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洪宪”闹剧中 1.霸王请客 在黎元洪的鼎力相助下,袁世凯终于消灭了南方仅存的革命力量。全国除西南 数省外,均在北洋军的铁蹄践踏之下。袁世凯初步实现了“武力统一”。 在与南方国民党人兵戎相见时,袁世凯还保留着由国民党人占多数席位的国会, 这决非袁世凯对国会休休有容,而是他感到国会还有一点利用价值,他要靠国会给 他披上合法的外衣,把他推上正式总统的位子。国会召开后,为了便于操纵,集中 力量对付其中的国民党人,袁世凯授意原来分为三家的拥袁政派共和党。统一党、 民主党合为一体,于1913年5月29日正式成立了进步党,党魁自然又是黎元洪,头衔 是理事长。6月30日,国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草拟宪法。但不久二次革命爆 发,袁世凯对国民党议员横加摧残,加之国民党议员与进步党议员在集权与分权等 问题上分歧,宪法的起草时辍时续,进展迟缓,8月中旬才涉及宪草中有关总统选举 的内容,最后议定由国会参。众两院组成国民会议或国民公会,选举正式总统;须 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为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者当选;总统任期六年、 不得连任;总统任命国务总理须经众议院同意;总统得参议院到会议员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时可解散众议院。 这些限制性的规定对一心要建立独裁专制的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无法容忍。但他 也明白,只要当上正式总统,这些限制对他就会是废纸一张,当务之急是及早登上 总统的宝座。于是,他对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规定暂时隐忍不发,加紧策划先选举总 统的阴谋。黎元洪又被派上了用场。 1913年8月5日二黎元洪领衔会同各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国会,指责国会“争议 朋兴,党见纷起,根本问题,概未解决,推波助浪,枝节横生,”然后照例罗列一 通内政、外交、财政。军事上的种种“险境”,归结为议员国会“迁延迟误,有以 召之’。提出“为今日计,应请将一切议案概行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订总 统选举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或将宪法全部从速制定,即行选举总统,两月 之内,一气呵成,国本既定,人心遂安。”电文的最后,则威胁议员:“诸公如必 欲绝中国也,吴天不吊,夫复何言。倘肯以海祸之心,为探源之脉,我邦人昆弟, 实祷视之。”接着,黎元洪又致电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首脑,提出“须先举总 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国会中进步党本属亲袁政党,袁此时又以金钱制造 出了一个公民党,为袁摇旗呐喊,充当打手。国民党原本涣散,又经二次革命失败 的打击,已无力与袁世凯抗衡。以黎元洪为首的都督们这番恫吓胁迫,马上产生了 效果,各党派议员纷纷表示赞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9月5日,国会正式通过选举 总统案。 但是,国会的妥协还没有让袁世凯心满意足。袁巴不得立刻将正式总统的桂冠 戴在头上。于是,黎元洪又再次出马。9月28日,他又一次致电国会,称他“独默观 世变,终日绕床,觉总统一日未举定,俨若祸在眉睫”,原因是不举正式总统,外 人便不肯承认,没有洋人的承认,便是“不能为国”,人取人求,惟欲所逞,中国 只能腼颜道歉,忍气吞声。连“雄才大略”的袁世凯也无法应付裕如,而有捉襟见 肘的窘境,原因就在于没有选举正式大总统。如果先举总统以使正式政府成立, “名分既真,事权攸属,”就会有强固有力的政府,断邻邦觊觎窥伺之心。造成这 种内外交困、五色旗惨淡无光的祸根就是国会不速举总统,“乃迟迟数日,暗寂如 故,迟之数旬,而暗寂仍如故。”因此要国会“速定大计,举行大典,泱旬之间, 期于竣事。”最后,他又不指名地警告国民党议员“若以一党之好恶而轻拂舆情, 以一己之是非而动摇国本,来日大难,必有噬脐莫及者”。“舍旧谋新,殆难斯选”。 意即不能不选袁世凯。电文的末尾,黎元洪还故作姿态:“伏乞从元洪之言,以为 中国治安之计;仍请议元洪之罪,以杜军人干涉之萌。”明明是对国会明目张胆的 干涉威胁,却又扮出一副公忠守法的面孔,黎元洪作戏作到了家。随着黎的再次发 难,北洋的大小军阀也齐声鼓噪,一齐向国会施加压力。早已染上政治软骨病的国 会议员们自然不敢怠慢,10月4日又匆匆通过了草草而成的总统选举法。 1913年10月6日,国会正式选举总统,袁世凯“当选”为总统。次日,国会又选 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在给袁世凯的贺电中,黎元洪益发谦卑:“天福吾国,元首得 人。元洪等颠沛两年,卒偿私愿。闻信之余,嘉乐何极!从此巩固国基,保全边围, 谋东亚和平之福,收中央统一之功。骇浪孤舟,获登彼岸,滔滔江汉,与国长存。 元洪等谨率全部军民人等同呼万岁。”对他自己的当选,也以“服从公意、协赞中 央,本共和立宪之精神,尽天下匹夫之责任”为词接受。[注]在10月10日于武昌举 行的仪式上,黎元洪发表“查任正式副总统宣言”,提出过去、现在、未来三观念, 与人共励,中心是拥护袁世凯的统治:“披茅乃得连茹,除暴所以安良,惟能巩固 中央,乃谋事权统一。元洪与诸君危舟共济,大厦同扶,永矢初衷,赞襄伟略。” [注] 袁世凯将正式总统的桂冠捞到手之后,国会对于他已由篡权的垫脚石变成了独 裁的绊脚石。他决意将国会一脚踢开。10月16日,他借“增修约法”的名义咨文国 会,实际是向正在拟定的宪法草案发难,两天后,又指责国会公布总统选举法是违 反了“临时约法”中“一切法律由总统公布”的规定。10月24日,他派出8人为“政 府委员”,要求列席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袁世 凯的这些一环扣一环、步步逼进的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取缔国会的口 实。这时的国会已被袁世凯的淫威所慑服,本无意与袁世凯对抗,相反,正准备接 受袁世凯的要求。他们所要的,不过是要维持国会外表的尊严。但袁世凯派人干涉 制宪,这就将国会的面子剥了个一干二净。国会无法接受。于是,袁世凯便搬出了 他的屡试不爽的法宝,以北洋军阀的危胁来迫使国会就范。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 各省,痛骂国会草拟的宪草“直是推翻行政权,国会专制已甚”,是国民党“第三 次革命”的文字,要求各省都督“各抒谠论”。[注]在袁的指挥下,北洋悍将骄督 纷纷发表他们的说论。辫子帅张勋痛署宪草“荒谬绝伦”,表示要“诛锄叛逆,以 身许国,万死不辞”,只待袁世凯调遣。姜桂题指国会议员为“国民公敌”,建议 袁世凯“取消党会、扫除机关”,龙济光要袁世凯“以救国为前提,行最后解决。 或解散议员,另行选举,或执行国民总投票,以求真正舆论。“黎元洪也不甘牛后。 在11月1日发出的电文中,黎模仿袁的语调,按袁的启发,提出宪草的“四不可”, 要求国会详加讨论,重行厘定,“务期与我国历史习惯、现时情势适合。”不过相 对其它北洋都督来说,黎元洪的口气与态度还算平和。 袁世凯的猖狂使国会中的各政党惊惧不已,他们还想再作让步以换取国会的苟 延。但袁世凯早已不耐烦了。11月4日,袁即以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来往密电多 通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与徽章,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 由于被收缴证书、徽章的议员达430余人,超过了国会的半数,国会已无法开会。 袁世凯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显然不仅是要消除国民党,而是要将国会彻底推 倒。这时,进步党才发觉到事态的严重。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会垮台,进 步党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为了将已处于弥留状态的国会抢救过来,进步党 的重要人物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多方活动,但在执意要独裁的袁世凯面前毫无作用。 在绝望之中,他们想起了名义上是进步党领袖的黎元洪,以为凭黎副总统兼湖北都 督的身份或许能使袁世凯收回成命。梁、汤等人请黎元洪电请袁世凯,改变决定。 但在一个月前还赞许国会议员们“国果永存,公皆不朽”的黎元洪此时却一声不吭 了。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命令发布后,黎元洪迅即动手执行。于11月7日派军警多人 将设在龙王庙后街的国民党湖北支部查封,将抄搜出的国民党牌匾、印章、徽章、 党证等予以销毁,将文件名册带到都督府内查验后焚毁。并在通衢大街广贴布告, 宣布解散国民党支部。实际上,黎元洪早在二次革命期间就已开始摧残国民党。19 13年7月上旬,沙市鄂军破获一起国民党人运动军队案,黎元洪即下令:“各处军队 分驻地点所在如有国民党事务所及各社会名目,着即会同地方官一体查禁取消,以 防煽惑军人。”所以,在解散国民党湖北支部后黎向袁世凯电告时,特意汇报说: “查鄂省前因该党有煽惑军队情弊,业于戒严期内将汉口、荆襄等处驻军地方该党 所设交通部分先行取缔。其武昌支部、各县分部亦已禁止开会。”向袁世凯邀功。 7月12日,黎元洪又效法袁世凯,驱逐湖北省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他派出军警百余 人,将议会团团包围,刀枪架举,森严着临大敌。其时湖北省议会中的国民党员自 二次革命失败后或脱党,或加入亲袁的新共和党、进步党,仍持国民党籍者本已无 多,副议长屈佩兰认为不应一概取消,遂向率军警前来的都督府军务课长唐某商议, 准备亲赴都督府向黎求情。唐某却威胁说奉都督之令,只知驱逐国民党议员,不知 其它。如副议长不向议员追缴,即令军警动手。屈只好“自赴各室,追缴名单所列 请人徽章、证书。”[注]在这次驱逐37名国民党议员后,黎元洪又于11月17日将议 会成立之前曾列名国民党的25名议员驱逐。这样,湖北省议会已不足法定人数,只 好闭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势力有了空前的膨胀。原国民党据守的江西、安徽、湖 南、广东都换上了北洋人马或北洋死党任都督,江西为李纯、安徽为倪嗣冲、湖南 为汤萝铭、广东为龙济光。江苏都督一职,袁世凯因张勋在二次革命中进攻南京手 黑心辣,出力颇多,用以酬谢了张勋,但张勋与北洋究竟渊源不同,而且桀傲不驯, 袁世凯并不称心,又借外交事件将张勋调出任长江巡阅使,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冯国 璋。云南都督蔡锷虽非国民党人,但倾向革命势力,督滇终是隐患。所以袁施以诡 计,先许蔡以湖南都督之职,但要蔡锷北京一行,蔡即举荐唐继尧任云南都督,自 己则北上北京。结果蔡尚在途中时,袁世凯即颁布了任命汤萝铭督湘的命令。蔡锷 明知受骗,但也只好进京,被袁世凯授以将军府昭威将军头衔,实则等同软禁。 当袁世凯用建造北洋一统天下的眼光去看黎元洪时,就感到黎元洪有些碍眼了。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势力尚不能及的是川、黔、滇、粤、桂五省,而粤督龙济光 已完全投入袁的怀抱,并对广西的陆荣廷形成牵制,其余三省地处偏僻,鞭长莫及 也无可奈何。但是袁决不允许在湖北这样的要冲之地有非北洋的一块属地。虽然黎 元洪对袁世凯输诚相待,经常通电称颂“大总统英明神武,中外倾向,党见日以消 弧,政权日以巩固,中央实行统一,地方渐就范围,普海人民,焕然冰释”,[注] 袁世凯仍然放心不下,因为黎元洪毕竟是有兵权、有地盘、又有“开国元勋”光环 的人物,而且毕竟不是北洋一系,这样的人物占据湖北都督一职,必然是袁世凯的 一块心病。在正式总统选举时,虽黎元洪一再声明、拒绝作候选人,并全力推荐袁 世凯,但黎在第一轮投票中仍获150余票,由于前两轮投票袁世凯得票都不足半数, 第三轮便在袁和黎之间决选,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何人都以废票论。这个选举 方法,使袁、黎并列。国民党本不愿选黎元洪,但投别人即为废票,又不得不投黎, 所以会场上一片“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窃语声。最后,袁仅以507票当选。而选 副总统时,黎竟一次通过,票数高达610票,并且全场一致鼓掌,掌声比袁世凯当选 时响亮得多。据说总统选举时,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终日未离公案,打 听选举消息。袁世凯当时也急不可耐,几次问梁选举进行得如何,梁士诒含混应付, 不敢据实以告。当袁得知最后一轮是在他与黎元洪之间决选时,他“大惊,绕室仿 惶,踱来踱去,直到最后揭晓才坐下,并不高兴。”[注]虽然黎元洪对袁奉命惟谨, 未显出有不臣之心,但难保在一定条件下没有立异之念,而且也难保没人借黎的旗 号,以拥黎为名,行反袁之实。这正是袁世凯所担心的。无论如何,他都要凋虎离 山,去掉这个隐患。 在二次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的心腹陈宦就向袁献计说:“世界副总统无领兵者, 美国副总统为上议院议长,今宜请黎入京。……各省底平,亦无须副总统坐镇,派 一统兵大员足矣。”[注]正式选举后,袁世凯即以赴京参加典礼等名义几次电请黎 元洪北上。但黎元洪并不入毅中,他先是电告袁世凯,“极思来京,观光鸣盛”, 但“只以鄂省仔肩未释,趋觐需时,北斗京华,谨当望风膜拜。至副总统吞荷虚名, 未便同邀大礼。遵就武昌拜受嘉命。”稍后,又再电袁世凯,再次表示“兹于国庆 日就兼领湖北都督任内拜受嘉命。”黎元洪也深知有兵即有势有权,更知道袁世凯 居心叵测,所以一再拒绝袁世凯的邀请。 为了使黎元洪就范,袁世凯又不惜重金,收买黎元洪的亲信左右。黎的“文胆” 饶汉祥被黎派为代表进京与袁商洽。袁馈之以200万元,条件之一是要黎早日进京。 饶汉祥回到湖北,便对黎说:“湖北年轻的党人都不可靠,你在湖北住着很危险, 不如到北京去比较安全。”袁世凯还多次派陈宦赴鄂劝驾。黎被逼无奈,只好以接 替无人或交接费时为由搪塞拖延,不肯离开湖北。袁世凯无法,便来了个“霸王硬 上弓”的手段,半是邀请,半是挟持,于12月8日派遣北洋悍将、他的心腹段祺瑞到 武昌“迎接”黎元洪入京。 黎元洪知道这次已无可推托,便命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都督府中 事务,为不日返回湖北预留地步。但段祺瑞到鄂后,马上将他南下的专车改为送黎 北上的专车,于次日即催促黎元洪北上“磋商要政”。黎无法,只好电告袁世凯 “谨于本月儿号亲戒行装,面聆迪梅”,‘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请大总统派员 代理外,应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注]9日晚,黎元洪即与饶汉祥等十数人 在陈宦的押解式的陪同下,登车北上。10日,黎元洪尚在北上途中时,袁世凯就公 布了以段祺瑞暂代湖北都督的命令。 由雄据一方、实权在握的都督一变为袁世凯的高级政治俘虏,黎元洪心中不免 苦辣酸甜,一时不知何味。本来对袁世凯并无异志,却偏遭疑忌,厉阶实为己造, 却又有苦难言,鸟尽弓藏之势已成,“储贰”之职不能不就。[注]这一切都在黎元 洪的心中搅起阵阵哀怨、愤懑、凄怆的波澜。这种心情在他的《致鄂中父老》电文 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元洪不德,滥握军符,义旗一举,蒙鄂中军学绅商各界推举都督一席, 力辞不获,勉竭绵薄。阳夏之役,屡战屡败,孤城介立,岌岌可危。卒得 保全无恙,实赖人心归向,众志成城。迨共和肇建,南北统一,而意见纷 歧,党争激烈。虽极意周旋,而弥缝无术,致使风声鹤唳,频涌汉江,商 场元气,一丧再丧。本年邻境乱作,祸患几遍于东南,鄂省居上游门户, 扼南北咽喉,控制滨江各省埠之死命。鄂省之发危,南方数行省之视线所 趋也。元洪本此意以筹划,调驻重兵,紧急防维。昼夜焦思,绝粒数日, 遂使破获机关百余起,保守疆界,化险为夷,是固各将士之勇往服从,各 商民之公同协助,有以致之。旋而沙洋叛乱,枣随陷害,边界内河,干戈 扰攘,匪徒所至,抢掠难堪。痛剿数月,未报肃清,未必非元洪之不德阶 之厉也。其它灾民流离、米食恐慌、金融停滞、纸币浮滥,并一切鄂人之 盼望于元洪者,元洪年无一增幸福于鄂人,遗憾何其深也。今者燕京之行, 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惟段代督明达精干,军事上尤 擅特长,必能补元洪之缺;登鄂民于衽席也。遥望汉江,不禁泪下。[注] 这些话语,并非出自衷心,但悲伦之感却流露于字里行间。在黎的电文中, “临颖涕泣”之类的做作之词多有,惟有这一次的“不禁泪下”或许是真。 2.幽居瀛台的“上宾” 1913年12月11日早7时,黎元洪乘车自鄂抵达北京。车行至保定时,袁先期派出 的人员即登车以示欢迎。在北京本站,迎黎的仪式十分隆重。袁世凯派出自己乘坐 的金康朱轮双马车去迎接。当时北京还没有汽车,马车已属奢侈品。当年孙中山派 出的迎袁专使蔡元培到北京时,乘坐的也是这驾金漆朱轮双马车。北京政府的内阁 成员、袁世凯的总统府的侍从武官长荫昌、礼官黄开文及内阁各部部员代表都到车 站迎接。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代表袁世凯迎黎。车站之外由军警守护,站台上有 北洋军一营,列队持枪致意。到达北京后,黎元洪戎装佩剑,入总统府拜见袁世凯。 中午,袁世凯在总统府宴请黎元洪,由内阁全体阁员作陪。当晚,黎下塌于南海瀛 台。这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黎的居室中,就悬挂着一幅 署名“全忠”的条幅,即是光绪幽居之时所写。这种安排使黎元洪感到再回湖北的 希望已近渺茫。所以,在到京后不几天,黎元洪便上书袁世凯,请求辞去湖北都督 兼职,并表示要“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 健在,皆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这就等于告诉袁世 凯:不必疑忌我黎元洪,可尽管放心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出了乱子,我还可以像平 定“赣宁”之役那样,再替你效力。这次,袁世凯也不管什么“鄂省为中原脊膂之 要枢,稍有动摇,恐全国入心闻而解体”了,[注]很快就准免黎元洪所兼任的湖北 都督的职务。因为这个“中原脊臂之要枢”现在已是北洋的天下。段祺瑞代理鄂督 后,马上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北洋军阀对湖北的全面控制。1914年2月,段祺瑞卸职, 由袁世凯的另一亲信段芝贵接任。段芝贵更是变本加厉。“二段督鄂”不但将湖北 残存的一点革命力量甚至是革命遗“名”扫荡殆尽,[注]而且将黎元洪的势力也清 除得利利索索。 虎入牢笼,便不妨每天多喂一点肉,以示主人的优容。袁世凯对黎元洪,正是 这样一种姿态。袁世凯规定副总统月俸一万元,每月公费二万元,黎所兼任的参谋 总长和后来的参政院长的薪水另计。而且黎的实际所得,远不止此,在瀛台的一切 开销,都由袁世凯的总统府支付。公费本为办公费用,但据黎元洪的亲属回忆,黎 是无公可办,每天以散步、读书、阅报、写字消磨时日。[注]黎元洪的家眷来京住 进瀛台后,袁世凯更是对黎元洪亲密异常,不仅常在饭后约黎散步或畅谈,而且还 派他的子女来瀛台拜谒,以示亲密无间。此时袁世凯已有了帝制自为的居心,为了 获得黎元洪的赞同,袁又要与黎“政治联姻”,提出与黎家换亲。以黎之女绍芳嫁 袁的第九或第十子,以袁之女嫁黎的长子黎绍基,但黎的夫人吴氏不愿袁世凯的女 儿嫁与黎家,称:“袁世凯的女儿要做我的媳妇,我这个婆太太吃不消。”但又无 法全部回绝,便决定将女儿绍芳嫁给袁家,与袁的第九子克玖定了亲。这桩政治婚 姻终酿悲剧。黎之女绍芳订亲时仅8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对自己的婚姻不满, 郁郁不欢,最后发展为精神病。1934年成婚后病情有增无减,终死于精神病医院。 [注] 虽然黎元洪已不足为患,但袁世凯还是存有戒心。因此在怀柔的同时也加以防 范。当时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后任参谋次长的唐在礼曾回忆说: “袁对黎元洪用了很多心血。在袁左右说黎坏话的人很多,有人说士。 不加防范,黎的生命可能有问题,如果出了问题,袁将有口难辩,对袁将 有很大的不利。当时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拢黎,这也 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说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当 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 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 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 给他办到。所以那时黎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 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车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除 此之外,我还常到赢台去见黎,亡妻洗友琴三天两天常在黎家。我们夫妇 俩都着意安慰他,把外面的事讲给他听。同时我按着袁的命令,常常把袁 对他绝无歹意的话说给他听,千万让黎放心。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 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汇报,因为袁命 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无大小都要回报。每次回报后,袁都说我办的好。 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回报 袁,之后,到我调部接陈宦的事时候,陈调四川将军,我病后就更常去黎 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注]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在黎到京后拜访黎,并发表《谒黎》一文,其中也透露 了黎身不由己、形同软禁的蛛丝马迹: “是早,某君约予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阁处(即 由大总统之司阁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 外之招待室候命矣。……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 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间黎公在鄂时,近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 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 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 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为少将唐君在寅, 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抱。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因不常出门,到 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 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 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 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如旧,皆 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 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光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 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 设也。[注] 在这样的境地中,黎元洪心情的沮丧可想而知。有人说黎元洪自居瀛台后, “绝口不谈时事。而于袁氏之所以笼络羁縻者,不谢,亦不拒。每日晨起,讽诵佛 经。与人酬酢,颓然若愚,”[注]虽言过其实,也反映了黎元洪当时的心情。除了 袁世凯及其亲信别有用心的访谒外,几无人登门,所谓“门口石上生青苔,无人往 来过问。”即令城府极深、能忍人所不忍的黎元洪自己,有时也不免“掩卷发悲声,” 搞得他的几个随从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分外小心,怕黎元洪借故发火。[注] 对于袁世凯来说,黎元洪并不仅仅是一个仅供观赏的“槛中之物”,还有一定 的利用价值。“首义元勋”的招牌仍能迷惑不少人。黄远庸就称许黎是“德望并隆、 中外钦仰之伟人。”1913年11月15日国会被迫停会后,袁世凯又于26日下令成立所 谓的“政治会议”,名义上是咨询机关,实际上是要充当袁世凯解散国会、改造约 法的工具,给袁的独裁披上一件民意与法律的外衣。政治会议以清末曾任云贵总督 的李经羲为议长,以曾在南北议和时任湖北代表、与黎元洪有渊源的张国淦为副议 长,黎的亲信。“文胆”饶汉祥也列名政治会议中由袁世凯直委的8名委员之中,这 种安排用意是拉拢黎元洪,让黎再为袁效力。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委员们先 到总统府听受袁世凯的训辞,然后在北海团城举行开幕式。李经羲致辞说:“本日 大总统训辞,兢兢以共同报国为言,而救国之道,则以扶植强有力政府为归。”[注] 这番话道出了政治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加强袁世凯的独裁。 尽管有了政治会议这个工具,袁世凯自己还是不便径直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 法的主张。还需要有“民意”的呼吁。这里黎元洪被派上了用场。12月22日,一份 由“前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十九省都督、民政长署名的洋洋千言的电文刊 登在各家大报上,电文先是痛低国会议员争权利、询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 于不顾,立法毫无进展,继之称袁世凯“以报国为己任,毅然刚断,将乱党议员资 格一律取消”后,国会议员一时难以递补如额,而且即令满额开会,也会议论多、 成功少,立法缓不济急。所以他们“敢联名,切恳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 不可拘文牵义,以各国长治久安之成式,施诸水深火热之中华。”意即劝告袁世凯 不必以国会为立法机关。然后又强调改革之初“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 “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请大总统伤下国务院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若众意 成同,则共和政体之精神,即可因兹发轫。”也就是说可以政治会议作为立法机关。 最后,又打出民意支待的旗号:“元洪等承乏地方,深知人民心理,痛恶暴乱之议 员,各国论调亦极公允。我大总统何所顾忌而不为之?”对于残存的国会议员, “应请大总统给资回籍,另候召集。”[注]这封电文将袁世凯急欲说出而又不便说 出的打算合盘托出,为袁世凯解散国会、改造约法提供了舆论凭借。袁世凯即据此 向政治会议提出十九省都督、民政长请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 案等一堆咨询案。政治会议毫无异议,—一作出决议。只是在增修约法上政治会议 提出委员均为政府派遣,且为咨询机关,不便增修法律,建议袁世凯另行组织一个 代表“民意”的造法机关,以示“遵重”约法。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就以“政治 会议决议”为依据,公然下令解散国会,残存议员每人给资400元,饬令回籍。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一手制造的约法会议开张。很快就按袁世凯的旨意炮制 出了一个袁记的“中华民国约法”10章68条。5月1日正式公布,同时宣布废止《临 时约法》。这部约法集大权于袁世凯一身,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独裁约法。而且,袁 世凯还心犹未甘,又于1914年底指使约法会议制造了新的“大总统选举法”,依照 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世袭不替。至此,民 国只剩下了一块招牌,而且这块招牌也摇摇欲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已经敲响 了锣鼓。 3.拒受“武义亲王”封号 袁世凯将国会和《临时约法》这两个辛亥革命仅存的果实。共和制度的象征消 灭后,开始了帝制复辟的种种活动。 作为复辟的前奏是官制的大改动;按照“袁记约法”,国务院被取消,代之以 设在总统府中的政事堂,成为总统的办事机构。总理换成了国务卿。首任国务卿是 曾在前清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的徐世昌。这对于帝制夏辟来说,显然具有象 征意义。这位相国大人上任后不久,即全副前清打扮,顶戴花翎,以“大清”太傅 的身份参加了逊清皇室举办的节宴,向废帝溥仪三拜九叩。文官分成了卿、大夫、 士三级九等,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县,此外 还设了监、少监、丞、郎、舍人等古色古香的官阶。1914年6月20日,代行立法之权 的参政院正式开院。70名参政全部由袁世凯任命,多为封建余孽、反动政客和进步 党人。黎元洪被任命为参政院院长。 复辟的第二步是思想文化上的复占。早在1913年6月,袁世凯就通令恢复学校祀 孔。1914年2月,袁又下令恢复帝制时代的把孔和祭天大典,他称赞孔子之道是“亘 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安,赖以不坠”,9月,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到曲阜 孔庙祭孔,12月,又在北京天坛演出了一场“把天”的闹剧。据记载,祀天之时, 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着十二云团的大礼服,下着印有千山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礼 服的云团各有等差,下面一色紫缎裙。袁三拜九叩,与封建帝王无二,只不过在所 用的祀天祝版上改过去皇帝用的“子臣”二字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其 它一切如仪。 政治上的复旧与思想文化上的复古使刚刚度过两周岁的民国变得光怪陆离、怪 象迭出。各级民意机关早已被解散,各地官员传人用令箭,求见者呈递手本、履历。 民初被明令禁止的“大人”、“老爷”等称呼又不绝于耳,绿呢大轿、金鼓牌企。 R照执事等前清官员出巡的仪仗又重新派上了用场。辫子虽未明令恢复,但拖辫子者 不乏其人,仅在北京参政院中,就有10余人脑后拖着一条焦干枯黄的辫子。有人提 议恢复谥法,虽未获通过,但袁世凯在每一位将军的头衔上都加了诸如镇安、靖武、 建威之类的“活溢”。孔道会、孔教会等尊孔读经的团体纷纷成立,沉渣泛起,魔 影憧憧。“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之类的谬说甚嚣尘上。参议院中,居然有人呈请 恢复科举。政府的文官考试,竟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类散发着浓烈八股气 味的题目。 复旧、复古与复辟密切相联。但一班不辨眉眼高低的前清遗老遗少对此发生了 误解,认为袁世凯会还政于清。此前他们视袁为篡政的王莽,恨不得对袁食肉寝皮, 这时论调却为之一变,争相赞颂袁世凯“才堪应变,忍辱负重,以报故君”,是训 太甲的伊尹,辅成王的周公。但不料袁世凯下令内务部对这种清室复辟的言论和活 动“查明办理”。于是人们渐渐窥出了底蕴,袁世凯既不是什么伊尹,也不是什么 周公,而是曹操,要帝制自为。于是一般无耻文人、官僚政客便争先恐后地打起大 旗,做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先锋,抢拥戴的头功。1915年8月,先有杨度等入组织了 “筹安会”,表面上是从学术来探讨共和与帝制何者适于中国,实际是帝制复辟的 舆论和策划机关。这是几个文人的组织。继而9月,又有一批以梁士诒为首的官僚, 不甘在拥戴上让筹安会占尽先机,又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改革国体的 请愿活动。10月2日,参政院决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8日,公布了《国 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此后,便是一连串的闹剧:各省选举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 票、各省推戴、参政院劝进……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表示接受推戴,13日 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早在9月间就已暗中成立的“大典筹备处”加紧准备。袁 世凯下令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同此前积极拥袁不同,在这场荒诞的帝制闹剧中,黎元洪表现得甚为消极,不 肯与袁世凯合作。1914年6月20日参政院开院,黎元洪以院长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说, 表示参政院备政府咨询,“对于政府要尽力辅助,使成个强有力的政府”,又要行 使立法职权,代表人民,严守共和真缔,“一方面拥护政府,一方面催促政策之实 行”。[注]黎的这段演说大体上代表了他对袁世凯的态度,即只要袁还维持共和的 门面一就继续对其表示支持,但袁如果连这个招牌都不要,那就等于挖掉了他这个 “首义元勋”的立命安身的根基,黎就不能不三思而后行了。时人张国淦曾记民元、 民二年间,“国人多谓项城野心极大,将来必帝制自为,劝黄陂加入反袁。黄陂谓: ‘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变 更回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迫随国人之后,誓死反 对。即便于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云云。”[注]张国 淦的记述不免对黎有溢美,因为黎元洪根本没有“毁家火身”的决心,誓死反对帝 制。但黎不赞同帝制,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是自掘坟墓还是无可怀疑的。黎元洪 的长子黎重光回忆说,袁世凯曾就帝制事窥探过黎元洪的态度,一次袁向黎元洪说: “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接着又马上表白“这些人当然是 胡闹。”黎元洪立即正色对袁世凯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 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此后,袁世凯就不再与黎元洪谈论 帝制的事情了。[注] 黎元洪不赞成帝制,但又不敢公开反袁,只能消极抵制、黎所采取的方式就是 不问政事、辞退本兼各职,不再作袁世凯的政治点缀。担任参政院长之职后,黎元 洪几次提出辞去参谋总长职务。袁不予批准,但他也不理部务。1915年8月筹安会成 立后,在杨度等人的鼓动下,各省抱“从龙”欲望的旅京人士纷纷组织“公民团”, 向参政院呈递改共和为君宪的请愿书。看到参政院已不可避免地沦为袁世凯帝制活 动的工具,黎元洪决汁辞去参政院长一职,在参政院开院前夕,他正式提出辞职, 表示“此次会期,决不到院与闻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注]9月6日,袁世凯派政 事堂左丞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袁宣布关于改革国体的宣言。宣言称各省关于变 更国体的请愿“不合时宜”,却又认为“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 自应仍听之国民”,就等于说,如果全国人民都拥护帝制,“强迫”袁世凯做皇帝 的话,袁不会推辞。黎曾希望喧嚣一时的帝制活动不是出自袁世凯的本意,袁或可 采取措施禁止帝制复辟的种种鼓吹,但这个宣言使黎元洪的幻想破灭,对袁世凯彻 底失去信心。自此之后,他就不再出席参政院会议,并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 等职,未获允准。他又提出回湖北黄陂原籍休养,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虎旧山,也予 拒绝。黎元洪知道不可能离开北京,就以瀛台寒冷、不宜夫人养病为理由,请求迁 往他处。这时袁世凯手下的亲信官僚也认为袁世凯一旦称帝,大内三海即为新皇宫 苑,住着黎元洪这样一个民国的元勋实在不伦不类,有碍观瞻,建议袁批准黎的请 求。[注]所以黎的这一要求得到允许。袁世凯以10万元购得北京东城东厂胡同一处 大宅,赠给黎元洪,以图示恩结好。黎元洪遂在9月下旬举家迁入。此后,他即在东 厂胡同宅中“闭户养疴”,谢绝宾客。对帝制一事不发一言。当10月底袁世凯一手 导演的国体投票结束,国体变更已成定局时,黎元洪再次咨文参政院,提出辞云副 总统、参政院长。总参谋长三项职务,宣布从11月份起不再领取副总、统的薪俸与 公费,请袁世凯下令裁撤副总统办公处,遣散卫兵连。这时,因帝制问题,进步党 要人梁启超等也已与袁分道扬镳,黎与进步党人相近,知道进步党人正在酝酿反袁, 袁的帝制短期内必然失败。为个人的利害而计,也没有必要力洪宪王朝作无谓的牺 牲。况且自己为共和元勋,追随帝制也为国人所不齿。而帝制失败,自己或可以清 白之身,继承总统之位,顺理成章。[注]权衡了种种利害后,黎终于做出了这种近 乎与袁世凯绝决的举动。黎元洪也知道这样做会有危险,终日惶惶。孙武来京见黎, 黎竟与孙武抱头痛哭。为了防遭袁世凯的暗算,黎元洪指派他的秘书、留日学生刘 钟秀经常去日本使馆打听袁的动向。但此事不久被袁世凯窥出可疑之处,对刘钟秀 的行动注意起来。一次,刘钟秀与日本使馆的一名官员在一家酒楼中吃酒。日官员 把袁的情况写在纸条上递给刘钟秀。但突然发现有军警包围了酒楼,进行搜查,刘 钟秀急中生智,忙将字条和酒吞下,才没有出事。[注]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策令,册封黎元洪为 “武义亲王”。令文称:“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 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 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 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 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注] 黎元洪对帝制的消极抵制却换得了袁世凯的优容与册封。这并非袁世凯对黎元 洪如何厚爱,而是政治的需要,显示出袁世凯的老谋机心。袁世凯最忌别人视他为 曹操,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因而他需要肯定为建立民国出力人员的功劳,以 表示袁氏的帝国是从民国而来。在策令中他仅称黎元洪上将而不提其它官职,实际 是将黎的副总统职务轻轻抹去。提到赣宁之役中黎的“厥功尤伟”除了表示袁自己 尚记得黎的诩赞之功,不会搞兔死狗烹外,还意在提醒黎元洪:你是我战车上的人, 现在想抽身退步,不那么容易。袁以新约法作为封王的依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 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因为是民国的荣典而受之无愧”。 在袁世凯的册封令正式颁布之前,已有消息传出,黎召集与其关系密切的湖北 籍官员张国淦、夏寿康、饶汉祥等人商议。张国淦说:“以副总统立场,万无接受 王位之理”。但饶汉祥认为“自名义上着想,自不能接受;就安全上着想,又不能 不迁就。似不妨容忍一时,再行从长计议。”张国淦又说:“袁固枭雄,但在此时 期决不敢危害副总统,以冒天下之不匙。如果有心危害,即命令今日接受,将来仍 难避免。副总统果能保存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 况且事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共和之人, 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元洪点头称是。但饶汉祥仍坚持说:“如君所言, 直是牺牲副总统。我并非赞成三位,但不愿副总统牺牲个人耳。”两个人争辩了一 阵,最后黎元洪说:“你们不要多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 心。” 15日袁的册封令正式颁布后,以国务卿陆征祥为首的在京文武简任以上官员奉 袁之命赴东厂胡同黎宅致贺。黎元洪不得已出见。在陆征祥致贺词后,黎元洪答称: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 故优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 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竿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 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罢即入室内,不再理会 这些官员,这批人也默然离去。[注]黎元洪随后即命副秘书长瞿瀛拟定一份辞封三 爵的呈文,大意为:“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 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三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混,终此余 岁。”[注]袁世凯派永增军衣庄的成衣匠来黎宅量做“亲王制服”,黎元洪以“我 非亲王,何须制服”为由婉拒。 袁世凯以为黎元洪拒受册封也如他接受帝位一样,非“两推两让”不可,又在 12月19日重颁策令,派礼官及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江朝宗到黎宅宣封,仍遭黎元洪 拒绝,时人刘成帅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对此事记述颇详: 朝宗奉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捧诏大呼: “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亦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 元洪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 哪里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捧诏,大呼请王 爷受封不止。元洪怒呼左右:“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齐打 出!”于是元洪左右劝者、扶者、慰者、挤者,一拥而江朝宗出东厂胡同 堂门矣。 两次册封都碰了钉子,但袁世凯仍不死心,他一面继续派人劝说黎元洪接受王 爵,一面以“亲王”礼仪对待黎元洪,想强将生米变为熟饭,迫使黎元洪承认既成 事实。册封令发布后,政事堂送公文至黎宅,公文封套上即书有“武义亲王开拆” 字样。黎元洪秘书处的收发人员知道是给黎元洪的,就收下拆开,呈送黎元洪,黎 见后大怒,说:“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武义亲王公文!”饬令退还。收文者多 方设法才弄到一个新封皮,将公文退还。[注]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秉承父命,亲送 镌有“武义亲王”的金字匾额到黎家,称“遵父命给大叔道喜”;[注]是年岁末, 袁世凯又在向黎赠送年礼时,用书有“赏武义亲王”字样的红帖。这些花样,也都 为黎元洪拒绝。在一段时间里,黎宅的门前变得热闹起来,游说者络绎,一改过去 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先有内史监阮忠抠、公府顾问舒清阿前来致贺,公然称黎 为。“王爷”,并告诉黎元洪,袁世凯还要给他再加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等尊号, 黎元洪实在忍无可忍,便说:“你们不要骂我。”[注]后来交通。系的首领,袁的 亲信梁士诒又奉袁命来劝说,黎先是躲避不见,后迫不得已出见,不待梁士诒等人 说完便指厅中的一根石柱说:“你们如再逼我,我就撞死在这里。”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恶行为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孙中山为代 表的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仍然坚持反袁斗争,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不 断派人回国,策动军事讨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曾追随过袁世凯,但被袁 后来一脚踢开。他们不满意袁世凯复辟帝制。也看出了袁的垮台不可避免。为了在 袁世凯倒台后的政局中争得立足之地,进步党也转而走上了反袁的道路。1915年9月, 梁启超于《京报》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揭起了反对 帝制复辟的旗帜。梁启超的学生、与进步党有一定联系的蔡锷于11月摆脱袁世凯的 监视,由京至津然后又秘密赴日转滇,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12月25日,云南宣布 独立,组成了讨袁护国军。据说蔡锷在秘密出京前,曾夜访黎元洪,探询黎对帝制 的意见。黎元洪表示反对帝制,但无法抵制。蔡锷说:“惟有武力解决耳。”黎元 洪说:“君之处境,亦若我之身在藩笼,乌由而出此。”蔡回答说:“计之审矣, 公但住观我出京40日后,必有佳音。”[注]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并 发布了讨袁檄文,公布了袁世凯背叛民国、僭行帝制的十九大罪状,宣布出师讨袁, 吹响了护国战争的号角。 云南的独立对袁世凯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连忙调兵遣将,布置镇压,派出3万 余北洋军进攻云南。护国军虽然兵力与北洋军悬殊,但斗志高昂,而且得到群众的 热烈拥护。1916年1月,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在川南与北洋军展开激战,北洋军先获小 胜,但护国军稍事休整后发动反攻,北洋军全线溃败、护国军的军事胜利推动了反 袁斗争的进一步高涨。正月16日贵州宣布独立,继贵州之后,又有广西、陕西、浙 江、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原来对帝制表示支持的西方国家见袁的帝制已无希望, 纷纷改变方针,甚至采取了倒袁政策,给了袁世凯一个新的沉重的打击。北洋内部 也由之分化。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两员大将,但在帝制开始时就表现冷淡。 段祺瑞模仿辛亥革命时的袁世凯,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在南京按兵不动,作壁上 观,暗中串通各省将军,准备压袁取消帝制。其它袁政府中的头面人物也多挂冠辞 官,不愿与洪宪王朝同归于尽。在四面楚歌声中,袁世凯先是宣布暂缓“登极”, 最后又不得不放弃帝位。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袁本想召集立法院会议,像当年 劝进那样,在自己辞去帝位后再由立法院吁请自己重任大总统,无奈缓不济急,只 好求助于几个早已与他离心离德、被他打入冷宫的老友,帮他把这场皇帝变总统的 戏唱完。 3月21日,袁世凯请来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数人,在中南海中的原总统府召 开紧急会议。会上袁世凯提出取消帝制,最后决定撤销承认帝位案,废除“洪宪” 年号,由徐世昌任国务卿,出面与护国军议和,以徐、段和黎的名义致电护国军政 府,提出议和停战。如果护国军政府方面同意,在新组成的内阁中,给蔡锷及进步 党的头面人物一些位置。次日,袁世凯正式发表申令,撤销帝制案。在这份申令中, 袁世凯把一切罪责都推给那些鼓吹帝制的“忧时之士”,他自己则干干净净、清清 白白。申令最后称:“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 由自召,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注]这等于说, 袁不当皇帝,自然还是总统,如果不承认这点,那就继续打下去。同时,又以黎、 段、徐三人的名义致电护国军,以帝制已撤销为由,要求与护国军政府停战议和。 袁世凯这套皇帝变总统的把戏马上被看穿。护国军方面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 在云南宣布独立的通电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由于袁世凯己背叛了民国,他的总 统资格早已丧失。袁世凯的申令发出没几天,护国军方面的唐绍仪就致信袁世凯, 痛快淋漓地大骂了他一通:“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 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成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 无。”但是,袁退位后,由谁来继承大总统之职,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护国 军方面,在反袁上方向一致,内部关系却很复杂。进步党与原国民党宿怨甚深,原 国民党中又有左、右的不同。以蔡锷任总统,似嫌威望不够,以孙中山为总统,进 步党决不赞成,以北洋派的段祺瑞或冯国璋为总统,因有袁的前例,无法使人相信 段、冯不会重蹈旧辙,在护国军方面万难通过。于是,梁启超提出依据《临时约法》 的规定,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梁启超认为举黎“一则可以息争,二则可以明护国军 之兴,为拥护国体而起,非为争权夺利而起,袁氏无词叮非难护国军,又无术可离 间护国军”,是个上策。[注]由于黎元洪是依《临时约法》选举出的正式副总统, 身份上具有继任总统的先天优势,在“洪宪”丑剧中他又对袁进行过抵制,没有同 流合污,再加上他不是北洋系中人,所以梁启超的主张得到了护国军方面的一致赞 同。1916年2月上旬,护国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唐继尧写信给在上海的梁启超,要梁 起草一电文,“按照约法,将举黄陂为总统一层及组织中央政府大概情形,先行发 表”,寄登上海、日本各报。[注]3月初,梁启超应邀赴]一西,到达香港时,又与 李根源、杨永泰等人商定元首问题,决定推举黎元洪。[注]随后,梁乘日本船只转 赴海防,在船上他起草了军政府宣言、致黎元洪电等文电。4月18日,唐继尧等人以 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了宣言,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 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依法“恭承现任副 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注] 护国军方面的推戴对黎元洪来说并不是什么福音,虽然情形有些类似辛亥武昌 首义时的身不由己,但不同的是,那时他是党人的政治俘虏,党人要推戴他,因而 没有生命之虞,虽有几次小的风波,终究是有惊无险;现在他是袁世凯的政治俘虏, 是袁的敌人要推举他。这就不免危险万分。袁世凯虽想借助黎的声望来收拾残局, 但对黎不是没有戒心,他知道黎已与他离心离德,是反袁派争取的对象。如果黎公 开站到护国军一边,对自己将极为不利。因此,他一面对黎拉拢,一面对黎防范, 防止黎像蔡锷那样;偷偷溜出北京、袁世凯指派步军统领江朝宗负责“保卫”黎元 洪的安全,江朝宗密令黎宅卫队队长,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不能使黎元洪私自走 出东厂胡同之外。为了避免祸及其躬,黎元洪光是通电拒绝护国军方面的推戴,表 示护国军方面如强迫他继任总统,他就将“远适异国”或“遁迹荒岛”,其实他心 里明白,异国和荒岛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继而又由他的身边亲信瞿瀛、汪彭年、邓 玉麟等人出面,通过日本东方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井上一叶与日本和美国公使联 系,策划了一个易装出走的方案,大致为将黎宅与邻宅、黎的秘书刘钟秀家的相隔 之墙凿穿,黎进入刘宅,易装后由井上一叶驾同仁医院的救护车以刘钟秀患急病, 急须救治的名义接出,急驶入东交民巷,再由日使小幡酋吉陪同,乘坐美使馆换防 回国的美军专车到天津,然后乘船南下。但消息走露,到计划出逃的前一日,东厂 胡同一带军警突然大为增加,哨岗林立,计划告吹。[注] 打袁世凯退位后总统职位主意的,北洋系内也大有人在,其中最露骨的是冯国 璋。冯国璋已不甘心作袁世凯的工具,他野心勃勃,准备利用袁千夫所指的困境, 取袁自代,也过一过大总统瘾。这时冯已不单单是坐镇南京、拥兵观望了,而是与 各种反袁力量积极联络,暗通关节。3月中旬,他就曾密电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 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建议共同发出一份压迫袁取消帝制、惩 办帝制祸首的联署电报。当袁宣布取消帝制后,冯又于4月16日发出铣电,“吁恳大 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 推证治权”,公开劝袁退位。[注]4月18日和5月1日,冯国璋又发出两电,提出关于 总统、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祸首、党人等八项主张。他的第一条关于 总统问题,见解别致: 袁大总统以清定付托组织共和政府,统治民国,授受之际,本极分明。 现因帝制发生,起一波折。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 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 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去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 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谓副总统可以代行职权之说, 当然不成问题。既欲拥护共和,而谓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 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令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 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 案,承认袁大总统,对子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 名义,强其出而任事,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 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埃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 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生,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注] 冯的这段奇论,中心是否认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而把总统的位子 留给他自己。 冯国璋5月1日的电文(冬电)发表后,袁世凯虽明知是冯落井下石之举,但毕 竟冯提出总统暂时留任,而且还就总统地位提出一条连袁自己都没想到的新见,如 获响应,就有了喘息之机。至于冯暗中打的鬼主意,却可以慢慢与他算帐,因此表 示赞同。徐世昌。段祺瑞也知道冯的图谋,不过终究是北洋一系,比落入他人手中 要好,也对冬电支持。于是徐。段派人持已拟好的电稿请黎签字,然后以三人名义 发出。电稿云:“冬电悉。公所主张,于法律事实,俱能兼顾,卓谋远见,极表赞 同,请即由尊处通电各省一致拥护,以解难局,至所企祷。”黎未见冬电,只知冯 国璋主张袁退位,就表示赞同,但又怕上当,这时张国淦建议黎先看原电,黎遂命 来人将冬电取来,看后黎才恍然大悟,说道:“华甫要做总统罢了,何必这样兜圈 子?”张国淦趁机进言:“此电根本上推翻约法,在副总统立场,自不应赞成,且 即依照此电,亦不足解决时局。”黎于是拒绝署名。次日段祺瑞又派其亲信徐树铮 两次到黎处,厉声胁迫,但黎元洪仍严词拒绝。此后,徐、段在处理此类事情时, 便将黎抛在一边了。[注] 1916年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统一反袁斗争。军务院 以全国政权的名义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和袁世凯任命的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国务 院的合法性,宣布军务院奉黎元洪为大总统,根据1913年9月国会通过的《大总统选 举法》。“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副总统同时缺位,由国务院摄行其 职”的规定,军务院宣布是黎元洪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并致电黎,宣布护国军 “恭承我公为中华民国合法之大总统,业于本日庄严宣布。三军欢虞,万姓歌舞。 除将宣言书昭告天下外,谨专电呈明。”军务院成立时,还专电外国公使团、领事 团,申明黎虽为大总统,但因“陷在敌地”,未能直接领导,“应候黎大总统脱离 袁贼暴力范围时,其行动言论乃为有效”,要求各国公使保障黎的生命安全及人身 自由,“大总统未能躬亲职务时,一切国际交涉由军务院抚军长代表。”[注] 由于南方护国军对黎元洪一意推戴,被段祺瑞、冯国璋交相逼迫搞得进退维谷、 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又企图利用黎来进行调和。政事堂改为国务院后,袁授意将深为 黎元洪信任的张国淦安排的教育总长,目的是由张从中联系。张国淦入阁后,常常 与袁见面,袁不时向张国淦询问黎元洪的起居言行,并向张暗示总统职位将来总会 是黎元洪的,他如有一个体面的机会,即可下台。一日,袁对张说:“副总统许久 未见,大局如此,须得副总统为我帮忙。副总统人极长厚,但是经验还不够。本人 意思,打算请副总统每日到府,与我同桌批阅文电,商讨大计。这样局面,将来总 要他担任。此时多多接着,以后种种好办。烦你将我的意思向副总统说明。”张国 淦考虑到袁黎二人感情已恶化,此时又不了解袁的居心,就推托说最好由平时在袁、 黎间联系的杨士传正式向黎提出,以示郑重。张国淦先将袁世凯的提议告诉了黎元 洪,黎说:“我在癸丑革命时,极力拥护他,曾替他作十二分担保,结果如是,我 不能一再受他欺骗。”后来杨士琦到时,黎元洪支吾其词,杨不得要领,回报袁世 凯,袁知其心有不愿,也只好作罢。[注]此时在南京由冯国璋、张勋和安徽巡按使 倪嗣冲发起召开的未独立省份代表议上,冯的迫袁退位的计划受挫,由于张勋和倪 嗣冲的叫嚣,北方战争的空气又高涨,袁的气焰也嚣张起来,开始筹划对护国军的 攻势,这样自然又把黎元洪放在了一边。袁与黎的关系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