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副总统时代(之二) 1.沽名钓誉 为了加强对湖北的控制,黎元洪对内摧残党人,对外勾结袁世凯,但他终究不 是北洋中人,摧残与勾结的目的,是“厚势力于一己”,以湖北为基地,以北洋派 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种力量顾盼自雄。因此,黎元洪除了用武力的方法外,还注意 营造自己的形象。他打击湖北党人不遗余力,却与省外的党人,特别是党人领袖保 持联系。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暂居上海。各地纷纷电请孙中 山莅临视察,孙中山也准备到各省宣传民生主义。黎元洪自然不甘落后,他抢先以 副总统、湖北都督的身份邀请孙中山访问武汉。出于对首义军民的崇敬,孙中山欣 然前往。4月9日抵达汉口,马上又改乘湖鹗号鱼雷舰在黎元洪派出的迎接人员陪同 下渡江至武昌。是日武汉三镇张灯结彩,万人空巷,欢声雷动,人们争睹这位革命 伟人的丰采。黎元洪率军政府文武官员恭立门前,脱帽迎候。在当晚举行的欢迎会 上,黎元洪赞誉孙中山功成身退,“功比尧舜”,孙中山也推崇黎元洪是民国首义 的“第一伟人”。据报章报道,两人“虽系初见,情谊极深,均恨相见之晚”,并 且“畅谈民国建设要政及社会革命之手续。”[注]次日,黎元洪又陪同孙中山凭吊 首义之区的发难地和战场,并主持了湖北军政各界欢迎会。席间孙中山发表了关于 社会革命的演说,然后又由孙中山的随行人员、前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致词。 胡汉民高度评价了武昌首义请人的功勋:“非有黎副总统之出面号召,则各省响应, 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注]4月1 3日,孙中山高鄂去沪。这次访问给黎元洪增加了政治资本。 黎元洪“顾盼自雄”的姿态引起了国内立宪派的注意。立宪派是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的右翼政治代表,反对革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 了立宪派政治主张的破产,政治威信大为下降。为了东山再起,立宪派又积极活动, 企图与反同盟会的政治势力联合。在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立宪派更倾向黎。他们 认为黎元洪“素超然于各党之外,彼出则可调和各党派而泯其形迹,入党者必多。…… 武昌为首先起义之地,黎为首先起义之人,彼任党魁,将来握政权名正言顺,一侧 黎之为人极长厚,而行得人心,’…故黎任党魁,其党必发达。”[注]出于这一动 机,立宪派的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与孙武、孙发绪等人的民社 于5月9日在上海合并为共和党。 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等人为理事,汤化龙、刘成禹等54 人为干事,总部设于北京。共和党成立之日,即电告黎元洪该党成立的情况及干部 选举情况。黎元洪迅速回电: 元洪何德,谬蒙推举,兼葭倚玉,且感且惭。尚希排荡横流,发挥宏 愿,监督政府,导正国民,扶颠持危,实共赖之。元洪应为我共和党诸公 之呼万岁。”[注] “且感且惭”当然是客套话。他并不想当一名挂名的党魁,因为在首义后并不 长的时间内,黎元洪已渐渐悟出,在共和的政治舞台上,政党是可资利用的一大工 具。因而他对理事长一职“尽职尽责”。他曾派人向共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转达 自己的愿望,强调“要将本党所持国家主义宣布,使天下知之,至于对政府一方面, 宜忠告不宜反对。”要求共和党的干部对时局要持“稳健”的态度。共和党的党略, 要得到他的支持才能确定。共和党内的原民社派中,原有左,右两翼。左翼民社分 子由于对共和党宗旨不满,曾酝酿脱离独立。这时,黎元洪亲自出面进行调停。在 民初的政治风潮中,黎元洪以共和党为依托,俨然一方盟主。 黎元洪也很会迎合人心舆论。临时政府北迁后,名义上南北统一,但仍有不少 省份的军阀争城夺地,厮杀不断,有的地方军阀招兵买马,杀气腾腾,人心对此非 常反感。黎元洪善于揣摩民意,经常发出许多迎合民心厌战厌乱的骈文长电。这些 电文既无是非曲直的评说判断,也无如何解决的主意办法,只是四六排联的堆砌、 哀词凄语的呻吟,常常是千余言甚至数千言,什么“三危”、“四亡”、“五哭”、 “十害”,名目吓人。文电的结尾,又一定是“临颖请命,魂电交驰”、“临风引 领,言与泪俱”、“临颖雪涕,不知所云”之类的套语。当时人们并不注意电文的 主张如何,只觉得黎元洪关心民痪国运,是个好人。因而这些空洞无物的电文为黎 元洪争分不少。殊不知,这些电文后面却隐藏着老谋深算的机心。黎元洪于民元四、 五月间发出的一组关于“军民分治”的电文就是如此。 在这些电文中、黎元洪大谈军人柄政会造成“十害”:荧惑政策,督乱方略, 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赎武, 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管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 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江不 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他认为当时的军界既无道德心,也无 法律心,更无责任心,造成种种险象。而要避免“十害”,就必须实行军民分治, 他表示:“元洪不才,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注] 平心而论,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论不为无见。联系到其后袁世凯及袁世凯死后北 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种种逆行,黎元洪几乎全部言中。如果真能施行,对军阀专制或 多或少会有一些抵制。但又不能不看到,黎元洪这一主张的提出,又有他自己的动 机。在军民分治的口号之下,黎元洪不仅取消了原来的军务部,也取消了军政府, 改设都督府与民政府。在原来的军政府体制下,虽上层中革命党人已多被排斥,而 中下层里还有党人任职,取消军政府,党人势力势在必除,基本上全被赶出。军务 部改为军务司,已成为毫无实权的承启机构。民政府的同人以“富于政治经验”为 原则,而按这一标准,倒是前清官员最“富于政治经验”,党人也多因出身社会下 层、资历短浅而遭摒除。湖北军民分治后,黎几次电请在上海的前清布政使、曾任 过护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出任湖北民政长。只是樊决心作遗老,电示“宁死不就”, 才改任另一旧官僚刘心源。分治后,正如革命党人的《民主报》所报道的那样: “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在武昌起义后各省建立的政府中,革命党人多 集中在军事部门。因而如在全国实行军民分治,首当其冲、被以分治名义清除的也 一定是革命党人。正因为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论暗含着这样的杀机,袁世凯才颇 感兴趣,回电称对黎元洪的建议“极表同情。参议院开,即当首提此案。”而同盟 会都督李烈钧、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则坚决反对。其它一些都督也因担心自己 的权力地位受损而不赞成。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下令缓行。 2.“菩萨”变成了屠户 按时人的记述,黎元洪性情澄爽,朴重端诚,态度冲挹,面有愉色,使人易于 接近,不感拘束。一副“忠厚长者”之相。因而又有“黎菩萨”之称。但是,随着 他个人地位的巩固和全国形势的逆转,黎元洪却换了另一副面孔,摧残党人不遗余 力,残忍凶恶,党人舆论号之为“屠户黎元洪”。[注] 湖北军民分治后,由于党人遭到倾排,又有“第三次革命”的传言出现。这时 同盟会已在湖北建立支部,原文学社成员多加入同盟会,共和党也在湖北建立支部, 民社并入共和党,因而政潮多表现为共和党与同盟会的对立。同盟会员视制六、江 光国。膝亚纲原为文学社人,他们对黎元洪的言行愤恨已极,遂暗中联络发动,组 织“改良政治团”,准备以暴力改变湖北政局,改组都督府,即“第三次革命”。 “三次革命”的传言,黎元洪及其党羽也有所闻,他们虽然一时还未得其详, 却感到这是一次打击同盟会镇压党人的好机会。因而蓄意制造谣言,推波助澜,扩 大事态,从中再寻找下手之处。所以自6月下旬起,同盟会谋反的飞语流言便在武昌 内外不胫而走。在月底黎元洪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共和党军界要人指责同盟会派的 王宪章、杨玉如因谋私不成,要危害黎元洪、推翻湖北政府,并且称同盟会担心在 北京“超然内阁”之争中失败,派杨玉如回湖北运动军队,由王宪章负责。同盟会 人起身抗辩,称共和党诬陷他人,居心叵测。双方相争激烈,最后老拳相向,成为 一场殴斗。会后,同盟会上海机关立即致电黎元洪,指出共和党制造谣言、有意中 伤,同盟会鄂支部还派专人面见黎元洪,声明“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 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但黎元洪仍于7月1日、2日宣布武昌戒严,并将王宪章的第 二镇统制之职、杨玉如的都督府顾问之职和祝制六的警察学校监学之职免除。17日, 黎元洪又据密告,出动大批军警在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和汉口大宾公馆将祝制六、 江光国、滕正纲三人抓获,随即杀害。事后,黎元洪宣布视制六为“群英会会长”, 指控三人“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罪大恶极”,是“民 国寇仇”。并宣布缴获名册,但“概不追究。”实际上,黎元洪自17日起至月底, 按所谓的名册捕杀党人数十名。 在黎元洪的统治下,首义之区的湖北又重新被黑暗笼罩。武昌阴森可怖。“日 在大戒严中,骚扰迄无宁暑。事皆莫须有之类,残杀以快私图。”[注]在这种以 “莫须有”为罪名进行的屠杀中,张振武、方维诬杀案尤为典型,震惊一时。 在武昌起义中,“首义三武”名震遐迩。三武即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张振 武是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 盟会,回国后任小学教员,又加入共进会,是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中, 他是重要的领导人,军政府成立,他出任军务部副部长。对于创立革命政权、巩固 革命形势、击退清军的进攻厥功甚伟,贡献卓著。 张振武又是党人中思想较为激进的人物。武昌起义时,他反对以黎元洪任都督, 认为黎元洪不可能领导革命。黎被举为都督后,数日内装聋作哑,不划一策,张振 武又主张将黎斩首,“以扬革命军威,使一班忠于异族清臣为之胆落。”[注]首义 胜利后,在多数党人陶醉于民主、共和的狂喜之中时,他却看到了时局正在向逆向 发展,认为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可能性。他对民国初年政局渐渐被旧势力把持深为不 满,认为革命党人舍生破产,换得的只是“皮毛共和”。在不少场合,他都公开表 示要再度革命。一次在公开演说中,张振武甚至大声疾呼:“革命非数次不成,流 血非万万人不止。”听者无不咋舌。 同孙武等一班蜕变的党人相反,张振武不仅不对黎元洪阿谀投靠,而且十分藐 视。据时人回忆,张振武目空一切,态度骄横,“自己组织卫队60名,配一色短枪, 不论进出,都跟随护卫。即令进都督府,也是从大门到黎元洪的办公室,都由他的 卫队加岗。对黎元洪总是横眉怒目,动辄说:‘我们不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黎元洪每听说张振武来了,就有些发抖。”[注]还在阳夏之战后,张振武即与黎发 生了冲突。当时南北和谈刚刚开始,张振武向黎元洪建议由他携银40万两赴沪购买 军火,作为补充。黎元洪允准。张启程后,孙武受人挑拨,向黎进言,要派几个可 靠之人赴上海,对张振武暗中监视,所购枪械也从严检查。于是,黎元洪连续电催 张振武速将枪械发回武昌,并在款项、质量等方面对张挑剔刁难。张振武一怒之下, 将所购军械的一半拨给了烟台民军。黎元洪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应当重 办”。但张振武回鄂后,非但不买黎元洪的帐,反而拍桌怒斥黎元洪:“我们把你 拉出来当了大都督,现在已经安富尊荣了,你也清起我们的帐来了!”[注]说罢拂 袖而去。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桀骛不驯、对黎元洪深有成见而又有一定警觉的党人 领袖肯定令黎元洪头痛不已,必欲去之而后快。实际上,群英会事变后,黎元洪就 把张振武视为心腹之患,视为对他执掌湖北军政大权的最大威胁。 但是,除掉张振武,对黎元洪来说也非易事。其一,张振武为首义勋臣,其功 甚伟,声名所播,天下共知,轻易下手,举措失当,易惹起风潮,与己不利;其二, 张振武在湖北军队中有相当影响,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孙武因伤住院,军务部由 张振武主持,因而在军中颇有影响。群英会风波后,张振武虽被免去军务部副部长 之职,但仍控制着将校补充团和军务司护卫队两支军队。黎元洪几次试图遣散或改 编这两支队伍,都未成功。投鼠忌器,黎元洪不得不三思而行,谨慎从事。为了将 张振武从湖北排挤走,黎元洪先用了调虎离山的手段。群英会风潮后不久,黎元洪 向袁世凯荐举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并同意张率一镇鄂军驻扎东北。袁世凯 清楚这是黎的“祸水东引”之策,先电示同意,然后又以烟台冲突,恐南军不服水 土等理由电令暂缓出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当然不会允许这样一个 党人率一镇首义之师驻扎在距北洋腹地咫尺之遥的地方。不过对于毫无实权的虚衔, 袁世凯并不吝啬,所以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又先后电召“三武”入京。5月26日, 张振武与孙武一同北上,到京后,均被任命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张振武对这一有职 无权的差事十分不满,婉词拒绝,袁世凯又委其为蒙古屯垦使。这实际上也是个闲 曹,但张振武还想作为一番,然而,他为此提出的要求、申请竟如泥牛入海。张振 武一气之下,将委任状缴回,给袁世凯留书一封,又回到湖北。 张振武回到武汉后,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月索经费1000元,准备筹组一镇 精兵开赴蒙古。这使黎元洪大为惊慌。本来黎元洪就对张振武心有疑忌,好容易调 虎离山,送入北京,却不料竟又返鄂,而且练兵索饷,显然是怀有野心,因此对张 更加猜嫌。拙于心计的张振武对黎元洪的心思毫无了解,依然拔剑争功。6月底,因 武昌警视厅长顾庆云被排挤去职。张振武愤恨不平,上书严责黎元洪:“明明视的 法如弁髦,弃公理如敝展,所谓黜陟予夺一凭大公者,何其颠倒错乱若是乎?”他 还严正表示:“但以同患难、共生死之意揆之,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振武对于起 义同志,不能不稍尽维持之责。”[注]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终于惹起了黎元洪的杀 机。据说黎元洪阅此信后,才最后下决心去掉张振武。 黎元洪敢于拿张振武开刀,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袁世凯的支持。现在虽还没有充 分的材料证明袁世凯直接参与了杀害张振武的事先谋划,但据此案前前后后黎元洪 与袁世凯的密切联系看,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黎元洪在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推 荐陈宦任次长,代行总长职务,陈也深得袁世凯的信任,遂成为武昌与北京间的牵 线人。据称陈宦曾向黎元洪说过:“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 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注]1912年7月上旬,袁 世凯的军事顾间万廷献轻车简从来到武昌,秘密活动数日,几天后,黎元洪的心腹 饶汉祥又北上北京。中间黑幕,不得而知,但极可能与杀害张振武有关。据万鸿喈 的回忆,袁世凯曾致电黎元洪,“略谓党人中如有嚣张之徒,能对付则对付之,否 则可开列名单,由他邀其来京处理。”[注]袁世凯所以支持黎元洪打击迫害党人, 与民初的政治态势很有关系。在民初的政争中,袁世凯的政敌是同盟会,但他对首 义之区的湖北也时时注目。袁世凯虽然窃据了北京政府,但北洋兵力尚不能达到长 江流域,对湖北鞭长莫及。湖北以首义之区,拥有八镇兵力,举足轻重,不可小觑。 黎元洪政治上拥袁,但还没有彻底投靠,而且,同盟会也在争取黎元洪。1912年4月 孙中山赴鄂访问时,就敦请黎元洪作同盟会的协理,黎也未予拒绝。这种情况迫使 袁世凯不能不考虑如何使黎元洪入其毅中。而支持黎元洪镇压党人则可收一箭双雕 之效,既打击了党人力量,又可使黎元洪与同盟会的关系更为恶化,将黎元洪逼入 北洋阵营。 为了稳住张振武,黎元洪还与袁世凯一起设计了一场调和矛盾的假戏。张振武 与孙武原本都是共进会领导人,而且交谊契合。但武昌起义后,孙武迅速蜕变,倒 向黎元洪,张振武与孙武也渐至交恶,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给诸人趁机离间挑拨, 推波助澜,使二人关系几成水火。黎的目的是使党人领袖个个陷于孤危之地,从而 便于他各个击破,但在表面上,他还要维持一种与党人和衷共济、一德一心的气氛, 麻痹党人。7月底,袁世凯派遣刘成禹、郑万瞻回鄂,调解孙武与张振武之间的矛盾。 刘、郑二人不明底理,回到武汉后,四处奔走,十分热心地调停矛盾。经刘、郑的 疏通,孙武与张振武发表了一个《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宣布二人和解。 然后,黎元洪又托刘、郑二人再为他与张振武之间的矛盾调解。刘、郑又周旋一番, 黎、张间似乎也芥蒂全消。胸无城府的张振武在这样一剂“调和汤”的作用下,真 诚地相信了黎元洪,解除了思想上的戒备。这一场假戏落幕后,袁世凯连电张振武, 要他速赴京“筹划”屯垦事宜。张尚犹豫,黎元洪却极力劝说:“如此机会,千载 难逢”,要张振武切莫错过,并答应保留将校团,赠路费4000元。刘成禹等人也从 旁劝说。在这番哄、骗、诱、压之下,张振武终于允诺进京。 8月8日,张振武到达北京。同行有武昌将校方维等十余人及随从、仆役等。8月 11日,孙武也来到北京。鄂省革命要人冠盖京华,对张振武来说,似乎是一个新的 开始,他想的是如何在边睡镇抚方面作为一番,因此他上书袁世凯,提出种种筹边 之策,他希望如同在武昌调解他与孙武、黎元洪矛盾那样调解同盟会与共和党的关 系,因此他又在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主张消除党见,共维大局,并拟定了一个 《调和党见、政见书》,呼吁“孵化党争,众力合擎,同支大局。重寻白马之盟, 再睹赤兔之兆。”[注]坦直而心计不工的张振武不知道他已陷入了袁、黎精心设计 的圈套之中,更不知大祸已近眉睫。 黎元洪认为除张的时机已到,便于8月13日给袁世凯发去密电一封。电文中以 “莫须有”的方式给张振武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估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 吞浊巨款。”煽动将校团参与湖北二次革命。“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 昌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榆扬, 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土,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 惊。”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已一律处决,以昭炯 戒。”电文的最后,黎又采用惯用的“煽情”笔法:“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 之上,囗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 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注]袁世凯接 电后,立即召集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密商。为了稳妥,袁又电询 黎元洪,前电是否真确。黎元洪接电后,一面回电确认,一面派饶汉祥等十余人赶 赴北京,告诉袁世凯鄂军已作布置,不会因张振武案而生变故,要求“即日行刑”。 15日,袁世凯发布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这些密电往返,张振武毫无所知。身临绝地他还在兴致勃勃地四处赴宴会客。 15日晚,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应邀赴宴的北洋军驻京总司令官段芝贵 已将捕张的军令带在身上,席未终便借故离去。约晚10时宴会结束,张振武与江西 协统冯嗣鸿、参议员时功玖分乘三驾马车返回旅馆。中途遭北洋军拦阻,张振武被 捕。方维则在所居的旅馆里被捕。二人先后被押到军政执法处。张振武大声质问执 法处长陆建章:“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们?”陆将黎元洪 密电交给张看,阅后,张振武气愤已极,连声说:“胡说!胡说!”陆又把袁世凯 的军令给张振武看,这时张才恍然大悟,这是黎、袁勾结策划的阴谋。但为时已晚。 他只能恨恨地喊道:“死吧,看你们还能横行多久!”[注]凌晨一时,张、方二人 遇难。 张振武被捕后,与张同行的时功玖、冯嗣鸿立即赶到共和党总部,告知消息。 随后,又与孙武、邓玉麟、刘成禹、张伯烈等人赶往军政执法处,时已凌晨3时。但 张、方二人已被行刑。执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们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众人惊骇异常。早8时,孙武等人又赶到总统府质问,袁世凯亲自接见,对他们说: “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 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能救他的命。”孙武等人只好忿 忿退出。即日,陆军部复电黎元洪,告之已处死张振武,袁世凯宣布以大将之典礼 葬张振武,并赠赙仪3000元。次日,在袁的授意下,黎元洪的密电和袁世凯的军令 在报上全文刊出。袁的军令云:、“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 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 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容忍,何以 慰烈士之灵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不得已”与 “遵照办理”两句是全篇的题眼,将责任完全推给了黎元洪。 张、方案公布,举国震骇。在共和民主之国仅凭一纸电文而无任何法律程序就 将共和元勋处死,不能不令人愤慨,连与张振武积怨甚深的孙武也致电黎元洪说: “夫事不见于南而见于北,振武则死非其地。将与之合,偏与之离,武何堪会逢其 时!且未昭信谳,轻置法典,何以执天下之口,适足寒志士之心。”[注]于是,形 成又一场政潮。 受张、方案冲击最大的是刘成禹、张伯烈等原民社派参议员。张振武不仅与这 些人一起从事首义的发动和军政府的组建活动,而且又同组民社,同入共和党。现 在张无端惨死,其他人不免抱兔死狐悲之成。而且,刘成禹、郑万瞻等人刚刚奉命 赴武汉调解孙、张和黎张之间的矛盾归来,似已有皆大欢喜、言归于好的结局,不 料旬月间张振武却以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罪被杀,显然黎的谋划已非一日,他们明 明白白地作了黎元洪的工具,受了愚弄。刘、郑诸人都曾力劝张振武赴京,却把张 送上了断头台。无形中背上了“卖友”的嫌疑。如上种种,足令这批人愤怒难已。 18日,以张伯烈为首的20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质问案,对黎元洪在密电中对张振武 罗织的罪名一一驳斥。谴责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行为。19日,在参议 院讨论质问案时,刘成禹登台演说:“观政府杀人之手续,只等于强盗之行为,以 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 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 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发言中,刘成禹说到激愤处,不禁痛哭流涕。参 议员彭允彝提出应弹劾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刘彦则提出,不仅应弹劾陆 征祥与段祺瑞,还应弹劾黎元洪:“副总统以空空一电,毫无一句确证之语,徒有 昌谋不轨,愈接愈厉之空话。以此种空话可杀张振武,将来即可以此种空话杀百姓。” [注] 这一血案,在同盟会中也激起了剧烈的反应。反映同盟会中激进派观点的《民 权报》于8月18日发表了《讨杀张振武者》一文,揭露“黎假袁以杀人,袁假黎以示 威。张振武之死于非法,黎元洪主其谋,袁世凯其正凶也。”文章指出“妖氛蔽天, 中原将无宁日,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 加刃于吾人之身耶!爱国健儿,其速起、速起!”他们指出,仅以质问案、电报抗 议是不足以对付袁、黎的,“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同盟会领导 人黄兴于18日、20日两次致电袁世凯,提出请问,要求“明白宣布,以解群疑”。 8月22日,同盟会本部发表启事,宣布将“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 国,人神共愤”的黎元洪革去同盟会协理一职,并开除出同盟会。 函电纷驰、诘难群起的局面将黎元洪置于千夫所指的难堪境地。黎元洪的本意 在移祸江东,以袁杀张,自己则不必蒙屠夫之名。但他未料到,袁比他棋高一著, 在宣布张、方罪状时,将他的密电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袁世凯的用意也很明白: “你会借刀杀人,我何妨不来一个借刀逼人,逼你黎元洪为我所用。”为了摆脱这 种尴尬被动的局面,黎元洪于8月17日、19日、21日三次通电,申明杀张的理由,开 脱自己。在21日的通电中,黎元洪为求得舆论的同情,扮出了一副“挥泪斩马谡” 的面孔。先是深文周纳,开列张振武的“十五大罪状”,继之又解释何以假袁世凯 之手杀张、方于北京的“不获己者三”,以惯用的四六骄句诉说自己的苦衷:“元 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索,回肠九转,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 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剖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 实所甘心。……但当为全国奠金匝,不当为个人保铁券”。然后,又是一番自责; 驭将才疏、养痈成患,“洪罪一也’;与张振武本情同骨肉,但“恩深法弛,”竟 使首义之士,“忍为罪魁”,“洪罪二也”;民国初建,法权未张,不得已而反经 行权,贴人口实,“其罪三也”。在洋洋两千余言的电文末尾,黎又拿出了民初军 阀政客惯用的手段——“退避贤路”,实际是以退为进: “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辍寝,忽忽半年。…… 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秋茶尚甘,冻雀 犹乐,顾瞻前路,如陷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一位待严谴。倘 肯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波,方城如故,虽 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客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 当然黎元洪也没有忘记为自己涂上一笔“忠厚长者”的油彩,又保证对张振武 的家属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并专门派人迎枢回鄂, 黎要亲往祭奠,开会追悼,以安哀魂。还要将张振武的事迹编辑成书,宣示天下。 这样,“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中,或当瞑目。”[注]一出新的“失街亭”, 黎元洪演得活灵活现。如同诸葛亮在斩马谡后向蜀后主刘禅请求处分一样,黎元洪 也在22日正式提出辞去副总统、参谋总长、湖北都督等职。 这一切不过是黎元洪在做戏,他不仅不打算辞职,而且要进一步巩固他在湖北 的地位。张、方被害后,黎元洪趁机将将校团强行遣散。原来由张振武所辖的军务 司卫队和屯垦事务所也被解散。针对部分军人的不满情绪,黎刻意加强防范措施。 缇骑四出,暗探密布,大街上,军警穿梭不断,都督府更是如临大敌,重兵把守。 邮局与电报局都派人进行检查,凡有不利于黎元洪的文电报函,概行扣下。 戏的第二幕是制造民意、军意,要挟参议院。这一切,在黎提出辞职时,就已 由黎周围的亲信们作了周妥的安排。 果然,在黎元洪的辞职电一发出,便有以“湖北全体士民”名义发出的通电, “痛责参议院并请坚留黎公”。23日,湖北全体旅以上军官发表通电(梗电),对 参议院的质问书逐一驳斥,称黎元洪“以共和党之魁杀共和党员,正见公而忘私”。 [注]此后,又有湖北教育总会、商会、地方议会、湖北保安社等名义的电报,中心 只有一个,即斥责参议员,挽留黎元洪。24日,湖北军界再次通电,语气更为激烈。 电文不仅痛低刘成高等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亵读了副总统的尊严,而且别出新 意,称“张、方之诛,系吾鄂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鄂军暂行刑令第57条, 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正法。……于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皆无关也。 电文警告说:“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二十四点钟内逐一 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锁,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 亦必当有受之者。”这份电文简直是杀气腾腾,披刀行凶之状跃然纸上。为了给黎 元洪开脱,竟然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揽过去,却忘记了黎的杀张密电已公开刊报这样 一个起码的事实。这些电文无一不是黎所授意,但黎还是要再演一出双簧。他在25 日给袁世凯的电文中称“昨军界通电,措词激烈。元洪往阻无及,索耦未获,深为 惶歉。”自请失察之罪。这一切,袁世凯心领神会。用不着鄂人的叫喊,他根本不 相信黎真的要辞职,而且也不准备让黎元洪辞职,因为黎已走投无路,只能完全倒 向自己一边。为对付同盟会,袁世凯需要这个帮手。于是,袁也发出挽留电:“前 接个电,中有退进贤路、位待严谴等语。鄂中军民商学各界,闻此消息,奔走骇汗, 哀乞挽留之电,不绝于京师。则鄂中人民之心意,不问可知。外省传闻之词,自不 如土著之较为亲切。参谋有计划全国军事之责任,鄂省为中原脊膂之要枢,稍有摇 动,恐全国人心闻而解体,不独鄂中父老惶惑万状也。务乞勿再宣言,俾安众志一” [注] 正当黎元洪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平息政潮、改变对他不利的舆情时,政潮却 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参议院中,对袁世凯、黎元洪擅杀张振武与方维抱激烈态度的,主要是原民 社派,他们怒火中烧,是因为民社中人与张振武关系比较密切,而不是他们对袁、 黎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共和党参议员中,一些人对民社派的主张随声附和, 只是出于不便开罪民社诸人,此外,袁、黎的作法也实在说不过去。他们拥袁的立 场并没有变化。同盟会方面,因张振武、方维是共和党的人物,而且与同盟会不曾 有密切的联系,二人的被杀对同盟会来说就没有切肤的痛感。同盟会参议员只是想 利用这次政潮,改良政治、改组政府,而不打算与袁世凯决裂。张、方案发生时, 正值孙中山、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促进南北调和,孙中山也不愿因张、方案与 袁闹翻。他对报界表示:“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无罪。……民国草创时代,法 律不完,中央政府即接电报,若无依据,以致惹起反对”。[注]因此,虽然参议院 中共和党议员与同盟会议员以少有的一致谴责政府,而且气势汹汹,但底气终究不 足,妥协的危机早已伏下。 参议院在提出质问案后,要求袁世凯派国务员赴院答复。袁世凯深悉这些参议 员的弱点所在,一面借口黎元洪的复电未到,难以派员出席对参议院搪塞,一面对 参议院进行恫吓。在给参议院的复文中,他称张、方一案“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 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出之处。” 实际是向参议员们暗示,再闹下去,就会有其他的张。方案,说不定会株连到你们 这帮参议员。由于国务员不肯出席接受质问,参议院凭尚未退尽的余勇,于21日开 会讨论弹劾问题。但无论共和党参议员还是同盟会参议员,都不敢公开提出弹劾袁 世凯,仅仅是指责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未能很好地辅佐总统,致使“总统违法”, 根本没有提及黎、袁勾结、屠杀党人的罪行。与此同时,袁世凯却大肆运动非民社 的共和党参议员,然后再由这些人向民社派议员疏通。袁世凯还亲自出面将刘成禹、 时功玖、张伯烈等人请到总统府,软硬兼施,威胁与欺骗交相利用,使民社派的立 场迅速软化。[注]在这种情况下,袁派段祺瑞于23日到参议院回答质问。段祺瑞也 采取袁世凯的方法,闪烁其词,时而威胁,时而欺骗。他谎称张振武入京携人三百, “党羽既多,各国公使馆又近在咫尺,恐稍有迟缓,贻祸非浅。于是不得不权衡轻 重,出不得已之办法。”对此,参议员竟无一人予以驳斥,所质问的问题也不再是 张振武被杀是不是冤案,袁、黎诬杀首义元勋应负何责任,而成了杀人程序是否正 确,手续是否完备。湖北军人那份杀气腾腾的电文发布后,民社派议员的态度变得 更为暧昧不明。于8月24日到达北京的孙中山也不赞成弹劾,主张和平了结张、方案。 在一派妥协的空气中,声讨袁、黎的声音迅速沉寂下去了。 但参议院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还要把过场走完。8月28日,一个有气无力的《弹 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提交开议。结果自然是流产。另一个《提议咨请政府查办 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也是同样下场。 化险为夷,黎元洪总算舒了一口气,但他也知道,自此之后,只能追随袁世凯, 别无选择了。不过他还要继续维持自己的仁厚形象,于是最后又演出了一场“孔明 吊周瑜”。他下令拨款2000元,作张振武之于进京的路费,饬军务司每月发给张振 武家属恤金30元,直到张之子自立为止。张振武灵枢抵鄂,黎派专人迎接。8月28日, 在抱冰堂为张举行追悼大会,由他亲自主祭。灵堂上高悬着他送的挽联: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咱有定论; 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但无论他如何唱念做打,也遮掩不住他的屠夫面目了。 1912年8月下旬孙中山进京后,即为“调和党见”而与袁世凯会商。其间,同盟 会联合其它四个小党派,合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9月11日, 黄兴也应孙中山之召赶到北京。孙、黄、袁经多次商谈后,提出了八大政纲:一。 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 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 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 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 政;八、竭力调和党见。[注]17日,袁世凯致电黎元洪,“如执事亦予赞成,即作 为我四人协立政策。”黎复电称:“大总统具闳中肆外之嘉漠,奋长驾远之伟略, 熟筹审度,计出万全。孙、黄两先生业表同情,元洪粗知大体,自当赞成。政策聿 定,公理无殊,交资互益,勉为后盾。”9月25日,以袁、孙、黄、黎“四伟人”的 名义公布了八大政纲。八大政纲制造了一种南北合谐的假象,黎元洪的列名也有助 于他摆脱困张振武案造成的困境。在京期间,孙中山半是避嫌、半是受骗,向袁世 凯作出了“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黎元洪也赶紧表白无觊觎总统职 位之意。 在谋划杀害张振武的同时,黎元洪还对党人的舆论机关举起了屠刀。 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地区的新闻业极一时之盛。同时出版的报纸达15家。其 中,持论激烈的《大江报》尤为引人注目。《大江报》是党人在1910年创办的革命 报纸。武昌起义前夕,该报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社评,宣扬革命, 轰动一时,主笔詹大悲、副主笔何海鸥因此被清政府监禁。武昌起义爆发后,詹大 悲与何海鸥出狱,在汉口组织成立军政分府,名义为领导汉口保卫战,实际上含有 对黎元洪、汤化龙等人控制了湖北军政府大权不满,进行抵制的意图,因而在权力 上与湖北军政府时相冲突,遭到黎元洪的忌恨。1912年春,詹大悲与何海鸣在汉口 恢复出版《大江报》,由凌大同、何海鸣、戴天仇任编辑。复刊后的《大江报》成 为党人的喉舌,其言词之激烈、笔锋之尖刻一仍其旧,经常刊文指斥黎元洪与旧势 力,自然引起黎的不满。旧恨新仇,使黎对《大江报》及何海鸣等人必欲得之而心 甘。恰逢当时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到武汉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大江报》 刊登了江亢虎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又配发了借题发挥的一篇社评,给黎 元洪一个下手的机会。8月8日。他以“破坏共和、危害民国”、“妖言惑众”等不 着边际的罪名将《大江报》查封,并下令将何海鸣、凌大同二人“一体严缉,就地 正法”。何、凌二人得军队中党人同志的协助免遭毒手,逃赴上海。不久,凌大同 返鄂参加反黎的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获杀害。 继《大江报》后,文学社的言论机关《民心报》也遭厄远。《民心报》持论也 很激烈,群英会风波中,《民心报》是秘密机关,黎元洪已有耳闻。只是一时没找 到镇压的借口。《大江报》被封的第二日,文学社党人蔡寄鸥在《民心报》上刊出 “哀大江报”一文,其中一句为:“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巨。英雄不出,遂令竖 子成名。”黎元洪见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将蔡寄鸥捉到都督府。党人蒋诩武闻讯 后匆忙赶到都督府,具保请求释放蔡寄鸥,黎恨恨地说:“我把他拿来,非为别事。 他说我是竖子,我叫他把坚子两字解释给我听。”经蒋诩武等人的力保,黎元洪才 稍消火气,说:“在我都督府跟前办报,敢于这样骂我,我的威信何在呢?既是你 们都讲情,我可以不咎既往,可是这个报我是不准出版的。”这样,蔡寄鸥才侥幸 得免,《民心报》即日停刊。[注] 除《大江报》与《民心报》外,还有一份《震旦民报》也被黎元洪视为眼中钉。 《震旦民报》原是张振武出资创办,初时言论属民社一派,主张拥黎。但从张振武 与孙武、黎元洪交恶后,言论为之一变,张振武被害后。由同盟会接办,成了反袁 最激烈的言论机关。每天报上的文章,都是声讨袁、黎的内容。当时共和党鄂支部 也办有一份机关报《群报》,与《震旦民报》形成对垒,针锋相对。《震旦民报》 曾刊出一篇社评,指斥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床下,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 《群报》则为黎辩解,称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 是空城之计。”而《震旦民报》即以此为题,发表了“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 传奇”两篇小说,讽刺黎元洪。黎元洪对此愤懑已极,但因《震旦民报》设在汉口 英租界内,鞭长莫及,一时又没有办法,最后终于借改进团事件罗织大狱,通缉编 辑蔡寄鸥、邓狂言诸人,并要求英领事引渡。蔡寄鸥被迫亡命江西。《震旦民报》 终遭摧残。 在黎元洪的摧残镇压之下,湖北的政治气氛阴沉可怖。黎元洪的屠杀将他“忠 厚长者”的面具彻底打掉,也使得不少党人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对起义之初推举 他为督追悔莫及。张振武案后不久《民立报》刊登的《首义一年来之湖北政局》中 的一段话代表了党人的这种认识: 黎氏本一武夫,而忠厚坦白,人共信之。起义之初,同人举为都督, 一则利用其军中之夙望,一则因黎忠厚长者,可与为善,故如起义时之推 诿,起义后用人之反复(如派张永汉守铁路、付[张]景良克总指挥之类》, 汉阳失守后之奔窜,同人均能曲谅之。乃数日以来,其举动之横暴,竟至 出人意外,报章所述,骇人听闻。……同人初以共和责任付托黎氏,乃竞 为政治上发生莫大障碍,此初心所万不能料及者。当此纪念之日,堂堂上 座之民国大勋位、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部长上将黎元洪,固俨然共 和之敌。……此极不可忘者一。[注] 张振武案后,党人并没有屈服,反黎活动仍在进行。遭黎元洪通缉的何海鸣在 报上刊文鼓吹军事反黎,呼吁“军人秉拥护共和之决心。以进行恢复固有之名誉, 破除宵小之奸谋,使中华民国赖鄂军以成立,仍赖鄂军而巩固者,惟鄂军人能之。” [注]在上海的党人顾斌、罗子达等人潜往湖北,设立机关,以“振武会”的名义 从事活动,主要联络发动驻在城外南湖的马队二标的官兵。他们以“仇杀民贼”为 口号,向士兵宣传“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并拟于武昌首义纪 念日发动起义。但不料走漏了风声。9月24日,设在札珠街的总机关被黎元洪派出的 密探侦知,当夜黎元洪即派军警将总机关包围,将顾斌、罗子达等人抓获并杀害。 南湖马队二标中的党人闻讯后决定抢先下手,提前起义。但当起义士兵向起义门内 冲击时,遭到事先埋伏好的敌人的镇压,数百人伤亡。次日,黎元洪竟下令对马队 二标人员“格杀勿论”。由党人蜕变为黎元洪的亲信、帮凶的第四师师长蔡汉卿狂 杀乱捕,一些未卷入起义的马队士兵和部分炮队士兵也惨遭屠戮。此后旬月之内, 总共约千余党人死于黎元洪的屠杀,其中主要又是原文学社中人。 在腥风血雨中,迎来了首义周年纪念日。 对黎元洪来说,这个日子意义重大。一年之前,他不过是个清新军的协统,欲 见袁世凯不啻如望帝天,现在则坐镇武汉,举足轻重,位居副总统之职,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袁世凯也要对他客气三分。在一年的风风雨雨中,有恐惧、有辛酸、有 惊喜。有焦虑,五味俱全。他以气度、权术、阴谋、残忍、圆滑和机缘渡过了一个 个政潮,有条不紊地除掉了自己的政敌,建立了对湖北的统治,也建立了自己的声 望。因而,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错过这个能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机会。还在距首义 纪念日有一个月光景的时候,黎元洪就致电袁世凯和京外各机关:“去年武昌起义 之日,……义旗一挥,民国肇建。回念义士阵亡,宜开周年大会,追悼前徽,特表 纪念,如荷赞同,即请速派代表来鄂,共挥热泪,……统希十月十日以前成集武昌。” [注] 然而,党人的“倒黎”活动又使黎元洪心惊肉跳,南湖马队的举事虽被镇压下 去,但马队拟于首义纪念之日暴动的计划却如梦魇般萦绕心头,久久不去,他惟恐 到时又有一个什么名目的团体起事,让他措手不及,在内外来宾面前丢尽威风与脸 面。于是,黎元洪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他下令严禁军人加入党社,已入者必须退 出,如有军人结社开会,不仅入会者要受严惩,所在长官也难逃干系。有引诱军人 入社开会者,查出后就地正法。又命令设立稽查处,广派特务侦探,侦缉党人的活 动。同时在武汉城内增布巡逻宪警,晚九时后即戒严。都督府更是如临大敌,职员 所佩证章每日更换一次,来府办事的军官在进谒黎元洪时,在二门前就要把佩刀除 去。来兵不得在内就餐。又下令命各师中必须开设精神讲话处,向士兵进行拥袁拥 黎的教育。作为纪念会场的万寿宫与抱冰堂两处,表面上红灯高悬,彩帜飞张,内 中却暗含杀机,会场附近都派驻重兵,旁架机关枪,以防不测。武汉三镇看不到首 义纪念应有的景象与气氛,风声鹤唳,一夕三惊。民众面怀惧色,心藏忧情,许多 人甚至把10月10日当作不祥之日,盼着这一天早点过去。 10月10日上午,纪念“盛典”在万寿宫举行。据黎元洪自称,“京省暨各界代 表到者400余人,与会者数万人,外国领事及各界到者近千人。”是日,袁世凯发布 大总统令,授予孙中山。黎元洪“大勋位”,同时派代表携带授予黎元洪的嘉禾勋 章赴鄂与会,以示对黎的重视。黎元洪身着戎装,胸佩嘉禾勋章,登台演说。这篇 洋洋25000余字的演说表面上称颂了死难烈士缔造民国的功绩,但字里行间却隐隐可 见对同盟会的贬抑和对武昌集团的抬高:“……识时志士,兴言改革,历经燕、豫、 皖、滇。桂、粤等处,凡16次举义不就,而于去秋假手于武昌。武昌去年今日,同 志将士才数百人,非与境外有信宿之约,一介之使,乃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猝然 而发大乱之端,以敌水陆六军之众。……旬月之间,全国响应,50日而战争息,四 月而帝制终,乃有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发生世界。”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大 谈民国政局险象环生,然后把险象归因于“党争”、“内讧”等专为党人设下的罪 名,即所谓:“国体尚未公认,内政尚未统一,法令尚未完备,党争日烈,旧习未 除,边衅繁生,信用未著,仍然急私利而忘公忠,逞意气而昧时势。俾当国者不畏 外侮而畏内江,谈时者谓不亡于专制而亡于共和”。在演说中,黎极力见好于袁世 凯,称“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转乾坤, 与各都督宣战议和,诸志士同心戮力,暨各友邦维持调护之赐。”这里,孙中山、 黄兴的功绩。同盟会的作用,完全被抹杀了。 首义纪念并没给黎元洪增加多少光环。《民立报》在评论首义一年来的湖北政 局时指出,黎元洪已大失人望,俨然共和之敌;乱机之日未有已时,首义同志寥落 殆尽;政治迄未改良,依然昏暗;用人黑白颠倒,“凡能助黎氏以滥杀为事者,黎 无一不信任之。”民生憔悴,“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保全,成了空花幻影”。黎元洪 在鄂一年,结果使“去年今日之湖北”,变成了“今年今日之湖北。”《民立报》 愤慨地指斥说:?谁生厉阶,遂令至此?”[注]不甘屈服的党人又开始了新的反黎 筹划。 3.为虎作伥 拴在袁世凯战车上的黎元洪,越走越远,终于在二次革命中,堕落成为袁世凯 的帮凶。 二次革命的导火索是宋教仁被刺事件,也称“宋案”。宋教仁,字囗初,号渔 父,湖南桃源人,曾与黄兴一起发起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 又参与了同盟会的筹组工作,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法制局长,在唐绍仪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中,宋教仁担任农林总 长一职。1912年6月,内阁总理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的压迫和专擅,出走天津,宋教 仁与其它几名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此后,他积极倡导将同盟会改组为一大政党。 1912年8月,在他的积极推动和主持下,同盟会联合了几个小党团,合组为国民党, 宋教仁当选为理事。由于理事长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铁路建设,对政治兴趣淡漠,宋 教仁成为国民党的实际主持者和领导者。 宋教仁是个有强烈政治抱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他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真 正的民主制度,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他积极倡导和推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就是要以一个民主大党为基础,争取在正式国会选举中得到多数席位,然后组织一 个政党内阁,将袁世凯架空,夺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失去的权力。在1912年底正式 国会选举开始后,他南下长江流域各省,发表演说,争取群众,组织国民党人的国 会选举工作。在演说中他毫不客气地指斥袁世凯政权,号召群众支持国民党。在19 12年底至1913年初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重大胜利。获得了参、众两院 多数席位。宋教仁欢欣鼓舞,在南下各省的途中,他更加积极地宣传国民党的纲领 和组织政党内阁的计划,甚至设计了一个在正式总统选举时以黎元洪取代袁世凯的 计划。 宋教仁的活动深为袁世凯忌恨。袁世凯十分清楚,宋教仁是企图以合法斗争为 手段来向他夺权。特别是宋教仁设计的“拥黎排袁”的选举计划,更是触到了袁世 凯的忌讳处。袁世凯曾企图用巨款收买宋教仁,也曾表示可以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 理,条件是放弃责任内阁制。但宋教仁不为所动。于是,袁世凯决意除掉这个危险 的政敌。在他的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等人以重金买通了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 布置了杀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乘车北上时,埋伏在车站内的杀 手击中了宋教仁。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而死。 宋案的发生,震动了全国。国民党人义愤填膺,其它党派也有人对这种卑劣的 暗杀行为十分愤慨,要求“严缉元凶,付之重典。”袁世凯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后假 惺惺地表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 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酞,何意遽闻惨变,凡我 国民,同深怆恻。”并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 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忠魂。”[注]但袁世凯万没料到,3月23日和24日,刺来的凶 手武士英和应桂馨竟被缉获,并在对应宅的搜查中,查获了应桂馨与赵秉钧、洪述 祖的多封来往函电。函电的内容表明,宋案的主谋就是袁世凯本人和他的心腹、国 务总理赵秉钧。 4月25日,宋案证据全部公布,真相大白于天下。国民党人怒不可遏,他们惯激 地指出:“夫袁、赵之杀未也,志不仅在于杀未也,所以去平民政治与政党内阁之 主张者,藉以放胆厉行专制,为变更国体之张本也。”[注]国、民党中的激烈派大 声疾呼:“民贼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宁”,《民权报》的社评号召“为保全民国 战,为发挥民权战,为诛锄奸人战,为征伐叛逆战。”孙中山在宋案发生后,自日 本匆匆赶回上海,主张先发制人,武力倒袁。黄兴在一段犹豫后,也转而支持武力 倒袁的主张。围绕宋案问题,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兵戎相见已势 所难免。袁世凯已决心与国民党人摊牌,以武力剿灭革命势力。为了筹措发动内战 的经费,他不顾帝国主义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不经国会议决,于4月26日将谈判 经年、屡经中辍的善后借款合同迅速签署。于是,又起一轩然大波。宋案与善后借 款成为各派政治力量注目的焦点、政潮的中心,最后引发了反袁二次革命。 宋案发生后,武汉各界在汉口的一个剧场开追悼会议,到场的3000多人。党人 均臂缠黑纱,场上悬挂近千幅挽联,其内容除了痛悼宋教仁外,还直接揭露了袁世 凯的刽子手本相。如党人杨玉如、刘赓藻所撰的一联为: “桃源何处寻渔父;博浪翻来击子房。” 再如《震旦民报》的挽联为: “地下若连吴大将军,愁说沿边住民无恙; 天公不负武平幸事,柜令河北逆贼长存。 会场气氛肃穆悲愤。不少党人在会上发表演说,主张通电全国,一致声讨袁世 凯,也有人提出要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抗税及抗粮等活动,与北京政府断绝关 系。 宋教仁遇刺,黎元洪事先并不知情,因此,对他来说也颇有震动。他马上就揣 测到这是袁世凯所为。但既然已经上了袁世凯的贼船,就必须帮助袁世凯把这出戏 唱下去,更何况袁自己还装模作样地要“迅缉凶犯、穷究主名”,于是他也就势发 出一份声情并茂的电文: “顷闻宋君囗初在沪宁车站遇刺逝世,惊骇无既。宋君奔走革命。寒 暑十更,卒能号召人心,推翻帝制。当南北统一之始,扌完搏猜涣,缔造 艰难,国人视为干城,总统倚为指臂。综其生平事略,昭揭日星。此等元 勋,何负于中华民国而惨报若此!元洪向同患难,远接讣音,既深亡国之 忧,尤报失群之痛。五中惨裂,悲愤填膺。尚望各都督、民政长严拿正犯, 务得主名,雪不平之鸣,弭无穷之患。患者邦人昆弟,犹有宁期。电短泪 长,住俟明教。”[注] 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没有料到宋案的凶手会如此轻易地被缉获,并提出 直接涉及袁世凯与赵秉钧的证据材料。因此,当宋案证据公布后,黎元洪赶紧出面 为袁世凯掩饰。他在给袁及京外各机关的电文中,照例以“外忧内乱迭起环生”为 开端,称危局之下,“猝遭惨案、更涉要人,罪案尚未判成,人心已为动摇,举国 惶惶,如临大祸”,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勿狙于成见,掉以轻心,以镇定息浮 言,以公平安大局,”鼓吹来案“尤应法庭评求真状,昭示国民。”这份电文对因 宋案证据披露而手忙脚乱、狼狈周章的袁世凯帮忙不小,所以袁世凯在复电中对黎 元洪格外感激,特别对黎所谓的“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一句,尤为欣赏, 称为“金玉之言”。[注] 从5月初到6月初,黎元洪摆出调停者的架式,采取“泪竭声嘶,南北哀告”的 老套数,几次就宋案和善后借款问题通电,主旨是为袁世凯帮腔,指斥国民党。这 些通电的主要内容有三,其一、歪曲宋案真相,鼓吹宋案法律解决。他在电文中称: “查宋案证据,为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洪揣测邀功,招摇诈 款,均不可知。狡黠者流,希图功利,动或假一。二大人为之标识,且沪报所载未 经电布之证据,牵涉尚多,即愚如元洪,亦遭诋毁。要犯尚未确定,自当要胶督以 引渡(洪述祖逃匿青岛——引者),听法庭之制裁。”确凿的铁证,竟让黎元洪一 笔勾销。其二、指责国民党对宋案真相的揭露和对袁世凯的声讨是“破坏大局”, 他抓住刺宋证据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这一情况大作文章,称“宣布证据不出之于 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虑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 电,阑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不知而言之是 为昧理,知而言之是谓侵权。拥护约法者,毋乃非是。”在致黄兴等人的电文中, 他极力替袁世凯担保说:“项城为有识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要国民党 人“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此事和平办理,则国 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 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按黎元洪的逻辑,倒 是国民党人对杀宋真凶的追查和对袁世凯暴政的反抗成了祸国殃民的厉阶。第三、 反对取消非法签署的善后借款。他以财政部通电为据,称“即使条约迁就,损失滋 多,亦当责议院以丧权,不能罪政府以违法。……纵政府止渴饮鸩,铸兹大错,亦 惟本共哀之念,筹救济之方,内定人心,外全国体。若遽尔飞檄四布,全案推翻, 其危言义愤固属可钦,然债务不清,兵祸相继,能保外人不实行瓜分乎?”在电文 中,黎元洪着意渲染财政的窘迫之状,力辩“今日舍借款无救急之方”,却对袁世 凯以非法借款作为军费,镇压革命势力的企图不置一词。 尽管如此,还有不少党人对黎元洪抱有幻想,寄以希望,他们认为黎元洪毕竟 不是北洋一系,与党人有过合作的历史,掌握四师约6万人的军队,确有举足轻重、 操纵南北之势。如果黎元洪能与国民党人合作,则袁世凯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一 些人开始做黎元洪的工作,希图拉住黎元洪。5月初,章太炎来到武昌。章在武昌首 义后曾提出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和南 京临时政府。但宋案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便辞去袁世凯任命的东三省筹边 使的职务南下上海,重新与孙中山、黄兴合作反袁。他到武昌,就是想要策动黎元 洪出面竞选正式总统,以与袁世凯抗衡。不久,与南方国民党联系密切的岑春煊、 李经羲、章士钊也来到武昌,以调停为名,做争取黎元洪的工作。他们力劝黎元洪 要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迷信袁世凯有什么能定大局的才略,出面竞选总统。否 则就会南北分裂、兵连祸结。但是,黎抱定“非袁则乱”’的宗旨,不惟听不入耳, 反而劝说章、岑等人“助袁以固国基。”在会见时,黎与章太炎驳辩争论,非常激 烈。章太炎讥讽黎元洪说:“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者,今观公未免类刘表。” 而黎元洪则表示要极端拥护袁世凯。为了表示他对袁世凯确实是忠心耿耿,他一方 面将与章太炎诸人会见谈话的内容向袁世凯电告,一面暗示“隔墙有耳”,催促章 太炎等人尽快离开武昌。[注] 章太炎等人的游说,令黎元洪惊惧不已。在张振武一案中,他就领教了袁世凯 的老辣,深感自己不是对手,此次宋案,显出袁世凯在老辣之外,更有阴狠凶残, 为除掉公开或潜在的敌手,不惮使用任何手段,他如何敢标新立异!而且,黎元洪 知道宋教仁被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要把他举为总统,触到了袁世凯的忌讳之处, 现在章太炎、岑春煊又劝行宋教仁故事,难保袁世凯不会对他起疑心,将他做个宋 教仁第二。况且,袁世凯在5月12日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义上是了解江西、 安徽两个由国民党人任都督的省份的动向,但黎元洪明白,哈汉章也负有监视他的 行止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小心谨慎。因此,在章太炎等人离开武昌后, 黎元洪全力进行“善后”工作,向袁世凯表白心曲。他先后三次致电参、众两院和 共和党本部,称“沉机默运、智深勇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 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如果有人举他为总 统,“在元洪为损友,在民国为罪人,”[注]他将解甲归田,长辞都市,担筇携屣, 倘祥湖山,决不与人间之事。他认为正式总统非袁莫属,“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 政治经验,自任临时总统以来,中外翕然,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 [注]因此他正式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要求共和党议员“毋受他党所摇惑”。 这样的表白他感到还不足以说明他对袁世凯的忠贞,又在接受某西报记者采访时指 责国民党举动既谬且愚,如果因宋案和善后借款引发战争的话,他将“力助袁总统”。 黎元洪这番信誓旦旦、指天划地般的表白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也刻意 拉拢黎元洪,因为武汉地处要冲,北洋军南下进攻国民党控制的江西、安徽、湖南 诸省,非以武汉为基地,难以行动。为了使黎元洪能死心塌地为其所用,袁“及时” 地拨给湖北军饷100万元。黎元洪更是感激涕零,再次致电输诚,表示“元洪唯知服 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 不赦。”黎元洪如此卑躬屈膝,倒使得袁世凯在欣喜之余感到了不好意思,不得已 也只好报之以赌咒发愿,回电称:“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 [注]至此,袁世凯算是对黎元洪放了心,开始“放胆”去进行北军南下、镇压国民 党人的军事布置,黎元洪紧紧追随袁世凯,甘心作袁的帮凶,通电调停的口气也有 了变化,由“劝告”讨袁派一变为责骂讨袁派。“假政党之名义,图利己之私衷, 以破坏为宗旨,以运动军队为至计”之类含沙射影的句子成了黎调停电文的主调。 由于有了黎元洪的配合,袁世凯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5月中旬后,北洋军大 批南下,到5月下旬,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已达2万余人,除武汉三镇外,德安、孝 感、黄州、新州、田家镇、兴国、新堤、荆州、宜昌、襄阳、郧阳等地都有北洋军 驻扎。[注]武汉三镇附近的军事要隘几无一不被北洋军所据守,正像《时报》所报 道的那样:“无处莫非北军纵队,沿铁路巡查严紧,俨如辛亥秋战时之景象。”当 地民众说:“这些队伍,都是前年火烧汉口、占领汉阳、炮打武昌,把都督赶跑了 的队伍。他们来了,这里还住得了人吗?”纷纷逃难。[注]鄂军中的一些将领担心 北军将把武汉化作战场。劝告黎元洪不要引狼入室,黎严词拒绝。设在汉阳的兵工 厂加工开全机赶造枪械子弹。库存的军火除了部分留给湖北军队外,绝大多数运到 北方装备北洋军。 国民党的实力在湘、赣、皖、粤四省。四省都督李烈钩、谭延闿、柏文蔚、胡 汉民均为国民党员。5月初,四都督曾联名通电,反对大借款,辞气严厉,几近决裂。 其中尤以赣督李烈钧态度最为坚决。因此,袁世凯把江西作为首要目标。5月中旬, 北洋军李纯所率领的第六师已布置在兴国、蕲春、田家镇一带,与江西码头镇驻军 隔江对峙。黎元洪暗中谕令李纯选一待机阵地,一旦有事可直捣九江或南昌,并建 议北洋军多备山炮及机关枪为战时之用,明里却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劝说李烈钧“洁 身引退,举贤自代”,以政治手段迫使李烈钧下野。李拒绝后,黎元洪又密电驻守 九江的江西第一师师长欧阳武,让其撤兵退防,暗示可以推荐欧阳武继李烈钧的都 督之职。欧阳武在已被袁世凯收买的众议员、其兄欧阳成的策动下动摇了立场,向 李烈钧建议“和平解决”,并自行撤退防兵。其它赣军将领也在袁、黎的收买下纷 纷转向,或与袁世凯私通款曲,或对李烈钧阳奉阴违。在内外压力之下,李烈钧只 好暂退一步,将布置在码头镇扼制长江的炮营撤离,并派员赴武昌磋商。黎元洪向 李烈钧提出要李烈钧声明服从中央、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九江镇守使由北 京政府任命等三项条件,并以十日为答复期限。这种最后通蝶式的调停理所当然地 遭到拒绝。[注] 6月9日,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的职务,由黎元洪兼领赣督。欧阳武为江西护 军使。6月14日和30日,又将胡汉民、柏文蔚二人的都督职务免去,分别改委为西藏 筹边使和陕甘宣抚使两个有名无实的虚职。黎元洪接电后,先是以为要他兼领赣督 即是要他带兵去打江西,心中不免惶然,后经人解释,才放下心来。不过形式上也 要谦让一番,于是在6月10日致电袁世凯及京外各机关,称自己“才力绵薄……负疚 已多,若荣命更膺,必致以祸鄂者祸赣,祸赣者祸全国,”而且“何以解此次劝导 之语,何以表平日淡视权位之心”,要求收回成命。然后便飞书驰电,对江西遥控。 在他的指挥下,欧阳武由九江赶赴南昌,接管了都督印信,下令取消军政司,解散 兵站,停止征兵,并将与北洋军对峙的队伍撤回江西腹地。由于北洋军大军压境, 江西人心惶惶,黎元洪又向江西省议会和欧阳武保证“可担保鄂军不入赣境一步。” 但黎元洪很快就食言自肥。7月2日,早已投靠袁世凯的江西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密 电袁世凯,以九江、湖口一带有党人活动,在要塞士兵中进行鼓动煽惑为由,请求 “电商副总统就近酌派军队及兵轮来浔镇慑”,黎元洪在接到北京政府的陆军部。 参谋部的密电后,于4日一面电告袁世凯表示拟派兵前往,一面指令李纯派遣北洋军 队进军九江。北洋军到达九江后,很快与赣军林虎所部形成虎视眈眈的对峙之势。 欧阳武感到被黎愚弄,连电黎元洪,要求黎兑现诺言。黎先是以“事机危急,情不 得已”为托词,保证如“查无匪情,即行调回鄂境原防,决不久留赣境”。但欧阳 武以辞职相要挟,于是黎元洪又不得不电令李纯回师。北洋军南下赣境本是袁世凯 早已定下的计划,岂肯轻易退出。黎的电令被置之不理。7月10日,北洋军前锋推进 到沙河一线,与林虎部防线仅数里之遥,大战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袁世凯步步进逼,迫使国民党人不得不背水一战。7月8日,李烈钧在赴上海与 孙中山、黄兴等人会商后,潜回湖口。7月12日,李烈钧与旧部林虎等在湖口要塞鸣 炮示威,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13日,国民党控制的江西省议会推举李烈钧为 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终于打响。 二次革命爆发后,黎元洪摘下了调和的面具,认真地做起了帮凶。战事初起, 仍有部分人希图他出面调解,如湖南都督谭延闿和江西、湖北两省籍的议员都要求 黎元洪“排难解纷”,劝双方停战》也有人认为赣事是由黎元洪违约进兵所激成, 要他迅电袁世凯,撤回北军。他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称“赣省为民国之地, 李军(李纯之北洋军)为民国之军,揆诸军事统一之义,原无不合。”[注]“此次 赣事乃中央与叛党事势之竞争,非寻常主客冲突之比”。[注]他极力咒骂讨袁军是 “乱党”,“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而中央征剿“乱党”,是“大局所关, 决非鄂、赣相争之事,”他则完全支持袁世凯的镇压:“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 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在接见上海英文《大陆 报》记者时,黎元洪公开大骂孙中山与黄兴,称“此次直接关系激成叛乱者,为孙 文与黄兴二人也。……孙文于革命之役,于推翻清政府,并无丝毫之功劳,革命事 成,孙文始来中国。……而黄兴之战功更无足道矣。南京临时政府之设,若辈饱入 私囊者有3000万之多。政府与彼党始也待之以和,推之以诚,处之以忍,持之以坚。 今至此最后忍无可忍之地步,不能不用激烈手段严惩破坏共和之叛党矣。”[注]除 了在舆论上为袁世凯帮腔外,黎元洪还以鄂军直接协助北洋军。江西独立后,黎元 洪派黎天才率部分鄂军和宁军进入江西助战,为防止讨袁军自与江西交界的兴国、 通山等地北上,又命石星川率第一混成旅驻扎兴国堵截,胡廷佐率第四师第二旅驻 扎通山,与石星川、黎天才部策应。湖北成厂北洋军南进的基地。所需粮袜军资均 取给于汉口粮台。北洋军途经武汉,黎元洪每每派人携带大笔款项在车站迎送,按 名犒赏,并且由船舶局雇用商轮将北洋军运抵前线。在这种直接的军事支援之外, 黎元洪还千方百计瓦解反袁阵营。湖口起义后,谭人凤、蒋诩武、唐蟒等湘籍党人 赶回湖南,要求都督谭延闿宣布独立、誓师讨袁。谭本是立宪派人士,虽列名国民 党,但并未有决心与袁世凯决裂。对党人的催逼,谭穷于应付,暗中派人向黎元洪 表示已备下毒药,“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赶紧去电劝阻, 说谭“徒死无益,不如哲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枚平,”教导谭如何搪 塞敷衍党人的要求。直到7月25日,谭延闿才在党人的压力下宣布独立,进行讨袁军 事部署。但暗中却与黎元洪密商,以调虎离山之计用讨袁的名义将党人及其控制的 军队调出省城,然后以自己的亲信控制长沙。为促使谭延闿倒戈,黎派出伍祥帧率 领一旅鄂军开抵岳州,并电召广西派兵进驻全州,对湖南形成夹击之势,声言“湘 省如不取消独立,即行进攻”,对谭施加压力,一面又致电谭延闿,称“在皂白未 分以前,局外实有所未谅。而究之孰则素行不修,居心狠毒,贼桑梓以利私人,孰 则审时度变,委曲求全,捐名誉以障生民,一经剖别,功罪立昭。率要提领,斩钉 截铁,迅速处置,他事自迎刃而解矣。”[注]黎的策动,使谭延闿迅速倒向了袁世 凯一边,于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黎元洪惟恐谭在变节后对党人下不得狠手,又去 电督促谭对唐蟒等人“不惜情面而即行捕拿,……籍明心迹,免贻口实。”[注]但 谭延闿不愿将事做绝,还想与党人保持一定联系,作为政治上的后路,没有听信黎 元洪的意见,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使得党人大部逃脱了袁世凯的捕杀。 由于袁、黎的合作,使得二次革命中革命一方的实力远逊于反革命的一方。加 之国民党的涣散,二次革命仅历时两个月便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再次亡命海 外。国民党的地盘几乎全部易手,北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带,势力空前 膨胀。黎元洪作怅有功,也得到了袁世凯的奖赏,被授以一等文虎勋章。袁世凯在 致电时着意地赞颂了一番黎元洪:“赖公威德,宏总上游,砥柱东南,功同再造。” 此后,袁世凯又亲自书写了“民国柱石”的牌匾,派人专程去武昌送给黎元洪。黎 元洪又一次感激涕零,言词也更为馅媚: “元洪率一城之众,倡义东南,悉索敝赋,以当前敌。孤城扼守,屡 濒于危,赖大总统斡旋,南北宣布共和。俾藐然一身,既免危机,复偿始 愿。是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 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依之。作乱之徒,挑嫌拨衅,利用 反间,破坏长城。周年以来,流言叠起,自惟耿耿之忱,不为利淫,不为 害慑。明河皎日,久抱此心。纵使以证诋总统者,转谮元洪,犹当拥护中 央,不渝初志,况我总统日月之明,非他人所得而蔽惑乎!作伪心劳,徒 可笑耳。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馨囗未亲而精神久向,尚望工持危局, 同竞前功。左提右挈,以图长治。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 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披肝沥胆,以此为盟。[注] 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国民党的失败,使黎元洪失去了在袁世凯与党人 中间作调人的机会。不仅不再见重于袁世凯,而且成了过江的泥菩萨。袁世凯处心 积虑要造成的是北洋派的一统天下,不容异己的存在。无论黎元洪如何信誓旦旦, 终究消除不了袁世凯对他的疑心。袁世凯总要去掉这块隐患,所争的是文去还是武 去以及时间的迟早而已。 4.改进团事件 就在黎元洪倾力助袁、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湖北的革命党人又一次发动了倒 黎的斗争。由于黎元洪已堕落为袁世凯的帮凶,党人已自觉地将反袁与倒黎结合在 一起,作为在湖北响应二次革命的一个行动。 宋案发生后不久,老同盟会员田桐携带黄兴致武汉党人季雨霖等人的信件来到 武汉。信中指示党人:“遁初(宋教仁字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 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重新努力。”[注]季雨 霖遂召集同志,在武昌昙华林第八师留守处开会。会上传阅了黄兴的来信,党人群 情激愤,有人提出即刻发展组织,也有人认为这样易打草惊蛇,反而有碍行动,主 张暗中联络。熊秉坤提出先用宴会方式联络有志反袁倒黎的同志,在军队中进行宣 传鼓动,同时利用原为季雨霖部下的李荣升团的力量(驻都督府附近)和成员多为 首义时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士兵的都督府校尉队通过召开军事会议的方式,趁机劫 持黎元洪,铲除顽固分子,宣布这些人破坏革命、背叛共和的罪状,从而掌握实际 权力。但一些重要的党人未能与会或仅派代表参加会议,所以这一建议虽获赞成, 却未能马上着手实施。[注] 这次秘密会议后,季雨霖与田桐等人按计划宴请了各部队团长以上、宪兵司令 部营长以上和政界人士50左右人,进行联络。宴会后,部分党人又密议,决定建立 组织,定名为改进团,以季雨霖为团长,宗旨是:“改进湖北军政,继续进行革命 事业。”并设置了秘密机关,确定了具体的负责人员。改进团以联谊、叙旧等方式, 联络军队中的党人,同时吸纳被裁的下级军官。一些生计无着的退伍士兵、会党也 前来附和,散布传单,发放带有“改进团”字样的票布,一时风声鹤唳。 改进团的风声流布,使自群英会风波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黎元洪更加惊恐不安。 他一方面将亲信黎天才所率的一个师速调城内,加强防卫,一方面电请袁世凯, “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以资镇慑”,不惜引狼入室。在武汉三镇的通衢大路和 偏僻小巷中,都不时有黎元洪的军警和便衣侦探梭巡,大肆搜捕。4月3日,改进团 的重要成员、负责碧秀里机关的中校军官容景芳在汉口宴请联络时,被侦探侦知, 黎元洪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将饭店包围,将容景芳等人抓获,随后又接口供破获了碧 秀里机关,捕走一批军官。容景芳在刑讯下供出改进团的起事计划及季雨霖、熊秉 坤、曾尚武等人,黎元洪立即下令戒严,并派亲信部队对其它部队进行监视,解散 党人李荣升所领导的一团,下令通缉季、熊、曾三人。这次黎变得聪明些了,他接 受了张振武、方维案给他带来的教训,先在舆论上抢占先机。在通缉电文里,黎元 洪先是罗列季、熊、曾等人一大堆“罪状”,诸如乘机倡乱、宣言推翻政府,私举 文武各官,遍送传单证券、专收退伍军人,约期举事等等,然后要季、熊等人在十 日之内自行回鄂投案对质。而且“如系虚诬,尚当为之昭雪,并可酌量情节,请复 原官。”[注]。在武汉城内,到处张贴着捉拿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的告示,并 注明赏格分别为10万、5万、5万。所幸的是,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等人事先闻 讯,已逃至上海,未遭黎的毒手。黎元洪对季、熊等人的通缉电发出后,遭到安徽 都督、国民党人柏文蔚的质问。柏文蔚在电文开头便指出:“自张、方案发生后, 全国人心浮动,险象环生。赖大总统、副总统威德素著,镇摄多方,得免意外之变。 而舆论纷纭,至今未息。”然后指斥黎元洪是以办土匪事加罪于季、曾等人,“轻 听人言,误伤士类。”严正要求黎元洪将这份通缉电令取消,并通告海内外,承认 自己误听人言。黎元洪最忌讳那件使他狼狈不堪的张、方案,见电后自然恼羞得很, 气急败坏,立即回电痛驳。4月20日,黎元洪再次通电,称已组织了军法会审,“悬 案待质”。对季、曾等人再展限十日,“以示宽大,俾国人晓然于本案事理之是非, 或共谅元洪不遗故旧,不滥法权之本意。”10日过后,黎元洪即组织军法处对季。 曾、熊缺席审判。据记载,在牢房中空着三个位子,而且每天还发给囚粮。容景芳 及与他一同被捕的王子英、管心源、王神斧均被判绞刑。刑讯中,王神斧变节,但 也未获宽大。正要行刑时,黎元洪接到赣、湘、皖、粤四省国民党都督李烈钧、谭 延闿、柏文蔚、胡汉民抗议杀戮首义志士的电报,不得已下令暂缓执行,扬言待抓 到季雨霖、熊秉坤等人后,“一同正法”。容景芳诸人一直被关在狱中,直到1916 年袁世凯败亡后,才被释放,得以重见天日。[注]碧秀里机关被破坏后,黎元洪即 以缉拿改进团为名义,对党人再开杀戒。据《时报》记载:“鄂垣近因改进团谋乱, 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一大流血场。连日 在内秘密处决者共有20余人之多,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之士。”另据(民 立报》的报道,自3月底至4月初,被斩决的党人有120名,尚待处刑的百余名,此外 还有不少人被三号军法局秘密处死。 改进团的反黎斗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湖北的革命党人仍然不屈不挠,矢志 斗争。5月,原湖北都督府退伍参谋陈必先在武昌汉阳门广福坊开设中华旅馆,外托 营业,实际作为革命机关。他以“公民讨贼团”名义活动,因试制炸弹失慎炸响, 被黎元洪派出的侦探发觉,遂被捕。押解到都督府后,黎元洪令军法处审理。提讯 中,陈必先坦直承认自己是革命党,惟求速死。黎下令将其杀害。 6月,袁世凯下令免除李烈钧都督之职、更调柏文蔚、胡汉民的职务后。形势骤 然紧张,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决战已势不可免。为了配合反袁主战场的斗争,黄 兴指示在上海的季雨霖。熊秉坤、王宪章、王华国、杨王鹏等人潜回湖北,与已在 武昌的詹大悲、蔡济民等人会合,谋划起义。这批人返回武汉后,以汉口国民党交 通部和《民国日报》社为总机关进行发动,并制定了6月25日晚以放火为号、各路一 齐举事的计划。这次反黎斗争的策划虽以国民党的名义,但似以改进团原来的联络、 结合为基础,因而社会上和各部队中仍视为改进团的活动。 正当湖北党人紧张筹备之时,曾因在5月底子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中被捕 的几名党人从江西经湖北解转北京,途中,一名叫文仲达的党人变节招供,吐露上 海派往湖北运动军队的党人以汉口《民国日报》社为机关。黎元洪得悉后,于24日 派出大批军警,会同租界巡捕将《民国日报》社包围,捕走编辑4人,并搜出文电、 布告和名册多件。25日,又有多处机关遭破坏,大批党人遭到逮捕。起义已无法如 期发难。是日晚,詹大悲等人孤注一掷,强行举事,派人多处纵火,但无人响应。 只有驻扎在天门、潜江一带的季雨霖旧部、党人章裕昆的三十一团二营如期响应, 但也因势单力孤,很快溃散。章裕昆只身逃走。党人已无法在武昌立足,詹大悲等 人只好转移到汉口日租界内的松乃家。从上海赶到的党人宁调元、熊越山二人因见 举事失败,急于返回上海与黄兴联络,冒险出走,结果被黎元洪的密探拿获。而且, 黎元洪又与日领事交涉,企图将党人一网打尽。事机危殆,日租界也已无法存身, 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熊秉坤等人乘日轮逃往上海,蒋诩武、杨王鹏、温楚衍 等逃往湖南。 改进团反黎再次失败后,武汉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黎元洪再次对党人进行血 腥的屠杀。从改进团失败到二次革命硝烟散尽,牺牲在黎元洪屠刀下的党人达2000 多人。仅以《时报》的两段报道即可略见一斑: “(1913年8月9日)鄂垣因受湘省独立影响,乱党又蠢蠢欲动。谋于 本月2号夜纵火起事、危害黎副总统,幸侦探早已风闻,严为防备。连日 ……逮捕乱党60余人,中以湘籍居多数。余则退伍将士。1号下午5时军法 局后斩4人;9时,又在二门前斩7人;1且时,都督府前又斩8人。同日阅 马场营房口亦枪毙亚人,斩1人,共计21名之多。2号,军法局又提出6犯 斩首。3号,又杀戮2人。该犯等有系一、两旬前所获系禁者,有系即捕得 讯供即处刑者。” (1913年9月10日)鄂省近日以来无日不杀戮乱党,每日多则十余人, 少亦二、三人不等。而乱党机关破获,亦无日无之。乱匪之被逮者,尤络 绎于途。闻30号又于营房口、军法处前等地斩决48人。9月1日又于都督府 前杀季汉章等12人。下午4时,又与山后辛酉巷杀3人,长街南楼杀3人。 ……综计近日所杀又已逾百,而军法监狱囚犯由800余名增至1000有余, 几无隙地。” 湖南独立后,驻汉口大智门的鄂军第三师第十团准备响应。但被黎元洪的侦探 得知消息,密报黎元洪。黎即命令蔡汉卿和石星川两个心腹将领率部队将该团的驻 地大智门新舞台团团包围,然后将全团官兵赶到驻地侧旁的一块空地上,先是收缴 枪支,继之将团副以下至上司书等100余名官佐集中在全团队伍面前,用机关枪全部 射杀。手段的残忍令人发指。无怪乎当时的报章“叹黎元洪之残忍,殆为各都督冠”, 认为“屠户之美名,赵尔丰不能独有矣。”[注]6月26日被捕的宁调元、熊越山二人 都是原同盟会的骨干人物,而且“文学优长”。赣督李烈钩闻讯后,提出用江西捕 获的两名黎元洪的高级侦探汤显隽、袁世凯的侍从武官余大鸿交换宁、熊二人。北 京政府工商总长刘揆一、广东都督陈炯明都曾致电黎元洪,保释宁、熊二人。但黎 元洪对二人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于7月下旬将二人解京杀害。[注]首义“三 武”之一的蒋翊武在改进团倒黎失败后,即往湖南参加反袁二次革命。湖南取消独 立后,蒋诩武又到全州运动桂军,不幸被执。广西都督陆荣廷致电黎元洪请示办理, 黎元洪马上电袁世凯,称蒋诩武“逆迹昭彰,湘鄂一带党羽众多,不予迅除,终为 巨患。“要求袁世凯饬令陆荣廷“从速执行,以昭显戮。”袁世凯接电后即电令陆 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1913年9月9日,这位坚贞的革命党人就义于桂林丽泽 门外。 在黎元洪的屠戮下,湖北的革命党人几无所存,元气大伤。数千党人倒在了血 泊中,侥幸逃生的也无法在湖北立足。曾为共和奠基的首义之区,竟成鬼域之地。 在此后的护法与护国诸役中,湖北不仅未能掀起波澜,且成为北洋军镇压革命党人 的基地,这正是黎元洪屠刀飞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