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农到中国大陆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这些被占领的中 国领土超过日本本土许多倍,如何对这些占领地区实行统治,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 非常关心的问题。为此在政府和军部之间出现了争执,最后决定在内阁中设立“兴 亚院”这一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对日本占领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政策,监督在 华的特殊公司,统一内阁各部门的对华行政事务。 1938 年12 月16 日兴亚院作为日本内阁的一个专门机构正式成立,首相亲 任兴亚院总裁,外务、陆军、海军和大藏四大臣任副总裁,实际负责人是兴亚院总 务长官。兴亚院总部设在东京,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张家口和厦门四地设该院联 络部,需要派官员到这些联络部去。大野次官正是为此事找到了大平正芳。 大平在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就赶回了东京大藏省,见到了大野次官和秘书课长 山际正道。正好该吃午饭了,大野提议到外面去吃一顿饭。大平稀里糊涂地跟他们 两个到了芝区一家饭馆,用餐快完时大野才书归正传地告诉大平,建议他到张家口 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去工作,并且为大平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前景:“张家口这个地 方冬暖夏凉,生活方便。你到那里马上就像当地的大藏大臣,在那里工作,简直就 像在白纸上画画一样,可以任凭你的意志去搞财政经济。”大平当时虽年轻,和许 多同龄人一样容易冲动,但他性格稳健,所以也未在餐桌上贸然拒绝或答应这一突 如其来的建议。他想了一下回答道:“我已成家了,让我考虑一两天,同家属商量 一下再给您答复。”在离开饭馆回家途中,大平在一家书店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查 看了一下华北和内蒙的情况,发现天津和张家口正好以北京为中心,几乎等距离地 分布在北京的东西两侧,似乎距北京都不太远。大平想应趁年轻时到处游览一下, 而且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要好朋友,到周末还可以从张家口去同他们一起欢聚。于 是大平并未同在仙台的妻子商量,就决定不带家属去上任,次日便向山际秘书课长 表示了愿去张家口。于是在1939 年的5 月31 日,大平正芳便成了兴亚院蒙疆联 络部经济课事务官,薪俸比在仙台时又加了一等。 从仙台将家眷接到东京安顿好后,大平于6 月15 日离开东京单身前往中国赴 任。在铁道管理部门工作的商大时的同窗好友长尾赖隆在下关(马关) 迎接大平,并在饭店为老同学接风送行。他发现大平在言谈中流露出一种寂寞 的心情,似乎有“西出下关无故人”的感觉,仿佛已预感到在那人地生疏的异国他 乡将会受到的冷遇。 从下关乘船到韩国的釜山,经汉城、平壤进入中国,又经奉天、北京到达了张 家口。大平正芳到张家口以后,发现完全上了大野次官花言巧语的当。 张家口与大野说的完全不一样,给大平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座“黄土城市”,没 有一棵树,凛冽的朔风常卷起一阵阵沙土,使人感到极不舒服。饮水的硬度很高, 泡茶无味,饮用后还常腹泻。有时屋里还有蝎子出没。 更令大平不快的是兴亚院的蒙疆联络部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在张家口行 使实际统治权的是日本军方,具体是莲沼著中将率领的日本驻蒙军。 在这支军队操纵下, 1937 年先后在内蒙和山西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和 伪“晋北自治政府”,以及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这些侵略性机构又同时受 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行政节制。后来日本内阁成立的兴亚院又插手进 来成立了“蒙疆联络部”,实为一种“叠床架屋”式的管辖方法,反映出在对中国 北方统治的问题上日本内阁同军方的矛盾。因此,大平等兴亚院的官员的到来,自 然受到掌握实权的日本军人的冷遇。正如大平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在张家口,校 尉级的日军青年参谋可任意行使权力,对兴亚院来的人态度冷淡,把这些人看成是 多余的累赘,几乎要冲着大平等人的鼻子说:“你们是干吗来的?”因此,大平虽 去后几个月就担任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但仍闷闷不乐。 大平去后的9 月,内蒙古、察南、晋北各个伪“政府”合并,成立了伪“蒙古 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让内蒙古当地统治者德王当“自治政府”主席。当时整个 内蒙古人口约有七八百万,绝大部分是汉人,蒙古人仅有二三十万。因此大平认为 让蒙古人德王担任自治政府的主席,这件事本身就很不自然。当时的大平并不理解 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不过是日本侵略军为了将中国中西北部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 而扶植的傀儡。监视这个傀儡政权的是日军顾问金井章次,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 是酒井隆中将。酒井中将尽量注意避免同军方发生摩擦,时常袒护兴亚院来的官员, 这使烦闷的大平感到一丝宽慰。 由于军人的飞扬跋扈,使大平课长并不能像大野次官所鼓吹的那样,可以随心 所欲地开展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十分不愉快地混日子,因而大平对这些军 人非常厌恶。他并不想在此地施展什么抱负,只是打算四平八稳地混过去,以免招 来是非。 当然,一向稳健务实的大平终究还是有进取心的官员,在逐渐适应了这种复杂 环境之后,便逐渐开始困难地展开自己应负责的工作。当时日本对蒙疆的经济政策 中首要的是制订和实施投资计划和物资动员计划,实质上是日本为了加紧掠夺中国 北部的矿产资源,适应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制订和实施的计划。日本和蒙古合办了 大型的龙烟铁矿公司和大同煤矿公司,就是这些计划的对象。由于这两个公司生产 规模大,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机械设备和消费品等数额很大,每年皆要由大平所在的 蒙疆联络部根据日本的“物资动员计划”提出方案,与兴亚院东京总院交涉审定, 再交到企划院裁决。大平为此对这两个大企业的经营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和精密分析, 制订出详细计划报送东京总院。东京总院经济局经济二课的滨田祐生由于非常憎恶 关东军的过火行为,往往对受关东军节制的“蒙古自治政府”方面的报告严加审查, 一般很难通过。但由于大平正芳的精心准备,上报的计划都很容易获得批准。 大平在从事这些工作时,表现出了精明强干的处事能力和敢于向上司陈述己见 并力争上司采纳自己意见的顽强精神。 1939 年10 月17 日,大平的次子裕在东京出生。在这时,大平被任命为兴 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 大平作为经济课长为了进一步参与对蒙疆地区的经济管理,而开展了对这一地 区经济情况的调查。这种调查有时很仔细,大平等人乘汽车在无边无际的蒙古高原 走好几个小时,到一些边远小村落去走访蒙古包,调查牧民的家庭财产情况。通过 调查他发现日本当局完全不了解中国内蒙地区的经济状况,对这一地区进行瞎指挥, 造成对被占领地区经济政策矛盾百出。东京方面严格在内蒙地区实行低物价政策, 但由于日本军队在这一地区控制的范围不大,只控制了一些点与线,这种低物价政 策只能对日本人掌握的某些经济部门如煤炭、盐、铁路、运输、电力、电信等实行, 而对广大农村收购农产品时只能实行高物价。因此这种政策根本渗透不到当地人的 经济生活中去。 在调查过程中,大平正芳亲眼目睹了日本军人在内蒙地区作威作福,干下令人 发指的勾当,他对这些军人感到深深的厌恶,同时也为文官政府不能制止军人的这 些胡作非为甚至想利用军人的丑行为自己谋利而感到气忿。他认为那些拜倒在权力 象征的参谋肩章之下,一味服从军人,或企图利用军人权力的当权者和民间人士, 也应对此负责。当然,大平并没有想到,他到中国工作乃至以后回到兴亚院任职, 也是同许多善良的日本人一样,不自觉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侵略别国的工 具,实际上也同当时大量的日本同胞一起在自己一生的履历中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 阴影。 在如此环境中工作的大平实在不想再呆下去。1940 年夏, 大平在张家口的 任期快结束了,但接替自己的人尚未找到,许多人都不愿到张家口去工作。大平着 急了,到东京出差时找到山际正道秘书课长询问此事,山际让大平自己寻找到继任 人再回日本。大平立刻想到佐藤一郎,他比大平晚一年进大藏省,当时正在企划院 工作。于是便邀佐藤一郎到银座的饭馆吃饭。在饭桌上他给佐藤讲了中国古代张骞 和班超出使西域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自幼喜爱文学的佐藤一郎,他也非常想去亲眼 目睹一下与这些传奇般故事有关联的神秘地方,当场便欣然答应去张家口接替大平。 从这件事和以前大平力争让上级部门采纳自己的意见之类的事中,已初步显露出大 平的外交才能。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