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领之路--追踪十五位归国MBA 元素编著 曹伟明 曹伟明,法国桦树菲力柏契出版社(《ELLE》杂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1980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法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讲师。19 87年赴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大学修读MBA。1990年学成后在法国KPMG审计事务所工作。 1992年前往加拿大。1995年11月回到亚洲,加盟桦树菲力柏契出版社香港公司。19 98年正式出任该出版社的中国大陆及香港公司总经理。1999年提升为中国区董事总 经理,主管中国大陆事务。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 有一种小孩,长得高大、健壮,会骂人,也会打人,他用自己的拳头成为孩子 王;还有一种小孩,个子小小的,却有一颗“大大”的脑袋;会计谋;也会安排, 他用自己的脑子成为孩子王。曹伟明就是那种用脑子成了孩子王的小孩。 他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农民的家庭。农村的和风细雨、蓝天绿水养育了这个聪 明的小孩。没有什么文化的父母,虽然不能教会他一种具体的求生技艺,但他们的 善良、淳朴,却在孩子心中播下了一颗最珍贵的种子。曹伟明带着这颗种子,走过 田野、乡间,来到武汉大学,又带着它飘洋过海,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大学、法国KP MG审计事务所、加拿大的大街小巷,最后终于又回到亚洲,回到中国。不同的是, 原先的小小种子如今不仅发芽、抽穗,还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树影婆娑, 枝叶招展。 “我想我是一个比较随和、宽容的人,非常乐观。这个基础承自我的父母,他 们教会我为人处世的根本。就像一座雕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胚心。我真的 很感激他们,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16岁的大学生 “我小时候不善言表,可我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在父母、师长、同学的眼中, 我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我就这么一路无风无浪、 顺顺利利地过来了。父母对我的学习管得很少,他们几乎不给我什么压力。我呢, 也是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一定要上大学,上一所 名牌大学。其实当初我要是没有上大学;也许现在就是一个乡村企业家,那就完全 是另外一种人生,另外一个故事了。”说到这里,曹伟明笑了。 “其实,我对自己的高考并不满意,我当初的目标是北大、复旦、南大,可惜 分数低了一点。而且原先想考英语系,没有想到英语才考了引分,而最好的英语学 院的录取分最起码在92分以上,那我只能填了二外的法语,这才去了武大读法语系。 当时学生高考和现在大不一样,当时的班主任权利很大。他们会干涉学生填写志愿, 看到是城市同学就在他的第一志愿里填上北大、清华,看到农村同学就填次一等的。 我那时进武汉大学,心里还挺委屈。”现在回头看看,没有那位偏心的班主任,曹 伟明的人生之路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所以,多奇怪,人生就因着这样一个一个机 缘巧合而慢慢铺展开来。 “武大的学习,我很快就习惯了。大一、大二时,我的专业成绩始终保持在前 几位,但我远远不是学校的风头人物,我有些羞于表现自己,这也许多少和我的农 村背景有关,还未脱去没有见过大场面的怯场。” 大三时,随着知识的丰富和年龄的增大,曹伟明考虑的东西开始多了起来,诸 如以后的工作问题,出国机会等等。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特区;国内的政策也 非常明朗了,自称“脑子十分灵光”的曹伟明敏感地意识到,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就 要到来,单读外语巳经没有出路,管理这一行将大有前途。于是,他开始修读管理 课程。大学毕业,曹伟明留了校,做起了管理学院的讲师。 那一年,他才20岁。 20岁的大学讲师 拙于表达一直是曹伟明的弱项。第一次站上讲台;曹伟明看着讲台下挤满整个 教室的学生,有的年龄是他的两倍,他的脑袋里嗡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足足等 了一分钟,曹伟明才缓过神来,这才开始了他生平中的第一堂课。 近两年的助教生涯,以现在的曹伟明看来,可谓碑益良多:不仅加深了他对管 理学科的了解和兴趣,更锻炼了他表达自己的习惯和信心。但20岁的曹伟明可不这 样想。曹伟明放弃法文专业进入管理学院,原本是因着学校将会送他去进修管理专 业的承诺,然而这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对着那些浅显而又千篇一律的管理课程的 教授,曹伟明渐渐失去了耐心。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风波,终于让曹伟明下定决 心离开学校。 “我那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来考研,专业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国际金融,希望可 以借着研究生毕业分配而离开学校;二来争取前往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大学的进修名 额。竞争这一出国机会,我需要通过一个‘法文版的GMAT’考试。我是法文系毕业, 文科自然没有问题,数理化却成了大问题。”曹伟明摇了摇头,仿佛这段苦学硬拼 的日子历历在目。 曹伟明所在的中学没有教授函数、微积分等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又是“GMAT” 数学部分的重头戏。曹伟明没有办法,只得抱来大堆大堆的教科书、参考书,从头 开始学起。“三个月时间,天天到晚上3、4点。等到考试考完,我床底下已经堆满 了为演算数学题而用去的草稿纸,简亘可以和陈景润媲美了。” 命运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勤奋的人。曹伟明通过了研究生考试,也通过了出国进 修的资格考。再三权衡之后,1987年10月11日,曹伟明告别学校,告别祖国,飞往 法国--他心目中的欧洲圣地。 我没有想过再回去--展望未来 然而,究竟去法国高商干什么?曹伟明自己也不甚明了,他甚至对这所学校都 一无所知。 借着那一年的教师进修机会,曹伟明原本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年读完, 继续读博士、博士后,走一条传统的学术之路。 不久之后,曹伟明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意识到了这所学校的价值,也 意识到了那张MBA课程文凭的含金量。一年进修还未结束,他就参加法国高商的全国 招生联考,并得以通过。就这样,曹伟明和自己的好友段杨一起,成为了法国高商 MBA班中的两名中国学生。 “我们有一个先一年去法国高商的校友,告诉我们一定要读一张正式的文凭出 来。于是我们又和中国教育部达成协议,继续修读两年。费用不成问题,是法国外 教部负责学费、生活费。每月1500法郎生活费,还付房租,应该说是不错了。” 法国高商是一所已有80年历史的私立贵族大学,每年经过会考、预科统考的严 格筛选,只招收二、三百名学生。学费昂贵,5万法郎一年。课程设置上除了三年制 本科的经济管理课程之外;还有一年制的各种硕士课程,另外就是这个二年制的管 理强化课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MBA。该校的师资极好,为MBA设置的课程也和商业 市场紧密结合,教材内容不到20%。除了学校优越无比的硬件设施,学校更为培养 每一个学生而费尽心思。MBA课程不仅极大调整和修补了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而且 真正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名校的地位,师生的优良资质,一流的教学理念,为那 里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极高水准的起步平台。 MBA课程里常有的分组讨论,真正锻炼了曹伟明的表达能力。从原先的硬着头皮 上到后来的应付自如,曹伟明说MBA真正挖掘和创造了自己的潜能。说到这里,曹伟 明就提到了自己的法国同学。“一组四个人的小组讨论,法国人通常不愿意和我们 一组。这里是一个相当于贵族学校的地方,讲究家统和学统,学生多少带着些傲慢。 很多人和你同学三年,从来不会和你讲话,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他们对中国不了 解,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这也许就是欧洲强势文化的傲慢所在吧。有人甚至这样 问我们,‘你们国家有没有电视机,电冰箱?’在他们想象中,中国还处于蛮荒时 代呢。不过,OK啦,总体说来还好。我们的语言没有任何问题,学习成绩也算优秀。 学校老师对我们非常友好,校长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MBA课程的学习对一个母语不是法语的学生来说困难重重,但也并非苦不堪言, 繁重的学习之外,曹伟明的课余生活也很丰富。每年的校庆、狂欢夜,每个周末的 舞会,平时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都点缀了曹伟明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假期一到, 我马上找一家餐馆打工赚钱,等攒够了钱,就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我们算是穷学 生,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压力,这也是我们幸运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曹 伟明也经常受邀去拜访他的法国朋友。在武汉大学工作时,曹伟明结识了一对来自 法国的夫妇,后来去了法国,每年圣诞他们都会邀请曹伟明和他们一同渡过,从没 落过。 “我没有想过再回去,眼界巳经开了,很难再适应国内的学校。当时就希望毕 业后在国外进一家正规公司,成为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根本没有想过要做老总。法 国是一个实行精英教育的国家,公立大学对所有人开放,私立大学则需要考试进入, 而且费用很高。这种学校很注意对学生的思想培养,他们告诉你,你要成为什么样 的人,给你一个远景目标,告诉你,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法国高商经 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进人公司,公司都很承认这张文凭的含金量,一进公司就会给 你安排一个中上层管理的位子。来到法国,我就没有想过再回去。” MBA=Me Before Anyone 作为一个80年代初走出国门、在法国学统严谨的名校毕业的MBA毕业生,曹伟明 信奉着“MBA= Me Before Anyone”的况法:虽然不能平步青云,但找到一个不错的 工作,留在法国,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也真是如此。 每到法国高商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时,总有许多大公司会去学校“摆摊儿”,这 对学生来说无疑是找工作的大好机会。另一个方式就是寄发简历。曹伟明把择业范 围定在银行、审计事务所等行业,第一个要求即对方必须是法国或欧洲的国际型大 公司,第二点必须是在巴黎。曹伟明一面在来校公司中咨询、面试,一面寄发简历。 前前后后简历至少寄了50份,回复陆陆续续地来了。 经过慎重的比较和选择,曹伟明在20多家公司面试之后;最终选择了KPMG审计 事务所。这是法国最有名的一家审计事务所,也是世界六大审计事务所之一。曹伟 明足足经过了五轮面试,层层过关,终于被录用了。那时的曹伟明,高兴得简直有 些飘飘然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在法国留下来。要知道;留在法国,这对一个东方 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法国的工资比较高。签下合同的那一年是90年,我的 起始年薪是20万法郎。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那时还比较年轻, 才26岁,觉得一切都圆满了,得意忘形得简直有点不正常。” 离开法国 初找到工作时的兴奋、激动,很快就被紧张繁忙的工作节奏、疏远冷淡的人际 环境冲淡了。渐渐的,曹伟明感觉到这个公司对中国人的不太友好,甚至是排挤, 传统的民族,本来就对东方人没有好感,这下就更反感了:凭什么你来审计我们? 这种排斥给曹伟明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制造了无数的困难。一般出去审计 的审计师都以一个组为单位协同工作,但曹伟明得不到来自同组组员的支持,没有 那种大家在一起工作时的团契感,相反是一种冰冻感,一个中国人被排斥在群体之 外。 “KPMG的工作很不顺利,一来看不到前途,二来是一种强烈的受排挤感。你是 一腔热血想要好好干,他却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 事过境迁,曹伟明再讲起这段经历,还是诚恳地认为自己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MBA中学的很多知识,在工作中都有用,更难得的是这份审计工作教给我的严 谨的工作作风,同时也使我了解了很多其他公司的情况,熟悉了公司的运作规律等, 这些经验是MBA课堂里学不到的。” 1992年,曹伟明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也就在那一年,法国经济形势急剧恶 化,用人市场极度萎缩。几经波折,曹伟明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万般无 自己在里面好象有一点躲躲闪闪似的。审计是个有些特殊性的行业,需要审计师到 客户公司去工作,有时甚至会涉及到公司的机密问题。法国人是个相对保守、讲究 奈之下,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法国,离开这个自己曾无比向往的欧洲圣地。 加拿大--等待自己心灵的农夫 1992年夏天,曹伟明办好一切手续,只身前往加拿大,盼望着能在另外一片天 地中开始新的生活。 北美,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法国欧洲强势文化下的沉闷,到处弥漫 着的是随意,甚至称得上是疏懒的气氛。曹伟明在加拿大美丽、开阔的自然风光中, 很快就排遣了自己的郁闷心情;“好,就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吧”。 然而现实远比曹伟明想象的艰难。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很不景气,有大量MBA毕业 生找不到工作。加之曹伟明的MBA文凭尽管在法国赫赫有名,但在加拿大却无人知晓。 打一些零碎的短工。在那段日子里,一个法国名校毕业的MBA 在加拿大的餐馆里端 过盘子,商店里卖过东西,好一点的也就是帮助一些小公司做金融分析,还算多少 没有脱了本行。可一、两个月之后,他又成了无业大军中的一员。其实,92年的香 港正处于起步腾飞的黄金时期,但当时的曹伟明一心想留在北美发展,对亚洲不感 兴趣,也没有任何信息来源。 就这么朝不保夕地换了七、八份工作,曹伟明对找到一份正规工作已经失去了 希望。在一个加籍意大利人的帮助下,曹伟明用一年半时间做成了一笔丝绸生意, 算赚了一点小钱。但那终究不是一个MBA的长久之计! 如今再回首加拿大三年的“灰色生活”,曹伟明已然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视 角。“尽管我在KPMG的工作算不上很愉快,但总体说来。当时我在法国的自我感觉 非常好:名校毕业,专业热门,知名公司,年轻有为,太多东西蒙蔽了我的双眼, 使我无法看清真正的自己。到了加拿大,什么都不同了:没有人知道你的优势。加 拿大自然风景非常好,我又没有固定工作,所以就经常‘一个背包走天下’。在那 些且走且看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 “有一个西班牙寓言对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失意的年轻人出行去爬山,半山腰 看到一个农夫安静地坐着,就问他在干什么。农夫说,我在等我的心灵。又说,当 人行走太急时,心灵就会跟不上,所以需要等一等。” “就是这个‘等一等’,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的优势究竟是那一纸文凭,还 是那些课程给我的能力优势?是什么令我无法和同事处好关系?我有没有主观原因? 我以为自己已经在某一个高度;那也许只是一个幻象?我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却 急于求成,最终欲速则不达?我的出路在哪里?我就是那个在半山腰等待自己心灵 的农夫,加拿大的这三年,让我不要那么急,让我能够静下心来,看清楚自己是什 么。一静一动之间,有着无数的学问和哲理。 “没有那三年,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不会有现在的成功。” 回到亚洲 在加拿大“颠沛流离”地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曹伟明陆陆续续得到一些消息, 自己的同学、好友在亚洲发展得非常好,那里的经济环境活跃,人才形势不断看好。 他们的成功触动了曹伟明,“我为什么不回亚洲看看呢?” 1995年10月份,曹伟明拿到护照。他将所有的财产装进两只旅行包,没有任何 牵挂地登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整整8年。8年前,也是10月金秋,曹伟明飞往法国, 登上班机,他默默告诉自己,既然巳经出去,就不再回来了;8年后,曹伟明在回来 的班机上又一次对自己说:这里一定有我的一个位置!我的前途在这里! 单凭一张欧洲MBA的文凭,不说那些银行、知名大公司进不去,就是小一些公司里的 正式职位也得不到。眼看着几个月一晃眼就过去了,曹伟明迫于生活的压力,开始 到了香港,一切重新开始。曹伟明又一次一份接一份地寄发简历。不同的是, 这一次,曹伟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凭着法国高商的MBA文凭,曹伟明投寄简 历的所有大公司都要求面试他。也许是曹伟明身上一个文科学生的浪漫,一个法国 MBA的敏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ELLE杂志香港公司--HFM。 “我选择HFM,首先因为Z是一家一流的跨国集团公司,ELLE杂志在消费杂志中 是最好的,经营规模也是最大的。其次,归根结底,我是一个文科学生,大学读的 是法国文学。我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和文化有关,这更符合我的个性。” 曹伟明初进公司的职位是商务经理;主管公司新产品开发、运行协调等。一年 之后,曹伟明升为财务行政总监,负责全公司在中国、香港的财务行政工作。 是MBA给了我视野和思维 1998年 10月,又是一个隐寓着收获的金秋,曹伟明面临一个选择。 总公司要让曹伟明负责中国、香港所有的业务,也就是说,一个MBA所渴望的、 展示其能力和才华的机遇来临了。只有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个MBA才能真正运用他 的管理知识,实践他的管理理念。“可是我能胜任吗?在传媒领域,我没有任何管 理经验;香港、大陆又是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一个市场。万一有个闪失……我是不 是再等两年?”这些顾虑真是让一个MBA犹豫过的!“我的上司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 机会,我的同事、朋友们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更是MBA给了我最远大的视野 “98年我开始做时,并不是百分之百有信心,以为自己还要再锻炼两年。上来 的第一年,处境非常难。我对整个传媒运行的整体情况还不熟悉,必须先充电。以 前我只管财务,现在一摊子都要管,比如销售总监。假如我不懂销售,怎么管他? 大多太多新的东西等着我去学习,去消化。原先我不用决策,而现在我要诀定今年 公司的发展问题。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摸索。 法国总公司要求很高,既要发展规模,又要业绩。当时,我上下“受压”,一步都 不能走错。”曹伟明叹了口气,“98年我觉得自己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假如没有 MBA给我打下的基础,没有MBA给我的‘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培训,我想我98年一定 做不下去。” 1999年,曹伟明担任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这时的他,管理一个公司已经不再有 “如履薄冰”之感了。这时,他才真正有时间、有精力去回顾自己的MBA历程;关注 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 “高商的两年在思维上对我帮助很大。一个人没有坐上这个位子,就不会觉得 MBA对自己的用处,可一旦到了这个管理的位置,真正到了统管全局的时候,我才意 识到MBA对我的影响有多大。MBA告诉我要成为一个上层的管理经理,告诉我要有怎 样的决策能力。法国高商以前给我的知识,给我的思路,慢慢地爆发出来了,隐隐 约约地,就和我的工作联系起来了。这时,我才觉得现实和我所学的东西融汇贯通 起来了。” 是的,MBA是一张摇篮,一张成功的摇篮。MBA给你一个精神面貌,替你勾勒一 个远景框架,到了一定的时候;还会给你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成功与不成功,就在 于你想不想做,敢不敢做。正如曹伟明所说:“MBA改变了我!没有MBA,给我机会, 我也做不了。可我终究还是做了,而且做到了! 我和他们一起成长 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哪怕具有MBA素质,管理时也会遇到困难重重。HFM中国 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五、六十个人,业务越做越广,人才也越来越多。 “员工首先要看你老板好不好,会不会做人;还要看老板厉不厉害,能不能胜 任。这是一个公司维持稳定状态的先决条件,假如连这两条都做不到,这个上司就 是不合格的。除此之外,一个公司还要往前走,这就需要老板和员工一同往前走。 这意味着,我光是自己提高还不行,我还必须给每一个员工提供一个发展的前景。” 提到自己的员工,曹伟明的眼睛一亮,“中国教育体制下出来的学生,素质都 非常好,很聪明,但不是一拿来就可以用的,他们往往缺乏实际的操作能力,即便 是一流大学出来的学生,也没有受过很好的培训。我需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来培训 他们。我的老板对我的要求是百分之百没有错,不管大小,我也这样要求我的手下。 这既是对公司负责,也是对员工负责。我希望我的员工哪怕有一天离开了公司,去 了其他地方,别人也会说:到底是HFM出来的!我要告诉我的员工 什么是‘专业化,? 什么是‘团队精神’?只要一天在HFM,就要对公司负责,对自己负责。我相信我的 眼光,公司现在的职员都是极为优秀的,但他们需要培训。我告诉我的每个员工, 有一天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部门主管。因此你不能徘徊原地,半年、一年,什么变化 也没有。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远景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 的努力,更刻苦地工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人才市场充满竟争,不思进取,就是 混日子,这样最多两三年,你就会被淘汰。” “工作时,我对他们的确非常严,可下班后我对他们非常好,和他们也很亲近, 从来不搭老板架子。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我都曾经有过;所以我要尽全力去告诉 他们,怎样可以少走弯路,怎样才可以更快、更好地成长。” 也许因为文化传统的影响,曹伟明自称自己的法国MBA是一杯红酒,需要慢慢品 味。没有美国肥 式的张扬和咄咄逼人,有的是绵绵的柔韧性;没有美国文化中一味 讲求效率、要求立竿见影的实效性,有的是人性的情感,含蓄的威力。因此.他十 分欣赏一种儒商型的管理方式,不是老对部下下命令,而是在一种交流的基础上, 用自己的风格来潜移默化他们。 “或许我的这种想法太理想化了,我也正在慢慢凋整。98年挺过来之后,我也 有一些时间来考虑,我的管理模式究竟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这是我最大 的课题。MBA是理智、冷静加上感性和爱。20年以前,我可以接受MBA是比较冷静的 ‘管理机器人’,但现在,尤其是在亚洲,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讲感情并不是不讲究原则。对工作上的问题,该罚的罚,该骂的还得骂。高标 准,严要求,才是真正的‘爱’。讲感情也不是施与小恩小惠,买点什么东西来讨 好地。我也不喜欢逢年过节都要送礼给员工,生日也都要记着他,这个比较虚伪, 真这样还不如加工资实惠。我说的感情是指关注他的成长,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 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要想,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怎样帮他?作为一个上 级,假如对属下只有责备,却从不去帮他,他今后就会怕你,但不会敬你、和你一 条心。 “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不是要让员工怕你,而是要让他和你一条心。我告诉我 的员工,有了上进精神,团队精神,不论你在哪里,都会有戏。” 我对我的事业很有信心 曹伟明说他非常赞同他总裁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杂志是引导如何生活的一种产 品。 虽然接触传媒是到了HFM以后的事,可曹伟明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行业。“现在 的中国,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因此我深信这个行业在中国非常有潜力。 现在国家对媒体控制很严,但这就意味着今后的开放余地很大,尤其是消费杂志领 域。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每个人都有创造性,比一般传统行业更需要创新。” 曹伟明说自己工作得很愉快;尽管压力很大。经常香港、上海、北京三地跑, 连在家陪太大的时间都没有;公司发展迅速,业务面很广,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 公司的运作机制和国内的整个体制环境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加之国内员工水平参 差不开,非常难管理。这些都是摆在曹伟明面前实实在在的困难,可他对此十分乐 观:“中国的确是个比较特殊的市场,可是靠团队,靠激情,五年以后,我们的事 业一定会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处于领先地位,可假如我们不思进取,别人就会赶到前头去。没有 哪个人比别人更聪明,成功与不成功,差别无非在于,你比人家想得多一点点,做 得多一点点,是不是具有团队精神,是不是比人家更刻苦,更努力。我相信公司会 越来越好,自己也会越来越好。中国市场的这个公司,是一个集体,我要依靠自己 手下几个非常得力的于将,他们也要依靠自己手下的队伍。整个队伍需要一起前进!” 曹伟明声称自己现在的‘段级,还只称得上管理模式,远没有形成真正的管理 艺术。称得上管理艺术,那就是管理起来非常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按中国的讲法 就是巳经“得道”了。 “我现在的工作;还没有发挥到淋漓尽致。比如我还没有带好我的这支队伍, 在国内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我的公司文化还没有形成,我的领导艺术还没有成型。 现在整个公司的管理结构还没有理顺。我会在未来的10年里,把我的身心放在这个 公司。 看一个公司成功与否,有两点:一个是业绩,一个是企业文化。我希望自己在 一个公司呆10年,走的时候可以给这个公司留下一种企业文化,我想这是最大的财 富。就像一个家庭,光留下财产并没有什么用,家学、传统才是最珍贵的。公司的 管理理念、企业文化是一笔无形资产,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可以稳住人心,市场好的 时候则可以激发人做得更好。这就是MBA给我的财富:乐观的精神,宏观的视野,远 大的目标……” 工作并不是我的目的 曹伟明认为爱情、友情、亲情是生命中最珍贵的。 “爱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希望她可以分享我成功的喜悦,也分担我失败的悲 伤,我也希望我们用爱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朋友对我当然重要。在我生命的每一 个阶段,我都有很多很多朋友。朋友会和你沟通,给你真正坦诚的建议。和朋友在 一起,思路才会开放。 “从武汉、法国、加拿大到香港、上海,从小学、大学到法国 MBA,我有很多 朋友,他们是我最可宝贵的财富。 “我对我的父母充满感激之情,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也希望他们会因为我而在 晚年有无比的欣慰。 “一个男人的事业当然很重要。我也的确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上面,但它不是我 最终追求的东西。 “工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成就在我的心里;并不是最重要的。” 曹伟明说自己始终没有丢弃一颗承自父母的醇厚之心,“爱人如己”是为人最 高尚的品质;他说自己有着含蓄的进取之心,不张扬;却是柔柔韧韧,没有尽期; 他说自己追求完美,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不管外界的境遇如何变化。 说这些话的时候,曹伟明带着微微的笑容。他笑的时候,总给人一种宽厚的 感觉。 可分明的,所有的精明和智慧都躲藏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 姓名:曹 伟 英文名:Cao Weiming 出生年月日:03/06/1964 星座:双鱼座 血型:O 爱好:文学,电影 自认为的个性:乐观 最常做的运动:蓝球 最喜欢的电影:与狼共舞 最难忘的书:鹿鼎记 最动听的歌:但愿人长久 最敬仰的人:父亲 小时候最想从事的职业:军人 未来最想做到的事:周游世界 最开心的事:上大学 最尴尬的事:被人问工资 最讨厌的事:关系应酬 最震撼的一件事: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爱情,友情,事业 别人对你最有启发性的一句话:追求完美 CEO,文明世界的合法掠夺者 苹果电脑公司斯蒂夫.乔布斯去年的总收入达到了3.51亿美元的惊人数字,成 为去年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在西方管理学的概念里,CEO通常被戏虐地贴上“文 明世界的掠夺者”标签,围绕着CEO薪酬展开的制度安排也被称为”高速公路上的抢 劫”,《财富》杂志认为,这一切实际上是CEO、董事会、薪酬顾问以及政府多方合 谋的结果。 1950年8月 23 H K1950年收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1950年收入法案》 实际上是对美国税法的修正,它规定任何企业今后将有权向雇员发放一种新颖的货 币期权。期权制度的安排令1950年以后的美国企业精英们受益匪浅,他们从此合法 地成为”文明世界的掠夺者”。 辛迪·威尔,这位当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年轻人就是该法案的受惠者之一。辛 迪.威尔去年的总收入是1.51亿美元,而这位花旗银行领导者sl年前最大的心愿不 过是成为一名军校生。甚至是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CEO 的杰克·韦尔奇,他在19 50年那个夏天的社会角色也只是一位高尔夫球童,尽管他去年总共从通用电气公司 拿走了1.25亿美元。至于去年收入高达9200万美元的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利森, 当年才6岁,标准的黄口小儿。所有的理性与疯狂都从1950年的那个夏天发端,直到 苹果公司CEO斯蒂夫.乔布斯最近获得价值8.72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这是一个刷新 了所有纪录的惊人数字。如果以总收入而论,CA电脑公司的王嘉廉无疑是美国有史 以来身价最高的CEO:1999年,王嘉廉的总收入达到了5.07亿美元,至今还没有人 能打破这个纪录。 面对如此夸张的CEO身价,即便是最坚定地鼓吹自由经济的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怀 疑:在经过了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美国CEO阶层是否已变得过于贪婪了。 从80年代起,企业家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CEO们欣然加入了这场狂欢式的 现代造神运动,并渴望在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排行榜上出现自己的名字。进入80年 代,美国股市一夜间牛气冲天,期权重新成了让CEO们心跳加速的名词,美国期权文 化的滥殇由此发端。 研究企业史的学者试图把美式资本主义形容为“董事会资本主义”,并为此洋 洋自得。在“董事会资本主义”的制度卵翼下,CEO被认为是实现公司所有权和管理 权分离的最佳工具。美国CEO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真正统治者。 美国人更愿意相信,尽管包括斯蒂夫、乔布斯、杰克、韦尔奇等在内的CEO们用 两只手管理公司,却用一千只手攫取财富,但包括期权在内的制度安排过去是、将 来还将是实现公司管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CEO几乎就是美国人时刻顶礼膜 拜的现代神像。 相比之下,即使是几乎同样富庶的欧洲,一年攫取高达9位数的财富仍然是被公 众唾弃的恶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董事会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更像是为美国企业的全球 出击准备的。在这样一个以全球为场景展开的狩猎中,美国人对CEO人选的关注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CEO薪酬的重视,因为他们的船太大了,任何选择上的小小失 误都意味着灾 难性的后果。 所以,即使斯蒂夫·乔布斯虚情假意地把自己的年薪定为一美元,却从董事会 那里抢走了创纪录的 8.72亿份股权外加 3.81亿美元,即使鲁伯托.戈伊苏埃塔 在担任可口可乐CEO的16年间,攫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惊人财富,美国人也对此熟视 无睹。 摘自http://ww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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