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亚院”总部 1940 年10 月,在中国工作了16 个月的大平正芳终于接到盼望已久的回国 调令。在回国之前,他到中国东北各地参观旅游了一段时间,于10 月下旬返回了 东京。他以后在回顾这段在张家口任职的岁月时曾感慨道:“在张家口度过的一年 半左右期间,可以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来研究一个朴素的国家的缩影。” 回到东京后,大平被分配到兴亚院总院经济部二课,具体工作是监督华北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也同兴亚院一样,是日本推行侵略 中国政策的机构,不过兴亚院是政府管理机构,这两个公司是经济实体。它们的任 务是向华北和华中地区的铁路、电力、煤矿、铁矿、制盐、电信电话和水运等行业 的子公司进行投资与贷款,间接协助占领地区的行政事务。这两个公司是特殊法人, 在华的众多子公司相当于当地法人。日本政府对在华子公司无力一一操纵,便以这 两个大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或贷款合同,间接插手子公司的业务,实现 对子公司的指导和监督。大平正芳就是分管这项工作。 由于这些接受投资和贷款的子公司不仅本身就具有经济实力,而且他们还通过 各种渠道与日本军部和政府保持着联系,因此,往往不完全受上述两家大的股份有 限公司的控制。当时华北开发公司的总裁就是曾任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大藏大臣的 贺屋兴宣。他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本公司对华北地区各子公司的控制,拟定了 一个在华北地区大搞资源调查的计划。贺屋准备聘请大村清一任副总裁,主持设立 一个庞大的调查局,并提出了预算方案。 因大平正芳对这一预算草案审查极严,激怒了贺屋兴宣总裁,两人发生了正面 冲突。最后,经过铃木政务部长的从中斡旋和调解,调查局虽然成立了,但财政预 算被大幅度削减和压缩,内定副总裁大村清一也因此拒绝上任。这件事在兴亚院引 起较大反响. 当时任兴亚院经济部第一课课长的毛利英放曾善意地提醒年轻气盛的 大平:“官吏与飞机一样,起飞和降落一瞬间最为重要。你现在正处于要起飞的阶 段,最好不要跟领导太顶撞。”大平很感激这位心地善良的前辈语重心长的劝导, 并作为今后在仕途中谨慎行事的明鉴。 他事后也觉得自己当时太过于任性了。 兴亚院这种临时组成的应急机构,不同于内阁其它各省那样职权分明,大平认 为它是由各单位拼凑起来的集体。其内部设有财务、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部,部 长以下的职员是由各省厅根据各自业务派来的。虽然各省厅之间有矛盾斗争,但各 省厅派来兴亚院工作的人却结下了超越部门界限的友谊,这无疑又为大平提供了一 次广交朋友的机会。大平先与其他六名年轻的事务官组成了“七贤会”,后又加入 两人成了“九贤会”。除大平外,还有大藏省来的大槻义公、宫川新一郎、若槻克 彦,满铁来的佐佐木义武,通产省的村田恒、鹿子木升、农林省的伊东正义、铁道 省来的矶崎睿等人。这伙年轻人常一块儿喝酒,在酩酊大醉中结成了友谊,所以大 平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吃喝玩乐朋友,游山玩水交情,怎么也谈不上是君子之交。 这些人后来在政坛和所任职位上都显示出了各自出色的才能。而且他们也各有自己 的特点,大平稳健老成;佐佐木天真无邪,留下不少逸闻趣话;大概感情细腻,富 有人情味;村田有骑士风度,自己喝醉了还要照顾别人;鹿子木虽不善言语,却有 海量;宫川多愁善感,伊东一醉就高吟“男子汉感情纯真……”。 他们之间的友谊延续了许多年,有机会过经常聚一下。照矶崎睿的说法,他们 几人“像一伙江湖义士,义重如山,亲同手足,简直像九条一起嬉戏的狗,始终保 持着最平凡的友谊。”他们中有的人以后成了大平正芳的政治盟友。 除了“九贤会”的朋友外,大平还交了一些别的朋友,如以后担任驻美大使的 武内龙次、以后担任最高法院长官的冈原昌男等,他们常在中午休息时与大平对弈。 大平因负责监督投资和贷款业务,故得到了兴亚院主管金融工作的石田正的指导。 又因要管理包含各行各业的在华子公司,他又求助于在横滨商业学校讲授经营管理 的山城章,两人曾在大平岳父的热海别墅里一起草拟文件。大平为了感谢山城章的 帮助,还请他担任兴亚院帮办,去中国旅游了一趟。 1941 年12 月,日本偷袭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珍珠港,从而挑起了太平洋战 争。12 月30 日,大平的女儿芳子出生。第二年的7 月30 日,大平结束了在兴 亚院的事务,奉命调回大藏省。 -------- 泉石书库