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风云际会:出任总统 1.代行与继任之争 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后,全国的反袁护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要袁下台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 疽,实为乱基”,号召人们要下定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潦,以绝乱种。”但 袁世凯并不死心,张勋与倪嗣冲在南京会议上的狂言大话使他认为自己有了可用之 兵,态度又趋强硬。5月29日,袁世凯发表了“宣布帝制案始末”,抵赖自己的罪行, 将一切责任都推脱掉,归到别人身上,而且还气势汹汹地策划由川、湘反攻西南。 然而他没有料到,无论是张勋还是倪嗣冲,谁也不肯真的替他火中取要。相反,北 洋集团的文臣武将们争先恐后地舍他而去。5月18日,陈树藩在袁世凯认为是根据地 的陕西宣告独立,原陕西将军、袁的心腹陆建章竟被逐出。22日和25日,袁最信任 的两个心腹,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迫于形势,也宣布独立。袁世凯这时 真正体味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他本来在2月就已染疴在身,5月,病势已渐沉重,陈 树藩、陈宦、汤芗铭的“独立”,恰似一付“催命二陈汤”。经此刺激,袁急火攻 心,终于卧床不起,病情急剧恶化,至6月6日晨,已难以讲话。匆匆赶来领受“遗 命”的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人连声催问,袁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袁 的长子袁克定又赶紧问“金匮石屋?”袁微微点了一下头,便没了声息。10时40分, 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枭雄在恐惧与愤恨中死去。 袁世凯弥留之际只说了“约法”,并未点明是他的袁记“约法”还是民初的 “临时约法”,依据袁世凯至死也不肯退位的情况看,袁所说的极可能是他的独裁 约法。而南方护国军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个约法。但无论依哪一个约法,总统的职 务都必然是黎元洪来担任。所以在袁死后北洋派头目商议谁继任总统时,徐世昌便 首先发言说:“依我看,推副总统继任,较为妥当。”徐世昌素极圆滑,对北洋也 洞悉隐情,知道总统位子无论给段祺瑞还是给冯国璋,都会引发北洋内部的矛盾冲 突,甚至是公开分裂,而且南方护国军也决不会答应,而让黎元洪出面收拾残局, 利用这个政治傀儡为北洋派服务,不但可以关南方护国军之口,而且也维持了北洋 内部的统一,又无损于北洋的地位,是上上策。但徐世昌知道段祺瑞也在打总统职 位的主意,又恐这个提议会令段祺瑞不满,便又说:“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究 竟怎样,要问段总理的高见。”段不开口,足足沉默了十分钟,才低声说:“此时 团结北洋,最关重要,我推相国继任。”徐世昌执意推辞,仍推黎元洪。段踌躇不 定,过了好一会才勉强说:“那么我没有意见,相国的意见就算我的意见。” 议定后,段祺瑞即以电话召来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去见黎元洪。段在车上脸 色阴沉,一路不发一言。到黎宅后,黎元洪出迎,段、张进入客厅,演出了一幕奇 特的哑剧: 黎元洪木雕泥塑般坐于主位,段、张分坐两端,主人不开口说话,客 人亦不启齿,呆坐若干时。段祺瑞忽起立向黎氏三鞠躬,黎亦茫然答礼。 礼毕,二人仍还原座。坐定之后,三人仍不开口。此幕哑剧约费半刻钟, 段氏始起身,向黎元洪半鞠躬告退,黎起身送客如仪。 段祺瑞所以如此,依时人的观察,是因为段“根本看不起黎元洪,加之袁世凯 之死,段氏不但内心难过,已认为袁氏死讯,在黎氏听来不啻为喜讯,故段氏偏不 肯说出‘总统死了’这句话,继任之事无从说起。”但鉴于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 北洋内又各怀鬼胎,段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其它再作打算了。 6月6日下午3时,国务院公布了由徐、段炮制的袁世凯的“遗令”: “不意感疾,浸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 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 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 恭厚仁明,必能弘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之缺失,而慰全国人 民之望。”[注] 同一天,段祺瑞又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 业经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各省 地方紧要,务望以国家为重,共维秩序,力保治安,是为至要。”[注] 黎元洪自与袁世凯关系恶化后,一直提心吊胆,担心袁有不利于他的行为,袁 世凯患病时,他也仅派于女探视一次了事。袁死后,袁家派人向黎报丧,黎元洪怕 这是袁在弄阴谋诡计,不敢径去吊唁,先派了长女绍芬去袁家打探,得到确信后, 才将心放下。袁世凯的“天诛”在黎元洪的心里当然不会引起什么悲痛之情,但他 的政治野心却因之而复苏。[注]不过,他也深知北洋系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没有 北洋系的允诺,他是没有办法坐稳大总统这把交椅的。因此,在北洋的头目们提出 要他代理大总统时,他先是推辞,直到段祺瑞答应负责北京秩序时,黎才应允。[注] 袁世凯“遗令”发表后,一批北洋头目和军事代表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围住段 祺瑞,纷纷要求段或徐世昌继任总统,反对以黎元洪继承袁世凯。段祺瑞费了好一 番口舌才使这批气焰嚣张的军官们明白,黎虽继任总统,不过是傀儡,实权仍在北 洋系手中,只是由过去的总统独裁,变为现在的“责任内阁”即总理独裁。”有人 将北洋大小头目的喧嚣情形用电话告诉了黎元洪,黎非常紧张,就派张国淦到国务 院打听情况,见到段后,段十分傲慢地说:“我既然清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 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注] 6月7日上午10时,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就职。就职典礼极其简单,出席者仅 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除了黎府门前悬挂五色旗两面、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 汽车、马车外,看不出总统履新的气象,市民也“几不知其为新总统就职之日也。” 典礼仪式在黎宅内小厅举行。厅内无特殊布置,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 放了一具屏风,庭中有军乐队一队。10时10分,黎元洪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军官的 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 然后,黎元洪发表了简短的就职宣言:“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 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 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段 祺瑞也致答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示,竭力办理。”典礼结束。[注]是日,黎 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表示“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 和,期造成法治之国。”[注] 袁世凯“天夺其魄”,退位问题自然消灭,袁死黎继,南北均表示拥护,但是, 护国军方面与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对黎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的理解有重大的分歧。 段祺瑞认为黎元洪出任总统依据的是1914年5月袁世凯一手操纵制定的新约法和同年 12月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并且是以袁世凯遗令的形式宣布的。按照这个袁记的约 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因故出缺时,由副总统代理,代理期限为三天,应在三 天内开启石屋金匮,取出前总统预先写定的继任人选三人的名单,组织选举机关, 从三人中选定一人任总统。抛开袁记约法与大总统选举法的合法性问题不谈,仅就 操作性而论,北京政府的作法也站不住脚,因为袁虽然在石室金匮中留下了一个写 有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名子的名单,但此时已无选举机关,三天内召集显然绝 无可能,黎的代理势必逾期,而逾期则无法律根据。如此矛盾,段祺瑞并非不知, 在6月7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黎元洪出任总统的四则通电中,一则称黎“代行”,两 则称黎“接受”。一则称黎“接任”,含糊其辞,实际是要以袁记约法为根据,要 黎元洪继任而非代行,既免掉三日内无法重新选举的矛盾,又保住了袁记约法。段 祺瑞所以对袁记约法情有独钟,是因为承认这个约法,就等于承认北洋系种种倒行 逆施的合法,承认北洋系可以任意毁法造法,段也可以在今后合适的时机重演袁世 凯的故伎。而且,民初的临时约法与国会不可分,恢复了临时约法,当然也必须恢 复国会,而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肯定是他个人推行军事独裁的一大障碍。这 是段祺瑞执意保持袁记约法、反对恢复临时约法的根本原因。 段祺瑞的图谋立即被护国军方面看穿。在袁未死之前,护国军就已奉黎元洪为 总统,所依据的即是临时约法和民国二年的大总统选举法,并以恢复临时约法与国 会为号召,因而袁世凯的“遗令”和国务院的通电发布后,反袁护国的各派立即予 以揭穿和驳斥。6月8日,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通电说:“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 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注]6月9日,孙中山发表 宣言,要求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揭露段祺瑞是估私怀伪、不顾大局。[注]黄 兴也通电斥责段政府以伪法淆乱国法。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指出袁世凯 “遗令”及段祺瑞国务院的通电“所称依约法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根据 袁世凯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如果有人企图以袁记约法破坏国宪,就是民 国公敌,将与国人共弃之。同时,护国军方面还多次致电黎元洪,要求黎明令宣布 总统承位是继任而非代行职权;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和国会;依临时约法组织内阁; 将袁记约法和所谓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废止。[注] 这场“继任”与“代行”之争使黎元洪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就其本意而 言,黎何尝不想依临时约法“继任”。因为按临时约法和民二的大总统选举法,黎 元洪尚有二年任期,而按袁记约法,虽然北洋系无法在三日内组织选举,将他取代, 但难保段祺瑞不会在局势稳定后将他一脚踢开。黎元洪知道这次荣登总统宝座,得 反袁护国之赐,不能不赞同护国军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的主张。但他又在北洋包围 之中,激怒北洋派,他的总统职位也一定会坍台。从眼前的利害出发,他又不能不 看段祺瑞的脸色行事,阿附北洋派,以免祸及其身。他采取的策略是,在“继任” 与“代行”问题上装聋作哑,不单独表示意见,在其它问题上尽量满足北洋派的要 求,以求立足。他在任总统后发布的第一道申令竟是优礼袁世凯。命令说:“民国 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听夕勤劳、天不 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 典礼,应由国务院转伤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 德报功之至意。”[注]把民国的公敌竟说成是共和的元勋,无怪当时就有报章指出: “袁氏之死,天壤叶快,惟其违叛共和,斯有民军讨伐。其勤劳擘画,特营营于一 人之私耳。以是言薄海同悲,殆敷衍其私党之耳目乎?不然则误矣。”6月10日,黎 元洪又下令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个统率处本是袁世凯为排斥段、冯 诸人,亲自掌握军权而设立的,现在黎元洪无一兵一卒,根本无法统率,而且北洋 派也根本不让他统率,所以正好撤消,让段祺瑞名正言顺地掌握军权,以讨得北洋 派的欢心。对护国军方面的意见,他大装糊涂,每电必复,复必有“承锡嘉言,至 为纫佩”、“国家根本大计,刻正筹商”之类的敷衍之词。 黎元洪的如此态度,激起了反袁护国各派一些人的不满。有人指出:“新任元 首,与民更始,全国人民,隅隅望治,乃约法无恢复之令,议员无召集之文,煌煌 策令,不过如罪大恶极之袁逆而加以葬赏百万,令陈树藩取消独立而饵以汉武将军 之头衔,其助桀为虐、罪恶滔天之帝制犯,不加显戮,均拟赦免,种种措置乖戾, 又何以服人心而定国本。”因此他们认定,黎元洪“局促周旋,如同傀儡”。而老 同盟会员谭人凤的批评更不客气: 天殁元凶,公得以约法继任。人心望治,万目睽睽。乃履任以来, 不囗罪人,已足令人气闷,加以诸种命令,仍沿昏制施行,尤堪骇诧。 袁氏叛国,死有余辜,公参与大殓,竟以平天冠、郊天冕服畀彼凶骸, 是何用意?陈树藩树讨袁之旗后,又奉为不祧之祖,[注]此等反复小人, 理应明正典刑,以励气节,公乃教人无耻,予以汉武将军。嘉禾文虎, 魔王籍以笼络示恩,依样糊涂,违反共和真理。公总(系)不赞成帝制 之人,若非受人挟制,当不悖谬至此。处被动之地位,责无可逃;恃骤 附之人心,变亦容易。人为公贺,我为公危,伫望改良,掬忱相告。[注] 面对如此尖刻的指责,黎元洪也不无难堪,只好回电称谭人凤“倔强犹昔,犹 想见酒酣耳热时也,老人寿昌,可为预贺”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在一派反对袁记约法、要求恢复临时约法的强大声浪面前,段祺瑞还在竭力对 抗。6月22日,段向各省通电,称“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 一语抹煞,则国中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推国际条约关系至重,不容不再三 审慎,而内国家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如之何其可也。”他声称 对新旧约法本无成见,只是不赞同以命令来变更法律。段祺瑞故意混淆恢复临时约 法与袁世凯任意摧残践踏法律的不同,耸人听闻地提出他的理由:“今日命令复之, 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 之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 所遵循乎?”[注]他强调,恢复民元临时约法“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而这 个办法,段也早已筹划,早在袁世凯暴毙后不久,他就初步与黎元洪商议,“两次 约法果何适从,当然由临时特召之中央国政大会议取决为断。”[注]后来,这个办 法进一步明确为仿照民元临时参议院的召集办法,由各省派三名代表赴京组成“修 正约法委员会”议决后发表。由于这时独立省份只有云南、贵州、浙江、广西、湖 南五省(广东、陕西、四川三省已宣布取消独立),段祺瑞就可以操纵会议来一番 新的毁法造法,产生出一个段记的约法。 正因为段有如此的居心,也就招致了反袁护国方面更坚决的反对。唐绍仪、梁 启超、伍廷芳等人通电驳斥段祺瑞说:“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 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于元年约法。一 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法,则元年约法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 为法,即今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注]这就 等于说,如果段祺瑞再固执于袁记约法,不但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没了法律的根据, 连段祺瑞的国务院也成为非法机关,因为在袁记约法上,并没有规定国务院这个组 织机构。 段的主张不仅为护国军方面反对,在北洋派内部也未获得一致的支持。袁世凯 在世时,北洋内部就已有裂痕显现,不过由于袁的地位名望,尚无人敢公然另立山 头。袁死后,裂痕逐渐公开化,演变为矛盾冲突。北洋中的冯国璋也想当北洋的新 首领,视段祺瑞为敌手,不买段的帐,因而在约法与国会问题上与段淇瑞意见相左, 附和护国军方面的主张。其它如朱家宝、赵倜、田文烈诸人也纷纷声明,赞同恢复 临时约法,不与段祺瑞同凋。这令段非常头痛。 但是,更令段祺瑞头痛的还在后面。6月25日,北京政府方面的驻沪海军总司令 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宣布海军独立。 宣言称:“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公布,又岂 能收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制,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 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 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格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 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注]。当时的中国海军仅有三支舰 队,其中以第一舰队为主力,拥有二千吨以上的巡洋舰四艘,其它舰只十艘。第二 舰队仅有一些小型炮舰,巡防长江水域。因而第一舰队和练习舰队的独立,差不多 就是整个海军的独立。海军实力虽不雄厚,但它机动性强,运兵快捷,其炮火也有 较大的威慑力。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袁世凯都曾利用海军运兵南下,对独立省 区进行镇压和威胁。现在海军加入护国军方面,则立刻对北洋势力形成严重的威胁, 因为护国军有了海军的支持,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粤,横可进入长江,甚至可 直接开入北洋的心脏地区。如此形势及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迫使段祺瑞不得不放 弃对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成见。 段祺瑞被迫接受护国军方面关于约法和国会的主张,仍要由黎元洪作传声筒。 29日,黎元洪发表申令: 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 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讫未召复,以至开 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 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 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 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注] 僵持了二十余日的“继任”与“代行”之争终于告一段落。由于护国军方面的 支持,黎元洪得到了“继任”的身份。29日,他还另外申令,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 会,所有袁世凯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发布的各种法令概行撤消,裁撤参政院, 取消国务卿之称谓,改为国务总理,并任命段祺瑞为总理,组织责任内阁。 除了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外,南方护国军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的条件还剩 下一个惩治帝制祸首。虽然多数投机政客都曾争先恐后地向袁称臣效忠,特别是各 省北洋军阀大小头目几乎无不是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劝进拥戴的急先锋,都属 罪魁的角色,但护国军方面仅提出所谓的“十三太保”,即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 毓筠、刘师培、严复、囗燮和、胡瑛和被称为帝制“七凶”的朱启铃、段芝贵、周 自奇、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目的是尽量减少打击面,以便于北方接 受,迅速实现统一。这个名单提交给北京政府后,当然最后还要由段祺瑞来拍板。 段祺瑞最初的态度是不同意惩办。因为这些祸首中不少人与他的关系就很密切。 而且,虽然段不赞同袁世凯帝制自为,但这些人死心塌地为袁效命的精神正是维系 北洋势力所必须的“传统”,段在袁死后,自居为北洋领袖,就不能损伤这种精神, 他也希望北洋人马像忠于袁那样忠于他。因此段祺瑞提出将帝制祸首与前此被袁世 凯通缉的国民党人一并予以特赦。黎元洪不同意段的主张,黎对于这批人没有如段 这样的利害关系,惩处他们,黎并没有切肤之痛,更主要的是他比段祺瑞更明了护 国军方面的主张,知道护国军方面决不会同意。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黎、段一度意见 分歧。[注]南方护国军方面坚决反对段的主张。因为将拥袁帝制的人与反袁帝制的 人一同“特赦”,忠奸不分,薰莸同器,实在大荒唐,而且以反袁护国为旗帜,如 果听任这些祸首尽数逍遥法外,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由于南方坚决要求惩办,北 京政府不得不研究这份祸首名单。研究来磋商去,六君子只剩下了杨度与孙毓筠。 七凶也只剩下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据说还有人替梁士诒开脱,要求从祸首 中将梁剔出,黎元洪觉得如此下去实在太不像话,就说:“那么,我们不如不下这 道命令倒还好些。”[注]因此梁士诒没能从祸首中开释出来。由于七剔八除后“十 三太保”仅剩下了“五大保”,北京政府也担心无法向护国军交待,便又捡了与北 洋关系较浅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二等祸首补进名单,凑成八人,以应付全 国人民严惩帝制罪魁祸首的强烈要求。在“递补”祸首时,黎与段还作了一场交易。 北洋方面先是提出将陈宦定为祸首。陈宦确是袁世凯的亲信,也曾为袁世凯“洪宪” 王朝的建立出力不小,但陈宦在袁死前宣布四川独立,袁死后又率先响应北京政府 的号召,取消独立。这样一个人物何以被段祺瑞视为“祸首”?原来陈宦在独立通 电中曾表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被段祺瑞认为是忘恩负义之举,是对北洋 的背叛。陈宦取消独立,是受黎元洪策士蒋作宾、金永炎等人劝说的结果,是向黎 表示忠诚,这自然引起段的反感,因为段一直以黎元洪为傀儡,加之陈宦与冯国璋 关系较密切,有过拥冯的表示,段当然要必欲除之而后快。但陈宦与黎元洪也有特 殊关系,黎不仅是陈的同乡,还曾是陈的上司,陈又是为见好黎元洪而宣布取消独 立的,所以黎元洪对陈宦不能不力保。作为交换,黎同意将北洋派极力袒护的“干 殿下”段芝贵置于祸首之外。于是陈宦与段芝贵双双得免。[注] 7月14日,黎元洪发布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命令说:“自变更国体之议起, 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请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 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 余一概宽免。”[注]这道申令完全是一份官样文章,实际上是对祸首们“通而不缉”。 因为在命令发布之前好几天,祸首们就已得到了消息,黎郑重其事地宣布时,绝大 多数祸首已从容不迫地离开北京了。 黎元洪惩治祸首的命令发布后,南方护国军方面认为条件已经满足。本来军务 院依成立宣言应到正式国会召开、国务院成立时才能取消,但其中的梁启超等原进 步党人急于南北统一,好在政府与国会中占有优势地位,就怂恿抚军长唐继尧宣布 撤消军务院。这时的护国战线方面已呈分裂之势,唐继尧未与各派及军务院各抚军 谘商,就擅自通电宣布取消军务院。于是南北又归统一,护国运动也告结束。黎元 洪又一次际会风云,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2.黎、段交恶与府、院政潮 1916年8月1日,国会正式复会。重开会的国会,首先讨论的是对段祺瑞内阁的 追认。这个内阁阁员名单的正式提出是6月30日,即黎申令仍遵行临时约法的第二日, 但名单的草案财是段祺瑞拟定,计外交汪大燮、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陆军段 自己兼任,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范源濂、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名 单呈递给黎元洪后,数日无消息,段派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谒黎催促,黎元 洪回答说:“我别无意见,但有两人须加入:唐绍仪、孙洪伊;有三人不可用:刘 冠雄、章宗祥、曹汝霖。”段祺瑞虽对此表示同意,但心中不快。于是又将名单调 整,外交改唐绍仪、海军改程壁光、司法改张耀曾、教育改孙洪伊、交通改汪大燮, [注]由黎元洪正式发布。 这个内阁发表后,护国军方面并不很赞同。原因是其中许世英、张国淦二人与 洪宪帝制关系很深,舆论目之为“声名狼藉之徒”、“帝制余孽同类”。[注]为了 使护国军方面满意、并能得到即将重开的国会的通过,黎、段又对名单进行了一番 变动,批准汪大燮辞职,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 育总长。此后张国淦也辞职,又以护国军方面的谷钟秀任农商总长。 8月21日,众议院开会讨论《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咨请同意案》。黎元洪派 黎澍作他的代表赴院说明:“大总统依约法第三十四条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咨请追任。查段氏在民国成立之初,厥功甚伟,虽属军人,而于政治经验甚富。当 民国二年时,曾代理国务总理,成效昭著。当帝制发生时,极力反对。民国恢复, 大局多赖维持。兹特任为国务总理,尚希表示同意。”[注]最后众议院以407票对7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两日后,参议院也以压倒多数通过。9月1日、4日,八位阁员也 分别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予以同意。 至此,代表着南北统一的内阁正式成立。在这个内阁中,南方护国军方面或与 之相近的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组阁中,黎元洪与段祺瑞并无公开的矛盾发生。 黎元洪提出的意见,段祺瑞多表同意,而且,他还与黎元洪一起电请南方唐绍仪、 孙洪伊、张耀曾等人来京就职。黎、段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和衷共济,甚为相得。 《申报》因而评论说,“今日各界公电纷纷,谓大总统未能完全自由者,不仅疑帝 制派人尚盘踞政局中,亦有一部分人疑段之态度不甚分明,或谓为人利用也。吾谓 段于前既反对帝制而退,今又首先拥护总统,态度无所谓不分明。”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象。表象下面,却是深深的芥蒂。 段祺瑞把黎元洪拥为总统,半是迫于护国军的压力,半是基于维系北洋团结的 需要。实际上,他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以资历论,前清时期,他担任过统制、 军统、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元洪不过是一协统,以实力论,他是北洋首屈 一指的大将,袁世凯死后,他当然就是北洋的第一把交椅,而黎不过是一名无拳无 勇的政治俘虏,靠他的提拔,黎才当上总统。[注]因此,在段祺瑞的眼中,黎元洪 只是一个为他承诺盖印、作传声筒的傀儡。黎元洪就任后,由于有护国军方面的支 持,段不得不对黎元洪虚与周旋,内心里却不以为然。在敲定阁员名单时,黎元洪 提出孙洪伊须入阁,段便将孙圈定为教育总长。张国淦对段说:“孙那肯做教育?” 段回答说:“此人捣乱,仅是敷衍总统。”[注]黎元洪延揽南方护国军方面的人士 入阁,本意在见好南方护国力量,但在段祺瑞看来,黎的主动与热心不免有经营自 己小班底之嫌,特别是唐绍仪入阁,使段颇为疑忌,唐曾任民初第一届责任内阁的 总理,资望较高,这时又有风声传出,部分原国民党议员要把段祺瑞选为副总统, 而将内阁总理一席留给唐绍仪。[注]这种主张最终打消,但段的疑忌并没有化解, 他不便公开反对,便由他的心腹徐树铮出面嗾使北洋军阀单独反对唐绍仪入阁,终 于迫使唐于9月25日通电辞职。 黎元洪对段祺瑞也是宿怨甚深。当年段奉袁世凯之命,以“霸王硬上弓”的手 段将他押上火车,送到北京,黎对此始终耿耿于怀。黎到北京后,袁世凯虽目之为 政治囚徒,但大面上还过得去,礼尚往来,问寒嘘暖,而段却对黎始终冷冰冰,不 在眼中。即是拥黎为总统后,段也对黎没有推重尊崇的表示。这对黎元洪来说,是 个强烈的刺激和痛苦的烙印。有人又把袁世凯死后北洋头目讨论继任问题时徐世昌 先主张拥黎、而段祺瑞反对、经徐世昌劝说后才同意的消息透露给黎元洪,更增加 了黎对段的不满。[注]平时段对黎颐指气使,国务院中段的下属也随之对黎大不恭 敬。黎元洪虽没有作如袁世凯那样集权独裁的大总统的奢望,却也不甘只作傀儡, 毫无实权,成为北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盖印机器。如此的情势决定了黎元洪与段祺 瑞之间必然要交恶。一些聪明的政客早已看出了这一点。7月初的时候,黎元洪任命 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梁启超虽然热衷政治,官瘾不小,但考虑到黎、段关系的 微妙,仍婉言谢绝。梁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如果自己出任,无异于作茧自缚,“今 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濂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注] 黎、段关系又与国会重开后议员们的政派化合与政争搅在了一起。8月1日国会 开会后,国会议员们高唱“不党主义’,却在政团的名义下进行了新的组合。原进 步党方面的议员先组成了两个政团:宪法案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不久又合二为一, 归为宪法研究会。原国民党议员和部分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议员组成了宪法商榷 会,继而又分化为雨辰俱乐部、韬园、益友社、政学会、民友社等团体。进步党人 与北洋派本无大利害冲突,只是在袁世凯称帝后,担心在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中成 为“牛后”,在将来‘的政局中无以自存才投身反袁斗争。袁世凯败亡后,进步党 迅速与北洋派妥协,企图依靠北洋势力发展自己,与政治宿敌国民党人一争高下, 因此,进步党人对黎元洪竭力将国民党人士唐绍仪、陈锦涛、程壁光、张耀曾和原 为进步党人、但在护国战争中已转向国民党的孙洪伊延入内阁非常不满。梁启超在 电文中曾悻悻地说:“各事并非全由段作主,有咎黎当分任。前次任阁员,除许 (世英)外,皆黎亲简也。”[注]梁启超自己虽不肯出山,却想将几个亲信推荐到 北京政府中,但未能如愿,也将怨气撒在黎元洪身上。所以,尽管黎元洪曾任过进 步党的理事长,但进步党人此时已将旧情忘却,转而投靠段祺瑞,采取了拥段排黎 的政略。国民党人恰与进步党人相反。袁死后,国民党人对继起的段祺瑞政权虽然 有过幻想,一段时间内还不能认清其封建军阀专制的本质,但感情上到底还有隔阂, 选段为位尊而无实权的副总统,推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主张,就出自于国民党人之 口。[注]随着段祺瑞独裁野心越来越明显,国民党人反段的倾向也日益强烈。虽然 他们对黎元洪并无好感,也知道黎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但从反段的需要出发,也就 将此前与黎的恩怨搁在一旁,拥黎作为标识。 上述情势表明,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矛盾,这种冲突矛盾既有 个人因素的纠葛,也有权力之争的内容,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政治性。 黎、段交恶,首先表现在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上。 段祺瑞的亲信中,最获信任的是被称为“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徐为江苏萧 县人,字又铮,秀才出身,22岁时到济南从军,投奔袁世凯遭摒,却意外地遇到段 祺瑞,得到段的赏识。1905年由段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10年回国,被段委任 为总参谋,成为段的心腹,参与机密,赞襄帷幄。1914年任陆军部次长。这年5月, 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段祺瑞经常不到部,部务即由徐树铮代 理,权倾上下。洪宪帝制中,他劝段祺瑞抵制到底,并建议段称病休养为抵制之策。 段辞陆军部长职退隐西山,徐也离开陆军部。徐树铮由于深得段的宠信,大有少年 得志之慨,加之文采风流,情才傲物,十分自负。袁世凯对他也时觉头疼。1916年 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后,又重新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段的头一个要求就是任命徐树 铮为院秘书长,据说袁对此非常恼火,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 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注]未予同意。 段在此次出任内阁总理后,即托张国淦向黎元洪提出任徐树铮为院秘书长。张 国淦以为决无问题,不料刚向黎提出,黎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能与徐树铮共 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就如芒刺在背。”原来黎元洪对冯国璋 于5月1日发出解决时局办法八条后,徐树铮到黎宅催促他与徐世昌、段祺瑞一同署 名复电赞成时那种盛气凌人、声色俱厉的豪横作风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张国淦问 明原委后,劝黎说:“彼虽倔强,究属军人爽直一派,总统何不包涵。”黎仍不同 意,说:“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张国淦无法,只好去找 徐世昌说项。徐世昌劝黎说:“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可驳回,惟秘书长不当驳回。” 经过徐世昌的劝说,黎最后勉强答应,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但提出徐每日 到府见他时,要由张国淦陪同,黎元洪不单独见徐。[注] 徐树铮上任后,立刻显现出那种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他自恃有段祺瑞为后台, 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秘书长负责府院之间的沟通,本应将国务院议决的重大 事件形成公文与命令呈报总统,说明理由,得总统同意,方能请总统用印发布,但 徐树铮根本不向黎元洪说明理由,即催黎元洪盖印。黎如询问,徐则肆意顶撞。一 日山西省同日更动三个厅长,徐树铮持命令前来盖印,黎见后问为何三个厅长同日 更调,徐树铮傲慢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弄 得黎十分难堪。[注]这类事情,屡屡发生,黎元洪气愤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 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注]不过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与黎、段 的关系都很深,他从中多方周旋调停,使得矛盾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8月1日,张国淦辞职,由参议员丁世峰接替总统府秘书长一职。丁原为进步党 人,但后来倾向国民党。他上任后,不满徐树铮所为,极力主张提高总统的地位。 于是借口“府院职权极不明确”,提出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其要点是: 总统可以出席国务会议,也可发表意见,但不参与表决;总统如对官吏任免及国务 院议决事项有不同意见,可拒绝盖印,发回国务院再议;国务会议开始前,要将议 事日程呈报总统,会后须将议事记录呈阅;国务会议议决的事项,先由阁员副署, 然后再呈总统盖印。[注]黎元洪对此表示支持。这个草案意在抬黎压段,而且用意 又十分明显,黎段的关系马上因之紧张起来。段祺瑞原来担心的是国会中国民党人 与他作梗,现在又添一个黎元洪,而且还要直接把脚插到国务院里来,如何受得了。 所以见了这个草案后,段便请假不出,让手下制造黎元洪企图大权独揽、行总统制、 迫使总理辞职的舆论,向黎施加压力。后经人劝说调停,段祺瑞才于8月26日销假视 事。对于府方的攻势,段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指示徐树铮,凡应交黎元洪核阅的 文件,应由徐亲自呈递,“阅印后责回,无论风雨星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 而免歧误”,即要徐树铮有所收敛,一方面又呈报黎元洪,称徐树铮“伉直自爱, 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注]摆出誓作 徐树铮后盾的架式。经此一番示威,总统府方也有所退缩,最后府院达成五条折衷 办法:一、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须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呈总统。二、国务会 议议事记录总统可随时间看。三、紧要军政事件,国务员得直接向总统报告。四、 总统如认为国务会议议决事项有不合者,可命总理及该管国务员说明理由,如说明 后仍有不合之处,可交回复议一次。五、每日呈阅的文件及呈请用印,由院秘书长 亲送到府。[注] 在府、院矛盾日趋激烈之时,段内阁中,倾向黎元洪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又与徐 树铮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场冲突的两个要角虽都在院内,但反映的却是府与院的 斗争。 孙洪伊是直隶人。字伯兰,是清末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民初政争中虽加入进 步党,但自二次革命后日益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接近,因而遭北洋派的嫉恨。段祺 瑞组阁时,由于黎元洪的措议,段才不得不把孙洪伊列入,而且声言:“此人捣乱, 仅是敷衍总统。”原定孙长教育,后改为内务。1916年7月底,孙洪伊由上海赴京就 任。上任后,他看不惯徐树铮的专横,对段祺瑞更无好感,加之他也颇为自负,不 肯人下,所以很快就卷入政潮中去,与徐树铮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短兵相接, 日在火并之中。”[注] 双方之间的第一场大风波是徐树铮以国务院名义擅发电令,催促粤、闽、湘、 赣四省军队会剿驻粤滇军李烈钧部所引起。广东军阀龙济光在袁世凯死后马上宣布 取消广东独立,当时正值李烈钧率滇军拟假道韶关开赴江西,龙军开炮阻击,双方 发生战事。龙济光即向段祺瑞乞援,段本拟派江西北洋军李纯部援龙,但未及行动 而龙军已在韶关败北,桂军陆荣廷乘势入粤,龙济光退守广州。由于局势不利于北 洋军援粤,段祺瑞只好在7月6日发布命令,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调龙济光为两 广矿务督办,在陆未到广东时,仍由龙署理广东督军之职,同时凋李烈钧“来京听 候任用”。因此时陆荣廷本人尚在湖南,段政府又命陆暂署湖南督军。段祺瑞的如 意算盘是以此将陆荣廷拴在湖南,将李烈钧调出广东,仍保留龙济光的地位。但李 烈钧并不听从段的命令,仍率滇军留驻广东,并因地盘与龙军不断冲突;陆荣廷也 感到广东督军比湖南督军更有油水,率佳军先由湘返桂,又由桂入粤。段祺瑞对此 十分不安,就以国务院的名义于7月29日密电各省北洋军阀,征求解决广东问题的意 见,同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讨论。会上,徐树铮提出速调闽、赣等四省兵力会剿李 烈钩。这一意见遭到多数阁员的反对,因李烈钧是国民党人,与会的张耀曾等原国 民党人出身的阁员和孙洪伊主张调解,结果去电调解的主张获通过。但会后,徐树 铮竟私自拟出了一个令四省讨伐李烈钧的命令,要黎元洪盖印,遭拒后,徐树铮竟 擅自将电令发出。依法律,院秘书长只可列席国务会议,没有发言权与表决权,而 徐不仅在会上盛气凌人,指手划脚,会后竞不顾国务会议决定,私发电令。很显然, 如果没有段祺瑞当他的后台,他是不会如此胆大妄为的。事发后,阁员皆气愤不平, 孙洪伊当面指斥徐树铮违法越权,徐树铮也晓晓强辩,双方言词激烈,声达户外。 自此,徐树铮视孙洪伊如仇敌,恨之入骨。 第二次风波起因是福建省长胡瑞霖的查办案。8月下旬,湖南议员郭人璋等对时 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提案,揭发胡瑞霖任湖南财政厅长时循私贪贿种种不 法行为。因胡投靠皖系,徐树铮未经国务会议讨论,就以国务院名义咨覆国会,为 胡的劣行辩护。因各省民政长官处分属内务部职权范围,孙洪必认为事关自己的责 任权限,就向段祺瑞提出质问:凡与各省民政长官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 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祺瑞也知理亏,便命将咨文取回,但参议院 已将该咨文印发。孙洪伊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宣布:“苟无正确办法,无返任理。” 黎元洪得知后,也非常不满,特召见孙洪伊,诚恳挽留。段也不得不作出慰留的表 示,孙洪伊才答应打消辞意,但又提出须对院秘书长的职权作出规定,以示限制。 段祺瑞因徐树铮屡屡违法越权,常使他处于被动尴尬之地,也只好对孙洪伊作出让 步,最后议定了五项办法,规定院秘书长对国务会议已决定的事项不得擅改;公文、 命令只有在总理和该管总长副署后才能发表;政府答复国会的质问案必须由主管部 起草;政府命令要由国务员副署后再送总统府盖印发表。[注] 9月间发生的内务部与平政院之间的争执,将府院之争的各方各面均牵涉在内, 黎元洪与段祺瑞也各自走向前台,进行了一番较量。9月8日,孙洪伊整顿内务部, 裁减了一批高级部员。这批人对孙洪伊自然不满。徐树铮此时已同孙洪伊势同水火, 必欲去孙而后快,见有机可乘,遂鼓动这批人上诉平政院,称孙洪伊违法裁员。平 政院受理后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仍准被裁人员回部供职。孙洪伊拒绝这个裁定, 他指出:“平政院编制令与行政诉讼法,系根据袁氏之新约法、总统制而来,非由 正当之法定机关发生,则该院是否依法设立,尚属疑问,安有受理诉讼之余地。” [注]他提出将此案交付国会审议。平政院原本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死后虽无明 令撤消,但明显没有存在的法律根据。孙洪伊如果将此案交到国会,非常可能得到 国会的支持。黎元洪也支持孙洪伊的意见。徐树铮有鉴于此,便赶紧与段祺瑞商议, 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送府盖印。孙洪伊严词拒绝副署,并正式呈请 黎元洪将此案提交国会。黎元洪也不予盖印,并批示孙洪伊的呈文“准咨国会解决”。 此后,府、院之间就此问题送来退去多次,由于各执己见,均无结果。段祺瑞非常 恼火,坚持要黎元洪盖印,否则就是不信任内阁或者干脆是破坏责任内阁制。这样, 内务部与国务院的争执就变成了黎、段之间的冲突。 由于黎、孙不肯让步,老羞成怒的段祺瑞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10月18日呈 请将孙洪伊兔职。这一天徐树铮拿着写有“孙洪伊着即免职”字样,由段祺瑞已副 署好的命令,要黎元洪盖印。黎见后既惊骇又愤怒,向徐树铮嚷道:“你们说的算 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注]此后,徐树铮又几次入府催促,甚至威胁说,如果 孙洪伊不肯去职,就不许孙进国务院大门,但黎元洪仍不为所动,形成僵持局面。 [注] 黎元洪与孙洪伊的强硬,与得到了国会中商榷系议员的支持有关。商榷系中的 韬园与雨辰俱乐部两政团坚决支持黎、孙与段祺瑞抗衡。段祺瑞提出免孙今后,10 月24日,众议员王玉树与参议员龚焕辰向段内阁提出质问,认为国务总理无权直接 呈请罢免国务员,只有国会弹劾才能将国务员免职。他们指出,若开此先例,则总 理专横恣肆、以意进退、为所欲为,就失掉了合议制的责任内阁的精神,立宪前途 不堪设想。[注]11月初,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人提出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 列举了徐蒙弊总理、侮蔑元首、伪造文书、擅发院令等七大罪状,联署者六十余人。 [注]研究系议员则拥护段、徐,提出对孙洪伊不肯辞职的质问案。研究系的机关报 刊文攻击孙洪伊违法,首领人物汤化龙还亲自谒黎,劝黎尊重“舆论”。国会之中 暗潮涌动,一片嚣然。 段祺瑞已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将孙洪伊清出国务院,借机给黎元洪一个教训。 10月24日,段一反常轨,亲自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仍然拒绝。这时段已按 捺不住怒火,气势汹汹地说:“总统不肯免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的职,就请免 我的职吧!”说完回院,即令人起草辞呈。段祺瑞以辞职要挟,击中了黎元洪的痛 处,他知道如果段真的辞职,那他的总统恐怕也当到了头。于是态度开始软化,提 出可让孙洪伊自动辞职,以免孙面子上过不去。但孙洪伊偏偏认定免职听请总统, 辞职绝对不肯,除非是内阁总辞职。[注]黎元洪又请王士珍作说客,提出可不免孙 职,而以专使的名义送孙出洋考察,部务由次长代理,以使双方都有台阶可下,但 是孙却认为无必要出洋。段祺瑞方面也传出风声,说如果孙肯辞去内务总长一职、 保全了段的面子的话,可以让孙任全国水利总裁或外放省长,孙洪伊也不为所动。 他说:“政治家要硬干,无论若何牺牲,决不辞职。”“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 持我的人格。”[注] 孙洪伊坚决不肯辞职,段祺瑞又非要将孙赶出内阁,认为非此不足以维持总理 威信。完全顺从段的要求,黎元洪的总统威信又必然受损。黎此时真可谓焦头烂额。 黎手下的策士们见段。徐如此专横,就主张索性把事情干到底,推倒段内阁,用北 洋派的另一元老徐世昌取而代之,遂派王士珍赴河南辉县,邀请在水竹村的徐世昌 赴京组阁。 黎元洪及其策士认为,段氏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威望 则高于段,[注]却不知在北洋派里,军权才是威望。徐世昌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 道仅凭“元老”这个头衔是坐不稳总理交椅的。所以黎元洪一顾茅庐,徐借故推托, 要观一观风向。他致电南京的冯国璋,商讨调解时局的方法,冯不置可否,但冯已 向黎元洪作过表示:“非孙去位,不足平政潮。”段祺瑞虽然宣称愿把内阁让出, 可徐世昌知道这不是段祺瑞的真话,段的谋士、研究系议员早已代段表示了意见。 [注]只有辫子帅张勋表示愿意拥戴徐世昌,不过张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他的大 清主子。而且徐世昌知道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看不出大势的顺道,他不愿冒天下之 大不韪,跟张勋搅在一起。经过一番思虑,当11月初黎元洪派代表二顾茅庐时,徐 世昌提出“不入政界”、“拥护元首”、“维持合肥”三项条件,要黎答应后才动 身。[注] 11月16日,徐世昌抵京,次日黎元洪即到徐世昌在东四五条胡同的私宅拜访, 请徐出面组阁,但徐不允,并一再转移话头,说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黎 回到总统府后,非常沮丧。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峰向黎建议,采取生米先做成熟饭的 办法,先发表徐世昌为总理,段祺瑞气量狭小,一定会负气离职,这样徐就可以从 容上台。他们认定徐世昌已有意,只是犹抱琵琶罢了。也有人主张利用已渐趋明显 的直皖矛盾,将冯国璋召到北京,将代表西南势力的陆荣廷也召到北京,再宣布免 段令。但黎均不赞成,因为这时徐世昌已托王士珍告诉黎元洪:段总理万本可去, 孙伯兰当然要走,丁世峰与徐树铮同时更调。[注]但是黎元洪府中的策士们却不以 为然,他们觉得黎太不果断,就决定采取措施,将黎也迈上梁山。于是他们不经黎 的同意,给冯国璋发去电报,称徐世昌已应允出山,要冯回电致贺,从而造成一种 既成事实的气氛。然而狡猾的冯国璋早已洞悉徐不肯取段自代,不仅不上圈套,反 而回电主张维持段内阁,这样实际上是将黎的逐段计划送入了死胡同。[注] 19比徐世昌正式向府、院提出调解方法,将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去职,而以与 府、院均有关系的张国淦任国务院秘书长,以融洽府院关系。段祺瑞表示同意,黎 元洪既然不能推倒段内阁,则舍此之外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20日,黎元洪终于在 免孙洪伊内务总长之职的命令上盖印,22日,徐树铮也在段的授意下辞职。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政潮中,段祺瑞除了直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外,还借助以张 勋、倪嗣冲为首的“督军团”作为打击黎元洪及站在黎身后的商榷系议员的工具。 1916年6月冯国璋曾在南京召开会议,企图利用袁世凯与护国军的对抗独树一帜。 但辫子帅张勋和袁的死党倪嗣冲一通捣乱,将冯的计划打乱,南京会议无结果而散。 张、倪二人于会后将与会的黑、吉、奉、直、晋、皖、豫七省代表请到张勋的老巢 徐州,以共同对抗南方护国军和国民党势力为号召,结成了北洋地方军阀的联盟。 9月,张勋与倪嗣冲又在徐州召集北洋各省代表会议,将原来的七省扩大为十三省, 成立所谓的“各省区联合会”,制定政纲八条。这个“各省区联合会”即是人们所 称的督军团。这个反动军阀同盟的各色人等虽加盟的目的不一,但在反对国民党人 方面则异口而同声。国会开幕后,张勋首先向国会发难,在给黎元洪及各省督军的 电文中公然要求铲除国会中参加过二次革命的“暴乱分子”。段祺瑞内阁成立后, 张勋等人又将入阁的国民党人作为攻击的目标,先是以“贩土营私、丧权辱国”的 罪名指责出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继而又以“学识凡庸、材智猥下”、“要结外援、 阴图不轨”的莫须有罪状提出驱逐唐绍仪,终于将唐绍仪吓跑。 黎元洪对督军团的无法无天非常不满,因为督军团所反对的阁员都是他拉来的, 是自己的队伍。督军团所攻击的国会议员也是他惟一凭借的商榷系。而且,武人肆 无忌惮地干政,实在不成体统。他曾几次派人到徐州劝说张勋,张勋根本不予理会。 他还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唐绍仪辞职后,黎元洪更为 忧虑,遂于9月29日发布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命令,命令说:“近有少数之人,每围 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逃亡,托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树植 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俱在,公论 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其后也。”[注]然而他自己心里 明白,自己是没有什么可以“筹所以善其后”的有力手段的,只是说说而已。 对督军团,段祺瑞是另一番态度。作为责任内阁的总理,他有义务制裁这些跋 扈督军的干政行为,来维持中央的威信。但督军团对国会和国民党阁员的攻击,正 是他想做而不好做的事情,是对黎元洪力量的削弱,因此他乐得作壁上观。不惟如 此,他有时还需要借助这个工具,所以又与督军团保有密切的联系,对督军团纵容、 支持。督军团宣布不承认唐绍仪外交总长的电稿,就是由段的亲信、国务院秘书曾 毓隽在北京拟好带到徐州的。段本人也曾给张勋去信,称:“弟以病躯,谬肩承重 任。所冀中外维系,宏济艰难,共为途辙之循,庶清风波之险,尚赖故人,时匡不 逮。”不过,段又不让督军团过于嚣张,因为张勋一向不买他的帐,大有与段争夺 北洋领袖的架势。所以,在某些时候,段也对督军团有所批评。黎元洪发布禁止军 人干政命令的当日,段也以国务院的名义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们,电文称: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 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己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 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 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次日,段又致电各师长,指责那些跟张勋跑的北洋地方 大小军阀“私约会议,有淆所闻”,“宜切戒之”。这种疲软无力的禁令不会对督 军团产生多大的约束力,而段也不想真正约束督军团,正如当时报章所揭露的那样: “国会方开,锋芒正锐。政府……别树二、三悍将于外,使国会无日不发生危险之 机,以挟持国会,俾国会不得不晓以就已。”[注]其实段利用督军团挟制的,不仅 是国会,还有黎元洪。 孙洪伊、徐树铮去职之后,府院政潮虽暂告一段落,但仍有余波。孙虽为府方 人马,但又是内阁阁员,在段祺瑞看来,孙洪伊的去职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既然 院方秘书长徐树铮已辞职,那么府方秘书长丁世峄也应去位。黎元洪则认为府方已 有大的妥协,不应再退让,准备拒绝段的要求。但正值此时,以冯国璋领衔,全国 二十余省区的军民长官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总统。总理、国会三方面的电文, 对国会近于漫骂,对总统近于指责,对总理近于献策。其中对总统的“忠、”中即 有“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力予屏斥”一句,黎 见后,知是指了世峰,也就不敢对抗下去。2月25日,黎批准丁世峄辞职,代之以夏 寿康。 府院政潮的第上个回合以黎的败北而结束,张国淦出任院秘长后,“调停府院, 在此数月内,院方极意迁就府方,府方亦因种种关系迁就对方。”然而,黎、段的 交恶依然如故,并且各有壁垒,黎以国会的奥援,段以督军团为工具。这意味着, 更大的政潮还在后面。 3.参战风波 1917年春因对德参战问题爆发的政潮使黎、段交恶白热化,并引出了国会再遭 解散的大风波和清废帝溥仪的短命复辟。风潮所及,不仅使政局突变,黎元洪也因 之去职。风云际会带给黎元洪的总统桂冠又被变幻的风云吹落。 1917年春,以德、奥等同盟国为一方,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一方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一旁观战三年的美国决定利用德国宣布施行“无限制潜艇封 锁政策”的机会参加对德作战。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后,即照会包括中 国在内的中立国,希望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英、法、美等国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 的侵略,它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进攻德国占据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将 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据为己有。尔后又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死后,日本政府又通过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与段祺瑞拉 上了关系。所以,日本在华势力大为扩张,而美国则相形见继。当时美国驻华公使 芮恩施对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膨胀十分焦虑,他担心美国的利益因此而受损,多次 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所以,美国政府 这次对中国政府的照会,被芮恩施视为加强美国对华影响、使中国摆脱日本控制的 黄金时机。2月4日,芮恩施拜访了黎元洪和段祺瑞,劝告中国追随美国行动。 中国方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曾有过参加协议国集团的提议。当时 袁世凯政府企图以参战来使青岛和胶济铁路免遭日本侵占,尔后又企图以参战来摆 脱日本无休止的外交讹诈。但这些提议终因日本的反对和英、美等国不敢开罪日本 而作罢。[注]在美国照会提出前后,段内阁中对美国素具好感的外交总长伍廷芳及 其他几名阁员也曾酝酿与美一致行动。但是,黎、段二人对此都表现出疑虑。段祺 瑞已决心投靠日本,再未得到日本九准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行事。黎元洪则担心 对德绝交会导致参战,而参战必然会加强段祺瑞及北洋军阀的实力与地位,使自己 在府、院之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但芮恩施锲而不舍,继续游说对黎、段有影响 的重要官员,如黎元洪的秘书郭泰棋、财政总长陈锦涛,段的亲信徐树铮、段与日 本之间的牵线人曹汝霖,总统府英文秘书蔡廷干等人,同时还发动在中国政府中的 外国顾问福开森、莫理循、《远东时报》编辑唐纳德等对中国有影响的人物积极活 动,劝说中国对德断交乃至参战,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参战可使中国忘掉无穷无 尽的党争,在将来的和会中取得发言权。”[注]芮恩施还亲自出面,谒见段祺瑞, 称中国对美国的照会迟疑不决,“是对美总统之提议初无同等之诚意也……中美之 睦谊或以是而生缺憾,将来之恶影响不可数计矣。”[注]在芮恩施的劝诱与压力下, 北京政府于2月9日向德国发出了抗议德国潜艇封锁公海的照会,照会称如果得不到 圆满的答复,中国“将不得已而断绝两国现有之邦交。”为了不因此而触怒日本, 照会发表前,段祺瑞派人赴日本公使馆说明,并电令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式将对 德抗议的详情知照日本政府。 日本一直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但这次得悉中国对德抗议乃为美国发动后, 却迅速转变了态度。中国对德抗议的当天,日本政府即向章宗祥表示支持,并认为 中国与其抗议,不若直接宣布与德绝交,建议中国不必等德国对抗议的回答。但对 中国在抗议前未与日本接洽表示不满。[注]为了避免中国参战损及日本在华的既得 利益,日本利用英法等国在军火制造及海上运输方面对自己的依赖和要中国加入协 约国集团的企望,与英法等国达成了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割让德国在中国山东权 益的秘密协议,于是,更加放手地插手中国外交,怂恿中国政府对德绝交和宣战。 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与美国公使芮恩施不同。美国政府担心, 如果按芮恩施的主张去作,可能会激怒日本,致使日本退出协约国集团,专事对华 的扩张,从而对中国主权和领上的侵略更大,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威胁也就更严重。 因此,美国政府收到芮恩施的报告后,威尔逊总统立即指示国务卿兰辛训令芮恩施, 提醒他美国政府虽然重视中国的立场,但不希望使中国陷入危险。兰辛则直接告诉 芮恩施,避免给予中国政府任何承诺或保证,且不能采取任何其它的行动。但是美 国政府也担心美国放弃对中国参战的控制权后,日本会乘虚而入,又指示芮恩施要 求中国政府在对德问题上,不要超过绝交的界限。 美、日在中国对德外交上的不同态度,在府、院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 段祺瑞在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后,已转向亲日立场,企图通过对日“亲善”取得 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来扩充自己的势力,统一中国。1916年底,段祺瑞准备派曹 汝霖以向日本天皇赠送大勋章的名义赴日,进行所谓解决中日悬案的秘密交涉,即 ‘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 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 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注]由于曹汝霖卖国丑行昭彰,名声 太臭,遭到黎元洪及国会的反对,未能成行,但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却由此建立。 对德外交问题提出后,虽然美国变得消极起来,但由于得到日本的支持,段祺瑞成 为中国参战的主持者。2月14日,段祺瑞电示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一旦再有中立 国舰只遭德国潜艇袭击,中国立即对德绝交,并提出协约国应同意中国酌加关税和 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限。日本迅即表示赞同。中国已被段祺瑞绑在了日本的战 车上。 黎元供本人对参战问题并无成见,他所担心的是段祺瑞在参战的名义下,进一 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因而赞同美国政府对中国参战的立场。当日本政府积 极支持中国参战、段祺瑞走日本路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时,黎一变为对德绝交和宣 战的反对者。对段祺瑞与日本的勾结,黎十分反感。1916年底曹汝霖被派为赴日赠 勋专使后,曾赴总统府说明使命,黎国曹晚饭。饭后,曹将他的“近交善邻”的媚 日外交政策和如何解决中日悬案、“改善”中日关系的卖国方案向黎兜售。本来曹 汝霖此次出使的真实目的黎元洪并不清楚,经曹一说,黎才恍然大悟。他怒不可遏, 不待曹把话说完,就拍桌叱斥说:“你到日本预备卖国,你们这样卖国,还要我随 同卖国,这种毫无心肝的人,我不能让你到日本去!”第二日,黎仍恨恨不已,对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说:“卖国卖国,说了气死人!你告诉段总理,决不能让曹某 去日本,另外换人。”[注]由于黎元洪的抵拒,曹汝霖终未能成行。对德外交问题 提出后,曹汝霖、陆征祥等亲日派频繁活动,黎不由得想起“曹赠勋事,”以为如 果参战,就会使中国落入日本的阴谋之中,便转而对参战表示反对。张国淦曾评论 说:“黎并非根本上不赞成参加协约。欧战未了,协约国中在东方,日本是有力者, 参加协约,偶一不慎,即倒在日本方面。此时段主参加协约,亲日派就向段方活动。 黎怕他们活动的危险,而日本是协约国的一员,又不便明言,所以他内心是赞成的, 但不愿在段阁里办。”黎元洪的策士们也认为“此案段着参加,即段大成功,必先 倒段,段去,则成功自黎”,将参战与否视为与段争权的斗争,多方向黎进言。于 是黎的态度更为坚决。[注]新一轮政潮的纽结也就此形成。 3月3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国务会议通过了准备咨送国会的对德绝交案和《加 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并拟定了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文,令章知照日本政府,中 国即与德绝交,一旦与协约国商定参战条件,中国即加入协约国战团,请日本政府 赞助‘“节略”中提出的三项主要条件:一、庚子赔款,德奥方面永远撤销,协约 国方面缓偿十年,其间不加利息;二、现时增加进口税五成,改正货价表后实抽七、 五,裁厘后抽十二、五,其后进口之半税即在正税加到十二、五时废止;三、解除 《辛丑条约》中关于天津周围二十里中国不得驻军、使馆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 各国可派驻军队等条款。[注]次日,段祺瑞亲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 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以咨送国会,并将(节略)电告章宗祥,黎元洪将咨文略为浏 览,便说:“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草率行事,这个电报也不可贸然发出,应先与国 会协商,非先得国会同意不可。”不同意盖印发电。段的脸当时就变了颜色,他强 按住怒火,对黎元洪说:“宣战媾和当然应由国会议定,现在不过是与各国先通一 通意见,宣战的时候,当然还要由国会决定。”黎元洪回答说:“绝交就是宣战的 先声,宣战与博和,这是大总统的特权。”段忍无可忍,站起来说:“约法规定是 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既然掌握着特权,认为我担不起责任,我只有辞职!”黎也不 甘示弱,回敬了一句:“宣战时只有大元帅的命令,没有什么责任内阁!”段气急 败坏,拂袖而出。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段派,起身为段帮腔说:“总统虽有特权,责 任却是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与专制 皇帝有什么不同!我也请求辞职。”其他阁员也随之退出。[注]下午,段祺瑞即乘 车离京赴津。这时,副总统冯国璋已经以商讨外交问题的名义来到北京,正在出席 陆军军官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听到段要出走天津的消息,他急忙来到车站,劝段不 要意气用事。段恨恨地说:“总统这个人无法与他共事,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媾和是 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总统有特权,内阁就无事可做,那我还守 在这里干什么?这种局面我是决干不下去的!”[注]冯国璋见无法使段转圜,只好 折回,听任段出京。 段祺瑞的出走,使黎元洪的策士与幕僚们乐不可支。被院方目为府方“四凶” 的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人“日以倒段为事”,正在以对德外交为题目, 作一篇反段的文章,而段辞职离京,自然求之不得,于是纷纷怂恿黎元洪趁机改组 内阁。黎元洪何尝不想将胸中的这口恶气吐出,但他知道段身后的北洋系不会坐视 段被推倒而无动于衷,段出走后,各省北洋军阀中已有人致电要求挽留段祺瑞,黎 元洪不能不审慎从事。他决定对段先予挽留,如段决意辞职,再以北洋系中能说上 话的徐世昌或王士珍组阁。3月5日一早,黎先后派汤化龙、靳云鹏等数人赴津劝段 返任,并许以对德绝交咨文可盖印照发,但均无结果。5日晚,黎元洪召集冯国璋、 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提请徐世昌组阁,以王士珍任原来由段身兼的陆军 总长一职。但是徐、王二人都不愿卷人府院之间的是非场里,极力推辞。这时,冯 国璋闪烁其词地向黎元洪透露,有人向他密报,段祺瑞已在天津拟就了一份请各省 军民长官一评是非曲直的通电。这是袁世凯的故伎,当年袁向国会发难时,就曾要 各省都督“各抒谠论”,黎元洪也曾领衔十九省区都督通电响应,所以黎知道其中 暗含的杀机,倒段的勇气自然打消,转而请冯国璋去天津请段回京。冯国璋认为空 言无法使段回心转意,必须答应三个条件:段内阁的外交方针黎不能反对;总统不 得对国务院拟发的命令拒绝盖印;不得对国务院向各省及驻各国使节发出的电报横 加干涉。[注]黎元洪此时无可奈何,只得说:“好吧,外交问题就听芝泉主张,我 完全没有成见,但总以服从多数为宜。”[注]6日早晨,冯国璋去天津,劝段回京。 段知黎已屈服,便于当晚回到北京。7日下午,段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冯国璋的陪同下 来到总统府,将对德绝交的咨文呈给黎元洪,并板着面孔,向黎讲了一番绝交如何 如何有利中国的道理。黎元洪一脸阴沉,不发一言,将咨文盖印。3月10日和11日, 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分别通过了对德绝交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与德国绝交。 对德绝交后,段祺瑞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参战。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后,曾催促 中国加人协约国战团,并暗示将鼓励美国民间提供借款来帮助中国重建财政。与此 同时,日本公使也谒见黎元洪,称中国如因参战而引起内争,日本政府将立即采取 援助中国政府的行动,督促中国尽速参战。段祺瑞以为中国参战,国际上已无问题, 行动更加积极。 但是,对于参战,国内的阻力却有所增加。舆论方面的反战呼声在对德绝交后 进一步高涨。当时朝野的社会名流中,除了追随段祺瑞的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外,几 乎无不反对中国参战。孙中山指示他的助手朱执信撰成《中国存亡问题》一书,论 述中国不应参战,也不必参战,应保持中立;康有为甚至模仿吴越争霸时吴国伍子 胥的口气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商会 纷纷通电,反对对德宣战。国会中,韬园派与雨辰俱乐部自始至终反对段祺瑞的对 德方针,益友社和政学系两派赞同对德绝交,但在绝交后因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对 战局影响难以逆料和协约国方面对中国参战条件迟迟不予应承而,对应否参战表示 怀疑,不少人认为对德问题做到绝交一步即可,只有研究系议员与段派沆瀣一气, 不过在国会中成不了多数,倒是反对参战的主张在国会中占了上风。各省大小军阀、 包括北洋嫡系也不赞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张勋、王占元、倪嗣冲等人都有电报打 到国务院,反对参战。冯国璋原来反对对德绝交,2月22日到北京后经张国淦的一番 疏通,虽不再声言反对,但同意的态度十分勉强。 在对德绝交问题上,黎元洪败给了段祺瑞一个回合,不能不有所收敛。但是, 黎知道舆论和国会的形势都是利己而不利段,所以他认定国会是依恃的力量,寻找 机会再对段下手。对参战他表面上唯唯否否,却不时提醒段祺瑞要“服从多数”。 一天,段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诸人到总统府讨论对德参战问题。请黎对宣战 问题表态,黎元洪又搬出这个挡箭牌,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成见,但是我认为 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梁启超马上以 舆论权威的口气反驳说:“若说舆论界,我就是舆论界中赞成宣战的一个。”然后 滔滔不绝,大谈一通参战的益处,话也很刺耳。黎十分尴尬,徐世昌忙出来打圆场 说:“各人见解不同,不赞成的人也一定有不赞成的理由。”[注]把局面缓和下来。 实际上,府、院双方都在霍霍磨刀。黎元洪的策士们向黎献计说:“段如果使参战 案通过,就是大获成功,占尽了上风,所以必须推倒段。段下台后,由后任者主持 参战,功劳就是我们的。”段祺瑞的谋臣们也为段出主意‘“总统方面一直不肯与 我们合作,不但参战问题不倒黎不能通过,以后其它的问题也只有倒黎后才能顺利。” 黎的幕僚蒋作宾知道段祺瑞看不起土匪出身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就趁机而入, 密电功诱张作霖反段拥黎,许以厚利。结果电文被段的亲信、陆军次长傅良佐查出。 段祺瑞非常光火,竟下令要将蒋抓起来。张国淦认为事关府方,而且是黎元洪的心 腹,不宜如此处理,苦口劝阻,事情才作罢。段祺瑞马上也与张作霖拉起了关系, 使奉系终于俯首入彀。[注] 段祺瑞并不把反对宣战的舆论放在眼里。他知道舆论不仅可以用枪杆子压服, 也可以用枪杆子制造,但是北洋督军们的反对意见却不能不顾虑。因为如果得不到 这批军阀的支持,不但可能引起北洋系的分裂,寻致政权的不稳,而且也无法使出 用枪杆子压服舆论、制造舆论的北洋战法、段祺瑞明了这些军阀们之听以反对参战, 是因为他们担心参战以后,说不定要调他们带兵去遥远的欧洲打仗,丢了现在的地 盘与地位。只要将军阀们的这个担心解除,说明不但不用去欧洲作战,而且还能借 得款项练兵购械,壮大实力,军阀们的态度就会转变,而转变后又可以此来胁迫国 会与黎元洪。因此,段决定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将参战的“玄机”告诉这批督军。 自4月中旬开始,先后有安徽、湖北、直隶、山东、江西。福建、吉林、河南七 督军和察哈尔、绥远两都统到达北京,其余各省的督军也派出代表与会。经段祺瑞 及其左右亲信将“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参战奥妙向督军们灌输后,督 军们马上变反对为拥护。安徽督军倪嗣冲本是反对参战的急先锋,在赴京出发时还 发表了一通参战会导致亡国的言论,途中又大骂梁启超鼓吹参战是“亡国文妖”, 经段开导后,一变为力主参战的健将,而且主张无条件加人战团,越快越好。[注] 4月25日,军事会议正式开幕,当天即决议支待段祺瑞的对德方针。然后又联袂拜会 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深知这批武夫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也破例设宴款待。5月1 日,内阁开会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倪嗣冲等四督军闯入会场,以军界首脑的名义宣 布支持段的外交方针,要求内阁立即对德宣战,无条件加入协约国一方。督军们杀 气腾腾的语调使非段派的阁员只能把不同意见咽了回去,参战问题算是在国务会议 上通过。 对段祺瑞操纵督军胁迫反参战势力,黎元洪当然愤恨,但已无法阻止。因为督 军团会议由陆军部主持,又打着研究如何统一军队编制、裁兵节响的旗号。正当黎 一肚子无名火无可发泄时,碰上倪嗣冲来为侄子和儿子讨官,于是就拿倪作了出气 筒。倪虽是袁世凯的部下,但不是北洋嫡系,与段的关系也不深。这次进京,他以 为黎大总统也如袁大总统一般,职权要在总理之上,所以先去拜谒黎元洪,准备拉 黎的关系。见面时倪态度恭谨,几句客套语后便提出保举其侄倪毓囗为陆军中将, 其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倪以为黎元洪为拉拢自己,必然满口应允,却不料黎在气 头上,正准备使出一个下马威,给无法无天的督军们一点颜色。不待倪说完,黎元 洪便大声斥责说:“你到北京来就是为你的侄子、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 中将、少将吗?授官是总统大权,你身为省长,有什么资格求官!”倪遭此训斥, 几乎无地自容,俯首无辞退出了总统府。[注]黎及其谋士们都认为这场火发得好, 立了总统之威,杀了督军之气,是得意之笔。但倪受辱后,马上转变宗旨,积极拥 段,成为反黎的干将。 参战案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后,段祺瑞决定趁热打铁,便与与会的阁员来到总统 府,面请黎元洪核准。海军总长程壁光略述了北洋督军闯入国务会议、指手划脚的 情形,黎元洪面露不悦之色,说道:“政府的外交与他们有什么相干?”段祺瑞连 忙解释说:“他们也不过是表示一下他们的意见。”然后,段向黎报告国务会议已 通过参战案,请黎同意咨送国会。黎因在绝交案风波时曾答应对内阁确定的外交方 针不加反对,只好说:“责任内阁决议的方针,我自当尊重,如果国会能通过,我 当然会盖印发布,但国会方面有无把握?万一国会通不过应如何办?按现在的约法, 不能解散国会,若按新宪法,是不是解散国会之后就可以宣战?还是等待新国会召 集以后重新将宣战案提出?”司法总长张耀曾回答说:“新宪法上大概订有这样一 条。但是即使解散国会,也得召集新议会,然后将参战案再提出,不能先宣战。现 在就解散国会,约法上没有根据。这样做就是谋叛。”黎点点头,一字一板地说: “对,这样做就等于是造反。”然后又转向段祺瑞:“既然这样,还是先与国会疏 通疏通。不然若是最后否决,岂不是徒劳无益。”[注]段见话不投机,就率领阁员 退出。 段祺瑞在碰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之后,知道黎元洪以国会为后援,横生枝节, 为参战案设置障碍,不能小视。他决定双管齐下,由他以茶话会的名义招待国会议 员,要求国会合作,由督军们以陈述意见的名义去见黎元洪,给黎一点压力。段祺 瑞是武力崇拜者,他认为武力威胁是百试不爽的法宝。督军们的意见,黎元洪不能 不认真对待。但是段祺瑞没有料到,这次这个法宝却不那么灵验。 5月3日,段祺瑞在迎宾馆邀集两院议员四百余人开茶话会,疏通参战案。与此 同时,倪嗣冲、张怀芝、曹锟、孟怀远等一批督军来到总统府,要求谒见黎元洪, 陈述意见。黎对这种围攻式的谒见非常反感,提出只见一人。于是倪嗣冲自告奋勇。 入府后倪大谈“中国非参战不足以立足于国际舞台,应无条件的宣战”等逢人必讲 的一套话。黎元洪知道这些督军是由段祺瑞在身后牵线,来向自己示威的。对督军 团的会议,他就非常不满,这批督军到京后,拜公使、见议员、谒总统、冲击内阁 会议,实在不成体统,更令他愤慨。这次又是倪嗣冲这个恬不知耻的军阀出面,他 的怒气便没有办法克制了。当倪嗣冲说到“某某等国公使都赞成中国加入战团”时, 黎元洪厉声斥责说:“你是省长,应当留心管理地方上的事务,有什么资格与外交 团接洽?”倪答称:“因为来参加军事会议,偶然与外交团会见。”黎见倪还在辩 解,火气更大:“你是省长,有什么必要参加军事会议?你这次来京竟然不请假, 擅离职守。”倪称:“临行前我曾发电向总统请示。”黎说:“但是我还没有回电, 你不是已经来京了吗?”说到这里,黎觉得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就缓和了口气说: “这些过节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但外省长官时时电诘国会捣乱,太不应该,本身 应遵守法律为好。参战一事,如果国会通过,当然要依照民意来进行,如果国会否 决,你们也不可通电要求解散国会,那是谋反的举动。”慑于黎的总统身份,倪嗣 冲虽遭训斥也不敢顶撞,唯唯退出。随后,吉林督军孟怀远入见,向黎元洪解释说, 对德宣战事关重大,督军们吞司疆寄、首被影响,不能不有所献替,前清专制政体, 遇事还要咨商疆臣的意见,现在是民国,不应视为干政,在民国初元时,大总统兼 领鄂督,也曾遇事发抒意见。督军们不过是向国务会议表述一番意见而已。这番话 软中带硬,特别是提到了当年黎也曾如此,使黎元洪默然无语。[注] 督军的请愿竟然没发生作用,段祺瑞觉得事态严重。段的左右以为黎敢于训斥 倪嗣冲,是对北洋派的蔑视和挑战。陆军次长傅良性不胜愤慨地说:“不搞掉黎元 洪,简直是没有办法,非驱逐黎元洪不可。”张国淦不赞成用非法手段,建议段将 参战案备文送府盖印,他说:“约法上对外宣战,当交国会,可由国务会议议决, 备文送府盖印。总统平时总说服从多数,今提交国会,即是依法多数,料想总统不 致拒绝盖印。”段表示同意。[注]范源濂认为国会中赞成者居多数,但段祺瑞还是 安排督军们在5月4日宴请国会议员,作疏通工作。席间督军代表李厚基大谈了一通 中国出于友谊上的诚意,必须无条件参战,不可先索报酬的“道理”,声称要不惜 一时的名誉对德宣战,哪怕受人指骂。言词中隐隐透出一股杀气。[注] 5月6日,段祺瑞率阁员再至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参战案咨文上盖印。 黎略一浏览,便将咨文递给监印官唐浩镇。唐是黎元洪长子重光的岳丈,也是公府 中激烈反对参战案的官员之一。平时公文盖印,只要黎将公文递过来,唐即盖印。 但这次唐却一反常态。他原本对参战极为不满,也知道黎元洪同意盖印出于勉强, 又依仗总统是亲家翁,便将咨文推在一旁说:“此案我不能盖印。”黎元洪示意盖 印,唐仍不予理会。段祺瑞见状,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与段一起来到公府的范源濂 更是怒不可遏,他指着唐喝道:“你是什么人,不配说不盖印!”说罢气冲冲摔门 而出。因用力过猛,竟将门上的玻璃震坏。段强压愤恚,不作一声,连礼节性的告 辞也不表示即悻悻而去。黎元洪见事情闹僵,又担心段祺瑞使出更令其不堪的手段, 只好自己将印盖好,由张国淦送到国务院。 5月7日参战案提交众议院后,国会中的反参战舆论越来越强烈。原来段把希望 寄托在国民党右翼政学会的议员身上,但是政学会经过一番论战后,以微弱多数议 定反对参战。8日,众议院讨论参战案,决定先将提案交全院委员会审查。段知道国 会通过的可能已很渺茫,便决定孤注一掷,用当年袁世凯选举总统时的老套术向国 会施压。他认为国会议员既然向袁屈眼过,也就会向他屈服。 5月10日,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参战案。上午时,就已有不少手执白旗或 陆军的十九星旗、或胸悬纸糊的小五色旗的人在国会附近的象坊桥一带聚集。这些 光怪陆离的队伍或称海陆军人请愿团,或称五族公民请愿团,或称政学商界请愿团, 也有的打出学界、市民请愿团的旗帜。至下午一时,在众议院门首已聚集了这种五 光十色的请愿团四千余人。有议员进入会场,他们就投以各种名目的请愿书和传单, 如不接受或接受的动作稍慢,就被这些“公民”饱以老拳。先后有邹鲁、田桐等十 余名议员遭到殴打。又有所谓的公民团“代表”谒见议长汤化龙,声言若不将参战 问题完全解决,决不许议员出院门一步,出门者即殴击之。院门之外,负责治安的 警宪与“公民”们和平共处,并不干涉“公民”的非法行动。而且,指挥公民团并 出任公民团代表的恰恰多是军警人员,这使得对此并不陌生的议员们马上想起了民 国二年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时,“公民”们包围国会,叫喊:“不将我们可心的 大总统选出,就不许议员出议场一步”的一幕。 议员们对此非常愤慨,一致主张不解决此事则不能讨论参战案,并要求国务总 理和内务、司法总长到会接受质问。下午5时,兼内务总长范源濂来到众议院,他声 称对公民团“事前毫无所闻”。但段祺瑞仅派人送来一份咨文,称已下令警厅取缔 公民团,不准备莅临议场。这时院外群情汹汹,“公民”们大有一拥而入之势。范 源濂也觉得事态严重,便与汤化龙商议。汤化龙说:“总理如不亲自到院,外面将 会说这件事完全是总理授意,此后说也说不清。”张国淦将汤的话用电话告诉段祺 瑞,段才表示要亲自走一趟。 约在晚7时半时分,段祺瑞乘车来到众议院。气势汹汹的公民团突然变得规规矩 矩,列为两行,摇旗欢呼,掌声如雷。段下车后面带微笑进入院内。议员们纷纷向 段质问,段却说:“这些人也是国民一份子,来院请愿,情有可原,只能和平劝导。 如果强用兵力解散,伤及人命,恐怕还会有人说话。”段的这番话更令人愤慨,有 人提出不能放段出院,认为段一出院就会暴动立起,必须将段留在院内作议员的护 身符。于是形成了“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乃围困总理于一小休息室内”的 奇观。民党议员邹鲁激愤之余,揎拳捋袖,大声嚷道:“公民可以打得议员,议员 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一边说一边向休息室冲,经人劝阻才恨恨作罢。这时北京警 察总监吴炳湘亦赶来,遵段命劝谕公民团解散,仍无效果。直到“公民”们向院内 乱掷石块砖瓦,将日本记者中野打伤,警宪们才开始真正动手驱逐这些“公民”。 一直闹到近晚11时,风波才平息。[注] 公民团事件完全是皖系军人一手策划的一场闹剧。虽然段祺瑞和其亲信以及研 究系政客一再为段剖白,但真相迅速大白,所谓“公民”或是未着装的军警,或是 雇来的乞丐、车夫。操纵指挥的“均系拥护内阁一般狐群狗党、卑鄙恶浊之徒”。 《民国日报》曾登载驱散公民团时,一批“公民”的对话: “我们回去吗?” “回去。” “还未有命令。” “队长哪儿去了?” “他不见了。” “怎么把我们打起来了,我们是办公事来的,我们不是为上官出力吗?”[注] 段祺瑞抄袭当年袁世凯的旧文,却没有想到时已过,境已迁,不但没有达到胁 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的目的,反而将自己变成了舆论的众矢之的。孙中山、唐绍仪、 岑春煊、章太炎等社会名流纷纷通电,要求严惩暴徒,各大报刊也刊文揭露段是公 民团的幕后策划人和元凶。连未到北京的直系督军冯国璋、李纯也通电附和。国民 党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壁光、伍廷芳均提出辞职。由于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 总长许世英此前已因贿案而免职,教育兼内务总长范源濂泡在医院中躲是非,所以 在5月12日国务院例会时,只有段一个人出席。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却认 为辞职会使参战案功败垂成,准备硬撑到底。他对张国淦说:“我不辞,总统能把 我怎么样!”但张国淦告诉他说,总统可以比照免除孙洪伊内务总长职务的例子, 不必非得等他提出辞职就可以直接下令免职。而且在如此局面下,就是不辞不免, 也不好再干下去。段经此一番劝说,态度有所动摇,便让秘书拟写辞呈。徐树铮闻 讯后找到张国淦大发脾气,指斥张受府方运动,合谋压段辞职,并说:“总理辞职, 将来北洋派瓦解,谁尸其咎?我能强制总理不辞,不许你再进言。”说罢又赶往府 学胡同段宅,恰好秘书将辞呈拟好送来,徐树铮竟将辞呈一把扯碎、[注]自此,段 祺瑞就不再有辞职的表示了。 段淇瑞坚持演他的独脚戏。在几天内,他三次向国会咨文,要求国会讨论通过 参战案。段自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继续操纵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在 京的督军们先是以同乡或地区长官等名目宴请议员,又在15日招待参、众两院议员, 为参战案疏通。会上,督军们花言巧语,情意殷殷,甚至作揖打躬,会外则不断散 布如不通过参战案,就解散国会的舆论。笑里藏刀、软硬兼施。但这些手段同样无 效。5月19日,众议院开会复议参战案,商榷系议员诸辅成提出,由于内阁残缺不全, 已无法负责,即使参战案通过也不能执行。因而应先改组内阁,再讨论参战问题。 公民团事件给段造成的窘境和段与国会间短兵相接式的对峙,对黎元洪来说, 不仅是令其振奋的喜讯,也是倒段的一大良机。他以冷眼观蟹的态度注视事态的发 展,对段的难堪窘迫幸灾乐祸。他在公开场合决不露出任何要段下台的表示,相反 却一再声称“对段总理信任到底。”“对组阁没有成见,外交听国会自由解决。” [注]暗中,多方寻找下手之处,对段进行打击。谷钟秀等阁员辞职,依惯例总统应 先事慰留,但这次黎却一反常态,凡辞即准,来挤段祺瑞下台。他对公府中人说: “阁员都没有了,看他段祺瑞怎么做光杆总理!”只有伍廷芳的辞呈他留下不发, 准备让伍作个承前启后的桥梁,在段下台、新内阁组成前代理总理。[注] 段祺瑞虽无辞职表示,黎元洪已开始安排段的后事。黎不打算与北洋作对,只 想去掉段这个目中无人、视自己为傀儡的政敌。至于段的继承人,他还准备从北洋 中找。黎所瞩目的一是徐世昌,一是王士珍。但是徐世昌不推不肯出山,甚至连出 面作个调停人都不肯。16日,黎召王士珍入公府商讨组阁问题。因黎的亲信哈汉章 从南京回来,曾转达冯国璋的意见,认为王士珍组阁合适,所以黎即对王说:“南 京冯副总统方面的意思,是想让聘老出面组阁。”王回答说:“我在当初就无心问 世,更何况今天这副政象。总统如果强让我干,我只有挂冠归里,连参谋长也不当 了。”[注]徐、王均不肯出面收拾乱摊子,黎只好退求其次,准备以前清官僚李经 羲为总理人选。李经羲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侄子,与清末淮军系统,特别是张勋关 系密切,虽然李也表示谦让,但态度并不决绝。 段祺瑞也在积极活动。就其本意,他当然不愿下台,但是独脚戏又演得太辛苦。 他设想到黎元洪或可不顾后果下令将其免职,也需有所准备。5月16日,范源濂向段 建议继任人物不可不先筹,认为徐世昌最合适,一是徐本人赞成参战,二是徐“各 方面均可涵盖”,段认为有理,就派范源濂与吴复孙到天津访徐。徐知道段心里的 真正算盘,一面婉拒,一面要范、吴两人告诉段,首先要将参战案通过,然后再谈 去、留问题。这显然是支持段干下去。[注]段又亲访王士珍,王回答说,“东海 (徐世昌)尚且敬谢不敏,我怎么会去任总理。”[注]段祺瑞知道黎元洪也在打徐、 王二人的主意,现在二人的意见如此,黎一时又找不出其它人选来,也就奈何不得 自己。于是,段祺瑞放手去做,让督军团走上前台,公开威胁黎元洪与国会。 5月17日,山东督军张怀芝人见黎元洪,声称国会如反对参战,“大总统似宜立 于解散”。黎回答说:“你们是军人,军人职在国防,不要干涉中央政务。约法上 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款,我决不能照办。”19日,福建督军李厚基、安徽省长倪嗣冲 又作为第二梯队入府谒黎。但行至新华门前时,倪想起两次进府、两次遭抢白的情 形,怕再有难堪,就让李一个人人见,李厚基只好硬着头皮进府,见黎后,又是一 番仁义道德、爱国爱民、顾全大局的恭维话,最后进入正题。请干不得已时解散国 会。对督军们的车轮战,黎非常恼火,对李厚基说:‘’我不是已经和张督军说过 了吗?国会如果否决参战案,那就是民意反对参战的表示,民意如此,还说什么办 法不办法?解散国会,约法上所无,我不是专制皇帝,没有无上大权。我是民国总 统,总统就得依法行事,违法的事当然不可。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注] 督军们遭此挫折,认定已无法劝黎转圜,决定公开向黎发难。19日晚,督军们 在倪嗣冲家中会议,群情激愤,有人主张不必通过国会,内阁直接下令参战,也有 人说还是向国会施压,如果无效就呈请总统解散,也有人表示誓与国会和总统决战 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离京。但与会的研究系政客毕竟比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老谋深 算,他们认为以参战案作题目名不正言不顺,在京抗争也不是好办法,最好是模仿 当年袁世凯策动各省都督反对“天坛宪草”的例子,以国会正在制定的宪法为发难 的口实,而且那一次恰恰是黎以副总统兼鄂督的身份领衔通电,这样就可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黎有苦也难分诉。如果黎拒绝解散国会,大家便一起离京,回到自己的 地盘上抗争,黎就会无计可施。督军们对这一战略拍手叫好。然后又由研究系的军 师亲自执笔,连夜起草了“呈总统文”、“呈国务总理文”和告各省军政长官的通 电。20日,即将呈文送到了总统府。呈文指责国会通过二读的宪法草案是“议会专 制口吻,尤属显彰悻逆”,“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攻击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 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呈文还特别点明:“犹忆天坛草案初成, 举国俊骇。时我大总统在鄂督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 耳。”最后要求黎元洪“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 行解散,另行组织。”[注] 在呈文递到之前,黎元洪已接张国淦电话,得知了详情,他表示:“各督军以 个人的资格对宪法表示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呈递,而且还要求解散国会,实 在是过分的举动。总统是行政的首脑,对于宪法会议没有干涉的权力,所以这个呈 文只能留中不批。我可以以个人名义把议员请来,将督军们的主张转达,代为疏通。” [注]黎元洪表面上镇定如初,但心中不免慌乱,因为用不着督军们在呈文中提醒, 他自己也不免想起民国二年11月和12月他两次领衔通电反对天坛宪草和呈请解散国 会的情形,不过那时他是发难者,现在他则是受难者。在接到呈文后,黎邀请了国 会中主要政团的领袖人物谷钟秀、汤化龙、吴景濂、王正廷等人讨论,将督军团的 意见转达,希望国会改正。汤化龙本是督军团的谋主,当然赞同,其它人仅表示可 以转达本派议员予以考虑,并无人对督军团的不法行为提出抗议。倒是黎自己表现 得颇为慷慨激昂,有人问及对督军团的要求如何对付,黎元洪说:“我有九个字的 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注]黎的表态曾令反段势力大为振奋,民党的 《民国时报》发表时评说:“大总统处群小环伺之间,为斩钉截铁之语曰:不违法、 不盖印、不怕死,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尚个能格违法离间、罔上乱国之武人耶!” 然而几天后,他们就发现,总统的信誓旦旦并不可靠。 督军团呈文递交后,北京城内谣言不断。一会儿一种风声,或称督军们要径行 宣战、或称要直接对国会采取行动。这时又收到张勋对督军团通电的复电,不仅全 力赞同督军们解散国会的主张,还“惜发之为较迟耳”。政象凶险,黎元洪也有所 觉察。但他另有一种逻辑。他认为宪法问题不过是督军团的借口,真正的问题在参 战。而国会与段已成不两立之势,段在国会决难通过宣战案。压迫国会屈从于段的 主张,在黎来说力有不及、势有不能,而且情有不愿。如果免段或段辞职,则可顺 理而成章。段去后,换上另一北洋派人士组阁,督军团未必一定反对,国会也不一 定坚持反对参战的态度,因此政局的症结在去段。段自行辞职当然是上上策,否则 免段也未必不能行。 5月21日,黎元洪召见督军代表孟恩远、王占元,告诉他们宪法问题已请国会各 派领袖代为疏通,一定会有平允的规定,大家应稍安勿躁,此后言论不应出于法律 之外,然后谈及国会内阁问题,黎说:“我看政局形势搞得太僵,段芝老支撑大局, 实在艰难,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息肩休息、躲开冲突,再找一个机会东山再起呢?现 在国会与总理的关系如此恶劣,还是暂避为妙。”将免段的信息传给了外面。最后, 黎又别有意味地对孟、王说:“地方秩序要紧,你们可以不顾地方,我却不能不顾 地方。”言外之意,是我也可任命他人为督军或为省长。孟、王二人出府后,将情 形报告督军团,督军们一致反对改组内阁。稍晚,孟与王再入总统府,陈述督军团 反对段去职的意见,措词甚为激烈,但黎的态度并无改变。晚上,督军团在府学胡 同段宅举行会议,认为黎元洪“近来严词厉色,绝不假借,今日如此,将来可知”, 是要与北洋对抗到底。[注]于是决定按研究系政客提议的第二步计划,全体离京, 回到各自的大本营再向黎和国会发难。是晚,督军们乘坐专车出京。 段祺瑞此时已知道黎元洪势将免去自己的总理职务,也召集左右商讨对策,有 人认为事已至此,不如暂时退却,以便东山再起,但段认为辞职后对德参战就会成 泡影,更重要的是,如段辞职,督军团就失去了一个发难的口实,而且段没有直接 兵权,难保这些督军们在段辞职后不去拥戴一个北洋的新首脑,因为这时北洋内部 已经有了不一致的声音。鉴干此,他准备先把阁员补齐,以消除国会和黎元洪关于 内阁残破、无法负责的借口。在张国淦、范源濂的建议下,段择取了与黎及公府关 系密切人士如夏寿康、饶汉祥、汤芗铭等为阁员入选,以使黎能赞同。5月22日,张 国淦到总统府,黎元洪询问张国淦说:“芝泉的光杆总理还能当下去吗?”张回答 说:“总理正打算补充阁员。”黎冷冷地说:“恐怕全是合肥人吧!”张国淦将名 单递上,黎见其中并无段派人马,脸色稍有缓和,遂将名单留下。 段祺瑞的这一招术,居然产生了效果。黎元洪原本拟好对段的免职令,见到了 这份名单,又有踌躇,便没有交出。[注]然而黎的幕僚们认为这不过是段的苦肉兼 缓兵之计,要黎下定决心。这时冯国璋已有电报打来,对府、院及国会均有劝诫, 不赞成越轨行动;又有传言说张勋支持督军团的电文是他人伪造;陈光远。江朝宗 等已答应维持北京治安,王士珍也表示可在去段后帮黎的忙,更主要的是美国公使 芮恩施已代表公使团对黎元洪表示可以作黎的后盾。[注]考虑到这些因素,黎最后 下定了免段的决心。 国务院方面,经张国淦将进公府见黎的情形介绍后,段祺瑞以为事情已有转机。 5月23日中午,段持这个“超然内阁”的名单亲自去见黎元洪,不料黎态度已变。黎 接过名单,指着上列交通总长的汪大燮的名字说:“伯唐(汪的字)上次提名外交 总长,已被国会否决,这次又提交国会,必定不会通过。”对其它人选,黎也颇多 指责。段知黎已变卦,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不能完全 按国会的意思去做。”黎佛然变色,毫不客气地说:“现在国会已对你毫无信任, 督军团公然干涉制宪,闹得不成体统,你作为责任内阁总理,应当是责有攸归。” 段说:“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担任北京秩序的维持。”黎也不示弱:“我要为国家 行使权力。”段愤慨异常,气冲冲离开总统府。下午2时,黎元洪将张国淦召到府内, 将拟好的三道命令交给张国淦:其一为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以伍廷芳为代理总 理;其二是以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陆军总长;三是任命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 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张国淦劝黎要慎重对待,要考虑各方面对此事 的反映,黎答已均无问题。经伍廷芳副署后,三道命令于即日发表。 同一天,黎元洪还发表了致各省的通电,说明免段的经过与缘由: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依畀。前因办事困难,历请辞职, 叠经慰留,原冀宏济时艰,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 行。该总理独立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 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理,俾 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 今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区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注] 黎元洪对免段后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有所估计,因此在电文中将以徐世昌继任总 理、以王士珍出任陆军总长的打算匆忙告诉各省督军,以求得谅解。免段令公布后, 段祺瑞于晚7时乘车去天津,黎元洪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他到车站送行,并赠段程 仪一万元,意在对段安慰。但是,以段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决不会容忍黎对北洋 开刀。段祺瑞在免职令公布后仍然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发布了一份通电:“……查共 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 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注]这通电文不仅 直接认黎的免段令为非法,而且明显带有煽惑鼓动之意,教唆北洋督军们以此为题 目,公开反抗黎元洪。免段并不是黎元洪的胜利,而是更激烈的政争的开端。 4.引狼入室 在北京政潮涌动之时,辫于帅张勋却端坐徐州,静观事变,没有像以往那样充 当反对国会的先锋。张勋越是不露声色,段祺瑞和黎元洪越是急于与之结纳,都想 把张勋拉到自己的麾下,作一员大将。这不仅在于张勋握有一支八路四十营的定武 军,又自居为十三省联盟的盟主,举足轻重,还在于张勋在参战风波中的态度奇特。 张勋公开反对对德绝交与宣战,对段也颇存轻视之心,黎以为可引为同调;但张同 时也极度憎恶国会与民党,与北洋虽非嫡亲,终有较深的关系,段也认为属自己的 队伍中人。于是明发邀电、暗送秋波、信使往还,不绝于途。段在召集军事会议时, 曾请张勋的代表阮忠枢电邀张勋赴京,段的亲信徐树铮代表段允诺说,如果张勋来 京,就推张为“领袖”,“执坛坫之牛耳”,然后“倒黎排冯(国璋)、拥戴东海 (徐世昌)”,一两年后形势稳定,再将政权“归还旧主”。黎也派他的亲家唐港 镇与阮忠枢及张勋的另一幕僚金永联络,要张勋进京参加军事会议,以表达反战意 见,“主持大计”。当张勋不肯来京时,黎又亲自致函张勋,对不能听到张的“伟 论”“实深歉疚”,并派亲信哈汉章南下徐州再度游说。 但是,黎、段的甘言盛意都没有打动张勋。张的亲信幕僚认为,段祺瑞不过是 利用张来保全自己。如果张勋支持段的外交方针,必然成为反参战舆论攻击的目标, 为段“分谤”;如果反对段的参战方案,又会因“作梗”而开罪协约诸国,为段卸 责。黎元洪力邀张勋,为的是要张“昌言”反对参战,由此倒阁而去段。他们建议 张勋决不能入京,只可置身局外,作壁上观,“派一代表周旋其间,则各方面之形 形色色,均归我公笼罩之中,而回翔自有余地”。这些谋士们从黎、段“断难并之” 及督军入京推断必“有一番大捣乱”,这正是复辟清室的良机,张勋就可以定乱为 名,收服人心,“籍图大计”。张镇芳还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方案,即利用黎的窘境, 诱其下令让张勋率定武军入京“为之保护”。[注]张勋依计而行,不理会黎、段的 一再邀请,稳坐徐州,密切注视政局的发展,一面寻找时机,一面加紧复辟的准备 工作。不过作为督军团的盟主,对北京的军事会议完全不问又有失身份,所以在督 军团发出威胁要解散国会的电报时,张勋复电称督军们的叫嚣“义正词严”,表示 “愿为后盾”。 公民团事件后,张勋觉得时机渐渐成熟。5月21日北京的军事会议散场,张勋即 用密函将督军及督军代表二十余人召到徐州,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23日,免段令 发布,督军们闻讯后暴跳如雷,痛骂黎元洪及公府诸人,倪嗣冲、张怀芝等人公然 提出三路出兵北京、驱黎下台。张勋觉得时机已到,就说:“你们的主张我是无法 办到的,师出必须有名。要维护北洋,必须另求更妥当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将大 政奉还给今上。”倪嗣冲、张怀芝马上表示“誓从公后”。其他人也随声附和。张 勋说:“既然大家无异议,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这件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同意了 就要做到底,必须坚定不渝。”说罢让人取出一段黄绿,要督军及督军代表在上签 字。[注]会上又议定各督军回本任后,即宣布独立,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张勋则扮 演白脸,为作调人预留地步。 5月24日,张勋即致电黎元洪。电文先重述了段祺瑞在漾电(23日)中关于不经 总理副署即为违法的一通话,指斥总统府秘书厅发表免段令是“逾权擅发”,告诉 黎元洪,督军们因此而“群情义愤,以为共和国家首重法制,如果任意出入,人民 将何适从?今中央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最后要求黎找出个 “持平”的办法来,不然就会激生他变。这份电报既向黎表示了威胁,也向黎透露 了他可出面从中调和的信息,因为从电报行文看,那些威胁性的话都是张勋转述的 督军们的话,似乎张勋不同于那些督军。 张勋的电报给了黎元洪当头一棒。黎敢于罢免段祺瑞,一个原因就是他听说张 勋附和20日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文是他人捏造,而且前几天从徐州赶回来的国 会议员郭同告诉黎元洪说,张勋称赞总统忠厚,愿意为总统效力。正是这种表示, 黎才最后下定免段的决心。现在张勋的态度变化,黎觉得事情要麻烦得多。他授意 伍廷芳于25日发了一个通电,说明约法上并没有必须总理、特别是前任总理副署才 能任免文武官员的规定,并举了袁世凯时代唐绍仪、陆征祥等人免职时均由后任总 理副署的例子,证明伍廷芳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副署免段令并不违法。黎自己也有 一电致张勋,述说免段的不得已,电文说他“‘既无使国会解散之方,至益陷总理 困难之境,误国负友,咎在藐躬,”因此,“毋宁元洪辜旧日之交情,尚为芝泉保 将来之威信,区区苦衷,亦不求芝泉之见谅也。”电文也委婉地表示了对张勋等督 军的不满,指责他们“不为芝泉绵不尽之思,而为芝泉聚无名之讼,设使枝节横生, 秩序中乱,内召邦人之间。外启邻国之侵,谁复于芝泉有恕词乎?” 为了使督军们不致于因免段而误认自己是北洋派的对头,黎元洪在免段令发表 后再次拉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任总理组阁。24日,黎派饶汉祥与吴笈孙赴 津敦劝徐世昌。徐坚拒不见,仅叫人传语“不能入京”四个字。饶、吴二人只好返 京复命。翌日,黎元洪又到堂子胡同王士珍的私宅劝驾。王开始只是说自己对政治 本来就很淡泊,才能手腕都不及段祺瑞,不能负此艰巨之类的官话,在黎的死劝活 说下才说出真话:“我与芝泉无论就私情还是就朋友而论,都万难取而代之。对总 统盛情,我虽然极感知遇,但出而组阁,良心上终究不安。恐世人也难以见谅,会 以为我卖友求荣,实在难以承命。”最后,王只答应可在新内阁中出任陆军总长。 王把他自己的这套办法归结为:“不担任陆军,无以对总统及国家,兼任总理,无 以对芝泉。”既顾了公情,又不违私谊。 在徐、王都不肯出山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将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提交国会。为了说明提李的经过,黎特别发了一份通电,说明自己先请东海,继请 聘卿(王士珍)专使络绎,并有来往,但均未获允诺。王士珍推荐由李经羲出任总 理,黎不得不“曲徇其请”。27、28两天,国会参、众两院都以多数通过李的同意 案。黎元洪将任命正式发表。发表前,王士珍曾向各省通电,推重李经羲,要各省 督军赞成,所以发表后,先后有益思远、曹锟、李纯、田中玉、蒋雁行等督军或都 统电贺,张勋也有一简短的贺电,称李经羲继任总理是“霖雨苍生,允孚众望”。 冯国璋虽未有贺电,但在给别人的电报中说李出任总理“名实允副”,又称赞黎元 洪“用含无私”。这些电报,特别是冯国璋与张勋的电报和表态,使黎觉得可以放 松一点神经,长出一口气了。 但是,正当黎元洪以为因免段引起的政治风波已经尘埃落定时,更大的一场政 治风暴却倏忽而至。5月28日,奉天督军张作霖和安徽省长倪嗣冲分别通电,痛詈国 会与宪草,指责黎元洪任用宵小、违法免段,要求解散国会、恢复段职。电文语气 凶悍,杀气腾腾。倪嗣冲称“若中央不有持平之治,恐问罪之师联翩而起,祸机一 发,糜烂随之”;张作霖则“枕戈待命”,说“如不蒙垂察,惟有断绝关系,以谢 天下。”[注]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给黎以“垂察”的时间。29日,急不可耐的倪嗣 冲就在蚌埠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随后,河南、浙江、山西、山东、陕 西、福建、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布独立,稍后又有直隶和黑龙江。这些督军们的独立 通电虽然五花八门,但也不外是指责黎昵信群小,非法免除段祺瑞的职务等相因之 词,所要求的则是摒弃公府“佥壬”即黎的幕僚策士、解散国会、改良宪法、恢复 段的总理职务等。在宣布独立后,这批督军就成了各自地盘上为所欲为的专制皇帝, 或驱逐不合己意的官员,或截留应上缴的税款,或扩充自己的人马,或扣押境内的 火车,当然名义是运兵北上,“直趋都门,为国民请命”。[注] 这时的天津,也是波谲云诡。段在天津的私宅成了又一个反对黎及国会的大本 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亲段政客、议员无不奔走段门。段祺瑞拟在天津组织一 个临时政府,以徐世昌为大元帅,带兵入京,驱走黎元洪,然后召开临时国会,推 举总统,组建内阁。段已将临时政府阁员的名单准备停当,又致电各省,征求意见。 不料张勋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有碍于他的复辟计划,便在复电中不客气地命令说: “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这个临时政府因此而胎死腹中。但在6月2日, 段派人士又以“独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的名义把它复活。这个“总参谋处”的气 焰比独立的督军们还要嚣张,在发布的告示中,公然宣称“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 人”,而督军们多数在独立通电中还称黎为“我大总统”。 督军们的独立,对黎元洪来说虽不是晴天霹雳,却也是始料未及。面对雄纠纠、 气昂昂、摩拳擦掌的北洋督军,黎元洪坐困公府,毫无凭借,只好寄希望于对其尚 有同情的王士珍、未与督军们一同行动的冯国璋出面调停。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当 日,王士珍即致电张作霖、倪嗣冲和张怀芝,对他们劝慰。30日,王士珍又领衔发 表调停通电。6月1日,冯国璋也通电调停时局。但这些通电口气都十分的软弱,不 但没有谴责这些造反督军,而且把督军们的行动说成是出自爱国的“至诚”,造反 的理由也都是“正论”,只是方式不当。如果督军们取消独立,就会大有商量的余 地,有“至当之理”。[注]这种有气无力、比反叛的督军们还心虚的调解效果如何, 不问可知。无怪乎当时章太炎就指出,这种调解是以空言媚结民心,叛督近在肘腋、 力能致讨而不肯发一兵一卒以遏止乱流,只在那里“徒拱手处中,定言调解”,有 通敌教嗾之嫌。 惶惶不可终日之中,黎又想起了民元鄂督任内以通电博得舆论支持与同情的故 事。31日;黎请出当年他的文胆饶汉祥,起草并发表了一通表明心曲的通电。电文 首述他与段祺瑞为患难之交,“方期瞩户之谋,岂有堂廉之隔”,共济和衷,只因 阁员内睽,国会外偏,段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临崖而返,则威信全隳,越轨以趋, 则纲维尽抉”,所以才对段暂予免官,俾其养望。而免段令的副署有先例可证,不 可径指为违法。继而认为督军团以宪草为口实发难是“不忍立法之偏,遂有修正之 请。”所请内容,“老成远虑,实获我心”,然而不应以激烈手段,“但使启悬崖 勒马之心,何苦蹈蹊田夺牛之举。”至于要对督军们“半予免官”的消息,完全是 道途谣啄,奸人蛊惑。他劝告督军们放弃独立,因为“为宪法而独立,尚在二读之 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电文最后说: 元洪老矣,一叶两豆,或蔽聪明,深渊薄冰,常怀惕惧。耳提面命, 深所欢迎,苟有利于国家,亦何惜于顶踵。若必动摇邦本,擅启戎端,以 国徇身,悍然不顾,元洪忧患余生,饱经世变,始终民国,心力具弹。俯 仰此身,了无愧作,万不忍身见沦亡,同为臣仆。固当于全国父老之前, 谨谢不敏也,掬诚相告,实式图之。[注] 这份四六骈句、言辞凄怆的电文道出了黎无可奈何的悲苦心情,颇能唤得舆论 的同情。《民国日报》在这份通电后的编者按中说:“读大总统此电,识其德足以 告天地而心不谅于群小。泪与声俱,声随辞恸。有此总统而不与共患难,有此群小 而不能别颁逆,则民心已死,民德已绝,惟有相率以自杀而已。”但是,执意造反 的督军们却不是一番哀告就能打动的。 刚刚被国会通过的李经羲也被黎元洪当成了解救时局的救星。因为李经羲与张 勋关系密切,出任总理的同意案通过后,张勋又有电致贺。所以黎元洪以为只要李 走马上任,身为十三省大盟主的张勋就会表示支持,出面制止督军们向北京进军, 局势就会缓解。因此,他更番不休地派人赴津,催促李经羲来京组阁。但督军独立 的消息使这位原本跃跃欲试的老官僚一头钻在天津租界里,不肯赴京任职。但他极 力怂恿黎元洪请张勋出面调停,并且告诉黎元洪,非有张勋北来调解,他决不就职, 而且还必须与张勋“偕同到京”。 实际上,黎元洪也早看上了张勋。在任命李经羲为总理后,黎即派公府顾问李 盛铎去徐州向张勋说明。5月29日晚,黎又致电张,请张勋出面调停。30日,张勋回 电,提出调停的五项条件:督军参与宪法的制定、段祺瑞复职、罢斥总统左右的四 “佥壬”、赦免帝制犯、清除议员中的“暴烈”分子。31日中午,李盛铎由徐州返 京,下午去公府向黎报告了与张勋会商的情况。据李盛铎称,张勋表示:“前曾接 总统来电,垂询对于时局之意见。但近日局面又较前大变,各督军在徐接到免段电 报时,有数人甚为激愤。及闻敦请东海,又稍为缓和,后闻徐、王不出,改任李经 羲,遂又失望。但元首若有明令召我入京,则愿当调停之任。”张勋允诺可充调人, 黎元洪喜出望外,当即发电邀请。电报说:“当此危险震撼之交,必有排难解纷之 策。惟念事情复杂,恐非文电所能畅宣。倘承移驾津门,与仲轩(李经羲)总理慎 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次日,黎又发布了请 张勋入京“共商国是”的总统令,并派出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 但是,这位辫子帅在接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并没有马上动身。6月3日,张勋发来 电报,,“托言路阻,不来京。”张勋突然变卦,一方面是要更大的价钱,再吊一 吊黎元洪的胃口,一方面是对2日在天津由段派人马成立的独立省份“军务总参谋处” 起了疑心。因为这个机构制定了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中却没有给 张勋留下一个显赫的位子,张勋担心这是与他的复辟大计唱对台戏。 张勋的拿把,令黎元洪焦灼万分。当时的报章分析说:“黎总统一方面,现在 惟有名义,并无武力,说了硬话,不得下台,偶然碰着张大帅肯来调和,真所谓中 流失舟,一壶千金,此时望张如望岁。况且明知督军所反对者为国会与约法,不必 与自己作对,若作为不得巳,令国会自行解散,完却都督心愿,余事正好商量。惟 国会现尚心软口硬,非得大帅镇压之断不能奏效。故其盼望张赴京之心尤切。”说 黎元洪企图借张勋之手,遂督军之愿,虽然有诛心之嫌,但黎盼望张勋进京调停, 以免督军们直捣京师的心情迫切,却一点不假,而且黎在国会问题上,态度已经动 摇,在5月31日表白心曲的电文中就有。国会再召,党帜纷歧,成绩鲜闻,争端迭起, 迩者议宪之举,过为束缚,利用时机,率行可决,万夫愤激,目为祸胎”之句,隐 示不得已时,也可考虑解散国会。黎又派钱能训去徐州劝驾。他让钱能训告诉张勋: “警军们请求惩办宵小,如果是指哈汉章、金水炎诸人,他们已经出京,公府中只 有我一人,至于解散国会,似不宜办。即使必欲解散,也应等到议定宪法后再办。 况且宪法问题也还有疏通的余地。如果是要我下台的话,那就请冯副总统来京。” 焦头烂额之际,黎曾与左右商议过辞职问题,作为最后的退路。 张勋见到黎元洪这番态度,知道已经到了火候。国会问题,黎已大有松动,不 再一口咬定“不违法”。如果黎真的辞职,调停的理由便不存在,再由冯国璋继任 的话,复辟计划就有泡汤的危险。于是张勋于6日通电宣布次日北上。他在6日接见 《大陆报》记者时说,他北上的目的是应黎之命调停说和,虽然调停的方法还未详 细审定,但解散国会是必须之举,“黎总统致予之书,亦允解散国会。”他否认进 京的目的是清帝复辟,表示“力愿拥护总统”[注] 张勋答应进京,黎元洪惊魂稍定。同日,美国公使芮恩施照会中国政府,表示 “深盼和平即行恢复”,“中国能维持一统一及惟一负责任之中央政府。”这是对 黎的间接声援。有了这两件事,黎才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十营4300余人自徐州北上,8日至天津,大队辫子军继续 北进,进驻丰台、永定门、天坛一带,张本人却停在了天津。张勋是著名的复辟派, 他毛遂自荐充当调人,当时的舆论就怀疑他要借机复辟清室。黎元洪虽有所闻,但 病急乱投医,也就顾不了许多,况且张勋一再否认自己要复辟,声称拥护黎元洪, 所以黎对张又抱有幻想。但听说辫子军大队人马要开来北京的消息后,黎觉得事情 有些不对头,马上请徐世昌、李经羲电劝张勋“减从入京”,不料劝告还未传到, 更坏的消息又接踵而至。8日下午,黎派到天津迎接张勋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返还北 京,向黎传达了张勋的六项调停条件:一、实行责任内阁制。二、解散国会。三。 解散省议会。四、惩治“四凶”。五、另定宪法。六、赦免政治犯(即洪宪帝制祸 首)。要求黎在48小时内答复,否则听任督军们“自由行动”。[注]这时黎元洪才 知道,自己请来的不是调人,而是比造反的督军们更为凶恶的敌人。但是,请神容 易送神难,事态的发展已不容黎有其它的选择了。 得知张勋的6条件后,黎元洪立即打通了与张勋的电话,称“条件尽有磋商余地, 务请早日枉驾来京,蒲聆教诲。”张勋回答却是“国会解散之前,决不入京。”李 经羲也电劝黎对张勋的条件“即日决断”,并说如果能满足6条,张勋可以担保劝各 省罢兵。为了感动这位“张大帅”,虽然被称为“公府四凶”的哈汉章、金永炎等 人早已辞职离京,黎仍下令将公府军事幕僚处裁撤。黎元洪这时所企求的,只是一 个既能为张勋和督军们接受,同时又能顾全自己颜面的办法。他认为,如不答应张 勋的条件,不惟叛督们的军事行动无法制止,而且张很可能就势复辟清室。而解散 国会,民国的政体或可保存,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接受张勋的条件。但约法 上又确实没有总统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为了“不违法”,最好是国会自行解散。 反正这时许多议员已离京避难,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也已无法开会。8日晚11时,黎 将国会中政团领袖吴景濂、王正廷、诸辅成等十余人召到公府,将自认为是两全其 美的方法向这些人灌输。他说:“张大帅是我请来的调停人,他提出的六大条件我 势不能不答应。约法上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的明文。时局 如此,我若不答应,张大帅势必要行复辟,岂不是更糟。不如委屈诸位,尚可保留 下共和国体。”这时留在北京的议员多是反段派,他们格守章太炎在致国会电文中 所说的“殇死则路人皆怜,考终则子孙不恸”一句,坚决反对自行解散,而且还对 黎表示:“任各省军队围攻议院,或烧或杀,我辈绝无所惧,惟求总统勿下解散令。” 所以黎的劝说不能发生效力。 随着张勋“最后通碟”时限的逼近,黎元洪更是急得团团转。9日,他召集外国 顾问和法制局长商议,想让这些人给自己解散国会找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法律依据来。 但这些人商量来议论去,最后还是说“法理上解散为违法。”又有人提议他可以以 “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或让王士珍以“京、津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戒严,这样 就可以用“戒严期间不得集会”的理由解散国会,但马上就有人指出,不仅戒严要 由国会同意,而且戒严所禁止的集会与国会开会是风马牛不相及。万般无奈,黎再 派夏寿康赴津向张勋哀告,但张担而不见,传话说对解散国会一条毫无商量余地。 在津的张国淦向黎的秘书瞿瀛建议起用段祺瑞组阁,“以毒攻毒”,黎心动,然而 黎的左右坚决反对,认为好不容易才将段搬下台,现在再请段出山,不但面子上极 不好看,而且日后更不堪忍受段的嘴脸,于是也作罢论。这时,王士珍、江朝宗、 陈光远等人也向黎表示,如果不解散国会,北京恐生变故,他们不能负维持京师治 安的责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黎元洪终于下定决心,解散国会,原来自己标榜的 “不怕死、不违法、不盖印”只好抛到九霄云外了。 解散国会本属违法行为,但黎元洪还想让这个违法的举动有一层合法的包装。 9日下午,解散国会的命令拟就,黎元洪召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准备让伍副 署后发表。这位年老多病的代总理在其子伍朝枢的搀扶下坐定并听了黎述说原委后, 闭目沉思,戾久不言。其子伍朝枢对黎说:“阿父已是七十余岁之人,尚复何求。 但副署了这道命令,就会留下千古骂名,太不值得。”伍廷芳点点头说:“我是学 过法律的人,约法没有规定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因此这道命令就是违法。我是不能 参与此事的,宁肯死我也不能副署。” 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伍不肯副署而不能发表,张勋在天津暴跳如雷。10日,张勋 派人告诉伍廷芳:“兵临近畿,旦夕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全隳,责 有专归,悔将何及?”[注]张勋的冲天怒气没有吓住伍廷芳,却使黎元洪更加惊慌。 他派王士珍、钱能训、江朝宗三人再度劝说伍廷芳,三人公情私义、利害安危的话 说了好半日,甚至磕头哀告,但伍回答说:“即令逼死我,灵魂也要反对。”见到 由伍廷芳副署这条路已走不通,黎又想起国会已通过李经羲为总理,让李经羲副署 也能说得过去,于是又派人拿着拟好的命令去天津找李,老奸巨猾的李经羲虽然作 总理的欲望不小,却不愿替黎元洪趟这趟混水,以尚未就职为由拒绝,但却说: “解散令我绝不能副署,国会解散后,我倒可以为元首帮忙。”李经羲不成,又找 到段祺瑞,段更是敬谢不敏,对来人说:“免职之身,如何副署,即令认为免职令 无效,我也没有再度出山的打算。” 到了12日下午,从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无可忍耐,如果是日未有解散国会 的命令发表,张勋就回徐州,听任督军们自由行动。这时的黎元洪,犹如马嵬坡前 的唐明皇,进退维谷,苦状莫名。晚上,他在公府召开紧急会议,希图在绝境中找 出办法来。会议由晚10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还是毫无办法。会上黎先提出请王士 珍代理总理来完成副署,王士珍力辞,说如果黎一定要如此办理,他就辞职出京, 有人又建议让内阁各部的次长均代总长,即刻造成一个“代理内阁”,由这批代理 总长全体副署,也有人认为无法办到。与会者面面相觑,百计俱穷。这时饶汉祥提 出是否可请总统自行退位,黎拂然而起,说道:“我如果其它一切不管,只想博得 一个守法的虚名,忍心让民众受亡国之苦的话,我早就辞职了,何必等到今天!” [注]于是众人又默不作声。忽然有人提议用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总理,以便副署命 令。黎此时只要有人肯出面副署,就是遇见了救星,根本忘记了江朝宗连国务员也 不是,如何能代理总理这个事关违法与否的问题,连表同意。江朝宗在众人的激劝 之下慨然应允,表示要牺牲一己之身,来为黎分担子系。[注]议定后,黎即命秘书 拟了免去伍廷芳代理总理之职、由江朝宗代理总理的两道命令,然后派人持命令找 到已入睡的伍廷芳副署,再由江朝宗将解散国会令副署,三道命令都送到印铸局, 派人专候,13日9时正式发出,但日期填的都是12日。 解散国会的命令发表后,黎元洪终究觉得心中不是滋味,所以又发布了一个说 明不得已苦衷的通电。电文说: 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乃各路兵队逼近京 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 ……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造经派员接洽,据 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今,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 等语。……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法律事实,势难兼顾。 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 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 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注] 私下里,黎说的更为直接了当。解散令发表后,他对人说:“我也深知解散国 会是违法举动,但为了挽救时局,不得不有所牺牲。我现在的境遇和时势昭然若揭, 谁都看得清楚。天下后世之人一定能体谅我的苦心,不会苛责我。至于今后的宗旨, 我只希望大局日趋平静,政治返回正轨。我个人的地位与生命安全,也只能顺时势 之自然,没什么值得瞻顾的。”同一天,江朝宗也通电说明他出任代总理并副署命 令,是不忍看疑谤集于黎元洪一身,以完成依法副署的程序,“违法之责,所不敢 辞,知我罪我,听话舆论。” 黎元洪的通电和谈话都承认解散国会为违法,但他辩解说所以如此是为了保存 共和政体。这种辩解并不能掩饰他屈从武力、向军阀妥协、自甘违法的实质。当时 就有舆论指出,真正违法者是倡言独立者和主张解散国会者,黎明知违法,却曲徇 违法者的胁迫行违法之事,“民国此后尚有何法可言”。实际上,当时黎也并非毫 无凭借,督军们虽然张牙舞爪,但“并未认真地计划过任何军事行动。”当黎表示 “不违法、不怕死、不恋位”、拒绝解散国会、与督军们一度形成僵持时,倪嗣冲 等人也曾有软化,文电的措词已有收敛,“驱逐元首”改为“拥护元首”。外交上, 黎占有一定的优势,督军们的调兵遣将均遭各国公使的质问。张勋与皖系也有矛盾, 段祺瑞并不赞成张勋复辟清室。更重要的是西南六省的地方军阀和孙中山等国民党 人反对解散国会,支持黎元洪坚持约法。这些有利因素如运用得当,未必不会出现 一种新局面。正如一些舆论所说的:“黎氏如能一鼓作气,宁静以俟,终可与各叛 徒挑战,告厥成功。”相反,妥协并不能使政潮平息,倒是为更大一轮的政治风波 的爆发点燃了引信。而且,违法解散国会,根本上动摇了黎的地位和立脚点。属于 北洋系的《公言报》说:“黄陂才调与项城远甚。而其特长之点,即在人格高尚、 宽厚仁慈。故当项城之逝,国人成归心于彼,推戴欢迎,无有异词。今俯大帅之请, 将此六个条件—一取而照办,是不复顾及人格,将其平时所翘以示人之‘我能守法’ 四个大字轻轻拭抹,则试问以后,黎元洪三字更复有何色彩可以照人乎?”《公言 报》的这段话明显有幸灾乐祸的味道,但逻辑并不错。即令没有随后的张勋复辟, 黎恐怕也无法安居在新华门内的总统府了。 6月14日,张勋偕随行的刘廷琛、胡嗣瑗、张镇芳及李经羲等人以征服者的姿态 入京,江朝宗、陈光远、京师警监吴炳湘、热河都统姜桂题等军政要人到车站迎接, 黎元洪派出的迎接代表为公府秘书长夏寿康,据德文社的报导,张入京时的声势 “与皇帝无异,由车站至张宅之道路,皆辟易行人,两旁军队矗立,均分三行成列,” 俱为定武军的精兵锐卒,长拖发辫,首如飞蓬。士兵以枪口向路旁作击刺状,令人 不寒而栗。为表示对张勋的礼遇,黎元洪特命开中华门迎接,这是民元蔡元培作为 迎袁专使入京和民二孙中山入京时的接待规格。黎已命人在公府礼堂布置,作为张 勋的驻节地,但张勋下车后却直奔南河沿私宅。黎又打电话约张入府叙谈,张勋辞 以风尘劳顿,要稍事休息,答应次日上午入府。 15日上午7时,望眼欲穿的黎元洪派出纽传善、夏寿康督同汽车到南河沿张宅外 等候。9时,张才出宅登车,先到王士珍宅,谈约一小时,10点到达公府。黎元洪在 居仁堂设宴迎接。张勋一副前清大员的气象,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黄边纱袍,腰系 具笼荷包的忠孝带。见面所递的职名柬,仍用前清旧式的手本,见黎时,行三拜一 揖之礼,黎元洪也行礼如仪。席间议及调停方法数款,“一为组织责任内阁,阁员 须以学识资望并富者为选;一为设立制宪机关,各省当选之人,须以老成硕望者为 标准;一为维持优待条件,将来制定宪法时,须将优待条件加入;一为赦免帝制犯, 所有从前帝制案内之(人)悉行赦免。” 此后数日中,张勋与黎元洪及独立督军间就调停方法问题数度交涉,张勋提出 设立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数额、赦免帝制犯、惩办 公府四凶等条件。督军的要求也与张勋大体相类。黎认为前两项当然没问题,第三、 四两项要由将来的制宪机关来决定,目前政府还难以回答,但原则上同意。帝制犯 与此次政潮无关,言之不顺,不若以政治犯的名称概括。惩办四凶问题,被称为四 凶的原公府中哈汉章等人已经辞职,甚至离开了北京,无从惩治,而且一面赦免政 治犯,一面却又因政潮罪人,似有不妥。张勋认为概言摒遇也就可以。在如此修订 后,黎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批示交国务院分别办理。黎也向张勋提出,既然国会 已按督军们的要求解散,督军们的其它要求也被接受,独立各省应一律取消独立, 服从中央命令;天津所设的“参谋处”及其它机构也应一并取消;独立各省派到近 畿驻扎的军队应撤回原省;各省截留的应交中央的款项也不得再行扣除。张勋表示 五日内即可办到。 张勋在北京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已成为实际的掌政者,报章称之为“太上总 统”。在调和条件谈定后,他通电独立各省说:“……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兵事, 亟需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以慰邦人望治之殷。其军队已出发 者,并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部署粗定,亦即率队回徐。”[注]张勋以为,徐州 会议上督军们已决定由他这个盟主全权处理经国大计,因而各省的听从是不成问题 的。但是他没有料到,偏偏在这个当口上,他的号令却成了问题。 张勋与督军团虽然在反对国会与黎元洪上一致,但动机各有不同。张勋意在推 翻共和政体,复辟大清王朝,督军团中的皖系目的是拥戴段祺瑞,建立皖系军阀的 一统天下。非皖系的督军有的是借独立以自保,有的是讨好皖系,也有的是混水摸 鱼、趁火打劫,真正甘心作张勋走卒的人一个也没有。只是需要一个人作进攻国会 与黎元洪的统帅,而且张勋又自认为非他莫属,督军们才对张勋表示拥戴,并且表 现得颇为恭敬,听任张勋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但国会解散、黎元洪已屈服后,督 军们就不愿再容忍这位大盟主的跋扈了。当然,督军们还不便公开与张勋冲突,于 是就拿张勋所支持的李经羲作发泄的对象。 李经羲与张勋一同入京,是要借张勋的威风来作国务总理,即所谓“一路雄兵, 送汝入阁”。这样便免不了傀儡的色彩,原来拟定的阁员也多为帝制派和复辟人物。 张勋本拟分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复辟三步行事,但抵津后受到日本政府的干涉 和徐世昌、段祺瑞等人的劝阻,态度有所动摇,准备先扶植李经羲内阁作为过渡, 自己居于幕后,控制中央政权,然后再寻找合适机会,进行复辟。所以入京后,张 勋先通电各省,称“组织内阁万不能缓,现已偕李仲轩入京”,意在要督军们表态 赞成。不料这次督军们并不买帐,纷电反对,客气的要李“适性烟霞,优游自得”, 不客气的要李“退避贤路,以挽危局”。段派的喉舌《公言报》公开说李经羲“始 终深藏张定武腋下,待其扫榻铺床、事事周备之后方肯上台,则李氏之为李氏,真 一钱不值矣!”连张勋大本营中的一些人也暗中拆李经羲的台,目的是逼张勋痛下 决心,立即复辟。拆台的手段之一就是密电各省,令其反对李经羲内阁。 张勋从未经过如此的阵势,过去一直是他向别人发难,现在也尝到了督军们发 难的味道。他虽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一再通电各省,为李经羲疏通,并拉王 士珍等人一同劝说这帮桀骜的督军们取消独立。他知道这其中皖系督军是骨干,又 吁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为李经羲捧场。几近唇焦舌敝后,督军们总算取消了 独立,天津的“总参谋处”也关门打烊。6月22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声言他“牺牲 一身勉力担责,任事之期断以三月为限。”[注] 督军们虽然不再公开反对李经羲组阁,但在徐世昌、段祺瑞的授意下,仍然抱 不合作的态度,或指桑骂槐,或挑剔人选,使李焦头烂额。不仅“一流”人物不肯 入阁,连二、三流人物也不愿跳火坑,内阁迟迟不能组成。 就在北洋督军们喧咻不已、为控制政权而明争暗斗时,西南各省反对北洋军阀 的情绪也在不断高涨。西南地方军阀和民众强烈反对解散国会的非法之举,要求惩 罚叛督。广东民众于6月18日举行大会,要求兴师北伐,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中的民 党派也纷纷南下广东。6月20日,广东督军陈炳馄、广西督军谭浩明宣布两广自主, 声称两粤人士誓与共和生死,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不承认任何政府,“所有两广地 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遇有重大事件,径行秉承大总统训示,不受非法内阁干 涉。”广东省长朱庆澜将警卫军编为中华民国护国军,以国民党人李烈钧为第二 军军长,准备出师北伐。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也通电表示正在“枕戈待旦”。 滇、黔两省督军也有电报打到北京,要求恢复国会,惩办叛督。 在纷乱的政象中,黎元洪的公府变得分外冷落。当时的报章报道说,黎元洪从 6月13日起,“近状非常消极,饮食起居均失常度,时惟长叹而已。所有各项事宜, 均置不问,一切均静听时势之处分。”也有人著诗描绘黎的难堪处境: 己被幽囚洪宪初,贼徒深惜未全锄。 北洋有系非牙爪,南国无援执辐车。 复辟纵教言近诞,让贤终恐事非虚。 而今重受牵羊辱,[注]史笔千秋任毁誉。 这是一个傀儡总统的必然处境。有“太上总统”在,黎也只能“均置不问”。 李经羲内阁的疏通工作本应由总统进行,但这时有张勋一手包办,黎也乐得置身事 外。不过这时的黎元洪,仍然幻想李内阁成立后,很快会改选国会、制定宪法,使 民国重回轨道,因而仍希望维持统一的局面。两广自主后,黎担心西南真的会兴师 北伐,连忙致电冯国璋、陆荣廷,称“时局危险,不堪再有变动,即应担负完全责 任,调停时局,消敉西南各省兵端,以求和平解决。”并派人持亲笔信到广东劝李 烈钧“从缓进兵,候中央办法。” 然而,黎元洪的幻想很快破灭。张勋使出浑身解数,李经羲内阁仍在难产之中。 张已变得十分不耐烦,不愿再与北洋督军们争来吵去。他在回答督军们推举王士珍 组阁的电报中说:“诸公敦劝聘老(王士珍字聘卿),何啻再三,而匪石之诚,竟 不可转。聘老不担任,勋不得而强之,犹之仲仙(李经羲字仲轩,亦作仲仙)自欲 担任,勋亦不得而阻之。仲仙今就职矣,此时无论推举何人,亦谁肯横身插入?勋 对此席毫无成心,凡我同袍,当能共谅。”[注]这封电报显示出,张勋已对李内阁 失去了信心。张勋对李内阁维持不成,进退失据。复辟派的遗老们乘机进言,要张 勋干脆一做到底,打起龙旗。他们说,统一局面已经打破,迁就调停也万难息事宁 人,只有断然复辟,才能镇服颠危。现在的作法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推倒约法而 仍以奉守约法为辞,逼迫总统而仍以拥护总统为名,破坏共和而仍以保全共和为帜”, 无法自解,只有复辟,才师出有名,有立足之地。他们分析说,如果复辟,冯国璋 以稳健著称,不会有异议,广东虽有乱党,但有龙济光牵制,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有 故主之思,所以不必担心。四川内证,云、贵两省鞭长莫及,也成不了气候。所以 张勋“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这批遗老们还举了 古代东汉末年袁绍和此前刚垮台不久的袁世凯作例子,说明犹疑不定、首鼠两端必 坏大事。相反当机立断,定获成功。这番荒唐的见解居然将张勋打动,于是张勋决 定孤注一掷。恰好6月28日老牌的复辟分子康有为也潜来北京,立即被张勋迎入南河 沿私宅。当晚,即在张宅举行了秘密会议,制定了复辟计划。30日晚,张勋与复辟 派的刘廷琛两人潜入清宫,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会议,安排了复辟的步骤,然后又 出宫赴江西会馆看戏,约夜半返回私宅,同时将王士珍、陈光远、江朝宗等北京军 警要员“请”至私宅,宣布了复辟计划。与此同时,大批辫子兵进入城内。7月1日 凌晨,张勋全副前清大员打扮,率王士珍、康有为等50余人乘车入清宫,拥戴废帝 溥仪登基,复辟闹剧正式开场。 复辟刚发动,黎元洪就已得知消息。凌晨3时,黎在公府召集夏寿康等人商议, 众人虽愤慨激昂,却一筹莫展。在请张勋入京调停时,已有人提醒黎元洪此举“恐 加入复辟文章”,小心上当,[注]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时,也有人告诫黎元洪:“张 勋带兵到京,一定会复辟。”[注]但黎心存侥幸。现在幻想打破,黎自知引狼入室, 责任重大,前此解散国会,尚有“改选”为遮掩,以保存共和政体为理由,此次复 辟,则是大是大非,无托词假借,倘再屈从,不仅信念上无法接受,人格上也难以 立足。于是他坚定表示:“愿以身殉民国,断不为所动。” 凌晨四时,张勋派梁鼎芬、江朝宗、王士珍、李庆璋来到总统府,逼迫黎元洪 退位。梁鼎芬对黎说:“共和现在是如此情形,要挽救时局,只有复辟一法。共和 国政本是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皇上。”说罢拿出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要黎 签名盖印。黎元洪正颜厉色地对梁回答道:“民国是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 担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要遵从国民的意志,而非个人的行动。你忠于清 室,应当为清室的安全考虑,不能侥幸一试。复辟以后,我就不能再对清室的安全 负责。”梁鼎芬仍然喋喋不休,一直闹到6时才出公府。[注]下午,王士珍、江朝宗 又到公府劝告黎还政于清,也遭黎严词拒绝。 复辟发生后,张勋派出辫子军控制了电报局,监视城内通往紫禁城的各街道, 但却忽视了总统府。张勋根据解散国会这件事认为黎无拳无勇,是个一吓就倒的角 色,不会有反抗性,所以在复辟之初没有对黎及公府人员实行限制和监视,而是在 清宫中忙于奏折的伪造、“圣谕”的发布和加官晋爵,包括伪造黎元洪“奉还大政” 的奏折和封黎为“一等公”。这样,就给黎元洪进行反对复辟的活动留下了可乘之 机。 张勋拥兵入京调停前夕,在天津的张国淦曾建议黎免去李经羲的总理职务,重 新起用段祺瑞,以段的力量与地位牵制张勋,防止张勋复辟,事为黎的左右所阻。 现在复辟发生,黎颇感悔不当初,所以在梁鼎芬等人走后,马上派公府秘书长夏寿 康赴津,问计于张国淦。张说:“民国是总统手创。现在复辟发生,民国中断。此 种局面下,唯一的方法是请南京冯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同时起用芝泉,责成他出 师讨逆,一定能成功。如果总统这样办,那么芝泉是总统所任命,他讨逆成功,自 然也是总统的功劳。不然的话,中断民国是总统,恢复民国的却是段芝泉,总统置 身何地?又如何面对国人?总之,不必计较此前的是非恩怨,应认真思量此后的利 害。”夏寿康回京后,将张国淦的建议告诉黎,黎思量一番,认为也只有这一个办 法,于是拟就了兔李任段、并令段兴师讨逆的命令和请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 的电报,秘密派人于2日送到天津交与段祺瑞,并将电报发出。电报说: 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不德,统御无方,负疚国民,饮痛何 极。都中情形,日趋险恶。元洪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 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 代行大总统职务。日前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阻,现已任命段芝泉为 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我公与芝 泉协力进行。事机危迫,我公义无旁贷。 复辟的当日,黎还通过日本使馆发出一份否认“奉还国政”的通电,表示自己 “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始终,此外他非所知。” 黎元洪这种相对自由的时日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张勋等人决定,要把公府改为 伪内阁议政大臣的办公之地,而且本属皇家宫苑的“三海”驻着一位不肯退位的民 国总统也不成体统。7月1日晚8时,张勋派王士珍入公府,要求黎迁出,次日午后, 王又来催促,并且撤换了公府的警卫队。虽然北京的公使团已经推举荷兰公使向伪 外交部交涉,要求保证黎元洪的个人安全,但黎仍然非常担心,惟恐张勋这个粗人 干出不利于己的武力行动来。他与左右亲信商量后,决定趁公府调换警卫队,人乱 马慌之际,潜离公府,到法国医院哲避一时。为了躲过张勋辫子军的注意,采取了 “调包之计”,由黎的侍从武官唐仲寅乘总统汽车先出公府,以吸引注意,黎则与 秘书刘钟秀一起,一身职员状打扮,乘另一辆车驶出福华门,绕至东交民巷,再到 法国医院会合。但到法国医院后,因无医院医生的签字,医院不准入院,黎一行又 来到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的宿舍,经交涉后,日本公使同意收留。次日,日本公使 馆宣布给予黎元洪以庇护权,但声明黎在公使馆期间,不得有政治活动。是民黎又 匆忙发出一电,通告各省已任命段祺瑞为总理,由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此后一 切救国大计,务请诸君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注] 张勋复辟给段祺瑞的重新登台提供了机会。段祺瑞虽然反对复辟清室,但并不 反对解散国会和驱赶黎元洪,而且,为了借张勋之手达到解散国会、驱黎下台的目 的,还有意诱引张勋进行复辟。段的亲信徐树铮曾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 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当张勋在北京打起龙旗后,段马上召集亲信左右商 讨如何利用这一机会重返政坛,最后决定利用全国人民反复辟的局势,先声夺人, 打出讨逆的旗帜,以驻马厂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再联络驻 保定的第三师曹锟部组织讨逆军。7月1日晚段即赴马厂。次日,段收到了黎重任他 为总理的命令,经张国淦的劝说,段觉得还是接受这一任命更划算。3日,段匆匆发 表了由梁启超起草的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布告, 布告中特别提到:“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始终,两日以来虽在樊笼,尤叠以电 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见幽决不从逆,责以速图光复,勿庸顾忌,”说明讨逆于情合 理,于政合法。段的言论机关天津《大公报》也刊登消息,说黎派汤芗铭将总统印 绶携至天津,并携来免李任段的命令及请冯国璋行使总统职权的电文,已由人送到 马厂。同一日,冯国璋也发布了讨逆通电。次日,段、冯又合衔发布了另一则讨逆 通电。在此前,已有湘、鄂、浙三省督军通电反对复辟,冯、段之后,附和者益多, 已达十余省。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宣布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之职。7日,冯国 璋也在南京正式代理大总统。 讨逆军组成后,从7月5日开始,兵分两路北上。由于复辟不得人心,张勋的主 力又被隔在徐州,无法北调,所以辫子军迅速溃败。糜集北京城内的复辟集团见大 势已去,很快作鸟兽散。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城内,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12天 的复辟,成了昙花一现的闹剧。 7月14日,段祺瑞耀武扬威地回到北京。入京后,即赴日公使馆约见日公使,表 示谢意,然后又上接见黎。段向黎略述了讨逆进军的情形,并称“今兹幸叨总统威 福,得不数日即平大乱。”黎从段的傲慢神色上早已看出这几句话与其说是恭维, 不如说是讽刺,但今非昔比,也只能敷衍几句慰劳之词。段请黎即日出日本公使馆 回公府,黎知道这也不是段的由衷之言,就连忙表示:“我已打定了辞职的主意, 今天决不能再回公府。”段也不再坚持。下午,段派江朝宗、刘崇杰到日公使馆将 黎接出,黎未入公府,径直回到东厂胡同私宅。据当时的报章报道,迎黎的仪式极 为清冷,“江朝宗以汽车一辆、卫兵数人,送至东胡同私宅,即以此数卫兵为之守 门。谒问者只公府旧僚数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迎段场面火炽,“国务院前及府 学胡同,何等热闹!警卫森严,荷枪肃立。来往巡护者,有步军,有陆军,有警察, 不下五、六百人。汽车马车,报谒周纷,叠来纷至,令人有不胜枯荣在变之感。”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以“再造共和”的身份复任总理,又有黎的任命,当然毫 无问题,但是在总统问题上,事情却变得有点复杂。依据段祺瑞3日发出的请冯代理 大总统职务的江电和冯自己宣布“谨行代理”的虞电,冯国璋代行的理由是黎元洪 “陷在贼中,失其自由”。那么“逆军’被平定、黎获自由后,就应当继续由黎元 洪任总统。但是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对黎的憎恶已达极点,此时已没了国会,黎成了 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也不需要再对黎敷衍。所以当有人建议迎黎复职时,段立即 表示决不能再与黎共事。段还在京津铁路交通刚刚恢复、自己尚未进京时,就派陈 文远率一个营的讨逆军迅速赶到北京,进驻中南海。段给陈文远的命令是“维护总 统府,任何人不许出入,”但段的亲信傅良佐告诉陈文远说,是因为平道后怕黎元 洪再回总统府行使职权。不好处理,才派陈驻守公府的,名义上是守护公府,实际 上是防止黎元洪回任。段心目中的总统人选是徐世昌,但是黎与冯均在,法理上提 不出拥徐为总统的理由,而且讨逆以维护共和为出师之名,抛开黎、冯而举徐,就 会减掉段“再造共和”的英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冯继任总 统。虽然冯为总统比手无寸铁的黎要难对付,但总统须在北京,这样就可以将冯调 离地盘与军队,如此冯也奈何自己不得、况旦这时已有军阀通电拥护冯出任总统, 也不好轻易否决。在权衡了种种利弊后,段祺瑞最后还是决定迎冯继任总统。 黎的亲信与民党势力则主张仍由黎担任总统,西南各省的军阀也附和这一意见。 在传出冯国璋要代行总统职权的消息后,上海民党的言论机关即提出冯辞职于先, 赞成解散国会于后,已根本丧失代理资格,主张暂时以伍廷芳摄行大总统职务,同 时迎黎南下。北京的《顺天时报》刊登黎于7月2日和3日发表的请冯依法代行总统职 务、通告段任总理的冬电和江电后,上海的《民国日报》又刊登了据称是黎派人送 到上海、由金永炎代拍发的黎的又一份东电。这份电报既未提任命段为总理,也没 有说请冯代理职务,相反却说:“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 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民。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造 之邦基及世界各国公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 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分明是当仁不让,还要干下去的口气。以黎当时的 处境及黎的性格来看,这份电文不大可能真的出自黎手,很可能是公府中人不满段 祺瑞出山和冯国璋代理而制造出来的,为日后黎复职预留下地步。黎元洪避入日本 公使馆后,民党曾派两艘海军舰只赴秦皇岛,迎黎南下,但被日本方面拒绝。7月1 2日,总统府侍卫武官丁槐携带总统印信五颗来沪。13日,丁发表谈话说,黎元洪除 了在7月1日发布过任命冯国璋为“匡复军”司令、丁槐为副司令、张绍曾为参谋长 三令外,并未有其它命令或通电发表。这就是说,根本没有任命段为总理,请冯代 理总统职务的东电、冬电和江电。冯国璋得知丁槐携印来沪的消息后,马上派人向 丁索要。丁槐回答说,印信是总统郑重托付保管,非亲见总统或总统的亲笔信函不 能交还。丁还致电黎说:“槐昨日莅申,信物先以保险到此。河间(冯国璋)代行 职权,自应转资,惟未奉有证状,未便率尔授受。大总统是否南临躬界副座,抑令 槐赍状诣宁恭呈之处,乞速电谕。”丁槐还特别要求黎若有亲笔信函,请由“外邮 妥寄”。此电发后,沪淞护军使署转给了一份黎14日的寒电,要了即日将印信送京, 汇交段,再转呈冯国璋。丁接电后表示怀疑,称“寒日访无京电”,仍要等候黎的 亲笔信函。冯无奈,只好指派沪湘护军使卢永祥与上海领事团交涉,由英会审公廨 将丁拘捕,查获印信,然后引渡给中方。上海的民党势力利用丁槐的谈话和这场 “印信风波”。掀起一场拥黎、反对段、冯的舆论,指出段任总理和冯代总理是 “冯、段合演之一大骗局,其破绽已完全披露矣。”此时民党对黎并没有多少好 感,不过是以黎作为标识,通过拥黎来反对段、冯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 此时的黎元洪,又是另一番心态。 从府院矛盾到宣战风波,从解散国会和张勋复辟,一次次的政潮恶浪使黎元洪 吃尽了苦头,心力憔悴。他深切地领教了军阀们的厉害,懂得了无兵无勇无法在政 坛上立足。与段的政争步步失著,最后竟引狼入室,被迫解散国会,乃至复辟发生, 虽每次事变均由军阀所促成,但每次又无不借黎之手,于情或有可原,于理则无以 自解。在府院对峙、黎尚有凭借之时,段就横眉冷对,黎已不堪忍受,现在黎已形 同俘虏,而段挟平逆之余威,气焰不可一世,倘腆然留任,又将如何,黎不免不寒 而栗。黎也清楚地知道,不惟段派反对自己留任,就是反段派也只是把自己留任问 题作为政争的策略,况且其中有些人已公开劝他下台了。7月18日,沪上报纸刊登了 民元前后曾积极拥黎的民社派国会议员张大听、张伯烈、刘成禹、胡祖舜等人给黎 的一封电报,电报说:“闻公谋复总统职,不胜惭悚。辛亥起义精神,被公摧残尽 净,希为国人留体面,勿复职,天下谓公尚知耻。”鉴于此,黎元洪决定不再复职, 离开自己无法把握的政治漩涡。出于这样的考虑和打算,黎对东、冬电报孰真孰假 以及上海“印信风波”均不表态,装聋作哑,尽管他能提供说明真相的答案。 在14日由日本公使馆返回东厂胡同私宅的同时,黎连发了两通电报表示自己决 不复任总统,一通简短,只说自己已移居东厂胡同,“拟即赴津宅养荷,此次因故 去职,负疚孔多,以后息影家园,不闻政治”,另一通长电又由其“文胆”饶汉祥 捉刀,用语沉痛,自责严切,很有煽情作用。电报说,“顷闻道路流言,颇有于总 统复职之说。……此次因故去职,付托有人,按法既无复任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 理”。电报称自己有五“愆尤”:督军因制宪而发难,“而元洪扬汤弭沸,胶柱调 音,既无疏溶之方,竟激横流之祸,一也;”曾宣誓遵守约法,“顾以惧民国之中 殇,”竟至拂初心而改选国会,违背初衷,二也;惑于群言、邀张进京调停,“既 为城下之盟,复召夺门之变,”引狼入室,三也;张勋复辟,自己“进不能登台授 仗以珍凶渠,退不能阖室自焚以殉民国,”四也;复辟发生后,躲入使馆,得免危 机,“虽干国似无辎黍之伤,而此身究受羽毛之庇,”五也“凡此愆尤,皆难解免,…… 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 堕涵之花,再登首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且夫谋国必忠,怵民以德,琴弛则弦 改,车覆则轨迁。若必使负罪之身仍尸高位,腾嘲四海,播笑编误,。将何以整伤 纪纲,折冲樽俎。柿瓜不堪四摘,疆柳不可三眠,亡国寺军,又焉用此。”电报的 最后推崇冯、段二人,要求保持统一,勿为兄弟阅墙之事。“勉戴河间,奠我民国”。 黎决心脱离政治,作一介自由的平民,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平民的自由要想得 到也很难。他从日本公使馆移居东厂胡同后,原本打算马上与家人一起赴津,却不 能如愿。段的亲信表示:“万不能放黎去天津。现在民党程壁光正在口口声声地要 派舰接黎,北京不通水路,正愁接不到,如果听任黎去天津,不就成了放虎归山、 纵鱼人海了吗?”7月16日,黎的私宅中突起变故。是日清早,黎如同往日那样起来 散步,突然看见自己卫队的一名士兵手持两把刺刀从卫队居室中冲出,黎见事情蹊 跷,连忙躲入花厅内。这位卫兵冲进另外的兵房内,接连刺死王凤鸣、马占成两卫 士,然后又进入卫队官长室。连长宾士礼见其来势汹汹,持抢迎击未中,追至室外, 因子弹卡壳,反被凶手刺死。凶手又连伤两名卫队士兵后,向东厂胡同东口小巷逃 走,被其它卫士追至击毙。据警厅事后调查的结果,该凶犯名王得禄,是卫队中的 一名排长。警厅的公报声称该凶犯因遭队友嘲笑和抢劫分赃不均而受刺激,“恼羞 成怒,发生疯疾,向人寻仇。”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拥黎派认为这场刺 杀案很可能是段派所策划。代表民党舆论的《民国日报》7月1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黎总统被刺感言”的社评,其中说:“……有谓分赃不均者,有谓有精神病者。 第思人即至愚,至不畏法,何至在总统前分赃不均,以至拔刀相斗,天下有此笨贼 者乎?故吾敢断之曰:不近情理。至于刺客为有精神病者,吾故不能禁其不病,然 历观过去事实,远之如明之挺击案,近之如新华宫炸弹案,当局者于讳示真相之时, 无不以一‘疯’字掩之。……今假定有人不欲复许总统以自由,而又不便明白显著, 以出其监视之态度者,则将若何而可?曰:惟有削除其亲信,而别令他人假翊护之 名行监视之实而已。然既曰亲信,则去之不易。如何而可去之?曰:故入亲信以罪。 使不复能居于翊卫之地,然后可去之耳。”事情几乎让《民国日报》的编者完全言 中,凶案发后,黎的卫队就被解散,由江朝宗另派军警“保护”黎宅了。 凶案发生后,黎知东厂胡同不可久居,便召江朝宗商议,江请示于段祺瑞,段 建议黎住进北海团城,可由军警“加意保护”,黎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团城就成了 另一处溉台,不肯接受。他决定到法国医院哲避。为避免段从中阻拦,黎先用电话 与日人开办的同仁医院联系,谈妥后却乘车直奔设在东交民巷内的法国医院。住定 后,黎即问段提出赴津养病的要求。但遭到拒绝。这时民党与西南地方军阀已打出 护法的旗帜,7月17日,即黎宅凶案的次日,孙中山到达广州,他在黄埔公园欢迎会 上发表演说,主张在广东召集国会,请黎元洪前来执行大总统职务。拥护护法的海 军总长程壁光派出迎黎的两艘军舰尚泊在秦皇岛。而且此时冯国璋尚未允诺来京正 式继任总统,正在与段讨价还价。如果黎在民党和西南地方军阀的影响下改变主意, 不仅为时不晚,而且名正言顺,这当然对段极为不利。所以这时将黎留在北京,段 尚且怕一朝不翼而飞,如当年蔡锷那样,逞论让黎公然离京南下了。 段祺瑞准备接受冯国璋为总统,但是冯本人对此却犹豫了一段时间。黎元洪由 日本公使馆返回私宅、发表拒绝复职的寒电同日,冯也发了一份通电,表示应“迎 还黎大总统即日入居旧府,以国璋代理之职权奉还黎大总统。”15日,段派原为副 总统府秘书长的林长民到南京劝驾,17日又致电冯,敦促冯来京就职。冯的亲信有 人认为黎不肯复职,中央无人,元首虚悬,冯应利用这一机会扩大势力,摆脱土皇 帝的身份,也有人认为老段非等闲良善之辈,离开地盘与军队到北京作空头总统, 搞不好会落入圈套,成为黎元洪第二。恰逢西南各省通电拥黎,冯也觉得事应慎重, 就于23日发表通电,宣布停止代行名义,仍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江苏督军。段认为冯 不肯出任,黎就有复任的危险,于是又派靳云鹏带迎冯的专车南下再次劝驾。靳向 冯称段一定与冯合作,维持北洋的利益与统一。冯终于抵不住大总统这顶桂冠的诱 惑,在他为防段而提出的以江西督军李纯调任他遗下的江苏督军一职、由陈光远任 江西督军的要求被段接受后,冯国璋于7月29日通电宣布:“各省催促国渗入都之电, 一日数至,所以迟迟不即行者,只望秩序无复动摇,统一不至破裂。庶在代理期内, 差可告无罪于国民。特念内阁既已完全,黄陂坚持引退,长此儒滞则政令多歧,人 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三十一日早自宁出发,至京后亲造黄陂寓邸, 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注] 8月1日,冯国璋进京。上午10时,内务总长、黎的同乡汤化龙得到冯于12时到 达的消息后,马上电话通知黎元洪,建议黎返宅与冯晤面。黎即偕唐仲寅回到东厂 胡同。下午1时,冯来到黎宅,与黎商谈约半小时。冯在谈话中假意劝黎复职,黎当 然知道这完全是官腔,向冯表示决不复职。冯得知黎说的是真心话后,敷衍几句便 告辞。黎也返回法国医院。8月4日,冯通电宣布代理总统。 黎元洪知道段不放自己出京,是担心自己被民党和西南拥为旗帜,因而不惮其 烦地向段表明心迹。入法国医院后不久,法国公使对其表示慰问并问及复职之事, 黎回答说:“无论法律无复位之规定,且前此多少通电,指誓天日,岂可食言。…… 余决计避贤,不与国事。”7月23日,他又对“某要人”表态说:“我所以暂不出京, 就是担心好事之徒借口拥护我复职以扰乱大局。我打算在大局平定后,或出洋考察, 或回省办理实业。总之不论如何,我断断不肯重登政坛、再作冯妇了。”但是即令 如此,段也疑忌重重,不仅派人在医院中监视黎的举动,对黎的亲信中经常与黎联 系的,也暗中密查,同时还不吝金钱,拉拢收买黎的左右,或赏以嘉禾章,或界以 谘议、顾问、或赠以乾薪。在这样的情况下,黎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谈及出京事, 几乎泣下沾襟。”冯国璋来京并代理总统,黎元洪认为事情或可有转机,因为有人 向他说过,冯国璋不会喜欢北京城里有一个冯大总统,还有一个黎大总统这种局面 的。于是黎托汤化龙向冯转述自己欲离京赴津的想法。但仍受到段祺瑞的阻挠。8月 底,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选举大元帅,非 常国会通过的军政府组织大纲虽规定对黎“虚位以待”,但明显热情已不高。这使 得段对黎略感放心。此时黎又通过汤化龙向段保证“驻津决不为政治行动,无论何 人概屏不见,”[注]冯也帮忙,段才同意黎出京赴津。 8月28日上午,黎元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亲信陪同下登上赴津的专车。黎的家眷 已先期离京。公府侍从武官荫昌、警察总监吴炳湘代表冯、段同车护送。9时整,火 车一声嘶呜,驶出了车站,结束了黎从副总统到总统,以近乎于软禁始而又以近乎 于软禁终的四年苦涩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