨,闹出纠纷,反损黄兴脸面。六、大敌当前应协力一致, 如内部变化,易予敌以隙,重蹈太平天国争权夺利、内部自残之故辙。杨王鹏不以 吴兆麟所言为然,他说:“江西革命军始以吴介璋为都督,更以马毓宝,未见中外 人质问与内部反对,湖北反去电欢迎,况我辈公举黄廑午为大都督,于黎的位置原 无妨碍,试问将来推倒满清后,中国不举大总统乎,岂以各省即以有都督即算完事 吗?”争论的结果是黄兴的名义仍是战时总司令,节制各省援军。但是如何出任, 又产生了分歧,党人多主以“公举”的形式委任,立宪派则极力主张由黎元洪委任, 他们的理由不外是公举不利团结军心,易生内乱,“好像黄兴不受黎的委任,内部 就要发生裂痕,汉口难保,武昌就有垮台的危险。”[注]由于大敌当前,这种说法 易被人接受,所以也不再有人反对。最后议定,模仿历史上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 由黎元洪聘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设坛拜将,以昭郑重。 这场关于黄兴职务的风波是一场微妙的权力斗争。此时的军政府内,党人队伍 已经开始分化,门户痕迹渐渐分明。身为军务部长的孙武为扩大自己的权势,开始 向黎元洪和立宪派一边靠拢,“拥黎自重”,而对在首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社 党人歧视与排挤。孙武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其它共进会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 可能响应得到文学社拥护的举黄兴为大都督的建议,却能与立宪派、旧势力唱和呼 应。文学社成员本多出身社会下层,首义后也大多任中下级军官,在前线与敌人苦 战。不少人原来就对拥立黎元洪为都督不以为然,此时对孙武等“崎幄之人”拉帮 结派、争夺权势的行为更是气愤。“武昌首义震京师,敌我相持正急时,将士军前 拼生死,是谁争位耻无知”的诗句反映的正是一般民军将士的心情。[注]因此,他 们企图借黄兴等人到来、指挥战事的机会改变局面,把权力抓到他们所信赖的同盟 会领导人手中。但是他们没能坚持到底,在辩论中也不能触及要害,而且也没有得 到同盟会干部的支持,结果败了一个回合。 11月3日,拜将仪式在阅马场上搭起的高台上进行。台的四角树立军旗,正中为 一大旗,上书“战时总司令黄”六个大字。黎元洪先登台讲话: “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界袍泽,特拜黄君兴为战 时总司令,于本日此时就职,率我军民,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光复汉 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我将士皆当诚心悦服,听其指挥, 群策群力,驱除鞑虏,以卫国家。中华民国幸甚,同胞幸甚。” 然后黄兴登台受职,由黎元洪将关防、聘状、令箭等物亲手交与黄兴。黄兴也 发表演说,表示要坚决斗争到底,推翻清统治,“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 恢复神州。”演说完毕,全场鼓掌欢呼。黄兴下台检阅队伍,典礼结束。 这场典礼表面上是尊崇黄兴,实际上是加强和巩固黎元洪的地位,排斥黄兴。 策划这一仪式的立宪派的计划是:“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 黄兴即被逐出省垣了。尔后战事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 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父老了。”典礼明白无误地告诉人 们,黎元洪是党人的上级,是革命的元勋,而黎元洪也以元勋自居。登台拜将后不 久,黎元洪就通电独立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商谈组织中央政府问题,俨然是主国 民军的“元首”了。 黄兴在登台拜将后,渡江赴汉阳,设立了战时总司令部。这时的形势是:响应 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11个,清统治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汉口虽 失守,但湖南援鄂民军已开抵武昌;长江中的清海军因时近枯水期,启锚东下,途 中宣布反正,加入革命阵营,随即分编两队,一支下攻南京,一支回航援鄂。长江 江面已完全由民军控制。民军人员得到补充,士气较高。敌人方面,为换得袁世凯 全力镇压革命,清政府解散了“皇族内阁”,由袁世凯组织完全责任内阁,试图做 最后的挣扎。北洋军继续增兵汉口汉阳一带,总兵力已达3万余人,武器和训练上都 占优势,但士气低落。 在敌我各有短长的情况下,指挥的统一和战略的得当就成了决定胜负的重要因 素。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民军问题颇多。军务部与战时总司令部为权限而磨擦, 援鄂湘军与湖北民军因责任而矛盾,在整个阳夏之战中时时皆有。战略上也难以划 一。黄兴主张集中兵力,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时出其不意,反攻汉口,但孙武等人认 为民军中新兵过多,缺乏训练,又少炮队,应以守为主,藉汉水固守汉阳。 11月16日夜,民军在炮队掩护下,架浮桥于襄河,开始反攻汉口。民军兵分两 路,右翼进展顺利,但左翼却行动迟缓,次日上午与清军遭遇时,队伍中的新兵一 听炮声便慌忙溃退,全线动摇。队伍几不成军,逃回汉阳。右翼因之成为孤军。预 定渡江支援的民军也因军机贻误,未按计划行动。右翼在优势清军的进攻下于18日 晚不得不退回汉阳。 汉口反攻战的失败,严重挫伤了民军的士气。清军趁势紧逼,完成了从侧面进 攻汉阳的准备。21日,艰苦激烈的汉阳保卫战打响。民军堵截失利,退守三眼桥。 清军猛攻不下,便将兵锋转向琴断河以东。这里的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 山等居高临下,鸟瞰汉阳,为防守汉阳的屏障。民军在这里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 战,阵地几经易手,战况空前残酷。终因寡不敌众,于26日全部失守。其间军政府 两次从武昌派出援军,但在三道桥受阻,伤亡惨重。渡江增援汉口的鄂军也因江岸 敌人火力严重封锁,无法登岸而退回。援鄂湘军不了解情况,以为是武昌方面有意 规避,“黄鹤楼上看翻船”,颇为愤怒,竟擅自撤离前线,退回湖南。清军突破民 军三眼桥防线后,攻占十里铺,直扑汉阳府。汉口清军也渡过汉水,进占汉阳兵工 厂和龟山炮台。到27日下午,汉阳沦陷敌手。3000余民军将士在此役中捐躯。 汉阳失守前夕,黄兴等人回到武昌,军政府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战局和武昌的 战守问题。会上黄兴报告了汉阳失守的经过,他认为失守的原因一在长官不用命, 二在军队无教育,三在缺乏机关枪。他指出从战术看,汉阳失陷,武昌难守,且武 昌的军队均为战败之兵,不能再用,因此他建议撤离武昌,与长江下游党人会合, 攻取南京。然后兴师北伐,再图规复。对黄兴的建议,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在分 析战局失利原因时,过于急躁,不够冷静,指责别人多,如指责鄂军援助不力、湘 军军官骄悍不听指挥,自己承揽责任少,已引起不少党人的不满。这时,新从日本 归国的党人范腾霄等人,力陈不可放弃武昌及守卫武昌的战略战术。多数人都支持 范腾霄的主张。黎元洪见众意如此,又表示要坚守武昌。黄兴因提议被否决,感到 已无法再承担领导责任,恰好此前不久江浙方面的党人有意请黄兴任东南联军总司 令之职,[注]遂决意离汉返沪,当晚便与李书城等人离开武昌。 阳夏之战,历时40余日,虽最后严重挫败,但在政治上影响巨大。阳夏之战有 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武昌和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牵制了清军的重兵,促进了全国 反清革命形势的蓬勃高涨。不少党人后来论及阳夏之战的失败,多归之于黎元洪的 掣肘,认为黄兴上有黎元洪,命令不能统一,人事不能如意,无法当机立断,所以 导致失败。然而平心而论,黎元洪在阳夏之战中的表现虽非卓越,但也绝非一无是 处,自有其功绩。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劝说清海军归顺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海军协助清陆军进攻武汉的民军。10月17日,清 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舰抵达武汉江面。这时泊在阳逻的清海军舰只已有十余艘。 18日民军与清军在汉口刘家庙激战时,清海军曾炮击民军队伍,并防护江面,对民 军形成重大威胁。这时,黎元洪主动提出利用萨镇冰与他的师生交谊写信给萨,劝 其归附革命。在信中,黎元洪先说明自己任民军都督本为不得已,但党人及民军 “万众之心,同仇敌汽”的旺盛斗志、人民群众对民军的热情支持“令人奋武”, 使他下决心附从革命。他激励萨镇冰说:“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 岂肯甘为满族作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元洪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 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体制,建立中华共和民国,维持世界和平。”他以首 义以来革命的迅猛发展告诉萨镇冰:“现今满汉兴亡之机,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 已明。……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清廷抵抗,” 必然胜利。他劝告萨镇冰说:“吾师若出,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 华民国国旗飘扬也。……元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满汉兴亡, 系于师之一身。”[注] 黎元洪还给清海军舰长写了内容相似的信。黎元洪的这番劝说对后来清海军反 正有一定的影响。据说萨镇冰见信后即表示不忍见种族相残。在此后的汉口之战中, 萨与民军已有默契,清海军发炮多指向天空或射向水面,减轻了民军的压力。11月 2日,海筹、海容、海琛三舰在九江率先反正,其余数舰也在数日后由汤芗铭率领响 应革命。黎元洪得知海军反正的消息后,一面致电民军九江军政分府予以优待,一 面派人前去慰问,并请海军协助民军。海军归附革命,固然因有党人在其中联络活 动才最后实现,但黎元洪的“攻心”活动所起的作用,也不应忽略。 在汉口、汉阳诸役中,黎元洪基本上支持黄兴的指挥部署。他告诫民军将领要 听从黄兴的指挥。有人不满黄兴的战略,要黎元洪出面干涉,黎元洪表示:“现在 攻击计划已定,颇有把握,我亦不便阻止。”[注]有人评价黎、黄在阳夏之战中的 关系时甚至说“黄兴怎么说他(指黎)就怎么说。”战事中,黎元洪也能与黄兴配 合。11月21日,清军向汉阳进犯,为配合黄兴的军事部署,黎元洪发出命令,要武 昌民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湛家矾,然后进击刘家庙,包抄清军的后路。如 此举成功,可以切断敌人交通线,直接威胁敌人后方。这本是一着好棋,可惜任前 敌指挥的第三协协统成炳荣是个庸才,部队登船过江时,他尚在醉乡,竟未与队伍 一同过江,部队无人指挥,最后溃散。11月25日,汉阳民军与清军苦战方殷,援鄂 的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第二协协统甘兴典竟以武昌民军援助不力为借口,擅自 率所部撤出战场。黄兴得知后,立即通知武昌,黎元洪接信马上派人携带犒赏物品 及现银到王隆中部,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王隆中不允,黎又亲自前往敦促, 百般劝说,但王隆中仍悍然拒绝,并在第二天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气愤,当 即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严正申明王、甘二人临阵逃脱之罪,要求将二人明正典刑。 汉阳失守,黄兴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劝慰,请黄兴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险。当 因汉阳失守的责任问题引起部分党人对黄兴不满、产生矛盾时,黎元洪出面劝解说: “你们要责备黄总司令,首先要责备我,因为他任总司令,是我推举的。但是大家 要知道,黄兴二字对于革命有不可估计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对他有不理智的行为, 使敌人认为革命党人内部起了分化,增加敌人的气焰,一面使独立各省因而灰心。 现在汉阳虽然失守,其它各省独立的已经不少,如果因我们一时的意气,而使功败 垂成,我们将成为千古的罪人。”这一番话缓解了矛盾。[注] 上述表明,黎元洪在阳夏之战中与党人、特别是与黄兴保持了比较和谐的关系, 支持了黄兴。尽管黎元洪与党人有矛盾,但大敌当前,双方只能把矛盾搁置一旁, 同舟共济,共渡危厄。这是双方能保持和谐关系的根本原因。 6.接过了“议和”的橄榄枝 袁世凯在指挥清军围剿首义之区时,还在策划一项更大的阴谋,即利用革命的 声威挟制清政府,利用清政府的力量讹诈民军,他则纵横捭阖,坐收渔利,集权窃 国,实现这个阴谋,就不能对民军一味剿杀,在打的同时还要“拉”。打是给党人 一个下马威,拉是使党人产生幻想。一打一拉,就会使党人既对袁世凯恐惧,又对 袁世凯抱有希望,就会倾向与袁世凯妥协。因此,他在为出山而向清政府开列的条 件中,就特意列上了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解除 党禁等项内容。这几条都包含着从政治上瓦解党人意志、分化民军队伍的良苦用意。 袁世凯在彰德与清政府讨价还价、做出山准备时,就已向南方民军摇动了议和 的橄榄枝。10月19日,袁世凯把他的幕僚。湖北籍道员刘承恩召到彰德,面授机宜, 然后由刘承恩出面,托由京返鄂的争路代表张伯烈捎信给黎元洪,表示袁氏可以与 民军合作,目前的战事不能长久,会有和议转机。[注]刘承恩曾任湖北练军的管带, 与黎元洪有旧谊,刘又以“乡愚弟”的名义两次致函黎元洪,进行和谈试探。这一 期间,清政府已接受袁世凯提出的条件,在10月底11月初的数日内连颁诏令,下罪 己诏,宣布不再以亲贵充任国务大臣,开放党禁,撤销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 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并颁布《宪法信条》19条。袁世凯感到打与拉的资本 更为雄厚,就指使刘承恩于1人月1日再次写信给黎元洪。信中称:“顷奉项城宫保 谕开,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沼;(二)实行立宪;(三)开放党禁; (四)皇族不问国政等因。似此则国政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也。遵即转达台端,务 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事。”信中,这位以“愚弟”自称的刘承恩劝诱黎元 洪说:“依弟愚见,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 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未为不可也。果以弟见为是,或另有要求之处,来即 行转达项城宫保,再上达办理。至诸公皆大材榱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 相助办理朝政也。” 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黎元供最初的态度是果断地拒绝。据当时正在军政府采 访黎元洪的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埃德温记载,黎元洪看了刘承恩的信后,不禁 发笑,随即把信扔在地板上,“声明自己寸步不让。当时他答复说”他不会讲和。 他在表明自己的友好祝愿之后,向袁世凯强调,只有在革命军挺进北京之时,而不 是在此之前,谈论和约才是必要的、明智的。”[注]当时民军方面虽然失守汉口, 但士气依然高昂,黄兴等人刚刚抵鄂,湖南增援湖北的民军也陆续到达,各省响应 武昌起义的消息不断传来。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的“和平了结”不惟党人决不赞 同,黎元洪也不能接受。但是,刘函中所说的“况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 正均我汉人吃亏”之句,却令党人和黎元洪觉得可以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 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政府。在军政府讨论时,就有人提出争取袁世凯倒戈,并 提议只要袁世凯不抗汉人革命,即推戴其为大总统。[注] 1且月2日,黎元洪致信袁世凯,信中揭露袁世凯说:“公之外状,佯持中立, 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公之自私自为之心,深固不摇,而后乃敢悍然如此, 欲收渔人之利也。”他还指出袁世凯的图谋是“半推半就,凭术弄巧,欲奋一人之 私智,凭今日汉族革命之声灵,以褫胡主之骄魄,乘其震惧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 存留鞑统,以为钳制中原之具,而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赵高与张邦昌的故 伎。这些揭露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是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他又呼吁袁世凯翻然 速来,站在民军一边,“公果能来归乎?与吾济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 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注] 黎元洪既在一定程度上对袁世凯有听警惕,又对袁寄以厚望,甚至不惜以共和 总统的职位来换取袁世凯的倒戈,这与党人对袁世凯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党人影 响的结果。在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广总督、负责围剿武汉民军后不久,湖北就 出现了多封署名“全鄂士民”由各邮局寄出的致袁世凯的信。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信中力陈革命的正义,要求袁世凯顺应人心时势,率所部回师北向,扫穴犁庭,为 汉族争光,希望袁世凯能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功业,“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是 望。”这些信完全出自主持《大汉报》的党人胡石庵之手。原来他得知袁世凯将承 命率军、南下围剿湖北的消息后,忧心冲仲。胡石庵认为如果袁世凯出山,民军万 不能敌,大势将去。他反复思考如何才能阻止袁世凯的到来,终无所得,只好以此 名义作书数百封,希望有一封终能被袁看到,能对袁世凯起到警劝的作用。[注]胡 石庵的这种想法实际上代表了多数党人、包括党人领导者的心理。黄兴在阳夏鏖战 正急之时也曾写信给袁世凯,呼吁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 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 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即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注] 把袁世凯比作拿破仑、华盛顿,幻想袁世凯能归附革命,这正是革命党人政治 幼稚、软弱的重要表现。幼稚使他们相信,不论是地主官僚还是封建军阀,只要是 汉族,就一定与满清贵族势不两立,就能争取到革命一边;软弱使他们觉得,自己 没有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地主阶级实力派的反戈与否与革 命生死攸关,为了换得袁世凯转向革命,即使让出总统也在所不惜。当然,党人不 是完全吓倒在袁的脚下,对袁世凯也有一定的提防。黄兴在致信袁世凯的同一日, 又向前线将士发出密渝,指出袁世凯的和谈提议是离间军心、涣散大势的图谋,要 求将士不为所惑。与党人相比较,黎元洪的种族排满思想与政治上的软弱均有过之 而无不及。黎本非党人,附和革命后,他所接受的主要种族排满的思想,对民主共 和并没有多少切实的理解。在黎元洪起义后发布的众多文电檄告中,都有十分强烈 的种族反满的色彩。同样,黎元洪对袁世凯也有恐惧心理。在袁世凯接替荫昌南下 督师时,军政府中有人提出“袁此次出山无甚关系,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 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但黎元洪却 认为:“袁世凯是个野心菜雄,自小站练兵即得军心,北方人只知有袁宫保,不知 其它,彼之声势,非荫昌可比。”[注]这样的认识与心态,黎元洪在袁世凯议和的 橄榄枝面前如此表现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袁世凯的第一轮和平攻势虽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他不仅 为清政府所倚重,而且在民军心目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了党人竭力争取的对 象。这不仅是窃夺全国政权所必须的条件,也是极为难得的机会。因而袁世凯并不 灰心,继续玩弄议和的阴谋。 11月7日,刘承恩秉袁的旨意,派出一名叫王洪胜的侦探前往武昌向黎元洪面交 信件,两人进行了如下的一段谈话: 黎:“你系何处人?” 王:“湖北襄阳人。” 黎:“你同刘大人是同乡?” 王:“是。” 黎:“随刘大人几年?” 王:“十几年。” 黎:“送信是什么意见?” 王:“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因打仗的时候,坏的分子, 失的银钱,全是汉人的。” 黎:“你们大人要是未打汉口以前来说,就好说了,可惜来晚了” 王:“我们大人上月24日由清江才到家,宫保28日打电招我们大人到彰德府, 才派办理招抚事宜。我们大人到汉口,业已打过几次仗了,汉口房屋已经烧坏了。” 黎:“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 汉人的事情。” 王:“现在朝廷有旨,政府各大臣旗人庆亲王、那桐等,都已开缺,派袁宫保 总理内阁大臣。” 黎:“宫保见事差矣!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甚么 开缺?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为甚么不叫满人带第一镇来打仗?可见旗人大 有奸心。”“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 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 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应他的吃穿, 是很对得住他的。……瑞囗、盛宣怀两人,令人可恨,将来就是太平了,也要拿住 杀他。你回去即将我的话禀知你们大人。你们大人若是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 要过来时,先派人送个信来,我好派人到江边去接。”[注] 在这次会面中,黎元洪坚持推翻清王朝统治这个目标,拒绝了袁世凯的“两下 取和”的图谋,但又没有彻底关死和谈的大门。所以,11月10日,袁世凯又派出刘 承恩和海军正参领蔡廷干为正式代表,携带他的亲笔信,由英国驻汉口领事介绍, 渡江至武昌。黎元洪召开军政府会议,共同商议。会上先由北方代表说明来意。蔡 廷干先发言称袁世凯愿意和平解决,但依中国特别国情,第一步只能行君主立宪。 然后刘承恩发言,他称奉袁之命与黎都督接洽和议,如大家赞成君主立宪,即可议 和息战,以免生灵涂炭。军政府方面汤化龙等人相继发言,驳斥蔡、刘二人的主张。 黎元洪也起立发言,他驳斥了刘承恩关于革命易招瓜分的说法,并敦促袁世凯“返 旆北征,克复汴冀”,推翻清廷,他说:“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 统当推首选。”[注]一些党人在会上对袁世凯的条件反应激烈,认为决不能与朱温 一般的袁世凯妥协。朱树烈、陈磊、甘绩熙等人甚至抽出佩刀,大声喝道:“谁主 和,谁吃刀!”蔡廷干、刘承恩二人见事机不遂,民军方面不为所动,于次日携带 黎元洪给袁世凯的复信返回汉口。在复信中,黎元洪历数了清政府专制汉族的种种 行径,指出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不过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任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 “以汉人杀汉人”的故伎重演。信中认为袁世凯一身“系汉族及中国之存亡”,袁 如真知有汉族,就应当利用揽握兵权之机,取代清廷,或挥师北上,直捣幽燕。如 果袁甘心助纣为虐,终不免“兔死狗烹”之祸。[注] 总之,在袁世凯与民军议和活动初始阶段,黎元洪的表现与党人大体一致,即 反对议和,坚持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目标,但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力促袁世凯反正。 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以大总统的职位相许。 袁世凯的两名议和代表虽然无功而返,但就袁世凯窃国的需要来看,并不虚此 行。通过这次试探,摸清了党人的意图,证实了民军确愿以总统职位、以革命的果 实来换取袁世凯反清。这时,袁世凯已赴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蔡廷干又匆匆赶到 北京,将情况报告了袁世凯。在清廷内阁总理和民国大总统之间,袁世凯当然更倾 心于后者。但他也深知,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使民军入彀,同意议和。而要民 军同意议和,又必须施加新的压力,才会使黎元洪和民军因恐惧而就范。于是他进 京后,一面向西方列强求助,要求由公使团出面,提议停战议和,一面布置冯国璋 迅速攻克了汉阳,给民军一个下马威。 汉阳失陷,是黎元洪和战态度的转折点。 汉阳失守后,黄兴等人离鄂返沪,军政府陷入混乱之中。黎元洪任命万廷献护 理战时总司令一职,但万上任不足一日就弃职出走,继由蒋诩武护理。都督府参谋 长杨开甲也借故辞职。清军占领汉阳后,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武昌城 内秩序纷乱。军事失利使黎元洪惊慌失措,尽管他连续致电独立各省的都督,表示 要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要各省速调老练之兵,携带新式装备支援武昌, [注]但实际上他已对革命的胜利丧失了信心,转而迫不及待地要与袁世凯妥协。就 在汉阳失陷的当日,黎元洪派人拜访了在武昌的上海英文《大陆报》的记者埃德温, 要他以《大陆报》记者的身份,“把包含黎元洪心愿的下列声明公布于世: 敝人切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宪人士协商调解事宜。 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强干涉。 为此,特声明愿作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 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商。 倘共和各省议决继续交战,敝人甘冒矢石,作战到底。”[注] 黎元洪态度的转变正是袁世凯攻克汉阳所要达到的效果。打的目的在于拉,在 汉阳失陷的同一天,由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精心策划的另一场戏也登台开场,由 英驻汉口领事戈飞正式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惊魂不定,处境狼狈的黎元洪如 同遇见了救星一般,马上予以响应,先是由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出面吁请英、美 调停,继而又以他的名义提出停战三条款:一、停战15日,停战期内,双方均留驻 在所占领的地区内;二、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派出全权代表与袁的代表会议; 三、如有必要,停战可再延长15日。 11月29日,黎元洪又致电苏、浙都督:“刻有驻京英公使电汉领事,提议停战 议和之举。南京之役,未识如何,请告徐统制,如此间议和停战,则取宁之师,本 当同时停战。事机如何,手腕须灵活。”[注]黎元洪不仅要在武昌停战议和,还要 在其它反清革命的战场上与清军妥协。原来曾被黎元洪严辞拒绝的“先停战后议和” 的提议竟成了求之不得的方案。而且,据路透社当时的电讯和汉口日本总领事松村 贞雄的报告,黎元洪已表示接受君主立宪的条件,抛弃了他曾坚持过的创立共和政 体的主张。黎元洪的转变,几近180度。 但是,黎元洪急切求和的表示并没有立即得到清军的回应。11月27日后,清军 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开炮猛轰武昌城内。黎元洪越发感到绝望,认为清军马上就 会发动全面进攻。“他告诉他的助手,朝廷军队肯定要占领武昌,砍掉他的头,杀 死所有剪去辫子的人。”[注]黎的心腹李国镛向黎建议说:“汉阳失守,武昌为第 一火线,恐不利于军政府。须另择地点,移驻节钺,以保根本。”黎元洪表示同意, 并派人到葛店筹备,作为都督新的驻节地,实际上准备弃城而走。11月30日黎元洪 与随行人员准备出发时,被党人范腾霄发现。范腾霄非常气愤,责问黎元洪说: “都督不是决心要死守武昌的吗?”黎回答说:“形势急迫,都督府的墙壁已多处 被敌人的炮火击穿,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范腾霄还要洁问,黎的一个卫兵却 掏出枪来威胁范腾霄说:“你们不打算走,难道一定要把都督置于死地才算完吗?” 范腾霄不便与之争论,急忙来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张振武、邓玉麟等人。张、 邓听说后,也都非常愤慨,就带领数名党人来到都督府,严厉斥责黎元洪不应私自 出逃。黎元洪无言以对,默言低首。张振武随即命两名党人监视黎元洪。[注] 12月及日,清军炮火击中都督府。负责监视黎元洪的党人也感到黎的处境危险, 就请示张振武、刘公等人,张、刘允许黎元洪离开武昌,暂退避到战时总司令部所 在地洪山。但黎元洪在两队卫兵的护送下,即乘小轿逃向距武昌90余里的葛店。护 理总司令蒋诩武和参谋长吴兆麟闻讯后,派党人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三人持蒋 翊武的手书一封,追黎至葛店以北20里的王家店。见到黎元洪之后,甘绩熙义正词 严地说。“都督有守城之责,应与城共存亡,不可蹈瑞囗之故事,而为天下后世笑。” 黎元洪颇为尴尬地说:“你小孩子,不要说,城内时有清军炮击,都督府已烧,何 能办事。”甘又说:“在洪山或刘氏祠堂均可办事,何必要到葛店。都督不要说我 是小孩子,我是爱都督,怕都督误听人言,有失体面。”黎元洪还是听不进去。甘 绩熙无法,只好决定由吴兆鲤赶回洪山报告,其余两个人留在王家店监视黎元洪。 在武昌军政府内部因主帅出走而一片慌乱的时候,袁世凯的议和阴谋却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在前线指挥的北洋悍将冯国璋,告以英国公使、 领事代拟的停战条款内容,令冯国璋巩固军事优势,作为压民军妥协的资本。但冯 国璋不明袁世凯的底里,又因汉口、汉阳之战获胜,朝廷封其为男爵,气势正盛, 对议和悻悻不平,总想一鼓作气,渡江攻下武昌,袁世凯不得不在一日内七次致电 阻止。倒是英帝国主义者对袁世凯的诡计心领神会。就在黎元洪出走的当日,英驻 汉口总领事戈飞派领事馆人员盘恩持已拟好的议和条款,渡江至武昌与黎元洪会晤。 因黎已出走,盘恩在洪山战时总司令部与张振武、孙武、吴兆麟等人商谈。盘恩告 诉孙武等人说,英与各国领事联合提议休战三天,议和条款先由民军盖上都督之印, 然后再由清军盖印,即行生效。如此简单草率的议和实际上是对民军的侮辱,但孙 武等人也因军事失利而信心动摇,张惶失措,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这个停战条款。 条款规定民军与清军双方从12月3日8时起停战三日,停战期内,双方各守现据界限, 不得进行军力补充和工事修整,军舰也不得借机停靠武汉南北江岸,抢占有利位置。 [注]由于都督大印被黎元洪带走,孙武不得不现找人刻了一个盖上。 停战条款签订后,蒋诩武、吴兆麟即将抄件交予回城报告黎元洪去向的党人吴 兆鲤,要他持此抄件送呈黎元洪,向黎说明“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 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黎元洪在王家店见到吴兆鲤赶送来的停战协定后,喜出望 外,决定马上返回。因为一则停战后,回武昌已无危险,二则黎已经听到某些流言: “起义的人有的说都督去则去耳,我们自有人在,意在孙武;有的说何患无都督, 某人可信任,意在张振武。”[注]黎元洪不能不考虑再逃避下去可能出现的不利后 果,赶紧借党人吁请为台阶返城回任。 回到武昌后黎元洪发现,“革命党人要他回来坐镇武昌,汉口领事出面调停又 要他在条件上盖印,成了民军的代表人物,有资格与清军袁世凯对等言和”,停战 议和非但无损于他的地位,而且还使他的权位得以巩固。而且形势也不是他原来设 想的那么严重,袁世凯按兵不动,明显是“养敌自重”,并不真正想进攻武昌。民 军方面,虽然在武昌居于劣势,但12月2日民军攻下南京,全国的革命形势依然迅猛 发展,各地援鄂民军陆续开到。黎元洪感到自己原来无条件停战议和、甚至接受君 主立宪的主张是一种“失态”,而且,这一失态已引起了部分党人对他的怀疑与反 对。为了增加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也消除自己在汉阳失陷后张惶失措在 民军中产生的不良印象,黎又向报界声明,表示自己赞同共和,革命党人联合起来 坚决反对保留清廷,[注]以此将他在汉阳失陷后立场曾严重动摇的事实轻轻掩过。 12月5日,停战期满。由英驻汉口领事牵线,湖北军政府与清军又继续停战三日。 停战议和本是袁世凯设下的一个圈套,用来瓦解革命力量、窃取政权。因而不待期 满,袁世凯又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订了一个续停15日,由唐绍仪代表北方与黎元洪 或其代表议和的新的停战方案,由戈飞转达湖北军政府。这时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已 在汉口召开,黎元洪将停战条件提交代表会议讨论。代表会议议决电召伍廷芳自沪 来鄂,担任民军的议和代表,同意停战15日,停战期内清军与民军互不攻击,停战 范围除了山西、陕西、四川另议外,扩大到了全国各省。黎元洪随即将这一协定电 告独立各省都督。虽然他在电文中也表示“揣敌意,利用停战先下秦晋,再图南犯”, [注]但这已是官样文章。袁世凯“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的要求,已使 黎元洪飘飘然,自认为是全国民军的首领,当然不肯放弃体现这一地位的议和了。 12月9日,双方正式签订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基本上寂静下来 了。谈判桌成了袁世凯与民军较量的重要场所。 12月11日,北方代表唐绍仪到达汉口,与黎元洪在武昌城外毡呢厂首次会面。 但民军代表伍廷芳坚持在上海议和,虽经黎元洪多次电召,始终不肯赴汉。由于武 昌军事上处于被动,黎元洪只好同意改和谈地点为上海。14日。唐绍仪乘船赴沪, 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